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的巧合

    1974年5月，伦敦《星期日时报》公布了最佳巧合故事的竞赛结果。在收到的2000多份稿件中，最佳是英格兰萨里郡的D·J·佩奇先生写来的：

    “大约在1940年7月，那时我是一个年轻士兵，驻在英格兰某地。我发现我的一封装有结婚照片的信被人误拆了。拆信人是另一个部队的士兵，他对此极有歉意，承认是他的错。不过出了这事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名字和编号很相近。他的名字是佩普，编号1509322，我的名字是佩奇，编号是1509321。把我们俩的邮件弄错的事经常发生，直到我被派到另一炮兵连才算结束。战后我受雇于伦敦运输部当司机。有一次发薪时，我发现薪水中扣除的税额非常大，于是我马上跑到主管人办公室……当我发现原来是我的工资同已经调到汽车修理厂的另一位司机的工资搞混了，我大为惊异。弄清原委后也就不感奇怪了：那个人的名字是佩普。对，正是那同一个家伙……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的驾驶执照的号码是29222，佩普的是29223。”

    “5”的巧合

    查尔斯·威尔士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人们写了一首关于他的歌谣，名为“使蒙特卡洛赌场破产的人”。事实上，威尔士使这个赌场破产了三次。他在赌博上并无名气，也没有什么高超的“赌技”。他体态肥胖，毫无潇洒可言。他在赌台上取得了几次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之后就从赌场上销声匿迹了。

    他最初两次使赌场破产是在1891年，就是说，他赢了每一赌台上的100万法郎的庄家赌本。他的做法是每次都把同样的赌注压在赌盘的红色的黑色区域里，几乎每次都赢。第三次他使赌场破产时的做法是：先把第一笔赌注押在数字5上，赢了。然后他把赌本和赢的钱仍押在那个数字上，又赢了。他这样连干了五次，次次都赢。5个数字每次都对他报以青睐。赌场再次破产，而查尔斯·威尔士却带着他的战利品一声不响地走了。

    21日的巧合

    法王路易十六幼时，一位占星学家即警告他在每月的21日必须格外小心。他当时十分害怕，从此以后每逢这个日子都不做重要事情。

    尽管如此，他总是在21日牵涉于重大事件之中。1971年6月21日，路易偕同王后企图逃避法国大革命时，被捕。翌年9月21日，法国废除帝制，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遭受处决。

    按以上事实，我们不得不信21日真的是路易十六的不幸日子。难道这种巧合是冥冥之中有谁故意安排的吗？如果有，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17年后景色重现的巧合

    奥古斯塔斯·J·C·黑尔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1830年他仅仅14个月时被过继给他人。他从牛津毕业后主要住在欧洲，偶尔访问英国。他在自传中谈到这样一件事：

    “在我被过继17周年那天，我们全都赶到曼海姆，在一家旅馆里进餐。就在这家旅馆里，17年前我仅仅14个月时被送给了婶子，她也是我的教母，我将要像她的孩子一样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这天晚上，当我们回到车站……站台上有一个怀抱孩子的可怜女人在痛哭。埃米·彭林走上去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这女人答道：‘是的，那是因我的孩子，他只有14个月，就将乘下趟火车永远离我而去。他的婶子将把他带去收养。她也是他的教母。而我将永远不能再照料我的孩子了’”。

    黑尔显然是把这17年的境况，联想到了自己的苦楚。但奇怪的是，怎么都是14个月大的孩子，怎么都是送给其婶母收养呢？这巧合真是神灵故意安排的吗？真是个谜。

    国王与百姓的巧合

    1900年7月28日，意大利国王乌尔伯托一世和他的随从副官来到距米兰几英里的蒙扎市，第二天国王要为体育运动会颁奖。在到达的当天夜里，国王和副官去一家小饭店进晚餐。当店主让他们点菜时，国王发现店主的容貌和身材都和自己一模一样。他们一交谈，得知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出奇地相似，这使两人都大感惊异。

    两人出生在同一地同一年的同一天（1844年3月14日），名字都叫乌尔伯托。两人都于1868年4月22日结婚。他们的妻子都叫玛格丽特，他们的儿子都叫维多利奥。在乌尔伯托国王加冕那一天，另一位乌尔伯托的饭店正式开张。

