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七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1977年的高考经历与大家既相同，也不同。

    1975年5月，我从山东省曹县第十中学高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表示要“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但是，当背起行李卷，回望学校的大门，想到这辈子也许永远和学校再见了，当农民将是我一生的宿命，深刻的悲伤与凄凉弥漫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

    回乡以后，尽管希望很渺茫，我要上大学的心始终没有死。那时虽然年轻幼稚，我也能看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是实在话。在农村有没有作为，还有谁比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子弟更清楚呢？读书让我看到了天地的广阔，从小学到高中又一直是全校有名的优秀学生，我不甘心、也不相信一生的出息就是做一个农民。现实告诉我，下乡知青可以通过招工、病退再回到城里去，庄稼人的子弟要改变命运，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可走。毛主席不满意解放后17年的教育制度，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大学招生不再通过考试，而是采取推荐的方式。要想被推荐上大学，首先要在农村锻炼两年，再看在劳动中的表现。用电影《决裂》中主人公的话说，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家兄在上大学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我懂得，要想上大学，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先安心在农村坚持下去。1975年大学招生时，我哥哥已经过了推荐这一关。但是他高中时的班主任一封告状信送到县里，说他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不够两年，结果被取消了上学的资格。哥哥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强烈地刺激了我。回乡近3年中，再苦再累，我从来也没有动过中途离开农村的念头。

    家乡父老有一句挂在嘴上的话，叫做人有闲死的，没有累死的。我父母也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投机取巧。既然人在农村，就要比农民更农民，汗要比农民流得更多，脸要比农民晒得更黑，手上的老茧要比农民更厚。由于在劳动中的表现好，高中毕业生在农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再加上我父亲在当地有一定影响，1976年8月份我开始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常委，9月份入了党，10月份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村里的二把手。我们村里有个孩子叫双印。老少爷们开玩笑说，你怀揣四块大印，比双印还多一半呀。老实讲，按照我当时的“政治条件”，即使不恢复高考，清华、北大不敢奢望，进入菏泽师专当个工农兵学员还是有可能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轰然倒台，不久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清算极“左”路线流毒，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我自认我这个人不是绝顶聪明，但还比较理智。当时我问自己，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后谁能上大学还会像现在这样，大家比脸黑茧厚吗，会不会恢复高考制度？不管大学招生办法变不变，我坚信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我向父亲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1976年年底，我把尘封的课本翻出来，开始复习功课。1977年夏天我在县城做了一个小手术，住在父亲的办公室复习了一个月。到1977年11月份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把数理化课本复习了两遍。这样说，似乎我有先见之明。其实是我要读书的愿望太强烈，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哪怕是无用功也要做。这种心情，只有乡村孩子才会理解。

    正式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虽然我对考试已经有所准备，但丝毫也不敢松懈。那时我白天或者在大队、公社开会，或者要参加劳动，晚上10点以后才能复习功课。1977年的夏天多雨，冬天就格外的冷。窗外北风呼号，屋里呵气成霜，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干一灯油才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擤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回想当年报志愿的情况，真是荒唐。10年来第一次恢复高考，没有比较，没有参照，既不知道别人的水平，也不了解自己的水平。抱着撞大运的心理，我准备冲一下几个名牌大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年在山东招收两人。由于我父亲在县里干公安工作，回家时腰里挎着一把手枪，走在村里威风八面，我对政法这一行从小就崇拜。北京广播学院采编系，在山东招收两人。辽宁财经学院，在山东招收10人。再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父亲商量时，他认为北京那些名校根本不要考虑。东北离山东太远了，天寒地冻，还要花一大笔钱买皮大衣、皮帽子。山东大学在本省，也是全国名牌大学，建议报考山东大学，但不要报中文系。学中文将来要舞文弄墨，容易犯错误。当然，当年的招生情况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实实在在是按成绩录取的，今天的作家也不会因为写一篇小说而获罪。但是，父亲是从当时的情况考虑的，人的认识毕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环境。当年山东大学哲学系也在山东招生50名。但我没有考虑。回乡后，我曾仔细研读了毛主席的5篇哲学著作、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小册子，有时还和父亲交流学习的体会，竟然天真地以为已经懂哲学了，不用再学习了。我在农村时还读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是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人帮”发动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发表的文章我都读了，知道了商品、货币、等价交换、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学概念。这使我认为对政治经济学是有一定了解的。当年山东大学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后改为经济学系，现在已经发展成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在山东招生50人。于是，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填写第二、第三志愿就比较务实了，我报考了聊城师范学院和菏泽师专。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只要能离开农村，成为公家的人——窝头变成馒头、布鞋变成皮鞋就满足了，上什么学校是次要的。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谢父亲帮助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山东大学校风严谨朴实，强调学生要打好基础，使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选择经济学而不是历史、中文专业，也使我能够为国家做一点更实在的事情。

    考试结束后，就是焦灼的等待。因为考试的情况既使我抱有希望，又使我感到没有多少把握。语文、政治和史地没有不会做的题，整个考试时间我都在紧张地书写，而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一直无所事事，我写字时的“笃、笃”声，使他更加烦躁不安，鼻尖不断地出汗。走出考场，听到居然有人把“鱼肉人民”解释成给人民鱼肉吃，把蒋介石说成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对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但是，由于我的功课文理不均衡，考数学时又赶上发烧，一道关于如何才能在一块土地上建造尽可能多的猪圈的大题目没有做出来，情绪十分低落。一个多月后参加了体检，给我带来了一线期待。1978年春节前，我的同学张增奇收到了长春地质学院推迟入学的通知书，而我到底是否被录取了，迟迟没有音信，一时变得寝食不安。接到通知书前的那段日子里，心情类似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既盼望被录取的喜讯，又害怕等到的是名落孙山的坏消息。春节后，我的初中老师到公社打听他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结果老师当年没有考上，却带回了山东大学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很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当晚，我和张增奇买了一斤地瓜干酿造的烧酒，也没有下酒菜，对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我们两个酒量都很浅，那天居然都没有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过这样多的酒，超过二两就会醉倒。

    1977年的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在国家历史上的意义，别人写文章谈得很多了。我想说两点想法。第一，一个社会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有点念想。有了希望和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人生的苦难就会减轻。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生活中最可怕的是绝望。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能上大学的仍然只是少数人，尽管这是一条独木桥，但毕竟给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前方有一抹亮光可以追寻，远比一片漆黑、无路可走好。现在的情况就很让人担忧。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城镇，农民子弟不能挤到城里上学，就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上得起，举全家之力或借债上了大学，毕业后也不一定有工作。现在农民子弟辍学的越来越多了，读了书也没有用呀。以后农民子弟除了出去打工，希望在哪里？当政者该想一想了。第二，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太重要了。后来从报纸上的文章中了解到，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决定要恢复高考。当时的国务院文教领导小组负责人刘西尧等汇报说，要到1978年夏天才能作好恢复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邓公说，不行！年轻人已经被耽误了10年，不能再等了，1977年高校招生就要恢复考试制度。当时纸张紧张，据说那年的考卷是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的。邓小平一生跌宕起伏，前七十几年做了多少事对我来说是间接知识，最后一次复出，做了多少决定国家和几代人命运的功德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求真务实，心系苍生，多谋善断，举重若轻，静如深潭，动如雷霆，这才是大政治家风范。权力掌握在伟大的政治家手中，是人民和国家之福；掌握在无耻政客手中，国家和民族就要遭殃。在中国尤其如此。由此观之，好人中的精英还是应该出来做官、做大官。

    （2007年11月）

    当年我做“九品官”

    我还不满19岁时，就在老家的村子里当上了“九品官”。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那年月取消了高考，田野里来，泥土里去，回乡当农民是我的宿命，没有知青文学里那么多的不平和委屈。一年下来，老茧磨得厚厚的，脸皮晒得黑黑的，学会了像老农民一样卷“大炮”，抽旱烟，说带有荤腥味的笑话——生活已经把我打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76年7月的一天，支书来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怎么不愿意？那时的年轻人谁不想进步，说不定入了党，当了干部，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接下来一段时间，写入党申请书、填表，一个月后我成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常委。又过了两个月，我清楚地记得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一天，成了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取消了入党预备期）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

    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他们肯定觉得可笑。那几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不少“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一点“当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但是，很快我发现这个官不好当。

    我敢说村官是中国最难当的官，因为要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在机关事业单位，有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管着，还有职务、职称等帽子管着；在工厂，工人有工资、奖金管着。在这些地方当官，我看都不难。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既不拿工资，也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你还能不让他当农民吗？除非开除他的球籍。不要相信对农民理想化、牧歌式的描述。农民固然淳朴老实，但也不乏精明狡黠；农民善良厚道，但有时也很势利和欺软怕硬；农民没有文化、外表木讷，但也拥有来自泥土的生存智慧。与那些已经成了精的老农民相比，20岁左右还是个大孩子，要给他们当领导，对我来说，是拔苗助长，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不仅过早地结束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也使我患了“官场厌倦症”。

