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与“野蛮”是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话语工具
“文明”与“野蛮”是西方社会推销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惯用话语，他们以“文明”自居，以“野蛮”丑化其他民族或国家地区。然而，“文明”并非天生就是“野蛮”的进阶或进步的代名词。“野蛮”起初并非表征落后、愚昧、残暴的贬义词语，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费在其论著《现代的“野蛮”：小型的自然状态？》中指出，“野蛮”只是表示希腊人听不懂外族人说话时，对说另一种语言的异邦人的称呼。荷马和希罗多德甚至倾向于把野蛮人美化、理想化。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文明时代开始，随着亚历山大征服大军的铁蹄横扫中亚，荡平波斯，占领埃及、印度，建立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北抵多瑙河的庞大帝国，希腊文明取得了战略优势的地位，“civis”和“civitas”才开始具有了与“野蛮”相对的文明进步含义[5]，“野蛮”才被赋予了残暴、愚昧、没有文化、残酷无情、残忍等特定的负面内涵。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胜利状态的希腊人具有显著的优越感，进而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较为发达，此后，常常将其他的被征服的民族称为“barbarus”（野蛮人）。从“野蛮”—“文明”词义变迁史来看，如果非要为近代以来盛行至今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追根溯源的话，希腊化时代应该就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历史源头。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对于文明的渴望又重新炽热起来。16世纪以来，许多西方思想家开始认为，文明史不过就是人类精神状态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史。人类自始就处于野蛮的自然状态之中，如何使人类走出冲突争斗的野蛮状态、取得文明的进步呢？他们认为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伏尔泰在《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重要历史著作中，通过研究各民族的兴衰成败、对比古今东西文明的异同，得出了文明进步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想取得最大的进步”[6]的结论。霍布斯、洛克等自然主义思想家从理性角度出发，先验地预设了一个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预设了人具有生而平等、自由的自然权利，但是由于“热烈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与憎恶“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本性使然[7]，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甚至互相残杀似乎不可避免。他们继续求助于理性，认为理性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理性地设计出国家、法律等制度，从而把社会制度的建立完善视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在这种“进步的阶梯”式的“野蛮”—“文明”的划分方法之下，“文明”阶段与“野蛮”阶段之间并不具有连续性、承继性，而是对立、斗争、替代的关系，文明是取代野蛮的人类进阶。这类观点的用意何在呢？其实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统治、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做理论铺垫。
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兴盛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以内部封闭孤立、外部单向度推销西方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这是显著不同于希腊化时代以综合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为特征的文明思想。地理、种族、民族等因素都成为资产阶级划分“野蛮”与“文明”的天然标准。英国人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提出，“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原于欧洲”。[8]法国人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9]而在德国人黑格尔看来，精神的光明虽然从亚洲升起，世界历史的中央和终极却在欧洲，欧洲的中心又在于法德英三国。[10]“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是如此壁垒森严、难以逾越！这些西方“文明”人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
文明只有西方文明这一种，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中心思想影响下的话语。1752年，“civilization”开始出现在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的笔下，他通过揭露宫廷礼貌的虚伪性，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意在美化新兴资产阶级，神化其为“开化”“进步”的领路人。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文明”概念，多是指人类理智、道德进步的有教养的社会状态，及通过理性进步而达到的以财产权、工业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全新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正好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狭隘成了西方文明！
有了文明作为道义武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也愈发无所顾忌了！“西方国家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11]在这样的逻辑下，既然他们是去传播文明，是去帮助“野蛮人”进入文明体系，那么，他们到这些东方“蛮荒”之地去开矿，雇“野蛮人”去工厂做工，给“野蛮人”提供丰富的消费商品又该是多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啊！你们若还不领情，还要去反抗，岂不是自甘堕落，“野蛮”得无可救药了吗？对于众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做出的“野蛮”—“文明”二元划分，所谓的西方社会文明、东方社会野蛮的观点，大多数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做出了深刻的揭露，鲜明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不过是文明掩盖下的野蛮。文明建立在野蛮的对抗之上，内蕴着野蛮的因素，这是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对于“‘野蛮’—‘文明’”关系所形成的共识。傅立叶曾经对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做出了“乐园、蒙昧、宗法、野蛮、文明”的历史划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1878年首次出版的《反杜林论》中做了新的历史排序，即“蒙昧”“野蛮”“宗法”“文明”的序列。虽然两位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具体起始时期有不同的观点，傅立叶认为文明时代仅指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以后“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的历史，而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则是指涵盖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大历史阶段。但是，“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野蛮现象没有退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愈演愈烈。[12]