    国王对这些巧合惊讶不已，他问店主他们为什么以前从未相逢。店主告诉他说，实际上，他们曾两次因作战勇敢被一起授过勋，一次是在1866年，那时店主是个士兵，国王是上校。第二次是在1870年，两人分别晋升为军士和军团指挥官。店主说完这些后，又忙他的生意。国王转身对副官说：“明天我要让此人成为意大利国王的骑士，明天一定要他参加大会。”

    第二天，国王信守其言，派人去找那位酷似者，但他被告知，此人当天因枪枝走火被打死了。国王闻讯大惊，要他的副官去了解何时举行葬礼，他要亲自参加。正在这时，有个刺客向他开了三枪，第一枪没有击中，后两枪打中了他的心脏，他当场死去。

    幸运日的巧合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一天中，万事如意，超出了最乐观的期望，这样的一天会使人相信，他们的保护神对他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而最令人惊叹的这样的“完美之日”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土木工程系教授C·E·谢尔曼记载下来的。他在《王国诞生》一书中写道：

    “1909年，当我们刚刚开始绘制俄亥俄州铁路图时，我们很难找到该州西南部诸县的地图……联邦地理勘测部门没有绘制这一地区的地图，而我们手中唯一可用的资料是约15英寸见方半英寸厚的一叠旧的县级地图……

    “经过大量通信联系，我们找到了该州各县的资料，只有派克县和海兰德县除外。我没有这两个县的资料，写信到处打听也没找到该地区的地图。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两县的道路做全面勘察。实际上对此我们在经费上是毫无问题的。于是我离开了哥伦布市，决心用一、二个星期在县府和附近居民区寻找所需的资料。我们还想找一份俄亥俄河地图，以便校正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资料。

    “下面的事情是在8月的一个星期六的12个小时内发生的：我乘早班火车赶往辛辛那提，在我拜访的第一个地方——联邦工程师事务所——就找到了一份俄亥俄河的精确地图……然后我马上动身去海兰德县，我必须在诺伍德等候汽车。当我偶然向诺伍德的车票代销员谈到我要找的东西，他说道：‘我想在后屋有一本你要找的书。’我们在积满灰尘的书堆中东翻西找，终于把久寻未见的海兰德县地图找到了！

    “到派克县府有两条路线可走。午饭后，我坐上到奇里考彻的B·O线火车。在那里稍事停留，等候换乘南去的N·W线火车时，我信步走上街去看一位老朋友，当我刚刚起步，就见这位老朋友向我走来，就好像是事先约好了似的。我们聊过之后，我登上了南去的火车，这时一位绅士向我打招呼。他在这天之前给我写过一封信，现在不期而遇。我正好当面向他谈了他信中所关心的事。

    在派克县府韦弗利我只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机械师，另一个是学土木工程的学生，我没指望他们有谁现在会在城里，正当我在韦弗利的街上走着，那位机械师恰从前面的一辆小汽车上下来。于是我们俩一起向旅馆走去，他说他会给那位土木工程学生格雷斯捎个信，如果他在家的话。晚上7点，我刚刚悠闲自得地吃完晚饭，格雷斯就来了。他是否知道派克县地图的事呢？‘不，我不知道，不过我父亲可能知道，’他说，‘他马上就到这儿来。’老格雷斯来了，他记得审计员有一本。他的话音未落，那位就从街上走了过来。经介绍之后，他带我们穿过街道到他所在法院的办公室去。办公室的墙上正挂着一幅精制的该县地图。这之前我曾给该县的勘测员写过信，但他对这幅地图一无所知。

    “实际上我不敢把这次旅行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都公布于此，因为它们太难以置信了……你看，这一天里我的每一步行动都达到了目的，就好像预先安排好的。我一点弯路也没走就找到了俄亥俄河地图……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了海兰德县地图，甚至当时连是否有这么幅地图都不知道。当到达目的地的路线有两条可走的时候，我偏偏选择了能垂手得到我所需资料的那条路。

    “这一天中哪怕最小的事情也会和谐得天衣无缝。比如：诺伍德的车票代销员并不想出售那本书，但他乐于将它借给我，这就使我们省了一笔购书费。在韦弗利，我期待能对我有所帮助的人恰恰知道我所需要的地图。有谁会想到在周末的晚上到一座陌生城镇的法院去呢？然而恰恰有人，恰恰在那个时间，领我在那儿找到了连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地图。在奇里考彻到韦弗利的火车上，旅客人满为患，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而当我一上车，就有一个座位空在那里。一路上我感到十分舒适，暇想着一天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我带着对一天的美妙回忆进入梦乡。”

