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的时代特色
在全球化浪潮中，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的主题依旧是和平与发展，整个世界大局相对稳定，各种利益更加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各种思潮相互交锋，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人类步入风险与机遇并存、压力与动力相伴、稳定与发展相继的新时代。
一 世界深刻变革中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正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不仅竭力维护和扩大于他们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千方百计图谋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未来科学技术引发的重大创新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进一步发生深刻变革，必然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在政治上，世界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去中心化和全球化重心的位移，大国关系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和相互制约，发展模式多元化和文明多元性，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和经济政治区域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发展新表现，凭借资本、信息的全球渗透，极力推广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到处扇风，制造混乱，推行“颜色革命”，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基本态势。在国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泱泱大国正在崛起。这给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力量，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借鉴，但也遭到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围攻和责难。国际上出现了唱衰中国的各种论调。其中以“中国威胁论”最为出名。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崛起，危及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殃及普世价值的推广。也有的把中国发展中出现和存在的问题加以夸大，认为中国必然会走向崩溃。“中国崩溃论”随之出炉。在发现唱不衰中国后，又提出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责任。于是“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又提了出来，都想给中国发展造成一种不和谐、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国内，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且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还存在躲不掉、绕不开的政治难题。民主渠道不畅，人才选用机制不健全，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现象时有出现，社会监督乏力，权力腐败渗透到各个权力机关，呈高位蔓延之势。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这就需要我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经济上，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当今的发展使全球性经济发展失衡更加严重。全球化在进行全球市场资源再分配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进程更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它们掌握着制定和实施全球化原则，主导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从而处于强势地位，其国家利益和意志能在国际规则中得到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是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处于不平等的竞争起点和地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劣势集团，其自身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地位，也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强势快速的增长，GDP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神话，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粗放型的，是靠廉价出卖国有、集体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过快的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环境遭破坏，经济很难持续发展。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通胀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通胀率太高了就会出问题。因而反通胀也成为2011年宏观上调控的重要举措。二是结构失衡压力加大。结构失衡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结构的失衡，表现为出口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其二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收入与利润所占比重过高，居民个人收入比重偏低。其三是各产业之间的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短缺与剩余并存。在有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有些产业却严重发展不足。三是增长速度下滑，压力增大。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现明显乏力的趋向。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欧盟和美国，由于西方经济低迷和债务危机，它们都在调整增长方式，这就必然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而我国出口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长。我国2009年以4万亿元国家投资而拉动的实物社会投资达13万亿元之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些投资项目2011年就基本上进入了投资结束期。如果没有新的投资增长，没有新消费跟进，就必然引发增长速度下滑。我国现在消费拉力大约占有1/3的份额。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衡，收入差别增大，超过了世界警戒线，大多数人无钱消费，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要用于防止重大疾病和养老，因为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还不够完善。而极少数暴发户已消费得差不多了，整个社会消费的拉动力明显不足。所以，我国经济面临转方式、反通胀、调结构、保增长的压力，需要我们在经济改革中进一步理顺关系，完善机制，促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文化上，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域，可以跨国、跨地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更新现代文化的传播手段和管理经验，促进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既可以使不同文明的互相认同感得到增强，国际文化合作日益拓展，也可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增强本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掌握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主动权。特别是全球网络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可以分享世界各国灿烂文化，可以直接参与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创造。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锋深刻复杂，各国文化汹涌而至，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冲击，人们面对斑驳陆离的文化图景，对本民族文化家园的认识变得日益模糊，以致“我是谁”都成了问题，最终导致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和价值取向发生倾斜，对整个民族持续和长远发展带来灾难。特别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展，他们利用高科技传播手段，运用电影、电视、网络、书刊等多种途径，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极力推广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和生活方式，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同时，又利用高科技手段，抑制有悖于它的价值观念的文化传播，贬低和丑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从世界文化格局来看，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华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中文文献在世界互联网上的比重明显偏少，文化产业才开始起步，在世界文化产业份额中所占比重也较小。这些都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威胁。就国内而言，新世纪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成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正式启动了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政府出面招标组织了一些重大的抢救性文化项目，如马克思主义工程项目的启动，我国清史的修订与整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一大批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正在开发、挖掘和整理，一批批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精品力作脱颖而出。讴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火热实践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介绍异国风情的文化大餐也纷至沓来，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享受改革开放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正在显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正在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方兴未艾。在我国文化发展生机盎然的今天，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东西，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良莠不分，把已经被取缔甚至早为人们所唾弃的糟粕文化重新翻了出来，披上现代的外衣，来毒害人们。一些人对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作品，甚至明显丑化和贬低中华文化的书籍、影片也赞不绝口，全盘接受；一些人信仰迷失，价值观念扭曲，成了市场经济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俘虏。因此，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快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培育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努力掌握文化传播的高科技手段和管理经验，用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占领阵地，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主导和引领多元价值观，抵御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的渗透，用先进的中华文化来激励人们，鼓舞人们，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升人民公仆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均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和广大公仆面前。落实从严治党、增强人民公仆拒腐防变的能力比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因此，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361]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积极谋求快速发展。和平、合作、发展汇成时代洪流，推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胡锦涛洞察这一历史潮流，指出：“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展，但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更加重视谈判解决争端。”“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尽管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贫穷和饥饿仍在不少国家肆虐，但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减少贫困、促进发展的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他的论断是：“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胡锦涛认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为实现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建设和谐世界具备了客观现实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为“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此后，胡锦涛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完善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抓住和平、发展、合作这一时代主题，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为世界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为崇高使命，是对人类传统和谐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弘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划时代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是胡锦涛时代观的核心内涵。
在经济上，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战后以来，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矛盾和难题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被摆在了各国政务国务的突出位置。然而，世界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发展之谜”亟待揭开。胡锦涛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要害和根本出发，主张各国超越传统观念，树立与时代变革相适应的新的时代思维，其精义是“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发展应该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及其结果，使信息、观念、人、资源、资本和产品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容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和国家认识世界及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着眼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发展越来越呈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系统效应，胡锦涛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赢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努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共同发展；要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不断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要在合作中照顾彼此正当利益，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在发展模式上，要相互尊重。胡锦涛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对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应当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
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彻底打破，地球村意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愈加深重地承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灾害性后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08年4月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因全球经济金融深度融合而迅速发展为自1929年以来全球经历的最严重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金融危机。2009年春墨西哥和美国又发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甲型H1N1流感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范围在0.7%～4.8%。正是鉴于种种风险莫测，经济全球化快速进程中的现代社会又被称为“全球风险社会”。