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飞跃。它对于“文明”和“野蛮”的认识，也绝不仅仅停留于全盘的肯定或否定之上。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一个由文明到野蛮的蜕变，文明因素逐渐减少、野蛮因素逐渐增多的历程。资本主义的文明面非常显著，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解放，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促进分工的精细化，建立了劳动者之间的广泛联系，对于人类整体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不可抹杀的。就连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给予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正如1853年6 ～7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客观分析了资产阶级对殖民地造成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加速了落后国家的文明进程。它扭转了东方农业国家“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的被动地位，打破了农村公社和东方专制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进而“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13]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东方国家并非大公无私的，其本意是对这些国家进行野蛮的掠夺，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4]当这些国家希望向西方文明主动靠拢学习时，西方文明的话语控制者又保守腼腆起来，对自己的科学技术等先进的东西严格保密，不肯认真地教这些虔诚笃信西方文明的徒弟了！
2.西方文明涤荡“野蛮”东方的历史阶段
关于西方文明东进的真实意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在一个个传播文明的谎言笼罩下，一切从满足西方资本的利益出发，一切落脚于为西方资本的利益服务，这才是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背后目的。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16]西方资本家显然不会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十分明白“文明”是对外扩张的软武器，一旦布好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棋局，就会拥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方文明东进战略是西方资本为了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建立的一条隐蔽战线。这条战线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崛起而出现，并始终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漫长的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岁月长河中，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
现在就来看看西方“文明”人对东方“野蛮”人所做的事情吧！
分别开辟海外殖民地，赤裸裸地奴役当地居民、掠夺当地财富。西班牙、葡萄牙是近代以来最早进行对外殖民侵略的国家，由于15世纪初资本主义因素刚在其封建专制内部孕育，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殖民远征具有鲜明的封建色彩。前面我们提到，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扬帆西行惊喜地发现了他们眼中的“印度”——美洲大陆，西班牙王室将所有侵占的美洲土地均宣布为王室所有，设立了“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的殖民地统治职能机构，实行种植园奴隶制对印第安土著居民加强统治，他们将土地连同上面居住的印第安人一起分派给殖民者，这些“监护主”强迫印第安人交纳租税、务农、采矿。随后，为这种直接掠夺的殖民政策服务的思想也应运而生了，“种族决定论”堂皇登场，人种、肤色被歪曲为劣等“野蛮”的证据。在这样的逻辑下，印第安人不过是类似于动物的“劣种人”而已，自然是可以被“文明”的白种人任意处置的对象，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公民权，不能担任公职，赤裸裸的掠夺、奴役、贩卖、屠杀和心灵创伤书写成了他们的血泪史。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方向主要是西非、印度、拉丁美洲。对于黄金、香料和奇珍异宝无止境的贪欲，成为他们对外殖民的原动力。在西非，他们开创了近代奴隶贸易。从17世纪以后的两百年中，西非共损失625万人左右。18世纪上半期，仅仅圣多明各岛就输入奴隶280万人。在亚洲，他们借口通商掠夺丰富资源。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在印度登陆，封锁红海和波斯湾入口，取得对整个印度洋的制海权。早在16世纪初，薛魁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准备侵略中国。1514年阿尔瓦列斯率军首航到广州屯门，1517年葡萄牙船队闯进虎门，泊于广州的怀远驿码头，要求通商。在南美，他们建立了具有极其浓厚封建色彩的殖民统治。17世纪中期，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总督在巴西行使最高统治权，在地方设州政府，建立了使用奴隶劳动的甘蔗种植园和糖厂。这些奴隶络绎不绝地从西非安哥拉等地运来，源源不断供驱使的奴隶成就了巴西重要蔗糖产区的地位。此外，荷兰也是近代最早侵入亚非的国家之一。1603年荷兰入侵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1619年侵占雅加达，建立贸易和殖民行政中心，后来又侵占了苏门答腊，向东完全控制了摩鹿加群岛，并于17世纪一度侵入我国台湾岛，在非洲南端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无疑是因拥有广阔海外殖民地而成了最大受益者， 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50 ～70年代通过三次战争耗尽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后又历经了一个世纪的交锋，终于在1805年战胜了法国，确立了海上殖民霸权。在17～18世纪，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和牢固的制海权，英国几乎打赢了所有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确立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
联合进攻亚非国家，攫取工业原料、开拓商品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商品经济对于原料、市场的欲望永无止境，这种经济形式显著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史进入19世纪，西方国家之间对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更加激烈，获得的领土、势力范围越大意味着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越广阔，获取的利润越丰厚。西方列强的联合侵华行为可谓是解剖资本主义联合进攻这一新特征的典型例证。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英法在争夺殖民地过程中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却在侵华问题上表现出十分的默契？这还是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得以稳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7]，开展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活动以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可是，就在英国加速海外攻城略地之际，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次危机虽然始于美国但严重波及英国，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若要英国经济摆脱危机，只有依靠拓展殖民侵略的广度和深度。