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大半总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拣稻穗，上山拾柴禾，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健全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记得是，空心菜和晒干的蕃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

    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多半的时候是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恶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现今都还健在的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1945年，我13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中华英才》1993，11期

    花地无尽的感激--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全方位的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所有的成长者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

    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我通共只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

    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直接的干扰。那时语文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印象都淡远了，只记得读过《木兰辞》，也读过白居易的诗。《木兰辞》的叙述方式很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韵律的文字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的充满乐感的文字中挟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学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尚人类美好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用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做“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苦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那时正在经历着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吟诵这篇文字时，用的是福建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记忆，就这样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更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之初就开始了。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做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试着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做《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章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做《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初中二年级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一个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逐渐开始了古今中外、广泛的阅读。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的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者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

    我的梦幻年代

    那里有一座钟楼。钟定时敲响，那声音是温馨的、安祥的，既抚慰我们，又召唤我们。不高的钟楼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是无比的巍峨。那感觉就像是50年后我在泰晤士河上看伦敦的“大笨钟”一样。

    那里还有一座教堂。镂花的琐瑶折射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亚热带的阳光，那阳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远又亲近的地方。那时我理智上并不喜欢这教堂，因为我不信神--到现在也不信。但是我内心却倾向了那种庄严、静谧，而且近于神秘的气氛。学校是教会办的，作为学生，无法拒绝学校规定的一些内容，例如我非常犯怵的“做礼拜”。我就是在这样“不情愿”的状态下，接近了英国式的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秩序。

    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那年我从伦敦来到剑桥，从一块草坪上眺望那里的三一学校。我仿佛是见到了相隔万里之遥、而且又是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福州母校！人们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珍惜，犹如人们常轻忽难得的相聚；而当别离成为事实，便有异常的惆怅、甚而悔咎，为自己当日的不知珍惜。那年我在徐志摩曾经美丽地吟咏过的、他所钟情的“康桥”，浮起的便是这种往事不再的怅惘。然而，当年我在福州，毕竟是太年轻了，总觉那当日的拥有便是长久，甚至永恒，没有如今追念往昔的这种沧桑之感。人本不应该嘲笑自己的童年，但的确，实在的，我的童年是多么可笑的无知！至少是此刻，我想起当年，想起那钟楼悠扬的钟声，那催人勤勉、催人上进、催人自强的钟声，不论晨昏，不论风雨，岁岁年年，及时而守恒，本身就是一种恒久的感人的精神！而我却不知珍爱。如今，这一切变得多么遥远，它正沉入了苍茫的梦境之中。我想从梦的深处把它追回，然而不能。

    还有，还有，那座闪烁着梦幻般光华的、当年我并不喜欢的教堂。教堂里的风琴，圣洁的乐音，凛冽的寒气里温暖的平安夜，那是一种庄严的新生的通知。曾有几次，我重返校园，我寻找我梦境般的教堂，寻找风琴和平安夜，寻找七彩玻璃幻出的奇光，我失望，我什么也不曾找到。梦里不可重复的，丢失了的梦境已融进丢失的时间，又到哪里去寻找它呢？

    40年代的青年人，一般都倾向激进，我尤其是，因为那时我非常贫穷。别人享有的童稚的欢乐，我没有。战争带来了父亲的失业和家庭的离散，朝不虑夕的生活对于我的童年，是一场望不到头的苦难。战乱和动荡，饿殍和伤残，贫穷给我的是早熟的忧患。我的心很自然地接近了社会的底层，同情弱者，悲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众生。我于是在黑夜呼唤黎明，其实我并不真知我呼唤的是什么；在孤独中我反抗黑暗，其实我也并不理解我反抗的内涵。

    我因反抗现实而拒绝宗教，而宗教却以它的无形走进了我的内心。如今，我还记得当年要求背诵的一段《圣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人，不致死亡，反得永生”。数十年后，我依然记得这些词语，虽然我已忘了它是福音书的哪一章或哪一节。

    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我发现文学这东西很奇妙，它能够装容我们所感、所思，不论是爱，不论是恨，不论是失望，还是憧憬。我心中有的，在孤寂之中无从倾诉的，文学如多情的朋友，能够倾诉并给我抚慰。我的人生遗憾，我对社会不公的愤激，我对真理和正义的祈求，我都借助那支幼稚的笔端自由地流淌。现实生活的缺陷，我从文学中得到补偿，文学启发我的想象力和生活的信念。

    大概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师好的评语的作文（这位老师也许现在正微笑着阅读我的这篇回忆的文章，他毕业于那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也是三一学校的校友，他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的这篇文章是献给母校的，也是献给他的），偷偷地寄给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文章被加上了花边，发表了。这个开端鼓舞了我，却也“危害”了我。

