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

    芬邦食品有限公司坐落在深圳南山区滨海大道附近。这是一家中型食品生产企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及东南亚一带，市场口碑较好。近来，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产品销售一度出现低潮，公司决策部门为此已经重组了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当然，在深圳地皮价格尺土寸金、日渐飙升的今天，尤其滨海大道一带眼下不断被开发为花园小区、豪华住宅，让久蛰混凝土与玻璃幕墙之间的深圳人猛然发现深圳居然还有海的时候，芬邦食品有限公司却能默不作声地牢固占据其中一隅，凭此一点，似乎就不容外界小觑了。

    海，多么蓝的海！时令已至秋天，在公司窗外那素有“庭院窗帘”之称的珍贵的铁力木树叶掩映下，黄金之季的深圳的海，正显示出它那具有斑斓性的、带有椰风和棕榈味道的神奇魅力。

    传真机在室内轻柔地工作着，小路正通过那里接收一份份咨函。我把公司一个季度以来的市场调查仔细看了一遍，装订好，刚要起身报给企划部，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喂，你好！”

    “你好，”电话里传来一位男士的声音，“请问你这里……是……有话尽管说吗？”

    “说吧，”我回答道，看了小路一眼，“没妨碍。”

    电话那端的男士迟疑了一会儿：“不对呀，不是说小姐主持吗？”

    我恍然大悟。近来不知哪家声讯台开设了情感抚慰热线，栏目可能叫《有话尽管说》，电话号码不知怎么与我们市场部的相似，惹得我已经接过好几个类似的电话了。“对不起，”我冲话筒道，“有话先别说，你打错了。”

    小路回头看我，我俩哈哈笑了一气。小路说：“我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时，以为是骚扰电话呢，告诉对方有话还是找你妈说去。”

    我没来得及笑，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我示意小路别出声，慢慢把电话拿起来，细着嗓子问：“喂？”

    这回对方是芬邦食品有限公司的一个客户单位——100多公里外的惠州市一家电梯厂。他们去年中秋节曾从我们公司买了近30万元的月饼，给厂内数千名员工作为福利待遇，眼下，他们仍希望洽谈一下今年中秋节月饼供货。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中秋节快到了。只是，芬邦食品有限公司新近上马台湾沙琪玛生产线和饮料生产线，不再生产月饼。我皱着眉头，用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

    小路在一边听得真切，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电话，改用轻松而热情的口吻说：“对不起，我们公司的月饼目前销售很紧俏，不过，看在老客户的面子上，我准备调节一下渠道，近期就把样品和订货单给你们送去。”

    对方感激不迭，连说谢谢。撂下电话，小路捅了一下我的胳膊，说：“这家电梯厂是芬邦公司去年好不容易笼络过来的大买主，一定是他们的员工反映咱们的月饼不错，今年还来找我们。绝不能给对方留下一个‘芬邦无月饼’的印象，否则，以后再有了好月饼，肯定笼络不住他们了。”

    “那下面该怎么办？”小路说得有理，可这并不能挡住我的焦虑。

    小路异常果决地吩咐我：“我们马上到市内各大食品厂调查、比较，为电梯厂组织最称心的货源。”

    “你是说，我们今年得当一回月饼代销商？”

    “对。”小路说，“既不让他们失望，又保持了芬邦公司的形象，还能从中赢利，何乐而不为？”

    我不由暗暗从心里佩服起小路来。小路说：“你先搜集一下有关食品厂的详细地址，我去楼上跟老总汇报一下就来。”

    “好的。”我随手把那一摞市场调查递给她，“你顺便把这个送到企划部吧。”

    小路高跟鞋笃笃地上楼了。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宽阔笔直的滨海大道上，各种车辆正从东西两个方向相对穿梭行驶。据《深圳晚报》报道，因路边海景的迷人，这条大道上已连续发生多起因司机溜号而造成的交通事故了。海的力量真是不小哪！

    2.失望的终点即是希望的起点

    一连三天，我和小路在市内马不停蹄地奔波，已经跑了近10家月饼生产厂了。今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月饼市场竞争得出奇的激烈，而且价格一路飙升，二三十元一盒的早已销声匿迹，六七百元一盒的不足为奇，最高的达到两千八百八十八元一盒。虽然南方有爱吃月饼的传统，比北方人更看重中秋节，但这个天价之下造出来的月饼，真不知道还是不是月饼了。

