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河床上，金子在发光，河水在低吟，我心始终是民族心。

    民族团结犹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宝贵，得之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任何时候都不能小视。促进民族团结，根本的是以诚对人、以德待人，以情交心、以心换心。至诚如神，心坚石穿。60多年来，我们党对民族工作始终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对少数民族始终讲感情、动真情，满腔热情地对待，设身处地地理解，诚心诚意地帮助，才有了“近者悦、远者来”的局面。这是搞好民族团结最朴素、最浅显的道理，也是最管用、最高明的智慧。

    日月其迈，唯心维初。

    流逝的时光如同涌动的大潮，明明暗暗、起起落落，带走了多少往事，湮没了无数记忆，最后留下的都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珍藏、珍念。记忆的河床上，金子在发光，河水在低吟，我心始终是民族心，“民族”二字与我有不解之缘、难舍之情、相拥之命，民族工作是给我感触最大、感慨最多、感悟最深的领域之一。

    我在孩提时，就知道自己是回族，不可以吃猪肉，遵循着回族的生活习俗。上学识字了，会看清真寺前的宣传栏，知道族和教有别，不可以把民族和宗教划等号，不能把民族习俗说成是宗教信仰，但在各民族群众中有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参加工作后，虽然不直接从事民族工作，但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有时遇到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组织上还会安排我们出面做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往往收到好的效果。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使我认识到，尊重民族习俗很重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很重大，民族问题轻视不得，民族工作忽视不得。

    到国务院工作后，有机会参与、亲历、见证了十年极不寻常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思想和认识不断提高和升华。我感到，越是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越是凸显。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多宗教共生的世界，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多民族国家治乱兴衰、各族人民福祸荣辱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我们执政兴国、治国安邦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工作。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少数民族群众的聪慧憨厚和生活艰辛，给我很多感动，也让我倍感责任重大；民族地区的天籁大美和发展滞后，给我很多惊叹，也让我倍感压力巨大；民族问题的复杂、民族政策的敏感、民族工作的繁重，激发我的敬畏，也让我倍感使命伟大。可以说，我对民族的“识”与日俱增，为民族的“业”与日俱谋，和民族的“情”与日俱深，心灵和情感不断得到洗礼和提升，对民族情谊有了更多的体察、体会、体悟。

    我们伟大祖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国各民族间自然接近，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各民族的血流在一起，情融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古语云：“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民族之所以丰富多彩，中华文化之所以亮点纷呈，就在于我们的民族多样性。没有民族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么多色彩、这么多服饰、这么多饮食、这么多风俗，也就没有这么多人们所品味的、所欣赏的、所追求的、所可以相互借鉴的东西。多民族，使我们的祖国更绚丽多姿、更灿烂多彩、更丰富多元，更强大富饶，更加有看点。历史和现实一再印证，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我所体悟的民族情谊，也凝结着党和政府对各族群众的关爱之情，对民族工作的关切之情，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关注之情。古人讲：“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少数民族群众很淳朴，也很懂得感恩；很讲感情，也很怕伤了感情。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坚持走中国特色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切实遵循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原则处理民族关系，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我国国土面积有64%、陆地边界有86%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大多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国境前沿区，不少是山区、牧区、高寒区、干旱区，相当多的地方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这些年来，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牧区发展、特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等规划和政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民族地区开始进入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轨道。

    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家庭，能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深感荣幸、受益终生。回首往昔，民族的人、事、情始终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甚至，融化成一坛酒，历久弥香；成长为一棵树，日见郁葱；潜伏为一首心曲，总是在不经意间不期而至，在寂静之时悠然而来，有时在喧嚣和忙碌中锵然而起。现在，我把这坛酒打开、把这棵树画出、把这心曲弹响，细细品尝、品赏、品味。

    ○满天星斗多灿烂，五十六族是一家○

    仰望夜空，星河皎皎。

    在国务院从事民族工作这十年，是我学习了解民族知识最多、深入民族地区最频繁、接触各族群众最广泛的十年。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几千年历史沧桑的千锤百炼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我们广袤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开发开拓而形成的，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培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已经成为56个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我们有太多的感动铭刻心底，有太多的震撼留在心间，有太多的赞叹发自心田。

    我们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深深惊叹。中华大地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给当代中国人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有三项：一是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二是56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铸就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三是精彩纷呈的多样性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育、发展、交融的历史，一部共同缔造和捍卫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一部共同推动祖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汉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彝、白等民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满、锡伯、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祖先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藏、羌族最先开发了青藏高原，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先后开发了蒙古高原，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台湾少数民族的先民最先开发了台湾岛……中华大地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都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汉朝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包括新疆在内的广大地区，并增设17郡统辖四周各民族。元朝在台湾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的实际管理之下，疆域大大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盛极一时的唐朝。当代中国的版图，则是清朝时期奠定的。纵观历史，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为中华正统，都把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政治目标。

