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谋

    （一）

    “东方”本是个普通的方位词，而且是与西方相对而言的。欧洲人对与自身（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所作的区分，“似乎早在《伊利亚特》的时代就已很清晰”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对东方有所描述。后来陆续有不少欧洲的旅行家、冒险家、学者、商人，甚至还有士兵到了东方并对它有所接触。英国人与法国人乃至其他欧洲人都习惯把处于欧洲东部的亚洲（包括埃及等在内的阿拉伯地区）泛称为“东方”。14世纪的英国诗人、作家乔叟、曼德维尔等人的笔下就已出现了“东方”这个词语。“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工会决定在巴黎、牛津、波罗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登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是这一学科的先驱，尤其是在这一地区英法两大殖民网络的存在更使得他们的这一地位难以动摇。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19世纪初，英法两国一直是东方学的领跑者和主导者。1809年法国就出现了研究刊物《东方文物》，1822年法国亚洲研究会成立，次年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成立。19世纪中叶德国使东方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成立了德国东方学研究会。美国的东方学研究则略晚，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这个领域内占了上风。

    可以说初期所谓的“东方学”就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主观认识与感知，甚至包括想象。而后东方学才逐步发展为一个研究东方民族、历史、文化、特征与影响的学科。它又是一个研究领域极其庞杂，而且可以进一步从横向或纵向划分成许多不同分支的学科。所以提到东方学，人们往往得到的是个比较笼统、庞杂和模糊的概念，最多认为是埃及学、印度学和汉学等学科的总和而已。因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学一词……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欧洲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这就使得西方人的东方学本身有着“东方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很多论述或结论是带偏见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但是对于东方学本身西方学者也作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写了一本专著《东方学》，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该书于1977年年底写成，1980年其法文版译出，后各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1999年中译本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有学术研究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三个方面的含义。

    （二）

    我们中国人早就有研究自己的传统——即以前人们常说的“国学”，当然这与西方传统所谓“东方学”中的汉学部分还不大相同。中国人开始研究印度也较西方要早得多，可以说自佛教传入中国高僧们开始译经活动时就发轫了，这和西方人士的“印度学”也有很大不同，关键在于“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二战前，虽然源自欧洲的“东方”“西方”和“东方学”等词语已传到中国，但只有少数学者真正开始涉足东方学研究。当一些知识分子、学者在西方许多相关著作中看到“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时，困惑了甚至是愤怒了。西方人士为什么这样评价我们东方？西方人士眼中的东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广袤的东方内部相互间有无内在联系？……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决心进入这一学科，探寻其究竟。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1930年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学习，其间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又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益匪浅。1935年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以印度学为主系，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课程，获博士学位。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

    （三）

    回国当年，即1946年秋季羡林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随着先生的到来，当时北京大学的领导胡适之、傅斯年先生以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决定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正反映了我国老一辈学者决心要把中国的东方问题和东方文化研究搞起来的想法。也正好给先生建立了一个实现创建东方学中国学派抱负的工作平台。先生根据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先将个人研究目标放在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上。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建系时，“最初只有教员四人，语言有四种。不久增加了两位教员，代表两种语言。学生的数目更少于教员”。在1949年春夏之交经过与从南京迁来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和边疆学院一部分的合并和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初具规模。

    从194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季羡林先生发表了专著两部《中印文化关系论丛》（1957）和《印度简史》（1957）；译著5部，其中3部是印度古典名著《五卷书》（1960）、《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还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47篇，其中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的占一半，有23篇，语言研究11篇，文化与文化交流7篇，历史4篇，佛教2篇。虽然我们看来，先生当时身为系主任处于文山会海之中，政治运动不断，还有许多教学和行政事务都需要先生花费很多时间，繁忙紧张可想而知，能写出这么多的论文已经是成就不小了，但先生却不这样看。

