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7月，一艘斑驳脱落的客船，沿黑龙江逆水而上，船舱里坐着73名来自本省北安县的知识青年，他们惶恐地望着对岸苏联边防部队的岗楼和隐蔽在岸边丛林里的坦克，他们的船后还有苏军的巡逻艇紧紧尾随。这一年的春天，珍宝岛已经打响，黑龙江已失去宁静，紧靠在右侧舷窗下，站着一个高壮的青年，满头浓发下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睛不小，却被幕布一样半垂的眼睑掩盖着，不时地闪烁着机敏而冷峻的光。嘴角总是紧抿着，他节省着每一次微笑。他神情深沉，甚至还有几分阴郁，使你难以相信，这一年他只有19岁。
也许生活的重负使他早熟。他出生在海伦县福安车站双山屯一栋破马架子里，在一个三等小火车站当巡道工的父亲给了他强壮的骨架，在家乡黑土地耕耘的母亲给了他坚韧和沉默的性格。他十岁时，母亲积劳成疾撒手而去，他学会了种地做饭和缝补破旧的衣衫。他一边照顾弟弟妹妹，一边上到中学，学费是自己挣的，假期到火车站装土豆袋子，每扛上火车一百多斤的一袋子，能挣五分钱，那还是一支铅笔的价钱。上中学时，每天天还没亮，他就登上火车，书包里有三个苞米面的大饼子和一块咸菜，那是他一天的食粮。他又生不逢时地赶上“文革”，虽然最后他也领到一张高中毕业证，可他自认为只是学足了初中的文化。“文革”中，同学们起来造老师的反，他却领着一帮同学徒步长征，半个月他从北安走到吉林省扶余县，满脚的大泡已经变成厚茧。珍宝岛打响了，他义愤填膺，黑龙江畔的呼玛林业局来招工，他抢先报了名，他怀着上前线的激动登上了这条客船，他心里还有几分宽慰，他终于自食其力了，也许可以减轻父亲半夜里那揪心的叹息。
突然，江上响起枪声，船上的青年全趴在船舱的甲板上。他像个机警而有经验的战士，躲在窗后，注视着江中的那一片绿色的狭长岛屿，那就是吴八老岛，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战斗。这是以后他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毅，卧倒！”带队的干部呼唤着他--这个不怕死的青年。
从呼玛县出发，这条船走了三天三夜，历尽风险，终于在一人只有十多户人家叫开库康的小站靠岸。张毅和他72个伙伴，住进山坡上一栋木刻楞房里，把行李往桦木杆辅成的大通铺上一扔，他们就成了开库康林场的工人了。
第二天，他腰上扎一条麻绳，夹着一把弯把子锯，跟在老工人的身后走进黑森森的树林，太阳的光束像舞台上的追灯，透过枝叶，照在他年轻的脸上，汗水淋漓的脸闪着金属的光泽。一天下来，树枝刮破了衣裳，蚊虫咬肿了他的脸，弯把子锯给他的手掌涂上一层血泡。可他竟放松了紧抿的嘴唇露出了微笑，他用手中这把弯锯子放倒了一棵有三人合抱那么粗的落叶松。他大声狂呼：“顺--山--倒--啰！”这还带着童音的清亮的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响，像古钟一样悠长。大树倒下时，发出巨雷劈击山岭般的轰响，随之他哈哈大笑，这笑声汇进林海起伏的呼啸之声。此刻，他感受到做一个叱诧风云的伐木者的自豪，他突然觉得这正是他终生所要追求的事业。
也许由于他的勇敢，也许由于他过人的膂力，几天后，这一帮青年都听他的，尽管他在学校时，并不是学生干部。一个月后他当上采伐队的工组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台阶，正是顺着这个台阶，他登上了高高的兴安岭。
半年后，张毅学会了一个林场工人应会的所有活计。转年春天，他带领青年民兵排，冒着风雪开进黄金古道第18站附近的一片林地，独立承担采伐任务。他们在林间一片背风的洼地上支起帐篷，取冰化水，开炊做饭。狍子站在离帐篷不远的榛丛中瞪着吃惊的眼睛，棕熊在远处望着轰轰作响的柴油发电机不敢靠前，然后迈着绅士的步子蹒跚而去。张毅领着大伙蹚着齐膝深的大雪走进原始老林，放倒生长百年的落叶松、樟子松，然后用板斧砍掉枝丫，再用马把原木拽出树林，集中在道边，再装上集材的拖拉机。大烟泡卷过山林，寒风夹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刮脸。张毅和他的伙伴们脱掉狗皮帽子，甩掉破棉袄，干得挥汗如雨。休息时，篝火在雪地上点起，他们也感受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他们用树枝插着烤焦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吞着，不时咽下热辣辣的烧酒，再把一把白雪往嘴里一抹。
这常人难忍受的艰辛，却给张毅这一代人上了人生的必修课。经过大烟泡的人，还害怕什么别的风寒；有这一杯酒垫底，他们什么酒都能对付。
春天来了，冰消雪融化成汩汩溪流，溪流又汇成哗哗的桃花水，桃花水催开满山的红杜鹃。张毅无心观赏山景，他们的营地变成了红眼蛤蟆塘，汽车开不进来，一切生产生活物资全是张毅领着大伙蹚着泥水背来的。他们用背来的沙石在营区内修了路，还用鹅卵石在营房前摆出了“加强边疆建设，加速林区开发”的标语。张毅又破费了一番心思发动了一场革命，把又脏又乱的“跑腿子”窝棚建成了解放军式的营房；行李摆出棱角，毛巾挂成一条线……。一个插队干部来这里检查工作，发现了奇迹，林业局马上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张毅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在呼玛县的先进代表大会上崭露头角。
当时跋涉于林间的张毅还没有耕耘于垄上的陈涉的那般“鸿鹄之志”。闲时，也有朋友问他将来想什么，他说能到贮木场抬圆溜溜的木头最好，省得被树杈刮破衣服，刮伤骨肉（直到现在他胳膊上还能看到被树枝刮破的伤痕）。朋友又问，有钱了买啥，他说买一床鸭绒被，上山伐木背着轻快。
他的理想很快实现了，不是到贮木场抬木头，而是要在塔河县东面的一片沼泽地上建设一个大规模的贮木场。他和踏察现场的工程师一起进入现场，他当助手，当力工，还当炊事员，后来又当现场施工员。他用中学学到的数学、几何知识，又是测量，又是绘图，奇迹般地指挥建成一座27.5米长的铁路涵桥。驻扎在塔河县的铁道兵三师的工程师是他的老师，白天在工地上张罗，晚上跑到县城请教。现在这座桥还在大山深处的克斯克河上服役，每天拉着木材的火车在它的身上驰过，它以自己的稳健证明着一个青年的才干。
贮木场建成了，那是林海里喧闹的港湾，堆积如山的树木在这里装上火车，然后运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时起重机械还不发达，那数一万根的原木要靠工人们的肩膀抬上火车。这正是张毅担任连长，由140个上海和温州青年组成的青年连的任务。一千多斤的大原木八个人抬起，他总是抬大头，一米七八的他，要比瘦小的南方青年承受更大的压力。锥形的肩杠刻进锁骨，肩头上磨出两行像扣着的饭碗大的又红又紫的茧包。
哈腰挂，那个嘿呦
挺起腰，那个嘿呦
往前走，那个嘿呦
莫回头，那个嘿呦…….
