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感言

    去年朋友50岁生日，我写了一首五言诗送他：“五十知天命，人生入化境。富贵浮眼云，褒贬过耳风。双手挥五弦，二目送飞鸿。古来仁者寿，郁郁万年青。”转眼今年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却不禁感叹流年似水，韶光易逝，没有了诗中的轻松与洒脱。

    说老之将至吧，也还没到那个地步。耳不聋，眼不花，发不白，背不驼，心脏跳动还很有力，大脑反应依然敏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50岁还是青年嘛！不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是歌里唱的。偶尔打一次球，上场10分钟已经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同事们对自己的称呼，早就由小马变成了老马；老乡或朋友聚会时，经常被一致推举坐在首席。这些都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些人，半百之人毕竟不再年轻了。如果说，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老年人是夕阳西下，人到50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太阳，算是不老不少吧。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写过一篇题为How to grow old（我译为“如何慢慢地变老”）的文章，有不少精辟见解，成了经典。那么，如何做一个不老不少的人？我也有几点感想，主要是写给自己和至爱亲朋看，所以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些大实话。

    一曰保持心理年轻。古人云：“医者，意也。”就是说，岐黄之大道，要在治心病，使人建立起战胜病患的信心与决心。这启发我们，病由心生，体因志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许多病都是自己招来的。只要吃得香，睡得甜，身上不痛不痒，就不要老想着自己已经老了，有事没事跑到医院去检查。据国外医学杂志报道，现在国际上肿瘤误诊率高达20%多，国内误诊率就更高了。本来好好的一个人，被诊断出有这个瘤、那个癌以后，不久就去了，我敢断定不少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吓死的。孔子早年痛心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带领一帮弟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很不得志。到了晚年专心办教育，却真正找到了感觉。今天和这个学生讨论文学，明天教那个学生周礼，后天又和其他学生研究外交问题。兴致高时，挑一个春和景明的好日子，“冠者三五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雩，咏而归”，没大没小，疯玩一通。鲁人获麟，夫子仙逝，健康地活到70多岁，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寿了。孔子不仅道德文章堪为万世宗师，这种老小孩的活法，也值得吾辈效法。

    二曰抓紧时间做事。人到50岁，事业到了巅峰。不能治国平天下，也有一技之长，足可独当一面。这点能耐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儿童到学生时期，加起来二十几年，不稼不穑，是别人在为我们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多少老师为我们点灯熬油、呕心沥血、欢喜忧愁。参加工作后，同事和领导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我们从门外汉成长为所谓业内人士，变成对社会还有一点用处的人。人应常怀感恩之心，趁着体力还好、精力还算充沛，抓紧不多的工作时间，多做事、做好事、把事做好。到了不能做事的时候，回首往事，对父母、师长和社会，都能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当一回江湖散人：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儿辈去做；养鹤种梅花，这等福老夫们享了。

    三曰懂得顺其自然。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不是说人的命，天注定，奋斗努力都是徒劳。我以为夫子是想告诉人们，人活到50岁，“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应该悟出一些生活的道理了，应该更会生活。偶然必然，造化弄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生如棋，努力与收获、天赋与成功，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正确的人生态度，应该是既积极又豁达，尽人事而听天命，成固可喜，败亦欣然。做官多大才算大？大臣上面有宰相，宰相上面有皇帝，皇帝是“天子”，“官”最大，上面还有天这个“爹”管着。财富多少才算多？弱水三千，不过取一瓢饮；广厦万间，只能睡一张床。人不可不自信，也不可太自负。后生小子，应该心雄万夫，睥睨古今，有点狂傲之气和远大抱负。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不知其可，教育孩子就得讲这样的道理。但人到50，头脑应该清醒起来，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评价。吾国人民13亿，十步之内有芳草，十室之邑有忠信。庙堂之上，虎跃龙骧；乡村闾巷，英雄埋名，中国是不缺少人才的。如果到50岁还没有显示出突出才能，那也就是中平之人，再存有非分之想，纯粹是自寻烦恼，跟自家过不去。既然如此，就应该兢兢业业做好分内事，少一些患得患失，始终保持内心松弛，尽情享受普通人那份工作与生活的快乐。

    四曰力戒固执僵化。邓小平曾说过，老年人的优点是经验丰富，但容易固执己见。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难能可贵。50岁的人还没到糊涂的时候，但也应该经常给自己提个醒，凡事虚心一点，不要以为自己吃的盐多，过的桥多，就永远正确。如果手里再有点权力，就更不能一根筋，不然既误己，也误人误事。人活了半辈子，是有了一些知识和经验，但今世何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通信网络化，信息大爆炸，1天等于20年，简直是五色绚烂，目不暇接。易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想不落伍，就要对新事物保持浓厚的兴趣，不断学习新知识。不然就会变得面目可憎，了无情趣，人见人躲。王蒙先生是大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学会上网和用电脑写作，比许多人提前进入了信息社会。就是因为喜欢赶“时髦”，王蒙60岁以后依然思想活跃，文思泉涌，进入了文学创造的又一个高峰，新作品不断在坊间流传。这样的老人真让人钦佩，值得好好学习。

    五曰始终慎独自重。我辈农家之子，能从穷乡僻壤走出来，不知要比城里人多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夏天万蚊成阵，汗湿衣衫；冬天朔风如刀，寒透肌骨。褐衣穿结，箪瓢屡空，孤灯一盏，夜读《春秋》，其中苦涩辛酸，难与他人言说。对于今天拥有的这份生活和尊严，我们应该加倍珍惜才是。劳动所得，享用甘之如饴；不义之财，取之蝮蛇在手，藏之迟早肇祸。古今中外，屡试不爽。那些落马的高官，昨天还在九天之上，颐气指使，耀武扬威，今天就沦为阶下之囚，堕入阿鼻地狱，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半生事业化为泡影，上使白发老母蒙羞，下使妻子儿女受累。殷鉴不远，当在夏世之后，吾辈当引以为戒。君子慎独，不欺于暗室。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做了坏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王谢后人，有父兄庇护，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蓬门子弟，如伸手被捉，正好拿来祭旗试刀。不讲国家社会的大道理，为父母妻儿计，为自己后半生计，在这个目迷五色、充满诱惑的时代，我们也必须把持好自己，坚守住道德底线。

    六曰以青年为师友。青年人活力四射，无忧无虑，就算有点烦恼，一觉睡醒，云开雾散。以年轻人为友，老人也会跟着年轻。青年人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容易接受新事物。以青年为师，多读点青年正在读的书，多听听他们对新事物、新观点、新问题的看法，可以使自己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头，不至于被社会边缘化。与青年人交往，切忌好为人师，沉溺于自己过去的辉煌，动辄就“兄弟在剑桥的时候……”。与青年人交往，要多点宽容。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原谅。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从青年走过来的，年轻时也干过荒唐事，前辈师长是如何善待和帮助自己的。与青年人交往，要对他们给予充分的理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不要像“九斤老太”一样，对青年人什么都看不惯。现在年轻人对物质生活条件要求比较高，也很正常。不要拉着一张“苦瓜脸”，动不动就“忆苦思甜”，似乎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艰难心理才平衡，这岂止讨厌，简直是变态。要乐于帮助和培养青年，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盘托出，毕竟未来属于青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尘世的生活更幸福，我由衷地为青年人祝福。

    （2007年5月）

    名者公器不可贪

    近读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看到书中引用庄子的一句话，眼前豁然一亮：“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公器者，公共财富也。用名声是公共财富的观点看问题，原来一些比较朦胧的想法，突然变得清晰了。