    从那时起，我迷恋上了文学。为这种迷恋，我付出了代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偏离了作为知识基础的中学课程，偏离了学业的全面发展。我在课堂上写诗，而此时也许是在讲物理，也许是在讲化学。我即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只迷恋这文学、这诗。我的这个母校，那时拥有许多从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流的教师，这些教师到了50年代，都先后到高等学校任教。这个学校也有第一流的学生。英国式的陶汰制度，使学生对学业不敢有丝毫的怠惰。从这里走出了摘取教学王冠的人，他是世界性的数学大师。而我作为他的同学（我们相差一个年级，他初二，我初三）如今的数学实际水平仅仅是小学三年级！

    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延续了正统的英国教育方式。英文在这里几乎是第一语言，它在教学中的份量甚至超过了作为母语的中文（这当然是畸形的，我没有赞成之意）。我们用的英文文法课本，也正是英国中学的课本，其中找不到一个汉字。从英语会话，英语练写，到英文作文，都有专门的课时和教师，有着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可是，我如同“反抗”教会那样，也“反抗”了英语！这种反抗的结果，当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语的非常可贵的机会。我相信在现今的中国，无论是什么城市，能够拥有这样优越的英语师资和教学条件的中学如我的三一母校的，是找不到了，而我却轻易地放弃了它！

    直到现在，我旅行在世界别的地方，我还是凭借着当年母校老师教给我、而又被我“拒绝”之后“幸存”的这几个单词和那几个残句。不然的话，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航空港，或是在乱花迷眼的异乡街头，我就真的成了白痴。人的一生有很多遗憾，我的诸多遗憾之中就有如上叙述的这些内容：因为兴趣而偏离学业的基础--小学三年级的数学水平和“拒绝”英语！我不想嘲笑自己少年时代的幼稚，然而，我的确为自己的无知和轻率羞愧至今。

    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老师，我多次把这些遗憾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我从自己的痛苦体验出发，告诉他们不要幼稚地“拒绝”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不要在繁重的功课中“拒绝”学校规定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学生大都是学文学的，我还告诉他们当老师开列一串长长的书单时，不要轻率地“拒绝”阅读，那个书单背后的道理很多是你当时并不了解、而确实是经验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绝便意味着失去。

    我的母校座落在闽江蜿蜒流过，充满欧陆风情的南台岛。三角梅攀延的院落时闻钢琴的叮咚。芳草如茵的跑马场，是少年嬉戏的场所，那里有秀丽的柠檬树挺立于清彻的溪边。后来，这一切都连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惟有校园里夹岸的樟树依旧翠绿。那林荫尽头依然站立着当年的钟楼，钟声依旧。如同往昔那样，提醒人们珍惜那易于消失的一切。

    那树下曾经匆匆走过一位苦闷而早熟的少年人，如今他走向了遥远的地方，而把他的感激（为这座校园的美丽和温馨）和遗憾（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的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1996年7月31日大雨之中匆匆于北京畅春园

    家住京城

    北京大多数居民都像我一样，是各种各样的“移民”。很多是来自河北和山东的，有好几代了。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生活正在荡涤着昔日留下的灰色和死寂，到处洋溢着希望和新生的喜悦。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御河里的坚冰刚刚消融，皇城根下的垂柳便迫不及待地喷吐出耀眼的绿色，霎时间染绿了整座京城。新生活开始了，新生活行进在经过战争而保留得完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牌楼之间。在一片充满古趣的氛围中，跳窜着那生机勃发的嫩绿、鹅黄，这种历史和现实、古老和新生相糅合的气氛，如今想起来都会心醉。

    北京有许多美丽的街道，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北海团城一带的那条街。从卧虹般的北海大桥望去，太液横波，柳烟凄迷，轻舟摇曳着秀丽的白塔倒影，向北望去是中南海的瀛台。这条街道四周，汇集了古城最具特色的景观，都说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但对比之下，我个人更喜欢东华门皇城根沿河的那条路。一边是重楼叠阁，一边是花影婆娑，或是初春，或是仲夏，或鸽哨隐约，或蝉鸣清幽，这时若有清韵女伴倚肩而行，可谓是人间赏心乐事的极境了。

    最喜暮春四月，遍京城的长街短巷槐花盛开，国槐虬劲斑驳，好像是久经沧桑的智者，有一种沉思之美；洋槐婀娜秀丽，好像是青春曼妙的少女，有一种清新之美。特别是洋槐花开时节，满城都迷漫着浓郁的槐花的清香，从故宫角楼的护城河的那一边无声无息地飘移过来，这时节，仿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而忧伤的情感浮上心头。

    家住京城。不知不觉，我已经从“老移民”变成了当然的北京人了。我相信如今住在这城里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当然的北京人。我们都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家。我目睹北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看到它怎样从一个昔日封闭破败的帝都变成了今日这样开放、现代的、国际化的大城市。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自动取款机、家家户户的电脑和传真机、遍地可见的移动电话，还有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近来，我经常在北京迷路。隔段日子不进城，我就变得像个乡下人。我惊叹生活的瞬息万变，我也为社会的进步感到欣慰。

