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的自述——读《亚科卡自传》

    在美国，李·亚科卡是一个带点传奇色彩的新闻人物。1946年大学毕业后，他考入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推销员，由于工作勤奋、成绩斐然，24年后登上了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宝座。8年后，由于和福特二世存有芥蒂，被迫离开福特汽车公司。不久加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任总裁。其时，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正濒临破产，以后又受到石油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冲击，不少美国人认为，克莱斯勒完了。但是亚科卡当了几年总裁后，奇迹发生了，克莱斯勒终于东山再起，美国汽车工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得到了恢复。于是，好奇的美国人纷纷涌向亚科卡，问他是怎样获得这些成功的？他回答：“我会写一本书告诉大家的。”1984年，亚科卡履行了诺言，《亚科卡自传》在美国出版了。由于亚科卡本人的经历就带有传奇性，再加上他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亚科卡自传》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居1984年美国10大畅销书之首。中译本在我国出版之后，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亚科卡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对他在书中讲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因为我国的经济条件与美国不同，诸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体系的完善与发育程度、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等等。但是这些经验与方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因此是可资借鉴的。

    亚科卡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具备了现代企业家的素质，这包括：

    一、创新精神。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要想保持优势，处于有利地位，企业家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不断地革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性能更加优良、更加适合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因循守旧就意味着被淘汰。

    二、对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偏好变化的高度敏感和应变能力。亚科卡有一条基本经验：如果一个企业家脑子里想的只是下半年或明年的市场需求情况，并以此为根据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那么，他肯定会把这个企业葬送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必须经常考虑与关心3年、5年，甚至10年之后消费者需要什么，并在这种变化尚未开始时，就开始投资作生产的准备。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嘴里吃着，手里攥着，眼里看着，心里想着。”

    三、强烈的事业心。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始终有一种追求最大成功的锐气，并且，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要有献身的精神。亚科卡初到克莱斯勒的时候，这个公司正濒于破产。为了救活企业，并唤起全体职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他提出了“均等承担牺牲”的口号，而且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把年薪定为1美元。照我看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也应该具备一点这样的精神。

    亚科卡取得成功还在于他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做法：把组成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集团作为搞好企业的关键，注意对人的管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干，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把销售作为全部经营活动的关键环节来抓，指派最得力的人员去从事销售工作，争取销售商的合作与消费者的信任；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努力降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便宜、可以满足多种需求的优质产品。

    亚科卡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的欢欣，也有被抛弃、被戏弄后的愤怒与灰心丧气。因此，我们在书中既能够看到他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也可以看到他的“败走麦城”；既可以看到他对市场机制运用自如，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如鱼得水，也可以看到他在董事会和政府的左右掣肘下，进退维谷，焦头烂额。诚然，亚科卡无意于揭露美国社会经济的实质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界限，但从他那时而凄凉、时而愤懑的描写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经理阶层的实际地位。

    总之，通过阅读《亚科卡自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的情况，从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方法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阅读这本书还可以增加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认识。

    （原载于《读书》1987年第4期。《亚科卡自传》，[美]李·亚科卡著，华夏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2.70元）

    艾哈德和联邦德国的物价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在经济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第二位；二是通货膨胀相当温和，物价上涨率在19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据统计，从1950年到1985年，联邦德国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1倍，年平均上涨率为3.3%，在此期间，原料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以及进出口价格的年平均上涨率保持或低于这个水平。说到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就不能不提到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人路德维希·艾哈德。

    艾哈德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早年跟从弗里茨·奥本海默教授研究经济学，信奉过“历史学派”，30年代转向欧根和勒普克等人创立的自由主义学说“弗赖堡学派”，40年代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体系，并为西德战后经济复兴拟定了计划。1948年起，历任英美“双占区”经济署署长，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副总理、总理职务。他一直负责西德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他的经济决策思想对西德经济恢复时期及其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准备重点介绍在艾哈德的影响下，联邦德国是如何进行物价控制的。

    一

    艾哈德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通货稳定当做稳定物价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是经济稳定的增长，而通货稳定则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与凯恩斯主义用赤裸裸的通货膨胀求得经济增长的思想相反，他强烈反对通货膨胀的做法。他认为通货膨胀有三大弊病：第一，通货膨胀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并进而影响投资的增长。因为居民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币值不稳定，居民的储蓄意愿就会衰减，就会去市场上抢购或持币待购，这必然会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第二，通货膨胀不利于出口，从而影响外汇收入。因为在国内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外销不如内销有利可图，因而使出口失去动力。第三，通货膨胀是一种暗中窃取民脂民膏的不道德行为。

    基于上述思想，艾哈德上台伊始，就开始币制改革，着手治理通货膨胀。由于战争造成的巨额赤字，通货的疯狂发行，到1948年初，不算活期存款和短期定期存款，仅在西德境内流通的纸币就达到1936年货币流通量的16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仅及1936年的1/3，因而当时马克严重贬值，物价暴涨，商品奇缺，美国大兵的一块巧克力就可以换取小姐们的“爱情”，美国香烟也一度取代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针对这种情况，艾哈德颁布命令，从1948年6月20日起，每个公民以1：1的比例用旧马克兑换新马克的限额为60马克，其余现金、存款均以10：1的比例以旧换新。这项措施一下子将旧通货砍掉了90%左右。改革以后，市场与生产情况马上有了改变，“货架上摆满了商品，烟筒又开始冒烟”。

    艾哈德保持货币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发挥联邦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量、流通量的调节和控制作用。根据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联邦银行是一个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机构，它以保卫货币的稳定为目标，可以不受政府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联邦政府不得向联邦银行透支。当政府的经济政策与保持货币稳定发生矛盾时，前者要服从后者。联邦银行主要运用以下经济杠杆调节货币流通量：最低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贴现政策；控制中央银行货币量。在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政府比较偏重于最低准备金政策，70年代以来更偏重于信贷和贴现政策。据统计，从1948年7月1日到1982年10月1日，联邦银行变动国内存款的最低准备金率、境外存款的最低准备金率分别为69次和61次；从1948年7月1日到1985年8月16日，变动贴现率为68次，变动抵押贷款利率77次。1975年以来，联邦银行开始把控制中央银行货币量年增长幅度当做主要指标，努力使货币量的年增长幅度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与消费价格上涨之和。

    二

    控制财政赤字，保持预算平衡是稳定物价的重要措施。艾哈德非常重视财政收支情况对物价的影响，在他参政期间通过的“基本法”规定，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保持平衡。因此，在70年代前，虽然也出现过财政赤字，但都不太严重，1955年、1960年还曾经出现过财政盈余。与此相适应，物价也基本上是稳定的。而进入70年代以后的十几年内，物价出现了持久的上涨。据统计，从1971年到1982年的12年中，消费价格的年上涨率超过5%的有8年，超过6%的有4年，其原因就在于进入70年代，社民党政府一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把推行赤字财政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财政赤字迅速增加，1975年三级政府的赤字额达638亿马克，1981年达757亿马克。1982年科尔上台后，重新奉行艾哈德控制财政赤字的政策，采取措施整顿财政，于是财政赤字明显减少，1983年降为550亿马克，1984年为462亿马克，1985年为370亿马克，19年以后物价又出现了较稳定的局面。实践证明，艾哈德关于控制财政赤字的决策是正确的，在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要想实行物价稳定是不可能的。

    三

    控制工资的增长幅度，使之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适应，是稳定物价的重要条件。

    工资对物价的影响是通过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实现的。当工资上涨时，作为成本因素，必然使总供给价格上升，造成“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升；而工资作为收入因素，又必然使总需求扩大，造成“需求拉动型”的物价上涨。因此，要控制物价上涨，必须控制工资的上涨幅度。艾哈德认为，提高经济效率本身不是目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物价，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才是经济发展的任务。但是，当工资上涨的倾向超过了经济上所能允许的限度，又必然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艾哈德主张政府对工资的问题不直接干预，只是提供有关近期经济情况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材料，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工资水平。所以，工资虽然在不断上升，但始终未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限度，物价也是比较平稳的。社民党执政时期修改了政策，于是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标准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发生了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物价较大幅度的上涨。科尔政府上台后，立即着手纠正这种情况，使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重新相适应，结果，物价上涨率也降了下来。

    四

    对艾哈德控制物价的经济决策思想以及控制物价的措施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应该指出，艾哈德的经济思想和控制物价的措施，出发点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比如，用减少福利开支来减少财政赤字的政策，限制工资增长以防止物价上涨的措施等，干脆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其阶级倾向性是明显的。

