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秘的银月的光辉中，树叶儿啁啾地似在私语，地似在潜行；这时候的世界，好似一个不能解答的谜语，处处都含着幽奇和神秘的意味。
有一只可爱的夜莺在密荫深处高啭，一时那林中充满了她婉转的歌声。我们慢慢地走到饶有诗意的树荫下来，悠然听了会鸟声，望了会月色。我们同时说：“多美丽的诗境！”于是我们便坐下来说夜莺的故事。
“你听她的歌声是多悲凉！”我的一位朋友先说了，“她是那伟大的太阳的使女：每天在日暮的时候，她看见日儿的残光现着惨红的颜色，一丝丝的向辽远的西方消逝了，悲思便充满了她幽微的心窍，所以她要整夜的悲啼着……”
“这是不对的，”还有位朋友说，“夜莺实是月儿的爱人：你可不听见她的情歌是怎地缠绵？她赞美着月儿，月儿便用清辉将她拥抱着。从她的歌声，你可听不出她灵魂是沉醉着？”我们正想再听一会夜莺的啼声，想要她启示我们的怀疑，但是她拍着翅儿飞去了，却将神秘作为她的礼物留给我们。
我的旅伴
——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从法国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总取两条道路：一条是经东北的蒲港（Port bou），一条是经西北的伊隆（Irún）。从里昂出发，比较是经由蒲港的那条路近一点，可是，因为可以经过法国第四大城鲍尔陀（Bordeaux），可以穿过“平静而美丽”的伐斯各尼亚（Vasconia），可以到蒲尔哥斯（Burgos）去瞻览世界闻名的大伽蓝，可以到伐略道里兹（Valladolid）去寻访赛尔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绅士的”阿维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远，取了从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条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带着简单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贝拉式车站。择定了车厢，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位子之后，开车的时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罗大刚一人，颇有点冷清清的气象，可是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并不使我起什么怅惘之思，而况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在我梦想中已变成那样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着我。因此，旅客们的喧骚声，开车的哨子声，汽笛声，车轮徐徐的转动声，大刚的清爽的Bonvoyage声，在我听来便好像是一阕快乐的前奏曲了。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动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车窗外的风景转着圈子，展开去，像是一轴无尽的山水长卷：苍茫的云树，青翠的牧场，起伏的山峦，绵亘的耕地，这些都在我眼前飘忽过去，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地，一个小站，两个小站过去了，而我却还在窗前伫立着，出着神，一直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
一个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车厢中响着，好像是婴孩的啼声，又好像是妇女的哭声。它从我的脚边发出来；接着，又有什么东西踏在我脚上。我惊奇地回头过去：四张微笑着的脸儿。我向我的脚边望去：一只黄色的小狗。于是我离开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这使你惊奇吗，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接着便像一个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对我说起来：“我们在河沿上鸟铺前经过，于是这个小东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说它可爱吗，这头小狗？我呢，我还是喜欢猫。哦，猫！它只有两个礼拜呢，这小东西。我们还为它买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说，先生，这可不是自讨麻烦吗？——嘟嘟，别那么乱嚷乱跑！——它可弄脏了你的鞋子吗，先生？”
“没有，先生，”我说，“倒是很好玩的呢，这只小狗。”
“可不是吗？我说人人见了它会欢喜的，”我隔座的女人说，“而且人们会觉得不寂寞一点。”
是的，不寂寞。这头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锐的唤声充满了这在辘辘的车轮声中摇荡里的小小的车厢，像利刃一般地刺到我耳中。
这时，这一对夫妇忙着照顾他们新买来的小狗，给它预备牛奶，我们刚才开始的对话，便因而中止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便去观察一下我的旅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养着一撮小胡子，胖胖的脸儿发着红光，好像刚喝过了酒，额上有几条皱纹，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个少年人。灰色条纹的裤子。上衣因为车厢中闷热已脱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Lacoste式丝衬衫。从他的音调中，可以听出他是马赛人或都隆一带的人。他的言语服饰举止，都显露出他是一个小rentier，一个十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者。坐在他右手的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染成金黄色的棕色的头发，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着发黄色的胭脂的颊儿，染成红色的指甲，葵黄色的衫子，鳄鱼皮的鞋子。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曾经美丽过，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发胖起来，衰老下去，她还没有忘记了她的爱装饰的老习惯。依然还保持着她的往日的是她的腿胫。在栗色的丝袜下，它们描着圆润的轮廓。
坐在我对面的胖子有四十多岁，脸儿很红润，胡须剃得光光的，满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脱去了，使劲地用一份报纸当扇子挥摇着。在他的脚边，放着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约在上车后已喝过了。他头上的搁篮上，又是两瓶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这种葡萄酒的作用。从他的神气看来，我猜想是开铺子的（后来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证明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自从我离开窗口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大约还没有到时候。恐怕一开口就不会停。
坐在这位胖先生旁边，缩在一隅，好像想避开别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别人的注意似的，是一个不算难看的二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儿发呆，好像流过眼泪的有点红肿的眼睛，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她也没有带什么行李，大约只作一个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车的。在我把我的同车厢中的人观察了一遍之后，那位有点发胖的太太已经把她的小狗喂过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现在已不呜呜地叫唤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别人地说。
“呃，这是‘新地’种，”坐在我对面的胖先生开始发言了，“你别瞧它现在那么安静，以后它脾气就会坏的，变得很凶。你们将来瞧着吧，在十六七个月之后。呃，你们住在乡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静的地方吗？”
“为什么？”两夫妇同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这是‘新地’种，是看家的好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它会很快地长大起来，长得高高的，它的耳朵，也渐渐地会拖得更长，垂下去。它会变得很凶猛。在夜里，你们把它放在门口，你们便可以敞开了大门高枕无忧地睡觉。”
“啊！”那妇人喊了一声，把那只小狗一下放在她丈夫的膝上。
“为什么，太太？”那胖子说，“能够高枕无忧，这还不好吗？而且‘新地’种是很不错的。”
“我不要这个。我们住在城里很热闹的街上，我们用不到一头守夜狗。我所要的是一只好玩的小狗，一只可以在出去散步时随手牵着的小狗，一只会使人感到不大寂寞一点的小狗。”那女人回答，接着就去埋怨她的丈夫了：“你为什么会这样糊涂！我不是已对你说过好多次了吗，我要买一头小狗玩玩？”
“我知道什么呢？”那丈夫像一个牺牲者似的回答，“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问一问伙计，而且那时离开车的时间又很近了。是你自己指定了买的，我只不过付钱罢了。”接着对那胖先生说，“我根本就不喜欢狗。对于狗这一门，我是完全外行。我还是喜欢猫。关于猫，我还懂得一点，暹罗种，昂高拉种；狗呢，我一点也不在行。有什么办法呢！”他耸了一耸肩，不说下去了。
“啊，太太，我懂了。你所要的是那种小种狗。”那胖先生说，接着他更卖弄出他的关于狗种的渊博的知识来：“可是小种狗也有许多种，Dandie－dinmont，King Charles， Skye terrier，Pékinois，loulou，Biehon de malt，Japonais，Bouledogue，teerier anglaisàpoils durs，以及其他等等，说也说不清楚。你所要的是哪一种样子的呢？像用刀切出来的方方正正的那种小狗呢，还是长长的毛一直披到地上又遮住了脸儿的那一种？”
“不是，是那种头很大，脸上起皱，身体很胖的有点儿像小猪的那种。以前我们街上有一家人家就养了这样一只，一副蠢劲儿，怪好玩的。”“啊啊！那叫Bouledogue，有小种的，也有大种的。我个人不大喜欢它，正就因为它那副蠢劲儿。我个人倒喜欢King Charles或是Japonais。”说到这里，他转过脸来对我说：“呃，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说，“中国人。”
“啊！”他接下去说，“其实Pékinois也不错，我的妹夫就养着一条。这种狗是出产在你们国里的，是吗？”
我含糊地答应了他一声，怕他再和我说下去，便拿出了小提箱中的高谛艾（Th.Gautier）的《西班牙旅行记》来翻看。可是那位胖先生倒并没有说下去，却拿起了放在脚边的酒瓶倾瓶来喝。同时，在那一对夫妻之间，便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
快九点钟了。我到餐车中去吃饭。在吃得醺醺然地回来的时候，车厢中只剩了胖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吃夹肉面包喝葡萄酒。买狗的夫妇和黑衣的少妇都已下车去了。我问胖先生是到哪里去的。他回答我是鲍尔陀。我们于是商量定，关上了车厢的门，放下窗幔，熄了灯，各占一张长椅而卧，免得上车来的人占据了我们的座位，使我们不得安睡。商量既定，我们便都挺直了身子躺在长椅上。不到十几分钟，我便听到胖先生的呼呼的鼾声了。
鲍尔陀一日
——西班牙旅行记之二
清晨五点钟。受着对座客人的“早安”的敬礼，我在辘辘的车声中醒来了。这位胖先生是先我而醒的，一只手拿着酒瓶，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饼干，大约已把我当做一个奇怪的动物似的注视了好久了。
“鲍尔陀快到了吧？”我问。
“一小时之后就到了。您昨夜睡得好吗？”
“多谢，在火车中睡觉是再舒适也没有了。它摇着你，摇着你，使人们好像在摇篮中似的。”说着我便向车窗口望出去。风景已改变了。现在已不是起伏的山峦，广阔的牧场，苍翠的树林了，在我眼前展开着的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已经成熟了，我仿佛看见了暗绿色的葡萄叶，攀在支柱上的藤蔓，和发着宝石的光彩的葡萄。
“你瞧见这些葡萄田吗？”那胖先生说，接着，也不管我听与不听，他又像昨天谈狗经似的对我谈起酒经来了，“你要晓得，我们鲍尔陀是法国著名产葡萄酒的地方，说起‘鲍尔陀酒’，世界上是没有一处人不知道的。这是我们法国的命脉，也是我的命脉。这也有两个意义：第一，正如你所见到的一样，我是一天也不能离开葡萄酒的，”他喝了一口酒，放下了瓶子接下去说，“第二呢，我是做酒生意的，我在鲍尔陀开着一个小小的酒庄。葡萄酒双倍地维持着我的生活，所以也难怪我对于酒发着颂词了。喝啤酒的人会有一个混浊而阴险的头脑，像德国人一样；喝烧酒（Liqueur）的人会变成一种中酒精毒的疯狂的人；而喝了葡萄酒的人却永远是爽直的、喜乐的、满足的，最大的毛病是多说话而已，但多说话并不是一件缺德的事。……”
“鲍尔陀葡萄酒的种类很多吧？”我趁空羼进去问了一句。“这真是说也说不清呢。一般说来，是红酒白酒，在稍为在行一点的人却以葡萄的产地来分，如‘美道克’（Médoc），‘海岸’（Ctcs），‘沙滩’（Graves），‘沙田’（Palus），‘梭代尔纳’（Sauternes）等等。
这是大致的分法，但每一种也因酒的品质和制造者的不同而分了许多种类，‘美道克’葡萄酒有‘拉斐特堡’（Chateau Lafite），‘拉都堡，（Chateau Latour），‘莱奥维尔’（Léoville）等类；‘海岸’有‘圣爱米略奈’（St.Emilionais），‘李布尔奈’（Libournais），‘弗龙沙代’（Fronsadais）等类；‘沙田’葡萄酒和‘沙滩’酒品质比较差一点，但也不乏名酒；享受到世界名誉的是‘梭代尔纳’的白酒，那里的产酒区如鲍麦（Bommes），巴尔沙克（Barsac），泊莱涅克（Preignac），法尔格（Fargues）等，都出好酒，特别以‘伊甘堡’（Chateau Yquem）为最著名。因为他们对于葡萄酒的品质十分注意，就是采葡萄制酒的时候，至少也分三次采，每次都只采成熟了的葡萄……而且每一个制造者都有着他们世袭的秘法，就是我们也无从知晓。总之，”在说了这一番关于鲍尔陀酒的类别之后，他下着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到了鲍尔陀之后，我第一要奉劝的便是请你去尝一尝鲍尔陀的好酒，这才可以说不枉到过鲍尔陀。……”
“对不起，”一半也是害怕他再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站起身来说，“我得去洗一个脸呢，我们回头谈吧。”
回到车厢中的时候，火车离鲍尔陀已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了。胖先生在车厢外的走廊上笑眯眯地望着车窗外的葡萄田，好像在那些累累的葡萄上看到了他自己的满溢的生命一样。我也不去打搅他，整理好行囊，便依着车窗闲望了。
这时在我的心头起伏着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这种不安是读了高谛艾的《西班牙旅行记》而引起的，对到鲍尔陀站时，高谛艾这样写着他的印象：
下车来的时候，你就受到一大群的伕役的攻击，他们分配着你的行李，合起二十个人来扛一双靴子：这还一点也不算稀奇；最奇怪的是那些由客栈老板埋伏着截拦旅客的牢什子。这一批混蛋逼着嗓子闹得天翻地覆地倾泻出一大串颂词和咒骂来：一个人抓住你的胳膊，另一个人攀住你的腿，这个人拉住你的衣服的后襟，那个人拉住你的大氅的钮子：“先生，到囊特旅馆里去吧，那里好极啦！”——“先生不要到那里去，那是一个臭虫的旅馆，臭虫旅馆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店号。”
那对敌的客店的代表急忙这样说。——“罗昂旅馆！”“法兰西旅馆！”
那一大群人跟在你后面嚷着。——“先生，他们是永远也不洗他们的沙锅的，他们用臭猪油烧菜，他们的房间里漏得像下雨，你会被他们剥削、抢盗、谋杀。”
每一个人都设法使你讨厌那些他们对敌的客栈，而这一大批跟班只在你断然踏进了一家旅馆的时候才离开你。那时他们自己之间便口角起来，相互拔出皮头来，你骂我强盗，我骂你贼，以及其他类似的咒骂，接着他们又急急忙忙地追另一个猎物。
到了鲍尔陀的圣约翰站，匆匆地和胖先生告了别之后，我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下了火车。我下了火车：没有脚伕来抢拿我的小皮箱；我走出了车站：没有旅馆接客来拽我的衣裾。这才使我安心下来，心里想着现在的鲍尔陀的确比一八四○年的鲍尔陀文明得多了。
我不想立刻找一个旅馆，所以我便提着轻便的小提囊安步当车顺着大路踱过去。这正是上市的时候，买菜的人挟着大篮子在我面前经过，熙熙攘攘，使我连游目骋怀之心也被打散了。一直走过了闹市之后，我的心才渐渐地宽舒起来。高谛艾说：“在鲍尔陀，西班牙的影响便开始显著起来了。差不多全部的市招都是用两种文字写的；在书店里，西班牙文的书至少和法文书一样多。许多人都说着吉诃德爷和古士芝·达尔法拉契的方言……”我开始注意市招：全都是法文的；我望了一望一家书店的橱窗：一本西班牙文的书也没有；我倾听着过路人的谈话：都是道地的法语，只是有点重浊的本地口音而已。这次，我又太相信高谛艾了。