    每年秋收秋种结束，不知道是真不愿意干，还是要拿一把，几个生产队的队长都要撂挑子不干。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就要挨个做工作，动员他们继续干。话就是那几句话，说完了大家就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抽旱烟，人都隐藏在烟雾里，变得面目模糊，一耗就是夜里两三点钟，眼皮沉重得像拴了磨盘，等的就是一句话：“那我再干一年试试，明年你们可得换人。”拖着双腿迷迷瞪瞪地走在村子里，月光清冷，白霜满地，万籁俱寂，不闻鸡鸣犬吠，村庄完全睡熟了。这时，我对那些困了就可以上床睡觉的普通社员，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70年代“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每年秋收冬藏忙过，县里、公社里就要组织修水利。革委会主任分工抓生产，有到外地修水利的任务，自然是我带队。在家里，大家都是本家，一切都好商量，外出修水利就不同了。100多号精壮的汉子，带出去就是100多头老虎。有一点不周到、不细致，“老虎”就要伤人。挖河修堤，累死人的活，一顿饭吃不好，有的愣头青把饭碗一摔，跳着脚骂祖宗。骂就骂吧，反正大家都姓马，一个祖宗。挖河修堤实行包干，分配任务时，地面上差一铁锹，几十米挖下去，劳动量差别就大了去了。稍有差错，山东人好勇斗狠，耍起绿林脾气来，抄起铁锹敢往你头上招呼。一次水利修下来，人瘦了一圈，一下子好像老了几岁。

    “挖绝户坟，踢寡妇门”在农村是最缺德、最得罪人的事情。计划生育是农村干部每年要完成的硬任务。这件事，国家宣传起来意义比天大，在农民看来却是缺德事。高中刚毕业，连对象都没有处过，却要去做育龄妇女的工作，要她们上环、流产、做绝育手术，老娘们脸皮厚得像城墙，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正经：“计划生育俺们拥护，只要你支书带头”，“计划生育有啥好，要是早20年搞计划生育，还能有你吗？”面对这些胡搅蛮缠，每次都搞得我面红耳赤。我跟支书说，这些事，还是让妇女主任去干吧。

    工作累和难且不说，当村官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政治上极“左”盛行、经济上实行计划命令的年代，农村基层干部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无用功，甚至干得越多、管得越多，造的孽越大。比如，那时候上边要求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田间地头必须插上红旗和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知道这样做既花钱又费工夫，不会多打一粒粮食，死活不愿跟着上面搞形式主义。但是，公社三天两头进行检查，主要就是看这些表面文章做没做。大队干部整天为这事磨破嘴皮说服动员，真是不胜其烦。

    有一年，菏泽地区新来了一个地委书记。他在徐海地区“支左”时（“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内地方工作由解放军“支左”代表主持），在当地推行旱地改水田，大面积推广种水稻，结果那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去了，群众生活也得到不小的改善。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菏泽地区推广徐海地区的经验。菏泽是个缺水的地方，历史上农民没有种水稻的习惯和经验，农村干部想不通，农民群众更是抵触。但是，上面的命令必须执行，大小会动员加上强迫命令，当年种了不少水稻。到了秋天，老百姓没有吃到大米，倒是从地里弄回不少稻草，生产队牲畜过冬的饲草问题算是解决了。老百姓见不到当大官的，看到我们这些大队干部，嘴里就不干不净，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

    有人说，在中国能当村长，就能当县长，甚至还能当更大的领导。也许吧。由于有了当村官的这段经历，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材料，1982年初大学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虽然都有机会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我却选择了到高校当教师和去杂志社当编辑。由于在北京工作，消息比较灵通。近两年，不断传来这个同学当了科长，那个同学当了局长的消息。按“威虎山”上的话说，同学们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我还是一介书生、布衣卿相。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反应是云淡风轻，不为所动，没有羡慕嫉妒，也没有自轻自贱。皆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了两年“九品官”，我这辈子的官瘾已经过足了。

    鞋子是不是舒服，只有脚知道。哪一种职业更适合自己，只有本人知道。有道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路朝天，大家各走一边就是了。

    （1992年6月）

    从红楼到红墙

    从我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尽管我上大学前就入了党，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填干部履历表时却不算参加革命工作)，除了有两年多时间在高校当教师，其他时间的工作与生活都与红楼、红墙有关。

    1986年夏天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几个工作单位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政协、《红旗》杂志社。由于我曾经当了两年“九品官”，那段经历很不快活，又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央机关工作和在村子里当干部一个样，就选择了去《红旗》杂志社求职。当时的经济编辑室主任李光远同志接待了我。他问了我的年龄、经历，要我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谈谈看法，谈话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老李说，你和我儿子同岁，学术基础挺扎实，你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都是不错的年轻人，你准备下个星期来报到吧。事情就这样简单，几天后我到位于北大红楼后面的沙滩大院报到，成了《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室的编辑。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中央决定创办的，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以及各省省委书记任第一届编委，邓小平是主任。

    我到《红旗》工作后，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知道他为《红旗》题写了十多种字体的刊名，最后圈定了后来采用的方案，并说这个刊名的字体借鉴了陕北的彩绸舞。担任过《红旗》总编辑、副总编辑的，有的功德圆满，有的身败名裂，但都是党内最有名的理论家，如陈伯达、姚文元、胡绳、范若愚、邓力群等。《红旗》创刊后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九评”，展开了与苏共的理论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两报一刊”社论，曾经是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据说比现在的中央文件还管用。到了我去《红旗》工作时，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但当时的领导也不是等闲之辈。担任总编辑的是当过新华总社社长的熊复，副总编辑有王忍之、苏星等。我记得王忍之当时是中央委员，转年就到中宣部当部长去了。苏星是党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和于光远共同出版了国内经济学家编写的为数不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经济学术界地位很高。除了杂志社的领导，沙滩北街甲2号这个大院内可谓卧虎藏龙，一个普通编辑，当年都可能是名满天下的风云人物。我在沙滩大院经常看到一对60岁左右的夫妇散步，同事告诉我，男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关锋。还有一个当哲学编辑的，是江青当年的秘书，不知道什么原因“文化大革命”中被关了好多年。他在监狱中把马恩全集和毛泽东选集通读了许多遍，成了我们单位的活词典，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或一个观点，他就能告诉你马恩、毛主席是在那篇著作中讲的。

    1988年夏天，当时的中央决定《红旗》杂志停办，创办《求是》杂志，由中央党校代管。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又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据说最初的方案是撤销《红旗》杂志，中央不办机关刊物了。由于党内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给中央写信反对，采取了折衷方案，仍然撤销《红旗》，但另办一个刊物。据说，《求是》杂志由党校代管后，校长高扬开始时还审读校样，过了一段时间，就决定不看了。后来这个刊物还是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再后来才归中央宣传部领导的。

    从《红旗》到《求是》，我在红楼后面的大院工作了15年。有的朋友说，你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个单位。我说，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固然有付出，也有巨大收获，学会了独立工作，学会了做人，使我终身受益。

    在《红旗》和《求是》，领导不摆架子，大家不相互称呼职务，对总编、副总编、主任直呼老张、老李等。单位不仅用人，也注意培养人。杂志社要求编辑不仅要会约稿、编稿，而且要会搞研究，会写研究性文章，起码要成为某个领域的“半个专家”。刚入职时，社里举办了编辑培训班，总编和各位副总编、编辑室主任亲自讲课，传授工作、研究、读书经验。苏星同志在授课时告诫年轻编辑，中国现在还很落后，成名很容易，但也容易为名所累，真正的专家并不多。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时刻警惕浮躁心态，注意不断学习，打好基础。社里规定，新到《红旗》工作的年轻编辑，必须到基层单位蹲点一年，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比如，我到单位工作后，就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一年，对我以后从事工业方面编辑工作帮助很大。杂志社的领导鼓励年轻编辑为杂志写文章，并亲自动手修改，有时几乎是重新改写，但发表时领导绝不署名。比如，我在《求是》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苏星同志亲自出题目，亲自修改过的。他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文字干净简洁，深入浅出，影响了我以后的文字风格。在《红旗》和《求是》工作不长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写调查报告、理论文章、社论、评论等多种文体，能够独当一面，先后主持过经济编辑部和国际编辑部的工作。现在回顾起来，国务院研究室之所以愿意调我去工作，并能胜任直接为国务院领导服务的工作，与那个时期打下的基础有直接关系。

    在中央机关刊物当编辑，我处理了大量国家领导人和国内顶级专家学者的文章，多次担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和陈岱孙、厉以宁、吴敬琏等学者文章的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向作者学到了理论和知识，也学到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我编发某位领导同志一篇文章时，作者对一些修改有意见，把我请到办公室讨论，当我讲了修改理由后，作者表示赞成编辑部的修改意见。我编发的另一位领导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作者给我写来了亲笔信表示感谢。依我看，那封信本身就是一件很出色的书法作品，可惜被我遗失了。有一次我约王梦奎同志写文章，很快作者亲自打来电话，表示这个题目他不熟悉，能否下次有合适的题目再写。这些作者谦逊、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对我以后为文、为人都有很大教益。

