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厚

    大家知道，季羡林老教授是我国享誉中外的著名东方学家，为了深入研究季老与东方学的关系，我想有必要先简略谈一谈东方学的含义、产生及其发展变化。

    《辞海》（2009年版）对东方学的界定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

    《辞海》对东方学的界定，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准确和明确的。第一，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学术范围是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文化指的又是广义的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学科。第二，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地理范围是亚洲和东北非洲的国家。第三，它指出了东方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也就是说，东方学的产生是出于欧洲资本主义对东方各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是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东方服务之学，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这些研究东方的欧洲学人被称为“东方学家”，他们中虽有热爱东方文化，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但多数人还是殖民主义的御用学者。第四，它指出了东方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逐渐扩大与深化，学科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蒙古学等等。

    现在，我再就20世纪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变化，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20世纪40年代以后，是西方殖民主义崩溃和结束的年代，东方各国先后获得了独立解放，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建设，终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了新的崛起，复兴之火已成为燎原之势，21世纪将成为东方文化的时代。

    第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东方学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由殖民主义奴役东方、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变成了东方人建设东方、复兴东方文化之学，变成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合作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之学；逐渐由欧洲学人独揽的东方学变成了以东方学人为主体的东方学。不过，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数百年侵略与统治留下的历史污迹，短期内还难于完全涤除，所以大家时常会感到“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影响的存在，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欧美东方学家也还大有人在；但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欧美东方学家致力于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共同发展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

    还在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期，东方各国人民开始觉醒，他们中一些热爱东方文化和立志弘扬东方文化的学人，投身于东方学的学习与研究。更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志在创建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学，促进东方文化复兴，再创辉煌。季老就是这些老一辈东方学家之一。季老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产生复兴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强烈历史使命感，立志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

    第三，东方学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现在，东方学除了原有的分别研究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学科和埃及学、亚述学等等专门学科外，又出现了许多跨学科、跨国家、跨地区，乃至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分支学科，如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亚太研究、中日关系研究、中印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东方戏剧研究、东方哲学研究、东方古文明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

    东方学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季羡林与东方学》这个主题了。

    总起来说，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对东方学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亦即是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我之所以这样评价季老在当代世界东方学的地位，主要根据是季老在东方学研究领域之广、学术造诣之深、学术成果之多、对东方学发展贡献之大、学风学德之高，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一位东方学家能与他相比。

    季老把人类文化概括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说季老的学术研究领域广，若以人类文化四大体系来衡量，季老则是会通四大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很多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换言之，季老是个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文化学术大师。

    说季老的学术成果，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根据《季羡林先生传》一书的作者张光璘先生提供的资料，仅仅“从1978年到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如果再加上翻译、散文及杂文创作，则季老的研究范围就更广了。

    季老在67岁至91岁高龄之年的24年里完成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论著，若不是成果摆在那里（已收入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在《〈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中是这样评价他的：“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周先生这一比较，生动地说明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文功比乾隆帝的十全武功更加辉煌多彩，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位居前列。

    季老的学术论著水平之高是学界公认的，而最突出的特点是他那学术上的大无畏气魄和创新精神。下面是季老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季老说：“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绝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见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绝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故步自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

    季老总是站在学科的前沿，每项研究，必求有所发现，每篇文章，必求有新意。所以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季老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中华蔗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糖史国外有人写过，但只是作为一种科技史来写。季老的《糖史》既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因为季老独辟蹊径，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沿着糖的传播历程，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在这里，我们看到季老在学术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再说季老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它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让美、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因为至今，世界上唯有季老译释过吐火罗文残卷，而且是数量多达44张88页的残卷。《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

    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学德。这里，我想引几段季老自己的经验之谈。季老一再谈到做学问要有“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精神。他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在谈及搜集资料时，季老认为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他说：“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说到学术研究中的考证问题，季老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至于考证的工拙精粗，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关于对待搜集资料和考证的态度，季老在对糖史的17年研究工作中，更是以身示范。为了从糖的传播历程中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季老从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搜集资料，寻找证据。其中有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把《二十四史》翻阅了一遍。季老说，他查阅的中外资料，“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常一本40万字汉文书，约500页，即使以读了20万页计算，季老为写《糖史》阅读的资料至少有400本。这，就是“季羡林学风”！这，就是“季羡林治学精神”！

