2010年3月，笔者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宋学立老师打来的电话，意外地获得论证题名为“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课题的机会。随之，笔者抓紧时间论证，按时提交了论证报告，5月，课题通过，编号为B10007。课题被批准后，笔者立即启动课题研究工作。这年暑期，笔者带着硕士生张凯、陶军舟先后前往贵州、云南、广西三省（自治区）考察，沿途请教专家学者，甚至对当地的土司资料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之后，又在参加广西桂林“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8、9月之交）和陪同《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杨天波调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情况（11月）之余，熟悉这批土司资料，拟订写作提纲，准备撰写书稿。
恰在此时，各项事务接踵而至，本书的写作遂被耽误下来。由于“桂林会议”的召开和杨记者的大型报道，因而，吉首大学与永顺县正式决定举办首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系列与办会相关联的事务自然而然地被加在笔者身上。该项工作从当年秋季展开，一直持续到2011年8月会议如期召开为止。这次会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反响较大。会后，从11月1日开始，湖南省政府正式启动永顺老司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程序。然而，在程序推进过程中，申报文本制作方遇到了基础研究的瓶颈。为此，永顺县派王本富、刘生华等同志于2012年2月专程找到笔者，期望得到研究方面的支持和帮助。[1854]笔者深感此事责任重大，遂向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游俊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瞿州莲教授反映情况。在游俊书记的关心下，吉首大学组织全校的相关专家，与永顺县有关部门就土司遗产申遗基础研究问题进行长达几个月的磋商，最终形成了校地间的正式合作。10月，永顺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基础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笔者主要负责两部书的写作与修订工作。又经过为期一年的艰苦努力，至2013年10月中旬，笔者才先后完成近40万字的《土司城的建筑典范：永顺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一书的写作以及40余万字的《土司家族的世代传承——永顺彭氏土司谱系研究》一书的修订工作，并将之提交给出版社。[1855]
上述两书完成后，笔者再一次启动本书的写作。现在回想起来，2013年10月9日至2014年8月30日，这是本书的实际写作期。在十个多月的写作期间，“西南项目”办公室已多次打来电话催促本书的写作进展，笔者停下了手头其他所有的课题，利用能利用得上的所有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尽管如此，笔者仍感到时间不够，为此，被迫三次调整本书的章节布局、资料结构与具体的写作内容。
本来，在启动之初第一次调整本书的章节布局时（10月9日），笔者补入了“清朝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民国时期借助土司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共和国初期对西南边疆土司区的民主改革”等章节。写作三个月后（次年1月6日），笔者对章节布局进行第二次调整，主要是删节一些繁复的内容设计。接着在写作四个多月之后（5月24日），考虑到交稿日期日益临近，笔者对章节布局进行第三次调整，逐步割弃了有关清朝时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的写作设计。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论证报告和原初的章节布局仅涉及清朝时期，并限定全书的字数为20万字。而实际的结果是，此时全书的字数已远远超过了此数。加之，清朝时期有拙著《清代土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一书可资参考，再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全新的内容补充进来。还有，最初根据论证报告拟定的写作提纲，没有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内容设计。正因为此，继原定写作架构融入具体场景与情景之后，就对写作提纲做了上述处理。
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资料收集与输入工作全部由2013级硕士研究生李西玲、方涛同学和2011级本科生李红梅和费苗苗同学担任。其中，李西玲和方涛同学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李红梅和费苗苗同学承担了资料的补充工作。由于时间和精力问题，因而，笔者在写作时，仅对他们查找的文字资料内容进行了复查和补查。至于文本版本、页码的检索由于同样的原因，仅略作规范性处理。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李西玲和方涛两位同学不仅承担了资料收集与输入的大部分工作，而且根据笔者的要求撰写了本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在为期两个月的写作中（4月7日至6月8日），李西玲同学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之“三、唐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推行”的第3、第4、第5、第6部分，方涛同学撰写了第三节“五代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的全部。对两位同学的写作，笔者是先要求他们按照既定的写作提纲收集和输入资料，然后写出初稿，之后再按照笔者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由于笔者仅向他们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细微之处没有时间和精力过多地加以干预，因而，其中存在的问题自然不少。不过，这些问题的存在完全是因为笔者指导力度不够所致，承受读者批评的不是他们，而是本人，他们确实已经达到他们认识问题和阐释问题的极限了。
因为本书的统合稿是在8月30日形成的，之前没有修改时间，之后又要费时间做“三清”处理，所以，本书像上述《土司城的建筑典范：永顺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一书一样，仍属于一稿写成的书稿，仅反映笔者在该时段的心路历程。正因为此，书中存在问题自然不少。在此，笔者真诚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本书写作期间，马大正、游俊、李世愉、蒲元华、李汉林、杨庭硕、罗康隆等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西南项目”办公室、吉首大学、云南省政协文史委、《云南文史》杂志社、西南三省各出版社等多家单位，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尤其是书稿评审专家李世愉先生，无论是在学术观点阐发还是在文字书写纠错方面，均逐一进行了指正。对此，笔者深表谢意！
成臻铭
于吉首市乾州镇田家园社区香桂园寓所
201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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