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6日）

    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经过评选，他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有着言说不尽的话题，因而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一、他是个谜团，存有太多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某种神奇的精神密码

    张学良去世后，海外报纸上刊载过一篇文字：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屁股——两拧着’。”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是呀，什么都有，就是缺少自由。

    我们说，张学良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活了一百零一岁，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却度过了五十四年的铁窗岁月。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在人生舞台上，他做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转瞬间便悄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他的命运十分奇特，一生中尊荣与耻辱交织，得意和失意相伴。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辉煌，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整整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时，拥重权，据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鹰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他厌恶打仗；可是，竟当上了副总司令，挥师临阵，战场杀人；有时还滥杀无辜，以达成其政治需要。

    他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唯蒋之命是从，为蒋立了汗马功劳，可是，因为政见不同，却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造了他的反，最后化友为敌；共产党、八路军是他的“剿匪”对象，由于志同道合，最后却化敌为友，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最危急之时，解救了共产党。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回国后一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兵谏逼蒋，要与日本法西斯誓死奋战。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吃喝嫖赌吸，可谓五毒俱全，却神奇地活过了一百岁。

    二、张学良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有血有肉、有光有热、敢作敢当

    他从小就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天不怕地不怕，有一种叛逆性格。因为惹事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他一时性起，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没有自己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读家塾时，因为背书时偷翻了书本，受到老师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塾师思想守旧，坚持要留辫子，少年张学良十分反感，趁老先生还乡过年，自己动手剪去了辫子。塾师一见，大发雷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便质问老师：“你不留全发，剃去一半，岂不也是毁伤？”塾师语塞，喃喃地说：“这是皇上的旨意。”他反问：“皇上是老几？是你爹还是你妈？你那么听他的！”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愤然提出辞职。

    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他有一种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得偿夙愿，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生命。他有一句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节，有着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从性格上为日后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他的性格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长期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他开玩笑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决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的“学”读作“肖”，“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言诺，讲信义。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下面是他九十九岁生辰时，答纽约《世界日报》记者问：

    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没有钱。（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传言，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脑子有些不大清楚。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这是他生命途程中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可以看作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词。里面有四个相互贯穿的关键词：“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十年前，张群在张学良九十华诞祝寿词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情态，无疑就是一种“神仙境界”。

    三、他的个性与命运的成因，同所处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有直接关系

    关于张学良个性的形成，可以从他的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人生阅历、文化背景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直至就任北洋军阀最高统帅，实际等于国家元首。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作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军阀将领；二是贵族子弟（所谓“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知名演员、画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前三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事、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概括得最为形象：说他是“背着基督进孔庙”。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其整个一生。