    既要保证月饼质量上乘，又要保证月饼价格适宜，使我们既能对得起惠州市那家电梯厂的信任，又能让芬邦公司从中得到赚头，这就是小路和我此次业务活动的准则。可是，时间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符合上述标准的月饼生产厂还没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真是急人哪！

    小路已经累得筋软筋软的，在大街上行走，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随时要跪下去似的。放眼四望，街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像是有重要的事情去办，每个人都怀着黎明般睡梦的理想在行走、行走、行走。没有人骑自行车，要么就是打车、打车、打车。在大街上你看不到有哪怕是一小簇的自行车群，更别说自行车的滚滚洪流了。自行车在这里作为一种人格反映，代表的绝对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中庸和保守主义。

    云天路281号。我和小路在这条虽不宽阔却够漫长的路上已来回穿越和逡巡了三次。我们要找的是云天路281号，可哪里有它的影子？这可能是我们要跑的最后一家食品厂了，在芬邦公司无奇不有的行业档案里，赫然地保存着这家食品厂生产月饼的外包装盒及有关简介，上面的地址明确署着“云天路281号”字样。走遍整条云天路，从南到北，恰恰到280号就戛然而止了——那是一家麦当劳分店，再往北，281号不翼而飞，眼前横现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宽阔大道，大道北边是一大片待开发的旷地。我和小路面面相觑，难道我们按图索骥的月饼盒是遮挡假冒伪劣产品的外皮，上面署的仅是一个假地址而已？还是深圳市变化日新月异，早已将这家食品厂横空荡平，辟作大道？我和小路站在云天路上望着眼前横亘而去的大道，沮丧失落至极，愁绪万端，真有“望断天涯路”之感！

    小路汗津津无力地倚在一处花岗岩的墙体下，那是一家著名商场的裙墙。坚硬、粗糙、冰冷的花岗岩背景衬着她，立刻产生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无助和柔弱。我用轻松的口气说：“走，进去吧，喝一杯饮料，顺便享受一下空调，否则真是受不了了。”

    我们进去后，站在门厅处喝了两杯新榨的芒果汁。大厅的正前方，悬挂着这家商场的一条醒目的行业标语：“第一条，顾客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有异议，请参照第一条。”小路饶有兴趣地看着，打量着，突然，她的目光凝定在一个方向，“走！”她拉着我，“看看去！”

    我俩来到大厅东南角的食品区，原来这里正在搞月饼展销。几十米长的一排专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了市内各厂家生产的近百种月饼。而且，吸引人们络绎不绝的是，居然允许顾客按不同类别免费尝一小块。今年月饼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和小路兴奋至极，在熙攘的人群中急迫地鉴别着，品尝着。最后，我俩心照不宣地选中了一家月饼厂生产的月饼，它的名字是新华，以前从没有引起过我们的留意。它的月饼成型整齐，图案精致，色泽柔鲜，用料上乘考究，香味纯郁。更可喜的是，它的价格定在每盒80元左右，属于中档价位——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我俩和展销处的新华月饼厂业务人员做了简单的意图说明后，按照对方给的厂址，乘坐“TAXI”直奔新华月饼厂。接下来的事情与我们意料中一样，非常顺利。新华月饼每箱20盒，惠州的那家电梯厂需要4100盒，计205箱月饼。每盒按80元成交，新华月饼厂厂长给我们的让利回扣额是20％——也就是说，我们能从中稳赚六万块！

    回到驻地，我和小路沉浸在白天的喜悦中，坐在客厅里聊着，谁也不愿回到各自的卧室里——虽然我俩都是那么疲乏。小路说：“美了吧？”我看着她，说：“美了吧？”小路站起来，两臂抬起，拢了一下秀发，说：“咱俩都搁这美吧。”

    在地上踱了几步，小路打了一个呵欠，说：“早点休息吧，明晨得早点起来，去惠州送样品和订单。”