    季老是非常重视学德的，他说：“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绝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又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的，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绝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一千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关系一个学者学风学德的问题，季老很坦诚地说：“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冷静。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的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如何做学问，当然也关系到学风问题，季老主张“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他说：“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绝不能坐井观天……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国学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绝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季老不服老，古稀之年成了他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段，让人们懂得什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那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严谨大胆、求真求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舍身求法的治学精神和学风学德，一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敬重，真不愧为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二、季老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

    在季老之前或与季老同辈的中国学者中，已有不少东方学家，只是中国早时候没有“东方学家”这样的称谓。古代的东方学家，如唐代僧人玄奘（602~664），他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往返17年，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法相宗创始人，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当代的东方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梵澄（1909~2000），曾在印度待了33年，有“当代玄奘”之称。据报载：徐通晓国学，精通梵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9种语言，在中西哲学、宗教、文艺和诗歌的每一领域都做过了深入研究，是位集中、印、西学于一身的哲人、学术大师、翻译家，有《徐梵澄文集》16卷传世。

    玄奘献身佛学，翻译大量佛经，有弟子数千。徐梵澄献身文化学术研究与翻译，不收弟子门徒，孤独一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学问。季老和玄奘、徐梵澄有共同之处，都是学梵文，研究佛教，与印度文化结缘的。季老还在求学时就很崇敬玄奘，深受其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不畏艰险、舍身求法精神的影响，因而有一种“玄奘情结”，曾以“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后来在做学术研究遇到什么大困难或挫折时，常以玄奘的“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大无畏精神激励自己。季老也西行取“经”，不过不是去印度，而是去德国，在几位热爱印度文化的德国教授——东方学家的严格训练和悉心传授下，十年取得了“东方学”真经。季老又与玄奘、徐梵澄两位不同，他没有局限于自己专攻的“术业”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的研究，而是扩而大之，以传承、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为己任，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爱国、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

    季老深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独木不成林，必须在自己的祖国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造就一支宏大的中国东方学研究队伍。办法有两条：一条是以自己的东方学研究实践和成绩，率先垂范。关于这一条后面还将说到。另一条是通过办教育，从零开始，从打基础开始，着手培养东方学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才是长久之计。所以季老留德归来，北京大学要聘他任教，正合心意，欣然应聘，于1946年在北大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希望利用北大这片园地培育中国东方学家的幼苗，为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准备学术力量。

    办教育这条路是一条漫长之路，建系初期，连他这位系主任在内才四名教师，四种语言，学生更少，全系师生总共“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解放初，因国家急需大量东方语人才，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迅速发展壮大，至1952年已设有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印尼语、越南语、缅甸语、泰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9个专业，不久又增设了乌尔都语和波斯语两个专业。教师100多人，学生500多人，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季老喜出望外，但系务工作顿时繁忙起来，“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尽管到改革开放前，东语系的培养目标一直局限于培养东方语翻译人才，而不是直接培养东方学研究人才，但是季老始终满怀信心，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东方语文系这一亩三分地。因为他深信，只要每年有一批毕业生分配到全国高校、机关团体和科研机构工作，这就好比把一批东方学种子撒向全国，不久这些种子就可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十年二十年后长成了千万棵挺拔的大树，形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东方学之林。学生毕业时虽然只掌握一种东方语，知识面也不宽，研究能力差，但是他们年轻，又有大学的文化基础和训练，一旦投入所在部门的工作，日积月累，就会逐渐扩大知识面，逐渐提高研究能力，最终成为这个部门，或者说东方学某一领域的业务骨干、专家。有的人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还可能成为东方学多个领域的专家。果不其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季老的弟子，弟子的弟子，已是桃李满天下，东方学之树蔚然成林。用季老的话说：“我们初建系时，在全国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今天则是南北许多大学都有了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顺便说一句，这些机构以及外文出版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国画报社等等地方，主管东方语言的大多数也是我们系的毕业生。”的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传媒出版系统、对外经贸系统、外交系统、军事与情报系统、党团与群众团体系统和社科研究系统，凡是需要东语人才的单位，其头几批创业人，几乎都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这些早期的毕业生，许多人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或外交家、军事家、大记者，或部长、局长、院长、所长，组成了现代中国东方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季老当了38年系主任，为了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呕心沥血，到1983年他卸任系主任时，现代中国东方学实际上已然建成。系新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季老的弟子。在季老的亲切关怀、直接指导和全力支持下，沿着他开辟的东方学航道，扬帆破浪，勇往直前。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和新要求，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开展了一系列东方学建设工作：