    但是，二战后几十年来联邦德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其物价的稳定，而物价能保持稳定，又不能不归功于艾哈德的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因此，今后要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联邦德国控制物价的成功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第一，艾哈德稳定物价的经济思想是正确的。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固然可以扩大投资需求，带来经济的暂时增长，使供求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是，物价上涨必然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降低居民的储蓄意向和比率，减少社会投资供给，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会使供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人民的实际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通货膨胀会使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这是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不相容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发展经济，而应该尽量保持物价的稳定，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

    第二，联邦德国政府采取的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也是行之有效的，很耐人寻味。如中央银行以保护通货稳定为使命，不受政府经济政策左右，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流通量的权力，就是保持物价稳定的有效措施。事实上，当中央银行只不过是财政部的金库，财政上出现赤字就可以向中央银行透支，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改革这种情况。要使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发挥稳定通货、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又如：工资增加幅度要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适应的措施。1984年，我国曾一度出现了工资收入上涨太快，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从而使国家财政出现了比较大的赤字，导致了1985年的物价大幅度上涨，这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坚持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原则，保证物价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增长。只有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可以逐步得到提高。

    （原载于《自学》1987年第6期）

    人才流动与美国经济文化发展

    美国从1776年宣告独立，到现在仅仅200多年的时间，因此人们常常带有鄙薄意味地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200多年时间里，它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原来落后的殖民地，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和科技大国，使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只能瞠乎其后，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颇具传奇色彩的一页。对200多年间美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人们尽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找出多种原因，但是人才的大量涌入以及国内人才的立体交叉流动，不能说不是美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没有移民就谈不上有美国”

    1980年美国《今日世界》杂志7月号刊载一篇题为《移民：一个国家的创立者》的文章，其中写道：“不管将来移民问题会怎样发展，但是以往，移民无疑是美国最大的资源之一。毕竟，没有移民就谈不上有美国。”

    美国民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形象地说，是一个“民族拼盘”。这是200多年间人口流入，尤其是几次大的移民浪潮的结果。

    北美大陆上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17世纪初，第一批欧洲人移入，这批移民被称为WASP。W即白人，AS是指盎格鲁_撒克逊，即白人中的北欧人，P指基督教里的新教。他们先是在美国东海岸北部定居下来，其后裔一直是美国文化的骨干，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大权。第二批移民是18世纪末从英国和德意志迁入的，这批移民的迁入为美国早期经济发展及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三批移民是19世纪上半叶迁入的400多万欧洲人。这批移民的流入，使美国获得了宝贵的劳动力，美国所以能在19世纪60年代初完成产业革命，可以说就是得力于这批移民的辛勤劳动。美国历史上空前的第四次移民浪潮，是19世纪60年代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北战争期间，1862年，林肯总统颁布著名的《宅地法》，宣布可以把160英亩土地免费授予一个家庭的户主。这项法令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大批移民如滚滚洪流涌向北美大陆。1861~1914年间，涌入美国的移民共计2710万人，与1860年的美国人口不相上下。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耕地由1860年的4亿零700万亩增加到1913年的9亿零200多万亩。另一方面，由于移民中包括大批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使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突飞猛进，其速度远远超过了英法。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6%，等于英法德三国工业产量之和。至此，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每年仍有大批移民流入美国，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移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其中包括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大批移民涌入美国，不仅给美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而且给美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兴旺发达。200多年来，美国一直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移居美国。这些措施包括：给科学家和工程师比较优厚的工资，这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每年拨出大量科研经费，私人企业每年也拿出一批资金资助科研活动，因而使美国科学家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和实验设备，也使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对美国趋之若鹜；美国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入籍提供了比较简便的手续。由于美国采取了这些措施，各国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实行排犹政策，仅德国、奥地利两国就有2000多名杰出科学家移居美国，其中包括伟大的爱因斯坦。二次大战中，美国还俘虏了大批德国科学家，把他们留在了美国。二次大战后，外国科学家移民美国与日俱增，1949~1959年间，共有10多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移居美国，平均每年为1.5万名。

    国内人才的立体交叉流动

    200多年来，美国大敞门户，以优厚的待遇和完善的工作条件吸引了国外大批人才流入北美大陆。这是美国经济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内人才管理上，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鼓励了人才的流动，为人才流动创造了方便的条件，造成了国内人才连续的立体交叉流动，促进了美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在国内地区间的流动，促进了地区经济布局的变化和优化。一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生产力布局经常发生变化，以前的工业中心会逐渐衰落下去，而新的工业中心会不断兴起。这就要求人才在地区之间经常流动，以适应新兴经济中心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在美国，人才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的。一个人经过考试，只要具备较高的技能或技术水平，其报酬不受工作年限的影响，这与日本的情况有很大区别。美国的交通非常方便，各地出租公寓都附带有全套家具和厨房设施，提一个箱子就算搬了家。再加上美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喜欢流动的天性，美国国内地区间人口流动是很大的。近年来，美国兴起了奔向阳光地带的浪潮，大量人口从东北部工业地区和中西部向西部和南部迁移，1980年，西南部人口首次超过了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钢铁、汽车、建筑、机器制造业日趋衰落，而原来主要是农业区的西部和南部，石油、电子、飞机制造、军工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休斯敦和洛杉矶等新兴经济中心。而人才的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流动，则进一步促进了西南部经济与科技文化的繁荣。

    2.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美国，人才在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非常频繁的。由于新兴部门有发展前途，且这些部门工资待遇比较优厚，美国政府又大力支持新兴部门的发展，鼓励人才向这些部门流动，因此人才在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量每年都相当大。人才在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一方面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防止了在“夕阳产业”滞留过剩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不断开拓新的技术领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大量人才流入新的工业部门，促进了这些部门的发展。

    3.竞争的压力与人才的新老交替，保证了科研队伍的活力和质量。在美国，科学家、技术人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里，人们不看你的资历和过去作出了什么贡献，而是看你是否能够不断拿出新的成果。1982年前，美国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是65岁，1982年推迟到70岁。在美国，终身教授数量很少，即使是终身教授，只要你拿不出新的成果，工资就不会增加。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降低了工资收入。再加上长期出不了成果，实验室还会让别人用，你已经无法再继续待下去了。至于一般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拿不出成果，最好是自己卷铺盖走人，而美国人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应该。由于实行了严格的淘汰制度，造成了美国科学家队伍年纪轻、质量高的状况。据统计，1977年美国在业的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总数为278，000人，其中50岁以下者占70%；高等学校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75年的平均年龄为41. 3岁，40岁以下者占总数的46%，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只有46岁。

    4.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促进了科研成果向生产的转化。美国各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公司、企业聘请大学教授充当科学顾问，是美国在科研方面实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形式。举例来说，麻省理工学院有1000名教授，几乎每个人都同时在公司受聘为顾问，有的教授还同时在好几家企业充当顾问。公司和企业则根据不同情况给这些教授相当于工资10%~20%的报酬。这样做，使科学技术发现直接转化为生产技术，科学研究成果直接得到生产过程的检验；同时，科研与生产直接结合，使科学家可以了解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及时发现新的科研课题；另外，科研机构还可以得到公司和企业的资助。

    （原载于《自学》杂志1987年第6期，发表时用了笔名）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四百年战争”

    16世纪初，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重商主义学说开始在英、法等国流行。从那时至现在的四百多年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学说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战，并轮流居于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本文拟对这“四百年战争史”做一简要介绍，分析每一时期一种思潮兴起并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并对两者之间今后的争论和各自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进行一下展望。

    一

    18世纪中叶以前，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商主义学说。这种学说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在内部经济关系中，它主张由国家制定法律，用剥夺农民，牺牲自给农业的方法，来保护商业资本的利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壮大与发展；同时要求国家出面投资建厂，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直接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它主张国家要对外贸进出口实行管制，采取措施，鼓励国内产品出口，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以实现贸易顺差，扩大国内货币存量，增加社会总财富。为了切实保证对外贸易中的顺差，重商主义者还主张由国家直接建工厂，直接生产出口产品。不论是在国内经济关系，还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重商主义都是以推崇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为特征的。

    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国家干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还处在小生产的包围之中，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它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其二，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迫切需要大量资金，因此需要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给予保护，以保证贸易顺差的实现，积累起所需要的资金。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重商主义的主张，显然它在理论上是比较幼稚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商主义的理论与经济政策却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壮大。