    难以理喻的巧合

    19岁的弗兰茨·里克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运输队中的一位志愿兵，他因患肺炎住进医院。在这家医院中有另一位病人也叫弗兰茨·里克特，也是19岁，患的也是肺炎，也是运输队的志愿兵。两人都出生在西里西利。

    1920年一天，三位英国人在秘鲁乘火车旅行，他们发现那车厢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互相介绍后得知，一个人姓宾厄姆，另一个姓鲍威尔，第三个人的姓是前两人之合：宾厄姆鲍威尔。

    1930年的一天，约瑟夫·菲格洛克正在底特律的街上行走，一个小孩从路边高楼的窗子上掉下来，落在他身上。一年后，这同一个孩子又从同一扇窗子掉下来，又落在同一个人身上。两人都未受严重损伤。

    止血带的巧合

    1930年6月的一天晚上，阿兰·福尔比正在紧追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卡车转弯时减速，福尔比汽车躲避不及撞在卡车上。福尔比一条腿上的动脉破裂，要不是阿尔费莱得·史密斯停下来对他进行急救，他必死无疑了。当时，史密斯用止血带止住血，一辆救护车及时赶到救了他的命，保住了那条腿。几个月后，福尔比伤愈出院重新上班。

    五年后，福尔比在夜间巡逻时，收到无线电信号，说80号公路发生恶性事故，要他去救援。原来是一辆小汽车撞在树上，司机生命垂危，福尔比赶到现场时救护车尚未赶到，他发现车里的那个人已失去知觉，他的右腿动脉断裂，因失血过多已奄奄一息，福尔比用一条止血带竭力把血止住。这时他看了一眼受伤者的脸：他是阿尔弗莱德·史密斯。

    一次航行途中的巧合

    1929年10月26日，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春意正浓之时，有一艘名叫“玛梅德”的英国快速帆船载着21名水手，从悉尼港扬帆起航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次航行凶多吉少。

    帆船出发前4天，平安无事。第5天下午，风云突变，狂风大作，海面掀起惊涛骇浪。一个巨浪扣来，将帆船打翻，21名水手全部掉入水中。他们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顽强拼搏，几个小时后，他们精疲力尽地爬上一块礁岩，绝处逢生，21个人也算命大。3天后，当21名水手就要饿得不行时，被一艘名叫“斯依福特修阿”的轮船发现并救了上来。

    大家死里逃生，高兴劲尚没消尽，第3天，斯依福特修阿号也搁浅翻了船。巧的是，8小时之后，嗄巴拿·莱迪号发现了他们，将两船人全救了。没想到，没等船员们缓过劲来，仅过3小时，嗄巴拿·莱迪号突然起火，船员们只好仓惶跳上救生艇逃命。就在他们漂浮在大海上，又冷又饿时，一艘澳大利亚的快艇使他们再次获救。难道是死神依附在库梅特号船员的身上了？疑问刚提出，18个小时后，库梅特号又遇上风暴沉入大海。船员们又纷纷跳进大海中挣扎，不久，他们又幸运地被邮船丘比特号营救上来，大家兴奋极了。可是高兴得太早了，出人意料，丘比特号又撞上了暗礁。这下，就使5名船长加上123名船员统统落水。

    绝望了，等死了。谁想到，运气又来了！英国客轮肴蒂·奥普·里兹号来了，它成了大救星，使船员终于在第5次获救了。

    这是一件航海史上罕见的、不可思议的事。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之中，竟连续发生了5次遇险，5次得救，而且没有一人死亡！这种巧合可真有些离奇了。

    火柴盒的巧合

    当英王爱德华七世正值青年，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他是一个热心的猎狐者。常伴同他捕猎的人之一是一位名叫爱德华·A·萨森的演员。有一天，为表示对这位友人的尊敬和欢心，亲王给了他一个金火柴盒，上面还连着一根表链。萨森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火柴盒，但有一天，他外出捕猎时从马上摔了下来，火柴盒丢失不见了。他到处搜寻也未能找到。于是萨森请人复制了一个，后来送给他的儿子利顿作为礼物。