    （一）把系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东语翻译人才改为培养东方语言文化人才，换言之，就是培养东方学人才。为此，把语言各专业改为语言文化专业，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开设一批新课，以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要求。而要实现新的培养目标，关键是要有东方学的教师，因此，把现有的东语教学队伍改造成东方学教学与研究队伍，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将一个从事东语教学的系改造成东方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系。在这转型的关键时刻，又是季老亲自来和大家座谈如何开展东方学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引导和鼓励大家在新形势下要勇于迈开新的步伐，攀登新的学科高峰。于是全系出现一股科研热潮，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学术气氛日浓。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更是积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科研方向，扩大研究领域。结果，学术视野大大开阔了，学术路子大大拓宽了，学术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了，学术成果开始增多了。如印尼语教授梁立基，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和文化，其学术成果有：主编《印尼语汉语辞典》《汉语印尼语辞典》，《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南亚文学》、《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东方文学史》（副主编），翻译《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专著《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其所编著的辞典、文学史和翻译的诗词在印尼受到广泛好评。他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参加学术会议，作的有关中国与这些国家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引起轰动，名震马来群岛。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亲自为他颁发“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奖”，以表彰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又如乌尔都语教授唐孟生，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文化、宗教，他的新作《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评价，穆沙拉夫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最高学术奖“贡献奖”。再如波斯语教授张鸿年，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文化和翻译，专著《波斯文学史》，译作有《列王纪全集》《萨迪果园》《萨迪蔷薇园》《鲁拜集》《蕾莉与马杰农》《勇士鲁斯塔姆》《四类英才》《波斯哲理诗》《波斯文学故事集》《波斯古代诗选》（主编）、《波汉辞典》（合作），汉译波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荣获德黑兰大学波斯语言文学中心的“文学奖”、德黑兰大学建校70周年颁发的“杰出学者终身奖”、伊朗总统颁发的“杰出学者奖”、伊朗指导部颁发的“伊朗文化名人奖”、伊朗阿夫沙尔基金会第六届“文史奖”（此奖为伊朗最高学术奖，每届只奖一人）。

    总之，我们系已由东语教学系成功地转为东方学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系。

    （三）成立东方文学研究室，目的是把全系各专业的搞文学的教师组织起来，交流教学与研究经验，开展共同科研项目，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文研室组织学习文学理论，由季老指导，记得学习内容还包括《文心雕龙》。组织撰写由季老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和《东方文学史》，主办高校东方文学教师培训班，筹办多次全国性的东方文学研讨会。文研室实际上成了中国东方文学的研究基地。

    （四）增设菲律宾语和希伯来语两个专业，使全系共有13个专业，包括梵文、巴利文在内的15个语种。

    （五）成立与系同级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下设六个分所：伊朗文化研究所、阿拉伯文化研究所、朝鲜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东南亚文化研究所、泰国文化研究所。系与所结合，专业与分所结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积极组织科研项目，广泛开展校际、国际交流合作，举办校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加速我系学术力量的成长。在文化研究所的鼓励下，教师们积极申请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基金，有十多个课题获得立项，其中“东方文学史”、“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和“现代伊斯兰主义”属于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朝鲜、伊朗和东南亚三个分所成绩尤为突出。朝鲜文化研究所更是一路领先，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合作，在我校举办了多次朝鲜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三次规模较大，参加人数分别为150人、300人、800多人。还组织过百名中国学者赴日本大阪参加一次大型的朝鲜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成立国际高丽学会，所长崔应久教授连任第一、二届会长。组织所内外力量撰写出版两部大型辞典《朝汉辞典》和《汉朝辞典》及《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约500万字，分11卷：语言史卷、文学史卷、教育史卷、新闻出版史卷、科技史卷、艺术史卷、体育史卷、医疗保健史卷、宗教史卷、思想史卷、民俗史卷）。

    东方文化研究所已发展为现在的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学研究室的成员后来重组为现在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由于上述的努力，东方学的建设在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终于时机成熟，水到渠成，1992年北大校领导正式批准东方语言文学系改为“东方学系”。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对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或称东方学中国学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季老在耄耋之年，看到自己用一生心血浇灌的事业结出了硕果，真是深感欣慰，感慨万端啊！他说：“从前年起，我们又感觉到，光有‘语言’和‘文学’还不够。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逼着我们去考虑进一步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必须继续拓宽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探讨东方各国文化，建立起真正的‘东方学’来。这一次，学校领导的态度很明确，没有费多少事，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将系名改为‘东方学系’。”又说：“改为‘东方学系’是面对现实又展望未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跨世纪的’构思的结果。其中有现实主义成分，也有不同于前一个（指东方语言文学系——笔者）的浪漫主义成分。这个名称的确定，表示我们系已经成熟了，表示‘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请听，季老在这里欣喜而庄严地宣告：“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季老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东方的骄傲，是一件千秋功德的伟业！