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在广阔的贮木场上空回荡，和火车的鸣叫、风的呼啸，组合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踏着这雄浑的节奏，张毅和他的伙伴迈着步，稳住架，抬着巨木一步步地走上悬在半空的跳板，就像在生死线上攀登。他们瞪圆双眼，咬紧牙关，倘若有一个闪脚，就会全线崩溃，落木就会把人砸成肉饼。他曾被压伤过腰，被砸伤过脚，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上去，走上去！
生死的考验中，培养了他的刚毅；危难的磨练中，又显示了他的果敢。上海和温州的两伙青年剑拔弩张，要发生械斗，他大吼一声冲过去，三拳两脚把两个领头的打翻在地，吓散了两伙青年。两个新转业兵死于交通事故，引起数十名转业兵的不满，他们借口棺材打小了要闹事，他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劝退了激愤的人群。人们服他，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在前面，比谁都干得好。人们怕他，他嫉恶如仇，眼睑一撂，射出那一束冷光能穿透你的心。人们爱他，他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老少爷们都是他的朋友，那两个被他打过的青年，竟由他培养出先进生产者。
1972年2月25日，张毅像当年的抗联战士一样在大森林里宣誓入党，这一年他才2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黑龙江省政法学院的插队干部史玉满和上海市城建局的插队干部卢升文。这两位老共产党员人发现了比在呼玛的老金沟发现的最大的106两重的金块还宝贵的人才，为党和人们培育了比老山参还贵的好苗子。至今，张毅还满怀深情地称他们为“启蒙老师”。
两年后张毅被任命为塔东贮木场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成为他这个家族第一个副科级干部。1974年7月9日，在十八站林业局召开的党代会上，他又当选为局党委副书记，成为大兴安岭地区五万名知识青年中第一个走上这个层次的干部。四年以后，他穿越大兴安岭的最高伊勒呼里山脉，到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当区团委书记。加格达奇是鄂伦春语，“长满樟子松的地方”。樟子松因其树干修长挺拔，枝叶常年翠绿而被称为“美人松”。可惜，在这十万之众的城市中已看不到樟子松的潇洒身姿了。三年后，他又靠自己的刻苦自学考取了东北林学院林业经济专业，两年后，他不仅拿回了大学文凭，还带回了本领，这正是他再次翻过伊勒呼里山脉回到大山深处的塔河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大展宏图的力量源泉。
事业的需要也加速了他的成长，1986年11月省委任命他为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林管局第一副局长。1987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大火之后，他又被省委任命为大兴安岭行署专员，那一年他37岁，是当时黑龙江省最年轻的正地市级干部。
1989年10月，北京，中央党校。
辅导员李敬业对青干班的全体学员郑重地说：“为了检查我们每个人党性纯不纯，我请在座的每个人讲一讲你们是怎样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
轮到张毅时，他不加感情色彩又十分简略地讲了自己走上高高兴安岭的过程，竟使在场的所有中国政治新星惊叹不已。
也许下面这些故事更能让他们和我们的读者惊叹。
（二）
1987年5月，那个干燥而揪心的春天，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注视着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那片浓烟四起火光熊熊的大森林。
5月6日，漠河县古莲林场营林队一个冒名顶替的工人，在起动割灌机时激发的星火和河湾林场三队的两个工人在清林作业时漫不经心扔下的烟头，引发了这场让世界都瞪圆眼睛的大火、一天后，这铺天盖地的红色恶魔把13平方公里的漠河县城变成一片焦土，把100平方公里的3个林业局和7个林场、4个贮木场化为灰烬，193个无辜而可怜的大人和孩子的灵魂在大火中升天，56000多个农民和林业工人顷刻间失去惨淡经营而刚刚富足的家园。于是，国务院及黑龙江省、林业部的主要负责人飞赴大兴安岭，十几位将军带领紧急集结的几万军人、武警官兵冲向大森林中的火海，于是这片鲜为人知的山林里爆发了建国以来指挥级别最高、参战人数最多的人与自然的“国内战争”。
5月16日下午2时，各路灭火大军的统帅聚集在东线指挥部秀峰林场会议室里。满头银发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东线总指挥周文华焦虑地看着手腕上的表。
形势像窗外的浓烟一样昏暗而令人压抑。几天来几万人奋不顾身的战斗，扑灭了许多火点、火线和火头，可火势仍然在蔓延，已经扑灭的火线又在8级大风的疯狂煽动下再次卷起烈焰，大兴安岭的半壁河山危在旦夕。如何在战略上摆脱困境，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正是这次会议的议题。
刚刚跳下直升飞机的大胡子师长吴长富走进会议室，他拿起一根柳树棍，指着火场形势图说：“我在飞机上把整个战区看了一遍，很不理想。南部的火势大部分被控制，北部形势严重，全线火势正向北推进……”他那嘶哑的声音让人心颤。
“危险区在23站以东，八里湾以西。现在火头距离22站只有两公里，应该马上派出人去阻击！”
“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火攻火，在火头没有赶到之前，先放火烧出隔离带，以公路为依托，把火圈起来，然后‘关门打狗’！”
指挥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就这么定了！”周文华拍了一下桌子。“集中力量，全线封闭东线火场，坚决不让它烧过嫩漠公路，否则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最关键的八里湾和22站一线，老邱去八里湾，22站谁去合适？”
“我去！”坐在后排一个年轻人举起手，然后腾地站起来，他大声地说：“22站我熟悉，我去，保证完成任务！”
他就是张毅，不知是因为烟熏还是因为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他脸色发黑，眼窝深陷。虽然，他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林管局副局长只有几个月，可强烈的自责使他经受了一次心灵的煎熬，他觉得有愧于父老乡亲，有愧于这片大森林。在最紧张的时刻，他就在被人们看做是定时炸弹的油库区指挥。在死神面前，他没有退却，而是勇往直前。全城的老百姓安定了，担任城防任务的干部群众终于拒火于门外。眼下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挺身而出了，他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他自信自己的力量，不怕“铤而走险”。
飞驰的北京吉普车如离弦的箭，一路鸣笛，超过大小车辆，直奔22站。张毅坐在司机旁边，心急如火，还觉得车跑得太慢。
晚6时，张毅的车赶到22站，这时南来的火头正向嫩漠公路压来，火光冲天，烟气逼人，发出疹人的呼啸，当地老百姓哭喊着跑上公路，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坦克旅官兵排成人墙要与迎面而来的火头进行殊死的搏斗。