    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

    四、张学良的情感世界

    张学良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这是他与其他许多大人物的不同之点，也是他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得以优游度过，并获得健康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这里重点说说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朋友。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六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不能抚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最为圆满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纾解他的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刺伤，能够抚平疼痛的创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张学良与于凤至是一起包办的婚事。于凤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与张作霖有很深的交情。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作霖十分欣赏她，因而，由吴俊升做媒，两家很快就议定了这门亲事。张学良不敢违抗，只能听命。大帅让他到家住郑家屯的于家去探亲，由吴俊升陪伴着，可是，走在半路上，张学良突然变卦，没有去成，这使于家感到很没有脸面。于凤至认为是对她的侮辱，非常气愤，提出要解除婚约。吴俊升没法向大帅交代，便刻意导演了一场“画店相亲”的喜剧。原来，于凤至对古画十分痴迷，听说沈阳画店新进一批珍贵的古画，就在吴俊升陪同下，前来观赏。到了画店，看到老板很年轻，仪态不凡。于凤至对画看得很仔细，指定其中一张，问要多少钱，小老板要三千块银元。于凤至嫣然一笑，说：“这是赝品。”小老板笑问：怎见得？于凤至便凿凿有据地一一指点出来，使在场的人非常佩服。吴俊升悄悄地问：“老板，怎样？”老板连连点头。这时才揭开谜底，原来老板竟是张学良扮演的。当场他们正式见了面。为了报前日的“一箭之仇”，于坚持要张到郑家屯去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张学良很尊重她，一直称为“大姐”。开始，于在英国陪孩子读书，当听到少帅被监禁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匆匆赶回上海，最后在溪口见到了张学良。这对张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她一直陪到安徽、湖南、贵州，前后三年多时间。她原本过惯了都市生活，一路上，流离颠沛，饱受煎熬，造成严重失眠，结果乳腺癌发作，只好赴美就医。于凤至在海外，天天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早日跳出苦海；经常远隔重洋，捎书寄物。到了1964年，她遭遇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张学良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宋美龄告诉他，还不具备条件，因为他有结发妻现在美国，而这里又与赵一荻长期同居，作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必须在于、赵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向来都是痛苦的。张学良艰难把笔，向远隔重洋的“大姐”倾诉苦衷。于接到信后，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婚后不久，突然面对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但她还是清醒地考虑到，赵一荻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几十年，她做了一般女人绝难做到的事，有她来陪伴张将军，自己也就放心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她对女儿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还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这样，就违心地同意解除婚约。此后，她在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几年，直到1990年1月30日在洛杉矶去世。而张学良一年后才获准赴美探亲，他们终于失去重见机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是自由恋爱。1928年秋，赵一荻十六岁离家私奔，只身来到沈阳。其父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认为她有辱家门，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她断绝关系。为了跨进张家大门，她一生再也不能返回赵家，牺牲了父女之情、母女之爱。过去三十六年间，她一直是以私人秘书和小妹的暧昧身份侍奉少帅，直到1964年7月4日，才算熬出了头，六十四岁的张学良和五十一岁的赵一荻白首成婚，书写成一部旷古绝今的人间艳史。他们厮守终生，相依为命。可以说，她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用她那柔弱的身躯为他遮风蔽雨，用她那稚嫩的双肩为他分担心灵的重负。张学良是挺过来了，赵一荻的生命却日渐枯萎，熬干了生命之火，最后，经受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于2000年去世。

    下面，说说张学良的女朋友。对此，他从不讳言，但究竟是谁，没有说明。1991年3月，他与赵四小姐离台赴美探亲。在旧金山、洛杉矶只住了几天，就由孙子、孙媳陪同去了纽约。记者问他“有何贵干？”他爽快地回答：去会女朋友。记者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到了纽约之后，下榻在贝祖贻的夫人蒋士云的豪华公寓里，达三个月之久。记者们这才知道，原来他说的“会女朋友”是真话。他们相识于1927年的北平。当时，蒋士云随父亲从法国归来，她容貌出众，精通外语。后来他们又在上海重逢，频频出入舞场，共同赴宴，总是用英语互相交流。蒋对张十分景慕，张回沈后，不断接到蒋的来信，还有轻易不肯示人的玉照。1931年2月，他们在北京会面，张学良身边不仅有结发妻子于凤至，而且又新添了女秘书——这位同样被称为四小姐的赵一荻，尽管没有名分，但也算是名花有主了。蒋士云自知许身张学良已无可能，于是挥泪而别，乘意大利邮轮远赴欧洲，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这年9月，失恋的蒋士云在罗马旅行时，意外与一位熟人邂逅，他就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贝是因发妻庄夫人新丧，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当时，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蒋、贝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张学良还专程送去了贺礼。

    西安事变发生，蒋士云正在上海。听说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起来，便与于凤至一道，参与营救工作。后来，张被押解到台湾，她又曾秘密地从美国赶去探望，时间在1979年。这次，张学良到了纽约，一切活动，包括会见记者，参加当地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还有同吕正操将军会面，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接触，都是经她一手安排的。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们有时间就倾心长谈。张学良说，这是从1937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身边既没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跟踪，也没有“监督大员”赵一荻在场，他终于实现了那种向往已久的无忧无虑、无拘无管、无忌无碍的“逍遥游”，可以和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相处一段时日了。

    张学良的到来，使丈夫去世后多年处于孤寂之中的贝夫人，像枯树逢春一般，重拾起早年的欢乐。她和张学良虽然都是华发盈颠的髦耋老人，但能够在一起度过一段“柏拉图式”的幸福时光，也不失为人生暮年一乐。可是，赵四并不放心眼前这位极具竞争力的另一位“四小姐”。蒋四饱经欧风美雨的熏沐，谙熟多国语言，思想开放，广见博识，学养深厚，且又活力四射，富有魅力；而她自己，尽管早年为了爱其所爱，也曾千里奔驰，勇决封建罗网，但就家庭影响、个人所处环境而言，终究属于传统型女人。此刻，以一己的衰病之躯，与这位老而弥健、风韵犹存的美妪相对，未免有“自愧弗如”之感，防范当然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了。