这样地，我不知不觉走到了鲍尔陀最热闹的克格芝梭大街上。咖啡店也开门了，把藤椅一张张地搬到檐前去。我走进一家咖啡店去，遵照同车胖先生的话叫了一杯白葡萄酒，又叫了一杯咖啡，一客夹肉面包。
也许是车中没有睡好，也许是闲走累了，也许是葡萄酒发生了作用，一片懒惰的波浪软软地飘荡着我，使我感到有睡意了。我想：晚间十二点要动身，而我在鲍尔陀又只打算走马看花地玩一下，那么我何不找一个旅馆去睡几小时，就是玩起来的时候也可以精神抖擞一点。
罗兰路。勃拉丹旅馆。在吩咐侍者在正午以前唤醒我之后，我便很快地睡着了。侍者在十一点半唤醒了我，在洗盥既毕出门去的时候，天已在微微地下雨了。我冒着微雨到圣昂德莱大伽蓝巡礼去，这是英国人所建筑的，还是中世纪的遗物，藏着Jordan和维洛奈思（Véronèse）等名画家的画。从这里出来后，我到喜剧院广场的鲍尔陀咖啡饭店去丰盛地进了午餐。在把肚子里装满了鲍尔陀的名酒和佳肴之后，正打算继续去览胜的时候，雨却倾盆似地泻下来。一片南方的雨，急骤而短促。我不得不喝着咖啡等了半小时。
出了饭馆之后，在一整个下午之中我总计走马看花地玩了这许多地方：圣母祠、甘龚斯广场、圣米式尔寺、公园、博物馆。关于这些，我并不想多说什么，《蓝皮指南》以及《倍德凯尔》等导游书的作者，已经有更详细的记载了。使我引为憾事的是没有到圣米式尔寺的地窖里去看一看。那里保藏着一些成为木乃伊的尸体，据高谛艾说：“就是诗人们和画家们的想象，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比这更可怕的噩梦过。”但博物馆中几幅吕班思（Rubens）、房第克（VanDyck）、鲍谛契里（Botticelli）的画，黄昏中在清静的公园中的散步，也就补偿了这遗憾了。依旧丰盛地进了晚餐之后，我在大街上信步闲走了两点多钟，然后坐到咖啡馆中去，听听音乐，读读报纸，看看人。这时，我第一次证明了高谛艾没有对我说谎。他说：“使这个城有生气的，是那些娼妓和下流社会的妇人，她们都的确是很漂亮：差不多都生着笔直的鼻子，没有颧骨的颊儿，大大的黑眼睛，爱娇而苍白的鹅蛋形脸儿。”这样捱到了十一点光景，我回到旅馆里去算了账，便到圣约翰站去乘那在十二点半出发到西班牙边境去的夜车。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西班牙旅行记之三
夜间十二点半从鲍尔陀开出的急行列车，在清晨六点钟到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边境伊隆。在朦胧的意识中，我感到急骤的速率宽弛下来，终于静止了。有人在用法西两国语言报告着：“伊隆，大家下车！”
睁开睡眼向车窗外一看，呈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像法国一切小车站一样的小车站而已。冷清清的月台，两三个似乎还未睡醒的搬运夫，几个态度很舒闲地下车去的旅客。我真不相信我已到了西班牙的边境了，但是一个声音却在更响亮地叫过来：——“伊隆，大家下车！”
匆匆下了车，我第一个感到的就是有点寒冷。是侵晓的气冷呢，是新秋的薄寒呢，还是从比雷奈山间夹着雾吹过来的山风？我翻起了大氅的领，提着行囊就望出口走。
走出这小门就是一间大敞间，里面设着一圈行李检查台和几道低木栅，此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是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交界点，走过了这个敞间，那便是西班牙了。我把行李照别的旅客一样地放在行李检查台上，便有一个检查员来翻看了一阵，问我有什么报税的东西，接着在我的提箱上用粉笔划了—个字，便打发我走了。再走上去是护照查验处。那是一个像车站上卖票处一样的小窗洞。电灯下面坐着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单看他的炯炯有光的眼睛和他手头的那本厚厚的大册子，你就会感到不安了。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来看了看里昂西班牙领事的签字，把护照上的照片看了—下，向我好奇地看了一眼，问了我一声到西班牙的目的，把我的姓名录到那本大册子中去，在护照上捺了印；接着，和我最初的印象相反地，他露出微笑来，把护照交还了我，依然微笑着对我说：“西班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到了那里你会不想回去呢。”
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连这个护照查验员也有他的固有的可爱的风味。
这样地，经过了一重木栅，我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
过了这一重木栅，便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招纸，揭示牌，都用西班牙文写着，那是不用说的，就是刚才在行李检查处和搬运夫用沉浊的法国南部语音开着玩笑的工人型的男子，这时也用清朗的加斯谛略语和一个老妇人交谈起来。天气是显然地起了变化，暗沉沉的天空已澄碧起来，而在云里透出来的太阳，也驱散了刚才的薄寒，而带来了温煦。然而最明显的改变却是在时间上。在下火车的时候，我曾经向站上的时钟望过一眼：六点零一分。检查行李，验护照等事，大概要花去我半小时，那么现在至少是要六点半了吧。并不如此。在西班牙的伊隆站的时钟上，时针明明地标记着五点半。事实是西班牙的时间和法兰西的时间因为经纬度的不同而相差一小时，而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却觉得西班牙是永远比法兰西年轻一点。
因为是五点半，所以除了搬运夫和洒扫工役已开始活动外，车站上还是冷清清的。卖票处，行李房，兑换处，书报摊，烟店等等都没有开，旅客也疏朗朗地没有几个。这时，除了枯坐在月台的长椅上或在站上往来躞蝶以外，你是没有办法消磨时间的。到浦尔哥斯的快车要在八点二十分才开。到伊隆镇上去走一圈呢，带着行李究竟不大方便，而且说不定要走多少路。再说，这样大清早就是跑到镇上也是没有什么多大意思的。因此，把行囊散在长椅上，我便在这个边境的车站上踱起来了。
如果你以为这个国境的城市是一个险要的地方，扼守着重兵，活动着国际间谍，压着国家的、军事的大秘密，那么你就错误了。这只是一个消失在比雷奈山边的西班牙的小镇而已。提着筐子，筐子里盛着鸡鸭，或是肩着箱笼，三三两两地来乘第一班火车的，是头上裹着包头布的山村的老妇人，面色黝黑的农民，白了头发的老匠人，像是学徒的孩子。整个西班牙小镇的灵魂都可以在这些小小的人物身上找到。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它也何尝不是十足西班牙底呢？灰色的砖石，黯黑的木柱子，已经有点腐蚀了的洋船遮檐，贴在墙上在风中飘着的斑剥的招纸，停在车站尽头处的铁轨上的破旧的货车：这一切都向你说着西班牙的式微，安命，坚忍。西德（Cid）的西班牙，侗黄（Don Juan）的西班牙，吉诃德（Quixote）的西班牙，大仲马或梅里美心目中的西班牙，现在都已过去了，或者竟可以说本来就没有存在过。
的确，西班牙的存在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一切旅行指南和游记中的西班牙，那就是说历史上的和艺术上的西班牙。这个西班牙浓厚地渲染着釉彩，充满了典型人物。在音乐上，绘画上，舞蹈上、文学上，西班牙都在这个面目之下出现于全世界，而做着它的正式代表。一般人对于西班牙的观念，也是由这个代表者而引起的。当人们提起了西班牙的时候，你立刻会想到蒲尔哥斯的大伽蓝，格腊拿达的大食故宫，斗牛，当歌舞（Tango），侗黄式的浪子，吉诃德式的梦想者，塞赖丝谛拿（La Celestin）式的老虔婆，珈尔曼式的吉泊西女子，扇子，披肩巾，罩在高冠上的遮面纱等等，而勉强西班牙人做了你的想象底受难者；而当你到了西班牙而见不到那些开着悠久的岁月的绣花的陈迹，传说中的人物，以及你心目中的西班牙固有产物的时候，你会感到失望而作“去年白雪今安在”之喟叹。然而你要知道这是最表面的西班牙，它的实际的存在是已经在一片迷茫的烟雾之中，而行将只在书史和艺术作品中赓续它的生命了。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是更卑微一点，更穆静一点。那便是风景的西班牙。
的确，在整个欧罗巴洲之中，西班牙是风景最胜最多变化的国家。恬静而笼着雾和阴影的伐斯各尼亚，典雅而充溢着光辉的加斯谤拉，雄警而壮阔的昂达鲁西亚，照和而明朗的伐朗西亚，会使人“感到心被窃获了”的清澄的喀达鲁涅。在西班牙，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典型。或则草木葱茏，山川明媚；或则大山，峭壁幽深；或则古堡荒寒，团焦幽独；或则千园澄碧，百里花香……这都是能使你目不暇给，而至于留连忘返的。这是更有实际的生命，具有易解性（除非是村夫俗子）而容易取好于人的西班牙。因为它开拓了你对于自然之美的爱好之心，而使你衷心地生出一种舒徐的、悠长的、寂寥的默想来。然而最真实的，最深沉的，因而最难以受人了解的却是西班牙的第二个存在。这个存在是西班牙的底蕴，它蕴藏着整个西班牙，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向你说着整个西班牙，代表着它的每日的生活，象征着它的永恒的灵魂。这个西班牙的存在是卑微至于闪避你的注意，静默至于好像绝灭。可是如果你能够留意观察，用你的小心去理解，那么你就可以把握住这个卑微而静默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小城中。
这是一个式微的、悲剧的、现实的存在，没有光荣，没有梦想。现在，你在清晨或是午后走进任何一个小城去吧。你在狭窄的小路上，在深深的平静中徘徊着。阳光从静静的闭着门的阳台上坠下来，落着一个砌着碎石的小方场。什么也不来搅扰这寂静；街坊上的叫卖声在远处寂灭了，寺院的钟声已消沉下去了。你穿过小方场，经过一个作坊，一切任何作坊，铁匠底、木匠底或羊毛匠底。你伫立一会儿，看着他们带着那一种的热心，坚忍和爱操作着；你来到一所大屋子前面：半开着的门已朽腐了，门环上满是铁锈，涂着石灰的白墙已经斑剥或生满黑霉了，从门间，你望见了里面被野草和草苔所侵占了的院子。你当然不推门进去，但是在这墙后面，在这门里面，你会感到有苦痛、沉哀或不遂的愿望静静地躺着。你再走上去，街路上依然是沉静的，一个喷泉淙淙地响着，三两只鸽子振羽作声。一个老妇扶着一个女孩佝偻着走过。寺院的钟迟迟地响起来了，又迟迟地消歇了。……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个寒伧、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样的使人充塞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而这个小小的车站呢，它可不是也将这奥秘的西班牙呈显给我们看了吗？
当我在车站上来往躞蹀着的时候，我心中这样地思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车站中已渐渐地有生气起来了。卖票处，兑换处，烟摊，报摊，都已陆续地开了门，从镇上来的旅客们，也开始用他们的嘈杂的语音充满了这个小小的车站了。
我从我的沉思中走了出来，去换了些西班牙钱，到卖票处去买了里程车票，出来买了一份昨天的《太阳报》、（EI Sol）一包烟，然后回到安放着我的手提箱的长椅上去。
长椅上已有人坐着了，一个老妇人和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共是四个孩子。而且最大的—个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在开始一张一张地撕去那贴在我箱上的各地旅馆的贴纸了。我移开箱子坐了下来。这时候，便有两个在我看来很别致的人物出现了。
那是邮差、军人和京戏上所见的文官这三种人物的混合体。他们穿着绿色的制服，佩着剑，头面上却戴着像乌纱帽一般的黑色漆布做的帽子。这制服的色彩和灰暗而笼罩着阴阴的尼斯各尼亚的土地以及这个寒伧的小车站显着一种异样的不调和，那是不用说的；而就是在一身之上，在这制服，佩剑，和帽子之间，也表现着绝端的不一致。“这是西班牙固有的驳杂底一部分吧。”我这样想。
七点钟了。开到了一列火车，然而这是到桑当德尔（Santanter）去的。火车开了，车站一时又清冷起来，要等到八点二十分呢。
我静穆地望着铁轨，目光随着那在初阳之下闪着光的两条铁路的线伸展过去，一直到了迷茫的天际；在那里，我的神思便飘举起来了。
西班牙的铁路
——西班牙旅行记之四
田野底青色小径上
铁的生客就要经过，
一只铁腕行将收尽
晨曦所播下的禾黍。
这是俄罗斯现代大诗人叶赛宁的诗句。当看见了俄罗斯的恬静的乡村一天天地被铁路所侵略，并被这个“铁的生客”所带来的近代文明所摧毁的时候，这位憧憬着古旧的、青色的俄罗斯，歌咏着猫、鸡、马、牛，以及整个梦境一般美丽的自然界的，俄罗斯的“最后的田园诗人”，便不禁发出这绝望的哀歌来，而终于和他的古旧的俄罗斯同归于尽。
和那吹着冰雪的风，飘着忧郁的云的俄罗斯比起来，西班牙的土地是更饶于诗情一点。在那里，一切都邀人入梦，催人怀古：一溪一石，一树一花，山头碉堡，风际牛羊……当你静静地观察着的时候，你的神思便会飞越到一个更迢遥更幽古的地方去，而感到自己走到了一种恍惚一般的状态之中去，走到了那些古诗人的诗境中去。
这种恍惚，这种清丽的或雄伟的诗境，是和近代文明绝缘的。让魏特曼或凡尔哈仑去歌颂机械和近代生活吧，我们呢，我们宁可让自己沉浸在往昔的梦里。你要看一看在“铁的生客”未来到以前的西班牙吗？在《大食故宫余载》（一八三二）中，华盛顿·欧文这样地记着他从塞维拉到格腊拿达途中的风景的一个片断：
……见旧堡，遂徘徊于堡中久之。……堡踞小山，山趺瓜低拉河萦绕如带，河身非广，澌澌作声，绕堡而逝。山花覆水，红鲜欲滴。绿阴中间出石榴佛手之树，夜莺嘤鸣其间，柔婉动听。去堡不远，有小桥跨河而渡；激流触石，直犯水礁。礁房环以黄石，那当日堡人用以屑面者。渔膝巨网，晒堵黄石之墉；小舟横陈，即隐绿阴之下。村妇衣红衣过桥，倒影入水作绛色，渡过绿漪而没。等流连景光，恨不能画……（据林纾译文）
这是幽蒨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的；而在乔治·鲍罗的《圣经在西班牙》（一八四三）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加斯谛尔平原的雄警壮阔的姿态：
这天酷热异常，于是我们便缓缓地在旧加斯谛尔的平原上取道前进。说起西班牙，旷阔和宏壮是总要联想起的：它的山岳是雄伟的，而它的平原也雄伟不少逊；它舒展出去，土央无垠，但却也并不坦坦荡荡，满目荒芜，像俄罗斯的草原那样。崎岖的土地触目皆是：这里是寒泉所冲泻成的深涧和幽壑；那里是一个嶙峋而荒蛮的培土娄，而在它的顶上，显出了一个寂寥的孤村。欢欣快乐的成分很少，而忧郁的成分却很多。我们偶然可以看见有几个孤独的农夫，在田野间操作——那是没有分界的田野，不知橡树、榆树或槐树为何物；只有悒郁而悲凉的松树，在那里炫耀着它的金字塔一般的形式，而绿草也是找不到的。这些地域中的旅人是谁呢？大部分是驴夫，以及他们的一长列一长列系着单调地响着的铃子的驴子。
……在这样的背景上，你想吧，近代文明会呈显着怎样的丑陋和不调和，而“铁的生客”的出现，又会怎样地破坏了那古旧的山川天地之间相互的默契和熟稔，怎样地破坏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融和的氛围气！那爱着古旧的西班牙，带着一种深深的怅惘数说着它的一切往昔的事物的阿索林，在他的那本百读不厌的小书《加斯谛拉》中，把西班牙的历史缩成了三幅动人的画图——十六世纪的、十九世纪的和现代的——，现在，我们展开这最后一幅画图来吧：
……那边，在地平线的尽头，那些映现在澄澈的天宇上的山岗，好像已经被一把刀所砍断了。一道深深的挺直的罅隙穿过了它们；从这罅隙间，在地上，两条又长又光亮的平行的铁条穿了出来，节节地越过了整个原野。立刻，在那些山岗的断处，显现出了一个小黑点：它动着，急骤地前进，一边在天上遗留下一长条的烟。它已来到平原上了。现在，我们看见一个奇特的铁车和它的喷出一道浓烟来的烟突，而在它的后面，我们看见了一列开着小窗的黑色的箱子，从那些小窗间，我们可以辨出许多男子的和妇女的脸儿来，每天早晨，这个铁车和它的那些黑色的箱子在远方现出来；它散播着一道道的烟，发着尖锐的啸声，急骤得使人目眩地奔跑着而进城市的一个近郊去……
铁路是在哪一种姿态之下在那古旧的西班牙出现，我们已可以在这幅画图中清楚地看到了。
的确，看见机关车的浓烟染黑了他们的光辉的和朦朦的风景，喧嚣的车声打破了他们的恬静，单调的铁轨毁坏了他们的山川的柔和或刚强的线条，西班牙人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的。西班牙的一切，从比雷奈山起一直到那伽尔陀思（Galedós）所谓“逐出外国的侵犯”的那种发着辛烈的臭味的煎油为止，都是抵抗着那现代文明的闯入的。所以，那“铁的生客”的出现，比在欧美各国都要迟一点，西班牙最早的几条铁路，从巴塞洛拿（Barcelona）到马达罗（Mataró）那条是在一八四八年建立的，从马德里到阿朗胡爱斯（Aranjuez）的那条更迟四年，是在一八五一年才筑成。而在建筑铁路之前，又是经过多少的困难和周折啊。
在一八三○年，西班牙人已知道什么是铁路了。马尔赛里诺·加莱罗（Marcelino Calero）在一八三○年出版了他的那本在英国印刷的，建筑一个从边境的海雷斯到圣玛丽港的铁路的计划书。在这本计划书后面，还附着一张地图和一幅插绘，是出自“拉蒙·赛沙·德·龚谛手笔”的。插绘上画着一列火车，喷着黑烟，驰行在海滨，而在海上，却航行着一只有着又高又细的烟筒的汽船。这插绘是有点幼稚的，然而它却至少带了一些火车的概念来给当时的西班牙人。加莱罗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那是当然的事，然而在那些喜欢新的事物的人们间，火车便常被提到了。
七年之后，在一八三七年，季崖尔莫·罗佩（Guillermo Lobè）作了一次旅行，从古巴到美国，从美国又到欧洲。而在一八三九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他的那部《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旅行中给我的孩子们的书翰》。罗佩曾在美国和欧洲研究铁路，而在他的信上，铁路是常常讲到的。他希望西班牙全国都布满了铁路，然而他的愿望也没有很快地实现。以后，文人学士的关于铁路的记载渐渐地多起来了。在一八四一年美索奈罗·洛马诺思（Mesonero Romanos）发表了他的《法比旅行回忆记》；次年，莫代思多·拉福安德（Modesto Lauyente）发表了他的《修士海龙第奥的旅行记》第二卷。这两部游记中对于铁路都有详细的叙述，而尤以后者为更精密而有系统。这两位游记的作者都一致地公认火车旅行的诗意（这是我们所难以领略的）。美索奈罗在他的记游文中描写着铁路的诗意底各方面，在白昼的或在黑夜的。而拉福安德也沉醉于车行中所见的光景。他写着，“这是一幅绝世的惊人的画图；而在暗黑的深夜中看起来，那便千倍地格外有趣味，格外有诗意。”