    但我依然眷念当初那个古朴醇厚的北京。那杨药迷眼、藤萝满架的春深时节的古老的京城，是与我的青春憧憬相联结的京城，是与我的中年的忧患和失落相联结的京城。每当思及那一切，我的眼前便地矗立起那些巍峨的城墙，蜿蜒在我的头上的那些高耸云端的城楼。记得当年，我常在西直门搭乘有轨电车。电车的始发站设在巨大的瓮城里，那里是夏日清凉，冬日温暖。电车启动，一路敲打着悦耳的铃声，摇晃着前进：西内大街、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宣武门过去是和平门，然后是珠市口。电车一路摇晃着前行，一路上展示着古都的骄傲，最后来到了天桥。天桥过去是天坛。那些低矮的门脸，那些古旧的牌匾，那是一次古典北京、也是民俗北京的无言而丰饶的展出，是一次无可替代的精神的享受。

    后来，梦一般的，那城墙，那牌楼，那雕梁画栋的城楼，一夜之间都消失了！这种消失是一个隐痛，在心灵的深处，永恒的隐痛。的确，北京在生长，北京在升高，北京每日都有新的在涌现，每日也都有旧的在消失。要是旧的阻挡了新的成长，旧的就应当消失。但并非旧的一切都应当消失，那些代表有古老文明的，那些代表先人智慧的，始终是我们应当保存的骄傲，故宫如此，天坛如此，那些营造了数百年、现在已经消失、而且永不再现的北京的城墙和城楼，也如此。

    家住京城。我爱京城的一切。那些应当成长而正在成长的，是我的欣喜和安慰；那些不应消失而消失了的，是我永远的伤痛。

    原载《北京晚报》1999.9.18

    人生在世

    好像是朱光潜先生说过：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我很信服这话，以为朱先生是用极简单的语言，说出了人生复杂的道理。人生一世，如草生一秋，是匆匆而麻烦的短暂。所有的人，上自帝王显贵，下至黎民苍生，都是这个匆匆舞台的演员和看客。常言浮生若梦，过去把这话是当作消极的思想来批判的，其实，谁都明白，人生到底是一出悲剧。无论是天才还是愚钝，到头来都脱不了一个毫无二致的结局。有了这样的洞察，人们就会在不免有些苍茫的悲凉中，获得某种顿悟。参透一切苦厄，把身外之物看淡，豁达、潇洒、了无牵挂，无忧而有喜。我理解，这就是“出世”的思想，是指从总体上看，要把世事看淡。

    但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那就确实有点“消极”的味道了。只讲“出世”而不讲“入世”，则对人生的体悟还说不上全面深刻。有了“入世”对于“出世”的加入和融汇，就把人的高低、不同的境界区分了出来。

    从具体上看，人活着要谋生，要做事，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都来不得半点虚妄。太阳每日升起，每日落下，一个人的一生能看到几次日出日落的景致？因此就要珍惜，决不虚度光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酷暑严冬，黾勉苦辛。要每日都过得充实、有意义，有益于人，也有益于己积极，有效，把眼前做的每一件事，都看成盛大的庆典，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不悲观，不厌世，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去。明知愈走愈接近那谁也无法逃避的终点，却始终是坚定地前进。这样的人生，是摆脱了大悲苦而拥有大欢喜的人生。

    平安夜话

    我以为庆祝生日的举动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增进亲情和友谊的机会，更体现人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母亲的感激和纪念--生命的诞生是伟大母爱的体现。所以，我不反对别人过生日。我自己也经常参加亲友庆祝生日的活动。但我自己从来不过生日。没有别的原因，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习性。这里头也许有我一些隐秘的想法，却从来没有机会表述--因为我从来不过生日，因此也从来没有表述的机会。今天大家似乎都为着一个目的而来，我劝阻不住，只好借此机会谈谈我劝阻的原由，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我以为人的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和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诞生或死亡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纪念或庆祝与否都无所谓。因为人有思想，因此，人会看重生命的诞生，也会看重生命的死亡。至于我自己，基于对自己生命的估量，不仅我自己、我的家人不过生日，也劝阻别人为我过生日。

    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是无数生命中的一个平常的现象。古人说的立功、立德、立言，我都做不到。我的生命过程有过曲折甚至磨难，但又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当然更谈不上轰轰烈烈了。我曾经作过比喻，那只是草地上飘飞的蒲公英的一颗种子，只是一道流向远方的平常水。要是它有光亮，那也只是夏天夜晚划过天空的一颗流星，它曾经发光，它最终也归于黑暗。

    对于一个最常态的生命现象，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始终处于常态之中。这就是我不主张为我庆祝生日的原因。

    今天的聚会很让我感动。黄亦兵和张从遥远的美国回来，陈顺馨为了这个聚会推迟了返回香港的时间，王利芬因为有急务，昨天提前带着小女儿来看过我了，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繁忙的工作到这里来，我和陈老师都感谢你们的一片好意。

    明天就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是在这里迎接一个神圣的生命在伯利恒的诞生。那里有马车踏着冰雪而来，报告着来自天边的福音。借此机会，我向你们大家祝贺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让我们真诚地祈愿上帝赐福给世界的一切人，让所有的人都将拥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夜。

    2001年12月23日凌晨2时于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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