    “好。”我说，洗漱完毕，转身进了卧室。脱衣躺下20分钟的样子，恍恍惚惚刚要入睡，小路那边卧室里“啪”地响起揿灯声，接着，她打开门，冲我这边喊：“喂，有情况！”

    “有情况？”我一骨碌爬起来套上长裤，直奔她的卧室。她住的二楼窗外有一根口径约30公分粗的长铁管，从地面直贯楼顶，我总觉得那是一个不安全的隐患。

    小路坐在床上，也是刚起来的样子，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月饼样品。我问：“怎么啦？”

    “有一个问题呵。”小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解释，“惠州那家电梯厂要的是芬邦月饼，可这月饼的包装上是‘新华月饼’，这如何向人家解释？还有，订货单上怎样印抬头？订货单等于是合同书，盖章签字，是产生法律效力的。”

    “这……”我想了一会儿，内心从刚才的紧张状态中稍微缓解了一下，“其实倒也好办。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适当展开一点公关手段，给对方送礼请吃饭打通关节，让对方拍板的人点头认买不就行了嘛！”

    小路摇了摇头：“不行。一来给人一种虚假恶俗的印象，让人不值得信任；二来呢，对方员工如果反映月饼不好，是我们芬邦的责任，如果反映好了呢，倒是为他们新华做了宣传。”

    “有道理。”我说。坐在那里想了许久，我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创意：“不如佯称新华就是我们，具体解释为我们芬邦同新华正在进行合并运作，月饼是我们生产的，只不过用了新华现成的包装，避免包装物的浪费而已。这样，只做口头解释，不会造成事实上的侵权。”

    “妙哇。”小路坐在床上，激动地抚掌道。她穿着一件真丝的马蹄袖口睡衫，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那下一个问题呢？怎样印抬头？总不能让订货单上一面出现芬邦的印章，一面出现新华的称谓啊？”

    “这——就印上‘芬邦·新华食品厂月饼订购合同’的字样。”我说。

    “那哪行？”小路反应真是快，“这样的订货单岂不成了侵权的证据，新华状告我们，我们必输无疑。”

    我静静回悟了一会，不由得冷汗丛生。这样的文字组合方式意味着芬邦与新华是真的合并运作了，完全将事实指鹿为马，而且铁证如山，无路可逃，百口莫辩。

    “不如这样，”小路字斟句酌地说，“在抬头印上‘芬邦食品公司新华月饼订购合同’，你看，这样既不构成对新华厂的侵权，又暗示惠州方面生产厂家是我们，新华只是一个品种。”

    “对呀，这样最好！”我赞同道。

    小路如释重负。“睡去吧。”过了一会儿，她说，看了我一眼。

    我看着她。

    小路不敢再看我的眼睛，她抱起枕头，换了一个方向，倒头睡去。

    我静静看着她，静静地环视她的卧室。桌子上，小路的那帧全家福正悄悄地立在那儿，她父亲的目光微微震触着我。那里面，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慈祥，在阻拒我的同时，也信任我。

    我悄悄地退了出来。

    3.沉默是金

    从惠州那家电梯厂送完订单和样品回来的第一天，没想到迎来的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新华月饼厂决定把今年的月饼价格整体上提！

    我和小路被搞得措手不及。大凡遇到这种事情，我的心里总是恼火不已，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无疑是给人背后下黑手。我对小路说：“不行就换一个厂家嘛！大街上的月饼还不有的是！”

    “不行。”小路说，虽然办公室打着空调，她的鼻翼还是微微沁出了汗。她手里拿着对方送来的提价通知，微蹙着眉，“那样的话，难上加难，全盘皆乱。”

    我不言语了。

    “其实，”小路说，“人家新华月饼厂也是有道理的，不见得就是成心刁难我们。他们给我们的月饼销售价格，包括市面上的，都是参照去年定下的，而今年的月饼价格整体飙升。他们价格定低了反倒不利于销售，因为人们在消费和购买上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再说，今年的月饼原料价格也确实上涨了，他们这样做无可非议。”

    这个小路！事已至此，还要替别人着想，亏她做得出！我说：“那就任它随便做好了。”