在新时代、新阶段，党的领导干部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如何保持人民公仆的道德本色，依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未尽的话题。时代依然呼唤公仆，时代也需要公仆。我们知道，政治与道德相互渗透。有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共产党人的公仆意识是社会主义执政意识的反映，它扬弃了阶级社会执政者的阶级性、虚伪性。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社会的主人。公务人员必须把权力意识与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神圣政治责任感相结合，保持高风亮节，当好人民的公仆。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伟大变革时代，倡导公仆精神，就是要激发、鼓舞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感召力，万众一心，励精图治。能否增强并保持公务人员的公仆本色，也是我们伟大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在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市场为公仆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契机，又对公仆意识提出了新的要求。摆正“市场”与“官场”的关系，增强政府服务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市场经济呼唤代表新时代的公仆，也需要新时代的公仆。实践证明，公仆意识与公仆精神是现代民主社会的象征，是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发展和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开明、政府进步的精神尺度。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重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迈向第三步征程之际，增强公务人员公仆意识，教育广大公务人员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公务职责，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干群和谐，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二 社会转型期中的传统与现代
在我国学者的视域中，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转型，即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结构转变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均有明显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变迁和发展。严格来说，中国社会转型始于1978年，直至今日尚未完结。我国的社会转型以经济转型为契机，但又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它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即人们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巨变。从传统与现代的视线观照，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物质生活方式上，传统生活限于生存，重积累、抑消费，崇尚俭朴；现代生活不再限于维持生存，而是带有更全面、丰富、个性化的特征。在精神生活诉求上，传统社会理性压抑感性、集体抑制个体，意识形态整齐划一；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精神需求在整个社会需求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审美情趣、休闲消遣、个性追求上升到了突出位置。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时效观念增强，自我实现欲望强烈，因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大大提高。在人际关系上，传统社会还是趋向依附型人格，长官意志、长辈意识、出身门第等观念相当浓郁；现代社会，人们需要摒弃等级特权观念，普遍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总之，由于制度变迁，我国在经济上具有了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和新内涵；在政治上，人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诉求空前高涨；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整齐划一”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传统价值观在消解，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总之，我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
中国经过30多年的社会变革，社会经济模式正从中央集权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的计划经济向由市场配置资源或由市场整合经济的市场型社会转变。在经济政治体制渐变的进程中，我国改革开放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但是，社会转型期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如：利益分化加大，贫富差距加剧，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大量矛盾正日益成为社会最关注的焦点；监督机制、民主法制不完善，社会民主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部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严重，群众利益难以表达，党群干群之间矛盾尖锐，直接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利益结构正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分歧较大，群体性事件增多，突发性冲突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渐衰，腐败盛行；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等等。社会转型期的这些“阵痛”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合法性遭到新的挑战。
经济转型的背后便是伦理文化的转型。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的转型为切入点，并带动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型的。传统中国更注重感性认知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的行为缺乏制度规范约束。随着传统社会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结构的转变，人们的思想不断活跃，传统与现代观念不断碰撞，文化不断交融，社会结构不断地分化、社会个体不断从传统纽带的约束中游离出来获得自主性的世俗化，这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必然趋势。它必将导致社会脱序、失范和传统权威的动摇[362]。
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注定了文化价值转型的极不平衡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当后脚停在前现代船舱的时候，前脚已踏上后现代之舟的甲板上了。”[363]即在同一时空内具备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没有契合的文化。二是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了，但作为经济反映的文化却没有与经济协调发展，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促进功能。这样一来，势必在它们之间形成两个断层：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文化之间的断层和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的断层。文化的断层诱发了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恶性”冲突。又因为传统价值评价标准已经被打破，而现代价值理性的评价标准暂时又难以确立，因而许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要求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受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彻底否定。于是人们的精神一度处于流浪状态。其后果是：价值取向出现迷乱，社会价值发生偏斜，即集体重心向个人重心倾斜，道德绝对向道德相对倾斜，重义向重利倾斜。与这三种倾斜相对应的个人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也随之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渗透与泛化。“一个悠久传统的社会，在它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上的一个理想情况，应该是传统价值观念与逐渐抬头的新价值之间能相互融合，这样一方面不致陷入心理上无所归属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可使新的价值指南在渐变中达到价值更新的目的。”[364]但社会价值观的这种“突变”，对于相当一部分人不能不说是一次振荡，甚至无法接受。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自然半自然农业经济曾长期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形成的小生产意识并没有因经济的转轨而消失，仍有一定市场，体现在人生价值层面就是：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社会一旦变动便会引起理想的错位和自我的失落；在价值评判与实现上，“学而仕则优”、“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等封建观念仍然还有一定市场。这给当前我国公职人员道德塑造造成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社会道德环境和氛围。
制度变迁和调整造成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分化，又造成道德分化。这就意味着传统社会中那种总揽一切的强制性道德价值已丧失了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控制力。社会生活中各种道德价值观念已经摆脱束缚，走上“自我立法”的自主发展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道德观念急剧变化而又相互碰撞的时代，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腐朽文化价值同时并存、相互交织、交相辉映，影射着社会大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在这个价值大变迁的时代，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出现的“二元结构”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成了无法克服的悖论，造成了诸多矛盾与冲突，使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形成一种无所依托的状态。
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突变”，对公仆精神和行政伦理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直接搅乱了公务员日常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衍生了“双重”人格，使行为与观念发生严重扭曲，具体表现在：表面上是讲党性，背地里是谈私心；表面上是党的好干部，背地里是腐败分子；表面上为民谋利，背地里则为己徇私舞弊；等等。这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期特有的现象。价值观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公务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型。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上都占主导地位，奉献、崇高、不计回报是社会的美德。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生活，利益驱动私心，主导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尽管集体主义仍然是我们理论宣传的号角，但从现实看，它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和坍塌。与此同时，封建消极行政价值观残余根深蒂固，“家国同构”传统下衍生的宗法观念、“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特权意识仍然在部分公职人员的心灵深处闪光。加之市场经济折射出的负面价值理念制约着新型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如有的行政领导把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求利性”经过演绎，嫁接到政治领域上来，变异出钱权交易理念，导致官德错位，催生“权力寻租”。两种思潮、两股价值观念此消彼长，不断博弈，左右着公务员的思想观念，以至于部分政府公职人员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惜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这是目前公仆意识与权力道德生态构筑的困境。
从体制上看，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断裂之时，我们也试图完成由权威型政府向法理型政府的转变，把对权力的监控由自觉约束转向严格监督，但问题是我们的监督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制度漏洞仍然不少，思想道德约束和监督体系约束的“杂糅机制”依然严重，“人治”取代“法制”现象难以避免。钻制度漏洞，铤而走险，贪污腐败也就司空见惯。所以，制度转型出现的漏洞为权力滥用提供了机会，价值观念溃散为权力滥用提供了动机。因而，有学者认为，只要具备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求利欲望以至贪欲就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掌权者有了贪欲，就会贪污腐败；不掌权者不腐败是因为不掌权，不一定是因为不贪欲，他们中有的人一旦掌了权也会腐败[365]。这也是社会“公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就干群关系而言，有学者就“政府官员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形象”问题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政府官员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只占到调查人数的9.21%，而反过来持政府官员是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一看法的人数却占到了43.17%[366]，“人民公仆”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问及“政府最该管的事”时，被调查的9个人群中有8个人群把“反腐倡廉”排第二位，仅次于“普及教育”，剩下的那个人群则把“反腐倡廉”列在第一位，这反映了腐败问题在今天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严重程度以及人们对于惩治腐败的强烈呼声[367]。官僚主义、特权行为、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无论在我们内部事务中，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6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府权威的弱化和流失问题，已成为当代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严重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提升民众的信任度，重塑政府权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学者早就断言，转型社会的特殊性又要求转型社会中必须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这一点对后发型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否则，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失去秩序保证，出现所谓的“现代化中断”现象[369]。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也指出：“中国在发展上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及政治生活中获得新的权威形式，一方面能满足中国人对历史自信心的再肯定，一方面能为他们的社会提供重振的基础，以符合现代化的需要。”[370]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等论述中阐明，我们可以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看做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就是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风口，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伤痛”烙印，人格结构也会在传统与现代的间隙中徘徊，呈现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此消彼长、杂糅并存的局面。这也导致在社会“公仆”内部出现了种种认知上的误区，产生不良的从政心理，以至于部分公职人员对权力和金钱缺乏理性思考，把“官场”当“市场”，把“权力”当“商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世界各国均对政治体制和实现机制进行了相关革新，尽管政府机构改革在具体施政方式方面存有差异，但其目标还是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都是围绕如何增强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降低服务成本、创新服务方式及机制、强化服务效能、提升服务能力，等等。实现善治，构建服务型政府，一度成为世界各国在行政上的“价值共识”。世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与兴起，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反思传统行政价值后对政府发展模式、路径的探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国民众要求公务员改变工作方式和希望得到更多更好公共服务的愿望非常强烈，“服务”成为新时期人民最响亮的口号。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乃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压力下的历史性选择”。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实现传统治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转型，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未尽的话题。笔者认为，整合价值观二元结构现象，重塑“公仆”意识和“公仆”精神，是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最基本条件。这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公务员选拔机制和监督机制，还要从观念上更新，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行政伦理文化的防火墙。把“领导就是服务”与“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选贤举能，真正把人们满意、社会放心的“公仆”纳入公务员的队伍。
三 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元与多元
