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姐姐是怎么回事呢，想必你们也不大明白，心里挺恨我的。不光你们家，所有认识我和你姐姐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不在心里骂我是个卑鄙小人、踩着女朋友往上爬的。骂就骂吧，换了我我也会骂的。可是有谁知道我的苦处呢，这事能怪我吗？我跟她说过多少次，在信里不要发牢骚，就是发牢骚，你也就事论事，不要引申，不要涉及别的，更不要追根究底。她听吗？她根本不听哪！她偏要追根究底，好像要显得她多么深刻多么有思想似的，别人都看不到想不到，就她看得到想得到。她既不尊重我，也不替我考虑，一个人怎么能这样自私呢，你要表现你比别人看得深看得透，干吗一定要拉我垫背呢？你不考虑前途，我也不考虑吗？你不为家里着想，我也跟你一样？我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都是平头百姓，我们的父母都不容易，都指望儿女能进步，能有点好出息，混出点样子来，可她左一封信右一封信，没有一封信不叫人提心吊胆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她想干什么？那些信我看吧不是，不看又不是；放起来吧，你叫我把它放哪儿呢？大家都在营房里，我就一张铺，还要检查内务，我放哪儿？烧了吧，在哪儿烧呢？别人看见你烧怎么办？什么样的信，你要烧掉它？可是不烧吧，又担心有一天被人发现了。我真是为难死了。我只毁了一封信，我看了邮戳，那封信还是她在解放路邮电大楼发的，是直接骂我的，她体检不过关，被人家打下来了，可她写信来骂我，信纸都戳破了，全怪我，都推在我头上，说是我害了她，她的前途完了。你的前途完了，没指望了，你就指望我吧，两个人你总要保一个人吧？人家下象棋还讲究丢卒保车呢，可她不，她根本不这样想，不管会不会影响你，她只顾自己。我只好把这封信毁了。我不敢装着拉肚子，我是真拉肚子，我说拉不出大便，在卫生队弄了点泻药，结果吃了药就拉个不停，夜里一趟一趟地往厕所跑。上半夜我还不敢毁这封信，怕被人发现，我是下半夜才毁掉它的，我蹲在那里把它撕得碎碎的，又撒一泡尿，把碎纸片冲得七零八落。我做这件事时紧张得直发抖，虽然已经是下半夜了，还生怕有人来。我们那么大一片营房，只有这么一个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还好没撞到人，真是万幸。为了这封信，我拉了三天肚子，脚都拉软了，脸都拉黄了，跟得了肝炎似的。这以后，我最怕听到人家喊我拿信，人家说詹少银，你的信！我心里就打鼓。这个恋爱真是谈不下去了，谈下去已经不合适了。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整天提心吊胆吗？将来我还要跟一个这样的人在一起过日子？这多危险！不要吓死人？好几次我都想跟她说，我们分手吧，可又一直说不出口……毕竟在一起插过队，又相处过一段，而且那时候感觉还不错，所以这样绝情的话不好说。现在想想真后悔呀！不该这么婆婆妈妈的，不该这么拖着的。感情这种东西，有时候真是害死人呢。后来呢，她果然把我扯上了，人家也果然来调查了，我怎么办呢？我能对抗组织，不把那些信交出去？既然交出去了，我怎么能没有一个态度呢？不拿出一个态度行吗？我作无谓牺牲，把自己跟她绑在一起？一个人倒霉总比两个人倒霉强吧？一家人倒霉总比两家人倒霉强吧？她是无论如何逃不脱的，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搭进去呢？当然了，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心里像压了一座山。可是痛苦归痛苦，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在人前还是要摆姿态，唱高调。到了这一步，只能变被动为主动了，不唱高调怎么行？唱高调也不容易呀，一个字，累，唱上去了你就下不来，你要端着，就像在台上唱戏。人家在台上唱戏的，端也就是端那么一阵子，我呢，时刻都要端着，你想想我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做累是累了些，对自己倒也是个锻炼，一个人要想有点出息，还真要学会这一套。再说了，那么多人都端着，人家怎么不累呢？就你累？说明你火候不到嘛，心理承受能力差嘛，是不是……哎呀扯远了扯远了，今天我是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了。你也看到的，在你面前我没端，也没唱，一点高调都没唱。我不是把你当小孩子，我真是把你当朋友，推心置腹地跟你谈，说的全是心里话。我也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说了，心里就舒服多了。我要谢谢你呀。我的这些话呢，你可以对你父母说，但别跟外人说。另外呢，你告诉你父母，她一个人倒霉就算了，别一家人都跟着她倒霉。这句话很要紧的，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就看心肠硬不硬得起来，懂不懂得权衡利弊。按说这话不该我说的，我是为你们一家人着想。你父母人很不错的，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如果你也把我当朋友，今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我，我现在在区革委会办公室，还能办点小事，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我还要再叮嘱你一句，我今天是感情用事，我可以不理你的，所以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千万别对外人说，当然，你们说了我也不怕，我不会认账的。因为这些话我只对你说过，没对第二个人说过，而你呢，在别人眼里只是个小孩子，我会对一个小孩子说什么呢？没人会信的。所以到时候我只要说你们是想报复我，陷害我，倒打我一耙，人家却是想都不用想就会相信的。