然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又缺乏独立进攻中国的武力，于是，英国政府联手法国政府，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敲诈勒索清廷，继而开展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劫掠并火烧了圆明园，逼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仅如此，未耗一兵一卒的美国、俄国政府也以调停之名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中，中国被迫支付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开放了大量通商口岸，这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危机、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期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武装联合侵略以外，殖民权益协调会议、瓜分殖民地条约也是西方各殖民政府分赃的方式。1884年，英葡签订条约，互认彼此对于刚果的主权，随后不久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14国又在柏林签订了总协定书，对各国夺取非洲新领地的方式进行了约定。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殖民地瓜分殆尽，西方列强的利益需要妥协；随着海外侵略成本提高，西方列强需要相互支持；随着殖民地反抗日益激烈，西方列强需要相互勾结，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渐摆脱初期的独占模式，而是相互妥协，走向联合侵略。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试图达成联合侵略、利益共享的协定，但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表明，他们瓜分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矛盾并没有减弱而是在不断累积加深。上文提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协定达成妥协，是其走向联合侵略扩张的重要方式。1887年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签署《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英奥意三国签订《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以及1904年《英法协约》、1907年《英俄条约》都是试图以和平的协约方式来达成利益的相互妥协，但是，20世纪初，后起之秀的资本主义德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强烈需求，触动了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既得利益。德皇威廉二世认为德国殖民地太少、原料产地及商品市场不足，于是要求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
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矛盾的初步显现。1904年4月，英法两国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这损害了德国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引起了德国的不满和警惕。1905年2月，法国要求摩洛哥在法国监督下进行“改革”，德国随之进行抵制。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宣称德国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西方列强在摩洛哥的地位绝对平等。德国宰相比洛则建议把摩洛哥问题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并且向法国发出了以战争相威胁的照会。然而，法国也不甘示弱，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外长T.德尔卡塞采取强硬态度，英法德关系顿时紧张，地区局势火药味增浓。对于德法的殖民地利益纠纷，英国坚定地站在了法国一方，7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发表了暗示英国不惜因摩洛哥问题与德国一战的演说，并进行相应的海军作战动员。
可见，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深感德奥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威胁，频频遏制、打压德奥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德奥等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必然要求从已显没落之势的英法手中夺取殖民地权益。两大集团虽然通过协议达成了暂时的瓜分世界的妥协，但是却暗自相互角力，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仅以陆军为例，1880 ～1913年，德国常备军由42万扩充至87万，法国则由50万扩充至81万，俄国也由80万增加到140万，奥匈军队由47万扩张至85万，意大利由20万扩张至35万，最后美国为了应对欧洲局势紧张也将军队人数由3.4万扩张至16万。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扩军备战为利益分配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同盟国集团战败，战后德国失去了包括德国自身13%的领土及所有海外殖民地，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到了30年代希特勒等野心家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使主张通过对内独裁和对外侵略谋求发展的纳粹主义得以形成。1935年，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放手扩充陆军、重建空军、建造海军军舰；1936年，德国开进莱茵兰军事区；1939年3月15日，德国威胁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展开闪电战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与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使17亿人卷入战争，直至1945年才结束，战争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筋疲力尽，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资损失（按1938年价值的不完全统计）即达2600亿美元，各交战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占其国民总收入的60% ～70%，军队死亡1690余万人，居民死亡3430余万人。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分赃不均所引起的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内讧的战场却多设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为此饱尝战争的痛苦，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沉重代价。
渗透走向独立的东方国家，形成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布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战争使英法等老牌欧洲帝国陷入严重衰退，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崛起，殖民主义已经成为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众矢之的。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1961年联合国大会又决定成立“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亚非拉许多民族和国家纷纷展开解放运动，赢得了主权独立、人民解放。但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倘若离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给，它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于是，变换了头脸的“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控制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的殖民政策——新殖民主义诞生了。[18]而本土未受战乱累及的美国在“二战”中坐收了渔翁之利，在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新领导者，也成了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肇始者。其实，早在20世纪初，这种以经济手段替代武力占领的新殖民方式就已初现端倪，1916年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就此谈道，资本主义“现在不去直接占领其他洲的土地（这种占领我们称之为‘殖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行经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不用直接去夺取土地或者实行政治侵略就可以在其他各洲获得经济利益的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19]，这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0]，它就是“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21]
