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爷们却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这往往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次，他参加业务培训，组织者以为他是个女人，就把他分到了女教师宿舍。
杨老师最明显的特征，是嘴里镶着一颗大金牙。
说起来也是心酸。他读师塾时，冬天寒冷，几个学生玩斗鸡游戏取暖。他自恃身体强壮，斗得勇斗得准，经常获胜。有一天，他与一个同学较量，殊不知那个同学比他更善斗，只将他膝盖磕了一下，膝盖便发酸，被斗得单腿后跳了好几步。当他稳住阵脚，准备拿膝头狠狠攻击对方时，对方闪开了，他扑了个空，那条“金鸡独立”的腿支撑不住全身重量，一头扑在地上。很不幸，他的嘴恰巧磕到了石头上，一颗上门牙活生生就这样磕断了，自此，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豁牙巴。
山里人不在乎牙口，哪怕掉几颗大牙，只要别人看不见，都不会管。杨老师被磕断的是上门牙，一张口就是一个黑洞，太显眼，说话跑风漏气，将来找女朋友都会大受影响，父母只得把他领到县上去看牙医。
全县只有一个姓梁的老头能安装假牙，诨名“梁牙齿”。梁牙齿只会做金牙和铜锌合金的假牙。金子有良好的延展性能，耐酸耐碱耐高温，在口腔中永不变色，然而用真金做假牙不但考验牙医的手艺，还考验患者家庭的经济实力。一般家庭只能镶用铜锌合金片敲打成类似牙齿形状的假牙，镶嵌在缺牙间隙。那种铜锌合金被人戏称为“铁皮皮”，花不了几个钱，戴在嘴里不美观，也不舒服。不少人以为那种铜锌合金是真正的金子，就把铜锌合金牙称作“大金牙”。
这样一颗假牙，却给杨老师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灾难。
一颗惹祸的假牙
杨老师出身下中农，本属团结对象，但他运气不好。1948年，旧政权风雨飘摇，元潭乡六保保长没人愿意当，乡政府见杨桃识文断字，就让他当了保长。两年后，南江县解放，新政府调查他的情况，发现他在任保长期间，一没拉丁，二没派款，还做了一些好事，就没为难他。通过民主选举，他还当上了六村村长，成了新生政权的基层干部。
1952年，农村发展教育，教师缺乏，就让他在仁和小学当了教师。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人，当教书匠实在吃力，政府便把他送到大竹师范速成教师进修班培训了一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他当过“伪保长”的事就被造反派翻了出来。
“你这个伪保长，埋藏得很深啊，竟混进了革命教师队伍，不斗争你斗争谁！”
“我不是国民党的保长！我是共产党的保长！”杨老师不服，在斗争会上为自己抗辩。情急之中把给共产党当过村长说成了给共产党当过保长。
“胡说八道！共产党哪来的保长？你老实坦白交代，当没当过国民党的保长？”造反派声色俱厉地追问。
“当……当过。我也给共产党当过村长！”
“桥归桥，路归路，你是伪保长就是伪保长！再抵赖都没有用！解放后绝大多数伪保长都被清理，有的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儿，有些恶霸伪保长还被关被杀，你杨桃这个伪保长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还当上了人民教师，这还得了！查！”
查查查！竟把杨老师查成了一颗埋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定时炸弹，给他戴上了“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高帽。
杨老师的罪证有两条，一是收听敌台，二是大金牙中藏有收发报机。
杨老师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除了用来收听新闻广播外，还用它对表，因为他的手表走时不准，有时一天快慢相差一个小时。他不时对着“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的报时声拨动指针。那台收音机收音效果很差，受到干扰会产生很大的电潮声，经常嘎嘎嘎乱叫，造反派竟诬陷那是在接受特务组织的指示。
那颗假牙也成了他的罪证——与反革命组织联络的发报机就装在里面。造反派没收了收音机，将他押到县里，由专政机关将假牙与收音机一并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收音机正常，没发现任何异样。在假牙里装收发报机更是无稽之谈：小小假牙里怎么能装进一台收发报机？且口腔里有唾液，收发报机能长期经受住唾液的侵蚀？
杨老师不能继续当老师了，他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
后来因为老师奇缺，他才被重新召回到仁和小学代课。其他代课老师每月有二十四元钱工资，他只有五元钱的生活费。但不管发多少钱，他都不计较，只要能教书，他就心满意足了。