    有人讲，人到40岁以后，很难再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也许是年龄和受教育背景不同，我和杂志社个别领导同志在理论观点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工作起来总是别别扭扭，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甚至存在重大分歧。我到《红旗》工作前研究了社史，深知在中央机关刊物工作必须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能犯政治方面的错误。因此，在我主持经济编辑部工作时，对有些领导批来的明显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文章，我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采用。这样一来，有的领导对我成见很大，以致我以副主任身份主持工作3年才变成经济编辑部主任。2001年4月份，当国务院研究室愿意调我去工作时，我离开了《求是》杂志社。

    我去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前，魏礼群主任就告诉我，机关收入水平比较低，思想上要有所准备。到新单位两个月后，我领到了4000多元工资。我说，一个月4000块钱，公务员收入还过得去呀。管工资的同志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心就凉了半截，这只相当于我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后来我对别人说，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是实践。后来，在朱镕基总理和以后的国务院领导推动下，公务员工资收入有了不小幅度的提高，但那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加班是家常便饭。有的人形容我们的工作状态是“5+2”（一周7天都工作）、“白加黑”（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同事们有时调侃说，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既没有权力腐败，也没有时间腐败，这是组织上关心我们，把我们这些干部保护起来了。周末走在从红楼到红墙的路上去加班，大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和车辆；午夜加班后回家，城市已经熟睡，只有北海大桥上的哨兵伫立在灯光下，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工作着是快乐的”，心情十分复杂。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确实苦，确实清贫，但可以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个人价值，感觉自己对国家社会有用。比如说我自己，一直以来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理论、经济问题。一个人学习和研究经济，所欲何为？最高境界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决策。从事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直接为国务院领导服务，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进领导讲话稿中，变成国家的经济决策，直接推进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篇两三千字的研究报告，就有可能推动一项经济政策出台，而过去发表洋洋万言的文章、出版几十万字的书，往往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正所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在红墙里面工作，最大的优势是在国务院领导身边工作，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做人。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过去那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报纸上读到的人就在眼前。我发现，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喜怒哀乐；但又不是普通人，确实有过人之处。

    除了参与起草总理的有关讲话等文字材料，我还先后为两位副总理直接服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人谦逊，作风民主，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也极少疾言厉色地批评下属。同时他们各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一位领导少言寡语，多数时间用来思考问题，而一旦下了决心，就要干到底，绝不动摇。他讲过的工作体会，我至今记忆犹新。推动改革要“走小步，不停步，坚决不走回头路”，“当你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又是少数派时，要敢于坚持，脊椎要结实，能顶住压力”。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当年在上海推进由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大汽车、大化工、大港口、大钢铁和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转型时，许多人是反对的，他坚持下来了，带来了上海的凤凰涅槃；在筹划建设洋山港时，中央一些部门一直是反对的，他一边做前期工作，一边坚持不懈地去说服。事实证明，没有洋山港，就没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另一位领导谈笑风生，举重若轻，总是能迅速地抓住复杂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央遇到重大应急问题，首先想到要他处理。胶济线发生列车相撞和重大人员伤亡、重庆主要负责人出了事，中央都是派他去紧急救火。他向我们讲述当领导的体会时说的话，我也清楚地记得。比如，他说要当好地方领导，古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一是修桥铺路，二是兴办教育；当好省委书记，要上面盯住一个人，下面盯住一群人，世界上关注一个人，就是上面要知道总书记在想什么，下面要知道广大群众在想什么，国际上要知道美国总统在想什么。实际上，这是说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要有全局观念、群众观点和国际视野。有这样的见识并身体力行，就不平凡。事非偶然，他做了更大的领导。

    我出生在鲁西南穷乡僻壤，小时候的向往是能进县城当个工人，把布鞋换成皮鞋，把窝头换成馒头。没承想居然进了北京，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地方工作15年，又在红墙里面工作12年。我经常想，人再普通平凡，人生也是有故事的，这些故事有一个展开过程；人生如棋，这棋局是变幻莫测的。唯其不可测、不可知，人生才有意思。每个人的人生开始时都是一本合上的书，我们应该郑重地、一页一页地把它翻开，每一页都可能有精彩的情节，新鲜的故事。活着是很有意思的。

    （2013年10月）

    我是一个“武侠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正在读研究生。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开始喜欢上了武侠小说。

    有一段时间，我到同学房间串门，发现有几个同学每次都正在埋头读书，十分专注。我就调侃他们：“用功呢，准备写书呀。”同学嘴头上也不让人，“就快出版了。有事没有？没事不奉陪了，这本金庸小说明天还要传出去。”出于好奇，我也找来当时流行的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来读。没想到一上手就难以收手，以后几年内通读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成了一个准武侠迷。之所以说我是准武侠迷，是被班上几个真武侠迷比下去了。只要是国内能找到的武侠小说，他们全读过，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基本上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当时班里有几个同学被大家戏称为“刘大侠”、“李大侠”、“秦大侠”等。记得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同学刘大庆给我打电话，要我把他们家收藏的武侠小说都拿走。因为他发现儿子刘雄飞子承父业，也迷上了武侠小说，只知道用功读武侠小说，却忘了用功做功课，以致影响了学习成绩。

    最近经常在报刊上读到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对武侠小说的流行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认真读了几篇文章，他们对武侠小说兴师问罪，无非有两个理由：一是武侠小说“俗”，二是武侠小说没有文学价值。我对他们这些高论很不以为然。

    先说“俗”。如果非要咬文嚼字，“俗”不一定不好。成语说“伤风败俗”，为什么不说伤风败雅？说明“俗”这个东西很重要，是不能败的。其实，这些作家和评论家想说的是，武侠小说强调故事性，是给大众看的读物，大人先生是不屑读的。我看他们大错特错了。

    大巧若拙，大雅若俗。由俗入雅难，由雅入俗也不易。中国文学史上，从唐代传奇到后来的话本小说，再到明清长篇小说，都讲究故事性。这既符合文学的根本性质和要求，也是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文学与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要用生动的故事和鲜明的形象感动人，感化人，教育人，不能通篇都是理论概念，不能让人读了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中外文学史上有些所谓的经典，把小说写成了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的教科书，全是概念和意识的流动，没有人物，没有故事，不知道有几个人有毅力能够把他们的书读完。所以，文学批评界有的明白人指出过，所谓经典，就是没有人愿意再重新读一遍的书。文学艺术圈内起劲地追捧经典，依我看是怕别人说他没有水平，他自己背地里也不见得读懂了，不见得真喜欢，不过是在上演“皇帝的新衣”。反观现在的文学创作，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盲目模仿西方流行趋势，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阅读兴趣，不讲究作品的可读性，写一些既没有人物，也没有故事、谁也读不明白的作品，只是在文学小圈子内自我循环，自我欣赏。看来作家们是在故意疏远读者，我看这是作茧自缚。没有了读者，文学创作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有生命力吗？退一万步说，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离开读者，作家还要不要吃饭了？

    读武侠小说这类通俗作品的是否就一定是俗人？我看未必。要知道，现在读武侠小说的不仅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也有不少专家、教授、工程师是武侠小说的忠实读者。从职业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学创作不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是一个进入门槛很低的行当。而从事科学、工程、学术工作，则必须接受专业教育，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一些人当了作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做不了别的事情。这样说虽然有点刻薄，恐怕也是残酷的事实。萧伯纳的话剧《巴巴拉少校》中，剧中主人公的父亲要他选个职业。说了好多种行当，他都干不了，父亲说那你去当作家吧。儿子说，作家我也干不了，最后父亲才说那你只能去当官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可能有助于作家们头脑清醒一点，弄清自己的定位，不要把自己摆在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待他人。如果作家们不服气我讲的道理，我抄录一首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的旧体诗，看看当今作家几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和境界：“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再来讨论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人不知道《史记》的，也没有人否认《史记》既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一些作家、批评家是否记得《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通过司马迁绘声绘色、惊心动魄的描写，荆轲、聂政、专诸、豫让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形象。快意恩仇、一诺千金、易水悲歌、白衣胜雪，年轻时读书至此，每每血脉贲张，绕室狂走，手舞足蹈。《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的文学价值一点不逊色于《史记》中的书、表和其他世家、列传，“五步以内，喋血二人”的匹夫之怒，一点也不输给“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王之怒。唐代是出英雄的时代，也是崇尚英雄的时代，《史记》中游侠、刺客的文学形象激发了许多大诗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如李白诗中就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形象。骆宾王写下了《易水送别》：“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钱起也写下了《逢侠者》：“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断言武侠小说没有文学价值，专门舞文弄墨的作家、批评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是很不应该的。事实上，作品的文学价值与体裁、类型没有必然联系。功夫到处，学问深时，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点铁成金，无论诗词歌赋，散文传奇，白话小说，都会千古不朽，万世流芳。