    季老对新生的“东方学系”寄予厚望，他说：“尽管谁也说不清下一个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国内外都有不少的人认为或者主张或者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重现辉煌的世纪。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以及文化学术，东方都将在继承着西方学术的文化已经打牢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文化来济西方文化之穷，大大地发扬自己文化的优势，将人类文化发展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为世界文化开辟一个新天地。我们东方学系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当勇敢地、有先见之明地承担起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承担的任务，众志成城，通力协作，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做好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使东方学系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勉之哉！勉之哉！东方学系的同仁们！我虽已届望九之年，仍将奉陪诸位，共同进入新世纪。”季老情系东方学系，殷殷嘱咐，我们当倍加努力，不负厚望。

    回眸季老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的世纪历程，环顾今日中国大江南北，各种东方语言文化的教学研究机构和研究学会遍地开花，东方学人才济济，一支由老中青学者组成的宏大的东方学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学术研究水平在迅速提高，将成为21世纪建设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一支重要学术力量。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不由得我们更加钦佩和感激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和引路人，我们的季老先生！

    不过，季老对现代中国东方学的关心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关心其后续发展，真是要奉陪到底，共同进入新世纪。所以，在现代中国东方学正式建立起来之后，当他观察到21世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盛衰消长趋势时，便及时地提出了撰写与出版一套巨大空前的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以期尽快提高现代中国东方学队伍的学术研究水平，加速东方学人才的培养，使一批学有专长的新秀脱颖而出。他亲自担任主编，亲自点将组织编委会和十个分编委会，甚至亲自主持编委会会议，亲自写《集成》的总序，带头出了两部书《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东西文化议论集》。《集成》计划主要由中国的老中青学者撰写500种学术专著，涵盖东方各国文化。这是一项世纪文化工程，一项千秋文化基业。《集成》将促使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队伍进一步壮大；它作为学习资料，将有助于中国人、东方人了解自己，增强东方文化复兴意识，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东方和东方文化，从而有利于东西方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它还将成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盛衰消长的历史见证。现在，《集成》已出版近90种100册，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不过任重道远，仍须再接再厉，方能完成这项世纪工程。

    三、季老对东方学的创造性的杰出贡献

    在研究季老与东方学的关系时，能够突出地感觉到，在季老的大量学术论著中，有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对东方学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大大地发展了当代世界东方学。换言之，这是季老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创造性的杰出贡献。

    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这里作些探讨。由于这类思想观点较多，限于篇幅，只讨论其中的几个。

    （一）给文化下定义，并指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

    季老说，给“文化”下个定义，并不容易。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定义有几百个。而季老本人认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又说：“我讲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叫做文化。”又说：“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季老的定义有其特色，简明准确，强调的是“有用的”，或有“积极意义”的，或“对人民有好处的”。想想是这个道理，只有“有用的东西”才能构成人类的文化，推动人类进步，造福人类；反之，无用的东西，坏东西，只会妨碍人类进步，破坏人类文化。若以此定义来观察我们今天的文学界和影视界，有少数作品恐怕是属于“无用的”或“无积极意义”的东西，不能归入“文化作品”，而只能叫“文化垃圾”，实际上起着妨碍或破坏中国文化的作用。

    季老进而指出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他说：“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不只是季老一人，但季老与众不同的，是他强调各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在人类历史上“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季老还明确地反对“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的法西斯论调。季老这一观点的深刻意义，在于肯定各民族和各国对人类文化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因此，对待各民族和各国的文化应当是一视同仁，不得歧视，都要尊重。现在，世界上还存在民族文化歧视、民族文化自大主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现象，这些都是不符合各民族文化贡献论的。美国教授亨廷顿把“文明冲突”说成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而所谓的“文明冲突”的实质，是由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最优秀、最先进，别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落后、不配尊重、更不配存在，因此必须以自己的文化去取代它。这种企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文明冲突”，乃至点燃战火。事情很清楚，是文化歧视、文化压迫、文化侵略、强制文化同化，才会造成“文明冲突”，导致战争。如果能承认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贡献，尊重他们的文化，则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是可以和睦相处的，是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取长补短的，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导致战争的“文明冲突”。美国总统布什不尊重中东各国人民的伊斯兰文化，要在中东实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行推广美国式民主——美国文化，引起中东各国人民的严重不安和强烈反对，这就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引发的“文明冲突”，是中东反美暴力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美国要想消灭恐怖主义，首先就得消灭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布什曾将反恐战争说成是“新十军东征”。今年是“9·11”事件五周年纪念，布什将反恐战争定义为“为文明而战”。看来，布什是“文明冲突”论的信徒。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心，“文明冲突”论可能成为美国在21世纪为推行美国式民主而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思想理论根据。