然而，就在这一八四二年的三月十四日，当元老院开会议论开筑一条从邦泊洛拿经巴斯当谷通到法兰西去的普通官路的时候，那元老议员却说：“我的意见是，我们永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弄平了比雷奈山；反之，我们应该在原来的比雷奈山上，再加上一重比雷奈山。”
多少的西班牙人会同意于这个意见啊！在一八四四年，西班牙著名的数学家玛里阿诺·伐烈何（Mriano Vallejo）出版了一本题名为《铁路的新建筑》的书。这位数学家是一位折中主义者。他愿望旅行运输的便利，但他也好像不大愿意机关车的黑烟污了西班牙的青天，不大愿意它的尖锐的汽笛声冲破了西班牙的原野的平静。我们的这位伐烈何主张仍旧用牲口去牵车子，只不过那车子是在铁轨上滑行着罢了。可是，这个计划也还是没有被采用。
从一八四五年起，西班牙筑铁路的计划渐次地具体化了。报纸上继续地论着铁路的利益，资本家踊跃地想投资，而一批一批的铁路专家技师，又被从国外聘请来。一八四五年五月三十日，马德里的《传声报》记载着阿维拉、莱洪、马德里铁路企业公司的主持者之一华尔麦思来（Sir J.Walmsley）抵京进行开筑铁路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马德里的《日报》上载着五位英国技师经过伐拉道里兹，测量从比尔鲍到马德里的铁路路线的消息；七月三日，《传声报》又公布了筑造法兰西西班牙铁路的计划，并说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委员会，也已制成了路线的草案并把关于筑路的一切都筹划好了；而在九月十八日的《日报》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工程师勃鲁麦尔（Brumel）和西班牙北方皇家铁路公司的一行技师的到来。以后，这一类的消息还是不绝如缕，然而这些计划的实现却还需要许多岁月，还要经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八四八年巴塞洛拿和马达罗之间的铁路，一八五一年马德里和阿朗胡爱斯之间的铁路，只能算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而已。
从这些看来，我们可以见到这“铁的生客”在西班牙是遇到了多么冷漠的款待，多么顽强的抵抗。那些生野的西班牙人宁可让自己深闭在他们的家园里（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大园林），亲切地，沉默地看着那些熟稔的花开出来又凋谢，看着那些祖先所抚摩过的遗物渐渐地涂上了岁月底色泽；而对于一切不速之客，他们都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条从法兰西西班牙的边境到马德里去的铁路，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这个文献我一时找不到。我所知道的是，一直到一八六○年为止，这条路线还没有完工。一八五九年，阿尔都罗·马尔高阿尔都（Arturo Marcoartú）在他替《一八六○闰年“伊倍里亚”政治文艺年鉴》所写的那篇关于铁路的文章中，这样地告诉我们：在一八五九年终，北方铁路公司已有六五○基罗米突的铁路正在筑造中；没有动工的尚有七十三基罗米突。
在我前面，两条平行的铁轨在清晨的太阳下闪着光，一直延伸出去，然后在天涯消隐了。现在，西班牙已不再拒绝这“铁的生客”了。它翻过了西班牙的重重的山峦，驰过了它的广阔的平原，跨过它的潺湲的溪涧，湛湛的江河，披拂着它的晓雾暮霭，掠过它的松树的针，白杨的叶，橙树的花，喷着浓厚的黑烟，发着刺耳的汽笛声，隆隆的车轮声，每日地，在整个西班牙骤急地驰骋着了。沉在梦想中的西班牙人，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怅惘吗，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惋惜吗？
而我，一个东方古国的梦想者，我就要跟着这“铁的生客”，怀着进香者一般虔诚的心，到这梦想的国土中来巡礼了。生野的西班牙人，生野的西班牙土地，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吧。我只不过来谦卑地、小心地、静默地分一点你们的太阳，你们的梦，你们的怅惘和你们的惋惜而已。
山居杂缀
山风
窗外，隔着夜的帡幪，迷茫的山岚大概已把整个峰峦笼罩住了吧。冷冷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潮湿，带着太阳的气味，或是带着几点从山涧中飞溅出来的水，来叩我的玻璃窗了。
敬礼啊，山风！我敞开窗门欢迎你，我敞开衣襟欢迎你。抚过云的边缘，抚过崖边的小花，抚过有野兽躺过的岩石，抚过缄默的泥土，抚过歌唱的泉流，你现在来轻轻地抚我了。说啊，山风，你是否从我胸头感到了云的飘忽，花的寂寥，岩石的坚实，泥土的沉郁，泉流的活泼？你会不会说，这是一个奇异的生物！
雨停止了，檐溜还是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的一只乌篷船中一样。“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的词句又浮到脑中来了。奇迹也许突然发生了吧，也许我已被魔法移到苕溪或是西湖的小船中了吧……
然而突然，香港的倾盆大雨又降下来了。
路上的列树已斩伐尽了，疏疏朗朗地残留着可怜的树根。路显得宽阔了一点，短了一点，天和人的距离似乎更接近了。太阳直射到头顶上，雨直淋到身上……是的，我们需要阳光，但是我们也需要阴荫啊！早晨鸟雀的啁啾声没有了，傍晚舒徐的散步没有了。空虚的路，寂寞的路！
离门前不远的地方，本来有一棵合欢树，去年秋天，我也还采过那长长的荚果给我的女儿玩的。它曾经娉婷地站立在那里，高高地张开它的青翠的华盖一般的叶子，寄托了我们的梦想，又给我们以清阴。而现在，我们却只能在虚空之中，在浮着云片的碧空的背景上，徒然地描画它的青翠之姿了。像现在这样的夏天的早晨，它的鲜绿的叶子和火红照眼的花，会给我们怎样的一种清新之感啊！它的浓荫之中藏着雏鸟小小的啼声，会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喜悦啊！想想吧，它的消失对于我们是怎样地可悲啊！
抱着幼小的孩子，我又走到那棵合欢树的树根边来了。锯痕已由淡黄变成黝黑了，然而年轮却还是清清楚楚的，并没有给苔藓或是芝菌侵蚀去。我无聊地数着这一圈圈的年轮，四十二圈！正是我的年龄。它和我度过了同样的岁月，这可怜的合欢树！
树啊，谁更不幸一点，是你呢，还是我？
失去的园子
跋涉的挂虑使我失去了眼界的辽阔和余暇的寄托。我的意思是说，自从我怕走漫漫的长途而移居到这中区的最高一条街以来，我便不再能天天望见大海，不再拥有一个小圃了。屋子后面是高楼，前面是更高的山；门临街路，一点隙地也没有。从此，我便对山面壁而居，而最使我怅惆的，特别是旧居中的那一片小小的园子，那一片由我亲手拓荒，耕耘，施肥，播种，灌溉，收获过的贫瘠的土地。那园子临着海，四周是苍翠的松树，每当耕倦了，抛下锄头，坐到松树下面去，迎着从远处渔帆上吹来的风，望着辽阔的海，就已经使人心醉了。何况它又按着季节，给我们以意外丰富的收获呢？
可是搬到这里来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载在火车上和书籍一同搬来的耕具：锄头，铁耙，铲子，尖锄，除草耙，移植铲，灌溉壶等等，都冷落地被抛弃在天台上，而且生了锈。这些可怜的东西！它们应该像我一样地寂寞吧。
好像是本能地，我不时想着“现在是种番茄的时候了”，或是“现在玉蜀黍可以收获了”，或是“要是我能从家乡弄到一点蚕豆种就好了”！我把这种思想告诉了妻，于是她就提议说：“我们要不要像邻居那样，叫人挑泥到天台上去，在那里辟一个园地？”可是我立刻反对，因为天台是那么小，而且阳光也那么少，给四面的高楼遮住了。于是这计划打消了，而旧园的梦想却仍旧继续着。
大概看到我常常为这样思想困恼着吧，妻在偷偷地活动着。于是，有一天，她高高兴兴地来对我说了：“你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园子了。你不看见我们对邻有一片空地吗？他们人少，种不了许多地，我已和他们商量好，划一部分地给我们种，水也很方便。现在，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吧。”她一定以为会给我一个意外的喜悦的，可是我却含糊地应着，心里想：“那不是我的园地，我要我自己的园地。”可是，为了要不使妻太难堪，我期期地回答她：“你不是劝我不要太疲劳吗？你的话是对的，我需要休息。我们把这种地的计划打消了吧。”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二十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许拜维艾尔，现在已渐渐地超过了他的显赫一时的同代人，升到巴尔拿斯的最高峰上了。和高克多（Cocteau），约可伯（Jacob），达达主义者们，超现实主义者们等相反，他的上升是舒徐的，不喧哗的，无中止的，少波折的。他继续地升上去，像一只飞到青空中去的云雀一样，像一只云雀一样地，他渐渐地使大地和太空都应响着他的声音。
现代的诗人多少是诗的理论家，而他们的诗呢，符合这些理论的例子。爱略特（T.S.Eliot）如是，耶芝（W.B.Yeats）如是，马里奈谛（Marinetti）如是，玛牙可夫斯基（Mayakovsky）如是，瓦雷里（Valéry）亦未尝不如是。他们并不把诗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却自己制就了樊笼，而把自己幽囚起来。许拜维艾尔是那能摆脱这种苦痛的劳役的少数人之一，他不倡理论，不树派别，却用那南美洲大草原的青色所赋予他，大西洋海底珊瑚所赋予他，喧嚣的“沉默”，微语的星和驯熟的夜所赋予他的辽远，沉着而熟稔的音调，向生者，死者，大地，宇宙，生物，无生物吟哦。如果我们相信诗人是天生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五年，当春天还没有抛开了它的风，寒冷和雨的大氅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古旧的巴黎。一个机缘呈到了我面前，使我能在踏上归途之前和这位给了我许多新的欢乐的诗人把晤了一次（我得感谢那位把自己一生献给上帝以及诗的Abbé Duperray）。
诗人是住在处于巴黎的边缘的拉纳大街（Boulevard Lannes）上，在蒲洛涅林（Bois de Boulogne）附近。在一个阴暗的傍晚，我到了那里。在那清静而少人迹的街道上彳亍着找寻诗人之家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诗句：
有着岁月前来闻嗔的你的石建筑物，
拉纳大街，你在天的中央干什么？
你是那么地远离开巴黎的太阳和它的月亮，
竟至街灯不知道它应该灭呢还应该明，
竟至那送牛乳的女子自问，
那是否真是屋子，凸出着真正的露台，
那在她手指边叮当响着的，是牛乳瓶呢还是世界。
找到了拉纳大街四十七号的时候，天已开始微雨了，我走到一所大厦的门边，我按铃。铃声清晰地在空敞的门轩中响了好一些时候。一个男子慢慢地走了出来。
“诗人许拜维艾尔先生住在这里吗？”我问。
“在二楼，要我领你去吗？”
“不必，我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在一扇门前站住。第二次，铃声又响了。这次，来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女仆，她用惊讶的眼睛望着我，好像这诗人之居的恬静，是很少有异国的访客来搅扰的。
“许拜维艾尔在家吗？”我问。
“在家。您有名片吗？”
她接了我的名片，关了门，领我到一间客厅里，然后去通报诗人。我在一张大圈椅上坐下来，开始对于这已经是诗人的一部分的客厅，投了短促的一瞥。古旧的家具，先人的肖像，紫檀的镂花中国屏风，厚厚的地毯：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家所应有尽有的，然而一想到这些都是兴感诗人，走进他的生活中去，而做着他的诗的卑微然而重要的元素的时候，这些便都披上了一层异样的光泽了。但是那女仆出来了，她对我说她的主人很愿意见我，虽然他在患牙痛。接着，在开门的声音中，许拜维艾尔已经在门框间现身出来了。
这是一位高大的人，瘦瘦的身体，长长的脸儿，宽阔的前额，和眼睛很接近的浓眉毛，从鼻子的两翼出发下垂到嘴角边的深深的皱槽。虽则已到了五十以上的年龄，但是我们的诗人还显得很年轻，特别是他的那双奕奕有光的眼睛。有许多人是不大感到年岁的重负的，诗人也就是这一类人之一，虽然他不得不在心头时时重整精力，去用他的鲜血给“时间的群马”解渴。
“欢迎你！”这是诗人的第一声，“我们昨天刚听到念你的诗，想不到今天就看到了你。”
当我开始对他说我对于他的景仰，向他道歉我打搅他等等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他说，“请到我书房里去坐吧，那里人们感到更不生疏一点。”于是他便开大了门，让我走到隔壁他的书房里去。任何都不能使许拜维艾尔惊奇，我的访问也不。他和一切东西默契着：和星，和树，和海，和石，和海底的鱼，和墓里的死者。就在相遇的一瞬间，许拜维艾尔已和我成为很熟稔的了，好像我们曾在什么地方相识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曾把我们系在一起过一样。
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舒适地，像在我自己家中一样。而他，在横身在一张长榻上之后，便用他的好像是记忆中的声音开始说话了：“是的，我昨晚才听到念你的诗。它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愉快给我，我向你忏白，我不能有像你的《答客问》那样澄明静止的心。我闭在我的世界中，我不能忘情于它的一切。”
的确，这“无罪的囚徒”并不是一位出世主义者，虽然他竭力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心。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广大深厚得多的世界，包涵日，月，星辰，太空的无空间限制的世界，混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无时间限制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死者和生者的区别，一切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
“我相信能够了解你，”我说，“如果你能够恕我的僭越的话，我可以向你提起你的那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吗？遥远地处于东西两个极端的生物，是有着它们不同的性格，那是当然的，正如乌拉圭的牛沉醉于Pampa的太阳和青空，而中国的牛彳亍于青青的稻田中一样，但是却有一种就是心灵也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使它们默契，把它们联在一起，这东西，我想就是‘诗’。”
“这倒是真的，”诗人微笑着说，眼睛发着光，“我们总好像觉得自己是孤独地生活着，被关在一个窄狭到有时几乎不能喘息的范围里，因而我们便不得不常常想到这湫隘的囚牢以外的世界，以及这世界以外的宇宙……”
诗人似乎在沉思了；接着，他突然说：“想不到你对于我的诗那么熟悉。你觉得它怎样，这首《一头灰色的中国牛》？这是我比较满意的诗中的一首。”
“它启发了我对于你的认识，并使我去更清楚地了解你。”
因为说到中国，许拜维艾尔便和我谈起中国来了。他说他曾经历过许多国土，不过他至今引以为遗憾的，便是他尚未到过中国。他说他的友人昂利·米书（Henry Michaux）曾到过中国，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对他盛称中国之美，说那自认为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亚洲只是一个野蛮人而已。我没有读过米书的作品，所以也没有和许拜维艾尔多说下去。可是他却兴奋了起来，好像立时要补偿他的憾恨似地，向我询问起旅行中国的问题来，如旅程要多少日子，旅费大概要多少，入境要经过什么手续，生活程度如何，语言的隔膜如何打破等等。而在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相当的解决之后，他下着这样的结论：
“我总得到中国去一次。”于是他好像又沉思起来了。
我趁空把这书室打量了一下。那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书架上排列着诗人所爱读的书，书案是在近窗的地方，而在案头，我看见一本新出的Mesures。窗扉都关闭了，不能望见窗外的远景，而在电灯光下，壁上的名画便格外烘托出来了；在这里面，我辨出了马谛思（Matisse），塞公沙克（D.de Segonzac），比加索（Picasso）等法国当代画伯的作品。我们是在房间的后部，在那里，散放着几张沙发，一两张小几和一张长榻，而我们的诗人便倚在这靠壁的长榻上；榻旁的小几上放着几张白纸，大概是记录诗人的灵感的。
诗人站了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于是：“你最爱哪几位法国诗人？”他这样问我。“这很难说，”我回答，“或许是韩波（Rimbaud）和罗特亥阿蒙（Lautréamont）；在当代人之间呢，我从前喜欢过耶麦（Jammes），福尔（Paul Fort），高克多（Cocteau），雷佛尔第（Reverdy），现在呢，我已把我的偏好移到你和爱吕阿尔（Eluard）身上了。你瞧，这样的驳杂！”
听我数说完了这些名字的时候，许拜维艾尔认真地说：“这也很自然的。除了少数一二人以外，我的趣味也差不多和你相同的。福尔先生是我尤其感激的，我最初的诗集还是他给我写的序文呢。而罗特亥阿蒙！想不到罗特亥阿蒙也是你所爱好的诗人！那么拉福尔格（Laforguo）呢？”