    各民族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我们今天离不开的稻和麦，就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高粱、玉米、芝麻、苜蓿、大蒜和葡萄、西瓜、黄瓜、胡萝卜等果蔬，经古代西域传入中原……我国古代农业就这样由若干源头萌发汇合而成。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括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天然分工、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联系，连绵不绝的“茶马互市”、“马绢交易”等就是著名的例子，而经济上的交流，又最终促成了文化上的交融、政治上的认同。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汉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为少数民族所欣赏、所接受、所吸纳。汉族占据中原地区，有发达的经济、成熟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活动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使鲜卑人接受当时先进的汉族文化，改汉姓并为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结束“五胡乱华”、开创隋唐盛世打下了文化融合基础。阴阳五行、八卦节气等起源于汉族的思维理念传入藏、蒙古等地，成为这些地区发展自己的哲学、历法、医学等的重要基础。同样，少数民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也为汉族所欣赏、所接受、所吸纳。在与各民族交往中，汉族吸收了很多民族的优秀长处，也融入了不少其他民族成份。比如，京剧乐队里最重要的“司鼓操琴”，乐器源自少数民族——单皮鼓即羯鼓，胡琴更是可以由名知义。盘古开辟天地的神话，最初流传于苗族同胞中，汉晋以后传入中原，成了我们共同的传说。漂亮的旗袍源于满族；今天常用的“哥”字借用自鲜卑语；磨面的方法，葡萄酒、蒸馏酒的酿制，以及桌子、椅子的使用，都是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世界闻名的航海家郑和、马欢、哈三都是回回人，元代回回人扎马鲁丁编制的《万年历》曾在全国颁行……

    我们为中华民族交融一体、繁荣一体而深深赞叹。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历经迁徒、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之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形成了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复杂而多样。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相同或大体相同，即进入了封建社会；部分少数民族则有的处在封建农奴社会，有的处在奴隶社会，有的甚至还保留有浓厚的原始社会形态。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各族人民永远结束了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的痛苦历史，携手迎来了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繁荣发展的新纪元。

    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56个兄弟民族社会文化各有特点，但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多元一体，集中表现为各民族的异彩纷呈和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表现为争取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振兴。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启示我们：一离不开多，多离不开一，“一”是主线和方向，“多”是内容和活力，处理好“一”与“多”，五十六个民族才能精诚团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我们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大纽带、团结和睦而深深感叹。拨开历史的层层帷幕，拂去岁月的重重尘埃，可以发现这些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纽带：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分布格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救亡图存的共同命运。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凝聚了华夏九州五千年的风雨历程，更蕴含着新中国各族同胞团结奋进60多年的波澜壮阔，倾注着各族兄弟姐妹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至情深爱。

    2007年1月在云南考察期间，我曾专程前往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瞻仰“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普洱县“民族团结誓词碑”。回想当年，新政权刚成立不久，边疆民族地区交织着各种政治力量，跟不跟共产党走？这是盘亘在各族头人和老百姓心中的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强大感召下，普洱地区26个少数民族歃血为盟，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这一走，就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来到普洱县，亲眼看着56年前在石碑上用汉、傣、拉祜等文字刻下的那些名字，重温了当年各族群众立下的铮铮誓词，想象着当时数千名群众在这里歃血为盟的热烈场景，不由得荡气回肠，感慨万千。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当年亲身参与民族团结盟誓并在碑上留名的3位古稀老人，握住他们的手，我满怀敬意地说：“半个多世纪前，你们把民族团结的精神刻在了碑上；今天，我们各族人民群众都要把民族团结刻在心上！”

    创业维艰。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型民族关系刚起步时，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些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还比较深。为此，中央当时采取“派下去、请上来”的办法，加强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着力疏通民族关系。中央访问团临行前，周总理说了四句意味深长的话：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万一和兄弟民族发生矛盾和误解先作自我检讨。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与于此！正是胸中怀着这种精神、用行动践行这种精神、用生命坚守这种精神，才使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判若云泥的历史巨变。仅中央派下去的4个访问团，累计行程就达8万多公里，仅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就达268个之多。特别是毛主席与库尔班大叔交往的故事，周总理身着民族服装参加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的情景，永远铭刻在各族人民的记忆深处。有了这一上一下，一来一往，庙堂不再高，边地不再远。平等互助的春风驱散了乌云，团结友爱的阳光消融了冰雪，中国的民族关系迎来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时代。

    回顾这十年，我们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了不少有益探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了很大成效。在不断夯实民族团结基础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大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我至今无法忘记2009年7月，在赶往西宁参加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经验交流会的路上，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消息！联想到一年前发生的拉萨“3·14”事件，内心无比沉痛，一夜无眠。第二天在会上，我痛心疾首地对与会同志说：“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繁荣发展是喜，停滞衰退是悲；和谐安康是美好，暴力恐怖是罪恶。”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和真切体会！