杨老师教我们时，只要他一张口，特别是遇到有阳光的时候，假牙就金光闪闪，很“扯眼球”。所以，只要杨老师一讲话，只要金牙一闪光，同学们就哧哧地笑。杨老师明白其中的缘故，可身为老师，也不便发火。当同学们的笑声大了，他才说上一句：“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注意听课。”
有同学还偷偷在背后给杨老师取了一个绰号：“金牙巴”。
乡上斗争地富反坏右时，常常把杨老师弄到台上去陪斗。因为经常陪斗，杨老师的胆子小了，见了人低眉顺眼。
有一次挨斗留给同学们的印象特别深。
仁和小学高年级一些同学组织了红小兵造反队，人人都握有一支红缨枪。枪头是一节削得尖尖的菱形竹片，有的拴着几根红线，有的连红线都没拴。红缨枪就成了红小兵做战斗游戏的理想武器。
有一天，杨老师看到几个学生操着红缨枪在校园里你追我赶，“杀声”一片，就好心劝道：“同学们，你们不要耍红缨枪。枪头太尖了，刺着了肉，就可能出血受伤；刺着了眼睛，可能把眼睛刺瞎，快把红缨枪收起来，不准再耍了！”
“你又不是我们班主任，你管得着吗？我们偏要耍！”说这话的学生还当着杨老师的面，把一条红缨枪耍得呼呼生风。
“我虽然不是你们的班主任，但我是老师，我必须得管。你们戳过去戳过来，失手戳在别人身上，就可能戳出大祸。听话，快把红缨枪收起来！”
“我们是红小兵，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红缨枪是我们的武器，偏不收起来！”说着又举起红缨枪厮杀起来。
“站住！”杨老师见状一声大喝。
“你杨桃子叫谁站住？一个‘伪保长’敢叫我们红小兵站住？这不是破坏伟大的红小兵运动吗？信不信我们斗争你！站住！”
“杨桃子”是造反派给杨老师取的绰号，只要开斗争会，台上的吼一声：“把伪保长杨桃子押上来！”杨老师就被反剪双手，呼呼啦啦推上台去。
红小兵一拥而上，抓胳膊，扯头发，押着杨老师去游街。有些娃娃见平时游街者头上要戴高帽，脖子上要挂牌子，就找来两张旧报纸，现场叠了一顶高帽，给杨老师戴上。有学生捡来一块旧纸壳，做了个牌子，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伪保长杨桃子”，再用红粉笔在“杨桃子”上面画一个叉，挂到杨老师脖子上。
杨老师当时如果反抗，几个小学生肯定拿不下他。可他并没有反抗，他一是怕老师与学生抓扯扭打在一起，有失老师风范，二是自己正被造反派揪斗，如果硬顶，很可能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像一只大绵羊一样，老老实实让学生把手反剪到背后，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推向校门。他嘴里不停地大声说：“同学们，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会明白的。”
红小兵斗争杨老师的事很快从仁和街上传开，两个住在街上的家长听说儿子在领头斗杨老师，提着棍子飞也似的赶过来。见儿子正押着杨老师朝街上走，老远就瞪起眼睛，抡起了棍子。
“快跑！快跑！老汉来了！”红小兵见家长一来，发出一声呼吼，作鸟兽散。
“反天了！你个狗日的还敢斗老师，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有个红小兵跑得慢，被家长一把拿住，棍子“啪啪啪啪”落到屁股上。
家长下手很重，一棍子下去，一道青紫，再一棍子，一道血印。
“哎哟！哎哟！”小家伙杀猪样嚎叫起来。
“你个砍老壳的快给老子跪下！向杨老师叩头请罪！”家长边打边骂。打过后，又像拎小鸡一样，把儿子拎到杨老师跟前，朝屁股上甩起狠狠一脚，将其踢跪在杨老师跟前，接着取下杨老师头上的高帽，摘掉挂在杨老师脖子上的牌子，连声说：“杨老师对不住啊！是我没把这个狗杂种管教好，让您受委曲了，我先给您赔不是。”
孩子跪在地上，开始还犟着个脑袋，一副打死也不准备向杨老师赔罪的样子。家长见孩子还犟着脑袋，棍子又“啪啪啪”落到孩子屁股上。
“哎哟！哎哟！我错了！我错了！请杨老师原谅！哎哟！”孩子再犟也犟不过父亲手中的棍子，立即向杨老师叩头如捣蒜，大声认起错来。
“别打了！别打了！你棍子那样重，打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孩子不懂事，算了吧。”杨老师抓住家长手里的棍子，反过来替斗他的孩子求情。
杨老师劝走学生家长，把那顶高帽和牌子放在宿舍角落，下午又按时到教室给我们上课了。
红缨枪入库，学校恢复了平静。
看飞机
他虽然上过教师速成进修学校，教书也很认真，但教学水平很有限。有句俗话叫“四川人生得尖，认字认半边”，杨老师有时也不懂装懂，认“半边字”，把字读错，而且错得离谱。比如“耶稣”两个字，他就读成“耳禾”，说“耳禾是西方人心中的上帝，耳禾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不能信耳禾那一套”。
如此一来，“耳禾”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当听到别人将“耶稣”念成“yesu”时，我还觉得别人念错了。上了大学，有一次学校进行演讲比赛，我写了一篇演讲稿，里面用到了“耶稣”两个字，我拿着演讲稿征求郭英、孙颖两位同学的意见，当我自然地将其念成“耳禾”时，两人同时叫停。
“打住！打住！什么耳禾？”