我们要晓得，拉福尔格和罗特亥阿蒙都是颇有影响于许拜维艾尔的，像他们一样，他是出生于乌拉圭国的蒙德维艾陀（Monteviedo）的，像他们一样，他的祖先是比雷奈山乡人，像他们一样，他是法国诗人。在《引力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诗句：
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掘着地，希望你会从地下出来，
我用肘子推开房屋和森林，去看你在不在后面，
我会整夜地大开着门窗等着你，
面前放着两杯酒，而不愿去沾一沾口。
但是，罗特亥阿蒙，
你却不来。
“拉福尔格吗？”我说，“可惜我没有多读他的作品，还在我记忆中保存着的，只《来临的冬天》（Lhiver qui vient）等数首而已。”接着，我便对他说起他新近出版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Les Amis Inconnus）：“我最近读了你的诗集《不相识的朋友们》。”
“是吗？你已经买了吗？我应该送你一册的，可惜我现在手头只剩一本了。你读了吗，你的感想怎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却向他念了一节《不相识的朋友们》中的诗句：
我将来的弟兄们，你们有一天会说，
一位诗人取了我们日常的言语，
用一种无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残忍一点的
新的悲哀去，驱逐他的悲哀……
在他的瘦长的脸上，又浮上了一片微笑，一片会心的微笑，一边出神地凝视着我。沉默降了下来。在沉默中，我听到了六下钟声。我来了已有一个多钟头了，我应该走了。我站了起来：“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牙痛了，我不该再搅扰你，我应该走了。”
“啊！连我自己也忘了牙痛，我还忘了我已约定牙医的时间了，我们都觉得互相有许多话要说。你住在巴黎吗？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再谈，你什么时候有空吗？”
“我明天就要离开巴黎，”我说，“而且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
“是吗？”他惊愕地说，“那么我们这次最初的见面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我希望我能够再到法国来，或你能够实现你的中国旅行。”
“希望如此吧。不错，我不能这样就让你走的，请你等一等。”他说着就走到后面的房间中去。一会儿，他带了一本书出来：“这是我的第三本诗集《码头》（Débarcadères），现在已经绝版，在市上找不到的了，请你收了做个纪念吧！”接着他便取出笔来，在题页上写了这几个字：给诗人戴望舒作为我们初次把晤的纪念。茹勒·许拜维艾尔谨赠。
当我一边称谢一边向他告别的时候，他说：“等一等，我们一道出去吧。我得去找牙医。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谈一会儿。”
他进去了，我隐隐听见他和家人谈话的声音，接着他便带了大氅雨伞出来，因为外面在下雨。向这诗人的书斋投射了最后一眼，我便走出了。诗人给我开了门，让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着。
“你没有带伞吗？”在楼梯上他对我说，“天在下雨。不要紧，你乘地道车回去吗？我也乘地道车，我可以送你到那里。你不会淋湿的。”
到了大门口，他把伞张开了。天在下着密密的细雨，而且斜风吹着。于是，在这斜风细雨中，在淋湿的铺道上，在他的伞下面，我们开始漫步着了。
“你近来有新作吗？”我问。
“我在写一部戏曲，写成了大约交给茹佛（Louis Jouvet）去演。说起，你看过我的《林中美人》（La Belle au Bois）吗？”
“那简直可以说是一首绝好的诗。而比多艾夫夫妇（Ludmillaet Georges Pitoёff）的演技，那真是一个奇迹！可惜我没有机会再看一遍了。”
我想起了他的诗作的西班牙文选译集：“我在西班牙的时候读到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如果没有读过你的诗的话，人们一定会当你做一个当代西班牙大诗人呢。的确，在有些地方，你是和西班牙现代诗人有着共同之点的，是吗？”
“约翰·加梭（Jean Cassou）也这样说过。这也是可能的事，有许多关系把我和西班牙连联在一起。那些西班牙现代的新诗人们，加尔西亚·洛尔迦（Garcia Lorca），阿尔倍谛（Alberti），沙里纳思（Salinas），季兰（Guillen），阿尔陀拉季雷（Alto’aguirre），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说起，你也常读这些西班牙诗人的诗吗？”
“我所爱的西班牙现代诗人是洛尔迦和沙里纳思。”
我们转了一个弯，经过了一个小方场，夹着雨的风打到我们的脸上来。许拜维艾尔把伞放低了一些。“我很想选你一些诗译成中国文，”沉默了一些时候之后我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我你自己爱好的是哪几首吗？”
“唔，让我想想看。”他接着就沉浸在思索中了。地道车站到了。当我们默不作声地走下地道去的时候，许拜维艾尔对我说：“你身边有纸吗？”
我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给他。他接了纸，取出自来水笔。于是，靠着一个冷清清的报摊，他便把他自己所选的几首诗的诗题写了给我。而当我向他称谢的时候：“总之，你自己看吧。”他说。
我们走进站去，车立刻就到了。上了拥挤的地道车后，我们都好像被一种窒息的空气以外的东西所封锁住喉咙。我们都缄默着。
Etoile站快到了，我不得不换车回我的居所去。我向诗人握手告别。
“希望我们能够再见吧！”许拜维艾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匆匆地下了车，茫然在月台上站立着。
车隆隆地响着，又开了，载着那还在向我招手的诗人许拜维艾尔，穿到暗黑的隧道中去。
巴黎的书摊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书摊。关于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说及，这里，我只想来谈一谈访书的情趣。其实，说是“访书”，还不如说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头巷尾的各旧书铺进出而已。我没有要觅什么奇书孤本的蓄心，再说，现在已不是在两个铜元一本的木匣里翻出一本Patissier Francois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娑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赛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Rue del Echaudé，走到赛纳河边的书摊，只须沿着赛纳路步行约摸三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这近路，这样走的时候，赛纳路上的那些画廊总会把我的脚步牵住的，再说，我有一个从头看到尾的癖，我宁可兜远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后从巴克路走到王桥头。
赛纳河左岸的书摊，便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里到加路赛尔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一个地带虽然位置在巴黎的贵族的第七区，却一点也找不出冠盖的气味来。在这一地带的书摊，大约可以分这几类：第一是卖廉价的新书的，大都是各书店出清的底货，价钱的确公道，只是要你会还价例如旧书铺里要卖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纳尔（J. Renard）的《日记》，在那里你只须花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崭新的。我的加棱所译的赛尔房德里的《模范小说》，整批的《欧罗巴杂志丛书》，便都是从那儿买来的。这—类书在别处也有，只是没有这一带集中吧。
其次是卖英文书的，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莱昂东站多少有点关系吧。可是这些英文书的买主却并不多所以花两三个法郎从那些冷清清的摊子里把一本初版本的《万牲园里的一个人》带回寓所去，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第三是卖地道的古版书的，十七世纪的白羊皮面书，十八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书柜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对着这一大堆你挨我挤着的古老的东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种书摊前比较热闹一点，买书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老人。这些书摊上的书，如果书摊主是知道值钱的，你便会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识货，你便占了便宜来。
我曾经从那一带的一位很精明的书摊老板手里，花了五个法郎买到—本一七六五年初版本的Du Laurens的Imirce，至今犹有得意之色：第一因为Imirce是一部禁书，其次这价钱实在太便宜也。第四类是卖淫书的，这种书摊在这一带上只有一两个，而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与来骗骗人的。记得靠近王桥的第一家书摊就是这—类的，老板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当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时候，她就把我当做好主顾而怂恿我买，使我留下极坏的印象，以后就敬而远之了。其实那些地道的“珍秘”的书，如果你不愿出大价钱，还是要费力气角角落落去寻的，我曾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破货店里一大堆废书中，翻到过一本原文的 Cleland Fanny Hill，只出了一个法郎买回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从加路赛尔桥到新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二个地带。在这一带，对面的美术学校和钱币局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这里，书摊老板是兼卖板画图片的，有时小小的书摊上挂得满目琳琅，原张的蚀雕，从书本上拆下的插图，戏院的招贴，花卉鸟兽人物的彩图，地图、风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书列居次位了。在这些书摊上，我们是难得碰到什么值得一翻的书的，书都破旧不堪，满是灰尘，而且有一大部份是无用的教科书，展览会和画商拍卖的目录。此外，在这一带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专卖旧钱币纹章等而不卖书的摊子，夹在书摊中间，作一个很特别的点缀。这些卖画卖钱币的摊子，我总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记得有一天一位法国朋友拉着我在这些钱币摊子前逗留了长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委实十分难受，以后到河沿上走，总不愿和别人一道了。）然而在这一带却也有一两个很好的书摊子。
一个摊子是一个老年人摆的，并不是他的书特别比别人丰富，却是他为人特别和气，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数居多。我有一本高克多（Coclcau）亲笔签字赠给诗人费尔囊·提华尔（Fernand Divoire）的 Le Grund Ecurt，便是从他那儿以极廉的价钱买来的，而我在加里马尔书店买的高克多亲笔签名赠给诗人法尔格（Fargue）的初版本 Opera，却使我花了七十法郎。但是我相信这是他借给我的，因为书是用蜡纸包封着，他没有拆开来看一看；看见了那献辞的时候，他也许不会这样便宜卖给我。另一个摊子是一个青年人摆的，书的选择颇精，大都是现代作品的初版和善本，所以常常得到我的光顾。我只知道这青年人的名字叫昂德莱，因为他的同行们这样称呼他，人很圆滑，自言和各书店很熟，可以弄得到价廉物美的后门货，如果顾客指定要什么书，他都可以设法。可是我请他弄一部《纪德全集》，他始终没有给我办到。
可以划在第三地带的是从新桥经过圣米式尔场到小桥这一段。这一段是赛纳河左岸书摊中的最繁荣的一段。在这一带，书摊比较都整齐一点，而且方便也多一点，太太们家里没事想到这里来找几本小说消闲，也有；学生们贪便宜想到这里来买教科书参考书，也有；文艺爱好者到这里来寻几本新出版的书，也有；学者们要研究书，藏书家要善本书，猎奇者要珍秘书，都可在这一带获得满意而回。在这一带，书价是要比他处高一些，然而总比到旧书铺里去买便宜。健吾兄觅了长久才在圣米式尔大场的一家旧书店中觅到了一部《龚果尔日记》，花了六百法郎喜欣欣的捧了回去，以为便宜万分，可是在不久之后我就在这一带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同样的一部，而装订却考究得多，索价就只要二百五十法郎，使他悔之不及。
可是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跑跑旧书摊的人第一不要抱什么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闲暇有耐心，翻得有劲儿便多翻翻，翻倦了便看看街头熙来攘往的行人，看看旁边赛纳河静静的逝水，否则跑得腿酸汗流，眼花神倦，还是一场没结果回去。话又说远了，还是来说这一带的书摊吧。我说这一带的书较别带为贵，也不是胡说的，例如整套的Echan-ges杂志，在第一地带中买只须十五个法郎，这里却一定要二十个，少一个不卖；当时新出版原价是二十四法朗的 Celine的Voyageau boutde Ianuit，在那里买也非十八法郎不可，竟只等于原价的七五折。这些情形有时会令人生气，可是为了要读，也不得不买回去。价格最高的是靠近圣米式尔场的那两个专卖教科书参考书的摊子。学生们为了要用，也不得不硬了头皮去买，总比买新书便宜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摊子的主顾，反之他们倒做过我的主顾。
因为我用不着的参考书，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总是拿去卖给他们的。这里，我要说一句公平话：他们所给的价钱的确比季倍尔书店高一点。这一带专卖近代善本书的摊子只有一个，在过了圣米式尔场不远快到小桥的地方。摊主是一个不大开口的中年人，价钱也不算顶贵，只是他一开口你就莫想还价：就是答应你还也是相差有限的，所以看着他陈列着的《泊鲁思特全集》，插图的《天方夜潭》全译本，Chirico插图的阿保里奈尔的Calligrammes，也只好眼红而已。在这一带，诗集似乎比别处多一些，名家的诗集花四五个法郎就可以买一册回去，至于较新一点的诗人的集子，你只要到一法郎或甚至五十生丁的木匣里去找就是了。我的那本仅印百册的 Jean Gris插图的Reverdy的《沉睡的古琴集》，超现实主义诗人Gui Rosey的《三十年战争集》等等，便都是从这些廉价的木匣子里翻出来的。还有，我忘记说了，这一带还有一两个专卖乐谱的书铺，只是对于此道我是门外汉，从来没有去领教过罢。
从小桥到须里桥那一段，可以算是河沿书摊的第四地带，也就是最后的地带。从这里起，书摊便渐渐地趋于冷落了。在近小桥的一带，你还可以找到一点你所需要的东西，例如有一个摊子就有大批 N.R.F.和Crassct出版的书，可是那位老板娘讨价却实在太狠，定价十五法郎的书总要讨你十二三个法郎，而且又往往要自以为在行，凡是她心目中的现代大作家，如摩里向克，摩洛阿，爱眉（Ayme）等，就要敲你一笔竹杠，一点也不肯让价；反之，像拉尔波，茹昂陀，拉第该，阿朗等优秀作家的作品，她倒肯廉价卖给你。从小桥一带再走过去，便每下愈况了。起先是虽然没有什么好书。
但总还能维持河沿书摊的尊严的摊子，以后呢，卖破旧不堪的通俗小说杂志的也有了，卖陈旧的教料书和一无用处的废纸的也有了，快到须里桥那一带，竟连卖破铜烂铁，旧摆设，假古董的也有了；而那些摊子的主人呢，他们的样子和那在下面赛纳河岸上喝劣酒，钓鱼或睡午觉的街头巡阅使（Clochard），简直就没有什么大两样。到了这个时候，巴黎左岸书摊的气运已经尽了，你的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如果你袋中尚有余钱，你便可以到圣日尔曼大街口的小咖啡店里去坐一会儿，喝一杯儿热热的浓浓的咖啡，然后把你沿路的收获打开来，预先摩婆一遍，否则如果你已倾了囊，那么你就走上须理桥去，倚着桥栏，俯看那满载着古愁并饱和着圣母祠的钟声的，赛纳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后在华灯初上之中，闲步缓缓归去，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
说到这里，我所说的都是赛纳河左岸的书摊，至于右岸的呢，虽则有从新桥到沙德莱场，从沙德莱场到市政厅附近这两段，可是因为传统的关系，因为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也因为货色的关系，它们都没有左岸的重要。只在走完了左岸的书摊尚有余兴的时候或从卢佛尔（Louvre）出来的时候，我才顺便去走走，虽然间有所获，如查拉的 Lhomme approximatif 或卢梭（Henri Rousseau）的画集，但这是极其偶然的事；通常，我不是空手而归，便是被那街上的鱼虫花鸟店所吸引了过去。所以，原意去“访书”而结果买了一头红头雀回来，也是有过的事。
都德的一个故居
凡是读过阿尔封思·都德（Alphonse Daudet）的那些使人心醉的短篇小说和《小物件》的人，大概总记得他记叙儿时在里昂的生活的那几页吧。