    “那倒也不是。”小路说，“惠州方面肯定不会答应，况且合同已经定好了。那样的话，岂不是我们芬邦公司从中忍心做了赔本生意？”

    “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行，到底应该怎样？”我问。

    小路刚要说话，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小路拿起话筒：“喂，对，是我……好，总经理，我这就上去。”

    撂下电话，小路静了三秒钟，然后对我点点头，说：“老总让我上去参加各部经理会议，我很快就下来。刚才的事，回头再说。”

    小路噔噔地上楼了。我很想抽一支烟，可是没有烟了。翻了半天，在衣兜里抠出一条口香糖，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我把它撕开，放在嘴里，狠狠地咬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小路下来了。照理说，我是无权探问部经理级的会议内容。可是忍不住，我还是策略地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慢？”

    “关于新上生产线的具体动作问题，还有明年的市场年度规划和展望，各部经理提了许多相关建议。”小路说。

    “新华月饼厂——”

    “新华月饼厂的事，”小路打断我的话，“我想过了，还是应当找一个机会跟他们静下来谈。毕竟，新华月饼厂销给我们的这些月饼，只占他们整个市场上很小的份额。”

    “你是要跟他们的厂长谈么？”我问。

    “是的。”

    “什么时间？”

    “今晚。”

    “今晚？”

    “对，到他的家里。”

    我暗暗称奇。不过事已至此，碰碰壁又算什么呢？如果头硬壁薄，或许就真能闯过去。

    当天晚上，我和小路按照事先搞来的地址，冒昧地登上新华月饼厂厂长的家门。这是在梅林新村。月光下，我们穿过幽深的甬道。被主人让进客厅坐下后的几秒钟内，我感觉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希望。因为厂长的夫人碰巧不在家，按照经验来说，女人的天性往往喜欢给男人从中作梗。她不在家，正好扫清了事情的外围。另外，客厅的大屏幕纯平彩电里，深圳足球队刚刚踢完了一场足球赛并取得最终胜利，看完球赛的主人表情春风和煦，笑容可掬。由此可见，我们“打扰”得多是时候啊！

    坐下后，小路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了我们的意图：希望新华月饼厂能够维持月饼原来价格。

    “不行。”对方也很直接，马上表明了态度。

    “我们已经按原定价格跟自己的客户单位签好了合同。”我说，这是我谈判的第一步，想以此要挟。

    “我要纠正一下，是预定价格，而不是原定价格。再说，我们之间并没有合同啊！即便是有合同，也只是口头合同，那是可以更改的。”厂长把我要进攻的道路堵死了。

    我只好展开迂回战术：“今年广深地区月饼竞争本已异常激烈，新华月饼据说销势不错，稳中有升，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什么价格上的风吹草动，只怕是购买者人心鹤唳，躲犹不及，到头来只能是有违贵厂初衷，所谓欲速则不达啊！”

    厂长哈哈地开怀大笑起来，边笑边自信地摇头：“怎么会？绝对不会的！”

    “为什么？”厂长的态度多少有点让我恼火，我脱口问道。

    “我们做过详细和缜密的市场预测和调查。”厂长的话无形中对我构成了包围之势，“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因为自宣布月饼提价以来，别的暂且不论，单是一直对月饼市场持观望态度的购买者就纷纷下定决心向我们拥来，使得订购的客户较往日增加了三成；同时，还有人不断担心地询问，我们的月饼价格近期内是否还会再涨？”

    厂长的话轻松而从容，完全把握了谈判中的最佳语境。他的话里起码含有三种意思：一、提价不仅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二、这不，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连夜登门拜访；三、如果不抓紧机会，新华月饼很可能会继续涨价。

    “我认为你说的不过是一种假象。”我看了小路一眼，她坐在茶几旁，像是个局外人，沉默不语，“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一切不是提价本身带来的效应，而是时间迫近中秋节，这种客观形势带来了月饼销量增大的自然反应。这不足为怪，它不能推卸这样的事实：你们的这种决策眼光是趋时的、权宜的、短浅的。”

    “哪有一成不变的商业法则？”对方当然领会我言语中潜含的忿意，他充满揶揄地笑着说，“保持商机就是相机而变。变则通。”