“全球化（globalization）”源于西方，英文“global”一词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globalization”、“globalize”、“globalizing”等词最早还是在1960年才成为一般用语。全球化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争论甚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关全球化的界定为学界所认同。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全球化”定义为：为世界性的社会关系的加强，把远隔着的不同区域联系起来，使本地发生的事情都受到远处发生事件的影响，或同样的本地事情也可影响到远处的事件[371]。加里·蒂普尔（Gary Teeple）将全球化定义为资本不断扩张与国家政治社会型构架矛盾的解决的呈现。政治学家理查德·兰霍恩（Richard Langhorne）把全球化定义为长期技术发展积累的最后阶段，这使人类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运作，而无须受制于民族、政府权威及时间或空间[372]。佛德曼论及“全球化”时强调，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现象，而是某种过渡的趋势。今天，它已成为实质规范每个国家之内政与外交，涵盖一切的国际联系[373]。全球化也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就是经济超越于政治，集团要求超过公众政策，私人利益超越公众利益，跨国集团（TNC）超越民族国家[374]。还有人将全球化视为“自我衍生的资本（Self-generating capital）”已发展到了全球的层面[375]。可见，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对象，它可以从不同角度让人们洞察到人类已在步入超地区及民族国家的范围而走向世界化。综观人们对全球化的厘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即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二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三是把全球化视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由于全球化是个复合的概念，人们对它的异议也较大，本文对全球化的认识与运用是多维度的，即包涵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全球化。当然，对全球化的界定也并非笔者的本意，我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考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揭示全球化与公仆意识变迁的关系。
全球化的本质在于人们社会生活越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造就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交汇和融合。“全球化把我们推进激烈价值冲突”[376]之中。人们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业已成为当今一道令人炫目的景观，各国政界、学术界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与以往的社会相比较，全球化时代的确使我们在价值观上面临新的问题[377]。面对全球化，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曾预言，冷战后的世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斗线。”[378]
全球化之于当前价值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它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特别是价值观领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价值领域导致多元化。在全球化价值碰撞的浪潮中，人们的价值取向走向多维化、多向化与立体化的态势，使人们在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上产生困惑和犹豫。
价值多元化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这一现实基础就是多元社会的存在。多元社会是相对于一元社会来说的。一元社会或者是像人我不分、个人与群体不分的原始社会，或者是如社会与国家不分的阶级社会。多元社会则是一个存在着差异或者差别的社会。在西方，多元社会的出现是与中世纪所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上帝之城”与世俗社会）有某种联系的，并且是同宗教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赫费断言：“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国家进入了社会差异化的过程，该过程在近代又加速发展。以前相对单一的和稳定的社会关系解体了，让位于一个从多重方面看是多元和动态的社会。”[379]中国多元社会的出现是由改革开放推动，并在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它比西方晚了几百年，至今尚未成熟。
相对于一元社会的价值态势而言，多元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有如下特征：①整个社会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有以前那种地位，其社会成员越来越难以认同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缺乏认同或许反映出一个原子论的观点，人民完全以工具化的方式看待社会”[380]，人们不愿意为了社会而承担责任，而只将社会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②每个利益主体都十分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却不太关注；③每个人都认定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并彼此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价值观念多元化在西方是以突破宗教伦理为前提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悄然实现的。具体来说，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多元化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第一条途径是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发生碰撞与冲突；第二条途径是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导致外来价值与本土价值发生碰撞与冲突。
尽管全球化为拓展、传播民族价值观，借鉴、吸收人类先进价值提供了平台，创造和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也必定会导致道德生活的随意化、道德评价标准的多重化、道德舆论和道德环境的宽松化，最终导致道德效力的丧失。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践行的是某种主导价值为基本价值导向与评价的思维模式。集体主义一元价值观占统治地位，它是与大一统的政治集权、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模式和单一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其思想基础是绝对的同一而非包括差别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单一的政治思维模式逐渐被打破，“又红又专”的政治价值降至次要地位，经济、文化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价值上升到至尊地位，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向化、多维化、多层次、立体化。
伴随着全球化多元价值观相互激荡，西方腐朽价值观随着对外开放乘虚而入，对公仆意识与公仆精神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些冲击具体表现在：①“拜金主义”冲击公仆意识。西方拜金主义崇尚金钱至上，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信条，把攫取钱财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拜金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恶浪，受到其猛烈冲击的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更包括公仆的灵魂，动摇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斗志，使某些公职人员价值观念发生错位，经受不住金钱的考验，以至于滥用职权，深陷“金钱拜物教”的误区。怎样有效地抵制和反对拜金主义，业已成为需要全党同志警醒和思考的大问题。②“个人主义”价值观挑战公仆意识。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一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利己主义的价值理念。个人主义价值观滋生的后果便是致使精神滑坡，理想信念淡化，思想落后，纪律松弛。个人主义反映在权力运用上，便是贪恋权力，权力滥用。突出表现为用权不公、以权谋私；感情高于原则，关系代替政策，甚至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个人主义害党、害人、害己，直接冲击公仆精神的塑造，如果任其发展，其害无穷。③“享乐主义”败坏了公仆精神。享乐主义是“西方社会病”，它强调享乐是人的本能，人不应压抑自我，而应对人的自然欲望持放纵态度。享乐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它对社会贻害无穷：它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威胁者、政治的腐蚀剂、社会腐化现象的催生者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者，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支撑的侵蚀者。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共生”的，一旦染上这一西方社会通病，就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其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陷于信仰坍塌、物欲横流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之中。在这三种价值观影响下，一些党政干部抵挡不住金钱与美色的诱惑，由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最终坠入自我毁灭的泥潭。
全球化引起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之所以直接挑战了公仆意识和公仆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它包含着能够使权力腐败的道德观念，二是因为它弱化了道德的应有作用。
就前者来看，虽然当前我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道德价值观念，但其中有一部分道德价值观念是最容易被人们所信奉的，因为在信奉这些价值观念的人看来，它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这些价值观念便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尤其是拜金主义，它直接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将所有社会关系都视为金钱关系，把所有事情都同金钱相联系，认为所有东西都可以转换成金钱。一个社会“公仆”如果信奉拜金主义，他就会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只要哪种手段能够使自己迅速地得到更多的金钱，他就会采用哪种手段。他会毫不吝惜自己的人格，甚至会将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可见，只要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尤其是拜金主义向政府公职人员渗透，就必然会导致官员道德沦丧，就势必会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侵犯与掠夺，权力也就会成为索取金钱的工具。
就后者来看，随着人们道德价值观念的淡薄，人们对社会公仆滥用权力现象的评价也随之多样化，他们便会把滥用权力视为司空见惯、事不关己的现象。因此，腐败及其滥用权力现象的社会“容忍度”上升，而道德的谴责力度却普遍下降，社会的这种“道德冷漠症”对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的行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道德的规范作用的弱化也为社会公仆的蜕变创造了条件。因为一旦道德规范作用减弱，它对权力主体——社会公仆——的外在约束力和外在导向功能也将随之弱化，这使政府公职人员极易忽视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丧失道德良心，从而走上腐败之路。此外，道德评价多样化也进一步助长了社会公仆的蜕变。我们知道，道德评价多样化意味着人们对政府公职人员进行评价时往往考虑到个人私利，用情感、心理等因素取代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可能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只要对自己好，能为自己办事的掌权者就是“好人”，否则便是“坏人”。这会使人形成两副面孔、双重人格。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反对别人“开后门”，但自己却遇事就想“开后门”；有的人在没当官时对权力腐败痛心疾首，但一旦自己当了官时搞起腐败来却无人能比。这种双重人格无论对滥用职权的人还是对想滥用职权的人来说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面对全球化造成的价值多元化景观，诸多学者倍感悲哀，认为全球化是种文化价值方面的“殖民运动”，它催生了人们人文精神的失落，使人的自然本能逐渐表面化、肤浅化和“合法化”，而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终极关怀则在全球化浪潮中淹没了、迷失了。
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必过于悲观，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冲突也不一定是我们价值领域必然的痛。因为价值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只要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存在，价值差异和冲突就难以消失。我们也要坦然承认，任何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有的也可能是人类用来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社会力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讨论是否有多元价值冲突的问题，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多元价值中避免消极价值，重构、整合适合我们需要的价值，使我们在主导价值观建设方面赢得新的契机。在价值重构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381]面对全球化多元价值，在行政价值与公仆精神塑造方面，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还是必要的：提高政府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深入贯彻依法行政的价值理念，使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行使；实现从统治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价值理念的转变，传统统治型强调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它只适合节奏变化缓慢、管理事务单一、信息渠道狭窄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节奏加快、信息容量特大，民众对政府公正、廉洁、优质、高效等公共服务的呼声相当强烈。政府还要正确协调“划桨”与“掌舵”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应该从微观经营活动中逐步淡出，重点加强宏观调控职能服务方面，也即要从“划桨”的角色转变为“掌舵”的角色。如果政府过度强调“划桨”角色，就很有可能出现有利可图的地方便争着管，无利可图的事则无人问津，这极易衍生滥用职权行为，危及公仆意识的铸造。
在全球化际遇中，受消极价值观影响，部分社会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道德意识和公仆意识弱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这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面对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公仆”意识危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引领中国人民铸就新的辉煌，最终还是要落到“人”的问题上来，即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人，应该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领导才能。这足以证明，在全球化价值激荡的时代，重新铸就公仆精神与公仆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当代中国公仆的时代内涵
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历史潮流和新的时代契机，当代中国公仆孕育了哪些时代内涵？他们需要具备何种体现时代内涵的精神气质？这是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代，现代公仆需要养成四种精神或气质，即创新意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国际化视野和风险意识。
一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内涵丰富，其中改革创新居于核心地位，它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我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生机的源泉。那么，何谓创新？创新能力是人类在创新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能力，所谓创新说到底就是人们凭借个性品质，根据预定的目的，调动已知信息和已有知识，通过一定的思维活动，产生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新概念、新设想、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等的智力活动与过程。创新是人的全部体力和智力都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下的一种“否定”现状，创造独特新颖成果的有益活动。创新充分体现和吸纳了时代要求，为社会实践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动力。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正是人类的创新精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在改革开放成为新时代最鲜明特点之时，国家政府公职人员必须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重视社会公仆创新能力的开发。
首先，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与永恒命题。