    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说得好：“不是一阵歪风就能吹倒天山，不是一场冰雹就能毁掉草原！”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趋势相比，“3·14”事件和“7·5”事件干扰不了我国民族团结的主旋律，改变不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潮流。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个地方出现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而不加区分地将这个地方与之捆绑，不可以因为一个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而不加区分地给这个民族贴上标签，更不要因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涉及少数民族人员而不加区分地同民族问题加以挂钩，决不能因为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极端问题而对我们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产生动摇。

    风物长宜放眼量。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有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的分裂纷争，但团结统一从来都是历史的主流和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更创造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中华大地上，传唱着一个又一个各民族兄弟姐妹手拉手、心连心的动人故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个人。从困难时期收养了来自上海等地3000多名孤儿的内蒙古草原人民，到36年里为宁夏南部山区200多万回族同胞打了873口井的兰州军区某部给水团；从帮助失去双腿的壮族女子装上义肢并重新站起来的武警边防战士覃新宇，到收养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10个孤儿，建立了有着6个民族180多人大家庭的阿尼帕老妈妈……一个个鲜活的身影、一幕幕感人的故事、一座座团结大爱的丰碑，使人深感震撼，深受感动。这些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伟大事迹，向我们生动展示了“三个离不开”思想的深刻内涵，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团结不仅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朴素情感、自觉行动、坚定信念。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民族团结犹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宝贵，得之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任何时候都不能小视。促进民族团结，根本的是以诚对人、以德待人，以情交心、以心换心。至诚如神，心坚石穿。60多年来，我们党对民族工作始终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对少数民族始终讲感情、动真情，满腔热情地对待，设身处地地理解，诚心诚意地帮助，才有了“近者悦、远者来”的局面。这是搞好民族团结最朴素、最浅显的道理，也是最管用、最高明的智慧。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就是因为有感情、动真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才有“翻身农奴把歌唱”、“阿佤人民唱新歌”、“红太阳照边疆”这一首首发自肺腑、传唱不衰的歌曲。这些饱含各族群众浓浓情谊的歌曲，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族地区大发展的时代，一个各民族大交流的时代，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大凸显的时代。放眼五千多年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各民族的大交往大交融，必然带来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大繁荣。只要我们坚持中国道路，发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我们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能成为向心力更强、包容性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小民族有大政策，阳光照进深山里○

    小少民族，正式名称叫“人口较少民族”，最初划定时是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当时一共有22个民族，共63万人。俄罗斯族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赫哲族分布在黑龙江；高山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毛南族分布在广西、贵州；京族分布在广西；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等7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门巴族和珞巴族分布在西藏；撒拉族分布在青海、甘肃；保安族和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甘肃；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分布在新疆。22个民族的人口总数，还不如很多内地一个县的人口多。相当一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在解放前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阶段，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直接过渡，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历史、自然方面的原因，这些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即“三个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民族呈整体贫困状态。

    小少民族的发展问题，牵动着许多人的心，也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我刚到国务院工作不久，去了一趟云南基诺山乡和布朗山乡。基诺族和布朗族分别居住在这两座山上。从县城到山上，全是陡峭的土路、山路，几十公里竟然走了七八个小时。看到老乡家的房子四面漏风，房子里用三块石头架起锅灶，冬天了脚上趿拉着凉鞋，生活十分困难，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解决几千人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回来后，我和国家民委的负责同志商量，我们一致感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采取强有力举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2005年5月，国务院审议通过《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三个月后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小民族大政策”，采取“小民族大扶持”，促进“小民族大发展”。一个13亿人的泱泱大国，专门为63万人制定规划、召开会议、出台政策，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还是第一次。2011年，国家又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增加了人口10万至30万的6个民族，即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和土族，总人口扩展到169.5万，还提高了扶持标准。记得2005年8月29日，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和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合了一张影。代表们身着节日时才会穿上的民族盛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憧憬。至今，这张照片一直珍存在我的办公室里。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实施8年来，共投资百亿元，平均每个村300—500万元，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增收项目，使小少民族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做梦都没想到的变化。8年来，一项项民生工程涌向村村寨寨，路通了、电来了，一条条致富门路引入乡间田野，种烤烟、搞旅游、办养殖场、建特色农业产业园，生活变了，群众富了……我记得，在青海召开的现场会上得知有10万人的撒拉族依靠“拉面经济”、“建筑铁军”有了“五子登科”，“挣了票子、练了胆子、换了脑子、闯了路子、育了孩子”，很是让人欣慰……一些昔日封闭落后的村寨，面貌焕然一新，变成了蒸蒸日上的希望之乡，各族群众正在大步迈向小康。