    武侠小说拥有从普通劳动者到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不只是故事性、可读性强。深入挖掘起来，美人如玉、长剑如虹的后面，还掩藏着武侠小说的“魂”，这才是它的真正魅力所在。

    一曰理想主义的光辉。在武侠的世界里，江湖侠士磊磊落落，肝胆相照，一书一剑，万里独行，除奸去恶，正义总能得到伸张，恶行必然得到报应。这与现实世界里尔虞我诈，人心险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个人，对于这种社会现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却能在武侠小说里找到正义和公平，得到精神的慰藉。唯其如此，人们才对善恶分明的武侠世界无比向往，对武侠小说爱不释手。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信非谬也。

    二曰传统价值的凝结。金庸等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无疑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化身。那些英雄人物，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可以抛弃个人恩怨，慷慨请缨，血溅沙场，共赴国难，他们是侠客，也是爱国者；对于为害百姓，欺压善良的土豪恶霸，贪官污吏，直至皇帝老儿，他们都敢于挺身而出，予以惩戒，闪耀着正义和民本主义的思想光辉；他们善恶分明，“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栖恶木荫”，志同道合，貂裘换酒，一言不合，拂袖而去，重义轻利，知恩图报，粪土千金，一诺为重。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世道险恶，人情冷暖，告密陷害，落井下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身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礼义廉耻日渐式微，人们一切向钱看，现在大家普遍渴望道德的回归，渴望人间真情。武侠小说推崇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三曰哲学历史的思考。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也有人涉足了武侠小说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中，融进了作家对历史与人生的理解，使武侠小说具有犀利的历史穿透力和很高的认识价值。冯骥才创作的《神鞭》，讲述了傻二的故事。他是清末天津卫一位民间武林奇人，祖传辫子功，以辫为鞭，出神入化，中外武林高手均败在他的辫下。后来参加了义和团，在与西洋鬼子的战斗中，辫子毫无用场，还被子弹打断了，江湖上有名的神鞭从此销声匿迹。然而二十几年过去了，在北伐军的行列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弹无虚发的神枪手，这就是当年的傻二。通过这个故事，冯骥才不动声色地告诉人们，在历史大变革的当口，当变不变，死路一条；除旧图新，才有出路。

    武侠小说的流行，既因为自身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与当今时代有关联。由此看来，不管我们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喜欢不喜欢，武侠小说还要流行一阵子。

    （1988年9月）

    我爱女儿清澈的眼睛——写给妻子和女儿

    我爱女儿，因为她是上苍赐予我的无价之宝，还因为她依然有一双清澈无比的眼睛。

    这是一双孩童才有的眼睛，眼瞳黑如宝石，清如深潭，没有一丝混浊、世故、迷惘和忧伤。眼白纯净，依稀有一丝丝云彩般的淡蓝。

    女儿有这样一双清澈的眼睛，大抵因为妻子给她读了太多的童话，使她的孩童时代生活在白雪公主、美人鱼和睡美人的世界里，现在还没有从童话的世界走出来。这一双清澈眼睛的深处，是一颗单纯洁净的心灵，必然缺少心机和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提防。妻子为女儿这双清澈的眼睛而担忧。但是，我并不因此担心。记得女儿还在上小学时，一位画家朋友看了女儿的画，说这孩子画出的线条像成年男子，十分的果断和强悍。从女儿的成长历程，我看出她外表柔弱而内心强大，虽然有时表现为不可理喻的执拗。西方的教育理念认为，没有愚笨的学生，只有有特点的学生。我们国家的老师们不这样认为，他们拿一个标准要求学生，数理化成绩不行，就是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对女儿说过，但心里早就知道，从小学到初中，女儿受尽了老师的歧视和冷眼。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无书可读一样，是沉是浮，必须由她自己选择和决定，家长无法代替她们。女儿居然默默地坚持着，熬过了小学和初中年代，终于可以脱离现行教育体系的牢笼，学她自己愿意和擅长的东西——美术。我猜想，单凭那小小的身躯，是难以承受巨大压力、度过这漫漫9年的，她是靠她坚强的内心走过来的。考大学时，她也面临着考验，努一把力，就可以前进一大步，泄一口气，就会被社会边缘化。在关键时刻，她仍然靠坚持，顺利考上了大学。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中，这种内心的强大，足可以使她应对生活的任何考验与挑战，而无须父母和其他人的庇护。

    女儿继承了马氏家族忠厚善良、朴实谦退的家风。这是一件所向无敌的武器，可以帮助她赢得朋友和友谊，赢得帮助和支持。在这个世界上，做君子或小人，各有利弊，就看你如何选择。小人会一时得意，但会失去所有朋友，君子会一时失意，但会赢得更多朋友甚至是小人的敬重。以我几十年的观察，不仅好人愿意和好人做朋友，小人也愿意和好人做朋友，而不愿意和小人做朋友。正道而行，善以待人，可以暂时吃亏，可以吃小亏，但不会永远吃亏，不会吃大亏，而人吃亏往往在于不老实。凭女儿传承了马氏家风和我对社会的这点认识，我对她的未来不担心。

    女儿用她清澈的眼睛看社会和人生，用她善良而单纯的心灵对待世界，也许不可能取得世俗所称道的成功，既不能大富，也不能大贵。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她儿童般清澈的眼睛里，玻璃片可以像宝石一样映照太阳的七彩光辉，形态各异的石头子是比黄金更贵重的艺术品，微风从树梢穿过仿佛悦耳的歌唱，白云从蓝天飘过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世界上又有谁能比她更富有呢？处心积虑谋了一官半职，枕着贪来的钱睡觉，整夜提心吊胆不能入眠，这样的成功不去追求也罢。我们不必用自己的现在和愿望来塑造孩子，反正我没有底气说我的人生是成功的。回过头来看这半辈子，固然也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享受和虚荣心的满足，但也丢掉了不少率性与纯真，不时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不是真心喜欢做的事。人真的需要这样做吗？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孩子变成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不愿意世界上多一个所谓成功人士，而少一双清澈无比的眼睛。

    女儿有一双清澈的眼睛，是因为她涉世还不深，还没有真正面对世态炎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对江湖风波、人心险恶还没有过真正体验，对历史上的翻云覆雨、血雨腥风缺乏深刻的了解，对社会政治的波诡云谲、残酷无情更缺乏认识。曾几何时，那些熟悉的清澈的眼睛，眼见得变成了混浊，真希望经历过所有人生历练，女儿的眼睛还像今天这样清澈。

    我爱女儿清澈的眼睛，我愿女儿永远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2011年8月)

    忆中难忘说书人

    我受启蒙教育的年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乡村里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听说书成为难得的艺术享受。

    说书人的历史很久远了，有陆放翁诗句为证：“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在我的家乡鲁西南，也有类似的民间说唱艺术。这是一种一人伴奏、一人说唱的演出形式。当琴师（一般是盲人）拉过一段过门，说书人响木一拍，演出开始：“说的是说书不说书，上场先做诗。”如果演出的是三国戏，说书人会抑扬顿挫地念道：“汉家失天下，英雄争逐鹿。三国今何在，大江流千古。”如果说的是响马故事，他们会照例来一首类似的诗：“十步必有芳草香，古来英雄在草莽。两肋插刀真朋友，舍生取义为家邦。”这些说书艺人大都目不识丁，不知哪来的出口成章、舌灿莲花的功夫。

    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天才。说到古代战争，战马嘶吼，金铁交鸣，刀如闪电，枪如蛟龙，大将军斩将搴旗，如入无人之境；说起英雄剑客，血溅五步，决死二人，一言九鼎，快意恩仇，锄强扶弱，义无反顾；说起爱情故事，花前月下，缠绵悱恻，千般磨难，万种风情，真正是九转回肠，催人泪下。不知不觉，星月稀疏，已是夜半时分。这时，说书人往往制造一个悬念，戛然而止，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撩拨得现场听众心里直痒痒，第二天傍晚扔下饭碗，就急着赶去听下文。

    除了专业的说书人，村子里还有一些老人也是故事大王。他们能凭记忆把一部部话本绘声绘色地复述下来。夏天里，男人和孩子集中到打麦场上乘凉睡觉，蛙声虫鸣，星斗满天，听老人说古道今，动辄深夜，露水打湿了衣衫，却浑然不觉；冬天，这类义务演出移到了生产队的牛棚里。一屋人围坐在火堆旁，灯光昏黄，烟雾缭绕，人们忘却了生活的艰辛，沉浸在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里，鸡叫五更，还意犹未尽。这些老人，扁担横到地上不知道是一个“一”字，讲起故事来却用词古雅，书卷气十足。比如，说到读书人问路，他们这样形容：“手拿山水折扇，一身靴帽蓝衫，躬身施了一礼，动问老丈……”