    在这10年中，东方语言文学系在先生的精心培育和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这是北京大学集聚和培育从事东方学人才关键的打基础的10年。在这10年中，由于国家考虑到涉外工作发展的需要，对东方学科倍加重视，50年代中期开始，东语系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春天。1954、1955、1956连续三年按绝密专业招收保送学生的办法，从各地共遴选了近400名品学兼优的应届中学毕业生进入东语系学习。1958、1959年又从其他院校学习英语的二三年级本科生中选调若干学生到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些专业学习，培养同时精通两种外语的人才。从1954年开始陆续在印地、日本、朝鲜、印尼、越南和缅甸等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在系学习的学生总数上升至800～900人，这就使得东语系当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中数一数二的名副其实的大系。50年代中期又对先后调入的师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聘请多名各国专家到系任教；提前抽调一批在校的优秀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大量派遣教师与拟留校的学生出国深造。因此教学与科研力量大增。先生言传身教，不仅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讲授相关的知识，鼓励他们积累所学。也给青年教员们上课，教他们怎样去积累资料，选好课题，学习理论，进行研究。让教员们不仅能将自己的专长教给学生们，还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更多的积累，有更大的提高。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的教师们在季先生的带领下不仅为学生开出了多门语言课程，也开设了相关国别的文学课程，每位教员在各自的教研室中都有所分工，有自己主攻的研究与教学的方向（当时一般分语言、文学与历史三个不同方向），并写出了一些讲义或文章，翻译了一些资料或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出版条件所限，语言类论文很难发表，虽然有些报刊能够发表文学类译文或文章，但是因为东方各国尚不为人们重视，所以见诸出版也不易。这10年内在东语系任教的教员发表的短篇作品难以统计，长篇单独成册正式出版的有二三十种之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马坚的《古兰经》（1950）、金克木的《云使》（1956）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先生译出了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名篇《舞论》《诗镜》和《文镜》的片断，他的《梵语文学史》也于1964年正式出版。东语系当时实际已成为全国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基地。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出的有关东方学科的首批人才，不论是活跃在涉外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还是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抑或是战斗在培养人才教育部门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今天开设东方诸国专业的院校早已不止北京大学一家，设立专业较多的也有七八家之多，但这些院校在始建相关专业时，均有北大人参加创办。还有些北大本校及兄弟院校教授历史或东方文学的教师也曾在东语系进修过相关课程。在回顾这方面成绩时，我们绝不能忘记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作出的卓越贡献。

    （四）

    以东方语言文学系为中心的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不仅如此，教师们的有关讲稿和发给同学们的讲义都成了他们的“罪证”，教师们得到的是“上纲上线”的批判甚至是无情的批斗。但是在大多数教师的心灵深处却仍旧迷恋着自己钻研多年的东方学某些分支学科，其中不少人则更钟情于相关国家的文学，认定他们所了解的许多作品是相关国家文化的结晶与瑰宝，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并非是邪恶的应该摒弃的东西。所以东语系的不少老一辈教师翻译的东方文学的作品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忙里偷闲”译好的，到了80年代初才得以正式发表，季羡林先生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就是一例。“文革”后期，虽然对季羡林先生的“批斗”告一段落，“但处境也并不美妙”，“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他“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老先生一直是“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先生就是利用那些日子有限的“业余”时间，从1973年开始翻译这部史诗的。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76年年底打倒“四人帮”，四年间先生竟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大约百万字，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略弱。“文革”的阴霾散去，“天日重明，乾坤朗朗”，季先生也迎来了他学术活动的又一个旺季。总之，“文革”十年间表面上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东方学教学与研究活动停止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东语系的教师们却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一些素材的收集工作，自己搞了一些翻译，为东方学的教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蓄势待发。

    （五）

    1976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步吹遍了祖国大地，我国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术界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勃勃生机。季羡林先生和他所在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们的学术活动也开始复苏了。从1977到1986年的10年间，先生的行政工作与社会兼职越来越多，从1978年恢复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后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78年后，全国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先生又被多个学会选为领导人。可想而知，这些社会工作与活动占去了先生的很多时间，但是先生在这段时间里的学术成果是非常惊人的。出版译著两种，其一是含18755颂、80000行诗的鸿篇巨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共七卷、八册），另一是《家庭中的泰戈尔》。出版专著《〈罗摩衍那〉初探》，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和《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主持撰写《〈大唐西域记〉校注》，并组织校译了《〈大唐西域记〉今译》。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1979年先生受聘为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委会副主任并亲自撰写部分词条，1984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编委会主任并撰写相关词条。同年季羡林先生又亲任主编，组织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部分教师编译《东方文学作品选》和撰写《简明东方文学史》，写了序言，并撰写了文学史的部分章节。1978至1986年间，先生还撰写了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关文学的最多，约有40篇，文化问题的约20篇，还有语言、佛教和历史方面的若干篇。这期间先生对东方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世界文化四大体系说和世界文化可分东西方两大体系说。先后在多篇论文中有所提及，但是最为集中讲明这一观点的是1986年先生所写的《东方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特点》一文。

    同期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教师们在先生的率领下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编写出语言类词典12部；（2）编写出各种语言的基础教材，但只有四种日语教材在这期间得以正式出版；（3）参与某些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世界各国政党人物历史辞典》等；（4）翻译东方各国作品多部，其中以文学作品居多，也有少量是从中文译成相关国家语文的作品；（5）加大了东方学各相关学科的研究力度，写出不少学术论文和若干部专著，内容涉及东方学的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分支领域。