    这项工作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赫哲族在解放前只剩下300来人，濒临灭绝，现在发展变化极大，已经发展到了4600多人，跟解放前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前两年，我到黑龙江省同江市赫哲族地区调研时，当地的同志讲，同江对面是俄罗斯，那边叫那奈人，有好几万，看到中国政府对赫哲族这么重视，十分羡慕。但同时，也听到一些不同声音，说这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小民族、大政策，传送的是一个大党的大情怀，树立的是一个大国的大形象，展示的是当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大风采。我深深感到，扶持小少民族发展，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创举。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平等不仅包括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也包括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平等。28个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这28个民族却占到我国56个民族的50%。解决了170万人口的小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一半民族实现了繁荣发展。小少民族人口虽少，但扶持他们发展，关系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党和国家的形象，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这样的工作值得我们多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博大胸怀。夺取政权中，我们要讲博大胸怀；执政了以后，我们也要讲博大胸怀。我们要始终坚持用博大胸怀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

    针对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这还得从武陵山区说起。幼时读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那“阡陌交通、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图景，让人十分向往。可是，真的到了被文人墨客誉为“桃花源”的武陵山区，在领略桃源美景的同时，还是深深被“桃花源”的封闭、贫穷、落后刺痛。武陵山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四省相邻地区，这里是著名的“土家苗瑶民族走廊”，有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在内的30多个少数民族繁衍生息，还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和生态功能区，却也是跨省交界面大、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区内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71个县（市、区）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尽管武陵人一直怀有“桃花源梦”，“桃花源”里饱暖安逸、无忧无虑的美好愿景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像这样“桃花源”式的贫困地区全国还有不少，我们称之为特困民族地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式扶持，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先后摘掉了贫困帽子，剩下的基本都是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特殊贫困地区。特困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自然条件恶劣，自我发展能力差，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这些地区多在省际结合部和山区，是经济和交通的“神经末梢”，对外联系通道少，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这些地方又多处在大江大河的源头和上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调节器”和“稳压器”，生态地位特别重要，同时又特别脆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拿下特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这块“硬骨头”。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重点，包括武陵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以及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这14个片区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贫困人口，其中有11个是民族地区。

    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序幕，就在“桃花源”拉开。2011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11月15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率先启动。这标志着以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的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役全面打响。此后，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其他片区的发展规划。为了落实中央的部署，我们马不停蹄奔赴湖南、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召开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启动会，给当地的干部群众鼓劲打气，为每个片区指定一个国家部委当“片长”，负责牵头协调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武陵山片区的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呼应的区域协作模式，相继建成一大批交通、水利、通讯等重大项目并发挥作用，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正在大幅改善，成为新一轮扶贫事业发展的缩影和印证。

    特困民族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难点、最短板。推进特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重点做好资金、生态、“大山”这三篇大文章。为此，我们切实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产业化发展基金，强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科学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山门”一旦打开，劣势就可以变优势，山区丰富的资源就可以与市场进行便利对接。位于省际结合部和大山区的特困民族地区，生态资源、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在我国消费结构加快转型的时期，这些资源就显得特别珍贵，市场价值日益凸显。只要搞好市场定位，突出地域特征、民族特点、山区特色，特困民族地区一定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路子，各族群众也一定可以过上桃花源那样的好日子。

    ○梦中草原迎新绿，边关万里都是情○

    2010年初，农历虎年春节前夕，内蒙古中东部草原接连遭受30年未遇的暴雪寒潮袭击。我们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锡林郭勒盟，实地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牧民，鼓励大家生产自救。临走了，我拉着一位蒙古族老支书的手，问他还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做些什么。老支书很动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这里啊，草原退化得厉害，现在放牧的少了，我们很矛盾。多养牛羊吧，就破坏草场；保护草场吧，我们的生活又下降。国家有支持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政策，可是支持我们牧业牧区牧民的‘三牧’政策少啊！”

    老支书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草原文明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与黄河、长江地区的农耕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一百多年以来，这些美丽的草原多次经受不当开发，加上过度放牧，造成草原频频“告急”，人进沙也进。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在一些地方已变成风吹沙扬起尘暴。如果长此以往，北方草原将变成不毛之地，长城之南将永无宁日。

    回京后，我立即让国家民委、农业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对牧区进行调研。调研的结果的确令人心焦，牧区生态在持续恶化，约有90%的草原退化、50%的草原沙化，每年消失的天然草原面积高达65—70万公顷，牧业生产能力低下，牧民民生改善困难。而我们的牧区政策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以农牧民补贴来说，涉牧补贴只有两项，农民和牧民人均获得补贴的金额比为12∶1。2010年10月，国务院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机制。201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同年8月，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召开，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距上一次召开已经过去了24年。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草原保护和建设、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促进牧民增收、改善牧民生活，推动牧区实现美丽和富裕双赢。

    从2011年开始至今，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机制已经全面建立，政策覆盖范围从内蒙古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扩大到黑龙江等5个非主要牧区省和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涉及草原面积48亿亩，占全国草原面积的80%以上，还对1.2亿亩人工草场实施了牧草良种补贴，对284万户牧民给予了牧民生产资料补贴。这是建国以来在草原牧区实施的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牧民受益最多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实施以来，草原生态加快恢复，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型，牧民收入加快增长，草原奖补等政策性收入占农牧民增加收入的一半，占牧民人均纯收入的12%左右。