都德的家乡本来是尼麦，因为他父亲做生意失败了，才举家迁移到里昂去。他们之所以选了里昂，无疑因为它是法国第二大名城，对于重兴家业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在一八四九年，那父亲万桑·都德（Vincent Daudet）便带着他的一家子，那就是说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女儿阿娜，和那就是没有工钱也愿意跟着老东家的忠心的女仆阿奴，从尼麦搭船顺着罗纳河来到了里昂。这段路竟走了三天。在《小物件》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到里昂时的情景。
在第三天傍晚，我以为我们要淋一阵雨了。天突然阴暗起来，一片浓浓的雾在河上飘舞着。在船头上，已点起了一盏大灯，真的：看到这些兆头，我着急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我旁边说：“里昂到了！”同时，那个大钟敲了起来。这就是里昂。
里昂是多雾出名的，一年四季晴朗的日子少，阴霾的日子多，尤其是入冬以后，差不多就终日在黑沉沉的冷雾里度生活，一开窗雾就望屋子里扑，一出门雾就朝鼻子里钻，使人好像要窒息似的。在《小物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都德这样说：
我记得那罩着一层烟煤的天，从两条河上升起来的一片永恒的雾。天并不下雨，它下着雾，而在一种软软的氛围气中，墙壁淌着眼泪，地上出着水，楼梯的扶手摸上去发黏。居民的神色，态度，语言，都觉得空气潮湿的意味。
一到了这个雾城之后，都德一家就住到拉封路去。这是一条狭小的路，离罗纳河不远，就在市政厅西面。我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找，问别人也不知道，说出是都德的故居也摇头。谁知竟是一条阴暗的陋巷，还是自己瞎撞撞到的。
那是一排很俗气的屋子，因为街道狭的原故，里面暗是不用说，路是石块铺的，高低不平，加之里昂那种天气，晴天也像下雨，一步一滑，走起来很吃劲。找到了那个门口，以为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却仍然是那股俗气：一扇死板板的门，虚掩着，窗子上倒加了铁栅，黝黑的墙壁淌着泪水，像都德所说的一样，伸出手去摸门，居然是发黏的。这就是都德的一个故居！而他们竟在这里住了三年。
这就是《小物件》里所说的“偷油婆婆”（Babarotte）的屋子。所谓“偷油婆婆”者，是一种跟蟑螂类似的虫，大概出现在厨房里，而在这所屋里它们四处地爬。我们看都德怎样说吧：
在拉封路的那所屋子里，当那女仆阿奴安顿到她的厨房里的时候，一跨进门槛就发了一声急喊：“偷油婆婆！偷油婆！”我们赶过去。怎样的一种光景啊！厨房里满是那些坏虫子。在碗橱上，墙上，抽屉里，在壁炉架上，在食橱上，什么地方都有！我们不存心地踏死它们。噗！阿奴已经弄死了许多只了，可是她越是弄死它们，它们越是来。它们从洗碟盆的洞里来。我们把洞塞住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它们又从别一个地方来了……
而现在这个“偷油婆婆”的屋子就在我面前了。
在这“偷油婆婆”的屋子里，都德一家六口，再加上一个女仆阿奴，从一八四九年一直住到一八五一年。在一八五一年的户口调查表上，我们看到都德的家况：
万桑·都德，业布匹印花，四十三岁；阿黛琳·雷诺，都德妻，四十四岁；曷奈思特·都德，学生，十四岁；阿尔封思·都德，学生，十一岁；阿娜·都德，幼女，三岁；昂利·都德，学生，十九岁。
昂利是要做教士的，他不久就到阿里克斯的神学校读书去了。他是早年就夭折了的。在《小物件》中，你们大概总还记得写这神学校生徒的死的那动人的一章吧：“他死了，替他祷告吧。”在那张户口调查表上，在都德家属以外，还有这那么怕“偷油婆婆”的女仆阿奴：“阿奈特·特兰盖，女仆，三十三岁。”
万桑·都德便在拉封路上又重理起他的旧业来，可是生活却很困难，不得不节衣缩食，用尽方法减省。阿尔封思被送到圣别尔代戴罗的唱歌学校去，曷奈斯特在里昂中学里读书，不久阿尔封思也改进了这个学校。后来阿尔封思得到了奖学金，读得毕业，而那做哥哥的曷奈思特，却不得不因为家境困难的关系，辍学去帮助父亲挣那一份家。关于这些，《小物件》中自然没有，可是在曷奈思特·都德的一本回忆记《我的弟弟和我》中，却记载得很详细。
现在，我是来到这消磨了那《磨坊文札》的作者一部分的童年的所谓“偷油婆婆”的屋子前面了。门是虚掩着。我轻轻地叩了两下，没有人答应。我退后一步，抬起头来，向靠街的楼窗望上去：窗闭着，我看见静静的窗帷，白色的和淡青色的。而在大门上面和二层楼的窗下，我又看到了一块石头的牌子，它告诉我这位那么优秀的作家曾在这儿住过，像我所知道的一样。我又走上前面叩门，这一次是重一点了，但还是没有人答应。我伫立着，等待什么人出来。
我听到里面有轻微的脚步声慢慢地近来，一直到我的面前。虚掩着的门开了，但只是一半；从那里，探出了一个老妇人的皱瘪的脸儿来，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先生，你找谁？”她然后这样问。
我告诉她我并不找什么人，却是想来参观一下一位小说家的旧居。那位小说家就是阿尔封思·都德，在八十多年前，曾在这里的四层楼上住过。
“什么，你来看一位在八十多年前住在这儿的人！”她怀疑地望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想看看这位小说家住过的地方。譬如说你老人家从前住在一个什么城里，现在经过这个城，去看看你从前住过的地方怎样了。我呢，我读过这位小说家的书，知道他在这里住过，顺便来看看，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哪一个小说家？”
“阿尔封思·都德。”我说。
“不知道。你说他从前住在这里的四层楼上？”
“正是，我可以去看看吗？”
“这办不到，先生，”她断然地说，“那里有人住着，是盖奈先生。再说你也看不到什么，那是很普通的几间屋子。”而正当我要开口的时候，她又打量了我一眼，说：“对不起，先生，再见。”就缩进头去，把门关上了。
我踌躇了一会儿，又摸了一下发黏的门，望了一眼门顶上的石牌，想着里昂人的纪念这位大小说家只有这一片顽石，不觉有点怅惘，打算走了。
可是在这时候，天突然阴暗起来，我急速向南靠罗纳河那面走出这条路去：天并不下雨，它又在那里下雾了，而在罗纳河上，我看见一片浓浓的雾飘舞着，像在一八四九年那幼小的阿尔封思·都德初到里昂的时候一样。
记马德里的书市
无匹的散文家阿索林，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将法国的书店和西班牙的书店，做了一个比较。他说：
在法兰西，差不多一切书店都可以自由地进去，行人可以披览书籍而并不引起书贾的不安；书贾很明白，书籍的爱好者不必常常要购买，而他的走进书店去，也并不目的是为了买书；可是，在翻阅之下，偶然有一部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买了它去。在西班牙呢，那些书店都像神圣的圣体龛子那样严封密闭着，而一个陌生人走进书店里去，摩挲书籍，翻阅一会儿，然后又从来路而去这等的事，那简直是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
阿索林对于他本国书店的批评，未免过分严格一点。巴黎的书店也尽有严封密闭着，像右岸大街的一些书店那样，而马德里的书店之可以进出无人过问，翻看随你的，却也不在少数。如果阿索林先生愿意，我是很可以举出这两地的书店的名称来作证的。
公正地说，法国的书贾对于顾客的心理研究得更深切一点。他们知道，常常来翻翻看看的人，临了总会买一两本回去的；如果这次不买，那么也许是因为他对于那本书的作者还陌生，也许他觉得那版本不够好，也许他身边没有带够钱，也许他根本只是到书店来消磨一刻空闲的时间。而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不睬，由他去翻看一个饱。如果殷勤招待，问长问短，那就反而招致他们的麻烦，因而以后就不敢常常来了。
的确，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去，并不像那些学期开始时抄好书单的学生一样，先有了成见要买什么书的。我们看看某个或某个作家是不是有新书出版：我们看看那已在报上刊出广告来的某一本书，内容是否和书评符合；我们把某一部书的版本，和我们已有的同一部书的版本做一个比较；或仅仅是我们约了一位朋友在三点钟会面，而现在只是两点半。走进一家书店去，在我们就像别的人踏进一家咖啡店一样，其目的并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此我们最怕主人的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话去应付他；其次，他会使你警悟到一种歉意，觉得这样非买一部书不可。这样，你全部的闲情逸致就给他们一扫而尽了。你感到受人注意着，监视着，感到担着一重义务，负着一笔必须偿付的债了。
西班牙的书店之所以受阿索林的责备，其原因就是他们不明顾客的心理。他们大都是过分殷勤讨好。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恶意的，然而对于顾客所发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记得一九三四年在马德里的时候，一天闲着没事，到最大的“爱斯巴沙加尔贝书店”去浏览，一进门就受到殷勤的店员招待，陪着走来走去，问长问短，介绍这部，推荐那部，不但不给一点空闲，连自由也没有了。自然不好意思不买，结果选购了一本廉价的奥尔德加伊加赛德的小书，满身不舒服地辞了出来。自此以后，就不敢再踏进门槛去了。
在“文艺复兴书店”也遇到类似的情形，可是那次却是硬着头皮一本也不买走出来的。而在马德里我买书最多的地方，却反而是对于主顾并不殷勤招待的圣倍拿陀大街的“迦尔西亚书店”，王子街的“倍尔特朗书店”，特别是“书市”。
“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小路沿墙一带。从太阳门出发，经过加雷达思街，沿着阿多恰街走过去，走到南火车站附近，在左面，我们碰到了那农工商部，而在这黑黝黝的建筑的对面小路口，我们就看到了几个黑墨写着的字：La Feria de los Libros，那意思就是“书市”。在往时，据说这传统的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那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的，而我在马德里的时候，它却的确移到小路上去了。
这传统的书市是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开始，十月底结束的。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到书市中去漫步一下，寻寻，翻翻，看看那些古旧的书，褪了色的版画，各色各样的印刷品，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乐吧。书市的规模并不大，一列木板盖搭的，肮脏，零乱的小屋，一共有十来间。其中也有一两家兼卖古董的，但到底卖书的还是占着极大的多数。而使人更感到可喜的，便是我们可以随便翻看那些书而不必负起任何购买的义务。
新出版的诗文集和小说，是和羊皮或小牛皮封面的古本杂放在一起。当你看见圣女戴蕾沙的《居室》和共产主义诗人阿尔倍谛的诗集对立着，古代法典《七部》和《马德里卖淫业调查》并排着的时候，你一定会失笑吧。然而那迷人之处，却正存在于这种杂乱和漫不经心之处。把书籍分门别类，排列得整整齐齐，固然能叫人一目了然，但是这种安排却会使人望而却步，因为这样就使人不敢随便抽看，怕捣乱了人家固有的秩序；如果本来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百无禁忌了。再说，旧书店的妙处就在其杂乱，杂乱而后见繁复，繁复然后生趣味。
如果你能够从这一大堆的混乱之中发现一部正是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来，那是怎样大的喜悦啊！书价低廉是那里的最大的长处。书店要卖七个以至十个贝色达的新书，那里出两三个贝色达就可以携归了。寒斋的阿耶拉全集，阿索林，乌拿莫诺，巴罗哈，瓦和英克朗，米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加，阿尔倍谛，季兰，沙思纳思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珍贵的小杂志，都是从那里陆续购得的。我现在也还记得那第三间小木舍的被人叫做华尼多大叔的须眉皆白的店主。我记得他，因为他的书籍的丰富，他的态度的和易，特别是因为那个坐在书城中，把青春的新鲜和故纸的古老成着奇特的对比的，张着青色忧悒的大眼睛望着远方的云树的，他的美丽的孙女儿。
我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闲暇时间，甚至在革命发生，街头枪声四起，铁骑纵横的时候，也都是在那书市的故纸堆里消磨了的。在傍晚，听着南火车站的汽笛声，踏着疲倦的步子，臂间挟着厚厚的已绝版的赛哈道的《赛房德思辞典》或是薄薄的阿尔多拉季雷的签字本诗集，慢慢地沿着灯光已明的阿多恰大街，越过熙来攘往的太阳门广场，慢慢地踱回寓所去对灯披览，这种乐趣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够领略的吧。
然而十月在不知不觉之中快流尽了。树叶子开始凋零，夹衣在风中也感到微寒了。马德里的残秋是忧郁的，有几天简直不想闲逛了。公寓生活是有趣的，和同寓的大学生聊聊天，舞姬调调情，就很快地过了几天。接着，有一天你打叠起精神，再踱到书市去，想看看有什么合意的书，或仅仅看看那青色的忧悒的大眼睛。可是，出乎意外地，那些小木屋都已紧闭着门了。小路显得更宽敞一点，更清冷一点，南火车站的汽笛声显得更频繁而清晰一点。而在路上，凋零的残叶夹杂着纸片书页，给冷冷的风寂寞地吹了过来，又寂寞地吹了过去。
再生的波兰
他们在瓦砾之中生长着，以防空洞为家，以咖啡店为办事处，食无定时，穿不称身的旧衣，但是他们却微笑着，骄傲地过着生活。
波兰的生活已慢慢地趋向正常了，但是这个过程却是痛苦的。混乱和破坏便是德国人在五年半的占领之后所留下的遗物。什么东西都必须从头做起。波兰好像是一片殖民的土地，必须要从一片空无所有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经济秩序和一个政治行政。除此以外，带有一个附加的困难：德国人所播下的仇恨和猜疑的种子，必须连根铲除。
这里是几幅画像。在华沙区中，砖瓦工业已差不多完全破坏了，而华沙却急着需要砖瓦，因为它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都已坍败了。第一件急务是重建砖瓦工业。那些未受损害的西莱细亚区域的工场，在战前每年能够出产七万万块砖瓦。它们可能立刻拿来用，但是困难却在运输上。铁路的货车已毁坏了，残余下多少交通材料尚待调查。政府想用汽车和运货汽车来补充。UNNRA已经开始交货了，而且也答应得更多一点。
百分之六十的波兰面粉厂已变成瓦砾场了。政府感到重建它们的急要，现在已开始帮助它们重建了。在一万二十间面粉厂之中，二千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这些大都是被赶去了的德国人的产业。其余的面粉厂也由官方代管着，等待主有者来接收。
华沙是战争的最悲剧的城，又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城。在它的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你除了废墟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座城好像是死去而没有鬼魂出没的；可是从这些废墟之间，却浮现出生活来，一种认真的工作而吃苦的生活，但却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快乐的生活。
你看见那些微笑的脸儿，忙碌的人物，跑来跑去的人。交通是十分不方便，少数的几架电车不够符合市民的需要，所以停车站上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今日华沙的最动人的景象，也许就是废墟之间的咖啡店生活吧。化为一堆瓦砾的大厦，当你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也许会辨认不出来吧。瓦砾已被清除了，十张桌子和四十张椅子，整整齐齐地安排在那往时的大厦的楼下一层的餐室中，门口挂着一块招牌，骄傲地宣称这是“巴黎咖啡店”。顾客们来来去去，侍者侍候他们，生活就回到了那废墟。在今日，这些咖啡店就是复活的华沙的象征。
人们住在地下防空洞，临时搭的房间，或是郊外的避弹屋。这些住所是只适合度夜的，成千成万的人都把他们的日子消磨在咖啡店中。那些咖啡店，有时候是设在一所破坏了的屋子的最低一层，上面临时用木板或是洋铁皮遮盖着；有时设在那在轰炸中神奇地保全了的玻璃顶阳台上；但是大部分的咖啡店，却都是露天的。在那里，人们坐着谈天，讲生意，办公事。他们似乎很快乐，但是如果你听他们谈话，你可以听见他们在那儿抱怨。他们不满意建筑太慢，交通太不方便。
这种临时的咖啡店吸引了各色各样的顾客：贩子们兜人买自来水笔和旧衣服，孩子卖报纸，还有一种特别的人物，那就是专卖外国货币的人。什么事情都有变通办法，如果有一件东西是无法弄得到的，只要一说出来，过了一小时你就可以弄到手。和咖啡店作着竞争的，有店铺和摊位。只消在被炮火打得洞穿的墙上钉几块木牌，店铺就开出来了。那些招牌宣告了那些店铺的存在和性质：“巴黎理发店”，“整旧如新，立等即有”等等。在另一条街上，在破碎的玻璃后面，几枝花和一块招牌写着“小勃里斯多尔”——原来在旧日的华沙，勃里斯多尔饭店是最大的旅馆。
这便是街头的生活，但是微笑的脸儿却隐藏着无数的忧虑。人民的衣服都穿得很坏；在波兰全国，衣服和皮革都缺乏得很，许多人都穿着几年以前的旧衣服，用不论任何方法去聊以蔽体。有的人则买旧衣服来穿，也不管那些衣服称身不称身，袖短及肘，裤短及膝的，也是常见的了。
在生活的每一部门，都缺乏熟练的人手。医生非常稀少，而人民却急需医药。几年以来，他们都是营养不良而且常常生病。孩子们都缺乏维他命和医药。留在那里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得不去和希特勒的饥饿政策和缺乏卫生的后患斗争，然而人民却并不仅仅生活，他们还亲切而骄傲地生活。那最初在华沙行驶的电车都结满了花带，那些并不比摊子大一点的店铺都卖着花。在波兰，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家戏院开门了，而克格哥交响乐队，也经常奏演了。