    自从调到政府部门工作，我就不再撰写和发表学术理论文章。一则工作任务重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外，实在没有余力再心有旁骛；二则工作性质变了，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不能又吃国家俸禄，又想在学术界出名，当什么“两栖明星”；三则我深知，以中国当前的学术规范，在报刊上少发表或不发表文章，这个世界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现在看，这些想法和做法，是暗合天理人情的。当官就不能贪财，是中国千年古训。名声是公器，属于公共财富，求名也是贪财，必然招惹祸灾。搞企业经营管理的也一样。既然赚了大钱，或者拿着高薪，就不能得利复求名。否则，就是贪得无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提起所谓学者型官员或者学者型企业家，人们就会反感。因为两者都犯了贪、伤了廉。

    这些年，为什么社会舆论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讨伐声不绝于耳？用名声是公共财富的观点看，就很容易理解。著名学者拥有的名声是社会公共财富，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能为个人谋私利。看看那些著名经济学家是怎样做的。他们身兼数家大公司的独立董事，直接参与公司上市，按月从大公司领取顾问费，靠购买原始股、内部消息、操纵股市，自己或子女都发了横财。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他们就顾不上学者的良心，处处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用所谓经济学理论为富人的种种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辩护，公然为富欺贫、强凌弱张目。有的报刊发表文章愤怒地斥责，现在经济学家的良心都让狗吃了。我看该骂。不仅如此，还应该把那些没有社会良心的所谓著名学者，从学术界赶出去，不能让他们长期霸占公共财富而自肥。

    （2007年6月）

    论本事和脾气

    据我观察，人分三类：没本事也没脾气，本事大脾气也大，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没本事也没脾气，好好做事，恪守本分，这是好人。好人受人尊重，好人一生平安。

    本事小，脾气大，这种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只会坏事，最讨人嫌。要么不理他，要么就把事做绝——彻底灭掉他的气焰。本事小，脾气大，往往自取其辱。有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就算是连筋带皮滚刀肉，也有利刃修理他。三国时的祢衡，虽然号称海内名士，实际上不过死读了几本书，并没有治国理民的真才实学，却狂妄得没有边。普天之下他瞧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尚可”。到曹操的丞相府他演一出击鼓骂曹，到了荆州他骂刘表。曹、刘二人城府深，不愿意担杀名士的恶名，用了一条借刀杀人计，把祢衡推荐给黄祖。谁知祢衡不识相，到黄祖营中照样撒泼。黄祖是个粗人，平生杀人如麻，再宰一个也不多，咔嚓一刀，从此耳根清净。

    古往今来，人本事大往往脾气也大，他们是能人和怪人的混合物。虽然令人不快，但关键时刻还得靠他解决问题，只要不过分，只能让他三分，忍他五分。西汉名臣汲黯，汉武帝评价他近乎古代的“社稷之臣”，是个本事大、脾气也大的人。凡是他瞧不起的人，与他说话时就假装耳背。三公九卿有过错，他当面指斥人家是小人。甚至皇帝也敢顶撞，一点不留面子。汉武帝召见文学儒者，“我欲云云”，口沫翻飞，正讲到兴头上，汲黯冷不丁插了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差点没把刘彻气晕过去。但是他好学、任侠、有气节、有操守，大家虽然不喜欢他的傲慢和狂放，却十分敬重他。汉武帝对臣下很倨傲，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卫青来见，他居然一边蹲厕所一边向卫青发布指示。但要是听说汲黯来见他，必然端整衣冠，一脸肃然。淮阳这个地方当时很乱，汉武帝准备派他去那里做地方官。他不愿去，就说我身体常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皇帝就很温和地劝他，朝廷就是想借一下先生的威名卧而治之。可见，人自重然后人方重之。只要有大节，人就是猖狂一点，也不会坏大事。

    不过，一个人纵然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包打天下，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毕竟做事要靠团队力量。如果太盛气凌人，变成了孤家寡人，则将一事无成。再严重一点，不仅难以成事，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刘备的两个搭档关羽、张飞，都是本事大脾气更大的人，结果都没有好的下场。关羽爱士卒而轻慢士大夫，手下的将领对他是既恨又惧。这边关羽正在攻打襄阳、樊城，那边坐镇老营的糜芳、士仁怕关羽回来寻个罪名收拾自己，干脆向吕蒙投降，搞得关羽如丧家之犬，被潘璋、马忠一路追杀，最后败走麦城，盖世英雄变成刀下之鬼。张飞善待士大夫而粗暴对待士卒，灌了几两黄汤就无端鞭笞士兵和下级军官。关羽失了荆州也掉了脑袋，刘备命令张飞出兵报复。大军未动，先被两个刚挨过毒打的手下军官割下头颅，献给曹操。据说张飞是睁着眼睛睡觉的，换了不知情的，慑于张飞的虎威，睡着了也不敢近他的身。但是，张飞的下级太了解他了，趁他酒后睁着眼睛酣睡，一刀取了首级。

    观察当今社会，我倒是感慨有本事的人也没有了脾气，渐渐地有本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实在是悲哀。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要允许有本事的人有点脾气。譬如，老虎占山为王，冲天一吼，山林回荡，百兽縠苏，野性十足。什么时候把老虎修理得没有了脾气，老虎就变身成了猫咪。现在的一些领导，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哪个敢不听招呼，玻璃小鞋伺候着。一来二去，劣币驱逐良币，受重用的大都是庸才。原来有点本事也有点血性的，慢慢地接受了教训，没有了棱角。诚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如果“八路”也不能容忍你有脾气呢？一言不合，拂袖而去，谈何容易！可惜的是，人没有点激情，没有点天马行空的狂妄，也不会有多少创造力。大家都没有了脾气，都走平庸的路数，社会也就没有多少活力了，就该来一场迅雷甚雨，彻底荡涤一下子了。

    （2007年5月）

    谁说忠孝不两全

    在我们的社会，有些很吓人的大道理，其实似是而非，不是真理，而是歪理，就看你是否认真地去想一想。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一例。

    与今天一些人不同，在古人那里，忠孝不但不对立，而且是忠孝一体，水乳交融。百善孝为先，孝甚至比忠更重要。研读《论语》和《孟子》等经典，我们会发现，“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思想是很讲天理人情的。孔子讲，仁者爱人，要由近及远，首先是孝悌，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才是忠君爱国。孟子希望人们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要求君子要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对待别人，并没有强求人们先去爱别人，再爱自家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入木三分，深知事不合常理则为妖。齐桓公春秋称霸时期，竖刁、易牙、开方来投奔，很受桓公宠信。管仲提醒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小人，不可接近。桓公说，可是这几个人都很爱我呀。管仲说，他们不是爱你，是爱他们自己，是有所企图。比如易牙，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却把儿子蒸了给你吃，这有悖人之常情。今后祸害齐国，并给你带来灾难的必然是他们几个。果不其然，在桓公晚年，儿子们为争夺国君的位置，互相攻打，临淄城里一片混乱。这几个小人一看时机到了，趁机把持了国家权柄，把齐桓公关在一座房子里，所有的门窗都封死，六合诸侯、权重天下的五霸之首，下场竟是被活活饿死。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孝道曾是中国的立国基石，也是个人的立身根本。不少朝代都标榜，“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两汉的皇帝除高祖外，孝惠、孝文、孝武、孝宣等，都是以孝字为号的。那时国家选士，秉持一个基本的信条，“忠臣必出于孝义之门”。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不爱，你还能希望他爱自己的邻居，爱自己的同胞，进而忠于朝廷和国家吗？国家选拔干部实行察举制度，先由地方官员逐级推举称为孝廉的年轻人，再由中央考察录用。这些“孝廉”，首先是以孝道闻名乡里，然后才是学有专长。在科举取士制度确立之前，这套制度还是比较开明先进的。西汉很好地坚持了这个制度，干部品质没有大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个朝代。东汉则因为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破坏了这套干部制度，用的多是不孝不忠之徒，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酿成了后来的三国之乱。以后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用人只看出身，遑论忠孝，此后二三百年兵连祸结，饥鸿遍野，神州陆沉，疮痍满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