    目前，我国牧区总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接续区。六大牧区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是十几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产业。同时，牧区又与12个国家接壤，牧区不稳，边疆难安。牧区生态地位突出，藏青川甘牧区共同构成的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被誉为“中华水塔”和“江河源区”，内蒙古、新疆牧区是我国东北和西北的两大生态屏障。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希望黄沙肆虐的记忆一去不返，萦绕梦中的草原渐行渐近，广袤牧区的历史再铸辉煌。

    当我们把目光从茫茫草原扩展到万里边疆，就会发现这里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家园。很多时候，站在办公室的中国地图前，凝望着绵延数万公里的国界线，跌宕起伏、山河纵横、大开大阖，常常勾起我无限的遐思……

    有国就有边。我的家乡吉林与俄罗斯、朝鲜接壤，但小时候并没有边疆的概念，更没把边疆和民族地区联系起来。后来才知道，我国的边疆地区基本上是民族地区，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有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136个边境县中绝大多数是民族自治地方，而边境地区2200万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少数民族。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我们回族散居全国，土族、土家族、畲族、裕固族等十几个民族聚居在内陆之外，其他40来个少数民族基本上生活在边疆的某一个或几个聚居区。朝鲜、蒙古、赫哲等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主要在西北地区，藏、彝、白、壮等主要在西南地区。此外，还有30来个民族与历史上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

    提到边疆地区，人们大多会有“边远”和“贫困”的印象。的确，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大多只关心边防巩固、军力强大，而很少关心边疆经济发展和边民生活改善，正所谓“春风不度玉门关”。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分别是“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这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基础弱、起点低、起步晚，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特别是边境一线长期处于战争第一线、国防第一线，国家投入少，历史欠账多，边民既守边又守穷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云南，景颇、拉祜、布朗、佤、怒、傈僳、独龙、德昂等原“直过区”民族，更是呈现整体贫困。我们看到不少佤族群众居住的是“六面透风”的茅草房、竹芭房，爬上年久失修的吊脚楼，破烂的楼板嘎吱作响。在广西、新疆等地边境乡村，边民贫困的比例也很高，许多人住的是危旧房，喝的是地柜水、涝坝水，穿的是破衣衫、救济服，我看了十分心酸。

    我在边境调研时还了解到，一些邻国搞“国门”工程，给边民一系列优惠政策，上学免费，种地有补贴，路修的比我们整齐，房子盖得比我们漂亮。一些小孩到邻国学校上学，回家时唱的是别人的国歌。我们的电波信号传输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也弱，老百姓收听收看的往往是邻国的广播电视，当地称之为“大国声音小，小国声音大”。长此以往，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堪忧啊。

    有边就要守。长期以来，边疆各族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些边境地区，一个村庄就是一座“兵营”，一户人家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位“哨兵”，边境地区流传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吉林延边州每3人就有1人支前参军，每5名战士就有1人牺牲，其中朝鲜族烈士占97%以上，诗人贺敬之为此写下了“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云南省富宁县的一个边境村，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全村87个人只剩下了78条腿。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3个国家接壤，8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上有45个边境通道，其中42个由当地边民把守。上个世纪80年代，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全乡就一家三口藏族人，每天清早升国旗，长年固守国土。在喜马拉雅山峡谷地带与不丹、印度接壤的错那县，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有人曾问当地一位边民为什么不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他回答说：我们走了外国人就来了，再想要回这块土地，就得动枪动炮了。正是这些长期在边境一线生产生活的各族边民，多年来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守护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治国必治边。边关的山山水水，边疆的一草一木，世代居住和守卫在祖国边疆的各族同胞们的生产生活，始终牵动着我们的心绪。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边疆民族地区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后，中央为边疆省区量身定制了加快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在东北，建立了面向东北亚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在内蒙古，发展起了面向蒙古、俄罗斯的中国第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等一大批边境口岸；在新疆，成立了面向中亚乃至欧亚大陆的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在西藏，支持发展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在云南，提出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目标，支持筹办中国—南亚博览会，打造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桥头堡；在广西，支持北部湾经济发展区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加快发展的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边疆民族地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在西部大开发政策框架下，采取具体措施支持边境一线发展，都取得了一些效果。

    其中，国家民委发起的“兴边富民”行动既立足于富民、兴边，又着眼于强国、睦邻，办成了许多我们一直想办而无力去办的事情。2007年，兴边富民行动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2010年，国务院又审议通过了这一行动的“十二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覆盖范围和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从刚开始的10个试点县到覆盖所有边境县和团场。截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兴边富民补助资金22.1亿元，吸引带动数百亿各类资金投向边境地区，136个边境县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飞跃式增长。兴边富民行动有效解决了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诸多切身利益问题，边境基层干部形象地说，兴边富民项目虽然规模小、资金少，但灶小火旺，老百姓特别喜欢。