    终于紧急发令，让张学良立刻返回他们的住地。

    这样，一场凄婉动人的悲喜剧，随着男主角的黯然退场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无可奈何的追忆，便只握有苦诉与陈情的专利。她说，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从汉公被赵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后他们长期定居夏威夷，本来是离得很近的，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断了联系，连通个电话都成为不可能。蒋士云在美国定居数十年，一直没有任何信仰，但自张学良到来之后，受其影响，她也开始笃信基督教了。张学良在纽约的时候，蒋士云每周必亲自陪同张去华人教堂做礼拜和听《圣经》。张学良走后，蒋士云仍然把张学良的信仰当成她暮年的追求，一直坚持每周末前往华人教堂听《圣经》。在蒋士云看来，这也许就是她对毕生挚友的一种怀念与追思吧。她曾对记者说：“我认为，张将军是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

    在张学良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红颜知己宋美龄。他们相识于1925年6月中旬。为调停因五卅惨案而激起的中外冲突和稳定上海局势，张学良以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身份，来到上海。期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名震上海滩的待字闺中的美女宋美龄。一个俏男，一个靓女，出身、地位、年龄大体上相似，两人又都通晓英文，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一见倾心，都为彼此的高雅气质、出色才华所吸引。事过半个多世纪，追念前尘往事，张学良还说：“当时我和还是小姑独处的宋美龄见面，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两年后，宋美龄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见到张学良时，蒋氏发现夫人与张十分亲热地打招呼，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宋美龄笑着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呢。”尔后，宋美龄也一直关注着少帅的行迹，当看到他稳治父丧，临危受命，毅然除掉杨、常两个亲日派元老，坚决维护统一，实施东北易帜，以及窥测战机而挥师入关、结束中原战事等种种作为，感到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从而平添了深深敬意。

    西安事变，宋美龄参与调停，并动员张学良送蒋回宁。当时与蒋约定，对张不加难为，蒋答应了，后来却变了卦。因此，宋抱愧地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她曾多次向蒋介石痛切陈辞，要他珍视“领袖人格”，履行自己在西安的承诺。她说：张学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为一己私利发动政变的人都不同，他是个不为官也不为钱的硬汉子。好在他重感情，你才能化险为夷。”蒋介石只当作没有听见，始终默不做声。张学良之所以没有像杨虎城那样，被心毒手狠的蒋介石干掉，他说：“由于有了夫人这个保护神。”“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写的，他写道：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公布出去’。这句话很厉害。”

    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事实证明，她并没有食言。宋美龄在羁身异域或者局处孤岛，面临着种种困境，身体又不太好，但对于张学良一直念念不忘，经常致函寄物，亲切地问候，表述关注之殷、感念之诚。这在张学良的日记中都作了翔实记载。张学良身后留存四大箱信件，约有五百多封，多为数十年间同政界要人与亲朋至友的往来函札，其中以和宋美龄的私人通信为最多，计约百封以上，它们真实而明晰地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从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龄对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十分关切，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可说是无微不至。她不仅经常送些珍贵礼物和日用品给张学良，还负责代为转递张学良在美亲人特别是原配夫人于凤至托带的物品、信件。一向习惯于以英文写信的宋美龄，当得知张学良目力不佳后，便改用中文书写，甚是体贴周到。

    这里有一件事：张学良坚持要到2002年以后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还曾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说：“不要采访西安事变，我不想谈，说了会伤害某个人。”我们可以猜测：张学良唯恐伤害的“某个人”究竟是谁？既然与西安事变有关，那我们不妨用“排除法”一一进行过滤：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中，不过五六位。其中，蒋介石、宋子文早已死去，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仍然在世的只剩下他和宋美龄两人。显然，这个人非宋美龄莫属。据张学良预测，自己活不过2002年；宋美龄大他三岁，估计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大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

    五、张学良的“两条辫子”

    一条是“九一八”不抵抗。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成功地调停了中原战事，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他也得到蒋应有的报答，迅即接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到达南京时，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报章上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政治生涯可谓登峰造极，也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但这辉煌的荣耀，至上的威权，也埋伏下危机的种子，他有些忘乎所以，飘飘然了，当他奉命统率十余万精锐之师入关之际，东北兵力严重空虚，密切关注、伺机待动的日本关东军，早已磨刀霍霍，杀气逼人。于是，一场陷他于灭顶之灾、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另一个“九一八”就出现了。