    到了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欧洲各国得到了很大发展，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相比在经济上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乡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战胜了封建势力，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制度。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只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就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而无须为了获得国家政权的保护，牺牲自己在经济上的种种自由，接受国家的种种干预。从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来看，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两个最著名的旗手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亚当·斯密是古典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当时英国的经济条件，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他极力推崇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个人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这种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活动不仅对他本人是有利的，对社会也是无害的，最终会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因为人们要扩大个人的物质财富，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因此，虽然人们主观上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但是在客观上却扩大了全社会的财富总量。基于这种认识，斯密进一步指出，为了达到国民财富迅速增加的目的，最好是让人们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国家不要施加超经济强制，因为要增加国民财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加强分工，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而“经济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会自觉地做到这三点。首先，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从个人利益出发，会想方设法扩大分工。其次，由于增加资本投入会为资本家带来新的利润，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就会积极进行积累，无须国家督促。最后，资本家为了扩大个人利益，会千方百计地为其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投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这个问题只有资本家本人最关心，最有发言权。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通过外贸，一国出口了多余产品，进口了短缺产品，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同时，对外贸易还使交换双方用来消费的产品总量增加。

    马歇尔是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是20世纪初期以前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剑桥学派”的主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直到目前，他的经济学著作仍是大学经济系学生的必读书。颇为有趣的是，他抛弃了斯密经济学中的科学精髓，却继承了斯密经济学说中的自由主义传统。

    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其核心内容是著名的“局部均衡论”。马歇尔认为，市场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时的价格叫“均衡价格”，这时市场供给量与市场需求量相等，社会各阶层得到最大满足，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健康、平稳运行之佳境。而均衡价格的形成，是市场上买卖双方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要使均衡价格得以保持，也就是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益、平稳运行，必须保证自由竞争的正常进行，任何妨碍与破坏自由竞争的做法，如国家干预、经济上的垄断等，都会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紊乱状态。到了马歇尔的晚年，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支配力量。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可以自圆其说，马歇尔采用了模糊垄断与竞争之间界限的方法，承认了垄断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如此，马歇尔在一生中仍然算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这一个历史时期，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统天下。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结束了这种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交锋进入了一个新的回合。

    二

    1929年~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次危机的事实告诉人们：单靠“看不见的手”是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这匹烈马驯顺安良的，马歇尔教授所设想的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美妙均衡已成镜花水月，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必须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取代它。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便应运而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经济学家。1936年他的《通论》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国家干预经济仍然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凯恩斯在《通论》中诊断了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病”，并开出了国家干预的“处方”。凯恩斯是具有一点反传统勇气的。一反传统经济学对经济危机掩耳盗铃式的掩盖，他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存在着失业。而危机和失业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①消费倾向规律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②资本边际利润率规律和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造成的投资需求不足而造成的。显然，要消灭危机，消灭失业，只有扩大有效需求。要刺激有效需求，采取措施扩大消费品需求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凯恩斯认为扩大投资需求可以更有效地增加有效需求。因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某些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连锁关系。如建成一个炼钢厂，就要求建设相应的电厂、铁路、煤矿，同时也要求建成一定数量的轧钢厂、机器制造厂处理与加工生产出来的钢材，如此等等。这样，一定数量的投资会引起一连串的投资需求，结果最后的投资需求总量往往会大于初始投资需求的若干倍，这种作用叫“乘数作用”。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一方面支持私有企业扩大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兴办公共事业，开办企业。同时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使利息率降低，以利于投资的扩大。总之，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主旨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正常、高速度运行，必须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加强了国家干预，可以说二次大战后到70年代中期，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

    西方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确实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烈度和破坏力降低了，二次大战后，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于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兴高采烈地宣称凯恩斯主义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进入了理想的“千年王国”。

    70年代中期出现的“滞胀”搅散了资产阶级的一团高兴，粉碎了凯恩斯主义可以使资本主义长治久安的神话。于是经济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公然指责凯恩斯主义，与之分庭抗礼，大有必欲取代凯恩斯主义的主流派地位方可罢休的势头。今日自由主义，流派众多，各具特点，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

    弗里德曼把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严重“滞胀”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等国家干预措施。他认为，要实现经济的正常运行，只需要根据经济增长的幅度，由中央银行每年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发行增长率，即“单一的货币规则”就可以了，国家不必过多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经济活动的调节应该主要靠市场调节，由企业主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地进行选择，做出决策。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斯密、马歇尔时代不同，他们一般并不完全排斥国家干预，他们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有一定的范围。

    三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阵营里，为什么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学说的两军对垒？我们认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社会化程度又得到迅速的提高，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由一个统一的社会机构对社会生产进行组织、协调，即要求国家有组织的、经常的干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拥有全部的权利，以市场变量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指示器，以企业利润作为目标函数，自由地进行经营，反对国家干预。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痼疾，反映到经济思想上，就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分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虽然某一时期，一种思潮会占上风，但由于产生这种分歧的经济矛盾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分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可以预料，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在今后还会进行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会不会取代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与斯密、马歇尔时代相比，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已非昔日可以同日而语。不仅国内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也在迅速提高。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放弃国家干预，完全实行自由放任，只能引起资本主义的巨大混乱。另外，今天资本主义国家所遇到的难题，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同样不能解决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奉行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说，采取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英国的问题，反而使失业等经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就是一个明证。

    展望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两种主张互相补充，互相让步，形成一种混合的经济学。这方面目前已露端倪。如在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反对用金融政策调节经济；货币主义者也不完全排斥国家干预，弗里德曼曾公开宣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原载于《自学》杂志1987年第10期）

    决定命运的选择——谈谈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

    权威的预测为什么落了空

    1949年，东京盟军总部的技术专家爱德华·阿克曼曾预言，日本在今后的30年中，如果人口达到或超过1亿，海外援助又不能无限持续下去，日本经济将只能向着仅可维持生存的方向发展。研究世界经济多年的苏联学者瓦尔加当时也断言，同德国一样，日本这个世界强国将可能永远从列强的行列中脱落出来。然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宣布，阿克曼与瓦尔加的预言错了：到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并转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55~1975年的2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7%，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大致翻了两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权威的预测为什么落空了呢？

    这是因为，阿克曼与瓦尔加是根据日本当时产业结构现状预测日本经济发展趋势的。二次大战前，日本约有40%的劳动力躬耕于田野，工业劳动力中则有40%从事纺纱织布，出口的商品是价廉质劣的“东洋货”，若保持这种产业结构，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确实是不容乐观的。问题是，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抓住了产业结构这个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根据日本国情与国民经济、技术环境，及时制定了产业结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导致了经济的飞跃增长。这一点已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公开秘密之一，引起日本国内经济学界和国外经济学家的重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1977年在为大西洋国际学会撰写的特约论文《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中，干脆做出如下结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史，就是其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历史。”

    受日本经验的启发，人们一下子破译了许多秘密：结构主义经济学家钱纳里·塞尔昆根据1950年~1970年100多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纵向、横断面的统计资料，发现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有10个慢变量(协同论认为，在影响系统运动变化的变量中，只有少数几个变量发挥着决定系统变化方向与过程特征的作用)。其中产业结构就是一个慢变量；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发现，增长速度快慢，不仅取决于资源总量，更取决于资源的综合生产率，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有人从系统论的方法入手，用结构对系统整体功能的作用解释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原本不承认产业政策作用的欧美经济学家，也大声疾呼要制定系统的产业政策，否则也要染上“20世纪英国病”——经济衰落、停滞。

    我国正处在经济较快增长和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时代，研究一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肯定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限定与选择：日本主导产业的转换

    产业结构政策的最重要内容是确定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有广阔市场，增长较快并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选择主导产业部门，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外现实经济条件，诸如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科学技术进步状况，国内市场情况等；同时要在可能的空间内进行正确选择。一般来说，主导产业的选择是有一定风险的，选择正确，会使经济产生大的飞跃；选择失误，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政府在确定主导产业过程中，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在通产省属下成立了产业政策审议会，发动各方面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各种方案，由产业政策审议会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论证，最后提交通产省，由通产省确定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由于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工作做得细致，日本战后几次产业结构转换都比较成功，促进了经济发展。