“这两个字念yesu，《圣经》就是写耶稣如何成神，怎么创造万物以及他的一些弟子的故事。基督教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而耶稣正是三位一体中的圣子降世，也就是神。在基督徒眼里，耶稣是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西方最知名的人物。西方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英国女王、罗马教皇，但一定知道耶稣。北平，你以后可别再耳禾耳禾出洋相了！”
由此，耶稣才在我心中得以正名。
杨老师还有一件事也留下了笑柄。
那时上级要求小学生要学习汉语拼音，用普通话教学。仁和小学过去没有开设过汉语拼音课，推广汉语拼音算是一件新鲜事。杨老师到区上进行了短暂的汉语拼音培训，回来就开始教我们，并坚持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
汉语拼音本身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进行系统的学习怎么能掌握得了？杨老师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只经过短暂培训怎么教得好学生？他又从小住在大山沟里，一直生活在讲四川方言的语言环境中，让他立马改四川方言为普通话教学，岂不是赶鸭子上架？记得最清楚的是，杨老师教我们学“喝”字，汉语拼音是he，平声，而他却教成霍（huo），去声，硬把he憋成huo。教“脚”字也一样，普通话读jiao，他偏要往四川话上憋，读成“jo”，在汉语拼音中都查不出这个拼音来。同学们记不住那个汉语拼音，可记得“鸡咬脚”，一读就读成“鸡咬脚”，倒也好记好背。他读汉语拼音憋得难受，我们也跟着憋得难受。但再难受杨老师还得憋着劲教，我们也就憋着劲学。
杨老师除了教语文特别用心外，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人性化，对我们这些带着弟弟妹妹上学的，表现出一种宽厚的慈父之心。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有被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也没听说有什么节育措施，山里人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敞开肚皮努力生，他们的观念就是“一个猪儿是养，一槽子猪儿也是养”。养孩子的成本也不高，如果妈有一包奶水，那是孩子天生有福；如果妈缺奶水，一碗米糊糊也能喂大。一般家庭都不是生一个，而是生一群。儿多父母苦，爹娘既要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抓紧时间种自留地，还要忙一日三餐，根本照顾不过来，带弟弟妹妹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哥哥姐姐身上，哥哥姐姐上学得把弟弟妹妹背到学校。我们那个班的同学中，至少有一半到学校时背上都背着孩子。有的还要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大姐上学时背我，二姐上学时背二弟，我上二年级时就开始背着三弟黄清平上学。我十岁，三弟两岁。
这样一来，教室里分外热闹，一幕幕活报剧、轻喜剧就不停地上演了。
“饿。饿。哇！哇！哇！”有的弟弟妹妹饿了，就在教室里扯开嗓子使劲干嚎。
“快抱到教室外去哄。哄得不哭了再抱进来。别影响其他同学听课。”正在上课的杨老师见孩子哭闹不停，皱着眉头吩咐。
吼“饿”的孩子被抱到教室外，哭得更响亮。
“老师。我妹妹要屙尿。”那边同学刚把吼饿的弟弟妹妹抱出教室，这边又喊开了。
“快抱到外面去。快点！快点！尿别把地弄湿了。”杨老师指着教室门说。
“老师。糟了！糟了！我弟弟屙了㞎㞎！”那个说妹妹要屙尿的同学才抱着妹妹冲出教室，另一个同学又在另一头呼喊起来。
大人屙㞎㞎要提前作准备，找手纸，找厕所，一两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作准备，想什么时候屙就什么时候屙，想在哪里屙就在哪里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已经在教室里摆下了“地雷阵”。
屙㞎㞎比撒尿麻烦，把㞎㞎屙到裤裆里麻烦，把㞎㞎屙到教室里更麻烦。一泡㞎㞎就能熏臭一间教室。
“你怎么不搞快点？㞎㞎屙到教室里多臭。别动了，别动了，等我来。”听说孩子屙了㞎㞎，正在黑板上写字的杨老师马上丢掉粉笔，先从讲台下的抽屉里扯出一张草纸，又到教室后面的墙角边拿上铁铲。他先帮着把屁股擦了，再将地上的一堆㞎㞎铲上，丢到校门外的垃圾堆上。为了随时清除，教室门后面一直放着一把铁铲子。好在那时教室地面是黄土，拿铲子稍稍用点力，连㞎㞎带土就铲干净了。为了方便给小家伙擦屁股，杨老师总是在讲台抽屉里放一叠草纸。