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走向胜利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永葆青春和朝气的关键。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不思进取、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领导绝不是好领导。实践证明，世上从未有思想麻木而能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人或事。可以说，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培养和增强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实际上是在培养他们的一种优秀品格。当然，这里的创新并非简单的“标新立异”，因为，背离正确方向和理论指导的“创新”，也绝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创新。纵观我们党的光辉历程，无论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命题和不懈追求。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的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其产生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这种与生俱来的实践禀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条件下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结晶。在革命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和各方面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地回答了如何把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和创新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总结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保持改革创新精神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停止创新，我们的事业就必将会受到损害，甚至遭到严重挫折。因而，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命题，是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需要。
其次，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选择资源型与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创新，走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全面提升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党中央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而创新型国家的构建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需要具有不同素质结构的人才。在工业经济时代，专业知识深厚、技术型的专才更适应社会标准化大生产的需求；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智能型、创造型的人才更受社会青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期，培养兼备管理和技术的综合型人才、驾驭市场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的战略型人才，以及灵活应对国家局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开放型人才尤为紧迫。关于这点，有学者也指出，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公务员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为社会创新、企业创新、科研机构创新引航，为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保证。也就是说，他们代表了一种权威价值取向，他们的精神风貌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导向功能，这种导向性功效是构建创新型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敢于批判、善于鉴别、勇于探索真相的创新型公务员队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势所趋和必要条件。作为领导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力，党和政府公务员队伍中，没有大批全面发展的能力型、创新型党政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便会成为一句空话。就此，党的十七大就指出“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因此，不管从时代特色的视角，还是从创新型国家构建的视角，都应加强公务员的创新能力培养，增强他们对现实的科学批判能力与对事实的执著探索精神，不断提高他们的创新素质，使之保持创新的激情，在新时代的凯歌声中英勇搏击，成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真正表率。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公共管理沿袭下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凝固的工作方式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公务员本应具备的开拓精神与创新的勇气并没有尽情发挥，有的甚至在萌发状态便无奈夭折，致使不少公务员不得不转而习惯于繁琐的例行程序与唯命是从的压抑状况。这自然极大地抹杀了公务员的个性和创新精神，使我国的管理创新举步维艰，而且与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国家兴旺，贵在得人。公务员的创新精神也是公务员整个精神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公务员的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意识，是创新型党政人才脱颖而出的源泉。只有努力营造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培养公务员积极探索、勤于思考、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不断提高公务员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才会有坚强的人才保证。
再次，创新是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的行政管理机制上，由于受部门“利益”关系影响，政府公职人员包办、命令作风依然严重，服务意识淡薄，政府部门职责不清、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的现象依然严重。以至于有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管理环境，要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不断创新管理思维、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拿出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具备更强更持久的创新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尤其要处理好“官场”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事切实管好，把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中介与市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就需要赋予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我牺牲”的精神、“自我否定”的勇气和“自我超越”的胆识，从而铸就一批善于自我革新、勇于自我革新、敢于自我革新的公务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最后，创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创新精神。我们知道，我国现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压力紧张，收入分配中矛盾突出，干群关系出现新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不利因素。要遵循科学发展观要求，搞好“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政府公职人员具备应有的魄力、胆识和智慧，拿出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设想、新方案、新方法。人既是科学理论的设计者，又是其组织者和实施者，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任何新举措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科学发展观能否深入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公职人员能否保持创新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也取决于政府公职人员能否具备高昂的创新精神。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改革依然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增进公务员创新精神也就成为不断推进改革进程、实践科学发展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国家的政治改革、思想文化及民主法制建设也都稳步前进，这为我们政府公职人员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实材料。实践也证明，实现社会进步，首先要有思想的解放和创新的激情。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境遇中，以科技进步为基础、以增强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竞赛，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世界面临着又一度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它要求有进一步的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在这场竞争中，社会公仆是否具有创新意识，他们的行政价值观是先进还是落后，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对此，有人甚至断言，一个政府创新意识的强弱，将直接决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成败兴衰。例如，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看到经济全球化这一浪潮的必然来临。从而由政府发起了一场依靠高校人才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以至于美国连续7年保持较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维持了国际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中所罕见的繁荣现象。据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称，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取得24个领先地位，国际竞争力明显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日本制定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韩国大力扶持和投资科学研究等措施也都取得了成功。政府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克敌制胜，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创新意识[382]。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潮涌、竞争激烈、变化快速、发展迅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千帆竞渡的关键时期，公务员的创新精神至关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倡的创新并非那种追求形式的新颖，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忽视道德正义和内容实效性的“形式主义”。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务员创新必须要满足公民的需要，为公民服务。强调公务员的创新精神，还应当尊重并引导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强化公务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与绩效观念，要在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前提下倡导创新意识，在全体公务员队伍中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二 宽容开放的国际视野
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宽容开放的国际视野，是指从当今国际大趋势和发展的视线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具备世界性的全局意识，具备领导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趋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角度来认识和指导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使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世界的大格局之中。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是一种战略意识，是通过了解、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根据世界大趋势的变化，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制高点上认识、思考和解决问题，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的工作思路；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是一种全局意识，是在全球视野中确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宏观的层面进行全局谋划，营造有利的发展态势，迎接挑战；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是一种机遇意识，它要求我们放眼全球，立足国内，积极寻求、发现和把握机遇，大胆借鉴先进文明成果，为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也是一种驾驭能力，它具体表现为领导干部运筹帷幄的决策思维活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谋求有利态势的驾驭能力；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也是一种胸怀和境界，它意味着从全球的视角来了解和认识中国，在国际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创造条件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政治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世界政治风云变幻，领导干部只有在世界风云变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及时了解和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态势以及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才能研制出科学的方针政策，对全球化作出回应。诚如邓小平所言：“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383]只有根据世界大趋势的发展变化，从当代世界发展制高点上认识、思考和指导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思路才具有前瞻性、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无论处理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一些具体工作，还是处理对外开放、对外交往中的一些事务，领导干部都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只有具备世界的眼光，胸怀大局，视野广阔，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具有宽容开放的国际视野，业已成为当今党的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
用开放的视野观察世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风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反映为一定的时代内容，呈现特定的时代特征，任何国家、民族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根据时代特点作出正确判断，形成自己的发展战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面对变化发展的环境也必须时刻关注时代变化，以宽容开放的心态从中汲取新时代的营养。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84]马克思正是因为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才预言了“世界市场”的到来。列宁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主张借鉴资本主义，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一个简明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385]。列宁领导苏联人民提出并践行的“新经济政策”便是他放眼看世界的结果。在中国，邓小平以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胸襟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全面审视，认为中国缺乏“世界历史”观念，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导致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他论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86]“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87]因而，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敞开胸怀，融入世界，与世界各民族人民一道参与并创造世界历史。在国别史成为世界史时代，任何民族都很难在闭关自守的条件下发展民族经济，对后发型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邓小平自觉地把握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行。”[388]“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389]他进而论道，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营方法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390]邓小平开放宽容的国际视野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时空范畴，使中国人能够用更加广阔的思维方式、全新的价值理念去反思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实践来看，没有开放、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映照中国，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睁眼看世界的结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深刻分析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上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也是他在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总特征和总趋势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91]
