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是一个露天大舞台。我们列队去了的时候，台下早已是人头攒动，黑压压地像麦田里的麦子。我们排成队坐在会场边缘地带。台上有个人就对着话筒扑扑地吹了几口气，说：“现在开会了，请大家安静。”刚才还乱哄哄的会场立即静了下来，然后就有一个人大声地讲话，讲完了，就有另一个人宣布说：“把抢劫分子×××，把破坏社会治安分子×××，把反革命分子×××，把偷盗分子刘福禄押上台来！”
——什么，刘福禄？不可能吧？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外村同名同姓的刘福禄？
然而，被押着脖子上台的那个小个子确实是刘福禄。小个子刘福禄在一排坏分子中间站着，老实得像个木桩子，本来个子就低，如今把头低到胸前，整个成了一个大南瓜。在那么多的坏分子中，有几个满不在乎，根本就不把批判大会当回事，一会儿摇头，一会儿晃脑，好像干了一件很光彩照人的事情，唯有刘福禄自始至终低着头。他的胸前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大字：盗窃分子刘福禄，而且在名字上画了大“×”。
你实在想象不到我当时的心情。刘福禄虽然个子矮小，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很高大的。他心底无私，光明磊落，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好干部，他怎么会偷盗呢？又偷盗什么呢？我的心里恍恍惚惚，闹不明白。这时大会开始宣布那些坏分子的罪状，有抢人的，有通奸的，有打人的等等，不一而足。一直等了很长时间，才念到了刘福禄跟前。我支楞起耳朵，用力地去听他的罪状，但越是这样越听不清，好像耳朵不听使唤了。一直到最后，我问了别人才弄明白，原来刘福禄偷盗集体的小麦，被驻队干部当场抓住。他怎么会偷盗集体小麦呢？我顺着人群找到了我们村的队伍，恰好看到了老贺。老贺坐在最后一排，头枕在胳膊上正睡。我把他摇醒，发现老贺脸色阴沉。我问老贺，“刘队长怎么会偷队里的小麦呢？”老贺不置可否地摇着头，闪烁其词地说：“唉，谁知道呢，就在咱们的碾麦场的麦秸堆里，他塞了几麻袋麦子，你看咱们天天和他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弄进去的，反正前几天他半夜三更到那里去取了，结果在半路上让驻队干部老王逮住了。老王把他送到学习班，村里人还都不知道。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老贺说着，又低下头，心思沉重的样子，不想再和我说话。
“就是跟咱们在一块的那个王主任吗？”我问。
“不是他是谁啊？”
我的脑子怎么也转不过弯儿来，台上这个人怎么会是刘福禄？刘福禄怎么会干这样的事？这事应该是老贺干的，但老贺没干，老贺坐在台下。一个经常出去讨饭要馍的人没有想到偷几袋粮食，而满口革命口号的刘福禄却下了手。
我见了引串，引串眼睛红红的，满是泪水。一句话也不说。
坐在旁边的辣椒激愤地骂了一句：“鳖嘴贱，就欠那两袋麦子？！”
这时，台上带头喊起了口号：“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打击牛鬼蛇神”等等，底下的人也跟着齐声喊叫，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接着，有几个人被公安人员拿绳子捆住，押上汽车，然后开始了游行。汽车走在最前头，那几个罪行比较严重的犯罪分子挂着纸牌子高高地站在汽车上，几个公安人员站在两旁。汽车绕场一周，然后走出会场，其他几个偷盗分子则背着自己的赃物紧随其后。只有刘福禄一个人推着一个独轮车，上面搁着100斤重的两大麻袋麦子夹在中间。可怜的刘福禄，本来个子就小，现在戴着个纸牌牌，推着独轮车，上面还搁着两大袋小麦，越发显得渺小。200多斤啊，平常让他自己推不一定能推得起来，可是今天，他竟然吱吱咛咛地推着走了。那是一次万人大游行，游行的队伍长达两三里路，前边的队伍都进村子了，后边的还没有出会场。我们这些孩子虽然年龄很小，但类似的活动却参加过不少，嘴上喊着口号，底下却在嬉笑打闹。但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惦记着刘福禄，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住。于是我就偷偷跑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看见老贺和刘长俊几个人跟在刘福禄的后面，几次要帮助刘福禄，却被管理人员阻止了。整个游行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走了四五个村庄，最后又回到开会场地，才算结束。这几个小时，刘福禄推着200多斤重的麻袋，一刻也没有停止，到最后几乎是拖着两条后腿，那独轮车摇摇晃晃，随时要倒的样子。刘福禄脸色蜡黄，汗水骨碌碌地往外冒，但他根本腾不出手来去擦汗，始终没有吭气，一直坚持着。刚刚回到会场，他就咕咚一下滚倒在地，不省人事。
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我震撼。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受革命传统教育太深，我知道世上的人只有两类，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反革命，要么是共产党。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正气凛然，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对刘福禄一直很敬佩，认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现在，我却懵了，很难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很痛苦。刘福禄，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放了假。我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和一帮孩子在村头玩耍。那是中午时分，阳光格外明媚，许多大人蹲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吃午饭，每人端着一个大海碗，一碗稠稠的面汤上放着一块馒头和几样小菜。懒洋洋的太阳把人晒得想睡觉，他们吃饭的样子也是懒洋洋的。我偷偷地瞅了他们一眼，觉得这个感觉很奇特，不由得意地笑了。这时忽然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变脸失色地喊道：“快去看，刘福禄上吊了！”吃饭的人都不屑一顾地说：“胡说八道，刚才还在这吃饭呢，怎么就上吊了？”那人说：“你还不信？你去看嘛，就在苹果园里。”大家马上放下饭碗，就向苹果园跑去，我跑在最前面。