    利顿也是一个演员，他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把这个金火柴盒送给了那里的一位朋友拉伯塔奇。当利顿回到英国时，他的兄弟乔治正骑马纵狗打猎，他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热心的猎狐者，那天他来到他们常去狩猎的一个旧庄园。当庄园主得知乔治是爱德华·A·萨森的儿子，就将那个遗失了20年的金火柴盒交给了他。这个火柴盒是当天早晨一个庄园工人耕地时刚拾到的。

    这件事发生时，利顿和乔治的兄弟，这一家的又一个演员爱德华·H·萨森正在美国旅行，乔治把这件惊人的消息写信告诉了他。当爱德华读到这封信时，他正同另一位演员亚瑟·劳伦斯在旅途的火车上，那天是他们初次相逢。爱德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劳伦斯，并对那个复制的火柴盒的下落表示关切。这时，只见劳伦斯从衣袋里掏出一根表链拿到爱德华眼前晃动着，上面挂着一个金的火柴盒，那是拉伯塔奇先生送给他的。

    双胞胎的巧合

    约翰·莫福斯和亚瑟·莫福斯是孪生兄弟。他们的姐姐说：“不管什么事，他们俩之间好像有什么相互感应。一个伤风，另一个定会感冒。”1975年5月22日晚，两人都感到胸痛，并被紧急送到医院。而这一切两人互相并不知道，因为他俩一个在布里斯托尔，另一个在温莎，直线距离有七八十英里。到医院后不久都因心脏病而死去。

    约40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出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在出生后不久就被两个不同的家庭抱养走了。1979年，在他们分离39年后重又相逢。这时发现他们两人的名字叫詹姆斯，他们都受过执法训练，都喜欢机械制图和木工活，都娶了名叫琳达的女人为妻。他们各又都离了婚，娶的第二个妻子都叫贝蒂，两人都养了一只狗，名字都叫托伊。而且两人喜欢的地方都是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的度假海滨。

    两个史密斯的有趣巧合

    埃里克·W·史密斯是英国制铁公司的冶金学家，住在设菲尔德郊区名叫埃克莱萨的地方。他的屋后是一片树林，人们常到那里骑乘和散步，史密斯习惯于在林中漫步，享受那里静谧和平的气氛，同时捡拾马粪施在他的番茄地里。为此，他随身携带一个簸箕和一个旧的油布袋。

    1950年末的一天，他正在慢慢沿着林间小路走着，不时停下来铲起马粪。这时他看到一个人顺着小路慢慢向他走来，也不时弯下身子铲起什么东西。史密斯想，这肯定又是一个捡拾马粪的人。

    在两人之间同样远处有一只长椅，两人同时到那里坐了下来。那个陌生人也带着一个簸箕和史密斯同样的油布袋。原来两个人都是到树林里拾马粪为他们的番茄地积肥的。既然已经坐到一起，就不能不打打交道。史密斯拿出自己的烟斗和烟丝罐，那个人掏出一个烟斗。史密斯递上一斗烟丝，“噢，不，谢谢”，那人说，“我抽我自己这个牌子的，”说着他拿出自己的烟丝，与史密斯的是同一种牌子。

    这时两人都感到有什么怪事将发生。

    “我姓史密斯。”史密斯说。

    “我也姓史密斯”，那人答道。

    “我叫埃里克·史密斯，”第一个史密斯说。

    “我也叫埃里克·史密斯，”第二个史密斯回答。

    “埃里克·W·史密斯。”

    “我也是。”

    “我的W是沃尔泽的缩写，”第一个史密斯说。

    “噢，这回我们就不一样了，我的W代表沃尔特。”

    痛苦的巧合

    一般的巧合都带有喜剧色彩，而这个巧合则以悲剧结束。

    有这样一件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怪事，至今令研究者头疼。

    1644年11月5日，有一条船从北威尔斯开出，当它行驶在麦莱尔海峡的时候，突然沉没了。船上共有81人，仅有一人幸存，他的名字叫“休·威廉斯”。

    1785年11月5日，有一艘客轮也是从北威尔斯开出，当它行驶在麦莱尔海峡同一地点时，也不幸沉入海底，船上60位乘客，也仅存活一人，他也叫“休·威廉斯”。

    当时，这事还没引起人们关注，过了75年之后，即1860年，一艘载有25个乘客的船又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沉没，惟一幸存者的名字，还是叫“休·威廉斯！”让人大吃一惊。