报纸、杂志和专门出版物，都渐渐多起来，但是纸张的缺乏却妨碍了出版界的发展。小学和大学都重开了，但是书籍和仪器却十分缺乏。
在波兰，差不多任何东西都是不够供应。物价是高过受薪阶层的购买力。运输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难，但是工厂和餐室，以及政府机关的食堂，却都竭力弥补这个缺陷。在波兰的经济机构中，是有着那么许多空洞，你刚补好了一个洞，另外五个洞又现出来了。经济的发动机的操纵杆不能操纵自如，于是整部车子就走几码就停下来了。
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不安。精确的估计算出，从一九三九年起，波兰死亡的总数有六百万人。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属的存亡和命运。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这个现状。他们泰然微笑地穿着他们不称身的衣服，吃着他们的不规则的饭食，忍受着物品的缺乏和运输的迟缓。他们已下了决心，要使波兰重新生活起来。
香港的旧书市
这里有生意经，也有神话。香港人对于书的估价，往往是会使外方人吃惊的。明清善本书可以论斤称，而一部极平常的书却会被人视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珍藏着一部《中华民国邮政地图》，待价而沽，须港币五千元（合国币四百万元）方肯出让。这等奇闻，恐怕只有在那个小岛上听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谈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类的笑谈，在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旧书市的性质自然和北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规模的大小而已，就连收买的方式和售出的对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别。那里卖旧书的仅是一些变相的地摊，沿街靠壁钉一两个木板架子，搭一个避风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书是论斤断秤的，道林纸和报纸印的书每斤出价约港币一二毫，而全张报纸的价钱却反而高一倍；有硬面书皮的洋装书更便宜一点，因为纸板“重秤”，中国纸的线装书，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价钱了。他们比较肯出价钱的倒是学校用的教科书，簿记学书，研究养鸡养兔的书等等，因为要这些书的人是非购不可的，所以他们也就肯以高价收入了。其次是医科和工科用书，为的是转运内地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此外便剩下“杂书”，只得卖给那些不大肯出钱的他们所谓“藏家”和“睇家”了。他们最大的主顾是小贩，这并不是说香港小贩最深知读书之乐，他们对于书籍的处理是更实际一点，拿来做纸袋包东西。其次是学生，像我们这种并不从书籍得到“实惠”的人，在他们是无足重轻的。
旧书摊最多的是皇后大道中央戏院附近的楼梯街，现在共有五个摊子。从大道拾级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龄记”，管摊的是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他父亲则在下面一点公厕旁边摆废纸摊），年纪最小，却懂得许多事。著《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歌德是德国大文豪，他都头头是道。日寇占领香港后，这摊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学书，现在已卖得一本也不剩，又经过了一次失窃，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东西了。隔壁是“焯记”，摊主是一个老是有礼貌的中年人，专卖中国铅印书，价钱可不便宜，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面是“季记”，管摊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书卖书都差点功夫。虽则有时能看顾客的眼色和态度见风使舵，可是索价总嫌“离谱”（粤语不合分寸）一点。从前还有一些四部丛刊零本，现在却单靠卖教科书和字帖了。“季记”隔壁本来还有“江培记”，因为生意不好，已把存货称给鸭巴甸街的“黄沛记”，摊位也顶给卖旧铜烂铁的了。
上去一点，在摩罗街口，是“德信书店”，虽号称书店，却仍旧还是一个摊子。主持人是一对少年夫妇，书相当多，可是也相当贵。他以为是好书，就一分钱也不让价，反之，没有被他注意的书，讨价之廉竟会使人不相信。“格吕尼”版的波德莱尔的《恶之华》和韩波的《作品集》，两册只讨港币一元，希米忒的《莎士比亚字典》会论斤称给你，这等事在我们看来，差不多有点近乎神话了。“德信书店”隔壁是“华记”。虽则摊号仍是“华记”，老板却已换过了。原来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沦陷期中旧书全盛时代，他们在楼梯街竟拥有两个摊子之多。一个是现在这老地方，一个是在“焯记”隔壁，现在已变成旧衣摊了。因为来路稀少，顾客不多，他们便把滞销的书盘给了现在的管摊人，带着好销一些的书到广州去开店了，听说生意还不错呢。现在的“华记”已不如从前远甚，可是因为地利的关系（因为这是这条街第一个摊子，经荷里活道拿下旧书来卖的，第一先经过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选择的优先权），有时还有一点好东西。
在楼梯街，当你走到了“华记”的时候，书市便到了尽头。那时你便向左转，沿着荷里活道走两三百步，于是你便走到鸭巴甸街口。
鸭巴甸街的书摊名声还远不及楼梯街的大，规模也比较小一点，书类也比较新一点。可是那里的书，一般地说来，是比较便宜点。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黄沛记”，摊主是世业旧书的，所以对于木版书的知识，是比其余的丰富得多，可是对于西文书，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摊中，这是取价最廉的一个。他抱着薄利多销主义，所以虽在米珠薪桂的时期，虽则有八口之家，他还是每餐可以饮二两双蒸酒。可是近来他的摊子上也没有什么书，只剩下大批无人过问的日文书，和往日收下来的瓷器古董了。“黄沛记”对面是“董莹光”，也是鸭巴甸街的一个老土地。可是人们却称呼他为“大光灯”。大光灯意思就是煤油打气灯。因为战前这个摊子除了卖旧书以外还出租煤油打气灯。那些“大光灯”现在已不存在了，而这雅号却留了下来。
“大光灯”的书本来是不贵的，可是近来的索价却大大地“离谱”。据内中人说，因为有几次随便开了大价，居然有人照付了，他卖出味道来，以后就一味地上天讨价了。从“董莹光”走下几步，开在一个店铺中的，是“萧建英”。如果你说他是书摊，他一定会跳起来，因为在楼梯街和鸭巴甸街这两条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铺的——虽则是极其简陋的店铺。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称之为“高佬”，因为又高又瘦。他从前是送行情单的，路头很熟，现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却四面奔走着收书。实际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岁的弟弟。虽则还是一个孩子，做生意的本领却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个价钱之后，你就莫想他让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点，还是和“高佬”相商。因为“高佬”收得勤，书摊是常常有新书的。可是，近几月以来，因为来源涸绝，不得不把店面的一半分租给另一个专卖翻版书的摊子了。
在现在的“萧建英”斜对面，战前还有一家“民生书店”，是香港唯一专卖线装古书的书店，而且还代顾客装璜书籍号书根。工作不能算顶好，可是在香港却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香港沦陷后就关了门，现在，如果在香港想补裱古书，除了送到广州去以外就毫无办法了。
鸭巴甸街的书摊尽于此矣，香港的书市也就到了尽头了。此外，东碎西碎还有几家书摊，如中环街市旁以卖废纸为主的一家，西营盘兼卖教科书的“肥林”，跑马地黄泥甬道以租书为主的一家，可是绝少有可买的书，奉劝不必劳驾。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间的地道的地摊子了。
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像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俄罗斯大诗人赛尔该·叶赛宁（Sergoy Essonin）自杀的消息之使我们惊异一样，本年（一九三○年）四月十四日同国的未来派大诗人符拉齐米尔·玛耶阔夫司基（Vladimir Mayakovsky）自杀的消息又传到我们底耳里来了。最初，我们在新闻纸上所见了的，大约只有这些话：“俄国诗人玛耶阔夫司基于本月十四日以手枪自杀于莫斯科，自杀原因闻系因试验诗剧失败云。”这兀突的消息，起初在我们是不可解的吧。叶赛宁是“最后的田园诗人”，他知道自己的诗歌是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新时代的，于是他便和他所憧憬着的古旧的、青色的、忧郁的俄罗斯和一切旧的事物，因着“铁的生客的出现”，同时灭亡了。这自杀我们可以拿旧传统和新生活的冲突之下的逃世来解释。但是玛耶阔夫司基呢？他并不是旧时代的人物，他是在革命的斗争中长大起来的。他以自己的诗为革命的武器，同时，他是建设着新生活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且要把它扩大到全世界去的人们底诗人。他是梦想着未来的世界是要由他的火一样的诗句来做向导的。但是他却像不惯新生活的旧时代的叶赛宁一样，懦怯地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据本年四月十七日莫斯科《少共真理报》的玛耶阔夫司基特刊上的记载，玛耶阔夫司基死后，曾由赛尔差夫（Sertsav）去调查他自杀的原因，赛尔差夫作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前此调查之结果，指示出这次自杀是那与诗人的社会行动及文学品行绝无关系的纯个人的原因引起的，此外诗人所不能恢复健康的长病，才成为自杀的先导。”
俄国“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的关于玛耶阔夫司基之死的宣言上也说：“……个性的狂放与不久前得到的病症，给予诗人这一个悲惨的死的说明。……”
我们所得到的关于玛耶阔夫司基自杀的动因，只有上述的两个，就是所谓试验诗剧失败和不能恢复健康的长病。关于前者，我们觉得是不足为信的。第一，他决不是那种因为偶然受到了一点小打击而至于萌短见的人（他的著名的长诗《一万五千万》出版时，竟没有人说它好，他也不以为意）；其次，他的戏剧常是受着群众热烈的欢迎的。一九二○年的《神秘的滑稽剧》如此，一九二八年的《臭虫》如此，就是他自杀的当夜在梅伊尔霍尔特（Moy－erhold）剧场上演的《澡堂》也如此。关于后者，即不能恢复健康的长病这原因，也是有点牵强的吧。
果然不治的病是可能成为一个人的自杀的动因的。但是各方面的记载都没有说出他是患了什么不治之症，而且，我们是知道的，玛耶阔夫司基是有一千七百格兰姆重的脑髓，尼阿加拉大瀑布一样洪大的声音，方而阔的肩，和六英尺高的健全的身体的。在自杀的前两天，即十二日，他还出席苏维埃作家联盟的关于著作权新纲领的讨论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关于前草案的讨论会议；自杀的前一天，即十三日，他还和苏维埃作家联盟的主席讨论关于列宁格拉特旅行之事；就是自杀当天的清晨（他是在上午十时十五分自杀的），他也还在自己的寓所里和几位作家作事务上的谈话。
现在，我们且读一读他的最后的遗书吧（以下的译文是根据法国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第一号译出），他这样写着：
致一切人：
关于我的死，请不要责备任何人。而且请不要造谣。死者是痛恨谣言的。
母亲，我的姊妹们，请你们恕我：这不是一种方法（我不劝别人这样做），但是我是没有出路。
当局同志们，我的家属是：里里·勃里克（Lili Brik），母亲，我的姊妹们和薇萝尼珈·维托尔陀芙娜·波朗丝珈牙（Veronica Vittoldovna Pol－lonskaia）。
假使你能使他们生活，谢谢你。
未完成的诗，请交勃里克等。他们会加以整理。人们是如何说的：“意外事是终结了。”
爱情的小舟，
撞碎在奔流的生命上，
我是和生命没有纠葛了。
用不到去检阅，
那些苦痛，
那些不幸，
和那些相互的谬误。
愿你们幸福！
符拉齐米尔·玛耶阔夫司基
从这封信上看来，玛耶阔夫司基之自杀似乎是由于与所谓试验诗剧失败及不能恢复健康的病没有关系的别的原因，是一种使他苦闷了长久，踌躇了长久的，不是体质上而是心灵上的原因，这原因强使他不得不步着那被他用“在这生活中，死是不难的——创造生活是难得多了”这话笑过的叶赛宁的后尘。
这原因，显然地，是不能和那玛耶阔夫司基赖以滋长，终于因而灭亡的有毒的“欧洲的咖啡精”（La Caféined’ Europe），未来主义，没有关系的。本来，我们一提到玛耶阔夫司基，便会立刻想到了未来主义，这一种适宜于俄罗斯的地质的，从意大利移植过来的剽悍的植物。所以，在研究玛耶阔夫司基之死之先，我们对于这未来主义应当有一种深切的了解。
第一，我们应当先明了未来主义的阶级性，明了了这个，我们便可以看出这未来主义的大使徒是否与其所从属的社会环境调和的；其次，我们便得探究，假如是不调和的，则这位诗人和他所处的社会之间当起怎样的矛盾和冲突；第三，我们便要讲到在某种心理状态之下的他为自己所开的去路，从而说到他的自杀。我们这样地把我们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位《一万五千万》的作者的自杀的动因，明晰地显示出来。
未来主义是始于一千九百零九年由最初的未来派诗人意大利的斐里坡·多马梭·马里奈谛（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主唱的。这是把机械主义和力学主义引入艺术来，作为艺术的中心的课题的第一声。那时是机械的发明把古旧的、舒缓的、梦想的生活完全地更改了的，二十世纪的初头。惊诧着这些机械征服了空间、时间，而且把都市的外貌魔术地变形了的未来主义者们，便开始把轮船、机关车、汽车、飞机、电气、都会的噪音等，盲目地神秘地讴歌起来了。他们是讴歌机械的力学的，但那完全是从没有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人们的头脑里发生出来的东西，小资产阶级的，同时是个人主义的东西。日本藏原惟人在他的一篇短论《新艺术形式的探求》（载《改造》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中把这未来主义所歌唱的机械的特质，作了这样的一个分析：
一、未来主义的机械都是街头的机械 汽车、机关车、飞机、车站、桥梁等，都是街头的机械，是“消费的”机械。工场和其他的地方，都是被外表地处理着的。生产的机械从来没有做过未来主义的艺术的题材。这表示艺术家是离开了生产过程。
二、机械单被理解为快速力 机械的目的，任务，它的合理性，是在未来主义者视野之外的。他们耽美着机械的盲目性，它的无目的的蓦进性。当然，这不是从事于生产的智识阶级的心理。
三、陷于机械的拜物主义（fetichismo） 在未来主义者，机械并不是为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本身是目的，是理想。这也不是自己从事于机械制造和运使的智识阶级者的心理。
从这些特点看来，未来主义明显地是反抗着过去的一切，而带着一种盲目性、浪漫性、英雄主义来理解新的事物的现代的小资产阶级的产物。它之所以会在产业落后的意大利萌生，并且在产业落后的俄罗斯繁荣，也是当然的事了。未来主义者歌唱着运动，但他们不了解那推动这运动的力和这运动所放在自己前面的对象；未来主义者们歌唱着机械，但他们不了解机械的目的和合理性，未来主义者们反对着学院文化的成为化石了的传统，但他们只作着一种个人主义的消极的反叛。他们在艺术上所起的革命，也只是外表的，只是站在旧世界中的对于旧的事物的毁坏和对于新的事物的茫然的憧憬，如此而已。他们并没有在那作为新的文化的基础的观念、新的生活、新的情感中去深深地探求他们的兴感。他们的兴感纯然是个人主义的。
从这里，我们明白了未来主义的发生是完全基于否定的精神的。马里奈谛之所以首唱未来主义，在最初不过是作为对于当时支配着意大利文坛的唯美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罢了。只否定过去，而所谓未来者，却不过是偶然在心上浮现的一重幻影而已。一切旧的是已经死去了，一切琐碎的、平庸的都已被未来主义者所毫不顾惜地抛弃了；至于新的呢——他们在等待着新来接受，只要那新的是崇高，是暴乱，是刚打中了他们的理想的英雄事业。
