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清“生态”“反恐”“时尚”话语的文明扩张本质
西方文明东进战略是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侵略战。近代以来，各弱小民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反抗侵略斗争，本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这些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直接障碍。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日益明白了一个道理，民心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巨大伟力。争夺话语权、收买人心，不仅能平抚反抗情绪，还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奇力量。“自由”“民主”“人权”成为西方国家在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话语，为其残暴的对外侵略战争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借助这些光鲜的话语，西方国家轻易地俘虏了本国乃至被侵略国的民意，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从而使其“野蛮”的掠夺行为具有了“文明”的假象。
随着东方发展中国家纷纷取得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必然要求建设本民族国家的独特思想、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加之，选举丑闻、金钱政治、经济危机、暴力冲突、社会骚乱、局部战争等恶性事件频发，日益暴露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虚伪性，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进而也遭到质疑和诟病，不仅难以有效地承担西方资本集团东进的历史使命，反而暴露出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政治野心。基于“自由”“民主”“人权”话语作为政治符号的敏感性，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开始转而运用涉及人民生活的语言符号，塑造新的“全球共识”“普世价值”。
以“生态”为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试图掌握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权力。迄今为止，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力为重要标志，人类已然经历了原始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从畏惧依附自然、改造利用自然、征服主宰自然的演进历程，与此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亦经历了从资源开采到资源耗竭、从浅层环境污染到深层生态系统损坏、从可恢复的生态破坏到不可逆的生态灾难、从局部地区的生态问题到全球性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资源能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等严峻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高度共识。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就是利润，保护生态环境会成为影响其利润实现的障碍，因而被资本家核算为成本，将责任向企业外部转移。在资本的逻辑下，未经过滤净化的污染物排放越多，企业成本越低、利润越高；相反，就越亏损。但是，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对于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成灾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保护运动，工业生产的环境标准提高，严重增加了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于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建立全球生态话语霸权，开始加速向东方发展中国家外包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一方面，妄图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抨击后发国家的政治体系。这种观点把中国政治歪曲为专制集权政体，进而把生态环境灾难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专制；另一方面，逃避生态破坏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抢占生态道义的制高点。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美国等就极力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埋单”，反而要求中国等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推诿自身责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道义施压，这些重要的世界性环境会议都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文件，减排的责任难以在各国具体落实。
当下，西方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正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行大肆敛财之实。仅以碳关税为例，欧盟、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实行了生态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制造“绿色壁垒”。其中，最唬人的说辞就是“绿色革命”，从而，“文明”地采取了“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等措施，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在“绿色壁垒”面前，唯一出路就是获得发达国家的贸易通行证。
“文明”话语幌子下的“绿色壁垒”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影响很大，由于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以机电产品、家具玩具和纺织品及原料等高含碳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极易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73]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生态话语着力于抢占道义制高点，虽然表面上体现着世界人民保护生态的呼声，实际上却是在绑架世界人民保护生态的热情，嘴里喊的是环境保护，看重的却是利益。西方国家大幅度提高外来产品入境价码的真实目的，就是将有竞争能力的外来产品拒之门外，实质上是损害东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益、发展利益，为自己谋取生态福利、超额利润的特权。
以“反恐”为话语，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为消除异己披上迷惑性外衣。2001年“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及其盟友随即宣布开展“全球反恐战争”。自从赋予了“文明”以进步的内涵，掌握了文明的道义权和评判权以后，改造乃至消灭“野蛮人”就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封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二战”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角力较量后产生的新霸主，自然肩负起了这一职责。美国把所有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武装活动，均定义为恐怖主义，把譬如朝鲜、伊朗等价值观与其相左并经常对其呛声的国家，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本·拉登、奥拉基等恐怖分子作为一种新型“野蛮人”，不听“文明”的美国人调教，反而冒犯“文明人”，对其恩将仇报，正是美国需要消灭的对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捉拿恐怖分子本·拉登为名迅速出兵阿富汗，又以“反恐”为名义悍然出兵伊拉克。十年间，美国挥舞着“反恐”大棒，与一些国家兵戎相见，绞死了萨达姆，击毙了本·拉登，推翻了塔利班，按理说，恐怖分子应该已经消灭殆尽。