“快点火！”张毅跳下汽车，跑下路基，迎着不远的火头点燃脚下的草塘。他指挥着解放军和在这里灭火的地方扑火队，顺着公路点着一条火线，这向南烧去的火，与向北扑来的火头相会，不一会，都熄灭了，自然形成了一条无火的烟雾带。
这一夜，张毅奔跑着指挥人们打通了从22站到23站30公里长的防火隔离带，不可一世的铺天大火终于跪服在黄金古驿道旁，化做一股股黄色的烟雾而久久不肯散去。
当夜张毅驱车回到绣峰总部报告，又被某集团军请去，连夜重返23站指挥继续向西点火。此时山风骤起，如再点火，可能卷过公路，前功尽弃，又扩大火势造成更大的灾难。部队迟疑了，专业扑火队有人坚决反对。
“如果我们不点，一会过来的火头也要烧过公路，我们点火，如果组织好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背水一战。我是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张毅下达了最后的命令，他跳下公路点火，大家都跟着他小心点火。20日凌晨，23站到兴安渡口的36公里隔离带连起来，大火没有越过公路，一片接一片地在他们脚下熄灭。
当被火熏得暗淡的太阳在烟霾中升起时，一千五百多名军民疲惫不堪地坐卧在“黄金之路”的两旁，仿佛像一尊青铜的雕像，耸立在这古老的驿道上。张毅就站在这中间，人们没有注意到他蓬乱的头发下黑黝的头发下黝黑的脸上有两行晶莹泪珠闪过。这一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大兴安岭东线的大火，被扑灭在黄金古道旁，扑火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周文华同志赶来了，他紧紧握着张毅的手：“谢谢你！你干得很好！”张毅看清了他布满血丝的眼里闪着泪光。他知道周书记正在发高烧，白天在指挥部边指挥边打点滴，晚上又到火场上察看。他握着这年近六旬的老首长的手，感到到了他灼热的体温、颤抖的身体，也感觉到了他的期望，那是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期望。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中国的林业资源遭受空前的灾难，大火烧过相当于六个北京市区、三个台湾岛屿的面积，破坏森林蓄积量7360万平方米，烧掉贮木场的木材853万立方米，可以修建哈尔滨着名的北方大厦86座，秋林商场358座。经济损失更加巨大，仅扑火大军每天供应的物资就需要百万元。对此负有责任的林业部长、副部长撤职，大兴安岭一批干部被押上了法庭。
6月24日，新上任的林业部长高德占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仲一在加格达奇林海宾馆听取关于大火发生原因的汇报，张毅站出来说话了：
“国务院领导讲，造成这次大火灾的直接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这切中要害，我们要深刻检查我们的官僚主义问题。但是为了真正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我们在搞清这场大火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观原因的同时，也有必要对间接原因和客观原因进行分析。我认为有这么两条不能回避。”他略加停顿，环视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脸。
“一是气候和气象的原因。因受大气环流影响，今年春季气候异常，特别是北纬45度-55度区域内，苏联、法国、加拿大、美国都相继发生森林大火。大兴安岭也由于气候反常打破了往年“五·一”前后降一场大雪的规律，地被植物和地下可燃物的含水量都达到干旱极限。连过去常年积雪的高1396米的白卡鲁册前不久也着了火。5月7日傍晚火场上又刮过8级以上的大风，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9.3级。”他没拿稿子，侃侃而谈，每个数字都在他的心里。
“二是我们大兴安岭还没有控制特大火灾的能力。森警不过1000人，风力灭火机只有301台，了望台31座，这些设备难以抗拒大的火灾。而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每年平均在40起以上，自然火占21.8%……”
接着张毅又提出要防止火灾，国家必须增加投资，必须给政策，必须调整木材价格，提高林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高德占、刘仲一同志仔细记下他的意见，并注意打量这个有板有眼的青年。
参加会议的大兴安岭的同志都为张毅捏一把汗，他们偷偷地观察北京来的首长的脸色，散了会，一个记者对他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样的话，官不想当了？”
“不说真话的官，当着有什么意思！”张毅笑着说。
作为把自己整个身心都交给了这片大森林的张毅，他忧思的不仅是失去的森林，而是将要失去的森林，在“红色警告”之后，他以发出了“黄色警告”。
在许多会议上，他一次次地告诫他的同事：因为失去森林，古巴比伦的文明早已被流沙淹没；昔日文明古国埃及，目前96%的国土已经沙化；我国的黄土高原在殷周时代有森林3000万顷，黄河流域的森林覆盖率曾达53%。然而，朝朝代代的刀耕火种，天灾人祸，使这里变成赤地千里的黄土高坡！听听，连“黄土高坡”的歌都是嘶哑没有水分！
作为人大代表，在1989年春天的全国人代会上，他列举大量并非耸人听闻的数据之后，又分析了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和林业资源生长周期长，资源少和浪费严重，资源锐减和人口猛增的三对矛盾，他大声疾呼：按现在的采伐量和营林速度，再过15年，这片号称全国最大的原始林区，可采资源将枯竭殆尽，整个林区将无木可采。难道，我们也像鲜卑人一样南迁吗？
最可怕的是，森林资源的破坏，将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大兴安岭作为松辽平原的天然屏障，失去森林就将失去涵养水源的能力，将导致嫩江水量减少，直接影响大庆油田及一大批工业基地用水，危机黑、吉两省大片农田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那样，我们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
他的意见刊登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上，他的思想变成大兴安岭“避危兴林”的经济战略和全区五十四万人民的行动，加快营林步伐，缩减木材开采量，积极发展农业、林产品加工等替代产业……
为了施展这利在当代功在子孙的“避危兴林”的战略，他跑遍这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在桃花水下山的时候，在青山欲滴的时候，在层林尽染的时候，他扶起被人踩倒的樟子苗，他拣起落在秋草丛中的松塔……
被大火撕咬过的山头刚刚长出没腰深的树丛，大自然又对大兴安岭进行一次惩戒。过量的采伐，植被的破坏，森林涵养能力的减弱，使水神发怒了，它要报复了！1991年夏天多姿的大兴安岭一下又变成泽国，大雨滂沱，倾天而降，江河暴涨，浊浪咆哮。呼玛河发水，塔哈河、盘古河发水，额木尔河、甘河、多布库尔河……大兴安岭所有的河流都一下子变得蛮横和疯狂了。
这突发性的灾难来势凶猛，简直就是迅雷不及掩耳。新林火车站正在汇车的货车被洪水拦腰截断，某镇500吨固定油罐被冲得移位，50吨的锅炉随洪水漂走。铁路中断，公路中断，通讯线路中断，全区的三县、四区、四个林业局，38个乡镇林场全在洪水的窥觑之中。
6月30日下午15时，张毅铁塔一般站在地区水利局那座三层陈旧的小楼的防汛指挥台前，对前来参加地委常委会的全体同志，也对全区干部发出力拔千钧的命令：现在，抗洪抢险是全区第一位的工作，各级领导按防火责任区包防汛，所有的干部立即到位，指挥抗灾，保护人民，不能迟疑，不能有误！否则，党纪政纪处理！