    儿时少年混沌，听说书只是听热闹。殊不知，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包含着价值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听说书成为我的道德观、价值观养成教育的重要部分，影响了我的一生。

    生活中与人争论时，别人言辞激烈一点，甚至遇到人身攻击，我都可以平静对待。但如果有人言辞不干不净，辱及先人，我会立刻血脉贲张，失去理智，或用更激烈的言辞回敬，或与他们划地绝交，割袍断义，从此不再往来。

    从小学到中学，我学习一直很用功。天远地偏，孤陋寡闻，乡下孩子懂什么学好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理，好好学习，拿回优秀的成绩单，母亲会高兴，学习成绩不佳，母亲的神情会很失望，这就是我好好学习的理由。转眼来到北京十几年，也算是半个北京人了，听到北京人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我就会无比反感。在我家乡，决不会有人用这样轻薄的口吻提到自己的父母。这种不自觉的反应，是因为听多了那些忠臣孝子的故事，容不得对长辈的丝毫不敬。

    历史上那些大英雄，国家无事，则躬耕垄上，牛角挂书，教化乡里，因此“里有君子而鄙俗化”；国家有难，肉食者无谋，他们就投笔从戎，慷慨请缨，血溅沙场，义无反顾，于危难之际，见英雄本色。当君昏臣佞，虎狼当道，人民生计水深火热，他们挺身而出，冒死切谏不成，“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则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登高一呼，从者如云，挽狂澜于既倒。对英雄烈士，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国家大事，自有当政者操心，一介草民，又何间焉？然而不行，论起国事每每动了真情，忧喜形之于颜色，而为智者笑。面对严重的腐败现象，明知人微言轻，却耿耿于怀，忧思忡忡，长夜难眠，中宵徘徊。

    那些侠士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古道热肠，粪土千金，一诺为重。《史记》记述，洛阳侠者剧孟母亲病逝，送葬者车辆上千乘，迤逦数里，可见名重一时，受人敬重。他们的狭义行径，无形中也影响了我。与朋友交，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不轻易允诺，一旦答应，一定帮忙到底；与人有约，绝对准时，从不迟到；有朋自远方来，借钱也要有酒有肉。按这些原则做人，十几年来读书工作换了不少地方，没有既富且贵的朋友，却从来不缺少贫贱之交、知心朋友。

    读书日多，见识增长，我意识到当年说书人传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在我看来，按这些价值准则行事，虽然够不上一个共产主义者，起码可以使人成为一个知善恶、知廉耻、正直而有气节的好人。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优秀分子总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尧舜禹三代之大治余未曾见也，文武周公之教化余未曾见也，如果多数人能成为一个好人，我以为离精神文明、大同世界就更近了一步。今天人们慨叹世风日下，除了雷锋式的圣人少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好人也少了？由此观之，当年说书人对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贡献的。

    因为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山东人，《大众日报》柳光敏先生命我就“齐鲁文化”这个大题目写一篇文章。我对这个题目没有研究，只好避重就轻，选了这样一个小题目，交差了事。

    （写于1992年9月，摘要发表于《大众日报》，题目是重新拟定的）

    东北人与山东人

    在东北三省，我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些地方。因此，对于东北的了解必然是很皮相的。既然是印象，就意味着可能不准确。所以，读者对我这篇《东北人与山东人》秋风过耳，姑妄听之可矣，不必较真。

    血缘与差异

    在山东半岛有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许多年前，连续几个晚上，山东半岛上的人们都看见渤海湾那边有一片连天接地的金光。风水先生说，这是因为那边地下埋有太多的黄金白银、珍珠玛瑙。于是，无数山东人踏着海里那一块块礁石，一路跳过了渤海湾，来到东北。东北便成了又一个山东人聚居的地方。

    传说是美丽的，事实则是凄惨的：成千上万的山东人背井离乡，携妇将雏闯关东，唯一的原因是山东地少人多、再遇上灾荒年，在山东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去关外是为了讨一条活命。辽阔的东北大地敞开了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收养了这些苦命的山东人，使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今天的东北人，上溯几代，多是山东移民。

    由于东北人与山东人有这种历史的、血缘的联系，便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相同之处，并互相认同，彼此视为老乡。

    东北人与山东人同样的心地善良，见不得以强凌弱，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在东北与山东两地，绝少看见大街上男人殴打女人。有谁犯了这个忌讳，必受众人蔑视与围攻。在东北和山东，我听到过同样的故事：某小城大街上，有一个男人在打一个女人，众人劝男人住手，男人不听。几个小伙子一拥而上，三拳两脚将此人打翻在地。这时挨打的女人大声喊：“别打了，他是我的男人！”

    东北人与山东人一样性如烈火，话不投机，便老拳相向。尤其是你骂了他的爹娘祖宗，他必然与你拼命。在北京大街上，看到两个人唾沫四溅，祖宗八代骂个没完，东北人与山东人会比当事人还着急，手心直发痒。因为按他们的性格，早该拳脚相见了。

    东北人与山东人还有许多共同点：不贪便宜、不算小账，呼朋唤友，钱袋不分你我；快意恩仇，为朋友两肋插刀，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喜交友、守信用，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有朋有客远方来，即使家里揭不开锅，借钱借粮也必须有酒有肉；心无芥蒂，快人快语，毁誉均在人前，有时让人高兴，有时则让人下不来台；大块割肉，大碗吃酒，一次买半两点心的人，为他们所不齿，不会被引为朋友。如此等等。

    然而，由于生存环境不同，物换星移，久而久之，东北人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山东人区别开来。

    我观察，东北人比山东人能言善辩，幽默风趣。这大概与他们生活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不同有关。山东是孔孟故里，传统文化发源地。传统文化固然滋养了山东人，也给他们戴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言”，言语举止稍有不合古训，千夫所指，里巷讥诮，久而久之，沉默是金，山东人没有办法口齿伶俐，幽默风趣。再加上齐鲁人口稠密，天灾频仍，人祸相继，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来的性情幽默，口吐莲花？

    山东人出了关，面对着地远天高，群山苍茫，举目四顾，惟天惟地，礼或非礼，有谁介意？“孔子西行不到秦”，关外胡夷久居之地，化外之民，不受中国皇帝节制，也不受儒教的熏染。久居关东的山东人与五胡杂处，攀亲结缘，互市互易，自然染上了狂放不羁之气。这些闯关东的汉子，舍弃祖宗基业，到蛮荒之地讨生路，是中国的“牛仔”，本就比一般的山东人多一点“自由主义”。关外的自然环境，使这种自由精神得到了张扬、膨胀，心灵愈加解放。再加上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美，“插上一根车杠，就可以长出一辆马车来”（契诃夫语），生活要比在山东好得多。以前在山东衣食无着，儿啼饥而妻号寒，七尺男儿未免羞惭于内，木讷于外。现在靠力气，可以养活老小，增强了自信心，实现了个人价值，而幽默风趣绝对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表现。

    优点有时就是缺点。与山东人相比，我觉得东北人有点说得多，做得少，喜欢张扬。君不见，近几年来东北放了不少改革“卫星”，出了不少改革经验，改革步子实际上并不大，因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山东人出的经验少，改革步子则快于东北，因而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居于前列。再比如，东北人大争“中心”、“核心”，山东人则从实际出发，怎样干好就怎样干，解决了这个矛盾。

    现在的东北人思想上框框比山东人多，说得直白点，观念不够解放。这当然有其历史渊源。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大中型企业多，因而经济的计划程度较高。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思想难免受束缚，要突破计划经济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值得高兴的是，东北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把转变观念提到了重要位置。我深信，一旦思想冲破了牢笼，“东北虎”势必重振雄风，傲视天下。

    东北的“大”

    东北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一个“大”字。

    东北人身材高大，一个个虎背熊腰。一个人大马金刀地竖在那里，就是一座小山。这大概是东北地广人稀，天高地阔，人可以伸开胳膊腿尽情疯长的缘故。

    东北的地面大。或群山奔涌，如万马联翩；或平原千里，甩手无边。人到了这里，再也没有局促感，顿觉神清气爽，羽化登仙。

    东北的工厂规模大，产品个头大。一重、一汽、鞍钢、大庆，资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真是大工业，大气魄，大手笔；大型机床、大型电机、远洋巨轮、铁路机车、矿山机器，这些产品都是几十吨、几百吨甚至几万吨的庞然大物。这个“大”字让东北人自豪，然而也让东北人头疼。