    “那无疑于饮鸩止渴啊。”我冷冷地说。

    “咎由自取又关你什么事？”厂长有意味地进行回应。

    “你这是……”

    “远了。”厂长站起来说。我也知道话题扯远了。没办法。厂长接着说：“你是我的商业对象，不是投资伙伴，你无权指责和干涉我们生产的决策问题，包括产品涨价与否。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董事会上，也没有谁用你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也“呼”地一下站起来了，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你们这种出尔反尔、违背前约的做法，不符合一个好企业的经营宗旨，犯了商家的大忌。既然你们言而无信，也就不值得我们跟你合作！”

    我看了小路一眼：“小路，我们走！”

    小路坐在那里，低着头，她像根本没听见我说什么。

    “小路，走哇！”我喊。

    小路仍旧坐在那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鞋跟翘都不翘。她沉默着，像是超脱出眼前的一切，又像是眼前的一切把她压蒙了。

    “好，我先走了！”我转过身，最后瞪了小路一眼。

    小路站起身，用充满歉意的目光望了厂长一眼，然后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向外走。

    临关上门的那一刻，厂长忽然平静地叫住小路：“林小姐，你为什么不说话？”

    小路回过头，愣了一下：“我……无话可说。”

    “难道你认为此时你身边的那位业务员非常称职吗？”

    小路再一次用歉意的目光望着他，好像在说：“对不起，实在是冒昧了。”

    “林小姐，”厂长声音异常平静地说，“我向你宣布，销给芬邦公司的那批月饼，仍维持预定价格。当然，这个决定与其他人的任何公关努力毫无联系。再见！”

    厂长“嘭”的一声关上铁门，黑暗的廊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为我们亮起。我和小路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结局。这就是生活吗？这就是生活带给我们的随意性吗？——像尤金·奥尼尔说过的那样，正是生活中的随意性才使我们对它充满留恋和向往。真是不可思议！

    我明白厂长刚才那最后一句话是为我说的，那没什么。可前一句呢？是因为小路？是小路自始至终的坚定不移的沉默打动了他？如此看来，厂长虽然激愤——倒也不失为一位有良心、懂情味的人了。

    走在灯光与林荫掩映的小区甬道上，我对小路说：“沉默是金，你真是通晓了沉默的力量。”

    小路认真地从侧面看我一眼：“什么啊？”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我问。

    “我想说的一切，就是你说出来的一切——那还让我说什么？”

    这句话我听明白了。但愿她不是在安慰我。

    “我觉得不称职的应该是我。”小路充满深情地说，“因为，说实话，在你同他争论的那一刻里，我溜号了，想了别的……想家。我想，真难哪，我在陌生的异地跟陌生的对手为更陌生的人争讨月饼的价格，可我却不能在仲秋节跟我的爸妈共同吃哪怕是一块的月饼……我多想我爸、我妈啊……”

    一种强烈的气流突然从小路嗓子里冲出来，非常急促，她哭了。她的哭声像是晴和的田野上的炊烟突然被风吹折了一样。天上的月亮快接近满月了，她就在月光下哭着，兀自伤心，以致不得不一只手扶着花形铁栏，一只手从坤包里取出叠得方整的雪白面巾。我帮助也不是，劝抚也不是，只得在一边用目光默默注视着她……身后，一辆不知什么时候驶近的出租车的灯光同样在默默注视我们。我扶住小路，转身向出租车打了个手势。

    出租车里，淡蓝色的灯光下，此时正回荡着一首淡蓝色的歌曲。那是近20年前，传遍全国的关于年轻的深圳的第一首歌：《夜色阑珊》。那洒脱而不失悠扬的旋律，惬意而不失奔放的节奏，让人听进心里，缓缓想流泪，仿佛是同久久失散的恋人意外相拥：