如果一堂课遇上几个撒尿、几个屙㞎㞎的，学生进进出出，老师跑上跑下，课也就没法上了。有的学生见弟弟或妹妹没打招呼撒了尿屙了㞎㞎，就用“高压政策”进行控制，挥起巴掌对着小屁股蛋“啪啪”就是两下子，可“高压政策”压不住屙屎撒尿，越打嚎哭的声音越响亮，弄得教室里哭的哭，喊的喊，热闹非凡。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天上突然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过去，仁和场上空经常会有飞机飞过，可都飞得很高很高，只能看到天空中的一个白点，有时连白点都看不清，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白线。这次不同，飞机飞得很低，肚皮似乎都擦着屋顶了，震得窗户纸嗡嗡响。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巨大的飞机轰鸣声，没有人发话，全班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起身冲向屋外，哗哗哗响成一片，凳子倒了好几条。尽管有两扇门，可大家都从前门往外挤。当我们跑到教室外面时，飞机已经飞过仁和寨。很可惜，我们只看到了飞机一条大尾巴。
“估计明天这架飞机还可能往回飞，明天我们早点出来看，我们提前作好准备。为了大家明天都能看到大飞机，大家必须遵守秩序。从这排开始，后面几排的同学走后门，前面几排的同学走前门。只要大家不拥挤，我保证大家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大飞机。现在我们演练两次。”见我们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教室，杨老师这样说道。
听杨老师这样说，大家都露出了笑脸。按照杨老师的安排，认认真真地演练起来。有组织地从教室跑到操场，第一次用了将近半分钟，第二次就更快了。
杨老师把我们的胃口调得很高很高，我们都盼着第二天看大飞机，晚上做的梦都和它有关。
第二天，那架飞机真的从原路飞了回来！一听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鸣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班同学井然有序地跑出教室，站到操场上。那架飞机正从仁和寨方向飞来，飞得很低，好像是贴着山顶在飞。飞机的脑壳、翅膀、肚皮，我们看得真真切切。飞机看起来好大好大，足足有我们那间教室大，那样大的飞机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当它飞过仁和场上空，消失在石峰台山那边时，我们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仰望着湛蓝的天空……直到再也听不到一点儿飞机的动静，才不情愿地回到教室。
“同学们，今天我们看的飞机，大家都觉得很大，其实飞机的实际体积比你们看到的还要大得多，我们这个操场都装不下。机舱里宽敞得很啦，有沙发，有厕所，有厨房，困了可以躺着睡觉，饿了可以吃饭，想方便了可以上厕所，相当相当舒服。但坐飞机是有条件的，一般人不能坐，得是专家、科学家或县级以上大干部。希望同学们好好读书，将来当专家当科学家当大干部，就能坐上飞机了。”回到教室，杨老师发表了即兴演说。
不知杨老师是从哪里获取的关于飞机的知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坐过飞机——就凭当年坐飞机需要达到的那些苛刻的政治条件，一个戴“伪保长”帽子的代课老师连坐飞机的资格也不具备。而且还可以肯定，从我们头顶飞过的那架飞机，并不是什么喷气式大客机，很可能是地质部门勘测用的小飞机。
杨老师介绍那些飞机知识时，多少带有炫耀的成分，我们一个个全都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或许可以说，他带我们看大飞机，他的那番即兴演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美好的结局
杨老师喜欢记东西，身上经常揣着个本子，随时随地摸出来翻翻写写。那不是日记本，是用来记录班上学生和学生家庭情况的记事簿。比如，跟哪个同学谈话，谈的什么内容，家访的结果，课堂提问提的问题，考试哪个学生考多少分，哪怕是学生写错了一个字，他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人说他是被政治运动整怕了，什么都记录在案，便于再次挨整时“有据可查”。也有人说那是杨老师做事认真，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有根有据。我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是杨老师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正因为有那么个记事本，杨老师给我们谈话时，从来都是有的放矢，有什么缺点错误，说得有鼻子有眼，年终为学生做的鉴定结论，也完全用事实说话。当然，杨老师那样不厌其烦地常年累月记流水账，也不能排除有自保的目的。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一个头上戴紧箍咒的人动辄得咎，为了不让自己被诬陷，做到说话有依据，办事有规矩，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一个老师，只要能把全部心思用到学生身上，哪怕基本功差一点，勤也能补拙，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杨老师就是一个把全部心思都用到学生身上的好老师。