菲律宾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实验田，1913年美国颁布了《安德伍德-西蒙斯法》，建立起了美菲双方对等的免税自由贸易制度。可是，就在这表面的公平贸易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虽然这个制度允许菲律宾商品无限制地进入美国市场，菲律宾产品的出口税亦予取消，但是此制度的最大获益者仍是美国。因为，在菲律宾投资的美国产品销往美国时可获得更大利润，而依靠进口菲律宾原料的美国制造商之成本则可进一步降低，使其产品在菲律宾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使菲律宾市场事实上被美国企业垄断。美方为加快经济渗透进程，避免菲律宾国内的反美抗议和争论，于是积极和菲律宾的富裕知识分子、大地产拥有者、社区领袖以及地方政治首领等精英阶层接触，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二战”后，美国逐渐形成了以贸易、投资、借贷为主要方式的成熟的新殖民主义体系，积极向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打响了没有硝烟的经济、文化侵略战争。
不过，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认为经济渗透是一种侵略行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威廉·普法夫就将其称为“无私的殖民主义”，他在1995年2月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种新殖民主义？欧洲必须回到非洲》中宣称过去殖民主义在非洲待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取得成功，为了促进非洲的现代化，欧洲人应重返非洲。换言之，西方殖民主义并不是罪恶行为，而是帮助落后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对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认识工具。由阶级立场所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人”并不是大公无私的救世主，而是始终贯彻着“自私自利的原则”[22]，从自身利益出发迫使其他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3]
在西方资本裹挟下，众多亚非拉民族国家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一些国家经济体取得了高速成长，这似乎印证了西方文明具有“普度众生”的能力。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高速成长经济体的经济模式并不健康，甚至还很畸形。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是20世纪70 ～9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的时机，大量吸引外资，利用本地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奇迹般的崛起受到众多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称道，被誉为“亚洲四小龙”。这种开放型的发展模式甚至得到众多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同和模仿，也纷纷打开国门，吸引外资，走上了开放道路。然而，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并不是马上就能显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生态危机、中亚北非政局动荡、地区性战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且频率越来越高，西方新殖民主义对亚非拉相关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全面显现出来。
经济上，西方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诱使一些亚非国家迷信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急于向西方经济增长模式靠拢。这些国家在自身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了倾向于外资的金融体制，缺乏对外资的积极监管，同时，确立了出口替代型的发展模式，制定了倾向于外资的外汇政策。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趁此机会，乔治·索罗斯等西方金融资本集团的金融炒家完全不顾公平竞争的市场道德，进行炒汇、投机操作，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汇市和股市一路狂跌，一蹶不振。
政治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开始推行全球扩张政策。1947年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在全世界进行势力扩张、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全面冷战的宣言书。1949年，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建立了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1949年3月18日，美国和西欧国家公开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于同年4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后正式成立，它以集体防御为名，在海外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设立军事基地，进行战略布局，时刻准备对广大取得了政治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同时，他们还把一般性的社会问题政治化，阻止东西方人民的民间交流，使西方人民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甚至产生了扭曲丑化心理。
文化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和利用大众媒体对东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方位的包围网。1942年2月24日清晨2点30分，“美国之音”第一次用德语向欧洲广播。随后，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汉语普通话和粤语等50种语言陆续向欧洲和亚洲广播，“这里是美国之音，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将向您谈论美国和战争。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都将向您报道真实的消息”。然而，有意思的是，1948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规定，“‘美国之音’节目为美国境外受众制作，严禁在美国国内播出”，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自明，就是不让不真实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入美国。因为，出于资本的利益，在国外散播虚假新闻也就罢了，若还在本土宣传虚假新闻，必定会被民众和媒体群起而攻之。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扩大之机，在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产品时渗透美式价值观，NBA、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耐克鞋等都成为西方价值观输出的载体，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教士”。