    斯人已逝，古代君子的风采今天已不可见。但通过阅读文献，毕竟还能窥其一斑。遥想当年，古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必然都通达明理、耿介宽厚。他们懂得，为国家尽忠、就不能为父母尽孝的非常时期并不多。因此，为人子者需要尽孝时，古人会选择挂印归家，甚至某些人把尽孝放在尽忠前面，社会也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管仲打仗时，三次当了逃兵，有人以为是道德污点。鲍叔牙却说，管夷吾临阵脱逃，不是怕死，而是因为他家有老母，如果战死谁来侍奉呢？管仲听到后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齐桓公问管仲，仲父百年后鲍叔牙能不能代替您做宰相，管仲说不行。因为这个人是道德之士，崖岸高峻，眼里揉不下沙子，不能团结有缺点的人，居于机枢位置，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古仁人君子就是这样，论私交可以割头换颈，涉及国家社稷大事，绝不以私害公。那些衮衮诸公，拿国家公器当作礼物授予私人，以培植亲信，树立死党，面对古人，应该无地自容。当然，如果他们还会羞惭，就不会这样做了。

    东西两晋，司马家的皇帝，不是近乎弱智，就是类于禽兽，没几个好鸟。但晋武帝司马炎对一件事情的处理，却令人肃然起敬。有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人，对李密的《陈情表》都应该耳熟能详。西晋灭蜀后，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征犍为武阳人李密为太子洗马。放在今天，国家主席直接给一个小人物下聘书，要他到中央做官，还不得诚惶诚恐、彻夜失眠？但是，这个李密回复皇帝说，我要伺候重病的奶奶，不能去做这个官。李密抗旨不应征，本意是要侍奉祖母，还是看不惯司马氏的荒淫失道，不愿意为司马家族服务，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那篇不朽的文章确实言辞恳切，那片孝心石头人读了也会动容。他说，祖母刘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乌私情，愿乞终养。”司马炎看了这篇文章，没有再逼迫李密，或许是被李密的孝心感动，或许是李密必须尽孝的理由，足以给皇帝一个台阶下。这说明那时的社会舆论氛围，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能悍然剥夺人们尽孝的义务。这件事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司马炎贵为皇帝，热乎乎的脸颊贴上去，碰上的却是小人物的凉屁股，居然没有恼羞成怒，起码还有点度量和人情味，有几分可爱。

    宋代以来，理学大行其道，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思想的整体面貌由孔子那里的通达明理变得不近人情，由宽厚温和变得冰冷僵硬，由表里如一变得冬烘伪善。《二十四孝图》里讲的那些故事，有的很残忍甚至带有浓烈的血腥味道，如郭巨埋儿、王祥卧冰等，至于老莱子彩衣娱亲，干脆就是闹剧。可怕的是，宋明理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一千多年，这种偏执和僵化愈演愈烈。现代以来，虽然经过了一场风雷激荡的革命，理学的毒素仍然在人们的血液中流淌，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幸免。建国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国家和集体利益淹没了个人和家庭利益，客里空的大道理取代了人情事理，忠孝不能两全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走上了可怕的极端。各类媒体极尽无中生有、夸大渲染之能事，记者笔下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冰人、就是高烧。如某某先进人物为了工作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看望父母，某某劳动模范父母病危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云云。主人公或慷慨激昂，拼命表白没国哪有家，要大家就得舍掉小家；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爹呀娘呀，为了国家和工作，实在对不起你们了。每每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就像吃了苍蝇一样，并忍不住要发问：在和平建设的年代，有多少情况真正需要人们父母病危时，还必须坚持工作？人一生报效国家时间很长，真的就拿不出几天时间看看老父老母吗？有几个人的作用有那么重要，以至于离开几天就会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物，我看也不值得尊重。就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敢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不是有政治企图，就是骨子里冷血。

    走上社会以来，我坚守着一个原则，绝不同不孝之人做朋友。因为我担心与这样的人交朋友随时可能遭到暗算，倒霉时被他们落井下石。假使要我为国家选拔人才，除了坚持“四化”标准，我绝不会任用不孝之人。我断定，这些只爱自己的人，平时不会为人民鞠躬尽瘁，在祖国危急存亡之际只会争着当汉奸。如果遇到《墙头记》里的老大、老二一类人物，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述为革命鞠躬尽瘁的英雄事迹，即便不当面啐他，我也会像阮籍那样，用白眼珠看他。

    （2007年7月）

    精英意见和大众意见

    这几年，我读了美国作家约翰·格里森姆多部司法小说，对英美国家的司法体制有了一定感性认识。其中英美国家陪审团的组成原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我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深入思考。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定犯罪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不是由法官说了算，也不是法典说了算，而是由陪审团说了算。但是，这些陪审员必须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比如说卡车司机、餐馆服务员、小学教师、建筑工人、管子工等，而不能是所谓社会精英。这一点未必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和华盛顿的子孙们坚决认为，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民主、公平、正义的真谛，因为长期耳濡目染，沉淀于最普通大众的头脑中。是与非，善与恶，有罪和无罪，取决于普通民众作出的直观判断。相反，那些饱学之士和各种成功人士，则很容易形成偏见，失去公正判断能力。比如，在美国社会，有人认为博士就是通过长期学习和研究建立起偏见的人。因此，生死大事不能根据精英的意见做出定论，陪审员绝不能找博士、教授，也不能请大公司老板、政界要人、好莱坞明星。

    这种做法很让我感动，也引起了我很多联想。从孔子开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精英阶层漠视下层民众意见的传统，可谓由来已久。其实，精英们不明白，真理永远是朴素而简单的，真理最终掌握在普通老百姓手中。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政治、文化活动的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是真理。用大白话说就是：肚皮瘪着，其他都是扯淡。这个道理精英懂，老百姓更懂。因为他们的肚皮也会饿，而且饿肚皮的机会更多。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头脑足够清醒。毛泽东曾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共产党当年领导闹革命，振臂一呼，从者如云，星星之火最终成为燎原之势，就是因为农民明白，跟着共产党干，就能分到土地，不用再向地主交租子。我猜想，后来成为将军、元帅、高级领导人的许多老革命，当年并不一定懂得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很可能是听懂了跟着共产党有饭吃的小道理，扔下锄头镰刀操起了大刀长矛。建国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都是在伟大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可惜这些都是根据个别人或精英的意见搞起来的，就是忘了问问老百姓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尽管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些运动靠党的组织能力，凭借领袖的崇高威望，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推进，表面上功德圆满，但是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老百姓饿肚皮。结果，人民公社搞了20多年就散伙了，而不是像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唱的那样，“人民公社万年春”。对这段历史，我们至今还没有勇气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评价，但是老百姓早就作出了自己的评判。记得上小学时，村子里搞忆苦思甜，台上作报告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忘了干部的嘱咐，控诉起新社会来：“58年、60年那时候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决定中国不能再折腾了，应该好好搞经济建设，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电光石火30年，沧海一朝变桑田。国家综合实力空前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我以为邓小平作出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决策，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近了下层群众，了解了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和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真学习一下《邓小平文选》，我们会发现，里面讲的都是大白话，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完全能够理解。倒是那些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秀才们，把问题搞复杂了。一经他们上下其手，邓小平说的是什么反而搞不懂了。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大政策，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反映了老百姓的基本愿望，都是老百姓高兴、老百姓愿意的事情。国家的政策和群众的愿望相吻合，事情就好办。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一夜之间就搞定。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吃饭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没有几年，国家领导人一度听到粮食丰收的消息就犯愁。