    “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治边未治”。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边境地区的治理，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既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又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屏障，既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窗口，也是反映国家兴衰和社会治乱的晴雨表。如果说我们的祖国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只雄鸡，万里边疆就是镶嵌在祖国大地上的一串七彩宝石。伴随着海陆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和向西开放的铿锵步伐，这串宝石必将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绚丽光彩。

    ○天崩地裂显大爱，众人拾柴火焰高○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我在地震发生当天到达了受灾最严重的结古镇，组织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所到之处山河破碎、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眼前的场景让我回想起汶川地震发生后所看到的景象。时隔不到两年，又一次目睹各族同胞受难，感同身受、心痛不已。

    在国务院工作的这十年里，我们国家遭遇的天灾不断，而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是灾害频发。新疆、内蒙古雪灾，汶川、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等大的天灾，几乎都发生在民族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落后的防灾抗灾设施，使得这些地区的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难度更大。回首这些年的抢险救灾经历，回忆那些舍生忘死的事迹，回放那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回想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真是情难自禁。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大灾大难降临时，有山崩地裂、山摇地动，更有顶天立地、感天动地。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多少人瞬间作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的抉择，多少父母用双臂为孩子撑起生命的天空，多少老师用身躯为学生挡住死神的威胁，多少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地奋战在第一线。在抗震抢险的日日夜夜里，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多少人自发从天南海北赶赴灾区做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多少人自发前往遍布全国的献血点争先恐后无偿献血，多少人自发为灾区慷慨解囊。正是这种磅礴的团结和大爱，才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才让劫后余生的人们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温情，才使满目疮痍的大地重新普照希望的阳光。

    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科学指挥，始终与灾区各族人民情相系、心相连，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有力保障。汶川地震一发生，我们立即组织开展了我国历史上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工作。玉树地震后，我们在借鉴汶川抗震救灾经验的基础上，克服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给困难甚至语言不通等特殊困难，迅速展开一场在高原高寒地带进行的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救援行动。危急关头、风雨之中，数万救援大军火速向灾区挺进，保证了救援工作的及时、高效。在做好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的同时，我们立即着手安排恢复重建工作。汶川地震3个月后就颁布施行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一部法规因一场灾害而立，开我国立法史和救灾史上的先河。同年9月，我们又制定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了“一省帮一重灾县（市）”的对口支援举措，将19个省市与灾区紧紧连在一起。这是我国抗灾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救灾史上的首创。玉树地震的恢复重建很好地借鉴了汶川经验，制定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克服重重困难，在实际不到两年有效施工期内，全面完成了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不仅重建了一个物质家园，也重建了一个精神家园，创造了世界灾后重建史上的又一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从灾难到进步、从悲壮到豪迈的恢弘篇章！

    各民族守望相助、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患难见真情，天灾不仅激发了人间真情，更彰显了民族团结的大爱。当灾难突袭这些地方时，灾区各族人民生死相依、共同面对，全国各族人民心手相连、甘苦与共，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羌族飞行员邱光华，即将到龄停飞，但主动请缨飞赴汶川救灾一线，为抢险救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玉树地震后，人们不分军民、藏汉、僧俗，争分夺秒地团结自救，有效地抓住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藏族妈妈加央巴措在地震中受伤，她刚出生4天的孩子被救出后，在各族妈妈的接力喂养下安然度过了危险期。香港义工黄福荣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救援，玉树地震发生后又去玉树救出了3名孤儿和1名教师，自己却在余震中不幸罹难，成为玉树地震中首个遇难的志愿者。他的遗体返回香港后，我特意委托工作人员献上花圈表达对英雄的哀思和敬意。震后短短的几天里，一批又一批由汉、回、羌、维吾尔等各民族人士组成的救援队日夜兼程，赶赴灾区；一笔又一笔带着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爱心的捐款汇集到雪域高原。一时间，大江南北、海内海外，“玉树不倒、青海常青”成为响彻中华儿女心中的最强音。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灾害让世界见证了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爱重于山、情深似海的骨肉亲情。

    民族地区的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点，注意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汶川地震后，灾区有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吃不到清真食品，前方指挥部紧急安排从山东、河北等省调运，第二天就解了燃眉之急，及时安抚了群众的焦虑心理。玉树地震后，我去了结古寺。这是一座藏传佛教大寺，在当地信教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寺庙活佛问我，庙塌了，能不能参照民房标准修复？我认为，在群众普遍信教的地方，最大程度争取信教群众的支持，就要对受灾的各族同胞包括寺庙僧尼一视同仁。民政等部门很快拿出具体办法，这是过去没有的政策。汶川地震受灾区有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也是重要的藏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并存，历史人文资源独特。后来根据国家民委的意见，我们修订了汶川重建规划，加强了对羌藏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建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汶川相比，玉树地区民族文化特色更加浓郁，我们着重强调恢复重建工作一定要与体现民族特色和地域风貌特点相结合，此后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也将文化遗产保护和宗教设施恢复单独列入。