    日本从战后到80年代，主导产业已经发生了几次重大转换，即由战后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由重化工业为主导部门到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主导部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汽车、电器为主导部门到以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部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每一次主导产业的转换都使日本抓住了一个机会，给日本经济带来一次新的增长浪潮。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对主导产业的选择过程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打破了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而基本上遵奉李斯特的“生产力论”，进行主导产业选择。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一国只有生产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才会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因此，日本在战后应该以轻纺工业作为主导产业。而按照李斯特的“生产力论”，一国在确定主导产业时，不应该以国际贸易中是否暂时有利为标准，而应该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为标准，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出发，扶植幼小产业的发展。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国内围绕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还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认为，按照国际分工原则，日本所需轿车和机械产品从美国进口比较有利，日本应重点发展轻纺工业，而不应以机械工业等其他重化工业为发展重点，提出“轿车无用论”。但是通产省官员则认为，发展轿车工业，关系到日本的机械工业及整个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应该以轿车等机械行业为主导部门，通过国家扶持，把它们培育成可以与欧美抗衡的出口产业。这场争论直到1952年通产省制定出“企业合理化诸问题”文件时，才做出结论：“着眼于长远，必须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综合机械加工、冶金和化工等工业作为发展出口的主力产业。”

    其二是把主导产业的选择放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考虑，主导产业的市场两头都放在国外，主导产业同时是主要的出口产业。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能源、矿藏贫乏的国家，5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75美元。如果仅仅从国内需求与供给结构出发，那么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显然是不合适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当时日本国内不少人对重点发展重化工业表示异议。但是通产省官员认为，如果考虑到国际市场的资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发展重化工业就是有前途的。更为重要的，只有面向国际市场，使重化工业发展起来，日本经济才能迅速增长，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保证产业结构转换的政策手段

    主导产业确定以后，要保证它们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对社会资源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使主导产业优先得到资金、技术、能源、原材料。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是意味深长的。

    第一，对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扶植，给以财政上的补贴和贷款，利息上的优惠。尤其是对那些国家确定为出口行业的产品，在开始时免税、补贴，支持它们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第二，资源分配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流程。日本主要不是用财政拨款的办法来满足主导产业对资金的需要，而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大部分收入成为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大部分变成了储蓄存款。国家用金融政策引导资金进入主导产业。这样保证了资金利用的高效益，避免了财政拨款造成的浪费，同时保证了资源向主导产业的流动。

    第三，充分开展企业竞争，用搞活企业的办法实行产业结构转换目标。产业结构转换要求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以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日本政府在推行产业结构政策时，一方面注意对主导产业实行保护和扶持，另一方面又鼓励企业开展竞争，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尤其是采取外向型政策，使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企业虽然得到国家的部分支持，但要生存与发展，主要靠改进经营，提高技术水平，这就始终使企业具有一种压力和竞争意识，保证了资源利用的高效益。

    第四，日本不仅有大的产业政策，诸如支持主导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外贸政策，而且有比较具体的产业政策。如日本1952年制定了《工业标准化法》，对重点产品，从设备、工艺、技术、性能、质量到成本，要求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相比较，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国际最先进标准。凡是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企业，日本开发银行将给予优惠贷款。这种政策大大促进了日本机械工业和其他主导产业部门的现代化。

    日本产业结构政策的借鉴意义

    如前所述，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大转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产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国际市场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只要我国沿着对外开放的路子走下去，对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另一方面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400美元左右，根据钱纳里的分析，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1000美元这个区间，是产业结构变化最大的时期；再者，三十几年来重工业倾斜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偏差，当前大量生产能力闲置。那么，从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使我们少走点弯路呢？

    第一，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尤其是主导产业的选择有一定的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引起高度重视，组织起由专家、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专门班子，对各种选择进行比较、论证，找出一种最佳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切忌盲目行事。

    第二，选择主导产业，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要考虑产业结构发展的长期趋势；既要立足于国内市场（我国与日本情况不同，不可能把整个经济搞成外向型经济)，又要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条件。如我国目前资源供给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又要考虑到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小汽车的需求会增加，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因此要适当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考虑到国际市场初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今后需求总量将下降，我们在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应该加强我国重工业尤其是机电行业的技术改造，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

    第三，产业结构转换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经济实行干预，包括采取财政、金融手段，保证主导产业对资源的需求，对主导产业的发展实行一定的保护；同时，要搞活企业，防止垄断的产生，使企业之间开展竞争，使企业产生提高技术水平和利润率的动力，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因此，要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原载于《自学》1988年第6期）

    “万国车”和中国国情

    回乡务农时，当地老百姓有句顺口溜：“大队干部‘嘣嘣嘣’(拖拉机)，公社干部‘130’(运货卡车)，县委干部‘帆布篷’(北京吉普)，地委干部‘两头平’(上海轿车)，中央干部‘三面红旗舞东风’(红旗轿车)。”

    与那时相比，现在的情况又有了变化。驻足北京或其他城市街头，“皇冠”、“奔驰”、“福特”、“雪铁龙”，气派非凡，如潮涌来，而国产车的影子几乎看不到。在机关流行的“黑话”里，“丰田”指的是县长、县委书记，“皇冠”指的是地委书记，“奔驰”则是部长们的代称。此种说法未必全对，但我国城市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外国汽车，其中不少是高级轿车，则全然是实情。这使人恍如置身于现代化社会，以为中国早已越过“小康”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可是，摸摸口袋里不多的几张“大团结”，顿生疑惑：中国真富到了坐车都必须是外国车的程度吗？

    截至198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刚刚达到40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以后，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等相比，我国人均GNP只相当于人家的1/40。即使到了21世纪中叶，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是比较落后的。由此观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没有资格与理由大手大脚，而必须提倡艰苦奋斗。那种坐车必须是外国造，冰箱、电视甚至抽水马桶也必须进口的阔佬派头是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残酷与非人道，说明“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乘坐“五月花号”去到北美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及其后继者，在新英格兰、在荒漠的西部进行了怎样艰苦的劳动。我们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以说明资本主义的腐朽，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忘记了资本家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利润投入生产，是怎样挖空心思的。我们抨击资产阶级政府各种政策的反动性，这也是正确的，但忘记了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他们对本国工业发展所施行的种种保护。

    远在1841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理论，指出落后国家必须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反对“比较成本学说”，反对大量进口工业品。这种政策主张实行的结果，保证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使之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了工业强国。往近处说，韩国之所以在70年代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坚持反对政府官员的奢侈，坚持只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不允许进口小汽车、彩电等耐用消费品。现在，韩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汽车、彩电出口国。

    我的以上的议论，并不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而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上下齐心，反对奢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事实上，一些政府官员的奢侈浪费，已经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1）政府部门大量进口、使用外国汽车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对我国这几年形成的消费膨胀、消费超前，起了诱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种奢侈浪费本身就是消费基金膨胀的重要原因。据有关统计资料，1988年社会集团消费达到了1000亿元的巨额。（2）大量进口小汽车、彩电等耐用消费品，耗用了大量外汇，仅小汽车一项，1984~1987年就花了80亿美元。而我国每年出口换取的外汇并不多。把宝贵而有限的外汇用在这些方面，是很不应该的。（3）大量进口高级消费品，严重妨碍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如小汽车，我国年产量不到5万辆，彩电零部件国产化不到50%。所以，为了民族经济的振兴，为了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为了达到“治理、整顿”的预期目的，渡过难关，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发扬党中央一再提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完成“四化”伟业。

    （原载于1989年7月19日《中华老年报》）

    不能把腐败记在改革开放的账上

    说起时下的腐败现象，千夫所指，万人痛恨。但是若问产生原因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目前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过去虽然也有腐败，但只是个别现象，为什么一搞改革开放，却像恶性肿瘤一样，迅速扩散开来？”言下之意，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对这种观点应该怎么看？

    应该承认，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改革开放有一定的联系。

    过去实行闭关锁国时，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介绍有一定片面性，仿佛资本主义就是失业、唯利是图、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国门开启后，人们却窥见了资本主义优裕的物质生活：冰箱、彩电、小汽车、空调器、摩天大厦……于是攀比心理起作用了，人家有的，我也要弄到手。于是就有一些人置党的原则、国家利益、政策法律于不顾，或者在涉外活动中，收受人家一台彩电而把几百万元好处让给洋人；或者追求享受，摆阔佬派头，用公家有限的外汇购买小汽车、空调、录像机等；有的人在新旧体制交替中钻改革的空子，如利用权力关系和我国的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大发横财；也有的在“创收”的名义下，利用各种权力发财。本来是公对公的事，如果不“意思意思”，事情的结果准会没意思……

    但是，我认为并不能由此就得出改革开放必然产生腐败的结论。

    首先，如果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靠人们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并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取得的；如果大家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民族自尊心；如果我国的法制比较健全，严惩一切贪污、受贿行为，那么，对外开放只能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而不会产生一系列腐败现象。同时，我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腐败的产生归结为开放后受了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唯利是图固然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髓，但是“利”之获得是与勇于开拓、敢冒风险相联系的，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而我国目前腐败现象则产生于以权谋私，以身试法。这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如说是封建思想残余和流氓无产者意识的混合物。