    现在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还是搞的精英政治那一套，几个有硕士、博士头衔的家伙，拍拍脑袋就制定出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来。如果遭到抵触，他们就抱怨老百姓不明理、觉悟低，就一个接一个地开会，采取这措施那措施，强制贯彻执行。殊不知，你认为你英明，老百姓也认他的死理，虽然不敢硬抗，可以和你软磨。我奉劝身处高位、制定政策的人，不要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老百姓，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正确，老百姓都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可以断言，上边制定的政策，要是只有极少数人反对，可能是政策好，顶着不办的人糊涂；要是有两成人不乐意，这政策可能就有点问题了；要是一半以上的人都反对，肯定是政策本身很有问题。各级领导应该多读读邓小平的书，制定政策时多问问老百姓是怎样想的。如果还是几个自以为是的精英坐在办公室，吸着烟，喝着茶，吹着空调，敲敲电脑，天大的事就这样敲定了，我敢说，十个主意有九个半必定臭气冲天。

    再扯远一点，文学艺术领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什么样的作品是上等货色，什么样的作品是垃圾，不是作家、艺术家说了算，而是取决于大众的判断，要看大众喜欢不喜欢。作家、艺术家永远不要低估圈外人士的文化水平、艺术品位和欣赏能力，自己的作品受到冷落，就拿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来掩饰自己的低能。不少作家、艺术家不过是碰巧干了现在的行当，或者是只能干这个行当。事实上，我们国家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不少文化水平不高，与科学家和其他专家无法相比。其他行当中不少人不是干不了文学艺术，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干，比如从事了需要更高文化水平和更大创造力的科学事业和其他专业。外国的例子不说，苏步青的旧体诗当代中国几人能及？乔石书法的品位一般书法家岂能望其项背？都梁一个从商的人，这两年连续出版了《亮剑》、《血色浪漫》等小说，细节真实、故事好读、人物丰满，很受读者欢迎。这么多年，我们的职业作家写出了几本能让人记住、愿意重读的小说呢？作家、艺术家自视高明，低估大众的水平，鄙视大众的要求，文学艺术就只能在小圈子内循环，不但连累文学艺术走上穷途末路，自己的饭碗怕也会成为问题。

    （2007年8月）

    小聪明与大智慧

    有一个问题经常困惑着我：整体而言，西方人并不比我们中国人聪明。但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对人类思想宝库和科技进步的贡献远没有西方人大，几百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大道理别人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制度差别，使得西方人可以把心智都用在干事上，中国人则不得不把主要心思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西方人把有限的智慧用来做大事，中国人把天赋的聪明用来占取小便宜。说到底，西方人有的是大智慧，中国人有的只是小聪明。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坦率承认自利是人的本性。这在西方有深远的文化传统渊源。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自私的民众出卖了救世主耶稣，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更是罪上加罪。英国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指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利益。因此，西方政治学说强调，为了使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得到保护，必须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用制度和法律界定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规范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在这些法律和制度下，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既定的、清楚的，是我的跑不了，不是我的得不到，任何人不得侵犯别人的利益和权利，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惩罚。这样，人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努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可预见的，要想得到更大的利益，只有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好好工作得到更多收入。如果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则可以得到超过一般人的财富。所以，西方人欲求富贵，不是靠动坏心眼，耍小聪明，而是靠奋斗、靠创造。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西方人把全部智慧用在思想和创造上，必然是思想家群星灿烂，科技创新硕果累累，社会财富滚滚涌流。我以为，不把精力用在争权夺利，而用在干事上，这才是真聪明，大智慧。

    围绕性善还是性恶，中国人打了几千年的糊涂仗。对于如何规范人们的行为，界定人们的利益，也就难有准章程。现实告诉人们，必须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行为予以界定与规范，不然就要天下大乱。如何界定和规范？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法”，但法律规定从来不具有严肃性。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靠法治来管理国家和人民，已经是等而下之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服人，用圣人之道教化人民，靠人民的道德自律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然而，中国的圣人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连孔子的门生都承认难以窥其堂奥，也就很难做到。那么，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类的“小人”更搞不懂、也做不到了。儒家的道德要求极高而指向不确定，历代统治者又从来没有准备真心地把法律付诸实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律可以公然践踏，缺乏应有的约束力，这就是中国的制度特征。实际上，几千年来支配和调整人们行为的是潜规则，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利益边界十分模糊的社会，总有一部分社会“剩余收益”没有明确归属。于是，中国人就把主要心思用在争夺这部分社会剩余收益上。由于权和利相连，庙堂上、公府内，人们不是把聪明才智用在干事上，而是用在整人上，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种种黑幕，令人发指，官场就是一个角斗场。同样由于利益边界不清楚，老百姓用很大一部分心思盯着别人的腰包，想方设法占别人的便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古人慨叹，“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道是江头风波恶，不如人间行路难”。世道险恶，人心难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的聪明智慧大部分用在整人和提防被人整上，总想在社会现有财富中多分一杯羹，还能有多少智慧用在创造发明上？中国人尽管智商不低，也只能算是小聪明，不能算大智慧。中国思想、科技、经济不发达，不是天灾，是人祸。

    改革开放29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响箭离弦、势如奔马的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种发展势头能不能持续？官方和理论界一派乐观情绪。从制度改进的角度分析，我意不然。

    概括地分析，中国过去29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资源优势得到发挥，二是制度得到显著改进。中国原材料、土地、劳动力价格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使中国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不断扩大，发展空间日益拓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个人经济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社会生产活动是人与物的结合。物是死的，人是活的，物的作用有限，人的智慧不可穷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官员动脑筋推动经济发展的状况，把千千万万人的个人智慧注入社会财富的创造中，这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资源，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今人们对此认识还很不充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的情况今后都未可乐观。从资源方面看，在经济发达地区，可用于工业等非农用途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土地价格已成倍上涨。随着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日益上涨，依靠大量进口原材料的加工制造业生产成本快速提高。人为压低工资、不给工人买保险、提供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时代已经结束，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民工荒，今后劳动力价格将呈不断上涨趋势。可以说，中国资源价格低廉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今后的持续快速发展寄希望于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提供更加优越的制度。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结构、课程设置都不合理，大学生培养方向脱离社会需要，技能型人才严重缺乏，劳动者文化和技术素质普遍较低，有关方面对加强劳动技能培训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愿意在职工培训上花大钱。因此，中国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制度的改进就更艰难了。中国搞了二十几年改革，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官员也是常人，不是圣贤。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大关怀，大胆略，更是难乎其难。从根本制度的层面上说，要改变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的制度偏好，真正建立起用法律划分利益边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制度，就要冲破传统文化的桎梏。文化传统是几千年的积淀，已经深入人民的血液和骨髓，要改变这种文化定式，必须经历一个刮骨疗毒的痛苦过程。