未来主义者自始至终和政治密接地关联着，他们意识到政治的出路是生活的总出路，而他们是努力着生活的创造的。政治上的那一条出路呢？这却是一个问题。然而在未来主义者们看来也不成其为问题的吧。只要是崇高，是暴乱，是英雄事业。于是，法西斯蒂的狂潮可以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卷去，而在俄罗斯呢，不用说，布尔塞维克的号角声是早已引起玛耶阔夫司基的共鸣了。单是这一个事实，就已经尽够向我们说明未来主义的阶级性。因此，和对于机械一样，未来主义者们的对于革命的理解，也只是革命是伟大的，它的运动是有纪念碑的（monumental）性质，和它是破坏着一切的而已。由着马里奈谛从而来歌颂战争，赞扬法西斯蒂的这条道路，玛耶阔夫司基便来歌颂这完全异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玛耶阔夫司基，从出身上看来，从他所过的生活上看来，是一个小有产者。他的父亲符拉齐米尔·龚思丹丁诺（Vladimir Constantinovich），是一个沙皇治下的山林维契官。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意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他爱好天文学，他在“蔷薇的灯”、“彷徨的人”、“给生存着的诸君”（都是咖啡馆名）里吟着他的诗歌（见《自传》）。他没有脱离现代人所有的一切的懦弱和无情地染着的现代的一切颓废的印迹（见《少共真理报》的“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对于玛耶阔夫司基之死的宣言）。
他之所以参加革命的斗争，拥护世界革命，做了革命的诗人和忠实的战士者，就因为他憎恶过去，他需要行动，而革命却能供给他那些在他觉得是可口的食料。于是《给革命的歌》、《我们的进行曲》，以及那名诗《一万五千万》等，便和革命的巨大的爆裂弹，群众的亘数世纪的呐喊一起，像尼阿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一样地震响出来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国内战争最猛烈的时代，他带着一种对于未来的世界的热烈的憧憬，画着宣传画，写着煽动诗，动员的口号，反对叛节和投降的檄文。他在革命中看到了几百万的活动着的群众，他歌唱这集团的行进的力学。但是，那集团生活的根底，运动的灵魂，是玛耶阔夫司基所没有正确地把握住的，也是他所不能正确地把握住的。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对于革命的观念的出发点上，玛耶阔夫司基已经走到一条歧异的道路上去，那条由大熊星把自己活活地领着到空中去的（见《我们的进行曲》），并且要在宇宙上涂上彩色（见《劳动诗人》）的、浪漫的、空想的、英雄主义的道路。当十月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他曾向自己这样地发问：我应不应该接受那革命。他的结论是如此：这在我是不成问题的。那是我的革命（见《自传》）。于是他便用他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革命。显然，他对于革命的观念是个人主义的。
这样，玛耶阔夫司基和这现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根本上已不互相投合。因此，这是必然的，革命在破坏的时期兴感起他的诗，而当这破坏的时期一过去，走上了建设的路的时期，他便会感到幻灭的苦痛，而他的诗也失去了生气（虽然他还写着，还写得很多），而且不为群众所接近了。于是，在这位诗人和其社会环境间，一种悲剧的不调和便会发生了。
大凡一个艺术家当和自己的周围的社会环境起了一种不调和的时候，艺术家往往走着两条道路：一是消极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ívoire（象牙之塔）里去，讴歌着那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离绝的梦想；一是积极的道路，即对于围绕着自己的社会环境，做着为自己的理想的血战。现在，革命的英雄的时代已终结，而走向平庸的持久的建设的路上去。现在，玛耶阔夫司基已分明地看见他所那样热烈地歌颂过的革命，只是一个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则其失望是可想而知了。Nep（新经济政策）之现实，五年计划的施行，都不是他想象中的英雄事业。
这些在他都是干燥的，像被他称为非骑士风的（unchivalrous）、黏液质的（phlogmatic）美国一样地平凡。这时，玛耶阔夫司基应当处什么态度呢？他躲避到象牙之塔中去吗？他反对着自己的社会环境做着为自己的理想的血战吗？这些，在我们的有这样伟大的过去的玛耶阔夫司基，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都是不可能的。Bon gré，malgré，他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大诗人”，“忠实的战士”。他不能辜负了这样的嘉誉，无论他的内心是怎样地失望与苦闷。于是，在玛耶阔夫司基的心里，现实的山丘（Sancho）试想来克制幻想的吉诃德（Don Quichotte）了。在最近试演《澡堂》一剧的时候，他曾这样说过：
——我认为自己是党的工作人员，我对于自己是接受了党的一切指示。倘使党告诉我说，我的某作品是不适合党的路线的，那么那些作品就可以不必付印。我是为党而工作的啊！
虽则下了这样的决心，但是他总不能克服他的个人主义的宇宙观的残余。他的英雄主义的、骑士风的意识，还时常从他的决心间漏网出来，而使无产阶级的大众难以接近他。这种隔离，他自己是深深地感到，而且想设法弥补的。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纪念他的二十年的作品的文学的晚会上，他曾经这样地自白过：
——我所愿意进行的工作，真是难于着手——就是工人讲堂和长诗接近的工作……
他看见群众渐渐地从他离开，而且还有些人对于他作不满的批评，所以他还说：
——……有些狗对我咬，而加我以某一些罪名，那些罪名，有些是我有的，有些是我没有的……为着不要听这些谩骂，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坐他两年。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坐他两年”在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愿意躲避，他还想作一次挣扎，他说：
——但是，我毕竟在第二天从这个悲观主义回头过来了，磨一磨拳头开始打吧，我决定自己是有权生存的，我是为着革命的革命作家，我不是背教者。
他要做一个为革命的革命作家，他不愿做一个背教者，但是他不惯和党的组织工作联接起来（他不是一个党员）。他只觉得他应该拥护那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符合的文学的路线，但他的在革命前染着的习惯还是很牢固，他以他自己的标准（！）去实现他所认为伟大的（！）决定和议决案，而没有从组织上去实现它的可能（这些都是他自己所说的话，见他的演讲《诗人与阶级》）。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革命与未来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最尖端的表现了。革命，一种集团的行动，毫不容假借地要强迫排除了集团每一分子的内心所蕴藏着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并且几乎近于残酷地把各种英雄的理想来定罪；而未来主义、英雄主义的化身，个人主义在文学上的最后的转世，却还免不得在革命的强烈的压力之下作未意识到的蠢动。玛耶阔夫司基是一个未来主义者，是一个最缺乏可塑性（plasticity）的灵魂，是一个倔强的、唯我的、狂放的好汉，而又是——一个革命者！他想把个人主义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而不可能。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这是仅有的两条出路，但决不是为玛耶阔夫司基而设的出路。他自己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个，于是“没有出路”的他便不得不采取了他自己所“不劝别人这样做的”方法，于是全世界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消息——
——诗人符拉齐米尔·玛耶阔夫司基死了！
他，“未来”主义者的玛耶阔夫司基，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了。他已经跟着那徘徊于“革命的盛大的交响乐”之前而毕竟不能领略此中的“神秘”的布洛克（Blok），跟着那正想拔脚向革命直进，而终于“另一只脚又滑倒了”的叶赛宁一起成为“过去”的了。在他成为过去了之后，整万的劳动者、红军、作家、群众等都来参加他的葬仪，而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又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把他忘记。像这样，苏维埃俄罗斯可说是已经适当地报答了自己的诗人了。——然而，未来的世界恐怕是不会像我们的诗人所企图的那样吧。玛耶阔夫司基及其未来主义及其诗歌，也将要像他本人所诅咒的普希金以至柴霍甫一样成为纪念碑的遗迹了吧。
一点意见
我觉得近来文艺创作，在量上固然没有前几年那样的多，现在质上都已较进步得多了。我们如果把那些所谓“成名”的作品，和现在一般的作品比较起来，我们便立刻可以看出前者是更薄弱、幼稚。“既成者”之所以“趋向凋谢”或竟沉默者，多是比较之下的必然趋势。他们恋着从前的地位，而他们仍然是从前的他们，于是，他们的悲剧便造成了。
其次，便是关于现今的作家。今日作家的创作，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大家露着两个弱点。其一是生活的缺乏，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一种不真切的，好像是用纸糊出来的东西。他们和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生活同样，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他们偏要写着这两方面的东西，使人起一种反感。其二是技术上的幼稚。我觉得，现在有几位作家，简直须从识字造句从头来过。他们没有能力把一篇文字写得通顺，别的自然不用说起。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文艺创作如果要“踏入正常的轨道”，必须经过两条路：生活，技术的修养。
再者，我希望批评者先生们不要向任何人都要求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徒然的。
西班牙近代小说概观
一 前言
西班牙文学是在一个很早的时候就达到了成熟期的。在十六七世纪，那时候许多现存的文学都还在渐次的形成，而西万提斯（Cervantes），罗贝斯·德·委伽（Lopez de Vega），和他们同时的人们的作品，却已经显然的达到了艺术上的完成。
可是，西班牙的近代文学，十九世纪的后半以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却未必能在世界文学主潮中处一位推动者的地位。她并不能给别国的文学以影响；反之，她是被影响于别国文学的。虽然许多作品都能够保持着旧有的艺术上的优秀，但因流派的复杂，各人所努力的方面的偏仄，在文学史上便只完了局部的成就，没有造成一个像西万提斯的时代似的新的黄金时代。西班牙文学是在各个方面（流派）平均的，也可以说是散漫的发展着；没有一个时期，她是被一个中心的艺术思潮所控制，像别国的文学史的罗曼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全盛时代那样。
许多文学史家都把一八六八年前后作为西班牙近代文学的开始的时期。在这时期以前，中古的罗曼风始终把西班牙文学的发展限制住，不让她踏进“近代”的门槛。一八六八年前后，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空前混乱的时代。伊萨培尔女皇的推倒，第二次查理党的战争，阿马德乌（A madeo）政变，民国几个月的总统，这五六年间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大变动，无疑的同时也变动了智识阶级的心。西班牙思潮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封建的中古世式的传统，很顺利地接受着一切外来的思潮的输入，文学上的新见解，也跟政治的、社会的新的见解，由一些自由的思想家的提倡，而影响着全国的文学作品。可是这并不是一定说中古世式的罗曼风就此在文坛上绝迹；她依然存在，虽然有些批评家要认为是最后的存在，例如在阿拉尔公（Alarcon）的小说里，或是爱契伽拉伊（Echegaray）的戏曲里。她只是从统治的势力缩小为跟许多新的势力平行的存在着的一种倾向罢了。
在十九世纪末叶，自然主义的倾向当然也是颇占一种势力。自然主义导源于法国，它的流入西班牙，是经过一度不能不算是不重要的变种。热情的，主观的西班牙民族性，在本质上是不能把法国式的自然主义整个的接受了去的。西班牙人并不是不愿意接触而且研究现实，但他们缺乏那种纯粹是旁观式的冷静。西班牙的自然主义不能像别国的自然主义那样以社会多阶层的事象为广大的描写，他们是只限于每个作家所能以理性和感情同时接触到的局部。因这关系，同时还为了西班牙方言的不统一，自然主义的风气到西班牙便一变而为地方主义（Regionalism）的风气，这风气在十九世纪末叶差不多成为全国文坛上比较最占势力的流派。
二十世纪初期却来了一个抒情诗歌的全盛时代；自然，这又是依据于诗歌上的现代倾向的输入，小说方面的发展却反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到大战前后才开始恢复；于是，这次的恢复便在变化繁多的西班牙小说的流派上又加了许多新的倾向，一直到今日，还在继续发展之中。
因此，叙述西班牙近代小说不是一件可以依照了年代的进展而进行的工作，它是必须被当作一个平面似的来处置的。下面，我想努力把这些繁杂的流派，各以它们的代表作家，来作一个简明的述要。
二 地方主义的小说——贝雷达
在荷赛·马利里·德·贝雷达（Jose Moria de Pereda）的青年时代，那个曾经产生了吉诃德先生的国土的小说却正回复到了极幼稚的时期去。正当十九世纪中叶，过去的已成为过去，未来的却还是未来。西班牙的书业市场上所发售的小说，虽然不是没有，却类多外国小说的翻译，尤其是法国作家，如雨果，乔治·桑，仲马等人的作品，创作是极端稀少的。中古世的罗曼主义，是只在诗歌里维持它的生命，（那时候阿拉尔公的第一部小说还没有出世。）比较兴盛一点的国内文学，是戏剧。贝雷达开始以世界文学的批评家出现于文坛；以他的努力，在西班牙奠定了新的写实主义的基础。
虽然他自己的作品，是比因他的推动而产生的加尔多思的作品出现得较迟，但是一直到一八六四年，他的Escenas Montanesas（《山居小景》）出世，西班牙才算主有了一个新的匠师。山间是他的故乡；在毕生的作品里，能获得最大的成功的，也无过于描写他的故乡的风土的作品。自然，这种作品上的普遍性的缺乏，是多少限制着对于它们的理解的。不用说在西班牙之外的读者，即是在西班牙各大城市的居民，也难对那些作品里的生疏的人物发生亲切的感觉，但是，在那些有生长在山间的特权的人们看来，却无疑的会把它们列入十九世纪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在他以后的三十年不断的著作生活中，所能产生的值得重视的著作，差不多无有不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即令在并非以他的故乡为背景的作品里，最出色的几节，也无有不是写那些从他的故乡出来的人物的几段。
贝雷达是一个严格的写实家，在作品里绝不参加自己的思想和虚构。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没有严密的结构，因为实际生活本来是没有严密的结构的；可是这，也多少损害着它们的动人的力量吧。
三 加尔多思及其他写实作家
贝雷达多少是一个无视于他自己的时代的作家，培尼多·贝雷斯·加尔多思（Benito Perez Galdos）却是一开始写作就抓住了时代的精神的。在一八六八年革命前后写成的几部初期作品中，就已经尝试着把它们写成西班牙社会生活的记录的样子。他的毕生的雄图，是在写成他那部庞大无比E pisodio Nacional（《国民生活插话》）。以几近四十年的努力，他是完成了共计五大集，四十六卷的书（一八七三～一九一二）。这样的成绩，在近代文学史上，也许除了左拉的“胡龚·马加尔丛书”之外，很难找出类似的例子了吧。
在这样丰富的产量里面，我们自然不能希望每一部都是极完备的著作；其中最受到一般赞美的，是Don Perfecta，Fortunata y Jacinta，Angel Guerra 那几部。
加尔多思的作风，在早期是整个的被笼罩在自然主义的影响之下，时常陷于一种令人厌倦的详叙，在晚年却相反的时常运用了象征的和寓言的手法，使作品变得朦胧。可是这一切都并不妨碍他做西班牙近世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描写了西班牙都城里的各阶层的生活，暴露着他们的弱点，但不是辛辣的，却是用一种温厚的态度来处理。同时，他也并不抹杀了藏匿在那些生活之下的优美的方面，虽然这些优美的方面时常是比较少的。他永不关心于自己的文章，然而他的文章却是丰富，有力。他的人物是活的！《国民生活插话》差不多包含一千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好多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典型的描写。
除加尔多思之外，重要的写实家我们还可以举出巴赞夫人，伐尔代思，阿拉思，哥罗马，比公，马德欧，伊巴涅思诸人。爱米里亚·巴尔多·巴赞伯爵夫人（Condesa Emilia Pardo Bazan）是一个方面极多的作家：举凡文学批评、散文、游记、讲义、剧本、传记、诗歌、民间故事、长短篇小说，她无所不写。要在这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实际上断乎不是一个人的生涯所能办到的。许多批评家都以为，她的这种雄心，是妨碍了她在加里西亚乡土小说方面的发展，因为无疑的，这是她生平所最擅长的一个方面。虽然这样，她对于故乡加里西亚，却多少也完成了系贝雷达对山间生活所完成的那种任务，即使在程度上不免有些差别。
巴赞的确表现得是不能估计自己的成就的作家，她永远怀疑，永远不满意于自己过去的作品；一有所成，便立刻梦想着新的征服。甚至在加尔多思的死使她毫无问题的处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小说家的地位的时候，她还这样问：“难道我真算成就了一些东西吗？”