    失而复得的巧合

    1914年有位德国妇女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市一家照相馆为自己年幼的儿子拍了一卷胶片，胶卷留在照相馆冲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已不可能重返斯特拉斯堡取回胶卷，她认为没什么希望了。可是，两年之后，她在一百英里之外的法兰克福买了一卷胶卷给她新出世的女儿拍了相。当照片冲洗出来后，她惊奇地发现，她女儿的形象重迭在她儿子的形象上。这一巧合简直令人难于置信。她原先给儿子拍了照的胶卷被卖了出去，最后竟又转辗卖到了她手里。

    一对新婚夫妇在希腊罗兹岛上度蜜月，妻子不慎将订婚戒指失落水中，几经打捞，仍没找到，夫妇俩只好遗憾地离去。后来这对夫妇在银婚纪念日再游蜜月旧地，结果奇迹出现了：竟从吃的鱼腹中发现了25年前失落的那只订婚戒指，上面镌刻着的名字仍清晰可见，夫妻俩喜出望外。

    1900年出版的《不可知的事》一书，有一章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世纪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卡米尔·弗莱伦姆有一天正在屋中书写书中的一章《风》，他刚刚写完放下笔，突然刮来一阵风，将他写完的稿子卷出窗外，他十分恼火，并打算重写这一章。几天后，他十分奇怪地收到出版商寄来的稿件《风》的收据。

    原来，那阵风把稿纸卷到大街上，正好出版商的公务员在此经过，他随手将一张张散落的稿纸拾起来，然后带回出版社，把它交给了出版商。

    躲不掉的厄运

    下面的故事是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文章《巧合》中谈到的：

    1866年5月，俾斯麦亲王在下林登乘马行进。有一个名叫科恩·布林德的学生靠上来，拔出左轮手枪近距离向他开了四枪，其中两枪未击中目标，一枪打在俾斯麦肩膀上，还有一枪击穿了他的胸部。这位铁血宰相（德国首相俾斯麦因主张强权政治而被称为铁血宰相）并未受致命伤，六天后，他又再次露面，身体笔挺，威严赫赫地骑马行进。那时布林德已经被捕，那支枪被当成这一事的纪念品送给了俾斯麦。

    1886年，有一天，我的友人利奥波德的父亲正同俾斯麦在一起，同在屋中的还有几位女士。午餐后，俾斯麦夫人领着女士们参观各个房间，向她们展示房中的历史陈列物。俾斯麦本人和男宾则留在客厅里抽着汉堡雪茄。在首相的书屋里可以听到妇人们的讲话声。“这一件”一个声音说道：“是布林德1866年向首相行刺时用的手枪。”于是传来了一阵饶有兴味的嘁嘁喳喳的声音，紧接着发出一声巨响。俾斯麦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隔壁房间里，但见女士们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不知所措，空气中缭绕着一股火药味。那支手枪掉在地上，还在冒烟。首相少有地大发雷霆。他怒喝着：“你们怎么这么愚蠢，竟去动这支枪！”这次没有人被击中真是个奇迹。此后任何人都不允许再去碰这支枪。

    1906年，我的友人利奥波德同他的几个表亲住在腓特烈鲁。那是一个潮湿的午后，有几个年轻人来吃午饭。利奥波德让他们参观俾斯麦的书房。他从写字台上拿起那支手枪，说：“这是1866年布林德刺杀俾斯麦时用的手枪；20年后，当我的父亲在这儿的时候，有几位女士访问这里，其中一位拿起这支枪，愚蠢地扣动了板机，就像这样……”话音未落，火光一闪，发出一声巨响，他们急忙闪开，脸色苍白地面面相觑。姑娘们中有一位手上受了轻伤。利奥波德本人手指流了血，手被火药灼伤。那颗子弹，也是布林德手枪中的第六颗，即最后一颗子弹，嵌在他上臂的肌肉里。

    1883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哈尼格罗吾的亨利·齐格兰德抛弃了他的情人，他的情人因此自杀。她的兄弟要为她报仇，开枪击中齐格兰德。子弹只是擦伤了他的脸部，钻进一棵树里。那位兄弟以为齐格兰德已死，自己遂自杀身亡。