    胡为斯言？因为这些大个头的家伙以及煤、钢、石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国家在价格上控制得较严。这样，改革以来因价格体制不合理，东北人自己吃了大亏，实际上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大贡献，却落了个经济发展水平位次后移，真是有苦难言。与此同时，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对它们挖得很苦，搞得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老态龙钟，效益不佳，影响了东北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如此，东北的许多大中型企业是中央直属企业，计划程度高，如何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东北人说了不算，这就影响了东北经济改革步伐以及经济的发展，现在东北人提出“第二次创业”，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东北人吃饭用的盘子大，饭菜数量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的一桌菜，起码实际数量要超过其他地方一倍。有时饭桌上盘子叠成了蔚为壮观的“金字塔”。就这种现象，我请教了一位东北籍的学者，他的解释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的内在气质密不可分。东北人生活在宏大广远的环境里，内在精神气质必然与外在环境融合，也是宏大广远的。这种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在化，便体现为他们所创造出的东西都带有一个“大”字：大盘子、大房子、大火炕等。这解释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信服。

    对东北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我取欣赏态度，而对大盘子这种外在形式，恕我不能欣赏。看到硕大的盘子垒成“金字塔”，十成菜吃得剩下六成，躬逢其盛，我有一种负罪感。我固执地认为，慷慨大方应该体现为乐善好施，扶危济贫，而不是体现为浪费东西。有人说：东北物产丰富，浪费点算不了什么。那么我要说，你还能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富？看看人家的宴会上的菜谱，只能说我们的做法是不文明的，是穷摆阔。如果是花国家的钱或大家的钱摆阔，那简直是败家子行为，决不能对此津津乐道，更没有理由自我欣赏。

    东北酒风

    东北人的能饮善饮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宴会开始，先是“三中全会”(白酒、葡萄酒、啤酒各一杯)，继而是花样百出的劝酒辞，令你无法推辞。“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一喝就必须是一杯；一杯酒过后，主人说：“一条腿怎么走路；必须喝个双喜临门。”两杯酒喝完，主人发了话：“这第三杯更得喝。党的三中全会政策好不好？好。不反对三中全会，这杯酒就得喝。”事关政治问题，立场问题，你能不喝吗？酒过三巡，面酣耳热，主人大呼“换碗上来”，于是大家一齐醉倒。

    酒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好饮善饮是东北人的天性，是东北人的可爱之处，适可而止，则无可厚非。但如要弄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则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在宴会上死乞白赖变着法儿强迫人喝酒，更是不文明的表现，不仅不能加深感情，还会伤害感情，有时还会误事。现在人们到东北来，首先发怵的是如何对付喝酒问题。这还不该引起东北各级领导的重视吗？在东南沿海，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劝酒，主随客便。我看东北的党政领导应该把不劝酒作为一项规定，专门发个文下来。不知道这算不算小题大做？

    在民间场合，以赌赛喝酒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以为也是可笑复可怜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这话是当不得真的。大丈夫万世流芳，关键是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不在于酒量大小。古来饮者留名的，是因为都是有真本事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以诗传名的，他的好饮便成了美谈。如果没有任何特长，只是能饮，别人除了说你是酒桶，还能说什么？当然，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但是普通人只要敬业诚实，恪守诺言，做好自己那份事情，同样可以让人尊重，而不在乎能饮与否。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4年第1期，发表时用了笔名）

    我有一个梦

    人必须有一个肉体，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欧洲一位哲人曾无限屈辱地说：“我是它的老仆人，它强迫我为它洗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为肉体所累。因为在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文明社会里，为了满足肉体的各种需求，我们一刻也离不开他人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因而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与欺骗，给我们带来屈辱与烦恼。

    比如，在城市的大街上乘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小姐一开口，就可以噎人一个跟头，其言辞之锋利令人生畏。久居城市，尝到过几次厉害，自知我辈不是对手，懂得了小心翼翼，三缄其口。外地人，尤其是乡下人不晓得这一点，明明小姐满脸黑云，或因这个月奖金太少，或因刚买的化妆品又是假货而一肚子不高兴，偏偏这时候去买票，还要多嘴多舌：“买票。”“买到哪儿，说话！”“俺第一次来北京，哪儿热闹买到哪儿吧。”“哪儿热闹买到哪儿！火葬场热闹，你去吗？”

    在生活中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花上百元钱买一双皮鞋或旅游鞋，穿不到两天，鞋底与鞋帮就分了家；七八块钱买双线袜，洗一次就走了样，一只袜子可以装进去两只脚；如果你碰巧买了假药、假酒，那就更糟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很容易产生一种可怕的“涟漪效应”。比如，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百货商店遭了白眼，就可能拿某位乘客出气；如果这位乘客是位小学教师，她就可能拿学生及其家长出气；如果这位家长是个警察，一肚子不高兴上了班，就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找司机的茬儿，扣车、训人；再比如，如果农民买的化肥、农药是假的，误了农时，收入减少，他们就可能往棉花里掺土、往猪肉里注水，进行报复；纺织厂、副食店吃了亏，就可能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从消费者身上找补回来。结果，不多的几个“癌细胞”迅速扩散，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与不信任，生活中我们就得时刻提防受伤害与蒙骗。人这样活着，该有多累！

    为了逃避，我经常这样幻想：人如果没有肉体，只有灵魂该有多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免除以上烦恼，自由轻松地活着。然而，这终归是幻想，肚子的咕咕叫，注定要把我们从幻想的天空拉回到尘世，我们仍然必须为了满足肉体的各种需求去奔波。

    既然灵与肉不可分，既然为了满足肉体与灵魂的需求，我们相互依赖，唇亡齿寒，那么，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濡以沫，互相帮助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以感恩的心情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为他人服务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句歌词虽然有点儿不科学，表达的愿望却是美好的。

    这就是我的梦，但愿梦想成真。

    （原载于《是与非》1994年第10期）

    城里人与乡下人

    一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酒过三巡，菜上五道，衮衮诸公都有点面酣耳热了。座中一位用餐巾擦擦油汪汪的嘴，主动要为大家助兴，把今晚的聚会推向新高潮。

    “一个山东乡下人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挤上了公共汽车。咣当一声，车门关上，山东人大喊一声，‘同志，你夹住俺的腚了！’‘什么腚呀腚的，那叫屁股，土老帽！’售票员很不屑地说。‘同志，俺买票。’‘买到哪儿？’‘俺，俺买到安屁股门！’”席间一阵哄堂大笑，推杯换盏，气氛更加热烈起来。

    这是一个在北京非常流行的笑话，每次有人讲，都能收到良好的娱乐效果。因为我来自农村，对笑话背后表达的对农民的歧视十分愤怒。每次听别人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笑话，在座的人享受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都会不合时宜地站出来：“查查诸位的祖宗三代，大家进城才几天，不要数典忘祖”，一下子败了大家的兴。

    现在，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司空见惯，而且成了一种时髦。比如，经常听到城里人酸溜溜地说，“现在老乡富了”，“现在有的老乡也当上董事长、总经理了”，“新鲜事，现在农民也开上汽车了”，等等。弦外之音，农民压根就不应该富，就不应该当董事长、总经理，不配坐小汽车。再比如，公共汽车上，如果一位女士旁边站着一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她就会眉头皱得紧紧的，做委屈状、厌恶状、不安状，好像那乡下小伙就要对她非礼了。再看那年轻的农民，努力保持着与别人的距离，紧紧抓住扶手，生怕接触了别人身体，招人讨厌。

    与城里人相比，乡下人确实文化水平低，少见识，不文明。比如，有的农民虽然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身家，当了董事长、总经理，但是身着西装却脚蹬布鞋，领带系在毛衣外边晃来荡去，土洋土洋，反而透着更土；有的农民在公共场合被抓住随地吐痰，死活不肯掏那5毛钱罚款，有的实在赖不过了，掏出1块钱，很气派地再吐一口痰，“不用找零钱了！”但是，如果城里人往深里想一想，为什么农民没有城里人文明、有教养，就不会那样理直气壮地鄙视他们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要消除“三大差别”，而实际上公共资源多数投到了城市，教育和文化设施条件好得多，使城里人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和接触现代文明，变得相对的文明和有教养。在农村，许多人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少学校还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没有机会见识现代文明。而谁能够成为城里人，是生下来就注定的。生在了城里，就可以进机关、工厂当干部、当工人，做一辈子城里人；生在了农村，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一辈子地球。城乡隔离的政策，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实现鱼龙蜕变，可以逃离农村，更多的人是跳不过“农”门的。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是不爱巧珍，从乡下人变成“公家人”，对他的诱惑太大了。他的痛苦与矛盾，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司汤达写作《红与黑》，对于连有道德谴责，但也抱有深深的同情。看《人生》，如果只是鄙薄高加林，那是相当浅薄的。

    二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一声令下，成千上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农民们不懂反帝反修的大道理，不知道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怎样去教育来自城市的文化人。在他们看来，本来乡下就地少人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里娃是和乡下人争饭吃来了。尽管满肚子不乐意，念及孩子们远离父母不容易，他们还是张开怀抱给予关心，帮助城里孩子盖了房子、安了家，一碗饭分给城里娃一半。