开放的时代需要党的领导干部具备宽容开放的国际视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时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92]马克思的话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便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各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整体的依存度越来越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会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个局部地区出现的某种情况和趋势，也可能影响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封闭、排他只会导致僵化和落后，只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才能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作为全球化新时代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更不可能孤立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代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这个总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谈发展首先就要有具备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创新的思维，能驾驭全球化格局下复杂问题的领导人才，这是我们决胜于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关键。因为从领导干部担负的社会职责看，他们普遍领导、组织和管理本地区、本部门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尽管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只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局部，对世界而言，更是一个世界发展链条中的一个小部件，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经济高度依赖性、互补性，也可能使局部地区出现的某种情况和趋势影响、蔓延，甚至震荡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如近年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因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为了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哪怕是地方领导也须具备开放的国际化视野，具备驾驭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站在世界整体发展态势来审视和指导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世界的大格局之中。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国际化视野，胸怀大局，视野广阔，才能与时俱进，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国际性问题，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新行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各种各样适应全球化、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放胸襟的管理人才。这也是我国历代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面对我国各级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老龄化现象，忧心忡忡。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393]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也指出：“我们党要做到‘三个代表’，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特别是要培养和选拔跨世纪担当历史重任的一批接班人。”这些都表达了党和国家对青年干部的迫切需要和殷切希望。
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也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的素质构成与治党治国的任务是分不开的。时代不同、任务不同，衡量领导干部素质的标准与要求也不同。在传统社会，社会生活节奏变化不大，经济社会变迁缓慢，领导干部只要依据既定政策按部就班，就可以较好地把工作做好。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仅凭借传统的管理方式可能很难完全符合我国国际化战略发展的要求。国际化的战略靠谁来实施？自然要靠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但在现代社会，一个鼠目寸光、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领导干部能够实施国际化的战略吗？绝对不可能。这就需要我们的党政领导消除人文偏见、封闭意识和排外思想，打开胸襟，放宽视野，对各种进步文化兼收并蓄，对各种进步观念和生活方式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接纳。领导干部的这种开放度、包容度和宽容度的形成事实上也是他们领导水平、能力和素质提升的表现。可以说，宽容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素质的一种新要求，也是领导干部自身素质提升的一种新境界。这种新要求、新境界、新素质渗透在领导干部的德、智、体、能诸多方面。例如，就“德”来看，国际视野更强调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安全的至高性，坚决反对并制止损害、出卖国家利益的言行；就“知”而言，国际视野更需要领导干部系统学习国际方面的知识，懂得涉外工作的程序和国际交往中的礼仪、习俗；就“能”而言，国际视野更强调善于分析判断形势、权衡利弊、赢得理解尊重、推动友好合作的国际交往能力；等等。同理，开放的国际视野又能优化领导干部的各种素质。它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各级领导不断摆脱传统习惯和陈旧观念的束缚，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培养了以主动适应环境、与时俱进为特质的良好心理品质，为形成全面的知识能力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放的国际视野也有利于党的领导干部激发改变自我、赶超先进、后来居上的激情、信念和力量，它不仅激发了领导干部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我们：“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能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党的这些要求昭示了领导干部在新时期提升国际化素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我们要提升国家综合国力，跟上世界文明的发展的潮流，就需要领导干部具备国际化的各种素质，达到国际化的境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发展变动的复杂环境中，既能够有效地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又能够开展良好的国际合作，展示和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历史也证明，无论中国革命还是建设事业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开放宽容的国际化视野。近代中国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每一步前进，都与我们视野的拓展、大势的把握息息相关。从洋务运动之初魏源“睁眼看世界”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中国革命与建设伟大变革的两次马克思主义飞跃，其间都离不开中国的先进分子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视野。毛泽东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394]从目前世界公共管理理论看，国际化开放视野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长期以来，古典组织理论，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分析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这种模式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演进，开放型动态政府日益成为民众的需要。这种政府兼具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和功能，即资源聚集功能，它能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资源转换功能，它能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能量释放功能，它能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这种开放型政府作为政府文明的标志，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战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综观国内国际经验教训，政府公职人员是否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方向。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追寻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最紧要的是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得一份醒悟、一份警觉，培养和增强世界眼光，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这是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三 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奋发有为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志气、锐气与豪气。“奋发”，就是要振奋精神，顽强拼搏，形成一种蓬勃朝气、一种昂扬锐气、一种浩然正气；“有为”，就是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上有新的作为，在发展先进文化上有新的作为，在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有新的作为。新时期确保公务员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的社会公仆着眼于新的要求，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不尚空谈，创造性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以保持高昂振奋的精神状态。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其他心理状态的总称。它展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队乃至一个人的气质和风格。精神是力量，是魂魄，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曾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党要永葆青春与活力，就应增强忧患意识，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首先，奋发有为是时代的最强音。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好的精神状态是好的思想、好的作风的标志和体现。一个领导干部，只要具备一股冲劲、一种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从而可以带领广大群众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我们知道，从国内形势而言，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等都有很大改观，但目前的富裕程度还远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这就需要党的领导干部以高昂的精神状态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之情，艰苦奋斗，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没有敢闯敢干的勇气，强国、富民必将陷于空谈，实现本世纪的“第三步”目标也必然落空。因此，党的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从国际社会看，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竞争压力明显加大。新世纪头几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新环境，机遇与挑战空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新形势，如果我们的党政领导没有一种团结拼搏、奋力开拓、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精神境界，我们就难以保持目前这种良好的发展优势，就很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落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只能成为空洞无物的口号。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精神风貌，成就伟业需要共同的不懈努力。当前，各个国家、民族、地区都在竞相发展，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亟须破除小富即安、小胜即满的思想观念，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以奋发有为的时代风貌、远大志向和崇高境界，全面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这是一种追求，一种定位，一种责任，也是我们迎接新挑战、经受新考验、战胜新风险、赢得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众所周知，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88年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不幸的是一夜之间却丧失了政权。原因何在？这里存在诸多问题，但与苏联共产党精神萎靡、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以积极高昂的精神状态带领广大群众谋发展，没有取得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政绩，更没有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有较大改善，被时代和人民所淘汰也就成为必然。这也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奋斗的意志至关重要。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了全新的任务。例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等。这些任务都是全新的实践过程，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只有奋发有为，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只有奋发有为，才能激发活力，推进发展；也只有奋发有为，才能顺利实现预期的目标。
其次，奋发有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在艰难中起家立业，在困苦中成就伟业，在奋斗中创造辉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历史。战争年代，无数党员干部在工作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高风亮节，同人民大众一道同甘苦、共患难，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正是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斗争形势极为恶劣、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夺取了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扛起背包就出发，哪里艰苦哪安家”，把自己的理想、前途寓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之中。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心为民忧，思为国谋，为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最美好的青春与年华。例如，王进喜为了发展我国的石油事业，奋不顾身跳进喷油井，用身体铸就了一代铁人精神；焦裕禄为了改变祖国的贫困面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演绎了生命的华章；雷锋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生命虽短，但他的螺丝钉精神激励了几代青年。也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我们党的各项事业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种精神让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大国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30年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的高速发展，两亿几千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全社会总体进入小康。这一辉煌业绩的取得依然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奋发有为精神。可见，精神就是力量，就是支柱，精神状态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奋发有为是我们最宝贵的传统，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就能应对挑战，就能变压力为动力，就能解决和克服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再次，保持奋发有为精神也是广大人民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强烈呼声。搞建设、谋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奋发有为、朝气蓬勃的领导层。因为领导层的精神状态，是一个领导综合素质的反映，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决定和影响着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进程和群众的精神面貌。随着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深刻变化，少数领导干部在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方面呈现出不少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人在精神状态上因循守旧，精神不振，裹足不前，无所作为，缺乏压力、动力和信心；有的人不能正确处理“做官”与“做事”的关系，玩弄权术、弄虚作假、投机钻营，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有的人在政治立场上自由主义思想严重，蛊惑人心，涣散斗志；有的人在思想意识上一团和气，当老好人，不谋事，只谋人，丧失原则；有的人在工作态度上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的人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作风浮躁，办事拖拉，绩效平平；等等。这些现象说到底是缺乏战略性思维的表现，都是有悖于我们党奋发有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尽管它不是主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大局，妨碍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不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保持奋发有为精神谋发展已成为人民强烈的呼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加快发展我们的国家就难以强盛，人民就难以致富，民族就难以振兴，社会主义事业也就难以发展。要发展，首先就必须有好的精神状态。“一个人没有志气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一个军队没有士气就不可能打胜仗，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没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以及他所分管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工作也不会有大的起色，就会耽误发展的大好时机。”[395]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就会促使党的干部队伍满腔热情地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必将坚定信念，从容应对一切艰难困苦，赢得人们的信任与爱戴，我们的执政基础便会坚如磐石。可见，执著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思维清泉永远流淌、人生永葆青春的秘诀，更是我们党的事业成功的动力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强调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邓小平同志也认为，改革开放，要有那么一股劲，一股气，要走出一条新路子。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要立志做大事，就要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放眼全球，环顾周边，各地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势头已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发展的紧迫性与竞争的严峻性。面对这样的现实，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坐而论道，畏难发愁，而应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杜绝空谈，摒弃花招，真抓实干，满怀激情创造新业绩、新辉煌，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急切呼声。