    起初他挨得我很近，还把身子倾过来，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样子有些激动，搭在我肩膀上的手不时地使劲一捏，把我肩膀都捏疼了。但慢慢地他就不激动了，手也从我肩膀上拿开了。他最后的那一番话说得我有点想发抖，我趴在树影里就像趴在他家门前的那条羊角巷里，感到冷风正像刀子似的扎在背上。他说完了就站起来，在原地踢了几下腿，他的腿大概蹲麻了。他对我说“再见”。他的“再见”比石头还硬，可脸上还笑着。他走出树影之后头也不回。马路上有汽车，还有自行车和行人。他的背影显得又高大又挺拔。他那两条腿也不错，很直，脚步非常有力。他的肩又平又宽，手臂像上操一样甩动着。

    我缩在树影里看着他走远，心想我还要不要扑上去咬他？

    我把詹少银跟我说的话告诉了费伯娘的儿子吴爱国。

    吴爱国的绰号叫眯眼子，比我大，跟我姐姐差不多。他爸爸，就是那个敲铁皮的钣金工，前些年得病死了，费伯娘照例哭了一通，然后对吴爱国说，儿呀，为娘的指望全在你身上啦。吴爱国说，你老人家指望我？那就要记得每天晚上给我熬药噢。

    吴爱国是个典型的药罐子，他的眼睛和身体都不好，他的眼镜片一圈圈凸出来，看人时必须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将细眼珠子对准凸得最高的那个点。他的头发像大旱之年的庄稼，枯黄枯黄的，眼圈上罩着黑晕。他的病是慢性肾炎。因为他坏了肾，所以老鼠街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废人，说费伯娘命苦，弹琵琶的女儿不登她的门，这个儿子又废掉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坏了肾就是废人，所以我不把他当废人。他也不把自己当废人，对自己充满信心，自己给自己治病。他的药方子都是自己开的。他开的药很怪，比如鸽子屎，一般医生不敢用的，他敢给自己用。他的药经常是一家药店里抓不齐，抓一次药他要跑好几家药店，有时候他还拿一把小铲子，跑到乡下去挖药。他看了很多医书药书，古代的现代的，看了就给自己开方子。平常他缩在家里糊火柴盒，除了抓药或挖药，再就是扛个大纸箱去给火柴厂送货，极少出来。可是只要他出来，而且碰巧被我看见了，我就会被他迷住。说不清为什么，我就是迷他的那种味道，那种病怏怏的、忧郁的、漠然的或者散漫的味道，我就像崇拜丁珠玉主任的腰和腿一样崇拜他的味道。

    我和吴爱国交朋友靠的是连环画。我以为是人都喜欢看连环画，有一天他扛个纸箱子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大声说：“吴爱国，我有连环画，你想看吗？我借给你看。”可他像没听见。等下次看到他，我又说：“吴爱国，我不骗你，我真的有连环画，我真的借给你看，你看不看？”他看了看我，摇摇头，走了。我只好把连环画送到他家里去。我撑着凳子来到他家门口，他家的门半掩着，我把门推开，从口袋里掏出连环画递过去。他正在糊火柴盒，眯着眼睛忧郁地看我。我的手一直伸在那里。他想了想说：“其实我不爱看连环画的。”我说：“我给你挑的都是好看的。”他突然笑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也会笑，我傻傻地看着他。我说：“我以为你不会笑，原来你会笑。”他便又笑了一下，拿糨糊刷子指指我手上的连环画，说：“真是好看的吗？”我说：“一定好看，不好看你骂我。”他放下糨糊刷子，把连环画接过去了，拿在手上翻了翻，又放到一边。我说：“你不看吗？”他说：“看，我晚上看。”

    我再去他家时，他一见我就笑了一笑，他笑起来要好看一些，脸显得不那么黄。他问我会不会下棋，我说会下军棋，他说那好，那我们下军棋。他一边糊火柴盒一边跟我下军棋。我们下了几回军棋，他又教我下象棋。他长我七八岁，但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无论军棋还是象棋，我都下不过他，可他脾气好，愿意跟我下，我要悔棋他就让我悔。

    一般情况下，在他家里我碰不到费伯娘。费伯娘好像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每天晚上定时定点地给儿子熬药，平常总见她闲着，拖着一双趿板子在巷子里跟人说话，不是在巷子这头就在巷子那头，所以我在他家里时感到很自在。他家里跟我们家里一样，也积了一股药气，比我们家里的药气还厚。我坐他家的凳子，凳子竟是黏黏的；靠着他家的桌子，桌子也是黏黏的，拿手抹一把，手上便沾了油膏似的黑褐色的药腻子。