    后来，城里娃回到城市，伸开手让人看他们手上的老茧，诉说着他们在农村吃的苦、受的累、遇到的委屈。有本事的，还把他们在农村的苦难以及在农村看到、听到的龌龊事写成书、拍成电影，赚了钱，出了名。

    再后来，一些不安分的乡下人也跑到城里来了。城里人开始抱怨了，乡下人来到城里，城市变得拥挤了，不安全了。一些理论家就如何对付城市流动人口献计献策，格外起劲。一般城里人更干脆，把乡下人赶回乡下去！这其中，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受过人家的恩惠。

    且不说城里人这样做是否薄情，作为一个现在的城里人，我不禁为城里人捏一把汗：果真把乡下人都赶回去，城里人还能活得这样滋润吗？

    几十年来，我国实行“铁饭碗”、“大锅饭”，以及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已经使一些城里人贵族化了。他们根本不满足什么按劳分配，而是希望少劳多得，甚至不劳多得。这些年，一方面城里不少人待业失业；一方面，有些脏点累点的工种，在城里根本招不到人干，像翻砂、环卫、锻造、纺织、建筑等工种和行业，只能从农村招工。在有的企业里，真正卖力干活的，是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合同工。上海人就说：“上班白相相，干活靠阿乡。”城里人只看乡下人长着一张口，要吃饭，要穿衣，看不到乡下人也长着一双手，能劳动，能创造。改革开放以来，眼瞅着高楼万丈平地起，混凝土里搅拌着乡下人的汗水；乡下人到城里开饭馆、开发廊，城里人不再为吃饭难、理发难犯愁；成千上万乡下姑娘进城当保姆，为年轻父母解除了后顾之忧。

    心理学家指出：在乘公共汽车时，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想不到一块去。车上的人说，够挤了，快开车！车下面的人说，等等我，别开车！现在城里人已经“上了车”，就讨厌乡下人再往上挤。然而，农村城市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听城里人吆喝。所以，城里人最好还是欢迎农民到城里来，大家一起乘上城市列车，共同奔向文明与富裕。

    （1995年3月）

    《中外吃人史话》序

    泰始之初，鸿蒙开辟，一群猿猴从大树上溜下来，从地上站起来，折木为耒，敲石为刀，开始从事原始耕种和狩猎活动。从此人猿揖别，掀开了人类历史的篇章。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是劳动创造了人。经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智力不断改进，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要生存，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外族斗，必须齐心协力，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有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文化规范。历史上各民族的圣者、贤者为他们的人民树立了榜样，对人民实行教化。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随着人类毛发变得越来越少，也逐步变得文明、高雅、理性，与自己的祖先渐去渐远，与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主张恢复人本主义传统，反对把人当做上帝的附庸，赞美人性之美和人类的伟大。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段经典台词，给予人类热情洋溢的歌颂：“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优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对人类的理智和高贵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我们仍能听到孟子冷冷的声音。实际上，人身上有人性，也有兽性。对人性和理性不能盲目信赖。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因为受教育，因为道德约束，会自觉地压制兽性。社会有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强制人们抑制兽性，彰显人性。但是，一旦出现了社会礼法混乱的状况，一旦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在这些非常境况下，人就会露出动物性的一面，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上演人吃人的惨剧。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几千年，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第一，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下，皇帝和国王地位至高无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权力无边，不受任何法律和制度制约，一些暴君不仅以杀人为乐事，而且以吃人为消遣。齐国弄臣易牙为了向齐桓公邀宠，把自己的儿子蒸了做菜，说明当时吃人不是新鲜事。20世纪中期的中非共和国总统把吃人肉当成家常便饭，消息传出，举世骇然。第二，历史上遇到天灾人祸，或遭逢大旱，赤日炎炎，禾稻枯焦，颗粒不收；或大雨倾盆，数月不止，人或为鱼鳖，遑论收成；或飞蝗成灾，所过之地，寸草不留。当是时，封建统治者只顾寻欢作乐，不管百姓死活，老百姓粮食吃完，继之野菜、树皮、草根，最后易子而食，爨骨而炊。第三，历史上兵连祸结，往往围城数月数年，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先杀战马，再吃弱卒，城中食人无数。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10个月，救兵不至，城中粮草已尽，为了鼓舞士气，杀了自己心爱的妃子充当军粮，后来城中共吃了3万人，坚守到最后战死。读书至此，不禁毛骨悚然。

    鲁迅先生曾经设想写一本中外吃人史，可惜没有完成。我们动议编写这本《中外吃人史话》，完成先生未竟愿望，不是耸人听闻，只是知古可以鉴今，可以警示世人，让全人类都来共同努力，彻底消除人吃人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使人吃人的惨剧不再发生。

    我以为，要使人吃人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一，要使广大民众当家做主，制定并实施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使形形色色的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如果他们胡闹，人民可以把他们送上权力宝座，也可以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这样，他们就不敢、也不能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甚至做出吃人的混账事。第二，要聚精会神地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起来，使人民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才不会发生类似吃人的悲剧。天下父母，谁不爱骨肉之亲；生而为人，谁没有怜悯之心。历史上发生吃人惨剧，盖因为物质匮乏，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兽性就会战胜人性，就会易子而食，就会同类相食。“四人帮”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都是吃了饱饭后撑的，反正他们自己没有饿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全心全意搞了十几年经济建设，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以任何面貌出现的企图干扰经济发展的论调和主张，都要提高警惕，都要坚决反对，绝不能吃了几天饱饭就开始发高烧，开始穷折腾，偏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1992年3月）

    曾经沧海事不改赤子心——胡海林散文集《雪泥鸿爪》序

    胡海林散文集《雪泥鸿爪》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时下青蝇附骥之风正盛，我一非文人，二非闻人，为什么要我作序？海林说：“因为只有你最了解我。”这理由充分得让人无法推辞，但愿海林今后也不会懊悔。

    客居北京20余年，阅人不可谓不多，真朋友却屈指可数。茫茫人海，时移事迁，许多打过交道的人，都已面目模糊，相忘于江湖了。我和海林自1992年相识，尔来十有一年矣。大概是同样出身贫寒且志趣相投的缘故，海林与我，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温不增华，寒不减叶，历时愈久，相知愈深。不仅如此，由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妻子女儿们也过从甚密，成为通家之好。这正应了侯宝林先生的话，“一户侯”莫交万户侯，穷哥们才是真朋友(大意如此)。

    海林如今豪宅名车，也算是成功人士了。虽然说，自古英雄起草昧，有谁知，此中艰难与辛酸！海林出身于江西农家，七八岁开始放牛割草，13岁随成人下田劳作，16岁参军到福建东山。实指望当个排长连长，脱了布鞋换皮鞋，结果守了几年海岛又复员回到南昌县塘南老家，当上了民办教师。因不甘“蓬门陋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而白首蒿莱，终老一生，遂伴一灯如豆，听风雨鸡鸣，发奋读书，靠自学获得文凭。《江西日报》招聘记者，海林凭三篇锦绣文章被录取。后又有人慧眼识才，被推荐到国家机关工作。原以为好风凭借力，直送上青云，可叹书生耿介，不识官场风波险恶，堪堪陷入一盘死局，仕宦一途眼看不通。经此一番缠斗，金丹换骨，了悟世情，于是壮士断臂，投身商海。几年来，以勤劳为舟，至诚为桨，灵性为帆，沟联八方，组合资源，运筹策划，袖里乾坤，居然绝处逢生，赤手空拳杀出一条血路来。子曰：邦有道，贫且贱，可耻焉。今世何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世间事无不可为者。怨天尤人者可以休矣，坐而谈玄者可以休矣。