由上观之，奋发有为是一种精神，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领导者昂扬向上、不断进取的时代风貌；奋发有为是一种追求，反映着创业者为实现宏伟目标，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远大志向；奋发有为是一种品质，是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崇高境界；奋发有为是一种实践，它要求知行统一，埋头实干，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96]创新经济环境，实现大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关键要靠人去营造一种创业的优良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加强党的领导班子建设，解放思想，转变作风，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思想意识，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精神，倡导狠抓落实的精神，争创一流的精神，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朝气蓬勃、精神振奋的氛围，形成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良好局面。
四 敢为人先的风险意识
风险，汉语辞典的解释为危险，是指遭受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的可能性，通俗地说就是指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险。从哲学的视角看，它是指干扰、阻碍和破坏主体实现预期目标的一切潜在因素。而风险意识则是指人们对社会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一种思想准备、思想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应对态度和知识储备。谈到风险意识，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风险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研究风险的目的是告诉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风险，既要敢于直面风险，更要善于抵御风险、战胜风险。当今社会，是否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是衡量其整体文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这一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只有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才能做到事前防范和措施到位，事中临危不乱，事后妥善处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的领导干部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能对风险坚持科学态度，革故鼎新，大胆突破，不断超越，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首先，深化改革开放需要领导干部有风险意识。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本身存在风险。社会主义改革是全新的事业，也是个很大的社会试验，在这项全新的事业中，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模式，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由于受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暴露程度、社会实践水平、主观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我们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把握的难度相当大，在改革实践中就不可能设计出万无一失的方案，出现偏差、失误也在所难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他说：“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397]“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398]改革本身的风险性需要领导干部具有风险意识。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只有具备敢干敢闯、“大胆地试”的“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才能探究风险的根源，把握风险的本质和规律，进而找到应对风险的良方。“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399]“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400]他还批评那些在风险面前畏缩不前的做法，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0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风险，这种风险也只有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较快增长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控制和化解。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402]当然，提倡冒险精神，并不意味着鲁莽，它并不鼓励那种盲人骑瞎马乱闯的做法，风险面前还要有准备。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403]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凡是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快的地方，都有一些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开创、冒险的闯将；凡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一般都缺少有干劲、有热情、不怕承担风险的创业者。可见，在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攻坚阶段时，风险意识、风险精神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至关重要。
其次，驾驭市场经济需要领导干部具有风险意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满着大量不确定的未知数，风险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其必然的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其一，市场经济鼓励竞争，有竞争就有风险。其二，市场经济提倡效率经济，它包容的信息量大，参数多，变化快，市场参与者在短期内难以全面精确掌握或预料信息做到“稳操胜券”。其三，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市场经济已趋向“世界市场”，其地域异常广阔，风险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国外，引起市场波动的因素加大，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景也就越难以把握。风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机遇，没有冒险意识就会坐失良机、无所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是市场，特别是宏观市场的决策者和遭遇风险的判断者，风险与机遇都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要想抓抢机遇，领导者就须增强风险意识、树立风险观念，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预测风险、分析风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风险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极可贵的，只有具备了风险意识，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适应现代化经济管理的需要。也只有培养出大量具有敢闯敢干又不盲干的领导人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我们的事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再次，实现社会转型亟须培养领导干部的风险意识。研究表明，风险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发展或转型期，风险出现的频率会显著增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风口，经济政治体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都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悄然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社会主导价值观在短期内难以确立，社会风险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且其破坏力、影响力和不可预测性都大大加强。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体现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404]。风险社会研究专家贝克也认为，风险是现代人造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从知识路径上看，风险社会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起的更加不确定性造成的；从实践路径上看，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引起的现代性危机的后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人类价值观念的错位所致[405]。也就是说，转型社会的风险就是“人为风险”，它最终需“人”自身解决。这种人自然是对风险有准备、具备风险意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风险既是工具理性膨胀失衡的结果，也是人们对现代性不断反思的认识成果。尽管我们还没有高度的现代文明，但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征程中，许多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人们生命或者对人们有着重要影响的风险已经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如“瓮安事件”、“西藏打砸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所以，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一个简单的事件如处理不当或许也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正如贝克所言，突然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例如，照料一个孩子）与最遥远最宏大的事件（如发生在乌克兰的核反应事故）有了直接的关系[406]。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遭遇着“矛盾凸显期”，出现了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与资源问题、全球化与安全问题、自然灾害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政府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政府是处理危机的主导力量，其管理水平与风险应对能力直接关系到处理突发事件的实际效果。试想，一个没有风险意识的公共部门，又怎么会有很强的风险应对能力呢？毫无疑问，转型期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要强化风险意识，要把科学的风险意识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始终。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勇于闯“盲区”、涉“险区”、突“禁区”，化挑战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有正视风险的心理状态和如何面对风险的态度，对风险抱有一种理性思维，这就是要保护好人民的利益，在注重科学和严谨态度的前提下，敢负责，敢决策，敢承担后果。
长期以来，由于受“居安思危”传统文化、功利务实的价值观念、较长时间的和平年代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原因影响，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具体表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比较迟缓，对其后果估计不足，应对机制尚不够健全，应对措施不得力，极易使突发事件恶化。在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人类社会正遭遇各种风险的威胁，人口膨胀、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等因素将我国带进了一个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风险大大不同于传统，它更多地表现出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迅速扩散性。如果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危机管理意识淡化，预测、评估、处置风险的能力不强，将会给经济社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党要进一步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前提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关键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目标是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已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驾驭风险水平的根本标准，是考察党员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的综合反映。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知识经济预示着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作为公共管理的公职人员必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学会用国际化的视野审视世界，敢于冒险，勇于创新，保持奋发有为的高昂精神状态，以适应新时代对行政管理的需要。
第三节 廉政是社会公仆的行为操守
公仆精神的确立离不开廉政建设。一般而言，公仆精神进入实践领域，需具备三个条件，即廉政、勤政和完善的行政人格。其中，廉政在公仆精神中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定位，是衡量公仆精神的最主要标志。我们古代著名清官包拯就曾说：“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贼也。”廉政建设事关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成败和党自身的生死存亡。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在创建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怀着政府公务人员都是人民公仆的美好憧憬，并着力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各项运动。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当前，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确立科学的“权力观”，拒腐防变，强化廉政建设在公仆精神中的价值基础地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人民对党政机关的殷切期望。
一 廉政是公仆的必然选择
1.何谓“廉政”