    他听我说起詹少银时很认真，但没放下糨糊刷子，趴在粘着一层药腻子的桌上，一边糊火柴盒一边听。我说完了就问他，詹少银的这些话能信吗？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他糊了起码有五只火柴盒，才慢悠悠地说，能信怎样，不能信又怎样，有什么意思呢？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才把詹少银的那些话告诉了我爸妈。我爸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又那样看我妈；我妈跟他一样，也看着我，然后看着他。我爸问我妈，他跟兵子说这些干什么？我妈说是呀，他怎么跟兵子说这些？他们两个人一齐问我，你跟他说了什么吗？我说没。他们说真没说？我说真没说。他们还是怀疑地看着我，又问，他是在路上碰到你，还是特意找你说这些的？我撒谎说，我怎么知道？我妈说，以后若是再碰到他，你就绕着走。我爸严厉地补充说，听到没有？我很乖顺地说，听到了，绕着走。

    不久后我初中毕业，我爸带着我到处求人，想找个地方让我学钟表手艺，可是走到哪儿都碰壁。他就把我带到街道办，一边跟丁珠玉求情，一边拎起我的豆芽腿，把我的裤管往上一提。我知道他是想启发人家的同情心，可为什么要向丁珠玉主任展览我的腿呢？谁不知道我是个残疾？我的灰白的、柔软的、细丁丁的腿就很丑陋地露出来了。旁边是一扇窗户，阳光斜进来，我的腿在阳光里。我看见我的腿泛着一种刺眼的、像死鱼肚子一般的光亮。丁珠玉主任坐在一把椅子上，跷着她的美丽的腿，手上捧着一杯茶，目光淡淡地往这边一扫。她曾经对我很亲切地笑过，那回她的酒窝子都笑出来了，把我笑得慌了神，我就把我爸妈都卖了，害得我动不动就挨天下最重的炮栗子。可是这事一过去，别说笑，路上碰到我她都看不见。她的目光又高又远。就是这样我也不恨她，依然崇拜她。我想这不怪她，只怪自己太难看，谁愿意看难看的东西呢？我也不愿意。我愿意看好看的，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会偷偷地瞥着她的腿和屁股，心想多好看的腿和屁股呀。

    那天我看见她的目光扫在我的腿上。我恨不得扒个地缝钻进去。我真是羞愧难当啊。羞愧是什么？刀子，一把凌迟的刀子，这是我在那一刻知道的。这把刀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一刀一刀地片着我。晚上躺在竹床上，白天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就动了去找詹少银帮忙的念头。他说过有事可以找他，他能帮就一定会帮的。我想我怎么不能找找他呢。李德民都不由分说就把我的残腿拿给丁珠玉看了，他考虑过我一点点吗？我还扭扭捏捏干什么呢？

    我征求吴爱国的意见时，吴爱国手上仍拿着刷子，但没糊火柴盒。他盯着我看了一阵子，说：“兵子我问你，假如他帮你办成了，你能心安理得地学你的手艺吗？”我想了一会儿，有些恍惚。吴爱国说：“要不你就再想想吧，找不找他，等想清楚了再说。”

    但我觉得我想不清楚。于是我又给詹少银写信，我说詹少银同志你好，你不是说只要我找你帮忙，你一定会帮的吗？现在我就想请你帮一个忙……可是，写着写着我又想，假如他回信，被我爸妈看见了，怎么办？叫他往哪里回信才好呢？我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要不，当面跟他说说？我犹豫了又犹豫，最后还是咬咬牙，撑着凳子去了东河区革委会。

    我趴在街边张着嘴喘气，感觉自己走过了千山万水。我对面就是东河区革委会，我身边是一棵洋枫，屁股后是个小副食品店。我等啊等啊，终于看见詹少银同志出来了。他是朝我这边走来的，脸侧着，看街两头的车，然后就朝着我这边了。他要到副食店买东西吗？他一定看见了我吧？我已经感觉到他的目光了。我故意扭过脸，用眼角的余光溜他。我以为他会叫我，我等着他叫我。可他没叫。他的目光在我身上转了转，然后就嗖一下飘开了，像一片被狂风带走的羽毛。他把脸和身子也转了个九十度，不过马路了，沿着街边走了。他什么意思呢？我在心里骂道：李文兵，你这个不要脸的，现在你叫他呀，你求他呀！

    好在这一回又是周师傅帮忙，给我在马家营巷找到了一个个体钟表匠。我们这边的街道办开出了介绍信，由我爸拿到马家营街道办。我爸还腆着脸请一个叫他打过家具的革命干部写了张纸条子，这个革命干部在纸条子上说：人家一个残疾孩子，学点手艺嘛，让人家学嘛，给一条出路嘛，怕什么呢？周师傅带我去马家营巷拜师时，那个叫梅炳坤的个体钟表匠上上下下地看了我一阵子，忽然问周师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周师傅说，你说什么？他不是男的？你什么眼睛哪？梅炳坤摇一下头，笑道，怎么看起来眉眼有点像女的？男的长这么秀气干吗？周师傅笑骂道，你个死梅拐子，你修钟表的嘛，你收个徒弟嘛，还管人家长得秀气不秀气！梅炳坤干巴巴地笑了两声，就这样收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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