三十分钟后，参加会议的常委们、专员们急匆匆跑下楼，跳上吉普车，冲进暴风雨，分赴各地，直奔自己的岗位。危难时期最需要及时有力的指挥。
张毅伫立在窗前，望着顺窗而下的雨幕，他的心在流泪，命运多蹇的大兴安岭人民，又一次蒙受巨大的苦难，作为这个地区党的第一书记，他知道自己身上担子有多重，他的每一个指令都维系着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现在他镇定着自己的情绪，像下棋一样，步步都要谨慎，他要做最大的努力，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一兵一卒对他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他最担心的是全区第二大城市塔河58000人的生命安全。这个县在鄂伦春人叫做小固其固，意思是“盛产大马哈鱼的地方”。这里原来是旧河道，一个天然水库的底子，现在呼玛河和塔哈河就在城边流过。当年他在塔河当县委书记时的县长荆家良提出“高筑坝，排内涝，挖河滩，疏河道”的方针，并组织了有力的实施。刚才水利专家邵万春提供的信息说明，今天原有的设施已无法阻挡两河汇合形成的灭顶之灾。现在最重要最急迫的是组织所有人员迅速撤退！他不能让当年躲过森林大火的人们，又被洪水吞没。
张毅马上召集在场的同志商量这一事关重大的决策。地委副书记王永库自告奋勇，马上和水利局长、公安局长绕道呼玛直奔塔河落实撤退计划。通塔河铁路已被冲坏，在这大雨如注的黑夜，他们要走的是一条艰险的路。张毅说：“你们的车能拱到哪，就要在哪指挥救灾！”21时40分，张毅口授，通过电台向塔河县发布命令：塔河汛情十分严重，预计洪峰2日凌晨到达，命令县委政府尽全力组织全县所有的人员于1日中午12时前全部撤出！
张毅在指挥部来回踱步，不时地看着手上的表，他忘记了每当阴雨天当年被原木砸伤的脚隐隐的酸疼。
电台上红灯闪烁，像眨着警觉的眼睛。
电话声、呼叫声不绝于耳。紧急报告一个接着一个。
新林报告：铁东林场有一家四口被困在大木头堆上。水大流急，木堆有倒塌的危险！
张毅命令：组织人力，扎木排营救，实在不行，向他们喊话，抱紧木头，明早派飞机营救！
呼中报告：碧水镇不分地段上水，3000多人被困在屋顶上！
张毅命令：组织船只慢慢靠上去，要让群众镇静，千万不能乱，不能让一个人落水！
张毅的头上渗出汗珠，他拿着话筒好像握着一艘在风浪中飘摇的大船的舵，他要绕过每一个暗礁，躲过每一个险浪，驰向胜利的彼岸。
“6.30”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这对于张毅决不是第一次，1985年春天他在塔河当县委书记时，黑龙江“倒开江”，上游先开化，野马脱缰一样的水流，把篮球场那么巨大的冰棱一块接一块地冲到江畔的村子里，农民的房舍像蛋壳一样被碰倒砸碎，他和县长指挥若定，度过一个个难眠之夜。被冰棱包围的依西肯乡7000多人，无一伤亡。
7月1日凌晨零点，张毅还是对塔河的情况不放心，他又通过军线，找到了值班的副县长宁岐山，再次叮嘱，一定尽快组织群众撤退。凌晨一时，他又通过电台找到了主持工作的副县长杨恒春，再次下达强硬的撤退命令！
这是一次艰难的大撤退：
6月30日晚8时，杨恒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代表县委县政府公布第一号公告：命令全城群众准备好四天的干粮，分三片，零点撤出县城。
正看中央电视台“七·一”联欢晚会节目的群众不予理睬。有人侃着幽默：“我党的宣传又一次夸大了。”还有的说：“大兴安岭啥时发过大水，都是当官的怕丢了乌纱帽！”
7月1日上午，全县的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进行拉网式的大动员。有的群众把门反锁上，有人放出狗咬动员撤离的干部。
当天，在北京开会赶回加格达奇的行署专员林管局局长王汉忠下了火车赶紧到防汛指挥部，紧接着便马上乘直升飞机赴塔河督战。从飞机上看大水已离城不远，城内还有商贩售货，还有孩子玩耍。一下飞机，林业工人出身的王汉忠下达死令，强行动员撤退，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措施！在机场他对围上来的200多名群众进行动员：“我在飞机上已看到大水来了，洪峰就要到了，不能再迟疑了，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赶快撤离吧！”
下午4时30分，洪水将自来水厂附近的大堤决口。县委常务副书记程先进先，鸣枪示警，清人转移，他沿街奔跑，到处喊人，打光了身上的子弹。常务副县长杨恒春手握喇叭，坐着指挥车跑遍全城。“同志们，大坝西边已经漫堤，赶快向北山转移！”他声嘶力竭，声声喋血。
公安干警为仍不肯转移的人戴上手铐，拉着他们就跑……
晚7时10分，东西两大股水在中心街汇合。晚10时，洪峰到达顶点，水高出地面2.5米，所有的居民区都淹在水中。
艰难的大撤退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一夜只被洪水吞没两个人，一个是患癫痫病的妇女，一个是大水之前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老人。
第二天，张毅乘直升飞机直奔塔河。这是一次危险的飞行，浓云密布，闪电雷鸣，飞机三次起飞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飞到十多米高时，突然坠落，震碎了停放在附近的小汽车的玻璃，所幸机体和机上人员无恙。驾驶员说超重了。可在座的四五位地县领导谁也不下，也不肯扔下救灾的物资。驾驶员感动了，终于设法起飞成功。直升飞机呼啸着直插云霄，带着灾区人们的情意。
塔河就在眼下了，所有的建筑全泡在一片汪洋之中，平房已淹没了屋顶，二楼以上部位成了水中的孤岛。群众的家具、木柈和杂物，在浊黄的水中漂浮……。逃难的人们背着简单的行李或站在山上或挤在楼顶，木然地望着水中的家园。看到这凄惨的景象，张毅流泪了，他毕竟在这里奋斗了三年，这里有他修的路，有他盖的楼，有和他朝夕相伴亲密无间的同志……
张毅下了飞机，马上找到一台高轮的装载车，坐着它走遍全城。在县机械厂一片高地上，他望着全县副科级以上的干部，一个个挽着裤腿，满身泥浆，面带疲惫，他说：“大灾面前，全县群众看着我们，大家要挺直腰杆，大坝垮了，精神不能垮！我们的口号是：大灾面前不弯腰，顽强拼搏搞自救！”许多干部边擦着眼泪，边又跑向自己的岗位！
塔河的损失是巨大的。不过，张毅还有一分欣慰。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没有丢脸。全县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大水来临之前，没有一个抢搬自己家的东西，以至于老百姓不相信真的要来大水，要不，干部早抢自己的东西了！他们的判断令人遗憾的错了。塔河宾馆经理张健，平时慢言细语，人称：“张大嫂”，可大水到来之前，他突然动作麻利了，领着服务员把一楼的一万多斤大米白面，54张床垫和彩电、电话、前厅的大座钟，全搬上了二楼。而离宾馆100多米远的他家，彩电冰箱和家具全泡在水里了。筑路工程局二处为职工家属发放救济粮，领粮的前100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有冲不倒的旗帜，有冲不垮的堡垒，塔河将重新站立起来！
是的，我们可以放心了，以张毅为代表的许多年轻的领导者，在大灾大难中他们身经百战，他们饱经忧患了。他们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他们成熟了，已不再年轻了。虽然他们不能像他们前辈一样在枪林弹雨中指挥千军万马，但是今天他们一样可以成为叱诧风云无往不胜的将军和元帅。
（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历史总是把张毅推到风头浪尖上，让他经受考验和磨练。1990年11月，他被省委任命为地委书记，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棘手的事。