从辞源学看，“廉”字的基本含义为“不收”，引申为廉洁正直、清白高洁、节俭。它主要是针对官吏的贪污受贿、腐败暴虐而言的，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贪不占、公正办事、节俭勤勉、清白高洁的从政风范。“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正”解“政”。意指君主端正自己，则百姓皆有所遵从。有所从也就是“有路可走”，天下人都有路可走，就达到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即“天下有道”。“有路可走”意味着生命有了方向，因而可以正定其命。所以《管子·法法》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论语·颜渊》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强调政治的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执政者要带头做到公正无私，给下面的官员作表率。最早把“廉”与“政”联系起来，要求为政者要廉，见于《尚书》。有一次，舜帝与大禹、皋陶议论政事，皋陶提出考察人的行为有“九德”，其中包括“简而廉”，就是要简易而方正。所以，在中国古代，“廉政”又同“廉正”——“廉”为官德，“政”者“正”也，其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清廉公正。《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汙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407]在此，晏子是以水的品性比喻为政之德，认为只有保持水的至清之德，才能涤除尘垢，使政治清明公正。孟子在谈廉与廉士时，也是指坚持君臣、父子等人伦之操守，不居“不义之室”，不食“不义之禄”，像蚯蚓“上食槁壤，下引黄泉”那样无求于世而自足。可见，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古代社会，廉政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属于伦理政治范畴，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清廉公正的政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廉政制度的日趋完善，人们对“廉政”的理解也日益深化。一般而言，今天人们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界定（当然也有伦理道德因素）。它主要有四重含义：①就“政局”而言，即造就一个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②就“政制”而言，即建立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③就“政策”而言，即制定并严格实施确保政治清明的政策措施以取信于民；④就“政德”而言，即要求各级官吏树立廉洁奉公的官德与不贪不淫的私德以为民之表率。简言之，所谓“廉政”，就是公正廉明的政局、政制、政策、政德的良性结合与辩证统一[408]。
2.廉政是社会公仆的必备素质
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氏族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也没有奴役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借用《礼记·礼运》的话说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公天下”。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之关系“长幼侪居不君不臣”[409]，“未有君臣上下之别”[410]。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氏族首领，通过氏族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选举和罢免。氏族成员与氏族首领真正体现了“主”与“仆”关系——尽管氏族首领虽无“公仆”之名但却做了“公仆”之事。关于这种社会状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均有描述，他们称之为“原始的民主制”。然而，自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411]以来，也就是私有制确立后，人类社会从“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氏族首领”与“成员”的平等关系被彻底颠覆，权力持有者凭借君权与神权大行其道，曾经是接受人民委托并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随之也变成了任意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甚至蹂躏人民的所谓“主人”。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君主成了权力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吏只是君主权力的行使者和君主意志的执行者。国家的意志便是君主的意志。由于“朕即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不仅被大大消减，而且权力还吞噬了社会权利，使之日益成了与社会相脱离的庞大的特殊集团：一方面，为了维护阶级统治，权力承担了部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权力也成了统治集团谋取私利的场所。王朝建立之初，或许有励精图治的君王，但这只不过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最终难掩骄奢淫逸、荒淫无度的伎俩。权力也无一幸免难逃“恶”的厄运，导致“公共”性彻底丧失，王朝的败北。历经数千年，历史没能逃出这一治乱的“怪圈”。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曾以自然法为理论武器，吹响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号角，把自己的权力标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主对抗专制，试图彰显权力的“公共”性价值。然而，资产阶级统治也并未逃脱历史的铁律。由于个人主义与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作祟，权力除了成为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外，依然没有逃脱被资产阶级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一命运。“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福利。”“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412]
从理论上看，权力是最高善业的希望所在，是以“善德与幸福”为标准的，执掌权力的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应为民众服务的，公仆意味着廉政，因而，公仆与廉政是统一的。但阶级社会以来，权力就被人亵渎为技术性的工具，甚至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中国上下几千年，“十官九贪”、“无官不贪”、“升官发财”，腐败现象之严重可见一斑。然而，腐败并非中国的特长，在欧洲封建社会，贪污贿赂同样四处蔓延，到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一大痼疾。哪怕今天号称最“廉洁”、最“民主”的西方国家，也未免逃脱腐败的厄运。1993年5月，巴西一家大报以《腐败瘟疫肆虐全世界》为题，报道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腐败现象。1994年8月，匈牙利一家周刊载文，惊呼“腐败浪潮席卷欧洲”。世界经济论坛一份有关1997年全球竞争的报告指出：“腐败在未来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最大持久战。”可见，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已成官场的瘤疴，这一“瘤疴”并未因人类文明的演进而被文明的车轮辗碎。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权力腐败依然是人类未了的心结。
据有关人士推断，全世界每年涉及的“洗钱”量为15000亿～28000亿美元。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政府档案中，都记载着以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与贪污、贿赂为内容的丑闻。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全球腐败报告》称：“政府的腐败，每年都要使全世界损失大约6000亿美元的资金。这意味着每天当我们送走夕阳的时候，世界上的腐败官员就又卷走了16.43亿美元。”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收取贿赂或佣金。同时，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全球公害。1970年，报纸上每10条新闻中，有2条是关于腐败的，而现在，每10条新闻中也许就有5条与腐败有关[413]。
《全球腐败报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被认为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地区，拉美次之。美洲特别是南美洲诸国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拉美7个国家在1998～2000年期间举报的腐败案件中，每一起都牵扯到5～7位参与者，因此这段时间内共有约2209名腐败分子[414]。1992年12月，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被指控受贿650万美元而下台。1993年，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因盗用1700万美元的秘密款项而被参议院宣布停止其职务。曾是“拉美最年轻总统”的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因盗窃中央银行资金5000万美元而受审。
有腐败就有反腐败。腐败和廉政作为两种相对立的社会现象，便同生共长，相互伴随，成为阶级社会的永恒话题。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制遗产与民主政治传承，形成了以法治国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以法制权为核心的廉政思想。在中国，受儒家“道德教化”的影响，德政长期成为廉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415]《周礼》还从六个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提出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称为“六计”。并且，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诸如包拯、海瑞等为民做主、刚直不阿、秉公办事的“公仆”形象。
然而，不管是建立在以法制为基础的西方古代廉政制度还是建立在以德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均未堵住权力腐败的源头。从前者来看，西方法制民主思想尽管发掘了人类反腐败的甘泉，但它却只保持其涓涓细流而并未形成涤荡腐败的微波，更不可能形成反腐败的狂澜。从后者看，以德治腐，在中国古代，它只是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工具，其真正目的在于“王天下”。事实上，以德治腐在中国古代很难实现，往往只成为一些政治思想家语言的外壳，流于形式。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但那只是统治阶级的权宜之计；尽管历史上也出现了少数清官廉吏，但那不是德治的结果，而多数是出于他们的洁身自爱。随着剥削阶级贪欲的恶性膨胀，以德治腐在贪官污吏的贪欲面前自然显得苍白无力。在专制社会，腐败蔓延的最终结局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人民大众的不断反抗，导致了政治体制的灰飞烟灭。
当今世界，权力腐败仍然是困扰人类文明的一大难以“免疫”的难题。反腐败已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世界五大洲均在行动。20世纪以来，各国的廉政风暴此起彼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刑，巴西前总统科洛尔被弹劾，丹麦前首相施吕特下台，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遭罢黜，等等。与此同时，各种反贪污机构、反腐组织和国际公约也纷纷出现，如《经合组织反对在国际商务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美洲国家间反腐败公约》、《反腐败刑法公约》、《反腐败民法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社会的反腐组织与策略，在交流和探讨反贪的良策、推进各国反腐败行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要知道，从总体上看，腐败肆虐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廉政，已经成为权力史上永恒的话题，也是重新确证公仆精神的一种无奈的表达方式。
林吕建在《驾驭权力这匹烈马》中说：“权力是一匹烈马，驾驭得好，它可以成为千里马……驾驭不住，它则是害群之马。”[416]如何驾驭这匹“烈马”？如何使这匹“烈马”不再成为人类社会的梦魇？如何使权力不再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伤害？这是我们在防范“公仆”变“主人”方面亟须正视并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 廉政是公仆的本质诉求
从理论上说，公仆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系统论述和规定，他们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17]作为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共产党人而言，“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事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1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及其共产党人与腐败是格格不入的。但不幸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腐败也未能幸免。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前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419]俄罗斯《自由思想》月刊1997年第8期上刊登俄罗斯学者、社会活动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文章《俄罗斯社会的新阶级》，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派掌握了政权，价格放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为暴富提供了某些机会，一些人及时抓住了这种机会。”“获得贷款也是发财的重要途径。”“私有化使财富落到了早就准备好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大概任何一个国家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时都没有用过这种不寻常的方法形成新的阶级。”“许多‘新贵’财产的来源都是不可告人的……他们不敢把钱投入俄罗斯经济，不想把它存入俄罗斯银行的账号。他们情愿到塞浦路斯和法国去买别墅，或到意大利寻欢作乐。”在腐败的蔓延中，苏联最终灰飞烟灭。
根据流行的观点，权力腐败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制度，就有发生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出现腐败现象的。事实上，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因为消灭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剥削制度而彻底根除腐败，社会主义权力如运作不当依然有“恶”变的可能。1945年7月，黄炎培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对话“兴亡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话后坚定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20]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并未彻底逃脱这一“怪圈”，腐败照样是伫立在我们现代化征程上的一大难题。
我们知道，在我国，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剥削思想和剥削观念已被根除。“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421]况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虽然有公有制经济这一主体，但也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导致腐败的经济条件依然存在。加之我国转型期经济政治制度不健全，公民民主参与和公务员监督机制不完善并具有滞后性，组织和制度的约束力与惩治力不强，不少规章制度有空可钻。这些封建遗风与制度“真空”在某种程度上给违纪现象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转型以来，传统“又红又专”的政治价值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解，经济价值急剧回升，商品经济与商品交换在促进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也腐蚀着一些机关干部的思想观念，引起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裂变，致使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非伦理主义等腐败意识在头脑中滋生蔓延。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公职人员表现出来的是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人情风、关系网、人身依附和裙带关系等，也就不足为怪了。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党风建设视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反腐倡廉建设因此也构成党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全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全国胜利以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再告诫全党，要十分重视党风问题。“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422]可见，如果我们不遏制政治腐败，就必然会导致社会腐败，无产阶级的统治便难以为继。从实践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一浪高于一浪，如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运动，1963年的城市“五反”运动，1962～1966年的“四清”运动，1982年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5年的清理整顿公司活动，20世纪90年代的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活动等。这些反腐倡廉活动尽管在造成政治攻势和社会压力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并未从实质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后，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滋生蔓延。