    世界大势不可逆转，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人民必须作出历史的重大选择，抛弃过去的包袱，重塑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使我们的民族去掉小聪明，具有大智慧，停止窝里争斗，全力投身创造。

    （2007年8月）

    历史循环之殇

    恩格斯说过，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诚哉斯言！一个人摔个跟头并不可怕，但如果老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这个人脑子就可能有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犯错误也不可怕，但如果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就难免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智力是否健全。

    对我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变迁作一番历史的考察，我感到恩格斯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

    应该说，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除了古代雅典有过一个短暂的贵族民主时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直比中国落后。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实行政教合一，教会不仅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且统治着世俗社会。那时欧洲的经济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政治氛围使人窒息。国王从教会手中夺回政治权力后直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国家的君主和官吏事实上仍然是世袭的。而早在隋唐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使得人们社会地位的纵向变化成为可能，社会结构具有一定弹性。政治制度的相对开明，使中国社会远比西方社会有活力，经济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出现过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那时的长安城里，万国衣冠，车水马龙，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今天的美国相比。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里曾经无比羡慕地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敢于把权杖交给诗人和文学家，也只有中国人把诗人的桂冠看得比宰相的权杖更神圣。

    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也好，说是西方人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大彻大悟也好，总之，西方政治家和人民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近代以来彻底砸碎了旧制度，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商人控制的国会，就对国王的权力实行了有效的限制，变“君权神授”为“君权民授”。国王的所作所为一旦超出边界，就会碰到市民社会组成的铜墙铁壁。18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人民遵循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念，普遍建立了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国家权力机构由选举产生，并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立、相互制约。稍后实现独立的美国，也按照民主的法律和精神原则，建立了联邦制国家。

    要而言之，民主制度的真谛有二：一曰国家权力核心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所有，排除了一些人通过兵变、阴谋等手段走上权力巅峰的可能性，避免了政府产生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国家权力首先受到广大民众的制约，权力不能变成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手段。因为，既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能够把一个人推向权力顶峰，也能把一个人从权力的顶峰拉下来。二曰任何一个人的权力都有明确边界，谁都不拥有无限权力，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再也不系在一个人的裤腰带上，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愚蠢和荒淫，使整个国家和人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告诉人们，制度也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源。民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可以说，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合理、最先进的制度。自从建立了民主制度，几百年来，西方各国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经济、科技、文化迅速发展，转眼之间就实现了化蛹为蝶的根本变化，一个个蕞尔小国变成了雄视天下的列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一百年中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所以，温斯顿·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在更好的制度产生以前，我要拿生命来捍卫她。”

    与民主制度相比，封建专制制度绝对是一种糟糕的制度。这种制度坏就坏在：一、国家权力过于集中，朕即天下，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二、皇帝可以世袭。在这样的制度下，天下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了一个好皇帝。如果碰巧皇帝英明，老百姓算是撞上了大运；如果皇帝是一个混蛋，那就活该老百姓倒霉。翻遍二十四史，也就是汉文、汉景、唐宗、宋祖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好皇帝，相反大多数皇帝不是痴儿，就是畜生。两晋南北朝时，朝代如走马灯一样变换，除了开国皇帝还马马虎虎，他们的后代们真是黄鼠狼生鼬子——一窝不如一窝。司马家的皇帝不少根本就是弱智，刘宋的皇帝除了武帝刘裕，一个比一个荒淫残暴。一个他爹的灵堂还没有撤掉，就找来乐队和先皇的妃子，昼夜狂欢宣淫；一个强迫所有的姑姑、嫂子、弟妹、姐妹陪自己睡觉；一个整天带领一帮太监侍卫挽弓挟弹出宫找乐，不仅见到猪狗牛羊全部射杀，甚至拿行人当靶子。老百姓听说皇帝出来了，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明朝的皇帝们更邪门，一个皇帝把全部狂热投入做木匠活，拥有全国工具最齐全的木艺工作室；一个热衷于在皇宫里开办集市，自己亲自拿起杆秤当小贩；一个长达20年不理朝政，谁提意见就打谁的屁股……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一个王朝的统治时期，老百姓总共也没有几年好日子过。根本不适合做皇帝的人做皇帝，是皇帝本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这样的制度还不应该彻底砸烂它！然而不，几千年来中国人想的不是改变这种制度，而是“彼可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吼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还有潜台词，皇帝轮着做，明年到俺家。泥脚杆子都敢做皇帝梦，王子王孙、军阀大臣黄袍加身的愿望就更迫切了。同样是先皇血脉、凤子龙孙，为什么你高高在上端坐龙椅，我在下面撅着屁股磕头？将军宰相看多了皇帝的昏庸无能，看见早就变成了自己手中玩偶或者还在吃奶的皇帝心中就不平，老子就不能从导演变成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由于谁坐龙椅实际上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事实上是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那些职业皇帝，花天酒地、斗鸡走狗内行，治国理民一窍不通，结果搞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再赶上老天爷不帮忙，遇上蝗灾旱涝，颗粒无收，穷人活不下去了，一人振臂一呼，天下揭竿而起，转瞬间大厦倾倒，皇帝首先掉脑袋。对皇帝的更大威胁来自朝廷。一部中国历史，充满了宫廷阴谋和血腥绞杀，皇帝有好下场的不多。南朝齐高帝篡宋时，宋顺帝吓得躲在佛盖下不肯出来。箫道成的主要帮手王敬则毫不客气地把小皇帝拖出来。小皇帝可怜巴巴地问：“欲见杀乎？”王敬则说：“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小皇帝明白，这就是要他脑袋搬家了，于是说出了那句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农民起义也好，宫廷政变也好，中国几千年虽然付出了一次次赤地千里、流血漂橹的沉重代价，不过是朝代的更换，走了一个李皇帝、刘皇帝，来了一个朱皇帝、赵皇帝，并没有换来社会制度的进步，老百姓的血算是白流了。金观涛、刘青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本书的简写本《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列入了畅销书《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学术界以及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过一段看似翻天覆地的大动荡，一个强大的自组织系统会重新建立起被打乱的封建秩序。这说明，我们几千年只是重复历史，但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训，变得更聪明一点。

    也许你可以搬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驳斥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新制度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还不具备。那么我也懂一点历史唯物主义：远在明朝中叶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长起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即便当时条件不具备，现在是什么时代条件？我们现在的制度中历史遗产还少吗？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认识到了专制制度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但却不能抛弃专制制度而选择民主制度，绝对与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关。由于宗教原因，西方人有所畏惧，他们畏惧上帝的惩罚，畏惧最终的道德律令；他们有着形而上的追求，可以为上帝献身，也可以为他人献身，在关键时候可以作出超越功利的选择。而我们中国人畏惧什么呢？传统上，中国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远低于宗教的道德约束。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永远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国人很难作出超出功利的重大选择。

    历史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的。一个国家杰出人物的选择很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性格。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实行独裁制度的可能不是没有。作为开国之父和美国英雄，华盛顿的威望和崇高地位无人可以企及。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把总统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然后传给乔治家后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国家获得独立和平时，不待任期届满，华盛顿毫不犹豫地交出权杖，回到老家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马耕田，过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就是因为这种真正的大智大勇，巩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传统，还给美国留下了总统任职时间不得超过两届的铁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华盛顿等人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大智慧，还需要大关怀、大慈悲。对他们的这些举动，我推想到现在不少中国人仍不能理解，那不是人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悲剧。