    晚风吹过来，

    多么的清爽，

    深圳的夜色，

    绚丽明亮……

    司机踩了一脚油门，我和小路的头不约而同向后靠去，眼前的一切流丽街景，似乎都真纯成幻了。

    快快地飞跑，

    我的车儿，

    穿过大街小巷，

    灯的海洋……

    闪耀的灯光，

    伴我心儿在歌唱，

    问声美丽的姑娘，

    你的心——

    是否跟我一样？！

    一样的，晚风。一样的，夜色。一样的，灯光！

    4.什么是生活的随意性

    早晨上班，刚刚打卡签过到，办公室内响起电话铃。新华月饼厂产品销售部的负责人告知我们：芬邦公司需要的那批月饼，按预定的未上涨价格，在两天内可以随时派车前去拉回。

    新华月饼厂的厂长没有食言。我内心不禁对他充满感激。

    可是，电话刚刚撂下，惠州市的那家电梯厂就把电话打进来。同一笔交易，同一件事情，至此拉开了它戏剧性的帷幕：惠州方面要求将预购的月饼压价，以每盒50元的价格成交（原定每盒80元）。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倒吸一口冷气，问：“为什么？”

    对方的回答是，他们经过调查，认为今年市场上的月饼价格比较混乱，近于失控。以此推测，我们此次为其提供的月饼也一样含有相当“水分”。再说，每盒50元的价格，也已经比去年高出许多了。

    “可是，今年的面粉、各种进口的原料价格和关税都在上涨，我们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了。”我用焦急的口吻耐心地解释道。

    “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先为本单位退休的职工订购100盒了。余下的以后再说吧。”

    这怎么行？原定的4100盒，如今变成100盒，仅是原定数目的一个零头！“余下的再说”是多少？4000盒！看来对方也是为此事深思熟虑过的，他们在使用拖延和蜕壳的手段，逼使我们就范。

    “那不行，”我决然地说，“合同已经签好了。”

    “可以协商修改嘛！”对方说。

    我恨不得隔着电话筒揍他一下。我的脑海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何不将市场上最低劣的月饼兜售给他们？那样的话价格倒是低出许多——不行，我们上次去签订货单时，对方是看过样品的，那样做，无疑于搬石头砸了自家的脚。

    “还是按合同办事吧，别的方案我真是无法给予配合。”我客气而不失生硬地说。

    “你是代表芬邦公司在发表意见吗？”对方不够礼貌地问。

    “当然！”我火了，“啪”的一声将电话撂了。

    室内一片死寂。奇怪，惠州方面的电话怎么这么巧，几乎跟新华月饼厂的电话同时打来？而且一方刚刚答应不涨价，另一方却提出压价？难道是新华月饼厂的厂长从中做了手脚，将真相透露给惠州方面，他在暗中故意搞笑和戏侮我们？不至于。我头脑乱糟糟地想，再说，我们保有商业秘密，新华月饼厂的厂长压根不知道我们潜在的客户是谁，我和小路对此一直是守口如瓶——小路？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深圳是全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换工跳槽频率最高的城市，报纸上时常可见相应的报道：某某单位的工作人员不惜暗中出卖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以获取他心目中其他单位的信任和赏识，为其将来跳槽时搭设情感桥梁。小路莫不是一面显得对芬邦忠心耿耿，一面为新华与惠州方面的嫁接交易而偷偷努力，暗度陈仓？因为，芬邦近一段时期效益不好，是无争的事实。

    走廊响起轻快的脚步声，小路推门走进来。我不敢再往下想了，不过目光还是瞅着电话机有点发直。小路看出了我神情的异样，她走到近前，问：“你怎么了？”

    我只好断断续续地、带着试探地把刚才事情跟她说了一下。

    她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在我看来似乎别有用意。我的心刹那间突突直跳，想：小路又有什么理由不会怀疑我呢？我刚才因为试探她而讲出的那番话显得支支吾吾，现在看来，反而让人生疑了。就在这时，小路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给泄密了？”——这句话问得好！我由此得以解脱，小路也由此得以解脱——否则，事情会显得多么虚假啊！我现在可以肯定，原来我们俩都没有问题。

    “天地良心。”我说。

    我们俩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笑得轻松而透澈。

    “不用为这事劳神。”小路优雅而悠然地说，“惠州方面的月饼，我们下午就派人用车运去。”

    下午，我们公司的三辆卡车满载着成箱成箱的新华月饼沿着深惠公路向惠州方向驶去。不到半小时——也就是说，车还在半路上，惠州的那家电梯厂再一次将电话打进来：“喂？请找你们市场经理接电话。”