    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商品经济体制中，由于平等竞争原则和价值规律的发挥作用，有利于调动人们生产与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如果一定要从改革方面寻找原因，那么，只能说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有些做法甚至背离了改革的最终目标。比如，目前企业虽然有了一定自主权，但是政府部门仍然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有决定企业承包基数及上缴利税数量的权力，有任免企业厂长的权力等，这就给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性。再比如价格的“双轨制”，毫无疑问给“官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腐败，不是停止改革，相反要依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腐败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这几年我们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一些人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了；有的领导人以“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时期，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为借口，对营私舞弊行为过于宽容、姑息； 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并且执法不严。所有这一切，不管有没有改革开放的背景都会导致腐败产生。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要消除腐败现象，必须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对党员、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同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坚决打击一切“官倒”、贪污、受贿行为。目前特别需要严肃处理一批大案要案，发动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原载于1989年8月2日《中华老年报》，标题是新拟的)

    坚决刹住奢靡享乐之风

    在50年代初，人们把对社会主义的憧憬概括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就是说能有楼房住，有电灯、电话用也就满足了。30多年来，即使经过很多挫折，这个愿望在城镇和较发达的乡村已基本实现了。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胃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今，电视要看“直角平面带色的”，电冰箱要双门速冻的，洗衣机要自动甩干的，照相机要用长镜头的，抽烟也要“进口带把的”。当然，最好还有录像机，小汽车，花园洋房……真叫人眼花缭乱，渴求不已。

    人们向往幸福生活，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无可厚非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必然随之提高，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正是由于这种不断产生的新需求，推动了生产的不断发展。如果人们都像孔圣人那位得意门生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生产就不能发展，社会就无法进步了。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说到底，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人人皆晓，要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必须首先进行踏踏实实的劳动，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都有赖于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的齐心协力，共同艰苦奋斗。随便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工业区都变成了废墟，经济陷入了彻底的崩溃，德意志民族受到了惨重的惩罚。当时许多人说，德国从此完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战地记者在瓦砾成堆的柏林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条由教授、工人、店员等组成的传送带，在一丝不苟地传送着断砖残瓦。队列中，老人的白发随风拂动，儿童稚嫩的嗓音时时响起。这位年轻记者默默地说：“德国，没有完！”十几年后，依靠德国人的智慧和艰苦奋斗，德国重新崛起，联邦德国成为西欧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的兴盛也不例外。李·亚科卡到克莱斯勒公司任总裁时，这个公司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依赖政府贷款才能勉强维持。为了使公司起死回生，亚科卡提出了“均等承担牺牲”的口号，并把自己的年薪定为1美元，公司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又东山再起。

    中华民族本来是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的，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靠上下齐心、艰苦奋斗，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伟大成就。10年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空前成就，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只相当于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全国仍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由于原来的底子薄、人口多，还需要艰苦奋斗几十年，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否则，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真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可令人痛心的是，近几年来全国上下有不少人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不需要再提倡艰苦奋斗了。有人不顾我国的客观实际，盲目追求脱离目前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消费”、“超前消费”。社会上吹的是“吃喝玩乐”之风，比的是“豪华奢侈”之风。放眼看一看，一些地方、部门楼堂馆所越盖越高级，轿车越坐越豪华，旅游点开会办公，公费游览从国内发展到国外，大吃大喝，大手大脚。一些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走向犯罪的深渊。最近，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的一部分问题，已够触目惊心的了。

    所以，在新形势下，重振艰苦奋斗精神，是提倡廉政，反对腐败的需要；是艰苦创业、发展“四化”的需要；是移风易俗，提倡新风的需要。艰苦奋斗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即使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物质生活已极大丰富，艰苦奋斗的党风、政风、民风，还是一个无价宝。

    （原载于1989年8月16日《中华老年报》，题目是新拟的）

    请给子孙后代留条生路

    经济改革的大潮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经济体制，商品经济的洗礼使劳动者变得聪明起来。几千年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纷纷办起了各类企业，一场经济开发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

    但是，在经济开发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忧虑不安的现象：小煤矿、小铁矿、小金矿等无限制发展，对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农田却在急剧减少；河流污染，森林被砍伐，鱼虾鸟兽有可能失去生存的天堂；“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落英缤纷”的田园风光正日渐被破坏……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开发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要不要考虑生态平衡、长远利益和社会效益？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过去人们对中国国情的概括。然而，我们过多地为“地大物博”而自豪，似乎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忽视了“人口众多”这一方面，不懂得如果从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我国的资源并不丰富。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人只占有耕地3.7亩，不仅大大低于美国、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西欧诸国，而且低于印度的水平；我国铁矿蕴藏量虽然比较丰富，但富矿较少，需要从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矿石。由于对我国资源拥有状况缺乏真正的了解，对资源开发布局缺乏总体规划，近年来在城乡经济开发过程中，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

    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协调、完善的生存空间，在经济开发中必须注重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因此，要在全国开展国情教育，教育人们在经济开发过程中以长远利益为重，反对急功近利、涸泽而渔，反对从个人利益或小集体利益出发，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经营和野蛮开采。要发挥法律和执法机关的作用，对破坏资源的行为严厉惩处，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只有这样，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发挥最大的效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城乡经济开发过程中，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或者通过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消除开发项目对环境的污染及危害，或者撤销这种项目。总之，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小利而贻误子孙后代。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发是经济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再加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应该而且也有可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所以，从现在起，要积极行动起来，使我国经济开发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原载于1990年3月22日《城乡开发报》，题目是新拟的）

    我看“东北现象”

    一、什么是“东北现象”

    “东北现象”不是说的东北人体格魁梧，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不是说的关东山三大宝，“人参、貂皮、靰鞡草”，以及那甩手无边的黑土地。这里所说的“东北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前，东北三省从农业看是我国一大粮仓；工业上，由于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集中在这里，东北三省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令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汽车城长春、三大动力、大庆油田、第一重机厂都在东北境内。所以，无论是农业总产值，还是工业总产值在全国都高居前列。东北曾是中国走向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走向富裕与强大的希望。然而，近十几年，相对于其他地区，东北三省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有明显的下降。与此相伴，人才的流向也改变了，闯关东的人流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南海潮”，“孔雀东南飞”。简言之，“东北现象”指的是近十几年老工业基地的相对衰落。进一步说，还指原来技术设备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相对衰落。由此说来，“东北现象”并不局限于东北，上海、天津等工业城市也存在同样情况。

    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动感情，而要凭理性。“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马克思老人如是说。你说老工业基地相对衰落了，拿出事实来。1981年，辽宁、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是：451.36亿元、608.70亿元、465.69亿元、250.36亿元、213.67亿元。10年以后，到1990年，以上所举省市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606.93亿元、1632.94亿元、2764.10亿元、1906.24亿元、1432.55亿元。从这两组数字中又可以计算出他们这10年间的工业发展速度等指标。“东北现象”是否存在，读者去做结论好了。

    二、“东北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种“马太效应”。经济领域也不例外——经济发展基础越好，投入的资金发挥的效应越好。因此，经济发展基础越好的地区，越能吸引投资，经济发展速度就越高。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愿意锦上添花的多，愿意雪中送炭的少。这样说来，“东北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发生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原因在于这些年国家采取的倾斜政策。这种倾斜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在取与予上的地区倾斜。一直到目前为止，各个地区向中央财政的上交额，是以各个地区原来上交的数额为基础的。原来的工业发达省份向中央财政上交的多，并且上交额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递增的。而原来工业较不发达的省份，即使近年来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上交额仍维持在原来的较低水平。如上海市1990年向中央财政上交的包干基数为109亿元，辽宁为52亿元，广东为23亿元，浙江为38亿元。而从1990年工业总产值的数字看，广东已超过了辽宁与上海，浙江也接近了辽宁与上海的水平。要知道，1978年前确定的各省上交中央财政的基数，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的，没有为地方留下多少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余地。所以，原来的老工业基地是在一天天吃老本，谈不上什么大的发展。而近年来经济上崛起的省份，却有较充足的资金用来扩大再生产，改造原有设备。这就无怪乎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老工业基地了。二是政策上的倾斜。所谓政策上的倾斜，有的直接等于给钱，如减免各种税收。有的属于松绑，即允许在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切莫小看这一点，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直接给点钱不知要大多少倍。依我看，广东、深圳近10年经济上之所以如此快，政策上的后一种倾斜似乎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三、“东北现象”是与非