    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民族和国家都理解季老的观点，那必将有助于世界上各种文化互相尊重，和睦共荣；有助于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从而有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二）指出了人类文化形成四个体系。

    季老说：“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而“所谓‘体系’，它必须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

    历史上曾有一些学者对人类文化作过分类，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历史研究》中，把各国民族的历史作了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我国有些学者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著名的学者梁漱溟在他所著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两大支来看待。而把林林总总的人类文化概括为四大文化体系，进而又一分为二，概括为东西文化两大体系的，唯有季老一人。这是季老创造性研究的结果。他博古通今，站在全人类文化之巅，纵观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几经深思熟虑，才有可能从宏观上作出这样高度的科学概括。季老这一概括的意义我觉得有以下三点：1.如何清楚认识和全面把握一个庞大无比、纷纭复杂的全人类文化，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现在由于季老的概括，一下子变得面目清晰，条理明畅，一目了然了。“概括”解决了文化研究的这一学术难题，使文化研究者比较容易明确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对象。因此，“概括”恰似一把可以打开人类文化宝库的钥匙，也是一盏深化文化研究的引路明灯。“概括”把东方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概括”正确地反映了东方文化在全人类文化中的分量和地位，以及它对全人类文化进步的伟大贡献，有助于东方人在思想意识上克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有助于加强东方文化意识，推动东方文化复兴的新高潮。3.“概括”有助于人们认识在全球化新背景下，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指出了中国文化在全人类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分量和地位。

    季老说：“我逐渐发现，一方面很多人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不少的人有不少模糊的看法，特别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神化西方文化。我在很多地方都说到，我不赞成‘全盘西化’这个提法，我认为这在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是‘全盘西化’了的，连以西化著名的日本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扩而大之，认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也就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认识。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也缺少宏观的地理眼光。有不少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只看到最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没有上下数千年的眼光。他们只看到我们的几百万平方公里，没有纵横几万里的眼光，难免给人以坐井观天的印象。这样看问题，当然不会全面的，当然会有偏颇的。如果能够做到从历史和地理两点都能最大限度地用宏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则必然能够看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过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两句通俗的中国话来说，两者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基础，而古希腊文化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又说：“到了今天，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一点毫无疑义。”

    季老这些话的意思，依我的理解，有以下三点：1.文化交流很重要，但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是多数人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尤其有不少的人有不少模糊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文化，神化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文化交流不可能正常地健康地有效地进行，这对我们中国文化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对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极为不利的。2.因此季老指出，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进而认识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而有了对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鉴别，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不再没有根据地贬低东方，神化西方。3.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首先必须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基础和代表，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季老一再指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是季老文化研究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也是他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和观察东西方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季老讲东方文化时，常常指的就是作为东方文化基础和代表的中国文化。如说：“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三十年河东’。”“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季老在这里所说的“东方”“东方文化”，首先指的就是中国文化。因此，把握季老的这一观点，对了解季老的学术人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怀，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中国文化在季老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他非常赞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他说：“我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了出去，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更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又说：“大概是几年前吧，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不是华人的外国人的赞同。这证明这个口号提得正确。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间有些东西，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所以我们要弘扬。因此，我自己感觉，这口号提出来以后，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有人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对立，我感觉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看作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具体表现，季老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提出了许多深中肯綮的建议和看法。这里仅举数例，也许可以说明季老是一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结合、无私奉献、舍命求法、鞠躬尽瘁的中国的“脊梁”。

    季老倡议或参与筹建了许多学术研究会，并担任过名誉会长、会长等职务。对活跃全国学术研究气氛，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力量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文化书院。

    季老为了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倡议或参与编撰出版许多大型丛书：1.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的编委会副主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2.主编《神州文化集成》；3.主编《东方文化集成》；4.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5.主编《传世藏书》。这些都是影响千秋万代的文化大工程。

    季老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与看法，这里无法都介绍，只能讲几条。

    1.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季老提出“要讲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所以他提出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主张“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

    2.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季老认为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的那些《中国通史》，不可能不受当时极“左”的影响。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此，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中国古史也应当重写。季老认为“中国过去写历史，基本上都是黄河文化或北方文化中心论。但是，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楚文化或南方文化，或长江文化，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总之，写中国历史必须包括南方”。