有几套标准比较高的房子，有关部门拟分给几位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中层干部，群众反应这是很突出的超标准住房问题。愤慨中也有几分无可奈何。有人私下为张毅出主意，你只能顺水推舟，没必要一上任就得罪人！
从感情上说，张毅深知在领导身边工作的这些同志辛苦，但他觉得，越是领导身边工作就越不能特殊。他在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议上，张毅说话了：“房子问题本来不该在这样的党委常委会上研究，可我们又不能不研究，既然要由我们这个本地区党的最高会议上做出决定，那只能讲原则，按规定办。如果这样的会议不能坚持党的原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会议能坚持党的原则呢？”
说到这儿，他有几分激动：“这几户房子要按标准分，该谁住就分给谁。特别要照顾退下来的老同志。如果没有别的意见，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着他又特别强调：“房子问题，群众非常关注，我们当领导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处理！请同志们有时间到北山看一看，1964年为开发大兴安岭做出贡献的许多老工人还住在四面漏风的板夹泥房子里，我们应该多想想他们。”
张毅上任的第一着，确实使有的干部心中大为不悦，可他却得到了更多干部和群众的敬重和支持。这些年一些干部好像得了软骨病，一到关键时刻就挺不起腰来，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宁和稳定，把当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当成无足轻重的落叶任其飘零。作为一个青年干部，张毅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身正气。
在张毅的为政之路上，处理这类事也绝非一次。1984年2月，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他到塔河县出任县长，“文革”那场灾难在这个边远的小城造成的后遗症还没有治愈，派性像乱麻缠了一些人的手脚，县政府力不从心，大事小情久议不决，决而不行。为解决老百姓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上级拨款要建一所中学，校址问题拖了一年也解决不了。运行到谁管的那一片天地，谁就跳起来。张毅上任第七天，这个难题便又摆到三十三岁的“小县长”面前。张毅召开了一个政府成员会，十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建学校为民造福，有人反对吗？”他问全体“阁员”。
“没有！”众口一词。
“建校舍谁负责？”张毅又问。
“由教育局和建委负责。”大家说。
“你们选的校址，经过论证吗？敢负责吗？”张毅问教育局长和建委主任。
“我们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充分论证，我们敢负责任！”这两人胸有成竹。说着，他们拿出规划图，摊在桌上。张毅并没有看，他早已心中有数，前几天他已做过一番考察。这方面他不外行，当年他就在附近修过一座桥。
“好，这件事主管部门已经拿出意见，而且敢负责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吗？这件事就这么干了！从明天开始，在新校舍规划地面上的单位立即动迁。开化后，马上破土动工，下学期要让学生讲新校舍上课！散会。”张毅一挥手，“阁员们”起身退席。教育局长和建委主任相视一笑，卷起图纸，乐颠颠地走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让他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难题就这么解决了。
人们看清了这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年轻县长不同凡响的作风，不得不加快了自己慢悠悠的步伐，对他交待的工作小心而认真地去办。不过，也有不以为然的，结果和他遭遇了。
一个盲女拄着棍子，敲进了县长的办公室。张毅马上扶她坐下。她说，她在工程处干活，她爱人是一个半盲人，也在工程处干活，全家挤在一间破草房里，这几天下雨，地上有水，炕上有水，锅里也有水，这日子没法过了。说着，她呜呜啕啕哭起来。
“好，你回去吧！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张毅让工作人员送她回家，马上拿起电话找来工程处主任。
这位主任头晃得像拨浪鼓：“他们不是我们的正式职工，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房产，我们不能修！”
“就算社会救济吧，这一家人太困难了，你们可以给修一修吗？”张毅还是和言相劝。
“那不行，这笔费用没法报销。”他还是没动恻隐之心。
“可记在我帐上，然后从县民政解决！”
“那也不行，我们干不了！”
“什么？”张毅啪地一拍桌子，主任吓得一颤。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不能干的！你现在就和我说清楚，你到底干不干？”张毅咄咄逼人。
“……”那个干部红头涨脸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
“好，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9点，你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清楚，到底干不干，不能干，我马上建议县委撤你的职！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多一个也是祸害！”
那人脸色灰白，低着头走了。第二天，传来话，他为那家人调串了房子，比修还好。
张毅脸色铁青，一丝笑容也没有。他想，难道我们的干部不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吗！一个盲人夫妇遇到这么点困难，非要县长过问，非要下最后通牒才能解决！可是有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的三亲六故办私事，不择手段，不怕冒犯党纪国法。这样的败类，人民还信任他们吗！他们还有什么资格为人民掌权！不清除他们，我们的党就没有希望！
1986年夏天，已经当了县委书记的张毅外出开会期间，县里发生一件令百姓哗然的事情。县里一个部门头头的儿子，在学校和一个孩子发生纠葛，争吵中那孩子动手打了他，他哭着跑回家，向老子一通哭诉，那位头头怒火中烧，找了打手，开着吉普车直奔学校，把那孩子叫出来，不容分说，和打手一起动手，把他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学校赶快把孩子送到医院，家长赶来大哭，却敢怒不敢言，怕得罪这个有权有势的官儿。全城老百姓议论纷纷，可他却泰然自若。
张毅一下火车，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眉头紧锁。他直奔医院，看望孩子伤势，嘱托医院认真治疗，并诚恳向孩子和家长道歉，那家长握着他的手涕泪交流。
回到办公室他把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找来，问道：
“XX打人的事你们知道不？”
“知道！”他们答道。
“打人的事实清楚不？”
“清楚。”
“够不够拘留？”
“够！”公安局长说。
“那就依法办事！”张毅说得斩钉截铁。
当夜，那位不可一势的人物被押上公安局的吉普车，送进冷冰冰的拘留所。全城老百姓奔走相告。