    应该说，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张学良亲自下的，但也确是奉行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事变发生前几天，蒋曾当面向他交代：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要交给中央。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鬼子切齿痛恨；此刻，面对强敌入侵，国土沦亡，东北三省父老乡亲惨遭涂毒，他怎能坐视不顾呢？况且，以他那样一个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犟牛猛虎，蒋介石只凭着几句嘱托，一纸饬令，就能把这个“东北硬汉子”的手脚捆绑住吗？退一步讲，事变当时猝不及防，缺乏准备，为什么战局拉开之后，日本军队一日之内下我二十城，略地千余里，作为军事统帅，你还是没有抵抗呢？

    其间的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判断日本不敢这么扩张；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他又从这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竦然惊惧”，认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接下来，又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是期待当时的国联出面干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国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当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一俟调查清楚后，当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改变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事变当时，张学良曾对东北高级将领说：“现在我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由于这三个“期待”均没有现实依据，因而，最终全部沦为甜蜜蜜的幻想。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考虑，就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张学良毕竟出身于地方军阀，手下的军队无异于他的“命根子”、“护身符”。前此不久的“中东路事件”的教训，他记忆犹新。本来是蒋介石下令出兵，并答应一旦开战，中央将派出十万援兵全力支持。可是，当与苏军交战后，竟致一败涂地，东北军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坐视不救。到头来，只有大呼上当，自认霉头。中央发令的事，结局尚且如此；如果擅自行动，后患将更加不堪设想。无疑，这是他拥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层原因。

    另一条辫子，不回老家、不回大陆，定居海外。问题的提出，始于1990年张学良获得相对自由之后。在1991年3月，他首次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时，台湾《联合报》记者曾问他：“是否有可能回东北老家看看？”他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记者又进一步追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他说：“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后来，在回答《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时，他说：“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实际上，当时他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只是，人们未予足够注意。

    对于张学良答《联合报》记者问，中共中央确是格外地重视。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当即做出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郑重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迁葬其父张作霖的遗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还乡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安排有关事宜。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定了吕正操将军。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为深厚的私人感情。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是由于身体原因？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还有人猜测，赵四阻拦少帅回归故乡。考虑到张学良一遇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出于关心身体健康，赵四确是不愿意张学良回来探亲，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看来，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张学良身上。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前后，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深厚友谊。即便他羁身铁窗之中，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书信往来。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据张学良的老朋友张捷迁透露：1990年秋天，张学良曾打算去香港参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拦，竟未能如愿。他们认为，香港情况复杂，而且紧邻大陆，怕他趁机溜回去。可见，台湾当局给予沉重的精神打压，这是未能回归的外因。李登辉表面上以张学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实际上对于他的自由出入设置了重重障碍。张返回台湾后，等了两年半时间，不见松口，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自身的考虑也占很大成分。人们分析认为，充当了一辈子“政治角色”的他，由于所受到的伤害太严重，因此，再也不想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旋涡了。这样，在是否返回大陆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于游移状态。联想到他说的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去，就一目了然了。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说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如过眼烟云；但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退出历史舞台，为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当然，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并非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更为崇高而深远的意义存在。原来，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项有功于国、泽被千秋的伟业。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六、结语

    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直播，而没有彩排、预演。同样，作为既成事实，历史不存在推倒重来的可能。不过，若是调整一下角度，比如从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出发，倒也不妨做出假设，设计一个应然而未必然的版本。

    鉴于张学良的一生命运、成败休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我们假设：若是张学良走另一条路子，当他父亲所希望的“东北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那么，也就不会有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调停，东北军主力也就不会参与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关东军还敢不敢对东三省贸然动手呢？（动手是必然的，无非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一些军阀，既不会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不会唯蒋之命是听；即使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不会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当然，由于失去了蒋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备发动西安兵谏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后日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这样的张学良，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又将如何？

    实际上，《美国之音》记者已经作了一番假设，曾经问过张学良本人：“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他的答复是：“那很难说。如果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也许我早就战死了。”美国记者又问：“西安事变带给你半生忧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一举动？”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就此，我们不妨作更广泛的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卸磨杀驴”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可是，他却坚定地说：“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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