但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公布的恐怖分子名单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逐年增加。2003年，该中心发布了一张包括10万人的“反恐”名单，而2013年“反恐”名单就已猛增至50万人。美国等西方国家确立的“反恐”话语，表面上是打击影响国家安全的暴力袭击，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维护并扩大其世界霸权。实质上，资本的本性就是无穷的欲望，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力量都会被它冠以“恐怖”之名，“正义”地对之进行遏制打击。但是，暴力恐怖袭击正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导致的尖锐冲突的产物，资本主义自身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现在，美国是全世界85%以上祸乱的策源地，巴尔干的战火，伊拉克的内乱，中亚的动荡，台海的危机，车臣、南奥塞梯、高加索等地区熊熊战火的背后都有它的身影。“反恐”正在成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行为的话语幌子，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则是防范打击挑战其霸权的国际力量，暴露出了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对世界主张和平与正义的力量的畏惧心理。
2014年3月1日，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东突”分裂分子持刀砍人，致29名无辜群众死亡，130多人受伤，我们举国上下为此而沉痛哀悼。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时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为其辩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恐怖分子仅仅称为“攻击者”，美联社甚至选择性引用受访者的话，竟称“应让维吾尔人独立”。由此可见，“反恐”话语不过是美国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双重标准”的典型体现，挑战其世界霸权的行为被丑化为“恐怖主义”，而制造他国尤其是他不喜欢国家骚乱的行为却被美化成了“正义之举”。实质上，“反恐”话语发挥着维护和扩大西方世界霸权体系的作用。不过，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在把反抗者作为敌人的同时，也在与全世界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民为敌，难怪一些国家和人民根据美国自己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指责美国为“国家恐怖主义”。
以“时尚”为话语，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正在走向模板化，试图借此统一世界。在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中，一旦设计好模板，就可以实现相应的批量化生产，达到低成本、高赢利的目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将工业生产领域的模板化工序推而广之，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积极制造模板、范本。这种模板是试图以西方的头脑代替世界的头脑，使世界人民停止思考、停止自主创新，给东方发展中国家编造了一个个“只需复制粘贴，就能文明进步”的美丽谎言。从服装、日用品到电视、网络、杂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消费，西方“模板”正在全球加速复制。在“时尚王国”法国，每年春夏或秋冬季林林总总的生活时尚流行趋势发布会便纷纷登场亮相，涉及服装、皮具、香水、化妆品、珠宝等方方面面，基本涵盖了人们穿着打扮的所有相关产业。在“没有国界的永恒美丽”口号的煽动下，时尚外衣下的奢侈品受到世界人民的顶礼膜拜。2013年，30间奢侈品牌公司的总营业额将近150亿欧元，87%的时尚产品出口到国外，亚洲高居出口额榜首。随着西方“时尚”品牌商品蜂拥而至，世界其他民族的美丽标准模糊了，审美权丧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式的审美标准。
不容忽视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电视、网络、杂志等文化传媒，也正在成为西方“时尚”的鼎力传播者。2013年，《中国好声音》选秀节目火爆电视荧屏，而其所有标识、海报设计、宣传片头、导师们拿着麦克风的手势、现场红色的背景，甚至导师所坐的椅子等整体包装和视觉元素都与《荷兰好声音》无异，中国引进方还为此支付了300多万的节目模板购买费，另一档电视节目《中国达人秀》则是从英国购买的版权。东方发展中国家的时尚追随者，通过不用动脑的简单复制成就了“时尚范儿”，更成就了西方资本巨头的巨额利润。2009年，国际电视节目模板认证和保护协会发布了一个名为《电视模板走向世界》的报告，该报告显示，2006 ～2008年，世界上445个原版电视模板得以远销海外。在此期间，电视节目模板产生的包括授权许可费、顾问费和其他辅助收入等在内的交易量，已达到93亿欧元，比2002 ～ 2004年增加了45%。[74]从日常生活到文化消费的西方模板化，正是西方国家推行“西化”战略的典型体现，它直接影响到东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中国等东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脑，形成对民族价值观的消解与替代作用。不难理解的是，当我们在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穿着迪奥、香奈儿服装，用着苹果电脑、微软操作系统之时，文化价值观也极易随之不知不觉地走向西化。
在“时尚”话语的裹挟下，当西方模板开始在东方国家推广复制以后，西方国家的模板制定者们又推出了一系列的评奖活动，进而评价谁复制得好，敦促不愿复制的国家加入其中。当下，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诺贝尔奖文学奖正在取代茅盾文学奖、奥斯卡奖正在取代金鸡奖的分量，实际上，西方“时尚”话语推销者们是妄图根据自身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先进与落后，迫使世界各国与西方资本的利益步调一致。许多国际大奖的实际操纵者往往与颁奖国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要么是暗中篡夺了原来由该国政府创办的组织，要么是以该国的名义成立实则为国际征服集团服务的组织，却堂而皇之地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影响世界甚至发号施令。在当今被垄断的世界文化市场，是不是“杰作”早已不再由创作者本人和鉴赏者决定，他们的权利正在被垄断资本巨头偷偷夺去。尤其是，有语言和文化内涵的作品不再由本民族本国人民评判，而是由毫无资质的、多数为西方资本财团控制的所谓国际机构定夺。审美权的丧失，使一个流氓可以一夜之间被捧为艺术大师，而一个真正的民族文化大师也极易被翻手雪藏。更为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还有成千上万追逐国际荣誉的狂热“粉丝”，贱卖民族自尊心，不明就里地走进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队列，为其卑躬屈膝而浑然不觉，甚至引以为荣。
以世界人民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确立话语权，借机植入自己的文明标准，是当今西方国家进行文明东进战略的基本手段。文明评审权的丧失，对于那些并未形成自身文明发展模式、极易被其他大国文明影响的小国来说，构成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而若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创立了独立文明体系的大国堕落到将话语权、道义权和审美权拱手相让于本民族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个文明体的大脑已经停止思考。对此，我们要特别予以警惕！
2.中国需一分为二地客观对待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风靡全球，固然有西方资本集团的强力推动，但是西方文明也确实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具体表现在生产力快速发展、政治民主程度提高、文化产品丰富多样等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处于现代化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全盘接受或一概拒斥西方文明，显然都是不科学的态度。