    请不要相信国情一类的高论。如果人们不愿改变现状，昨天的基本国情就永远是今天和明天的基本国情。根本制度领域的变革，是智慧问题，也是胆略问题，更是政治品格问题，需要仁智勇兼备，而与国情云云无干。

    （2007年8月）

    失落的品位

    哲学家说，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说，没有品位的生活不叫生活，只能算是活着。精神品位的失落，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堕落。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到北京工作时，虽然是从一个大城市毕业来到另一个更大的城市，但还是感觉自己土。那时北京年轻人的时髦穿着也是一身军装，但人家举止从容，谈吐优雅，业余生活是听交响乐、看画展和话剧。提到北岛、舒婷、列宾、贝多芬，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从鲁西南偏远的乡村走出来，连简谱都不识，一根抛物线都画不圆滑，别人高谈阔论时，我只能当听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北京一些年轻人对西方古典音乐和美术等艺术的了解，也许不过是皮毛而已，更多的是追求时髦，但表明那时的社会风尚是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即便是附庸风雅，也远比附庸下流值得尊敬和令人向往。

    我们没有必要为出身农家而自卑，也大可不必为自己的无知而自豪，还是要见贤思齐，不懂就学。那几年，我买了不少音乐、美术书籍和交响乐磁带，空下来经常翻翻听听，周末则呼朋唤友去美术馆、音乐厅、剧场接受启蒙教育。那时我差不多一个月到红塔礼堂听一次交响音乐会，听说中国美术馆有重要的展览就赶去参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几乎都看了。经过这样一通恶补，居然慢慢懂得了一些门道，培养起了一点对美术、音乐的兴趣。坐在音乐厅里，被雄浑辉煌或华丽轻柔的旋律紧紧包围，已经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全身心融入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海雨天风激荡而来，深信人横竖不屈服，就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合唱部分，我这个无神论者，心头也会涌起宗教般的神圣情感。看完《茶馆》第一幕，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等大师的艺术阐释，使你斩钉截铁地相信，清王朝已经烂透了，它如果再不灭亡，天理都不容！人首先要谋生，工作不等于爱好。所幸我还有对文学和音乐、美术等艺术的喜爱，保留了一片自由的精神空间，使得生活不仅仅是劳作，还有愉悦和享受。现在收入高了，房子大了，但多了些忙乱，少了点情趣，精神生活反而比过去稀薄和苍白。回到过去的生活，我也不愿意。但那一个时期清贫而优雅的生活，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仍然让我留恋。

    近来于丹在电视上讲《论语》和《庄子》，盛况空前，收视率飙升，一夜之间成了明星。有人放言，这是传统道德精神复兴的征兆，真是傻子说疯话。往者已矣！中国人高贵的精神品质从春秋连绵无义战、诸侯弃王道而行霸道开始，就无可挽回地式微了，如今剩下的只有鲁迅先生揭示的国民性。奴性重，爱从众，就是种种积习之一端。《法门寺》里的贾桂，老爷请他坐，他说奴才站惯了。也有那不安分的梗着脖子吼道，凭什么他比老子富，抢他狗日的！大伙说，大哥挑头，咱就干他娘的！几千年的历史，有多少朝代，就有多少次财富大洗牌。这就有了今天的故事。邓小平一拍桌子，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中国要开放。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中国人突然发现，原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不仅用不着我们去解放，不少早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进入我们过去描绘的“社会主义天堂”了。邻居是阔佬可以去偷去抢，可恨美国、日本路太远，咱们手太短，奴性就表现为盲目性——外国月亮比中国圆，人家流行的都是好东西。充其量是好莱坞娱乐电影末流的香港电影充斥银幕和荧屏，少男少女得到刘德华等港台明星签名，比当年和毛主席握手还要受宠若惊。东边的日本卡通书流行，我们这边索性也不读中国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都改读漫画了。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男男女女，夜夜笙歌，如醉如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各种传媒打着贴近观众的幌子，其实自己品位就高不到哪里去，花样翻新，推波助澜，“超女”、“快男”大比拼，海选“红楼梦中人”，吸引了观众眼球，更聚敛了巨额钱财。国家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节目一年不如一年，早就没人陪着熬夜，变成电视台一伙自恋狂自己跟自己玩了。

    不同的艺术各有特点，人们不应该要求紫罗兰和玫瑰花散发同样的芬芳。不同的人各有偏好，谁也没有权力居高临下，代替别人选择喜欢哪种艺术。但是，艺术的品位毕竟有高下之分。大众艺术只能给予人们感官刺激，是一种宣泄，而高雅艺术可以陶冶情操，帮助人们认识人生、认识世界。如果说大众艺术是白开水，只能解渴，那么高雅艺术就是醇酒清茶，余香满颊，回味绵长。流行音乐可以在街头、酒吧演出，绝对登不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和林肯艺术中心这样的大雅之堂。我们的青年喜欢西方大众艺术没有什么错，但也不应该拒绝高雅艺术。西方不少年轻人迷恋摇滚、爵士、披头士、迪斯科，喜欢在地铁涂鸦，同时可能也是歌剧、交响乐和文艺复兴画派的爱好者。人穷，不能自甘堕落，也要不失优雅和高贵；富了，更要提升文化和精神品位，田舍翁和暴发户的嘴脸最可憎。看过电影《教父》已经十几年，其中的一个场景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最贫瘠的西西里岛，年轻人多数到大洋彼岸迫寻美国梦去了，再加上黑手党的压榨盘剥，西西里人生活极其贫寒。然而，在迈克尔和阿波洛尼亚举行婚礼时，那些平时衣衫褴褛的山民，都穿上整洁的西装和礼服，还居然组织起一支管弦乐队，吹吹打打把新郎新娘送到教堂。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新郎新娘在小乐队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观众和着节拍忘情于音乐和舞蹈中。那时西西里的老百姓也很穷，人家没有失去体面和品位，今天达·芬奇、威尔第、帕格尼尼、帕瓦罗蒂仍是意大利人的骄傲，没有被西方世界遗忘和抛弃。

    子贡当了外交官后，驷马高车、仆从如云，去看居住在破屋陋巷的原宪。哎呀，你老兄怎么还这样穷呀！原宪冷冷地说，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上，我按照老师的教导做一个君子，不去帮那些诸侯杀人掠地，顶多算是贫，哪来的穷啊。时间之川，日夜奔流，泥沙俱下，淘汰的不尽是糟粕，留下的也不都是精华。哲人其萎，世风浮华，是时代的大悲哀，思之黯然神伤，也很无奈。我辈草木之人，议论世事尽可以言辞滔滔，终究不过如风吹浮云，了无痕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个人一己之力改变不了历史运行的轨迹。但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好自为之，不被大众裹挟，不被潮流左右，看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真正地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2007年9月）

    向往没有英雄的年代

    男人都有英雄情结，但不是英雄越多越好，这要看是哪种场合、哪个时候的英雄。面对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志士仁人，拔剑而起，以身许国，慷慨赴义，这样的英雄越多越好。一个国家和民族萁豆相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猫变成虎，虫化为龙，这样的英雄越少越好。