    依我看，“东北现象”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

    首先，老工业基地和原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如果任其衰落，国家财政会更加困难，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会进一步削弱，教育、科学、文化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将更加没有保证。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的70%来自国营大中型企业。从地区来看，绝大部分来自原来的工业发达省份。如上海市上交的税收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10。国家如果继续采取只取不予的做法，用不了几年，就会出现以上所论的结果。

    其次，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来看，“东北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在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主要是能源、原材料、重型机械制造等上游产业和化学、电子等新兴产业，这些都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是今后应重点发展的。因为原有工业基地的衰落，必然导致基础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造成短缺与过剩并存，资源严重浪费，经济效益下降。

    第三，从投资效益来看，“东北现象”也不符合经济合理原则。我国经济处于发展过程中，新建一些企业，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投资效益来看，通过对原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搞内涵扩大再生产，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投资建新项目。近年来，我国工业资金利润率逐年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老工业基地挖得太苦，使它们无力进行改造。现在已经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愿有更多的人对此有正确的认识。

    第四，从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这种现象是不符合改革的根本要求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平等竞争的机制，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东北现象”的产生，一些省份经济的崛起，并不是在平等的条件下，由各地工作水平的高低、努力与否引起的，而是政策倾斜造成的。这样做是不符合改革要求的。因为改革是要建立全面竞争的机制，不仅个人之间要平等竞争，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也要平等竞争。在地区间实行政策倾斜，显然是通过行政手段削弱了竞争机制。它的直接结果，是严重挫伤了老工业基地、老企业的积极性，其远期后果是为今后的改革增加了阻力。事实上，政策倾斜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允许使用的。但是，通常的做法是在行业间实行政策倾斜，而在地区间实行政策倾斜，则鲜有所闻，因为这样做有弊无利，或弊大于利。“东北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我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是亟须提高的。

    四、如何消除“东北现象”

    第一，从中央决策部门的角度来看，要提高对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把老工业基地和原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摆在应有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施加着重大影响。如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种对经济的干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否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就给中央决策机构提出了认识经济规律，从而使决策更加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任务。“东北现象”之所以产生，从认识上找原因，就是因为决策机构对产业结构运动规律、再生产规律、经济效益规律以及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竞争规律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对东北、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采取了不利于它们发展的政策，已经或正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二，迅速改变不合理的倾斜政策，为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创造条件。由于几十年来没有进行过重大改造，现在东北三省、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大部分处于厂房破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消耗居高不下的状态。如辽宁省有976个大中型企业，在过去10年得到系统或局部改造的仅有280个。所以，现在大声疾呼救救东北、救救上海绝不是耸人听闻。要使老工业基地恢复活力，重新崛起，一是要改变只取不予的做法，一定要给它们留下一定的财力，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如果继续采取涸泽而渔的做法，少则三五年，多则10年，结局将不堪设想。二是要在全国大力深化改革的同时，允许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先行一步，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冲破束缚，放手发展生产力。

    第三，老工业基地的政府与企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天助自助者。不应该坐等中央给政策，而要在现有条件下，想方设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我看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解放生产力。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看准了、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大胆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这是中央允许的，如建立企业集团，加强横向联合；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搬掉“铁交椅”等，都可以大胆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二是真正贯彻落实企业法。企业是经济细胞，企业活了，经济就会活起来，老工业基地就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其二，原来工业基础雄厚，这是东北、上海的优势，要利用这个优势，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争取3～5年内使大中型企业都得到改造。只要这些大中型企业返老还童了，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一步。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2年第6期）

    我看优惠政策

    是爱国，不是卖国

    闭关锁国几十年，听到的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地狱。相反，“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中国到处莺歌燕舞，荷塘月色。一句话，社会主义是天堂。然而海禁一开，中国人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一面是吸毒、卖淫、欺诈等丑恶现象，另一面则是汽车、空调、摩天大楼、海滨别墅——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我们的经济大大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中国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任凭你舌灿莲花，说破大天，人们也不会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中国搞现代化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建设资金短缺，二是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落后。为了克服这两个困难，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提出改革的同时，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大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国外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为了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近年来各地纷纷实行减税、免税、转让土地使用权等优惠政策。就说转让土地使用权，较大规模的有海南的洋浦、上海的浦东等，规模小些的有沈阳的太原街等。对这些政策，大多数人理解，也有少数人想不通，中国搞了几十年民主革命，其中一个伟大的胜利是把帝国主义逐出了国门。现在又把洋人请来开工厂，剥削中国人，卖土地给外国老板，在中国建立新的“租界”，这不是卖国是什么？难道先烈的血白流了吗？慷慨激昂，捶胸顿足，眼泪流尽，继之以血。

    1840年到1945年的100多年间，中国屡遭外敌入侵，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侮。这100多年的历史，是血与泪的历史。对此，中国人记忆犹新。因此，把人们对吸引外资和国外技术的一些做法的不理解，简单地斥之为无知或极“左”，显然是简单化的做法。然而，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是不是卖国，则是原则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首先，外国人到中国开工厂、搞开发，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接受我国政府的监督，这与旧社会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建立“国中之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外国人到中国办企业、搞开发，毫无疑问是为了赚钱，必然有剥削。问题是，如果不赚钱，人家也不会来中国投资。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也像共产党员那样有觉悟，何况共产党员也要搞商品经济，也要讲经济效益呢。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利害相连的，明智的做法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就要去干。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固然要消耗我国的资源，外国人还要赚走一些钱，但是对我们好处还是主要的，如：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从“三资”企业可以得到税收收入，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利用外商的销售网络，扩大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在与“三资”企业的竞争中，增强我国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力等。所以，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是利国利民之举，是爱国，不是卖国。

    是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

    采取减税、免税、转让土地使用权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绝不是卖国，这种办法是完全可以用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不可以对它评头论足。

    首先，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问题，潜在的、没有加以开发利用的资源，不会带来收益，不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但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大量资源不能进入生产过程，白白地闲置着。用优惠政策可以吸引一定的外资，把这些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对我国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必须承认。

    其次，用优惠政策不是唯一的可以吸引外资的办法，甚至不是最重要、最好的办法。这是因为：第一，外商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关键是看利润前景怎样。如果投资环境不好，到中国投资不会有什么利润，即使免税，外资也不会来。如果投资环境好，预期利润前景好，即使不减税、免税，外资仍有利可图，就会争先恐后地来华投资。第二，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特殊的纳税规定，如果海外投资者在所在国已纳过税，汇回本国的利润就可以不纳税；反过来，如果海外投资者在所在国没有交税，除非两国政府之间事先有协议，汇回的利润必须在本国交税。所以，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在华企业免税、减税，减免的不是企业的税，等于对其他国家政府免税，因而对海外私人资本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第三，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种种优惠，与国内企业享受不同的待遇，不利于国内其他企业与“三资”企业公平竞争。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使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因此，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第四，对“三资”企业和国内其他企业实行差别政策，会为营私舞弊创造条件。比如，有的地方一些企业为了挂上“三资”企业的牌子，享受各种优惠政策，把自己的外汇转到港澳或国外某公司的账户上去，再以外国公司的名义与国内合资。外国公司则可以按比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通常是款项的1%），坐收渔利。这种自己人糊弄自己人，肥水外流的怪事之所以发生，固然可以谴责当事者不顾国家利益，发现了还要给予处罚，但是差别性政策也是难辞其咎的。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近年来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把力量用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并没有给外国投资者什么优惠，却也吸引了大量外资。因为外国投资者到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看中的是这些国家有广阔的市场，便宜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投资有好的利润前景，而主要不是冲着优惠条件来的。比如，台湾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制定了一个鼓励投资条例，对台湾人、外国人同样优待，起到了扩大建设资金的作用，又没有产生消极的副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把力气用在改善投资环境上

    一个国家是否对外资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当然，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由坏变好，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实行减税、免税，以优惠条件转让土地使用权，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只强调政策优惠，忽视改善投资环境，实际上是避难就易。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为了吸引更多外资，要真正把力量用在改善投资环境上，而不要搞盲目竞争：你优惠，我比你更优惠。这一方面不能真正形成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要改善我国投资环境，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外资、合资企业的审核、批准手续要简化。不要搞多头管理，公文大旅行。这样会把外商气跑、吓跑。另外还应该向外商提供各种必需的资料、信息，比如国家希望发展什么，希望哪一类企业来投资，搞多大规模等。（2）加强基础设施如水电供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建设。这种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国际市场风云变幻，需要及时了解、传递信息，做出决策，及时组织运销。这些条件不具备，外商是不敢来投资的。有人说，中国搞基础设施没有钱，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钱往哪里用，到哪里去筹集资金。比如，补贴企业亏损的钱是一个巨大的数额，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干许多事；利用民间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者要交费，给投资者分利；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吸引外资搞基础设施建设。（3）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保证有较高素质的熟练工人和水平较高的管理人员。（4）保证外国投资有可靠的法律保障。这里包括外商获得的利润可以自由汇回本国；可以自由地、安全地撤回投资；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外资企业不会被国有化，即使实行了国有化，也要给予合理的补偿，如此等等。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2年第12期）