自觉处理好西方文明的精华和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关系。当前，积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明理论，是在中国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世界霸权主义总是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试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对于此类“西化”“分化”甚至控制中国的图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75]如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顺利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对此，我们要深刻地揭露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思潮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本质，用具有时代性、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人民。我们也要抓住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这个重点，端正和提高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针的态度和能力。我们还要牢固坚持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人民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自觉划清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界限。站稳正确的立场是“划清界限”的根本政治前提。[76]什么是社会发展进步？马克思曾指出，“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77]，从而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人民群众。换言之，文明进步为了谁，文明成果归谁享有，是划清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界限的科学标准。基于这个标准，我们既要看到，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程序民主、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一些文明成果对于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属于西方先进文明的范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又要看到那种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了历史的顶点和终点”“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流”等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立场上的西方文明理论属于西方文明中心论思想，违反了人类文明和而不同、共同进步的基本要求，因而是必须高度警惕和坚决摒弃的。
自觉划清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与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界限。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理论的确在很多方面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至今仍然在塑造文化认同、构建社会共识等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体现。不过，马克思提示我们这“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78]，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认识论原则而得出的理论总结，需要我们自觉用于科学对待当代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游行、罢工、英国骚乱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动荡事件也启示我们，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被西方认为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西方文明理论，将会甚至正在随着时代发展而被历史扬弃，因而绝对不会是所谓永恒的、终极的完美状态。目前，有些人仍然迫不及待地要求融入西方文明主流、回归所谓西方文明正统，就是由于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看待西方文明，从而陷入了盲目迷信西方的认识误区。
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文化产业、借助文化产品，输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对我国造成巨大冲击。这就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西方文化入侵与和平演变的严重危害。邓小平早就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79]“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80]无硝烟的战争就是和平演变，而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就是改变人的思想，植入符合侵入者利益的思想。对此，我们一定要增强政治敏锐性，从思想上加以重视、提高警惕，更要积极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于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进而提高对于西方文明的鉴别力、判断力。
3.中国要坚定维护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古至今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进步都不是建立在欺压、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而是秉持交流借鉴、兼容并包的精神，依靠中华儿女自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而取得了辉煌灿烂、历久弥新的成就。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外交理念，近代又深受外敌入侵之苦，经历了文明中断的危机，继而迎来逐渐复兴的历史转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又逐渐走上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特质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华文明复兴之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达则兼善天下”的道理，转化为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自身文明道路的权利。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81]胡锦涛同志也提到：“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82]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83]
中国要坚定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当今世界仍然很有影响，并且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理论支撑，甚至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称，美国打算成为未来100年内的世界领袖。事实上，美国不仅在这样说，也在一直致力于领导世界各国。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一统世界的步伐正在加快，商业品牌、流行音乐、好莱坞大片、基督教正在我国蔓延、渗透。由于美国政府早已被垄断寡头所控制，因此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绝对不是出自兄弟情谊、互帮互助的大公无私情怀，而是在同化、消灭世界其他文明的过程中，不断追逐和扩大超额垄断利润。对此，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84]胡锦涛同志也曾说过：“我们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85]在习近平同志看来，世界文明的特征本身就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扩大内需，充分调动本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掌握文明进步的自主权，也才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中摆脱“国强必霸”的文明进步陷阱。