几天后，根据县纪检委的报告，县委县政府决定撤销他党内外职务。
在常委会上，张毅说：“如果我们连一个违法违纪的干部都处理不了，我们这级党委就可以解散了。我这个县委书记该辞职了！”
刚正不阿，严刑峻法，使张毅名声大振。他淡泊个人名利，却对党的声望看得很重。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不能不看到，这几年党内个别无耻之徒的恶行，正败坏着党风，离间着党群关系。这些人像林区的大敌松毛虫一样可以把顶天立地的林树蛀空，给林区造成像火灾一样的灾难。做了一个党的领导者，必须怀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毫不手软地整肃党风，惩治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腐败的作风已经危及到我们的社会制度、政权基础和社会稳定了，我们还能知难而退，犹豫彷徨吗？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和秋冬时节东欧的剧变，给所有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深刻的一课。这时已担任了地区党的负责人的张毅以更大的决心和危机感，抓住整治党风、消除腐败不放。
大兴安岭地委抓行和不正之风的决心和方法受到中纪委的肯定，在省纪委九月召开的全省纠正不正之风座谈会上，张毅代表大兴安岭地委介绍了经验。他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不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滥用手中权力谋私，长此下去，党就有自我毁灭的危险。他说，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如果不坚决抓好廉政，国家还有重新动乱的可能。
就在这次清理行业不正之风中，大兴安岭地区还揭发出一件触目惊心全国罕见的特大“户口案”。大兴安岭开发以来，不断有大批农民从要换贫穷的家乡涌来，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取得当地的“居住权”--把他们的农村户口和粮食关系变成城里的“绿卡”。别看这大山沟里的一个个林业工人的村落，这里的居民的户口、粮食关系和北京、哈尔滨是一样的。于是，相当多的人向握有“绿卡”准批权的人发动了攻势，而有的掌权者把自己的权力标上了价格。松岭区仅有三万六千人，公安局和粮食局的部分党员干部，从1987年至1989年，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私批滥落农转非户口1885人，农转非粮食关系1387人，这些受贿和非法所得22万元多！主管公安工作的那位常务副区长，批落农转非户口8人，有7人不符合条件。他的儿子公安局管内勤的干警为其祖父私自提供并填写准迁证，这位老爷子当上了不用注册的专门倒卖户口的“专业户”，共倒卖农转非户口38人，从中牟利29400元，据统计，卷入这一俺家的违法违纪者共有46人，县处级2人，科级12人，一般干部23人，无业者9人。
查处这样一个答案绝不比扑灭大兴安岭大火轻松。被查处者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关系网，网网相连，形成厚厚的保护层；你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韧劲才能将其冲破，否则你就会被缠住，甚至勒死！1989年10月6日，战幕艰难地拉开。
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白九龄率队出山，进驻松岭，收审人犯，依法搜查，收缴赃款52970元，发现5起行贿受贿案，初步打开局面。地区公安局又把此案交给松岭区接着办，但查证的难度越来越大，办案人不时受到人身攻击。有人写来恐吓信，“你再查下去，我就杀回松岭，取下你的头！”此案有前功尽弃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张毅出任地委书记，1990年12月5日，他主持地级六大班子和政法、监察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彻查严办松岭户口案。他声色俱厉，向在场的人发出动员令。
1991年3月8日，在案件查处的关键时刻张毅再次主持常委会，成立了有三名地委常委参加的五人办案领导小组和有地纪委、公检法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案件调查工作组。年轻的地纪委副书记段有山，在一次扑打山火中，十几天不下火线，一条腿因受风湿致残，现在他又一次冲锋上阵，带领100人的队伍，进行夜以继日的调查核查，45天后，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敢和对人民的忠诚，也凭着整整两麻袋的材料，终于使此案的责任者被押上法庭，或受当党纪政纪的处分。斗争是相当激烈的，我们没有篇幅展示更多曲折艰险的情节。
这一年的7月16日，大兴安岭地委在松岭区召开户口大案公开处理大会，全区十几万人通过广播或电视收听收看了这次大会的实况。全区人民终于松了一口气，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贪赃枉法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望着坐在主席台上年轻的地委书记张毅。他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还是那么忧郁，面容还是那么严峻。
他在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腐败之风只会收敛而不会停歇。无论谁演变我们，内因是根本，腐败之风是不攻自破的缺口。因此执政党反腐败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也许因为这里地处僻远，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复杂，他准备做长期不懈的斗争，直到下一个世纪。
时刻准备着！
（四）
二十三年前，当张毅乘坐着那艘客船，逆黑龙江而上时，有一个白净而温柔的女孩儿，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当他伏身舷窗，望着江中的炮艇时，她的心悬起来，急得呼叫他的名字。他回头望着她笑了，她却羞红了脸。她叫赵林，是刚刚在船上改的名字，她和三位女同学为了表示“志在边疆，保卫林区”的决心，每个人都改了名字。
张毅成了赵林的心上人，是因为他的“挺身而出”。在乘船来大兴安岭的一路上，他总是坐在最危险的右侧，一有动静，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同学。大约是在第一个冬季，他们伐木归来，走在山间的小道上，一辆爬犁疾驰呼啸而来，马上就要撞着同学，他迎面跑上去，紧紧拽着马缰绳，同学们闪了过去，他被重重地摔在雪地里。还是那个冬季，他们一起上山伐木，“顺山倒”的大木头，突然“迎山倒”了，一个女同学躲闪不及，被砸倒在地上，他跑过来，从雪中把她拉出，抱着她一气儿跑到公路，截一辆运材汽车，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晚一点就没命了！
他们相爱了，定情信物是合资买了一块手表，那是张毅已当了小头头，整天领着大伙干活，没有手表怎么行！不久张毅就远走高飞了，沿着那条黄金古道，走上了领导岗位。赵林还是在开库康林场当卫生员。
张毅以超人的才干显示了光明的政治前途，他的周围有许多漂亮多情的上海、杭州的女知青，还有许多经常关照他的当地林场领导的女孩儿，而他却整天绷个脸，全然不睬。有一天赵林来看他，他们一起走进一片白桦林，脚下确实成片的红的紫的粉的叫不出名的花儿，枝头上有鸟儿在啼唱。张毅发现她面色憔悴，眼圈是青的。她哭着告诉他，她得了风湿病，肺上也有结核的阴影。