    3.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季老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与《中国通史》一样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因此，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4.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季老认为，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但是，妙就妙在模糊上。而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季老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所以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5.主张美学研究要根本转型。季老认为，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美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成了显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但争论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现在已经有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所以季老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绝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6.主张用中国文艺理论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季老说：“世界上，文艺理论能成为体系的只有四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美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一套专门名词，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又说，近七八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病因很多，季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是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面对一件艺术作品，西方文艺理论家是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的名词，令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则截然不同，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杜甫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季老认为，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绝不会再失语下去的。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

    从上面列举的六个例子，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季老的远见卓识、敢想敢说和忧国忘身的精神。六条建议或主张涵盖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汉语语法、中国文艺理论、中国美学等多个领域，不难想象，这些主张或建议，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可能产生多么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四）指出了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交流”，并阐明文化交流的规律与内容。

    季老说：“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绝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季老进而指出，文化交流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并对文化交流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季老说：“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坏的。坏的，对人们没有益处的，不能称为‘文化’。我是说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

    季老关于文化交流的内容、规律，以及应该通过文化交流发展中国文化的论述，很丰富很精辟，下面介绍他的五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文化交流内容有三个层次。

    文化交流中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季老认为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但是，能拿哪些方面的东西，认识还是很不一致。季老借用庞朴先生关于文化交流有物、心物和心三个层次的三分法作如下阐述：“第一层次是‘物’，如啤酒、咖啡等等，只要好的，我们都拿，而且这个比较容易。第二层次是‘心物’，指心物结合的。比方说制度，制度我们也可以学习。比方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当然不是抄哪一国的，可是也不完全是中国的，我们发展了……我们明确指出，我们的管理制度有的不好，我们要学习外国的。第三层次是‘心’，一般讲起来，最难的是心的部分。比方说是价值观念，这个恐怕很难拿，思维方式，这个也很难拿。审美趣味，我看倒是不难拿的……我觉得审美趣味拿来并不难，一下子就改变了。道德情操这就难了；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我看改变这些也很难……我们今天讲文化交流，讲文化发展的战略，不仅物的方面要拿，那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拿第三方面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在这些方面，我看得要改一改，不改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会很难，非常难。”又说：“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讲文化交流，要讲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就要向别的国家好的地方学习，最容易学的我们都学了，啤酒也喝了，沙发也坐了，可是我们得学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生产力发展不了的话，社会主义建起来就困难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拿比较难拿的。怎么去拿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够改变的。中共中央的决议里边，建设精神文明里边恐怕也有这层意思。”至于如何拿，季老说：“我们现在讲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讲文化交流，讲向外国学习，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我们中国的好的方面，就是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这个我们不能丢，无论如何也不能丢，要大胆发扬。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弱点，在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方面，我们有弱点，刚才我举了好多例子。”季老说了他对鲁迅提的我们民族性的缺点的看法：“我觉得鲁迅是对的，没有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好多现象，就是党中央决议里边讲的严重的消极的东西，这跟鲁迅指出来的，并没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观点：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

    季老说：“文化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文化交流。这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这两个‘性’有矛盾又统一。……我现在手里拿着一本刊物叫《文艺研究》，刚出版的。打开书一看目录，文章的题目有：《关于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历史继承与现实创造》等。你看，‘西方影响’即‘时代性’；‘民族风格’即‘传统文化’。‘历史继承’即‘传统文化’；‘现实创造’即‘时代性’。”正是基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二‘性’又矛盾又统一的观点，季老指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简单的过程，而是经过两种文化的撞击，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必然要加以修正，完完全全照搬的很少。所以“文化交流不是直线的，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

    为此，季老以中国全部历史发展来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在文化交流中，通过其民族性与时代性产生的不断矛盾与统一的过程，得到持续的发展。他说：“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外来的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边撞击，边矛盾，边和解，边融合，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外来文化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不会结束。”

    第三个观点：以文化交流发展中国文化。

    基于对文化的交流特性、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深刻理解，季老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而且必然要借助文化交流。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季老说：“我自己认为，在我们中国的今天，要讲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今天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屡次讲‘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我刚才说了，这个政策非常正确。专从文化方面来讲，我那个提纲上有，我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这里边没什么深奥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我们要开放，要拿来，要交流。”季老把“改革开放”与“文化交流直接联系起来，这恐怕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季老把自己对文化交流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国策，从文化方面论证其正确性和必要性，从而把东方学的理论研究与发展东方文化的当代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即我国的东方学研究要服务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现实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