    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辈出的时代，必是天下大乱的年代。春秋无义战，列国多名将。在齐有穰苴、孙膑、田单，在赵有廉颇、赵奢、李牧，在秦有白起、王翦父子，在燕有乐毅，在楚有吴起，在吴有孙武。他们或勇冠三军，气势如虹；或决胜千里，庙算必中；或文武兼备，举重若轻；或临危不乱，绝地取胜。秦末天下逐鹿，英雄风云际会，既有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也有淮阴侯韩信连百万之众，燕赵、三齐，唾手而定。“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国时代不仅有辛弃疾热烈歌颂的碧眼儿孙权，山东首义，官渡灭袁，东征乌桓，曹操堪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连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刘备，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也算是一条好汉。安史之乱，力挽狂澜，出了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哥舒翰等。不说郭、李，就说后来不得已向叛军投降的哥舒翰，当时也是名头响得如炸雷似的人物。且看杜甫如何描写他的神勇：“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是不要忘了，英雄扬名立万的时代，也正是老百姓灾难最深重的年头。历史上关于战乱年代人民流离失所甚至易子而食、爨骨而炊的记载不绝于书。中国过去没有统计制度，每次战乱死了多少人，我们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据史料记载，东汉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近3000万，而到了三国末期中原人口只剩下800万！“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辞便工。”毕竟文人没有大怀抱，这个见地还不够深刻。还要看到，沧海横流，天下大乱，是龙争虎斗、英雄纵横的舞台，更是国家和人民苦难的渊薮。

    几千年来，人们醉心于令人血脉贲张的英雄史诗，忽视了战火硝烟中普通人民的水深火热。幸好由于诗人对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怀，使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幅乱世图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饮马长城窟行》、《战城南》等乐府诗，以苍凉的笔调写尽了人民因战争抛妻别子、有家难回的惨状。曹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诗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兵荒马乱年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与曹操同时代的蔡文姬被匈奴裹挟，在胡地生活了十几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她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现在读来仍有巨大的悲剧力量。郭子仪等人因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建功立业，大诗人杜甫却因贫病交加、颠沛流离，写下了著名的现实主义诗歌《三吏》、《三别》；李白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西上莲花山，高揖卫叔卿，游仙梦醒，也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俯视洛阳川，麻麻走胡兵。流血涂原野，豺狼尽冠缨。”

    历史上的英雄，都说自己定天下、建功业是天命所归，是前生定数。这才真是鬼吹灯。杜甫在《过昭陵》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乾坤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什么风姿龙貌，天潢贵胄，大家原来都是趁着天下大乱，铤而走险的土匪。不过是这一帮草寇人多、兵多、胳膊粗，灭了另一帮草寇，然后沐猴而冠罢了。刘邦布衣得天下，算是英雄了得。阮籍凭吊广武古战场时却不以为然，冷冷甩下一句“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人们对同一件事情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有时强调皇家正统，有时强调英雄不问出身。在东方，窃国者王，窃钩者诛；在西方，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100万人是征服者。总之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侯之门，仁义存”。但是，不管帮闲文人如何为统治者粉饰，即使在正史中，英雄业绩也散发着浓重的血腥气。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大将，个个都是杀人魔王。读历史，大战之前主将总要杀人祭旗。其实有没有人违犯军纪并不重要，关键是主帅需要借人头来立威，就看哪个倒霉蛋撞到枪口上了。读历史，我们也看多了屠城和杀俘的故事。马服君赵奢，据史书的描写，智勇兼备还在廉颇之上。然而他的儿子赵括，只会纸上谈兵，真应了海涅说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但是赵王当时脑子确实进了水，居然用他代替廉颇为将。秦国这边却暗中换了统帅，由武安君白起执掌兵符。白起是什么人？当时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说：“白起，小竖子耳！”那是夜入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真实情况是，掐着指头数，山东六国能和白起战个平手的将军不过寥寥三两人。孺子赵括听说对手是武安君，自己先就吓破了胆。结果长平一战，40万赵军成了俘虏。白起这人真够心狠手辣，一夜之间把40万赵军全部坑杀。项羽不仅喜欢烧房子，阿房宫一把大火，三个月熊熊不熄，杀人效率也很高，一夜就干掉了几十万秦国战俘。杀人是张献忠这个人一生的最爱。他发过一封“诏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可奉天，杀！杀！杀！”攻占蜀地后，他下命令所有秀才都来参加考试。结果几万人都考中了：一次一个拉到河边全部砍掉。他在四川可以说是杀人如麻，据说一次砍掉的人头堆成了好几座小山。经过老张屠蜀，当时的四川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已经没有多少人烟了。清初朝廷不得不大规模移民，这就是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边是大将军鞭敲金蹬响，人唱凯歌还，一边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君不见，古战场，夜半磷火，闪烁明灭，河水呜咽，秋风歌哭，那是无名战士的冤魂在控诉、在诅咒。

    千万不要以为天下安定了，英雄就会谢幕。事实上，剧情的发展远没有达到高潮。老子硬是挥舞刀枪打下了一片锦绣江山，那些和自己一起耍过刀子的老哥们最清楚不过了，他们会不会把这戏再演一遍？你可以搞一个“陈桥兵变”，他为何不可以也来一个“黄袍加身”？于是，功臣们以为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死期到了。东汉和宋朝的开国功臣们该庆幸遇到了汉光武帝和宋太祖。刘秀与功臣们联姻，利用裙带关系笼络自己的老弟兄，云台十八将基本得到了善终。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转眼之间，千军万马的统帅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醇酒加妇人，快活后半生，毕竟没有白替赵官家卖命。刘秀、赵匡胤对待功臣旧将的做法，是中国封建社会闪烁过的微弱的人性之光，其他朝代的元勋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家破，谋臣亡”，身死、抄家、灭门，下场几乎是一个版本。开读明史我们看到，朱元璋替子孙们打算，把“枣树枝上的刺”都捋掉了。尽管徐达和他是儿女亲家，并再三表示没有任何野心，朱皇帝还是没有放过他。明知徐达背上生疮，却派人送去一只蒸鹅。当晚徐达就背疮发作，一代名将就这样呜呼哀哉了。但是，聪明绝顶的朱元璋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对王朝的威胁会是自己的儿子。到燕王朱棣起兵时，朝廷已经没有能够打仗的将军了，只能派绣花枕头李景隆去胡乱应付了。

    如果以为革命胜利后，倒霉的只有开国元勋，那大家又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历史铁律。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偏偏自己中了头彩，他们早就高烧46度，极度自恋和膨胀，老子永远正确，没有谁能挡得住他们胡闹。远的我们不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不就在昨天吗？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就硬被归了大堆，私营工商企业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营，15年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粮食亩产要超万斤、10万斤，几十万知识分子一句话就变成了敌人。可悲的是，尽管高产卫星不断上天，却不能当饭吃。

    所以，向往和崇拜英雄，那是不懂历史，是无知，是糊涂。我宁愿生活在和平岁月，柴米油盐酱醋茶，平平凡凡过一生，也不愿生在一个遍地英雄的时代，为他人万世流芳做垫脚石，抑或成为站在死人堆上的鸟英雄。“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我相信老百姓也渴望男耕女织、夕眠晨起，而不愿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去成全英雄们的梦想。让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都见鬼去吧，为个人计，为天下苍生计，我向往没有英雄的年代。

    （2007年10月）

    关于政治家的考证

    听到有些大人物在台上动辄“作为政治家”云云，我在台下就忍不住要跳起来：“也不称一称自己几斤几两，你懂什么叫政治家？”