    “共产党说话要算数”——关于“白条现象”的思考

    一

    一位乡下老汉进城办事，半天找不到厕所。寻一僻静处，瞧瞧四下无人，解决了问题。活该老汉倒霉，正巧被一位路过的卫生监督人员看到，将老汉解送到单位，报告了所长。所长听后，非常恼火：“随地吐痰，罚款5元。随地大小便，污染面积大得多，罚款50元！”老汉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俺昨天卖粮后收到的白条，金额200元。扣掉该罚的50元，请找俺150元。”所长听了，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念你是初犯，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别忘了，下次带现款！”

    这是我从饭桌上听来的一则“小笑话”。然而听罢众人哄笑，我却笑不出来。生活中的白条现象可不是什么小笑话，而是蔚然大观。

    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有些地方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时，不付给农民现钱，而是给一张白条，写明金额，什么时候兑换成现钱，听候通知。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不愿意，但想可能这类事只有这一次，只好揣着几张白条回家。谁料想，自那时以后，卖粮打白条竟成了常规，而且范围越来越大，拖欠日期越来越长。于是农民不干了，采取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抗议：有的公开不交公粮，有的交完公粮，将白条当场撕碎，扔到粮食部门工作人员的脸上，然后责问：“共产党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其实，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交公粮付现金理所应当。对给农民打白条的做法，国务院早就提出了批评，并且一再指示各地，一定要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资金真正落实，不许再出现打白条的事。然而，1992年秋粮收购中，许多地方照样给农民打白条，歪嘴和尚把党的政策这本真经念歪了。

    白条子不单是在粮食和农产品收购中出现，近两年又向其他方面蔓延。有的地方，教师一连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只能拿到几张白条。如去年报载四川省南充地区的中小学教师连续半年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地方干部也不能按月领取工资，生活失去了保障；有的地区，收到了汇票，去邮局却取不出钱……

    我把这类现象统称之“白条现象”。

    二

    时下聪明人做文章，讲究不左不右，不温不火，走中庸的路子。然而，在评论“白条现象”时，笔者实在无法“中庸”，因而，也做不成聪明人。

    读大学前，我是种田人，知道种田人的甘苦。现在农民的日子当然比十几年前好多了，但是，每颗粮食仍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落地摔成八瓣换来的。而且种田人的日子仍然是艰难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的价格不断上涨，一年辛辛苦苦，不算人工，目前种田是赔本的。交售粮食，你再给他打白条，让他哪来的种粮的积极性？事实上，在有的地方，已经有农民宁愿让土地撂荒，自己出去做工、做买卖，用钱买粮交公粮。可是如果农民都不愿种田，到哪里去买粮？日后人吃什么？

    这些年党的富民政策确实给农村带来了繁荣，但有的地方的一些做法也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平价化肥不兑现，供应的柴油被私分，引起了农民的不满。陕西农民做了一副对联反映了这种情绪，上联是“平价化肥你不给”，下联是“合同定购我不卖”，横批“政府莫怪”。在市场上供应的生产资料中，有的是假药、假化肥，农民花了钱，买了假货，误了农时。近年来，各种提留、摊派，名目繁多，有的地方农民为了交提留，不得不把耕牛、拖拉机卖掉。由于以上原因，使农村中的党群关系日渐紧张。我在福建调查时，建阳县的一位乡长告诉我：“我们现在到村里去是不受欢迎的。农民说，现在的干部来村里两件事：不是要钱，就是要命(计划生育)。”如果“白条现象”再长期得不到解决，无疑是给已经非常紧张的干群关系火上加油，雪上加霜。

    一位记者在襄樊官庄村问一农妇白条能兑现否？她说：“啥叫兑现，白条换成了存款单，去取款时信用社又说没钱给，眼看年三十了，想扯一块布做新衣服都没钱。”

    久而久之，农民手里握得发了黄的白条仍不能换成人民币，自然牢骚满腹。他们说：说咱富了也有道理，手里的条子早晚能变钱，说咱比以前穷也没错，政府不给你把白条兑现成钱，还不是穷光蛋一个。一记者听襄樊保康县赵姓农民说：“我们3年才吃了1斤猪油。”一家商店店主说：“村里2000多人，今年春节前后销售额才1020元，平均每人5毛钱。”

    农民挣钱不容易，不及时兑现，长期拖欠，会直接使广大群众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这可以说是某些地方抗交公粮、抗税的原因之一。

    人民教师是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然而也差不多是最寒酸的职业。“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说教师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怕不过分。如果连草也不给吃——工资也打白条，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呕心沥血、为祖国未来的大厦培育参天大树？事实上，近年来教师扔下教鞭，离开讲台的越来越多了。据报载，广东1987年有近2000名中小学教师离开了教学岗位，1991年又有4600多名中小学教师去另谋生路。湖南怀化地区1990年到1991年9月，有400多名教师改行，其中307人具有专业职称，大部分是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班主任和优秀教师。面对这种情况，有哪一个真正关心祖国未来的人会无动于衷呢？

    三

    令人不解的是，改革开放十几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一点不仅从公开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人们也能亲身感受到。那么，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反而弄得政府到处打白条呢？让我们作点分析。

    1989~1991年发生的收购农民粮食打白条的怪事，与当时实行“治理整顿”政策有关。1988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幅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到了1988年，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抢购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长的提款队伍，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为了创造一个安定、正常的经济环境，控制物价的不正常上涨，国家采取了财政、货币“双紧”政策。这样做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又出现了问题，不管是否应该紧缩的，都实行紧缩。这样，当时在紧缩银行贷款时，把收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贷款也紧掉了。结果，粮食部门没有资金支付农民的粮食款项，只好给农民打白条。

    1992年各种白条的出现，其原因在于1992年上半年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指出，中国经济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能发展得快一点，就不要人为地阻挡。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多高，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各地经济发展条件有很大差别，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应有所不同。然而，一些领导同志见人家经济发展多快，他也要搞多快，人家上了多少项目，他也要上多少项目。结果基建规模搞得过大，出现了资金缺口。于是，有关方面就把农产品收购资金以及一部分工资资金挪用来搞基建。因此，到了收购季节，粮食部门还是没有钱支付给农民，只好打白条。

    四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消灭“白条现象”也难，也不难。说不难，因为白条的出现是个政策问题，国务院发一个通知，规定必须把粮食收购资金备足，并且不准挪作他用，各级政府遵照执行，问题也就解决了。说难解决，是因为此类现象的发生，不光是个政策问题，还有更深刻的经济原因。那就是有的领导不尊重经济规律，喜欢凭主观意志办事，并且习惯用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犯了决策方面的错误，谁也不用负责任，受处罚。因此，要建立起一种对决策者形成有力的约束，使他们不敢主观武断地作出决策，作出错误的决策就要负责任的经济体制，这是一件困难而长期的事情。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白条现象”消灭了，还会产生“红条现象”、“黄条现象”。所以，要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不能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必须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除此之外，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并受到法律保护。在这种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个人都要承担义务、享受权利，谁单方面违反契约，都要受罚。比如，农民有义务交售粮食，政府有义务提供一定的生产条件，支付粮食款项。政府违约，农民就可以拒绝交售粮食，自己到市场上去出售。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3年第4期）

    要发财，快“下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钱的重要性。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先驱者们鼓鼓的腰包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人，“下海”才能致富。于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起了“下海热”。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那位“余主编”，尽管有不少毛病，但却是一个大智大慧之人，时有惊人之语。最精彩的还是演员侯耀华自己加的那句台词，“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使多少人醍醐灌顶，拍案称绝。

    但是，这话要是在5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由电视剧、电影中的人物说出来，这部作品十有八九要受批判。因为中国人特别是官僚、士大夫在口头上历来是极其鄙视钱的。

    我们那位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是声称讨厌钱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爱钱的是小人，不爱钱的是君子，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史有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迂夫腐儒，是至死不言钱的。你把钱置于床前，使他无处下脚，急得他大喊，快把这些“阿堵物”搬走！

