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原主编 李星

    红柯在陕西文坛甚至中国文坛，是个别，我觉得陕西作家小说中的本体基本上是社会本体，通过人物、故事、历史写社会。人物是载体，但红柯小说的本体就完完全全变了，是一种精神本体、生命本体。因此说红柯的小说是现象学的，陈晓明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理念完全悬置起来，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东西，这种现象并不是没有本质，红柯的小说本质是很形而上的，从哲学角度切入生活、切入人物、切入文学，整个是有哲学高度的。他这个本体完全和现代我们好多作家的本体是不一样的，有飞扬的精神、释放的生命意识。不是社会学本体，而是人的精神本体。写人不是写性格，也不是写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而是写这个人的精神。

    红柯小说不用脑而用心，就是讲他重感觉。《天窗》《奔马》《美丽奴羊》整个都是感觉结合，而且这种感觉不是一般人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尖锐、突出，有时是超感觉超验的。比方《美丽奴羊》讲羊吃草，草好像驯服地往羊嘴里跑一样。草叫羊吃感到很愉快，就那种感觉。有一个作品讲男子激动了，就像开水烧开了，在壶里噗噗地响，太阳变成金色的碎片等，这些感觉都是超验的，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再一个，红柯小说有宗教意味，我觉得这种宗教意味不是神的宗教，而是自然宗教，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红柯小说的人物包括红柯本人，什么也不畏惧，就是畏惧自然，人只有在自然面前才感到自己的伟大，也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把人从外在的当代的一些科技主义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回归自然。像《奔马》中汽车和马赛跑，马是要把汽车从柏油路上解放到草原上去，解放到自然中去，这是红柯的哲学。他的《奔马》中写女主人开始没有性欲，她骑着马到草原上一转，她的生命力就勃发起来了。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主要最发达的就是红柯这样的想象力。我看过法国的一部电影，写法国的都市青年只有在汽车中才能昂扬他的生命，尤其是车祸，把他的腿摔断、腰摔断，全身弄得伤痕累累，他的性欲就来了，这个电影叫《车祸》。他对汽车的感觉，就像对异性的感觉一样，红柯小说里的人都是在自然中才能勃发生命力，这就是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再一点就是贺绍俊说的想象力，现在我们中国作家缺乏想象力。河北的《长城》杂志发起一个讨论——中国作家怎样才有想象力？而红柯小说的想象力是最发达的，他的想象力不是编故事，而是弘扬自己对自然生命力的想象。我们通常认为你这样编故事、他那样编故事，这就是想象力，其实这是初级的想象。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发达的想象力，我认为就是红柯这样的想象力。这才是文学的一种想象力。我觉得当代人感觉钝化、感觉狭窄，就是在科学技术面前，在这种人欲、物质面前，人对自然感觉钝化、平面化、狭窄化，而红柯小说的意义也恰恰在这里，《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都选他的小说，就是因为他的小说使大家震惊，因为他的小说诉求更接近人的生命欲望。当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回归自然倾向，就是物质主义、技术主义越发达，人越要回到自然。因此，红柯小说在这一方面契合了当代人的一种焦虑感。

    我和红柯接触不多，但我觉得他很纯，好像他只对文学感兴趣，对人与人的关系，对其他方面不感兴趣。尤其是他在《延河》里的一篇《一种反抗》，我读后特别感动，他的大意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精力有限，我们不能让时间和生命漏掉，要把它收住。我觉得红柯在这方面是最作家的。有些人不是这样，他坐到桌前是作家，离开桌子就不是作家，让人感到他分心了。我觉得红柯在这一点上对我们陕西下一代作家是很有启示的。今天省委宣传部领导和宝鸡文理学院的领导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培养文学新人，就是要培养这种文学为生命的青年作家，他创作不为名不为利，文学也不是敲门砖，也不是为当官，而是自己以文学为生命的。

    红柯至今最有光彩的小说都是写新疆的，而红柯在1985年以前，基本在关中生活——在岐山长大，在宝鸡上学，1995年回来，他在新疆生活了十年，有二十五年在关中生活，随着他在陕西关中生活时间的增长，新疆的那十年经历会慢慢淡远，红柯的天山风情小说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写多少？回到关中以后，红柯小说怎么写？从小说的题材、生活领域、生活来源上讲，红柯现在在关中，以后，他的关中小说该怎么写？像杨争光写渭北高原上的生活，土生土长，在山东上学，上了几年又回到这儿。我跟红柯交流，我读他的东西比别人多一些，读了他的《表》，读了他的长篇《阿斗》，读了《林则徐之死》，读得很多，这些东西写得都很荒诞，天生的一个王小波，有王小波味——反智小说，精英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地反思，完全是一个纯知识分子立场，甚至否定，这方面又是精英意识。这让人想到他的后劲问题。当然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作为一个作家，你的思维感觉会为自己开辟创作道路，但还是让人有点担心。

    （选自1999年9月23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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