中国要努力促进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兼容并包。隔绝容易产生误解，交流才能促进互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当代中华文明复兴绝不会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走对外扩张的道路。基于此，习近平同志将中国比喻成“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86]，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是要打搅别国发展的美梦，而是“达则兼善天下”[87]，中国要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既是在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在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平、进步，促进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深度融合，为世界的整体全面进步做出贡献。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应继续尽己所能，与周边及更多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彼此同心同德，休戚与共，和衷共济，守望相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还要按照毛泽东主席所确立的“三个世界”划分的原则，分清敌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世代友好、紧密协作的原则，促进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协调、配合。同时，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斗争促和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持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平等协商、集体制定国际规则，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88]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启示我们，中国要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务必要走和平发展的文明进步道路，坚定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努力促进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兼容并包。
4.中国应有建设崭新文明的高度自信
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刮起了一股飓风，试图把全世界都卷进它的旋涡。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全球传播进程是一个裹挟着私利、横扫各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波。在这种情形下，人类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明提出挑战、其他文明奋而应战的模式。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下，斯拉夫文明曾取得了与之抗衡的最好战绩，但也最终败下阵来。如今，中华文明能否应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探索出比西方文明更先进的现代文明进步道路，就是解决此重大问题的关键所在。
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外因始终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文明东进战略虽然布置得十分精密，但它必须通过改造我们党和人民的思想，才能发挥渗透和瓦解的作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是否清醒，立场是否坚定，措施是否得当，这才是决定西方文明东进战略成效的根本！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高度的认同感、持之以恒的践行精神，总而言之，要对中华文明拥有充分的自信，那么，任凭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使出何等招数，我们也依然能够岿然不动，屹立潮头！
当代中华文明的自信，根本上来源于我们建设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原子化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自主活动能力。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始终在阶级对抗中艰难前行，精神的相对退步与物质的进步相伴而生，多数人生活状况的相对退步与少数人的进步如影随形，导致这一文明悖论的根源正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剥削关系。“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89]，这是1858年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对于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地位和使命的精辟阐述。在当今时代，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就是体现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文明。
文明在本质上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处理自身与社会、自然界关系的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的是人与外部世界及自身的和谐统一状态。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社会、自然界之间总体上处于一种协同状态，所以，广义的社会文明（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的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系统的三个基本层面。[90]从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中所面临的问题来看，社会文明旨在解决社会结构各层面之间关系的问题，生态文明旨在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问题，主体文明旨在解决文明成果与满足人民需要关系的问题，三者分别代表了人类改造社会、外部自然界、主体自身的三种基本实践活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文明内涵的提炼，不能只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角度研究，把经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建设与政治文明、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做简单的一一对应联系，从而认为物质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发展经济，政治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完善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发展先进文化。这样一来，理论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文明视为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忽视了从社会文明整体价值、社会文明总体功能上看问题，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建设，必须紧密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总体价值目标，始终把人的价值诉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说，物质文明建设要对生产和分配领域同步改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科学理论、正确舆论、高尚精神、优秀作品，实现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政治文明建设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目标；狭义的社会文明建设要改革社会体制、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