“咱们分手吧！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不能影响你，拖累你！”赵林很坚决地说。
张毅用手轻轻地擦掉她脸上的泪……
他们结婚了，是在18站林业局工人宿舍里。虽然那时，张毅已当了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可他们的日子很清苦，吃饭的桌子是装书的纸箱上面铺一块玻璃板，衣柜是用白茬木板钉的，烧的柴火是自己上山捡的枝丫。
新婚之夜，张毅问赵林能不能答应他三件事。赵林说，你说吧。“第一，不能用我的职权给你自己和亲属办私事；第二，不能收别人送的礼；第三，别人托你找我办事，可以引见，但不能许愿。”赵林笑着说：“我全答应，这还不好办！”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赵林明白了，她当时答应张毅那三件事，要做到是多么不容易！随着张毅职务的高升，再加上他在林区已工作了二十多年，平时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别的不说，要拒绝他们送来的礼品，简直太难了。有时赵林和客人推推搡搡，送了退，退了送，手都掐紫了。最难办的是来人扔下东西就走，张毅回来就发脾气，非逼着她送回去。赵林说，等找个机会，逢年过节的，咱们再还回去。张毅要说不行，赵林就得等夜深人静时再给人送回去。走在路上，赵林不禁伤心落泪。
当然也有特殊的时候。他们住在18站有个姓关的林间是个老工人，他因病住院，医生不肯给用好药，张毅知道了，把医生好顿批评。老关病好出院后，踏着露水上山采回一筐蘑菇和一筐都柿果，给张毅家送来，胆胆突突的，生怕他不收，而他乐呵呵地收下了，他从筐里拿出几颗都柿果尝了尝说：“酸甜酸甜的，好吃！没有污染！”说着他又送到赵林的嘴里几颗，两个孩子也过来了，张毅嘻笑着，和两个孩子抢着吃。
“富在深山有远亲。”虽然张毅还说不上富，但毕竟是他那个穷困家族和家乡第一个走上高位的人，于是至爱亲朋们、远亲近邻们接踵而至，求他安排工作，求他搞点木材，求他为家乡做贡献，求他办有利于自己的事。张毅是个有情义的人，他希望亲人过上好日子，他希望家乡富起来，他也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尽自己所能。不过，他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于是他的亲人吃他的住他的，还要骂他六亲不认。他很苦恼，但也很坦然，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片土地上几十万父老乡亲的公仆，而不是他那一个家族的救世主。
又是红对联贴上门楣的春节了，岳父母老两口远道而来，张毅力让赵林赶快炒菜烫酒。他对这老两口负有深深的歉意。他家里贫寒，结婚得到岳父母不少的接济，可他对老人照顾很少。去年老岳母领着待业在家的孙子来当兵，硬让他给打发走了。“小侄子不是大兴安岭的人，怎么能在这儿当兵？再说他身体这么单薄，也吃不了当兵的苦！”老太太领着孩子生着气走了。这次可一定要让老俩口高高兴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岳父说话了。
“张毅呀，这这次来，有个事要求你。”
“爸爸，快喝酒吧。”赵林赶快用话岔开，可老爷子还是接着说：
“这次是单位派我来的。局里要给职工盖一栋家属楼，还缺点木材，让我出来跑一跑，一样给钱，只是希望质量好一点，发运快一点！”
“爸，你都离休了，还管这闲事干啥？”张毅说。
“领导答应了，要是房盖好了，优先给我一套！”老岳母也说话了。张毅知道，老岳父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现在还住在破旧的房子里，下雨天从门外往里灌水。
张毅低头不语。赵林着急了：“你说呀，到底行不行？”
老爷子咳了一声，把酒杯一推不喝了，全家人不欢而散。
赵林趴在床上哭了：“我爸我妈大老远的赶来，就这么点儿事，你也不能办？”
“不是不能办，是不好办！”张毅说：“你还不知道林区的事儿，地委书记的老丈人下去买木头，不知给你整出什么景！以后我怎么说别人！你怎么也不理解我？”说着，他也叹起气来，一夜无话。
第二天，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可谁的心里也不痛快。不满十岁的儿女大鹏生气对姥姥说：“都怨你们，什么事都找我爸，搅得全家都过不好！”赵林一听火了，动手打了女儿。张毅也来气了，硬逼着不懂事的女儿向姥姥赔礼道歉，女儿哭起来，姥姥也落泪了。
张毅一再挽留，老两口住到初三，说家里有事，走了。把父母送上火车，赵林大哭一场，张毅的心里也不好受。
“家家都有难唱曲”。谁能想到地委书记的夫人，经常为家事哭鼻子。那年张毅在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前买一台吸尘器吧。他心里奇怪，买那玩艺干什么？回到家一看，刚刚搬的家，有两个屋还辅了地毯，安了吊灯。
“这是你整的？”他问妻子。
“是单位派人给整的。”赵林说。
“谁让你不等我回来就搬家？谁让你同意铺地毯安吊灯？”张毅火了，越说声越大。
“说好，是要交钱的。”赵林忙解释。
“交钱，我们也不要这玩艺儿！”张毅吼起来，吓着孩子都躲起来。快一年了，天天盼着他回来，结果回来就吵架。赵林关上门哭起来，晚饭也没吃。
孩子们睡了，张毅扶着妻子的肩膀，擦去她脸上的泪。
妻子哭得更厉害了。“这些年跟你过，我得什么好了？刚在18站安家，你又调到加格达奇，我们搬来了，你又调到塔河。这两年你又出去学习，结婚十年，你有六年不在家！两个孩子长这么大你出过力吗？家里的活你干过什么？我一犯病（神经性头疼），头疼得直往墙上撞，孩子都吃不上饭，你管过吗？我吃多少苦，你知道吗？这可倒好，就为这地毯的事儿，你数落我没完。”
张毅说：“好了，你有功，你有理，错怪你了。你想，咱们家人来人往的，地上铺这么好的地毯，谁还敢上你家来？再说，用公家的东西，影响也不好！”
赵林不哭了，其实她十分理解自己的丈夫。这些年，他风里来雨里去，吃的苦比自己多。一年四季，哪一天也不得安宁，春秋怕着火，夏天怕发水，冬季又是林区生产旺季，怕出生产事故，白天黑夜心总在半空悬着。晚上一来电话，激灵一下跳起来。全地区六大班子，30多年地市级干部，数他岁数小，可大事小情都要他拿主意，哪一天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还爬起来吃安眠药，看着他，让人心疼！搬家的事，我是考虑得不周到，让他又生气了，她真有些后悔。
第二天一早，两口子把家具搬开，地毯卷起来，吊灯摘下来，让房产局来车拉走了。张毅瞅着妻子笑了。
去年地区专门给常委盖了一栋楼，条件自然很好，一些领导动员张毅搬家，孩子们也吵着要搬家，赵林也有些动心。房子大小她倒不在乎，起码用水方便。他们住的这栋楼，经常上不来水。有时候水龙头忘关了，来了水就要“水淹七军”。自己家被淹倒不要紧，淹了楼下的邻居，心里很不安。多少次登门向人家道歉。张毅总是要求自己做个好居民，他曾穿着工作服钻到垃圾道里掏垃圾，这次张毅又说话了：“还是让给老同志吧，咱们年轻，还有机会。”赵林自然听他的，孩子们气得嘴噘得老高。
这次我登门拜访了他们的家，狭长走廊转不开身，屋子更窄小，墙上还留着被淹的水痕。家具简单陈旧，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还不如我看过的青年职工的家。我真希望他们早点搬家。
如果说，妻子能理解张毅的话，那么女儿和儿子对他的意见就大了。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就是家中的客人，从来没有认真关心过他们。长大了看到别的孩子的家长是那般关怀，他们真有些羡慕。他们也想在同学面前显示一下爸爸的力量。学校开运动会，老师问谁的家长能借到大客车，上小学的儿子大包大揽。可回到家里碰了钉子，他大哭起来，妈妈替他说情，爸爸说：“不能让他养成高人一等的习惯。”在同学面前丢一次脸后，他再也不敢“承包”什么车了。女儿上中学了，要住校，别的学生家长都用车送行李，女儿求爸爸又碰了钉子。星期一要返校，女儿拿了不少东西，要借爸爸的光，张毅说：“自己走，我的车不送！”女儿说：“天太黑，我不敢走！”“好，我送你。”他穿上大衣，帮着女儿提着东西，借着晨曦，踏着雪地，嚓嚓地走着。他对女儿说：“早上的空气多清新。”女儿说：“多冷啊！”爸爸笑着说：“快点走，冻不坏。”