迂回包围新兴国家，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战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意识形态分野为标志的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兴奋地宣告，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因此而构成“历史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显然以世界霸主自居，妄图使其他国家以它为中心，服从于它。但是，美国对于自己的霸主地位始终感到不安，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写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公开出版，他提出冷战后的世界依然会冲突不断，只不过其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其背后的意思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必然挑战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由文明差异带来的争霸行为应当引起美国警惕防御，这本书的观点震惊了世界。
亨氏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文明威胁论，意指世界其他快速崛起的文明体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表现出对不屈服于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国家及其行为的担忧。历史似乎也在印证亨氏的预言，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总是“逆”美国之意而行，反对其霸权主义行径。2001年，震惊世界的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更加坚定了对“文明冲突国家”的强硬态度，事件发生后，美国认定本·拉登是肇事者，旋即出兵报复，打着抓捕本·拉登的幌子，武装进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过，即便从2011年拉登被击毙以后，美国至今仍未从阿富汗完全撤军。接触加遏制战略在美国对中东外交中暴露得非常充分，“9·11”事件以后，美国警告中东国家，对于美国的报复行为要么支持要么就会遭到孤立。伊拉克作为美国曾经的盟友，由于显露出试图摆脱美国管束的“野心”，“9·11”事件后萨达姆政权又公开宣称“美国爆炸案是美所犯罪行的恶果”，结果自然是“忤逆”，得罪了美国——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宗教较为开放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之间有直接联系。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进而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公开的理由是他们赞助恐怖分子活动，进而对他们进行军事遏制甚至直接打击。
另外，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被西方称为“非民主”国家或者纷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在国际市场与美国产生激烈竞争，或者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及丰富的资源，所以也自然而然成了美国的假想敌。因为，自20世纪初，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战略思想一直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势力中心，由这个中心来控制平衡和稳定，而这个控制权最好在美国手里”。[24]对于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关系，美国从来没有实践过，也没有兴趣去尝试。国际战略重心东移，搞亚太再平衡，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提防快速崛起的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大国，防范自身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良苦用心”。1997年6月，美国发表了新世界计划的宣言，明确提出了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25]，该计划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要求对其给予更大威慑。
1989年8月1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地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因此专家们预测，苏联的覆没就是最近2 ～3年的事。”[26]苏联解体后，以美元、汇率为武器，美国政府继续发起了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新干涉主义行动。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优势地位，在东方国家打开国门与西方做生意的过程中，诱使其以出口资源能源、发展代加工业赚取美元外汇，继而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使这些国家将大量美元外汇购买了美债，导致这些国家本币兑换美元汇率上升，进而，大量美元涌入这些东方国家投机房市、股市，造成其本币出现内贬外升的扭曲情况，导致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采取的金融手段，对东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资源耗竭不可逆转，生态危机难以根治，民生问题与经济发展错综纠结，贫富分化增加执政风险等问题层出不穷。
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配合金融手段，是当代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等东方新兴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图谋的基本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意即文化价值观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国家目的。布莱尔提出搞价值观外交，克林顿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公开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27]具体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发展文化软实力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推广英语及其文化。语言是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随着英语的世界传播，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全球风靡起来。谁是英语推广的助力者呢？美国英语专家库尔马斯说过：“美国英语在全球的推广得到了蓄意力量的帮助，具体说来这些帮助来源于政府、大众媒体、私营经济人等。”[28]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教育部、美国国际发展署、美国新闻署、美国和平队五个政府组织主要负责美国的国际推广工作，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民间机构支持英语国际推广活动，World Teach组织每年向世界16个国家提供500多名英语教师志愿者，世界英语教师协会、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美国双语教育协会、美国英语学校积极开展对外英语教学研究，编写英语教材，培训对外英语教师，开展对外英语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议。英语风靡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位甚至高于母语，从而扫清了西方文明向东方进行文化扩张的语言障碍。