    1913年，齐格兰德要把曾被子弹击中的那棵树伐倒，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于是他使用了炸药。炸药的爆炸使树中那颗子弹飞起，正好击中齐格兰德的头部，将他打死了。这颗子弹历经30年后终于打中了它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间谍彼得·卡尔品潜入法国，刚一入境就被法国情报人员抓获。他们将此事密而不宣，并以卡尔品的名义不断寄去假情报，同时截取寄到他名下的一切经费。此事一直进行了三年，直到1917年卡尔品逃跑。法方截取的那些经费被用来购置了一辆汽车。1919年，这辆车在还处于法国占领下的鲁尔撞死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逃跑了的间谍彼得·卡尔品！

    与美国总统有关的巧合

    有些巧合神秘莫测，它们的发生殊难预料。比如林肯和肯尼迪两位总统存在着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就是无法用概率律解释的。

    林肯1860年担任总统，肯尼迪1960年入主白宫，恰好相隔100年。两人都致力于黑人民权运动。两位总统的年龄相差100岁，两人都在任内遇刺身亡。暗杀他们的两个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和李·哈维·奥斯华尔德的年龄也正好相差100岁。两位总统都是在后脑同一部位中弹身死。两次行刺均在星期五，遇难时两位总统夫人也都在场。最令人惊奇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秘书名叫林肯，他曾劝肯尼迪不要去达拉斯城，但肯尼迪不听劝告，结果死于非命；而林肯总统的秘书名叫肯尼迪，他也曾劝阻林肯不要去福德剧院，但林肯拒绝了，结果就在那里林肯被击毙。林肯是在福德剧院遇刺，肯尼迪则乘坐“福特”牌汽车被害。虽然两位总统遇刺的地点不同，但仍有一个巧合：即行刺林肯者在戏院作案，谋杀肯尼迪者却在戏院被擒。两名刺客又有巧合之处：后来都被杀死，至今查不出被谁杀死。林肯住在白宫时11岁的儿子韦利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肯尼迪住在白宫时出世只有39个小时的儿子析德力夭折，同样死于呼吸疾患。接替他们总统位置的副总统又都叫约翰逊。

    从历史上看，与美国总统有关的“巧合”还有个被称之为恐怖的“0”效应。

    从1840年开始，在带“0”这一年年末被选为美国总统的，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白宫的（1980年当选的里根总统是个例外，但他也是九死一生，1981年3月30日被刺客打中胸部，差点归西）。

    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865年4月14日，连任后在华盛顿福德剧院被枪击，次日死亡，终年56岁，他是“0”效应的第二个死亡者。

    1880年，詹姆士·A·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后，于1881年7月2日在火车站遭暗杀，终年58岁。

    1900年，威廉姆·麦金莱当选总统。1901年9月6日，在由法罗泛美博览会上被人用枪击中。在医院死去，终年57岁。

    1920年，沃伦·G·哈定当选，他在西部进行旅行演说中，心脏病复发，不久而死。

    1940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1945年夏在佐治亚州温泉去世。

    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于1963年11月22日被枪手伏击打死，享年46岁，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幸免于难的巧合

    1979年，《读者文摘》的德国编辑部举办了一次个人经历最佳故事竞赛，由它的读者参加。从7000名参加者中选出的优胜者是慕尼黑的一个飞行员，名叫瓦尔特·凯尔纳。他描述了他的赛斯纳421飞机怎样坠入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他怎样造一个橡皮筏死里逃生。《读者文摘》的研究人员根据德国和意大利对此事件的报导，认真审核这个故事，认为凯尔纳所说属实。他的赛斯纳飞机登记号为D－INUR，这架飞机确如他所述栽入了1万英尺深的第勒尼安海底。颁奖日定在12月6日，凯尔纳将带着他的橡皮筏到编辑部办公室来。

    在颁奖日那天早上，一封信送到将为凯尔纳授奖的主编沃尔夫·斯瓦尔兹维勒手里。信是瓦尔特·凯尔纳写来的，这是另一个凯尔纳，他住在奥地利的克里兹恩多夫，也是一个飞行员。他说，那个故事是假的。他驾驶同一架赛斯纳飞机飞行于欧洲和地中海有四年之久，虽然他曾因飞机引擎故障在撒丁岛卡利亚里的简易机场迫降过，但从未栽到海里去。有个骗子冒名顶替他的故事，杜撰出一个新的结局，想要中奖发财。

    斯瓦尔兹维勒看毕信后目瞪口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故事已经被认真审查过了啊！现在该怎么办？故事的主人公马上就要来赴午宴了……