    “对不起，经理不在。”我放拖声音，嘴角暗暗浮起一丝笑意，撂了电话。小路在盥洗室洗手的声音清晰可辨。

    傍晚，我们芬邦公司的三辆运货车空空而返——那正是顺利凯旋的象征。惠州方面正常验货，他们没有提出拒收。这本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

    第二天，仍旧是刚刚走进办公室，我和小路坐下来谈今后的工作没多久，文员小姐将刚接到的一份惠州方面的传真交给我们。在传真件上，惠州的那家电梯厂仍要求我们更改合同中关于价格的规定，表示只愿意将验收后的月饼按每盒50元支付货款。

    去他妈的。我把传真件扔到一边。小路拾过去扫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我和小路对此事达成的共识是：惠州那家电梯厂此举纯系无理取闹，我们决定不予理睬。反正，对方自收货之日起20天内不付清货款的话，按合同规定，属于违约，除了追讨全部货款，须赔偿货款总额10％的违约金。届时，我们不告他才怪！

    接下的日子似乎平淡无奇。到了第16天，我们芬邦公司的账户上收到惠州那家电梯厂汇来的全部货款：二十万零五千元。这是按每盒月饼50元的价格给付的。真是岂有此理！下面的日子是按每小时来计算着度过的。我们时刻注视着惠州方面的动向，我们不停地打电话、交涉、诘问，可是毫无结果。这样折腾着又过了一周，实在忍无可忍且筋疲力尽了，报经芬邦公司总经理同意，我们正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惠州市那家电梯厂的恶劣所为，要求履行合同，支付全部产品合同价的货款。

    判决结果很快下来了，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就因为这是一件极其简单明了的案子！

    唯其简单明了，结果才令人不胜惊讶！

    我们败诉了！

    我和小路不同意惠州方面降低产品价格，但是未以书面形式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予以答复，按照国家有关条例，此种行为表明我们芬邦公司已经默认了对方要求变更合同的请求。

    芬邦公司将为此付出10多万元的损失代价。

    5.结局，或是开始

    我和小路递上去的辞呈，总经理只批了一个。

    我。

    但是小路也执意要离开。离开深圳，回到她的西部故乡——甘肃。

    我应该要走了。四个月的创作假即将告罄。到现在我才豁然明白，在深圳，我不仅是“我”个人的旁观者，我也是深圳的旁观者，我是一个真正的“没有故事的人”。

    但是我知道，我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我跟小路说：“小路，你别难过，一切都可以慢慢来，重新开始。”

    小路无语。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记得上一次公司开的部经理会议吗？”

    我想说，我记得的。可是我说不出来。

    “那一次我跟总经理汇报了新华月饼厂产品要涨价的事，总经理说，实在没办法，涨价也要做，哪怕是倒赔，为的是保住我们的信誉。”

    这倒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怪不得，”我说，“总经理没有批准你离开。”

    “可是我一定得离开这儿了。”

    “为什么？”

    “因为，损失10多万元毕竟不是一桩小事。”

    “总经理并没有归咎于你啊。”我说。

    “也许这样，我才更应该离开……”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其实，我是真心真意要为芬邦做一些事情的，未料事情还是弄到了这般地步。早知如此，我早一点离开才好。”

    我无言以对。

    下午，小路让我帮她收拾房间，打点行囊。我想起，我是一直欠着小路600元房租的，上次她替我交了那一半。当我从公司给我结清的薪水中取出600元交给她的时候，她拦住了我。

    “不用了。”她说。

    “为什么？”

    “我前两天听小区的保安说，我们所住的房屋已经被人家抵押出去了，它的产权最后不知是谁。现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出租，这种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是无效的。所以一个多月来已经无人跟我们收房租。”

    又是生活的随意性。

    “那这钱你也应该收下。”我说。

    “权当这个月的房租是你交的吧。”小路拒绝。

    “那怎么成……”

    “我不希望，”小路一板一钉地说，“临分手时有人在一直跟我谈钱。”