二是倾销内蕴美国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与传播工具。美国的动画片，如《变形金刚》《星球大战》《猫和老鼠》，传播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对东方民族国家的青少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迪士尼动画片，传递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西化着东方民族国家下一代的思想。《2012》《阿凡达》《碟中谍》《泰坦尼克号》等风靡全球的热映影片，总是以美国总统拯救世界、美国中情局特工正义反恐、美国英雄拯救人类等为题材，包装塑造美国的世界救世主形象，传播个人英雄主义、民主观念、浮士德精神、上帝信仰等美式价值观，构建着美国的世界吸引力和向心力。除此之外，国际互联网也成为美国等西方文化价值观倾销的阵地，国际互联网的13台根服务器主要分布在美国、瑞典、日本、英国，换言之，只要控制了这些硬件设施，想封锁谁的消息就可以封锁，形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优势地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明确说：“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民主的政治意识。”[29]为此，美国政府联合跨国公司开发新的网络工具，旨在使东方国家的人民避开本国政治审查自由表达观点。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为利用互联网煽动舆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亲自介入美国Twitter网站。在美国操纵下，20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冠以“民主”之名发送到全世界，引发世界性的轰动效应，随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实现了美国利用互联网工具对伊朗的持续干扰图谋。2010年，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的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引发了“茉莉花革命”和中东北非大乱局，致使这些国家政权更迭。
三是塑造品牌神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描述道，资本主义“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30]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传统的低价倾销方式已经日益被高价品牌塑造的方式所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于资源、环境和民生压力，逐渐改变直接进口东方国家原材料在本土工业生产的方式，而是转移至东方发展中国家贴牌生产，自己则掌握标准、技术，塑造和运作品牌，赋予这些品牌以地位身份等文化附加值，使得这些品牌如同精神鸦片般受到亿万刚刚迈向小康生活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捧。例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的苹果品牌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由中国大陆富士康科技集团进行贴牌生产。苹果产品在品牌拥有商的包装炒作下，被塑造成了时尚生活、尊贵身份的代名词。很多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省吃俭用，缩衣节食，却以能拥有其产品为荣，甚至有人不惜以自己身体、尊严作为交换。近些年，为了买苹果手机卖肾、卖身的报道屡见不鲜。2013年12月有报道称，福建某“95后”女大学生在网上招嫖，只为购买一部苹果“土豪金”手机。虽然为苹果贴牌生产的富士康工厂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组装手机，然而正如某女工所说，“如果不干这个，我可能永远买不起”，苹果品牌在某些不明就里的底层工人心目中俨然成了人生的意义所在，在品牌神话的鼓动下，部分工人将道德、尊严弃之不顾，甚至法律红线也不惧触动，只为高价买回他们辛苦生产的产品。
四是妖魔化东方民族国家的形象。妖魔化领袖人物、国家形象、社会热点事件，是西方国家政府、学界和媒体离间东方国家人民民族感情的新手段。我们知道，斯大林曾被西方政府妖魔化为“暴君”“刽子手”，这成为质疑苏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如今，妖魔化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伟大历史人物的言论正在网络新媒体上赫然出现，丑化歪曲中国革命史的读物正在掀起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试图动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必然性。对于此等行为，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1996年出版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提出了“妖魔化中国”的概念，深刻揭露出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播发大量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实报道，故意歪曲诋毁中国的真实形象，制造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的误会和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例如，2013年8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得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诋毁中国商品，声称：“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无论是桥梁所用的钢铁还是给孩子们的玩具，都会带来巨大代价……损害我们的国家，扼杀我们的经济。”[31]不仅如此，他们还培植网络“大V”，抢夺主流舆论的麦克风，妖魔化中国社会发生的道德类热点事件，制造“一边倒”的负面社会舆论，丑化中华民族道德素质，以达到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向西方文明主动趋近的目的。这一系列的妖魔化行动，是试图斩断东方国家文明传承的根脉，抑制其文明自主创新发展的动机和能力。
五是出资培养西方利益代言人。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提及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计划，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32]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就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政府操纵的结果，苏联解体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奏效。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继续在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培植学术界、政界、传媒界的西方代言人、代理人。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教育交流项目，正以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为名义，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培养亲西方社会精英，进而影响东方国家的上层建筑。
六是用评奖的方式推销西方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2013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出该年度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做出贡献的“全球百名思想家”，这本由美国政治学“泰斗”塞缪尔·亨廷顿创办的杂志俨然是以文明标准的制定者、裁判者自居，将荣誉大多颁发给了西方模式的卫道士。不仅如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艺术领域的奥斯卡奖、金球奖等以西方审美标准作为裁量作品优劣的尺度，往往将奖项更多颁发给丑化本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作者。2014年2月，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华语电影《白日焰火》获得金熊奖，欣喜之余我们看到的却是，影片的主题是展示中国“黑暗”和“血腥”的形像，人命如同自然资源般消耗，每个人都处于危险境地。对中国负面的影像描写完全脱离、罔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光辉现实，迎合了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攻诘诋毁中国的阴暗心理。由此可见，政治性而非文学艺术性是国际文化机构评奖的首要指标，西方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被隐藏在一个个评判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背后，正在俯瞰和点评全世界！这类做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把西方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祭入神坛，神化为判断先进与否的世界唯一标准，进而使世界其他文明主动向西方文明趋拢，心甘情愿地主动为其经济政治利益服务。