    回首这些年参与抢险救灾的经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历经磨难，我们中华民族总能重新挺立、奋勇前行，中华文明总能绵延不断、永葆生机？几大文明古国中，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赠礼”，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两河文明河流纵横，自然条件优越；古希腊、罗马文明位于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唯独中华文明自然条件最恶劣、天灾最多。时至今日，我国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次高、造成损失重。这培育了中华文明强烈的“忧患”品格，也造就了中华民族以互助伦理为核心的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殷忧启明，多难兴邦”。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品格和传统，中华民族才历经磨难而不亡，并且愈挫愈奋、愈挫愈勇。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强不息、感恩奋进，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品格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弘扬。

    我们的努力，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记得有一年，我去浙江普陀山考察民族宗教工作，寺里的方丈在佛堂对我说：“你们就是现世的活菩萨。”看我很纳闷，他接着说：“您看，全国哪儿遭了大灾、有了大难，你们就出现在哪儿，组织抢险救灾，这不是活菩萨是什么？”我明白了——老百姓最有情谊、最懂感恩！其实，我们不过是机缘巧合从事这项工作而已，但我们党员干部为群众做的每一件好事、实事、善事，群众都牢记在心，群众是在通过我们向党和政府表达感恩之情啊！这让我备受激励，也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最温馨，人民群众最可敬，人民子弟兵最可爱，中国共产党人最贴心。如果说真有大救星、活菩萨，那就是我们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

    众志成城，不仅体现在危难时刻，表现为一种天地大爱，也体现在日常工作，表现为一种体制机制。我们常说民族工作是“三个方方面面”，即方方面面都涉及，方方面面都要做，方方面面都要整合起来，就是要形成凝聚各种资源和力量、共同做好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这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紧迫。

    我在江苏、安徽等省工作时，知道这两省各有近40万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属于民族散杂居地区。离开几年之后，再与地方同志一交流，发现这几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增加得非常快，很多省市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甚至超过了本地常住少数民族数量。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新“四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众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多，我国的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

    其中，有两种新变化最为突出，形象地说，一个是“进城”了，一个是“下海”了。城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有2000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同时到民族地区工作、学习、经商的汉族群众更多。在这一浪潮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近些年涉及民族因素的摩擦、纠纷甚至冲突也日益增多，而且大多发生在城市，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这就是民族工作“进城”了。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条件下，各族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越来越强。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民族团结影响深远。民族工作越来越与市场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工作“下海”了。无论是“进城”还是“下海”，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族群众的互动合作，这是历史的进步，也加大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流碰撞甚至纠纷冲突，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须过的一道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必须树立“善假于物”的思想，采取措施，进一步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民族工作合力，让民族工作更好地“社会化”。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动恢复国家民委委员制度。之所以说恢复，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过委员制。不过，当时是强调民族代表性，这次是强调职能代表性。新的民委委员制，以国家民委为牵头单位，以与民族工作有关的职能部门为民委兼职委员单位，以兼职委员单位的负责人为民委兼职委员，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民委委员会议，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国家民委委员制恢复以来，委员单位数量不断增加，到2013年已经发展至32家，包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众多部委在内。这不仅是一种做好民族工作的有效方式，更是发挥各部门作用、形成民族工作合力的重要机制。

    现在，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实行了民委委员制，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民族工作领导小组，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和资源都整合起来。各地在探索民族工作社会化和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不少好经验。湖北省针对10个民族县（市）的特殊困难，全面实施“616”对口支援工程，即由1名省委、省政府领导牵头，带领省直6个部门（单位）对口支援1个民族县（市），每年为民族县（市）至少办成6件实事。如今，“616工程”变成了“N1N”工程，在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方面开辟了一片新天地。2010年8月，我们举办了全国推广湖北省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经验交流会，把这一经验推向全国。同年12月，我们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全国城市民族工作座谈会，强调把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合作机制，引导各族群众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实现和睦相处、共同进步、交流交融。

    ○多彩中华正绚丽，世界民族亦多元○

    人民大会堂的表演大厅里，一群藏族姑娘小伙儿手持六弦琴边舞边唱。他们的脸黝黑，手粗糙，音乐简单，舞步粗犷，但表演真挚投入、朴实自然，极具穿透力，引来台下观众潮水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心弦也被深深打动。这是西藏团参加2006年9月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飞弦踏春》，是藏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堆谐”，表演者全都是来自喜马拉雅山下的藏族农民。

    以往，可能跟许多人一样，提到少数民族文化，我就会想到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印象比较宏观。通过这么多年从事民族工作，与各族群众直接打交道多了，我深深体会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底蕴是多么丰厚，多么博大精深：语言文字丰富多样，文化艺术多姿多彩，风俗习惯各具特色，民族节日种类繁多。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英雄史诗，它与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空白。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打破了“中国民歌没有多声部”的成说。家喻户晓的歌曲《爱我中华》，原是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会歌，由苗族歌手宋祖英演唱后，迅速传遍全国……