    在英语中，有stateman与politician之分。前者译成中文是政治家，后者是政客。不要看一字之差，实则有天壤之别。说到政治家，在西方近乎中国的圣人，而政客则是人们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有一则西方笑话说：有一天，医生、律师、政客三人结伴同行。走到一家农舍时，天色已晚，他们请求农民借宿一晚。农民答应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家里只有两张空床，你们其中一位必须住在马厩里。医生说那我住马厩吧。不到半个小时，医生跑了出来，说那里面实在太臭了，我真的坚持不住了。律师说，医生讲究就是多，我住马厩吧。不到20分钟，律师也跑出来了，说我也受不了啦。政客说，没有办法，只好我住马厩了。不到10分钟，几匹马都挣断缰绳跑了出来，说这位先生太臭了，再过一会我们哥几个就要疯掉了。

    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称为政治家。但是，到底什么是政治家，要说清楚并不容易。近读叶嘉莹教授“迦陵说诗”系列，书中关于孟子对圣人的诠释，对我们搞清楚什么是政治家很有启发。依照孟夫子的看法，圣人有三类：一种是圣之清者。他们为追求道德品格的完美，保持自己的清白，宁愿舍弃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决不与坏的政府合作。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南山、躬耕而食的陶渊明，可以归入圣之清者。第二种是圣之任者。他们悲天悯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有很强的责任感。对他们而言，能够实现我的理想，能够使我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最重要。即使政治很黑暗，最高执政是混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可以与他们周旋，至于个人道德上的清白与声名可以不顾及。譬如，伊尹生在夏朝最后一个暴君夏桀的时代，那时商汤将要起来革命。据说伊尹曾“五就汤，五就桀”，要求得到任用，暴君明君都可以服务，目的都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五代的冯道，曾在五个朝代任职，历史上著名的不倒翁，名声很不好。但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冯道在那里苦苦支撑，中原人民遭到的祸害更大。他们两位可以算是圣之任者。第三种是圣之时者。他们审于时势，明于进退，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条件允许就激流勇进，干一番事业；政治败坏，无可挽回，就急流勇退，退隐山林，不去蹚浑水。用这个标准衡量，孔子不懂得滔滔者天下大势，顺者昌、逆者亡，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已是不可逆转，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却不能算是政治家。

    如果一定要把以上三类圣者与政治家对号入座，第二类似乎与政治家比较接近，但还不是政治家。我以为兼具三类圣者的品格才算是政治家，他们既应该具有大道德，也应该具有大慈悲、大关怀，还应该具有大魄力、大智慧。用这个标准衡量，古今中外，堪称政治家的就寥寥无几了。在中国古代，说起圣人，公认的也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几位。所以，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斯时当有名世者。”身居高位，权倾一时，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就大言不惭地自封为政治家，这就像大庭广众之下露出了屁股而不自知，未免让人齿寒，成为笑柄。

    上面为政治家做这一番正名文章，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读了这篇文章的人，不要轻易再以政治家标榜，以免贻笑大方；二是想给从政者树立一个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做不成政治家，也要努力做一个好官，而不要做一个坏的政客。

    中国人的思维传统，凡事马马虎虎，也就没有系统的国家理论。古代中国士人苦读经史子集、五坟八典，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救民水火。西方人凡事较真，有一套系统的国家理论。这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商品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矛盾冲突随之越来越尖锐。这时要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一靠利益相关者之间签订契约，二靠一个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来调整、规范各种利益关系，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个超越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就是国家。西方现代国家政权的早期雏形，是由一个区域内的大众公推有恒产、有名望的人士负责社会事务的管理工作，社区给他们象征性的报酬。那些负责社会事务管理的人士则把大众的信任视为荣誉，甘心情愿地为大众尽义务。后来，西方国家政治理论和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但基本原则没有变。由此看来，从政第一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第二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第三道德要求很高。因此，从政必须遵守三个铁律。

    一曰耐得住清贫，不能为发财而做官。古今中外，做官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发财的职业。要想发财，最好学温州人去经商。不要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民富国强如美利坚，总统年收入也不过20几万美元，顶不上公司大老板收入的零头。但是，官员手里有权力，社会地位高，没有失业风险，退休了还有养老、医疗保险，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鱼肉熊掌都要得到。其实，钱只有花掉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堆废纸或数字符号。前几年，有一个段子在手机上广为流传，说当官的烟酒基本靠送，吃饭基本靠供，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真不知道他们还要钱干什么。可是这些年来，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仍然是前仆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受贿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以亿计。就是因为这些对于官员来说毫无用处的废纸和数字符号，一旦东窗事发，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断送了多少政治明星的一生。依我看，要使贪官少一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官员中普及一点经济学常识也需要。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风险——收益分析。贪污受贿固然收益很大，但风险更大。一旦伸手被捉，财产没收，丧失自由，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进行收益风险分析，是不划算的。有些古人虽然没有读过经济学，这个道理比今人想得还清楚。东汉时一个做刺史的喜欢吃鱼，有人就拿了几条鱼给他送到家里。他坚决不接受，说国家按时给我俸禄，我每天都可以吃鱼。如果我接受了你送的鱼，有可能以后根本就吃不上鱼。为了每天能吃上鱼，请你把鱼拿回去。

    二曰必须为事而官，不能为官而官。做官不能发财暴富，也不能风流自许，那图什么？无须讳言，当官就是图名。西方思想家从人性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都是自私的，人们努力奋斗都是为了实现个人不同的欲望。公司越做越大，体现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慈善家捐款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给予的喜悦大于索取；官员把国家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青史留名。太史公就说过：“君子疾没世而不闻。”官员要留下美名，就要为事而官，利用手中权力多做事，做好事。不能为官而官，钻营打探，不择手段，做了官或尸位素餐，或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留下骂名。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们先人的理想是致君尧舜，救民水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众人睛，一杆秤。历史上为民众做了功德事的官员，现在人民也没有忘记。对国家民族犯下罪恶的，到现在人民也没有原谅他们。有一年我去杭州，在岳飞庙看到游人纷纷对秦桧和王氏的塑像吐唾沫，面对岳飞的铜像则肃立致敬和跪倒膜拜。清代有一则笔记记载：某仕宦人家来了几个客人，家里几个顽童在院子里戏耍打闹，搞得家里鸡飞狗跳。夫人没有办法，扔了几个铜钱，让他们到附近茶坊听说书。当听到秦桧的奸佞事，几个小家伙就咬牙跺脚；听到岳飞遇害一节，孩子们一齐唏嘘流涕。

    三曰要严于律己，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社会对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要求就是不一样。在中国，有“春秋责备贤者”的传统。在国外，老板养情人，朋克吸白粉，演员同性恋，那是个人自由。州长、部长、国会议员干了这类龌龊事，立刻就是轩然大波，媒体会揪住不放，穷追猛打。换了别人和莱温斯基吊膀子，人们会说，哇！这样靓的妹妹都喜欢你，哥们好有魅力呀！克林顿就得三番五次作检查，美国人民才放他过关。共产党进城前，毛主席曾经警告党内同志，要经得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现在官员面对的是糖弹、金弹加肉弹的轮番攻击。中国发展商品经济以来，西风东渐，香花毒草一齐进来，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充满了各种诱惑。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为了得到形形色色的利益，无不瞄准官员手中的权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贪财的，他给你送钱；贪色的，他给你美女；附庸风雅的，他给你送名人字画。面对种种诱惑，公职人员就必须心如止水，油盐不进，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这样说来，当官岂不是倒霉蛋吗！没有办法，公职人员是社会精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一般老百姓道德水平低还可以教育，社会精英集体堕落，国家和社会就等于患了恶性肿瘤，不可救药了。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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