    内圣而外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君子疾没世而不闻，太史公道出了千古文人心里话。生为男儿，饱读诗书，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立不朽事功。或运筹帷幄，布衣而为帝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或统率貔貅，沙场点兵，定边抚远，万里封侯。梅妻鹤子，优游泉林，那是失意文人的无奈选择。中国文人的另一面是，身居庙堂，心向邹鲁。纵然一生轰轰烈烈，若不能立德立言，则是大缺憾，也为士人不齿。“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还有《岳阳楼记》万世流芳，“碧云天，黄花地”千古伤心。毛泽东不但干出了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业，且写得一手恣肆汪洋的好文章，吟得一卷气吞山河的诗词，就有了褒贬古人的资格：“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都还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江西钟灵毓秀。说山水，“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清人刘继庄语)。论人物，群星灿烂，光华满天。晋代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以降，文运轮转，朱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氏父子、黄庭坚、杨万里、汤显祖、文天祥，炸雷似的名字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教人如醉如痴，齿生余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读来血脉贲张，直欲拔剑起舞。当今江西，文事虽已不复昔日辉煌，然而千年教化之功，流风遗韵依稀可见。“夜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南塘”，连童谣也透着高古雅意；再看北方某省民谣，“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高下立判。江西画家、作家郑云云(郑女士也是海林文友)写江西人的散文中说，赣人“尚文不尚武，好思不好动”。是耶，非耶，只有江西人知道。我观海林，好学深思，灵秀质朴，骨子里一文人。若非形格势禁，当属抽着烟斗，坐拥书城，墨香盈袖一类人物。即使如此，海林于商场搏杀、虎口夺食之余，几年间不仅读完了硕士又读博士，而且出版了两本专业性很强的行为心理学著作，并写了数量可观的散文，结成今天这本集子。这要比常人多付出多少勤劳与汗水，其中甘苦，海林自知。对海林这样端整自重、勤勉发奋之士，我怀有永远的敬意。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读海林散文，如观秋日长空，万里澄澈，明净无尘。写江西山川，赣中人物，于白描叙事，淡淡怅惘中，诉说刻骨铭心的乡愁和割舍不断的依恋；状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于平常中见神奇，天心人心为一体；访先贤遗存，古刹宫阙，则潜心钩沉，说兴替，论成败，发思古之幽情。海林著文是倾注了感情的。我想海林在写作过程中，必有如下情景：与自然及古人灵犀相通时，当每每会心一笑；写到狂喜与悲愤处，当绕室疾走，攘臂大呼；回首如烟往事，于伤心处，当泪湿青衫。世间惟情能动人。读《雪泥鸿爪》，亦喜亦悲，不觉雄鸡唱晓，东方既白。

    关于这本集子，只能说这么多了。至于创作手法、艺术特点云云，门外汉评头论足，不免言不及义，贻笑大方。愿海林多挣钱，多读书，多写好文章，继续做个大好人。我期待着海林下一部作品尽快问世。

    （《雪泥鸿爪》，胡海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该书序收入本书时，标题是我另加的）

    不死的树与不朽的人

    塔里木万里戈壁黄沙，令人难忘的是胡杨树。这是戈壁沙漠里的忍者，孤独、不屈、傲岸。当地人把胡杨树称为“三千岁”——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在塔里木油田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两天多，与这里的党员和石油工人近距离接触，我深知沙漠里不仅有不死的胡杨树，还有永远不倒的旗帜，这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还有不朽的人，这就是战斗在塔里木的共产党员和石油工人；还有不死的灵魂，这就是塔里木共产党员和石油工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采，我国东部油田产量逐步递减。为保证国家石油供应，中央做出了开发西部油田、建设中国石油战略接替地区的决策。塔里木盆地方圆56万平方公里，石油和天然气蕴藏丰富，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但是，到塔里木探宝淘金，就是和死神掰腕子。盆地边缘及四周是绵延不绝的戈壁，腹地是举世闻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瀚海茫茫，沙浪滚滚，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在库车回首北望，那些险恶的山峰、火红的岩石似乎在警告人们：此路不通，再往南走，必遭凶险与不测！大沙漠吓不倒用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武装起来的中国石油工人。从1989年开始，大批石油人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从四面八方开进了戈壁沙漠，克服了无数困难，硬是在塔里木发现了大构造，钻出了高产油气井，谱写了一曲与死神和命运搏杀的英雄乐章。

    塔里木年降雨量只有70毫米，沙漠里白天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能把人血液里的水分烤干，夜晚沙漠风吹来寒透骨髓，条件的艰苦与严酷，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要在塔里木扎下根，找到和开发大油田、大气田，必须有理想与信念的支撑。油田的共产党员在座谈会上发言时说，作为石油人，共产党员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就是要为祖国找到大油田，多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体现在敢于挑重担，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冲上去。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是共产党员牵着骆驼最早踏入大沙漠找油找气，一些人再也没有走出来。在西气东输主力气田克拉2开发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组成了党员班组，承担最繁重、最危险的任务。毕业于华东石油大学的山东小伙王增志，是塔中综合站的党支部书记。他说，对青年人来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工作，工作生活条件差还可以克服，最可怕的是孤独与寂寞。有的年轻职工一遍又一遍数地上的蚂蚁，以打发时光；夜里对着沙漠里一轮冷月，像孤狼一样嗥叫，以驱逐寂寞与恐惧。站里的共产党员一方面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青年职工做出榜样，一方面讲铁人精神，讲石油工人的传统，引导他们树立理想信念，形成高尚的精神追求。党支部想方设法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营造家庭般的工作生活环境，用真情温暖人、凝聚人。日出月落，风刀霜剑，这支以青年人为主的队伍在沙漠腹地牢牢扎下了根，年年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到过塔里木才会体会到，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是理想与信念的结晶；亘古荒漠上高耸的井架，是共产党人在沙漠里竖起的理想与信念的不朽丰碑。

    塔里木油田的建设者不少来自大庆、胜利等条件较好的油田，许多科技工作者放弃在内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机会，来到塔里木参加会战。他们“开发大油田以艰苦奋斗为乐，进军塔里木视无私奉献为荣”，长年工作在瀚海沙漠中，默默奉献，无怨无悔。有的科技人员还拒绝了出国和到外企工作的机会。他们说，在外国和外企，生活条件虽然比塔里木优越，但自己没有根，没有事业。在塔里木献身祖国的石油事业，心里踏实，有奔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的女科技工作者马玉杰，领导着一个科研小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赶上爱人出差，去接孩子时，其他孩子都早已回了家。在克拉2气井地质数据分析处理的紧张关头，往往要工作到深夜。回到家，孩子还睡眼蒙胧地等着妈妈回来。塔里木的孩子懂事早，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对妈妈说：“妈妈，我一个人在家不害怕。”

    几代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结出了丰硕成果。到2004年底，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原油4792万吨，为国家贡献税利240亿元。今年的油气当量将超过1000万吨，2010年将达到2000万吨，2020年将达到5500万吨，占目前我国石油产量的一半左右。在为祖国石油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塔里木的共产党员和广大职工也创造了人生的辉煌。来自嘉陵江畔的王招明，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塔里木一干就是20多年。他在寻找克拉2气田和其他油气田过程中奋力攻关，忘我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石油系统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全国百名先进科技工作者。目前，他已从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塔里木油田的总地质师。塔里木人用鲜血汗水和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自豪地向世人证明：“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在塔里木的日子里，我的眼睛经常饱含着泪水。从塔里木油田的共产党员身上，我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境界，永远激励着我为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更加努力地工作，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要变成市侩。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人生境界毕竟有高下之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们固然有权利选择崇高，也有权利选择平庸，但是我们的社会决不可以讴歌平庸而鄙薄崇高；有的人选择索取，有的人选择奉献，法律无能为力，但是社会道义决不能赞赏索取而嘲弄奉献。同时，一个文明、正义和有良知的社会，不应该让无私的奉献者永远奉献，让贪婪的索取者永远受到供奉。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以断言，一个民族已经不可原谅地堕落了，一个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可救药的癌变。纵然是烈火烹油，繁华无限，“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也必将走向穷途末路。

    即将离开塔里木时，我向当地领导建议，把库尔勒市孔雀河风景区的维纳斯、大卫、丘比特等西洋雕塑，换成王进喜、王启民和塔里木油田英雄模范人物的雕像。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让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些为中国石油事业忘我奋斗过的人们，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中国石油工人的优良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

    (摘要发表于《求是》杂志2005年第11期)

    丹鸿桥记

    大哉中国，江山形胜，岂止三山五岳，五湖三江，而多籍籍无名，何也？唐人刘禹锡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余谓曰仙曰龙，亦虚亦妄，殆非至论。夫山川壮美必有大仁大义者出，仁者义者出而山川必有遐迩名。所谓石蕴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玉也珠也，仁者义者出于其中也。由是观之，岭南之玉带水及石根、鸡笼诸峰，必因丹鸿一桥而享远近名。

    友人黄丹鸿，广东省信宜市朱砂镇溪兰车头上村人，世代祖传中医，怀菩萨心，负神仙术，悬壶济世，起人沉疴，声动南粤，誉满京华，名扬海外，由来有年矣。2005年以来，遵父母遗命，捐资450万元，倾5年心力，丹鸿桥于2009年5月竣工。桥长110米，宽6米，高15米，牵绿引碧，长虹卧波，飞龙在天。当代书界泰斗沈鹏先生书丹，字以桥传，桥以字名，相映生辉。大桥建成，昔日天堑，今变通途，人流物流资金流，滚滚涌流，财源茂盛；深山一隅，接连五洲，文教科技卫生业，业业兴旺，有凤来翔。

    往古至今，贫而乐而不谄不易，富而不骄而好礼亦难，唯通人达士可致。春秋之季，齐国士人待晏子而举火者三千人；有宋数代，苏州范氏因义田而免饥馁者90余家。丹鸿先生富而不忘桑梓，捐资修桥，慷慨好义迹近古人，美名必与山川同在，万世流播，我意范文正公赞严子陵句，正可以为先生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桥岂可以无记？余慕丹鸿先生高古雅意，受命不辞，欣然命笔，是为记。

    （2009年7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