    正如事先安排的，瓦尔特·凯尔纳微笑着来到编辑部的办公室，人们对他表示欢迎，然后将那封与他同名同姓的人写来的信交给他。

    他一看信就笑了起来。是的，他从那架飞机的档案里知道另一个姓凯尔纳的人曾驾驶过它，但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也与他相同。他继续看下去。当看到信中描述的那另一个凯尔纳在撒丁岛迫降的情节，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同一架飞机，同一地点，同一引擎发生故障，名字相同的飞行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架赛斯纳好像对瓦尔特·凯尔纳过不去？为什么注定要在第勒尼安海闹个机毁人亡呢？

    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两个瓦尔特·凯尔纳都碰到了神秘的事情，并都幸免于难。编辑们无意识地推开了通向未知事物的门，他们可以感到由门中吹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凉风。

    小说情节成为现实的巧合

    1898年，一艘海上宫殿似的邮轮从英国驶向美国，作处女航。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最大、最华丽的船只，重5万吨，那豪华的设备，漂亮的装饰无不为邮轮增添光彩。

    不幸的是，这艘船寿命太短，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在途中被冰山撞沉，许多前来贪图新船风姿，腰缠万贯的男女乘客，风头还未出尽就葬身鱼腹。

    这艘船，这个故事原是美国作家摩根·罗勃森笔下的创造物——小说《徒劳无功》（又译《海难》）的内容，书中这艘大船名叫“泰坦”号。

    无独有偶，这本小说里的故事，后来竟然变成了真事而且全部付诸海上实践。14年后，1912年4月14日夜晚，一艘皇家豪华邮轮“泰坦尼”号满载豪富旅客作处女航，撞到冰山而沉没，因船上救生设备不够，乘客死亡惨重。情形与罗勃森的小说是那样惊人的相似。

    罗勃森小说里的泰坦号几乎就是泰坦尼号的写照。两艘船的名字、大小、速度和遇事地点都有惊人的相似。

    不可思议的巧合还不止此。早在1892年，著名记者史蒂德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篇故事。日后看来那篇故事活像是泰坦尼号遇险记的预演。说也奇怪，他本人就是泰坦尼号死难的1513名乘客之一。

    罗勃森所写的那本可怕的小说，以及史蒂德那篇不幸言中的短篇故事，都没有使1912年泰坦尼号的船长有所警惕，所以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悲剧。

    可是再隔23年后，另一艘船，因为有人想起了泰坦尼号沉没的悲剧，竟在相似的情形下幸免于难。

    1935年一艘不定期的货轮从英国启航驶向加拿大，船头上站着一个名叫威廉·李福斯的青年海员担任守望。当时是4月，也就是前真假两次邮轮遇险的季节。

    这位青年孤独地在黑夜里守在船头，不免想到那些令人心悸的往事。他值班到午夜为止，他知道那正是当年泰坦尼号撞冰山的时刻。当年出事时，海面就如眼前一般，风平浪静，四周一片静谧。

    这位青年越想越觉得兆头不好，他睁起充血的倦眼，拼命向前眺望，却看不出有什么危险的迹象，眼前海天难分，只有看不透的朦胧夜色。

    可他心里老是惊惶不安，他想高叫一声发出警报，但又怕其他船员笑他疑神疑鬼。此时，他忽然记起了泰坦尼号沉没的日期是1912年4月14日，偏偏是自己出生的日子，这一下更使他吓得魂不附体。他不顾一切地高声喊出警报，掌舵的马上发出号令，开足倒后引擎，等船慢慢停下一看——不得了！庞大的冰山蓦然在黑夜里出现，距离眼前不到几码。接着又有几座危险的冰山先后出现，团团围住这艘小货船。后来，从纽芬兰开来几艘破冰船，花了九天时间开出一条路来才使小货船获救。这条几乎遭遇到与泰坦尼号同样命运的小货船真凑趣，其名字也叫——泰坦尼安。

    发生在中国的巧合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死于1934年一次偶然的煤气中毒。丁文江生前曾对胡适之先生说，他的祖先均不足50岁去世。1935年，丁将满50岁，他恐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事先写好遗嘱，寄存在一个朋友家中。果然，这一年丁先生勘测湘桂铁路去了衡阳，结果死于衡阳旅馆中。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这一“巧合”，能证明“生死有命”、“在劫难逃”吗！