    刚说完，她的传呼机响了。她下楼去电话亭回话。我只好继续干我的活。当我收拾到办公桌的那只小抽屉时，一只5号普通信封掉到地上，信口处滑露出一截雪白的信瓤。

    我弯腰拾了起来。收信人写的是小路，发信地是甘肃兰州。我从没见过小路跟家乡还有书信往来，好奇心使得我慢慢展开信笺。就在这时，小路上楼了。

    我没有必要显得张皇失措，于是就把那封信慢慢放回信封里。小路看见了，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平静了。

    “你……看完了？”

    “没有。”我说。字写得很清丽，是女性字体，可能是小路的母亲。信中谈的好像是小路父亲什么病的问题。

    小路默默无言，走过来把信收好。背过身去，她上床去摘那只牦牛角。

    “你不止一次答应我，说你会告诉我你为什么到深圳，还有你家里的情况。”我突然问道。

    小路慢慢坐下来，坐在床边，抚着那只牦牛角。“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一个人来到深圳。像所有来到深圳的人一样，是为了钱。”

    小路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我爸爸转业到地方一家企业之后，在去年因救一个溺水男孩而致病卧床。那是春末之季，一个小男孩在河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河内两米半深的暗坑内。我爸爸在冰冷刺骨的深水内先后摸索了一个小时，男孩被抱上来，可惜已不再呼吸了。我爸爸的身体因饱受寒冷浸袭，一病不起，在热炕上烙了三天三夜也不会动弹。针灸疗法、蚂蚁疗法、蜂毒疗法，均告无效。半年之后，被诊断为右股骨无菌性坏死，算是瘫在了炕上的人！这一年来我们举债数万元医疗费，爸爸的企业早已解体了……”

    听了上面这些，我不禁大吃一惊。小路这样一位女孩子，内心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和压力，而外表却丝毫不让人察觉！我此时凝望着桌子上那帧看过不止一遍的小路全家的合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封信是妈妈的第七封来信了，”小路接着说，“每一次来信都哀求我回去，他们说负债不怕，只求全家团圆。有多少次我都真想回去了，可是又都忍住了。”

    我站起来，将薪水留出400元作为自己回东北的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1000多元，悄悄塞入桌子上的那帧像框内，把它们一起装进小路的旅行兜。

    小路双眼贮满泪水地望着我。我提起我们俩的行囊，说：“我们走吧。”

    我们走在深南大道上。这是深圳市最亮丽和最充满色彩感的一条大街。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和绿化带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穿过一座立交桥，一首熟悉的旋律立刻从一家咖啡店冲进我耳畔——《想说总比不说好》。要分手了！我招手为小路拦了一辆乳白色的出租车。

    我们俩面对面站着，谁也不说话。小路的秀发被风吹拂着，一双清澈的眼睛像是雨后的天空。司机把出租车泊在我俩面前，坐在方向盘前不时用眼睛瞧我们。我把小路的行囊放进出租车后厢。揿开后车厢盖的一瞬，车盖竖起，前方道路的景物一下被遮挡住了，那个司机的目光也被遮挡住了，世界似乎不存在了。我和小路互相望着，望着，不约而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忘情地拥吻着……

    别了，朋友！别了，深圳！

    出租车载着小路远去了，直到消失在漠漠的车流之中。我站在那里，陪伴我的只有自己的行囊。不知什么时候，一辆淡蓝色的摄影车从后面在路边无声停靠，一个人跳下车向我走来。“嗨！”他说。

    我想了半天，是他。那个拍过《顾盼生媚》的导演。

    “刚才是在演戏吗？”阳光照着，他眯着眼睛问。

    “什么？”

    “刚才。”他说，看了一眼我看过的车流漠漠的路的尽头。

    “不是，是生活。”

    他努了一下嘴，似乎听得非常认真。“还想拍戏吗？”他问。

    “不了，我想一直生活。”

    对方若有所思，随即，他冲我友好地笑了一下，招招手，转身上车走了。

    ……

    三个月后，在几千里之外的我的家乡，我知道了这位导演的名字：夏健中。其时，由他执导的一部影片正在全国陆续上映。

    我和小路街头分别的场面，被他的镜头无意中作为客观生活场景拍摄进去了。只不过，生活中的结尾，被他放在了影片的开头。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深圳故事》。

    我不知小路看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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