    但是，民族地区依然存在着“富饶的贫困”现象，文化资源富集，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滞后，面临突出困难和特殊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文化遗产损毁、流失、失传现象突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2005年，国务院制定了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国家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文艺会演。2009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云南、广西等省区还设立了专门的民族文化发展基金。

    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通过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国艺术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文华奖”、“骏马奖”等一些全国性平台，我们弘扬和传承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走向全国蜚声国际的精品力作。通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超过85%和90%。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紧密开展，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和蒙古族“长调民歌”被列为联合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367项，占总数的1/3，55个少数民族都有项目列入。30余万种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被整理出版，民族文化瑰宝重新焕发光彩。西藏布达拉宫、云南丽江古城、云南“三江并流”景观等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打造了广西的《印象·刘三姐》、云南的《印象·丽江》、贵州的《多彩贵州风》等一批有实力的民族文化品牌，有效带动了旅游业、演艺业、娱乐业及文博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壮大。民族文化产业成为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一大亮点，在一些地区已逐步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探索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新路。

    更为可贵的是，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唱响全国、蜚声国际。原汁原味原生态，正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文艺的名片，少数民族文艺也借此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登堂入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2006年全国青歌赛特意增设了原生态组别，彝族姐弟李怀秀、李怀福，一举夺得该组别金奖，“原生态热”在全国持续升温。“星光大道”、“非常六加一”等知名电视节目中，很多演唱着民族歌谣的少数民族歌手，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令人耳目一新。少数民族文化在席卷国内的同时，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到美国、欧洲等地巡演，把“原生态”之风吹向世界。从中央到地方已有100多个少数民族艺术团体走向世界，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亮点。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流，水乳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和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西汉的昭君出塞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和亲，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学习的生动写照，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少数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中华文化形成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鲜明特征。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作为各民族共同铸就的文化辉煌，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向心性，也极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一定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特色的，越是有影响力的，越是有品牌的，越是有价值的。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竞争力，更是生产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潜力所在、魅力所在，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抓住特色，创新发展，但首先是要怀着礼敬的态度，在保护挖掘上下功夫，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只有各民族文化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中华文明才会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大观园；我们的世界，更是一个多样多元的民族大舞台。大大小小3000多个民族，生活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多元是世界的底色，它在给人类文明增添多样性色彩的同时，也让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面临着妥善处理民族事务的重大课题，有人甚至形象地说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火山。

    在国务院工作的这十年里，我曾出访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多姿多彩的民族现象令人印象深刻，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令人感慨万千，激烈血腥的民族冲突令人震惊深思。其中印象最深刻、最震撼、最感慨的是前南斯拉夫之行。南斯拉夫民族宗教错综复杂，历史上的民族仇杀接连不断。二战后，铁托领导的南共提出社会主义民族自治政策，承认境内26个民族一律平等。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历史的恩怨基本化解，各民族和睦相处，创造了巴尔干这个“欧洲火药桶”的奇迹。与此同时，综合国力上也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从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中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独领社会主义国家之风骚，成为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国。但历史似乎在跟南斯拉夫开一个无情的玩笑。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民族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爆发，南斯拉夫也随之不断“裂变”，最终一分为六，彻底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一旦民族反目，一切化为乌有。回到相互仇杀的老路之后，经济倒退二三十年，至今，前南地区仍是欧洲最不稳定、经济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若非亲历，难以想象。民族仇恨，宜解不宜结啊！

    类似的悲剧在非洲上演得更频繁些。众所周知，非洲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既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也是种族交融的大舞台，更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最复杂、民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共发生200多次政变，其中有11个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多数都有民族背景。1994年卢旺达的大屠杀，就是其境内图西和胡图两个民族之间长期矛盾的激烈爆发，在100天内就造成10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逃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当时卢全国才只有750万人，这成为了二战后最惨无人道的暴行。

    民族问题的变异或者极端表现，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对任何国家来说，民族分裂主义都是国家的大害，人民的公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族分裂主义曾是新老殖民主义的遗毒和“筹码”，现在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棋子”和“病毒”。苏东剧变后，西方大国更是瞅准许多国家民族问题多发的时机大打“民族牌”。从所谓的“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到“颜色革命”再到“阿拉伯之春”、到利比亚战争，都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密不可分，区别只是藏在幕后还是跳上前台。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问题前涌后现，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据有关统计，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的移民总数已超过人口总比重的10%，这还不包括非法移民。随着外来人口成为欧洲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已经成为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问题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因为移民问题而产生的爆炸或骚乱事件也接连不断。

    前南解体，非洲部族冲突，西方世界的移民骚乱，不断提醒和警示我们，民族问题关系多民族国家的存亡，关系各族人民的祸福，要始终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处理民族问题的道路和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答案。处理民族问题，要从实际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坚定对中国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不动摇，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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