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杨老师被借调到公社扫盲教育办公室。我上大学后，他就退休回元潭乡老家去了。元潭离仁和八十里地，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后来，我从四川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到达州当了牙医，想到杨老师，自然想到了他那颗大金牙，我萌生出一个心愿，一定要抽空把杨老师接到达州，用现代的牙科技术和最先进的义齿材料，将他那颗大金牙换成美观逼真的义齿，借此表达我对老师的感恩之心。换一颗义齿，使恩师的口腔更健康，应该说是举手之劳。可是，我只有想法，没有行动。时间到了2001年，一位家住元潭的中学同学到达州办事，我托他带信给杨老师，请杨老师趁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到达州来耍几天，顺便把他那颗“铁皮皮”换成烤瓷牙。
“杨老师不久前已过世了，我看到过街上贴的讣告。”同学说。
得知杨老师已经仙逝，我后悔不迭，限入了深深的自责。
后来，事情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那是2017年5月，另一位同学到达州来看我，摆谈中说起杨老师，我说起心中对杨老师的愧疚。
“你听谁说的杨老师过世了？那肯定搞错了。我前两天还看到他的，他住在巴中市他大儿子家里。”
“杨老师真的还活着？”
“杨老师不但活着，身体还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他现在住在八楼，没有电梯，天天都要从八楼下到小区散步，步行的速度连小伙子都跟不上。这是他大儿子的手机号码，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他。”同学立即从手机里调出了杨老师大儿子的电话号码。
得到这个信息，我振奋异常，与杨老师已经快四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迫不急待与杨老师的大儿子杨松柏联系，得知杨老师现在正住在他家里，立即启程赶赴巴中。
杨老师1924年生，到2017年5月，虚岁已经九十四了，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说话逻辑严密。我见到他那天，他正在与几个老朋友围在桌子上打牌呢。他一眼就认出了我，高声说：“黄北平来啦，快坐。”
几十年后喜相逢，自是亲热。我问起为什么会从元潭传出他过世的谣传？这十多年了为什么又没有他一点消息？他哈哈一笑，说：“黄北平啦，真是无巧不成书。误会。误会。”
原来，元潭乡也有一个人叫杨桃，岁数与杨老师差不多。杨老师1984年退休回到元潭家中养老，元潭就出现了“双杨桃”。2001年，彼杨桃去世，不少人错当成了此杨桃，误传出是教我们的杨老师去世了。那一年，杨老师患难与共的老伴离他而去，在三亚工作的小女儿为了让杨老师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就把他接到了海南岛。杨老师在三亚一住就是十六年，直到2017年才回到巴中市，住在他大儿子家。所以，这十几年中，除了杨老师的儿女了解他的行踪外，外人都以为杨老师真的去世了呢。
杨老师历经了人生太多的风风雨雨。“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同紧箍咒牢牢地把他箍住。五元钱一月的生活费一领就是好多年。上有老母需要照顾，下有五个儿女需要抚育，日子真难过呀。七岁多的大女儿得了病没钱治疗，死在他怀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二女儿早早辍学，学习缝纫。
有意思的是，杨老师自当上村长，就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从春写到夏，从秋写到冬，年复一年。文革结束后，戴在他头上的“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又补发了工资。最让他引以为荣的是，他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在年满八十岁那年得到了批准。当地党报还把他当作追求政治进步的典型，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如今，五个子女中有四个是党员，“我家一门五个党员呢。”杨老师望着眼前的几个儿女，不无骄傲地向我介绍道。
我最牵挂的是杨老师那颗大金牙。这次急着要见面，就是准备把他接到达州，给他把牙换成高质量的逼真义齿。但仔细观察，发现他嘴里镶有一颗美观逼真的烤瓷牙。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大儿子嫌大金牙不好，参加工作第一年，省吃俭用存了点钱，专门陪他到县医院换下了那颗显眼的大金牙。
仁者寿。杨老师离百岁只差六年，我暗暗祝福杨老师活过百岁，成为我所有老师中的长寿冠军。凭他老人家现在这个状态，我的祝福应该不会落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