    季老认为，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国家呈现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更需要也更有条件开展文化交流，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季老介绍的这条历史经验不但非常宝贵，而且非常有说服力，比喻也非常生动、贴切，不能不令人深深叹服。

    第四个观点：“拿来”，也要“送去”，“送”为重点。

    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当时曾主张“拿来主义”，把西方文化里的好东西拿来。季老是很赞同的，但是季老又觉得，时代不同，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提倡“送去主义”。这样，有来有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季老说：“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绝不会白吃白拿。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如何拯救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季老认为拯救之方是有的，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他说：“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我们还将在后面集中讨论，这里就不多谈了。季老之所以提出“送去主义”，而且认为应该把“送去主义”定为重点，是因为他一方面深知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有许多好东西，一方面发现西方文化产生许多严重的弊端，甚至威胁到了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拯救的希望只能寄予东方文化。所以“送去主义”的提出，既表明季老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高度评价与高度自信，也表明季老对西方文化产生的严重弊端和人类未来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忧虑与关切，故而以气冲牛斗之势，为挽狂澜于既倒，提出拯救人类之方。

    季老还主张在21世纪应该提倡“东化”。他说：“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这个话呢，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术来讨论也可以，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要扣帽子。可现在我们学术界，就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提倡“东化”，也就是提倡“送去主义”，这在那些崇拜西方，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的人，或缺乏民族文化自信，“贾桂思想”严重的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口出狂言；然而，两相比较，不也更显出了季老那中国的脊梁的高大形象吗？！

    “送去主义”也好，“东化”也好，不管你同意还是反对，客观上早已开始“送”起来了，“化”起来了，而且日益扩大和深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正在形成的21世纪全球中国热就是“东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据新闻报道，世界学习汉语热持续升温，目前已在36个国家开设“孔子学院”80所，不久将增至100所。1950年代埃及只有几个留华学生，学成归国后长期找不到工作。今天，埃及最有名的三所大学均开设中文系，学生1200多人，工作好找，收入也多。“中国制造”的商品，物美价廉，畅销全球。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划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造福人类。现在已在国外种植150万公顷，希望到2010年推广到1500万公顷，至少增产300万吨粮食，够养活近1亿人口。

    第五个观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季老认为：“文化交流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互相交流时，产生的现象异常复杂，有交流，有汇流，有融合，有分解，有斗争，有抗拒，有接受，有拒绝。千变万化，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一种文化传入另一国以后，往往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的外国文化不会一下子就被另一国接受。适应往往就意味着改变，它必须根据新的环境改变自己一些特点以适应当地的需要……还有一个以哪个文化为主的问题。我认为，当然以本国文化为主，绝不能反客为主或喧宾夺主。以中国为例，我们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此同时，分析、接受外来文化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精华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常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吗？所谓中国特色，我认为，就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就算是精华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也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是过去我们搞的那一套僵化的教条），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技都在内，使之为我所用。”

    季老在这里实际上谈了四条极为重要的原则：第一，强调文化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交流是一个异常复杂、千变万化的过程。一国文化传入另一国，能否被接受或接受多少，不取决于外来文化，而只能取决于当地文化。换言之，取决于外来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直到能适应当地文化，才能最后为当地文化所接受，融入当地文化。因此，一国的文化如果别国不需要，切不可强加于人；否则，是注定最后要失败的。第二，文化交流中应以本国文化为主，绝不能反客为主。这才是一条繁荣发展本国文化的正确原则。若违背这条原则，反客为主，就会走上诸如“全盘西化”的歧途。第三，对外来文化的处理，应当是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其先进的东西，使之为我所用，并假以时日，逐渐将其改造，融入本国文化，为本国文化增添一份营养。第四，在正确处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有一个如何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在季老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特色就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当然，这些精华也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分析、研究，赋予时代精神。

    从以上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季老对文化交流的研究非常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学习和掌握季老有关文化交流的理论观点，相信对于发展东方学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复兴东方文化，都会有很大的裨益。

    （五）指出东西方文化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

    季老说：“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又说：“如果说到或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