别说坐车，什么事，孩子也借不上他的光。他去哈尔滨办事，妻子领着孩子在哈尔滨看病，都住在办事处招待所。他在小屋吃饭，妻子领着孩子在外面排队。别人看不下眼，要去叫他爱人和孩子，他说：“那不行！”
放假了，女儿的成绩不理想，他阴沉着脸找女儿谈话，女儿哭了：“这么多年，你关心过我们吗？你见了我们总是那句话，别看电视，快写作业。你帮我们讲过一道题吗？你帮我补过一次课吗？你看看人家别人的爸爸，你是一个好爸爸吗？”
张毅无言以对。这一夜他失眠，他很伤感，他觉得他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儿子，他不是一个好爸爸！可对他来说，又要当个好领导，又要当个好爸爸，太难了，他感到力不从心，他只得舍弃一头，他希望他的孩子能理解他，能谅解他！
大兴安岭的五十四万人民理解他，人们说，张毅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干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他靠自己的人格力量，靠自己的形象，感召了人民，吸引了人民，人民把自己的幸福托付给他，把这片山河托付给他。
张毅格外珍惜人民给他的权力，也格外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相当负责的党的干部，人要们通过他的一言一行看到党的形象，看到党的力量，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慎，给党抹一点灰尘。他觉得，作为一个青年干部，要该严格要求自己，给人民树立全新的人格形象。一位哲人说，在家庭，一个人要脱掉他的所有外衣。透过张毅家庭这个窗口，大概我们已看到了一代新型领导者的风采。
（五）
要写张毅，是不能不采访原地委书记李春贺的。大兴安岭人杰地灵，集中了中国林业方面的众多人才，其中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者，也有在山林中摸爬出来的实干家，可李春贺选择了年轻的张毅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林场检尺员出身的李春贺，穿着紫红色的开襟羊毛衫，戴一副宽边眼镜，一派儒将风度，他身体俏峻，说起话来朗朗有声。他在地区人大工委接待了我，他现在是人大工委的主任。他早该成为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当年他在哈尔滨林机厂当党委书记时，现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邵奇惠还是车间的技术工人，是他为错划右派又错遭冤狱的邵奇惠平反，又提拔他当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和厂长，这便成了邵奇惠后来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的最初几个台阶。可李春贺回避记者、作家的采访，躲在这大山中，一干就是十几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邵奇惠省长，每年总是第一个登门给他拜年。
简单回顾了张毅这二十几年的成长，李春贺说：“看来，青年干部的成长非在基层锻炼不可。张毅干过林区所有的活计，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的，了解下情，体察民情，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年纪不上，阅历不浅。现在地委行署班子里，他是大兴安岭的老人，所以才有领导这片水土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宰相出于州郡，将帅拔于卒伍’。培养跨世纪的干部，还要从基层干部中发现，好苗子也要放到基层锻炼。”
“再有一条，要把青年人送到大风大浪中去摔打，毛主席不是说，要经风雨见世面嘛！在和平时期，有几个像张毅经过这么多风浪的青年干部，什么大火了，大洪水了，还有冰凌灾害。突发事件，关键时刻，最能考验和锻炼人。这就是‘苍海横渡，方显英雄本色’！大兴安岭这个地方特别复杂，地区归省里领导，有一块地盘是内蒙的，企业是中央直属，再加上‘水深火热’虫子咬（松毛虫灾），能把握住全面，稳定住队伍，推进各方面工作，相当不容易。作为四十一岁的一把手他干得很好，而且会干得比我们好。”
谈到这儿，他笑起来，很快又严肃起来。
“现在世界纷纭复杂，今后十年以及21世纪，世界也不会太平，有更多张毅这样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中国才能长治久安，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向张毅辞行，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的身后挂着大兴安岭的地图，面前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那高大饱满的大书柜令我羡慕。
当我实在没什么可问时，他说，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作家，（应该说，我是第一个被他接受的采访者，在我之前许多人碰了钉子，他喜欢默默干点事，而不愿意张扬自己，这就是他说的“淡然”吧！）我应该陪你到嘎仙洞看一看，他比划着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洞壁上刻了19行201个字的祝文，比《魏书》上多71个字，是1548年前北魏皇帝派人来刻的，记载了北魏祖先鲜卑族“启群之初，拓定四边，克翦凶丑，拔暨四荒”的伟业，如何使“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他说，我常想，我们应该给后世留下点什么，我们的伟业不是刻在石壁上，而是要留在这青山上，留给21世纪一片大好的青山，让子孙后代永续利用。过去，我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看来我们这一代不能乘凉，还要埋头苦干，多多栽树！
也许，我还有几句要说。1992年年春天，我采写了一篇叫《跨世纪人》的报告文学，写了黑龙江省的三个青年干部，张毅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当年的5月号。文学前辈刘白羽先生还在当年的12月的《求是》上发表文章《中国寄厚望于跨世纪人》，文中说，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张毅他们是继往开来的踏着晨光前进的崭新的一代和新世纪的曙光。那篇报告文学发表不久，张毅就调到了黑龙江省监察厅当了厅长，后来又当了省纪委书记、省副书记。他和说：“你看，就因为你写了那篇文章，我就照你说的路走了。”这当然是句笑话，但我仍然很高兴。如果一个作家，能推动了一个好干部的成长和进步，那是很高的荣誉。只是因为张毅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不便再打扰，后来就很少见面了。就是又写了这篇文章，我也没有办法，再请示他了。只好文责自负了。如有不周，敬请见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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