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权力腐败还呈现了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①腐败分子人数多，贪欲无止境，并向“新生代”、“高级别”发展。从腐败发生的态势看，目前仍然是权力腐败的高发频发期，腐败活动的范围、领域有所扩大；从腐败发生的主体看，腐败活动的主体在向高层次发展，大案要案时有发生。②手段更为隐蔽，行为更具欺骗性。腐败分子往往“一对一”，“单线联系”，两人来往，不留痕迹；他们还擅长钻政策或制度不配套、不完善的空子，打“擦边球”，研究对策，“自行一套”或“另行一套”，谋求“合法”，使之成为“公认”的“法外制度”或“事实制度”。③从个人无组织的腐败行为演变为集团式的有组织性的腐败，即共同违纪违法案件上升，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与普遍性。他们往往以组织的名义，打着为群众谋福利的幌子，利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谋求非法利益。这类腐败不仅使腐败取得“组织”支持，而且还会使腐败直接带有“群众性”。④腐败分子开始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成为地方恶霸，并且向权、钱、色三位一体化趋势发展。这些特点和趋势决定了当前我国反腐败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权力腐败说到底便是权力私有化，即权力持有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私人谋利的工具，是对公仆精神的最大侮辱。尽管我国现阶段的权力私有化与阶级社会的权力私有化有着根本区别（阶级社会的权力私有化是由阶级社会的国家性质决定的，而现阶段的权力私有化是极少数领导干部无视道德与纪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通过“暗箱”操作形式来获取私利），但不管哪种形式的权力私有化，都否定了权力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现阶段的权力私有化仍然是剥削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力私有化观念的“幽灵再现”。因为，从价值观来看，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分子承接并发展了剥削阶级所恪守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信条，奉行自私自利的人生价值观，用手中的职权来换取无限制的物质需要和生理欲望的满足；从腐败方式看，阶级社会的各种腐败形式，如徇私枉法、特殊化、贪污挪用现象在现阶段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从腐败的目的看，两者都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满足物质欲望，把肉体感官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规律看，党执政的时间越长，防腐拒变的任务就越艰巨繁重。一个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忧患意识，如何正确理解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拒腐防变，廉洁自律，永葆“公仆”精神本色，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应该思考的问题。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切实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在执政情况下必须面对的考验。我们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讲操守、重品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相应地，反腐倡廉斗争也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有必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三 廉政是公仆回归的必由之路
腐败是一个世界现象，更是后发国家的通病。要保持公仆应有的本色，就必须持续加强廉政建设，把反腐败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党员领导干部怎样做，才能抗拒腐败，才能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其相当重视。例如，周恩来于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对党员干部提出了“五关”的要求，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防范腐败，做人民满意的公仆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建设性观点，如制度论、环境论、素质论、人性论等，不一而足。这些主张对指导、推动我国的廉政建设起了巨大作用。其实，加强廉政建设，防范权力腐败，不外乎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外反腐，通过外部制度环境建设达到反腐败的目的；二是从内防腐，即通过人生价值观提升，自觉抗拒腐败。由于廉政建设的宏观层面学者们论述已经不少，这里不再累赘。笔者在此只是试图从微观层面审视当代中国的廉政措施，以期在讨论如何保持共产党人的公仆精神方面有所突破。
1.从“外”反腐：强化社会环境对权力的约束
（1）扬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培育合理的政治伦理文化，铲除权力腐败的文化根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腐败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不无关联。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既有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又有消极的、必须抛弃的因素。其积极因素主要是群体价值至上观念、民本观念、责任观念，如“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423]，“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安民、教民、富民”等。这些文化观念都是反对权力腐败的合理因素。同时，它又存在某些可能导致权力腐败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官本位观念。除此之外，家族主义也是左右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的消极因素，如孟子所强调的“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424]、“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荀子所强调的“为国家必以孝”，都反映了为官者的真实心态：为了家庭或家族利益，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充分发掘我国历史上那些合理的政治伦理资源，摒弃那些消极的政治道德观念，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建设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自由精神、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并要求掌握权力的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德法并举，以法济德，强化道德对权力的约束。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的“调节器”，社会生活的有序便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并非远离道德或反对道德的，而是道德规则的外在化、制度化和强制化。在一个实行法治的社会中，法律可以成为强制的道德，道德则是自觉的法律。因此，在进行法制建设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道德建设，只有德法并举，才能收到预期效果。实践证明，通过法律来强化道德对权力的约束是有利于防治权力腐败的，这已是国外的成功经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瑞典就把反腐败的条文纳入国家宪法之中，同时又出台了《国家公务员行为条例》、《违法违规处分条例》、《贪污贿赂行政处分实施专款》等专门的法令，从而使反腐肃贪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基本控制了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采取了这种措施，如美国有《公务员道德法》，英国有《防腐化法》，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公务员惩戒规则》，德国、韩国都有《反腐败法》。为了确保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得以实施，有些国家还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例如，意大利设立了“审议庭”，日本设有由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行政监理委员会”，美国设有“政府道德办公室”[425]。这些措施的采取有利于公职人员遵守相应的道德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也制定了有关领导干部的奖惩条例，但不系统，也不完善，更没有达到“干部道德法律化”的程度，因而在反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在我国转型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法不严、监督不力、腐败分子“前腐后继”的严峻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将一些现行的党纪、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定系统的干部道德规范、从政道德法和反腐败法。
（3）建立和健全强有力的科学的行政评价机制，清除权力腐败的隐患。领导干部如何行使权力，与社会对其行为的评价有一定的关系。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对领导干部的评价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经济评价取代伦理评价，二是用心理评价取代伦理评价。前者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或者经济增长速度错位于伦理评价所致，后者是把情感等因素掺杂于伦理评价所致。正因为有这两种错误评价的存在，在有的领导干部的腐败被查处之后，领导干部本人因自以为取得了较大政绩而倍感委屈，其他人可能会同情他，甚至还为其申冤、解难。为了实事求是地对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处理好政绩评价与政德评价的关系。政绩与政德这两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是对立的，其实，它们却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要求我们在评价和选拔领导干部时，既要重视权力主体的政绩，更要重视其政德，力求德才兼备，防止以才代德。“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426]之所以应该如此，是因为政绩虽然是行政价值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唯一的方面。事实上，任何政绩的取得都是与维护整个社会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及其他各种主体的正当利益分不开的，并且是以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前提的。只有这种意义上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才会符合道德要求，否则便是虚假的。同时，在行政伦理评价中，我们尤其要重视对政绩取得过程中的动机、目的、手段的分析与评判，以防止政绩的虚假性、非道德性。当前，有些地方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严重脱离了实际，完全忽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的组织部门甚至把上了多少项目、引来多少资金列为对干部“考核”的内容。而部分干部为了提高“政绩”而弄虚作假，大肆行贿受贿。这些脱离政德的虚假政绩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4）充分利用社会赏罚机制，催生权力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制约权力主体的腐败动机。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推论：“假如我不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工资收入和作为一个清廉人的道德满足；假如我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贿赂，但需付出道德代价，还有可能被察觉判刑，如果那样，我还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贿赂减去道德代价，再减去被察觉的可能性与可能受的刑事处罚之和，大于工资收入与道德心理满足之和，那我将会贪污受贿。”[427]他由此而得出结论：加大腐败的“代价”。当代行为科学也已证明，决定人的道德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建立在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酬赏—代价分析的基础上[428]。那么，“代价”是什么呢？霍曼斯认为，它是为获得某种报偿而受到的惩罚或放弃掉的另一收益。我们认为，代价是指人们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必须投入的成本及与实现该目的有关的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失。代价的构成无非两个部分，其一是可确定的代价，其二是不可预见的代价。对于行为主体来说，代价是其不愿意承受的外在的东西，是其不能控制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代价对人们的行为有调控作用。增大代价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无非两类，其一是非规范性的措施（如不正当竞争），其二是规范性的措施。就增大权力腐败的代价而言，其措施是规范性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赏罚。社会赏罚的形式主要有：物质利益赏罚、归宿赏罚（亦称舆论赏罚）、行政性赏罚与法律性赏罚。社会赏罚作为提高权力腐败“代价”的有力措施，它蕴涵着一定的道德价值和价值取向的提倡和宣示，能够营造一个扬善抑恶的社会氛围，从而影响个体优良人格的塑造，成为防范腐败借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2.从“内”拒腐，加强个人修养，自觉抗拒腐败
腐败现象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者本人的素质问题。“为政之要，首在择人”，把握好公职人员的修养关也是防止公仆向主人退化的重要环节。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说强调，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人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人有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提高干部素质修养是促使党政干部将廉政规范“内化”为廉政意识，提高廉洁自律水平的根本。在此，党的领导干部需要确立“三观”。
（1）要处理好德与权的关系，坚持正确的权力观。确立正确的权力观，就要深刻地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公务人员，“主仆”颠倒错位，以权谋私，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把手中的公权当成了个人的私权。我们知道，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为人类所特有，它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所支持，处于直接支配资源的位置上，极具诱惑力。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与意志，它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但在现实上，权力行使不当有时会失去其公共性而引向私人领域，造成权力腐败。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因为权力观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律意识和拒腐能力。面对市场经济这股浪潮，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警惕把官场当商场、把权力当商品的腐蚀倾向。“要坚决防止权力商品化，坚决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429]在权力的行使上，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并不是荣誉称号，也不是讨功邀赏的资本，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服务，就是义务，就是责任。只有这样理解共产党人的权力，权力的运行才能真正做到为公而使，为民而用。
（2）要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德才观。德，指政治立场、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才，指才干、能力等。一般而言，作为领导干部，德与才应该是统一的，两者绝不能有任何偏废，否则行政目标难以实现。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亡，才有余而力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拔、使用领导干部尤其要处理好德才关系。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这对加强党的廉政建设，防止“主仆”错位至关重要，人选得好用得好，就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政风，展示政府良好的形象。相反，如果选人用人不好，就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由于行政道德评价的特殊性，在评价和选拔领导干部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领导干部的才，更要重视其德。这是因为，良好的品质更能赢得民心，启迪百姓的智慧，引领人民创造出真实而优异的政绩。因此，考评和荐举领导干部，特别要考察他们的道德境界和水准，力求德才兼备，防止以才代德或重才轻德。“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430]只有坚持德才并举的原则考评和选拔干部，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思想素质，改善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拒腐能力。
（3）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共产党人的义利观不同于传统的“存义去利”或“存理灭欲”。相反，党的干部既要追求义，又要追求利。但这个“义”必然表现为对国家的诚，对党的忠和对人民的爱；“利”则表现为“公利”，即为人民谋福利。简言之，共产党人的义利观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而绝不是一心盘算着自己的私利。“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财富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431]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凡事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绝不能从一己私欲出发，真正做到防微杜渐、见微知著。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多：金钱、商品、美色……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正确处理“公欲”与“私欲”之间的矛盾，自觉抗拒腐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绝不能目眩神迷、心浮气躁，否则便会滑入腐败的泥潭。这就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确立正确的义利观，自觉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领导干部要做到自重、自律、自警、自励，提高自身拒腐的能力。
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的加强和推进。要知道，当代中国的廉政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的，廉政建设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艰巨。因此，加强廉政建设，保持领导干部的公仆本色，不仅要认真总结本国廉政史的经验教训，更要有世界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心态，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廉政建设经验与教训。在中国的廉政问题上，只有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会有新的起色，才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创建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怀着政府公务人员都是人民公仆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这一憧憬变成了现实。后继者们进一步把这种曾经在私有制社会颠倒过的精神进行重置，并在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今天，尽管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主仆”颠倒现象仍然并将长期存在，但历史终将证明，随着私有制社会阶级统治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民主社会条件下的那种以民为主的主仆关系必将实现重构，曾被颠倒的过度“主”“仆”关系伴随历史演进的凯歌也必将重新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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