    季老的“河东河西”论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完全赞同的，有激烈反对的，也有困惑不解或半信半疑的。季老解释说：“我是从一种比较流行的、基本为大家接受的看法出发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又说：“简而言之，我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其根本差异之根源就在于思维模式。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用一句常用的话表示就是‘合二而一’。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一分为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模式制约下，近几百年以来，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辉煌的成就。……直至今日，世界各国人民无不蒙受其利，无远弗届……但是，西方一些大国因此就自命天之骄子，作威作福，狂妄蛮横，颇似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一降生，走了七步，大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们忘记了一条根本的历史经验：世界上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就从没有一个永恒不变、万世长存的文化。”又说：“我对哲学几乎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最近几年来就感觉到，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是相信唯物辩证法的。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连中医在这方面也胜过西医，西医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更合乎辩证法……因此，我现在的想法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是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在这里所说的‘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继承西方文化之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季老说，他是用上下五千年的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纵横十万里的宏观的地理眼光，来观察人类全部历史的发展与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后才提出“河东河西”论的。所以，“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东西文化之间存在盛衰消长的问题的，我可以算是始作俑者”。为了让别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观点，季老反复说明。他说：“总之，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看来，季老是非常坚持东方文化在取代西方文化后的东西文化“融合”中的主导地位的。李慎之先生曾表示：“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是我最不能同意的。我并不认为有这么一条‘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他又说：“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化融合，季老回应说：“笼统地说，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文化一经产生并且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融合；而只有不同文化的融合才能产生更高一层的文化。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在这里，关键问题是‘怎样融合’？也就是慎之所说的‘如何’（how）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同他分歧之所在。他的论点看样子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很美妙的。但是，我却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季老的“河东河西”论，最能说明季老那了不起的学术智慧与气魄，当今世界东方学界唯有他一人独立在人类文化的巅峰，登高望远，就东西文化盛衰和发展趋势，就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这样重大的问题，十分明确而雄辩地向世界断言：目前流行于全世界的如日中天的“河西”的西方文化，不会千秋万岁，到了21世纪将逐步让位于“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21世纪中可见分晓。

    现在，时间刚到21世纪初的第六个年头，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季老的预言正在一天天变成现实。西方文化衰微日显，欧洲不如西方领袖美国，而美国则今不如昔，开始走下坡路；东方文化一片生机，如喷薄欲出的朝日，开始露出万丈光芒，或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拥有两大文化体系的中国和印度，双双崛起，拉开了新时代和平发展的序幕，一场“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六）把“天人合一”新解为“人与自然合一”。

    季老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哲学，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容易解释，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天’，却有点困难，因为‘天’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在中国古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稀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识的自然。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离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是很有见地的话，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季老又说：“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所以季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是有别于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也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因此，“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季老在这里连用三个“非常”，可见他是如何极力地强调这一思想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的。然而，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我们着重介绍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季老说，宾四先生过去对“天人合一”思想没有任何评价，大概是还没有感到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之处。直到他在自己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写于1990年5月，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8月第4期）中，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却有了全新的认识。季老在这里把钱穆全文抄录供大家参考。钱在文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类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以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既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含义广大……”季老远在钱老先生文章写成以前，已开始考虑“天人合一”思想，现在只是发现钱文中有些观点与他“不谋而合”。钱先生在彻悟后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认识和新评价，确实有力地支持了季老对“天人合一”的新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解”及分析、研究其深远含义。

    季老把“天人合一”新解为“人与自然合一”。他说：“天，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人类前途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存在不下去。”季老进而从文化层面考察东西方文化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他说：“在人类社会方面，西方人经常是‘兄弟阋于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杀人成山，血流成河，自己还一个劲儿捉对儿厮杀。如果他们的文化真正是尽善尽美的话，这种兄弟间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怎样来解释呢？西方有识之士，尽管对自己的文化所产生的根本弊端认识是肤浅的，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是有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施本格勒的《欧洲的沦亡》一书，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战时间更长，死人更多，破坏更大，影响更坏。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猛省。他们苦思苦虑，想寻求一条出路。然而出路在哪里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东方寻求智慧。”他又说：“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他指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老明确地指出：“（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杀。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季老认为，他上面说的千言万语，核心就是这么一句话，“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为此，季老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他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绝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的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季老于1992年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新解，赋予它时代精神，指出这个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非常值得研究的、非常值得发扬光大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精华。既可以造福中国人和东方人，也可以送给西方，以济西方文化之穷，克制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灾害的种种弊端，造福全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季老的新解，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正在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最近，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和谐社会的诸要素中，就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这正好也与季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新解“不谋而合”。

    报上曾有人议论，季老是不是国学大师。其实，季老研究的东方学就包括中国文化，他对国学的许多领域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著的成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东方学大师，一位对中国文化，对东方文化，对人类文化有创造性的杰出贡献的文化学术大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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