    （六）

    从1987年至今北京大学的东方学学科又有了很大发展。早在1978年，东语系为了适应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就专门成立了东方文学教研室，也曾陆续成立过东方语言研究室、东方社会文化研究室等。1987年以“系所合一”的形式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先后设立了日本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尼—马来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朝鲜文化、伊朗文化、希伯来文化和泰国文化9个研究所。进一步增加语种，除1984年起增设菲律宾语言文化、希伯来语言文化两个专业外，并开始注意增聘一些掌握东方古代语言的教师、学者来校任职，目前除东语系原有的梵文、巴利文外，又有吐火罗语、于阗语、巴列维语、古叙利亚语、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和圣经希伯来语的人才参加到这支研究队伍之中。随着机构的不断完善，人员的增加，研究的深入，“我们又感觉到，光有‘语言’和‘文学’还不够。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逼迫着我们去考虑进一步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必须继续拓宽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探讨东方各国的文化，建立起真正的‘东方学’来”。1992年10月，北京大学校领导正式批准东方语言文学系更名为东方学系。“这个名称的确定，表示我们系已经成熟了，表示‘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1999年6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分成东方、日本、阿拉伯三个语言文化系纳入其中，另成立了一个东方学研究院。2000年，北京大学组建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同年被教育部评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亚洲语种群被评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大学涉足东方学科的教师们日益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之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们承担了国家、教育部以及国外有关学术机构的科研项目30多项，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10多次”。这期间发表的季羡林先生个人撰写或主编的专著就有10多部。先生主编有东语系教师等40余人参加写作长达128万字的“《东方文学史》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东方文学史著作，许多章节是执笔者在自己的有关国别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成果之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在许多章节中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并表现出了严谨、朴素的优良学风”。在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言里还明确地指出了今日研究东方文化的必要性和重振东方文化光辉的伟大目标。1987年以来的20年内，先生所写的学术论文篇数难以确切统计，估计在500篇左右。这期间先生提出的“河东河西论”“西方分析东方综合论”影响尤大。20年内，北京大学涉及东方学学科的各系所教师们又参与了许多相关辞书的出版工作，有语言类的，也有其他类别的。仅就东语系而言，各个专业的基础语言教材基本全部正式出版，还出版了一些辅助性教材，共20余部；发表了论文960多篇，专著70余部，译著50余部。1996年开始，先生又组织更大范围的力量包括国内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某些国外人士共同启动出版《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庞大计划，至今已10年，百部专著问世。其中也有不少作者是北京大学校友或至今仍在北大某些系科工作的人员。

    （七）

    在我们回顾了过去60年的工作与成果之后，北京大学东方学科的发展脉络也已清晰可见。可以发现，由于先生自1946年回国至今一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工作，而且任系主任前后逾30年，所以北京大学东方学科60年的发展与先生回国后60年的学术生涯是密不可分的。

    概括过去60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科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前20年，即1946年至1966年为发轫期。先生回国后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建系。聚合了力量，培养了人才，健全了教学体系，做好了研究所需素材的初步积累，发表了少量译著、专著和学术论文。季先生本人因用于行政工作和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较多，发表学术论著相对较少，且主要侧重于比较文学方面。

    （2）第三个10年，即1967年至1976年为雪藏期。因为“文化大革命”，东方学学科的发展陷于停滞，但包括季先生在内东语系的教师们暗中却进行了一些译介或研究材料的积累工作。

    （3）第四个10年，即1977年至1986年为勃发期。季羡林先生则从1978年起进入了他的学术写作的旺季。东方语言文学系在先生的影响下，学科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成果数量猛增，但仍以译著和辞书为主，开始注意发挥团队力量和与校内校外兄弟单位人士合作搞科研的问题。

    （4）近20年，即1987年至2006年为拓展期。季羡林先生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先生的学术著作仍与日俱增。先生破解了许多难题，提出了不少新论，尤其是先生总结的一些关于东方学总体架构的理论问题影响尤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改为东方学系，再一分为四：东方学研究院和东方、日本、阿拉伯三个语言文化系。这一过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科建设与发展之迅猛。北京大学相关的科研成果也不再以译著为主，而以专著或论文为主了，涉及领域更宽，数量更大，质量更高，有不少是国家项目的最终成果，还有不少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力作。北京大学内部涉及东方学学科研究的人员已不仅集中在外语学院，其他院系也有不少教师、学者参与了这一学科的建设，写出了不少专著，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与力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季羡林先生领导下启动的出版大型丛书《东方文学集成》的计划，更加广泛地团结了校内外从事东方学各个领域的学者，集中贡献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使我国东方学的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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