    1989年在我国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相继播放了台湾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剧中有5个可爱的孩子从大到小分别叫秀秀、冬冬、湾湾、佩佩、彬彬。剧中人物的名字是编剧随意编造的，有谁会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竟有与剧中人物相同名字的人家，在我国湖南溆浦县小横龙乡金子村的55岁村民梁源有5个子女，也分别叫秀秀、冬冬、湾湾、佩佩、彬彬，而且他们的大小排列也一样。你说有意思不？

    有一件事更令人叫绝。为了纪念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在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邮电部于1984年7月28日发行了一套《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共6枚，分别是：射击、跳高、举重、体操、排球、跳水的图案。最后，我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竟有好几个与邮票发生巧合。

    第一枚邮票是一位女射击运动员，而我国女运动员吴小旋夺得射击金牌，成为我国第一个奥运会女冠军。第三枚邮票是举重运动员，而我国举重运动员吴数德在56公斤举重比赛中正巧为我国夺得第三枚金牌。

    第四枚是“体操——鞍马”，面值10分，而体操运动员李宁在鞍马决赛中正好得了“10分”。

    第五枚邮票，即倒数第二枚，是女子排球图案，而我国女排所得的金牌刚好是我国整个所得金牌15枚中的倒数第二位；这枚邮票面值“20分”而我国女排在与美国女排决赛中三局比分相加，正好赢了20分。

    第六枚邮票是女跳水运动员，而女选手周继红在跳水比赛中，为中国夺得了最后一枚金牌。

    这一系列的巧合既让人感兴趣，又使这套邮票增添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中国体坛上也发生了一桩非常蹊跷之事，夺取“五联冠”的女排诸骁将在成家后、相约都只生女孩，将来可组织一支小女排继承自己的事业。曾夺世界杯第五名的男排骁将退役后，也相约成家后都生男丁，将来亦可组建男排继承父业。数年过去后，他（她）们的预约竟然成为现实：孙晋芳、曹慧英、陈亚琼、张洁云、周晓兰、朱玲、梁艳、陈招弟先后生了8个千金，完全能组织一支小女排。惟有杨希、张蓉芳生的是男孩，但她俩丈夫韩小力、胡进又都是国家男排队员。男排的另7位名将：汪嘉伟、沈福麟、徐真、曹平、郭明、郑安和、张友生全都添了男丁。中国男女排退役队员这种心灵应验的确是巧事一桩。

    二战中的可怕巧合

    1941年11月22日，即日本进攻珍珠港16天之前，《纽约人》报，为一个称作“死亡的加倍”的掷骰游戏刊登了两则广告。一则广告的标题是注意、战争、警报。在广告栏末尾写着“死亡的加倍”。再下是一个双头鹰纹章（其形式与德国的装饰纹章同），另一则广告上有两个骰子，一黑一白，每个骰子都有三面能看得见。白骰子上的数字是12、24。黑骰子上的数字是0、5、7。骰子上方是标题：注意、战争、警报。

    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后，许多人猜测这两则广告是轴心国用来告诫它们的：12和7与发动攻击的日期有关（12月7日），5和0表示预定的攻击时间，24表示什么尚不清楚。这些猜测听起来十分可信，以致联邦调查局人员造访了广告的设计人罗吉尔·克雷格夫妇。

    “死亡的加倍”游戏是合法的。1941年，纽约的几家商店都出售过这种游戏器具。政府对此事一直存有猜疑。直到1967年之前，曾为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工作的拉迪斯拉斯·法拉格在他的《揭密》一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揭露了此事，才算了结。不久记者采访了罗吉尔·克雷格的遗孀。她说，“广告和珍珠港事件毫无关系，纯粹是一个巧合。”

    盟军准备在1944年攻入欧洲，准备工作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整个行动代号为“霸王”，行动的每一实施阶段又有代号。这些代号中最重要的是尼普顿——海军突击的代号；奥马哈和犹他是在法国的两个登陆点的代号，马勒伯是为滩动提供补给的人工港的代号。

    在进攻开始前33天，这些代号就开始出现在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填字谜游戏栏内。6月2日，即进攻开始前仅四天，“霸王”的代号也出现在该栏内。

    为此保安人员突袭了该报在舰队街的办公室，他们确信是纳粹间谍在向外泄露消息。可是他们发现编此字谜的人是一个名叫伦纳德·道的教师，他从事此工作已经20年了。最后，他终于使问他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他什么罪也没有，一切都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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