当代中华文明的自信，核心来源于有别其他文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纵观人类文明史，发明各种工艺的民族多如牛毛，创造了独立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的文明却屈指可数，所以，大多数民族在其他文明逻辑严密的“诛心术”攻势下，很容易被别人的思想体系所覆盖。这些民族的传统文明成果要么已经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要么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偏隅苟安，实际上只能给后人提供点琐碎的文明碎片，而文明的灵魂早已被淘空。如今，美国及其同盟已经对准中国展开了“诛心术”攻势，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中曾披露，“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就形成了。小布什上台前后，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自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正式确认。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牢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91]，不要心存幻想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而是要做好充分的防范应对准备。
文化是文明的重要表现，文明标志着对一种文化的广泛认同。古代中国文化曾经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英国人霍布森曾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论述，欧洲文明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而完成的。在17世纪与18世纪初的欧洲，中国被描述为天堂般美好，生活的中国化是一种时尚，思想的中国化也成为心甘情愿，其间涌现出了一批中华文明的狂热“粉丝”，他们把孔子的格言当作座右铭，把康熙皇帝当作西方皇帝的榜样，其中就包括伏尔泰、狄德罗、杜尔阁、魁奈等西方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甚至在《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虔诚地写道：“中国人优于世界上一切民族。”就在18世纪初期，欧洲王室还纷纷以模仿中国为荣，法国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装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德操高雅。1756年春分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模仿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与今天许多人把中国文明落后挨打归咎于墨守成规相反，伏尔泰却把中国文明先进的原因归纳为，“中国人优于世界上一切民族之处，就在于自从大约四千年来，他们的风俗，士人说的语言，一直没有变化”。
但是，近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美国仅仅200多年历史，却掌握了文化产品出口50%以上的份额。时至今日，许多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京剧、长城、武术上面，对于当代中国的形象知之甚少。如何让中国文明产生世界影响力？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多尝试，中国形象片在海外播出、中国文化节在海外开展。孔子学院也在海外纷纷创办，截至2013年9月，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已经在117个国家（地区）得以建立。但是，中国文化的推广工作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政府在做，民间的商业方式太少，表面上的宣传较多，内涵上的文化价值观培育不够，这一系列因素都影响了当代中华文明的复兴进程。
建设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从内涵上培育和提升当代中华文明的首要问题。2012年6月，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会议上明确提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92]为此，针对国内思想理论界存在的一些偏颇，笔者认为，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实现几个“转向”：防止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转向在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解放思想；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内容空洞，转向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防止学术评判标准上的崇洋媚外倾向，转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评判标准；防止用人导向上片面注重海外经历的倾向，转向引导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结出理论研究的累累硕果。[93]
当代中华文明的自信，关键在于清醒的文明自我认同意识。近代以来，对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渗透侵蚀，许多国内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寻求破解。林语堂在其《吾国与吾民》中试图对中华文明做出一个彻底剖析，也向外国人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野蛮误读。但是，他始终未能摆脱西方的既定视野和语境，试图对中西两种价值观进行调和，这不仅影响了西方的中国观，也影响了中国的中国观。可见，破除西方的文明话语霸权，根本上是要建立自己的文明话语逻辑，这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察分析视野，摒弃西方式普遍人性论、理性至上论的评价基点。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有利于加深对于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输出的认识，增强中国的文明自我认同意识。调查表明，我国大多数中高级领导干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有较深认识，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本质、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进行隐性攻击的手段与威胁，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距。许多人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竟然与民间的一般性概念化认识相差无几，规模化、体系化、精细化的研究十分欠缺，个别人甚至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美化美国，使民众甚至领导干部产生对美国社会的向往。这些问题充分反映出，我们对于美国文化输出的认识存在着肤浅化、碎片化的倾向，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自身文明理论出现空场，甚至存在“西化”倾向，这就亟待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帮助我们文明观察的中枢神经健康运行，增强对于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反应能力，这既有利于我们增强敌我意识，全面深入地了解战略对手，防止迷失对手；又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自我认同意识，确立自身的文明参照物，防止迷失自我。
总的来说，文化输出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新手段。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其力推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妄图颠覆我们的文化传统，斩断我们的文明根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中更是毫不隐讳地提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94]
对于西方文明东进战略，我们既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又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毛泽东同志曾经有句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因为，虽然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95]，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只要高度发挥中国人民的历史首创精神，批判地借鉴西方文明，对它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地化危为机，就能够应对西方文明东进战略带来的挑战。展望未来，具有民族特征、现代气息、世界气魄的中华文明复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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