总的来说，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话语工具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一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期，“野蛮—文明”的二元划分是16 ～19世纪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想的缩影；二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客观上宣告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幻象的破灭。西方国家矛盾尖锐、社会分裂的现实使西方文明走下了神坛，大量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使文明多样化成为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由此，“野蛮—文明”的话语工具难以为继，“落后—先进”的话语体系随之出现了。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其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也属于文明范畴，不过他们仍然认为其他文明模式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落后的文明类型。虽然这两种话语体系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其目的却是始终一致的，这就是，消解东方国家的民族意识，摧毁东方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产生对比西方文明的强烈自卑感，形成西方文明单向度输出的世界格局，最终使西方文明包装下的商品输出、资源掠取、政治干涉、文化操控畅通无阻。
3.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基本手段
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33]虽然西方文明东进战略在四个历史时期各有特点，但是作为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而言，也有共性的内容。把握这些共性之处，对于当代东方发展中国家自觉抵御西方文明的渗透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同野蛮的区别，用傅立叶的话来说，就在于用复杂的谎言代替简单的谎言。”[34]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给我们揭示了西方文明东进历史的基本战略——制造谎言。编织西方文明先进的美丽谎言，形成西方文明的全球吸引力，是诱使东方发展中国家主动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自觉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手段。
矮化东方文明，干扰其传承绵延的历史脉动。东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是在西方文明的裹挟下进行的。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陆续轰开了东方各国的大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宗法观念的文化传统、宗族集体的生活方式无不受到冲击。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在武力打开东方国门之后，西方资产阶级以低价的工业品进行倾销，打乱了东方各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步伐。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东方国家被动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缺乏自主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大多成为西方工业的附庸，形成了大量买办资本。同时，上帝崇拜、科学、自由、民主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随着强势的经济、军事实力涌向全球，一些东方的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质疑甚至“打倒”运动，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纷纷向西方文明学习借鉴之机，加紧制定政治文化领域的文明标准，进行民主输出，大打人权牌，把自身标榜为现代文明的范本，以自身尺度评判东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一些东方新兴国家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中，抛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话语体系，丧失了话语权，进而丧失了文明交流的平等权利，逐渐形成了文明自我矮化的自卑心理。
神化西方文明，吹捧其为世界先进、历史终点。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2011年3月出版的《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中指出，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作为六大文明因素使西方文明应该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今天西方文明正在影响亚洲，亚洲正在采纳西方的价值观。[35]基于此，他提出了“文明趋同论”，认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失败，不如说是西方的胜利。实际上，西方国家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来，一直在做着美化神化西方文明的事情。东西方的文明交往史，一直是一场西方资本主义利用文明话语权优势地位，进行文化价值观的单向度输出、利益的单向度输入活动。以文明为幌子发动殖民战争是他们侵略发展中国家的常用借口，例如1789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时就号召道：“士兵们，你们要去从事的事业是征服，这一征服将对文明产生无法估量的意义。”20世纪中期，许多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道路以后，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观成为西方文明自我标榜的话语工具，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散布所谓“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普世价值，并据此形成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双重标准，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奖项评选、政府发布人权监督报告等方式进行文化输出。但是，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深刻揭露了美国监控世界的丑行，作为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的斯诺登也是因为“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使“百姓受到本不该有的牵制”，而“对美国政府的功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产生了实在的幻灭感”[36]，才勇于揭露美国民主政府的伪民主、反人权、悖自由的霸权本质。
总的来说，“进攻”是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总基调，虽然西方文明东进战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苏联、中国等强劲对手的抵制。但是，“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7]，因此，要满足这永无止境的贪欲，只能不断地进攻其他文明。只有使更多东方文明臣服于它，西方文明才能寄生于此，以获得自我进一步滋生的养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以经济实力为突出特征的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无形中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形成重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已经把中国作为阻碍西方文明东进企图的最大障碍，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打压、遏制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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