苹果园离村子不远。老远就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夹杂着一声声恶毒的咒骂，不知道是在骂谁。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苹果园时，那里已经围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分成好几层，我心跳得咚咚响，很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但不敢近前，只夹在人群中往里观看。苹果园里的树叶子很茂密，上面挂满了青色的苹果，树叶遮挡了视线，胆小的人和我一样只在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瞭望，又想看见又怕看见。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我突然看见了两只悬空的大脚，这就是刘福禄。这两只大脚就像是两个大大的感叹号，在青翠的树叶间随风荡漾，我的心轰然一声爆炸了，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恐怖。尽管有这么多人和我在一起，但我还是浑身发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就在这一堆杂乱无章的活动的腿之间，我注视着那双离地很高的双脚被人卸了下来。那棵树不停地在晃动，哗啦啦响，而人群却静极了，只有最里边的年轻人喊着，往下放，往这边挪，放上去，放上去。最后我看见一块门板上躺着一个人，远远地抬了过来。我们赶快躲开，让出一条道，我没有胆量抬头再看一眼，刘福禄就这样最后一次在我面前走了过去。哭声跟着他的遗体一起在跑，那是他的家人。在众人的搀扶下，他们一步一跌地跟在刘福禄的后边。
在这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心绪不宁。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我碰见了老贺。他高大的个子什么时候都显得那么突出。他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提着个棍子。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要馍去。我说，你真的还去要馍？他说，就是趁现在要才能要下。刚刚收下粮食，谁家里都是白馍，谁也不好意思不给，所以要得多，馍馍还白。到了明年，粮食接不上茬，就不好要了。我问今年咱队里分了多少粮食，他说一人180斤，球的，不够我塞牙缝。老贺说着摇摇手就走了，头也不回地说：“好好上学吧，将来当个大干部，软馍馍蔬菜，吃香的喝辣的，可不敢跟我一样。”
而就在同一天，在公社的供销社门口，我碰到了刘长俊和王红霞。两个人并排走着。尽管我对他俩很熟悉，但在这样的场合碰见，我还是极力躲开。没想到他俩却大大方方地走到我的跟前，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问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他说我俩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刘长俊说：“管他谁说啥去，看他谁能把我咋？进来，小雨，给你买点好吃的。”我说：“我多大了，还吃什么好吃的？”刘长俊说：“那你可别怨我不给买啊。”我说：“不嫌，只是我有事想问你。”刘长俊说：“什么事，问吧？”
我说：“我还是闹不明白，刘队长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偷队里的粮食？我就是不相信！”
刘长俊说：“小雨，你说得对着哩。刘队长不会偷队里的东西，可他确实是贼不假。他偷藏了几袋粮食，可这粮食他并没有拿到他家里，他也没有吃上。”
“那他为什么要偷？”
“他知道老贺饭量大，口粮不够，给了老贺一些，引串家里娃娃多，劳力少，给了引串一袋。”
“喔，是这样的。”我想起了那天在会场上老贺和引串的表现，又想起了刘福禄。这个人在我心中又活过来了。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刘长俊说，“反正刘福禄没有交待，老贺、引串也不承认，谁也说不清。以后你也别乱问，别打听，知道吗？”
我呆呆傻傻地点点头。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旁边过来过去很多人，盯着刘长俊和王红霞，指指点点的。刘长俊哼了一声，脸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故意拉着王红霞的手，挺胸抬头，进了供销社。到了卖布料的柜台，王红霞给自己挑选了一块布料，那是一款红色的绸子布。王红霞把布料抖开来，对着太阳光照看。阳光透了过来，一片红云。王红霞沐浴在这片红云中，脸更红了，像一朵花一样，鲜艳美丽。刘长俊看着红云中的王红霞，像做梦一样，脸上堆起迷离的笑容，沉浸在痴痴迷迷的幸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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