    毛泽东1925年12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给一心想发财的小资产阶级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些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一句“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厌恶与轻蔑，溢于言表。随着雄文四卷的传播，对金钱的厌恶与轻蔑也传染给了广大中国人民，“赵公元帅”的知名度比封神榜上其他各路神祇要高得多。

    不过，在存在货币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即使是道德高洁的大人先生，也是离不开钱的，因此他们骨子里也是爱钱的。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如何维持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奢华的生活？除了每年每个弟子要交10条干肉的“束脩”，还需要各国国君、诸侯的赞助以及作为大富商的弟子子贡的供养。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老百姓对这些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的封建官吏是极其痛恨的。有一则古代故事描写道：有一个贪官在一个地方任满，老百姓载歌载舞，并给他送上一块匾额曰“天高一尺”，意即地皮被他刮去了一尺。《儒林外史》还描写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秀才抢了小孩手中的一枚铜钱，小孩向他要，他一口吞下，抵死不给，结果被活活卡死了。临死之前，又告诉儿子，死后把他的肉卖掉。卖肉时别忘了喉咙里还卡了一枚铜钱，叮嘱再三，说罢才撒手归天。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最最革命”的理论家，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大批商品、货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国民生产停滞不前，国家与个人手中的钱是少了，似乎比以前更革命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却是给他们带来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革命却不能代替吃饭，不争气的肚子老是咕咕乱叫，人民群众就再也没有兴趣跟着他们高喊革命口号了。在那个动乱年代，不少落后地区的农民手中拿着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和党支部盖过章的介绍信四处讨饭；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被迫无奈，带领村民集体外出要饭。我还记得，在70年代，家乡不少光棍去四川买妻。最便宜时，用100块钱、甚至50斤全国粮票就可以从四川领回一个黄花闺女。于是，有的人看到去四川买姑娘有利可图，就干起了拐卖人口的营生。现在，在我的家乡仍有不少当年从四川买回的姑娘留下来，生儿育女，再也不回天府之国了。目前在我的家乡，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依然非常猖獗，有的人贩子甚至把越南女人、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拐骗来，大概仍是“文革”拐卖人口浪潮的余波。

    真理是朴素而简单明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经过那场“文化大革命”，打开国门看西方，普通的中国人都认识到，金钱并不是“万恶之源”。只要钱来路正，挣钱越多，说明人的本事越大，劳动的价值越高。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再讳言钱，不再扭扭捏捏、假模假式地说“钱算什么东西……相反，带钱字的口号叫得越来越响了。如深圳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还有“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不会向钱看，就不能向前看”等口号，不胫而走，日益深入人心。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国不乏智者、勇者。子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早在六七年前，就有一批智者、勇者参透玄机，甘冒风险，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弄潮，干起经商、实业开发等营生。几年下来，大部分人都发了，挣了一个“金饭碗”，资产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富豪在中国已不是新闻了。“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不算钱。”这些赚足了钱的大款们，出行以汽车代步，身穿皮尔·卡丹，手拿“大哥大”，出入星级宾馆，一顿饭花掉几千元，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些第一批敢于下海、敢于吃“螃蟹”的先富者，不管原来是什么来路，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简直如鱼得水，活得潇潇洒洒，扬眉吐气。

    而随着计划经济的“大陆”一点点隐去，市场经济的“海水”汹涌地漫上来，端“铁饭碗”的人们日益觉得不自在。

    还是那句话，金钱的确不是万能的，但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想活得像个人样，你就得有钱。要想有钱，你就得“下海”。

    （本文收入《名人侃“下海”》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防腐反腐说“成本”

    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严厉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然而，腐败分子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腐败问题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这种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我以为当今中国腐败成本太低、反腐败成本过高，是腐败病灶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对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先来分析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进一种新的经济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和政治家的行为规律。他们认为，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也适用于政府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也是人，他们同样会根据现实的约束条件，依据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理性选择，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当然，这里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其他形式的利益。比如，对于官员来说，追求连选连任，留下值得自豪的政绩，这里追求成功也是一种利益；有的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决不损公肥私，是希望留下清廉的名声，这里名声也是一种利益。传统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家是为大众服务的，他们做出的决策和所有行为，都是与大众利益相符合的。公共选择理论却明确告诉人们，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是靠不住的，同样有可能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大众利益。这无疑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颠覆，在西方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十几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一方面是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人们可以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获得合法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官员手中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和权力，而这些权力和资源一旦和市场结合起来就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些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为了获得更大个人利益，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政府获得资源和特殊权力，他们会千方百计通过利益交换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共产党刚进城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进城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现在的商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贪财的他给送钱，好色的他送美女，附庸风雅的他送名人字画，是糖弹、金弹、肉弹一起轰击。政府公职人员手中掌握着财政、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以及各种特许经营权、审批权和准入事项，并对这些权力的运用拥有很大的裁量空间。总之，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轻而易举，机会太多。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公职人员也有经济利益，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一些政府官员失去了定力，难以抵挡，就做了金钱、美女的俘虏，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腐败的低成本与反腐的高成本

    仅仅说明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公职人员有更多腐败的机会，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且这把野火越烧越旺。我认为腐败问题难以根除，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目前腐败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一是这些年对腐败行为和当事人的处罚不够严厉，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得腐败成本很低，收益很高，造成腐败合算，不腐败吃亏，助长了腐败行为的蔓延和猖獗。二是在经济领域，腐败行为本来就有很大的隐蔽性，可以通过巧妙的操作掩盖腐败行为，再加上现在存在许多似是而非、边界模糊的政策规定，很难判定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背后是否存在腐败行为。三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企业或个人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维护与政府官员的亲密合作关系，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他们很愿意与政府公职人员实行利益分享，从而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府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经常受到企业和公民举报。

    当年香港公务员腐败问题一度特别严重，港府成立了廉政公署，掀起了反腐风暴，很快改变了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的状况。我们可不可以仿效香港做法，组织一次大规模反腐风暴，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目前的腐败问题主要是由于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因而更普遍，而香港当年的腐败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现在我们的腐败多在经济领域，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查处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像香港当时的腐败行为都是明显的违法违纪，一目了然。因此，在不改变当前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单纯地进行反腐败，由于腐败行为的普遍存在，反腐败成本会很高，难以使腐败行为都受到惩处，反腐败斗争很难取得明显成果。现阶段，这就出现了一种鬼打墙的局面：腐败问题越严重，反腐成本就越高，由于法不治众，事实上贪腐行为受处罚的概率很小，也使得在现阶段中国腐败成本事实上很低。所以，腐败越反越严重。

    关键是铲除腐败的体制机制基础

    如何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有人提出关键措施是要实行高薪养廉。依我看，这可以缓解腐败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使官员工资水平比现在提高一些，他们仍然会与私营企业老板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攀比，感到心理不平衡，仍然会利用手中掌握的配置资源、行政审批权力换取个人利益，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仍然难以禁止。

    看起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方面着手，实行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产生的制度基础。

    一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减少公职人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在西方，投资主要来自于民间，上一个项目，搞一个工程，由投资者决定和承担投资后果，和政府官员没有多大关系。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服务，维持好经济秩序，随时解决企业投资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在经济生活领域，政府官员很难有腐败的机会。我国要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解决官员权力过大、寻租机会过多、过于容易的问题，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减少行政审批，就会大大减少腐败现象发生。二是破除官本位体制和文化，开辟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多元化途径，不必都走升官发财这条独木桥。有一本西方人写的书，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作者说，在西方，金钱和权力斗争了几百年，结果是金钱战胜了权力，社会体制是为有钱人设计的，是“钱本位”。在东方一些国家，权力和金钱斗争了几千年，结果是权力战胜了金钱，社会制度是为权力设计的，有权力的人占主体地位，是“官本位”。因此，近代以来，西方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而在东方国家是把政府做得越来越大，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停滞，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因此，要在现有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必须创造体制机制条件，加快破除官本位，为人们开辟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得成功的多种途径。如果人们有专业和专长，如有科研和企业经营、创业等才能，应该同样获得较高收入，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还必须指出，我们反对向钱看。但是如果法制健全，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人们靠合法经营、诚实经营、正当竞争赚了钱，发了财，社会财富总量也必然随之增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然得到提高，这是好事。相反，社会精英都千方百计去当官，不会给社会增加一个铜板，这样的社会文化是病态的。三是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使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付出沉重的代价，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提高腐败成本，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敢腐败。同时，要防患于未然，当出现腐败苗头时，就要坚决打击，坚决处罚，不要等到行贿受贿达到巨大数额时才处罚。

    （本文部分内容见《党风月报》2001年第1期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收入本书时进行了改写、充实，加了标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