严格的说，巴赞是自然主义的作家，可是她对自然主义反叛着。她在自己的一部作品里说起，自然主义的那种纯然科学的，而不掺入个人感情的观察法是不对的。她不喜欢左拉和斯丹达尔，但对于《人间喜剧》的作者却绝端的推崇。
因此，她自己的作品是，虽然缺乏像贝雷达那种精密的观察（这在巴赞，往往不是自然的）和详尽的叙述，但却有一种热烈的动人的力量，她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因为用这种写法，她可以多量的放一些感情进去。她的代表作Los Pazos de Ullo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尔曼陀·帕拉西欧·伐尔代思（Armando Palacio－Valdes）是在他的成名作Martay Maria（《玛尔达和玛丽亚》）出世之前，就已经有了十二年的文学生涯的历史。他也是自然主义的作家；跟巴赞同样，他跟法国自然主义者的分别是在于他只写那种自己所经验过或感受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是更人性的，更自然的，更能够表现一个真实的人生图画的。他的富于诗意的作风，特别是女性心理描绘，都使他有别于一般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
列奥波尔多·阿拉思（Leopoldo Alas）是一个法学教授，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小说一方面，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左拉的崇拜者，但他的作品却毋宁说是出于弗罗培尔的影响。他的杰作，A Regenta，是一部篇幅多至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作；虽然因故事的松散使这作品缺乏一种戏剧的效果而蒙着相当损失，但是它辛辣的讽刺，大胆而有力的描写，却还是可以抓住读者的注意以维持全书的顶点的：有许多批评家，以为阿拉思的太丰富的理论的头脑，是损害他的小说家的才能的，他是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哲学未完全稳定之前，就把太多的哲学，太多的世界观放到了作品里去，而成为说理化、教训化的东西。这缺点，批评家的阿拉思自己也是感悟到的；但晚年的作品里，他是放弃了那种科学家式的说理而写实的手法，渐渐的成为思想主义的作家。
鲁意斯·哥罗马神父（Luis Coloma）是仅仅以一两部著作而获得西班牙重要小说家的地位的，他第一部作品Pequeneces出现的时候，年龄已经四十。批评家的阿拉思，是曾经称之为“颇有希望”的作家，而在他完成第二部小说的时候，那位“颇有希望”的作家已经到了六十的高龄了。虽然这样，这两部作品却是永远不会老去的，每一个时代都发现他的新读者。哥罗马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时常为着教训，为着描写的详尽，而牺牲着艺术的成分；他的教训，和他的当神父的职业极不调和，时常是辛辣而异端的。
哈辛多·奥克达维欧·比公（Jacinto Octavio Picon）是一个用最学院式的文字来写自然主义的作品的作家，他在文学方面，一直以新的古典主义的大师伐莱拉为宗。因此，他的作品是没有那种自然主义作家所惯有的粗拙和累赘的语法的毛病，他的作品常是清楚、合理、匀称。因这原故，他是和大部分西班牙写实家相反，不以偏僻的地带为描写背景，他是写了西班牙的都城马德里。同时也许正因为这原故，他的作品在国外是不能博得任何注意的，因为西班牙小说之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正由于不易被人理解的特殊性，而不是由于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普遍性；同时，文学方面无论优点和劣点，却都是可以因翻译而掩抹了去的。
在西班牙的优秀小说家之中，最被一般所忽略了的是荷赛·马利亚·马德欧（Jose Maria Matheu）。他的作品是平静而隽永，跟需要刺激和奇迹的现代趣味是绝不相容。但有许多作家，如路木·达里欧（Rubeu Dorio）和阿左林（Azorin）却是把他的评价，放在一切西班牙小说家之上的。他描写都市，同时也描写故乡阿拉恭；无疑的，在以后者为背景的作品上，他是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从不取任何严重的题材，而描写刻画着那些恬淡而平凡的生活；这样的特征使他不能成为一时代的崇拜的中心，而只在无声无臭之中悄悄的培植着他的虽小而绝端精雅的园地。
跟马德欧相反，维森德·勃拉思戈·伊巴涅思（V icente Blasco Ibanez）却是西班牙作家最早博得世界声誉的一个。在早年，正当左拉的影响在西班牙风靡一时的时代，他是无疑的也跟着一时的风尚写作。一个极端勤勉的作家，辛苦，刻意求工，充满了健康的生命力。他的全部作品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仍然寄寓着作者个人的写实作品，一种是完全用冷淡的旁观态度写成的自然主义的作品，无疑的，那后面一种在作者是更多的辛苦，而对读者是沉闷。伊巴涅思有一种可以令人钦佩的观察和探访的耐心，他所描写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大，人物是非常的多样；但是一个读者，他是宁愿向别一些书里去发现智识的来源，而不会向一个小说家去要求社会状况的报告统计材料的，作为艺术家伊巴涅思的地位，是建立在他的记述自身经验的作品上。
四 新古典主义的匠师——伐莱拉
严格地讲，黄·伐莱拉（Juan Valera）是一个应该拒绝任何类别的作家。他也常以他的故乡安达路西亚为描写对象，但地方色彩的浅薄使他不能列入地方主义作家之群，例如某种程度的写实作家，但他的人物却多出于作者的幻想。可是，一般的说，他的作风是直接的导源于西万提斯的时代，因此，便有许多批评家都乐于拿新的古典主义这称号加到这些实际上是无可归类的作品上去。
在一部著作的序文里，伐莱拉曾经说了这样的话：“一部美丽的小说应该是诗歌，而不是历史，这就是说，它不能把事物描写得像原来的形状一样，它应该把事物描写得比原来更美丽一点。”因此，他的人物，大都是超现实的；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他们给予人一种无比的愉快，但在过后，却很少能在记忆里存留。伐莱拉的作品中叫人怀念的成分，决不是在人物方面，而是在整部作品的调和、修炼、精致等等艺术的完美方面。
假如把伐莱拉只当做一个散文家，那么他的Las Ilu－sionesde L Doctor Faustino（《福斯谛诺博士的幻觉》）便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品。跟伐莱拉同样是安达路西亚人，同样是文学上的形式和修辞的爱好者，虽然年代是较迟，但无疑可以归入同一类别的作家，是里加多·莱洪（Ricardo Leon）。思想上是一个守旧派，虔诚于宗教，自然在艺术上是偏受着那种传统的规律。他认为艺术并不就是生活，而是个人对生活的一种解释；艺术是选择，而正当的选择又必须基于从古典教育得来的好的玩味。显然的，他是比他的前驱者伐莱拉更坦白的主张传统的文学。当世的批评家对于这样一位作家的成功，是给予了许多的非难，以为他仅仅是一个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没有生命的模仿者。
五 罗曼主义的再生草——阿拉尔公
贝特罗·安多尼欧·德·阿拉尔公（Pedro Antonio de Alarcon）是一般的被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在地方主义文学风靡一时的时代后的罗曼作家，这位美丽而绝非现实的故事的作者，自己也曾经一时悔恨着那些早年作品，以致把最有精力的年龄（从三十到四十）在沉默中虚度，可是他在四十以后几部著作，却依然显得同样的非现实而且美丽。他的成功是自己也料不到的，这才使他有胆量向自己所长的方面进行去。
阿拉尔公有极活泼的描写手段，他的作品是能够从头就把你的注意抓住，永不放手。他绝不在作品的严肃的方面、思想、布局等等，下许多功夫；他只是说了那个幻想的故事，谈得有趣，如此而已。无论怎样严格的文学理论，对阿拉尔公总是无所施技的。
六 叛逆的小说家巴罗哈
一个异端的作家，虚无主义的作家，比奥·巴罗哈（Pio Boroja），是在本质上是一个极端好动的人，但环境却使他过着极度安静的生活。他的动，是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的英雄查拉加音，西班牙的巴札各夫，是极端好动的，他的困难是他的精力和勇气的源流。但一朝克服了这些困难的时候，他是感觉到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我要替自己创造一些新的困难出来。”他这样声言。无疑的，这是比奥·巴罗哈自己在这样说着，他的破坏的狂热是永不休止的；可是这些破坏热是他的真实：他是诚恳的人。
时常选择着那些被上流社会所践踏的人们——乞丐、小丑、流浪汉、盗贼、娼妓、私贩，以至于企图谋害国王的安那其主义者——做他的描写对象，巴罗哈却并没有为这些人给予了他的同情。他的选择他们，仅仅是当做对现存社会的一个威胁，一个捣乱，一个用来破坏旁的东西的工具而已。
在艺术上也是绝对的叛徒，巴罗哈并不顾到修辞，他的文字是大胆、粗糙、随心所欲；他甚至不顾到故事的连续，在一部以古罗马为对象的作品，他是毫不为意的把罗马放到了一个近代的背景里去，因为仔细的观察古代的生活习惯的耐性，他是没有的，而且在他认为是绝对不需要的。有些批评家以为，这种写作上的倔强态度，也仅仅是表明他的破坏狂的一端而已；他并不是来不及顾到，而是故意；在一些较平静的作品，他的艺术上的精练还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当批评家们非难着他的打电报式的文字，而宣称他是一个“非文学的文学作品”的代表的时候，巴罗哈宣称他并不是什么文学者。他没有任何文学倾向的痕迹。有时候极度的忠实现实，有时候极度幻想，以致流于神秘，使人无从理解；不但在他的全体作品里，甚至在一部单独的作品之中，这许多矛盾的要素也会因他的神奇的笔而得到一个神奇的调和。他是一个个性的作家，是一个拒绝任何类别或艺术的分析的作家。
七 近代倾向的创始者——伐列英克朗
被一般所认为文学上的近代倾向的创始者的拉蒙·马利亚·德尔·伐列英克朗（Ramon Maria Del Valle－Inclan），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作品是不多的，但每一篇都是惨淡经营的作品，人们并不能发现那些作品里的雕琢的痕迹，作者是把这些痕迹也用更多的苦心巧妙的掩饰了过去。从来不采用重大的题材，他在个性上是没有这种对大物件的感受力；他所注意的只是那些极度细微的，充满了诗恋的东西！想在这些作品里面找寻大的Sensation的人们是无疑会失望的。
在散文著作中，伐列英克朗永没有发现过一种好的设计（plot），但他时常能够创造出一种浓郁的空气来，把平凡化为动人，把那些本来是零星的饰花巧妙的组成了浑成的花园。
八 阿耶拉的心理小说
以诗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活，拉蒙·贝雷斯·德·阿耶拉（Ramon Perez de Ayala）跟伐列英克朗正相反，在他的成功的小说上是完全的脱离了诗歌的气氛，虽然在小说方面的成功是比较的迟，但仅仅只五十多岁的年龄是不能让人轻易把他的文字生活结算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永不自己满足的作家：每一次都渴望着更高的成功。
写实主义在近世文学上的发展，是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即描写社会的全景，而成为自然主义，另一条路是透入到人性的更深奥的地方去，这就成为心理小说。阿耶拉的写实主义是走着后一条道路的。阿耶拉有处置他的人物的特殊才能，每一个都是活的，而在他的代表作Belarminoy Apolonio（《培拉尔米诺和阿波罗尼欧》）里面，不但那几个主要的人物，即便是极不重要的配角，都无有不刻画入微。这部作品是曾经被推尊为《吉诃德先生》以来的最伟大的小说的。
九 后语
我们在这里没有可能把另一些也许是同样重要的作家，如同Unamuno，Azorin，Miro，Serna等人完全的叙述进去；至于次要的作家，则更是来不及提到。不过各流派的代表，却大致的在前面齐备了，详细的叙述，是只能有待于旁的机会了。
梅里美小传
泊洛思彼尔·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于一千八百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巴黎。他的父亲约翰·法杭刷·莱奥诺尔·梅里美（Jean－Franeois－Léonor－Mérimée）是一个才气平庸的画家和艺术史家；他的母亲安娜·毛荷（Anna Moreau）也是一位画家。
在这艺术家，同时又是中流阶级者的环境中，是没有感伤成分的，只有明了、良知和某种干燥的冷淡。在那再现着古典的、正确的、遒劲的、规则的图画的画室中，眼睛是惯于正确地观察事物，手是惯于切实地落笔挥毫，所以，在这环境当中长大起来的梅里美，便惯于正确地思想了。
幼年的梅里美，是没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地方，他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从一千八百十一年起，他进了亨利四世学校，在学校里引起他同学的注意的，只是他衣服穿得很精致（这是他母亲的倾向），英文说得很流利而已。因为他的父亲——他和许多英国的艺术家如霍尔克洛甫特（Holcroft），诺尔柯特（Northcote），威廉·海士里特（William Hazlitt）等人都是老朋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读英文。他真正的教育，我们可以说是从他的父母那儿得来的。
因此，他很早便显出修饰癖和英国癖：这便是梅里美的持久的特点。
在十八岁时（一八二○年），他离开了中学。他对于绘画颇有点天才，可是他的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大成就的父亲，却劝他不要习画，于是他便去学法律。他毫无兴味地没精打采地读了五年法律，他的时间大都是消磨在个人的读书和工作上，他同时学习着希腊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他很熟悉赛尔房提斯（Cervantes）、洛贝·代·凡加（Lopede Vega）、加尔代龙（Calderon）和莎士比亚。他背得出拜伦（Byron）的《东荒》（Don Juan）。同时，他还研究着神学、兵法、建筑学、考铭学、古泉学、魔术和烹调术。他什么都研究到。
但是他的知识欲也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梅里美，只有具体是存在的。纯哲学和纯理学他是不去过问的。他厌恶一切空泛的东西。他只注重客观的世界。他可以说是一个古物学家和年代史家：他以后的著作，全包括在这两辞之中。
他也憎厌一切情感的、纯粹抒情的、忧伤的诗情的东西。当然，他是读着何仙（Ossian）和拜伦。但是，他在“芬加尔之子”的歌中所赏识的，是加爱尔（Gaёls）的文化的色彩，而《东荒》在他看来，也只是一种智慧的讽刺和活动的故事而已。自一八二○年至一八二五年，他和巴黎的文人交游，他往来于许多“客厅”之间。他认识了缪赛（Alfredde Musset），斯当达尔（Stendhal即HenriBeyle的笔名），圣·佩韦（Sainte Beuve），古崭（Viotor Cousin），昂拜尔（J.J.Ampère），吉合尔（Gérard），特拉阔（Delacraix）等文士和艺术家。他特别和斯当达尔要好，因为，据朗松（Lanson）说：“他们两人气味相投，憎恶相共。他们两人都爱推翻中流阶级的道德；他们两人都是冷淡无情的，都是观察者；他们嘲笑着浪漫的热兴；他们两人都有心理学的气质。”那时斯当达尔比梅里美大二十岁，已经以《合西纳和莎士比亚》和《恋爱论》得名了。他使他这位青年的朋友受了很大的影响。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是浪漫派战争爆发的一年。梅里美倾向哪一方面去呢？倾向古典派呢，还是浪漫派？他是青年人，所以，他便应当归浪漫派。然而他却忍耐而缄默着。一切的激昂都使他生厌。他赞成原则而反对狂论。他加入了浪漫派的战线，他先做了一篇散文的诗剧《战斗》（Bataille），完全是受的拜伦的影响，接着又在一天星期日在Debats报的文学批评者德莱克吕士（Delecluze）家里宣读他的莎士比亚式的诗剧《克朗威尔》（Cromwell）。这诗剧现在一行也没有遗传下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那是越了一切古典的程式规范的而已。最后又在Globe报上发表了四篇关于西班牙戏曲艺术的论文（一八二四年九月间）。
不久，他做了五篇浪漫的戏曲，假充是从一个西班牙戏曲家ClaraGazul那儿译过来的。其中有一篇《在丹麦的西班牙人》（Les Espagnols en Danemark），是很不错的，其余的却只是胡闹。他还假造了ClaraGazul的传记、注译等等。这种假造是被人很容易地揭穿了。除了一切青年文士的推崇外，这部书并没有什么大成就。只有一位批评家——梅里美的朋友昂拜尔捧他，说“我们有一个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了”！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他又造了一件假货。一本书出来了，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印的，里面包含二十八首歌，题名为《单弦琴或伊力里亚诗选》（La Guzla au choix de Poésies Illyriques），说是一个侨寓在法国的意大利人翻译的。当然，里面还包含许多的关于语言学的研究，一篇关于巴尔干的民俗的论文，和一篇关于原著者的研究。
实际上，这本“单弦琴”从头至尾是梅里美做的。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一八四二）的序文上自己也源源本本地讲出来了。
那时，这位法国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家昂拜尔想到意大利和阿特阿特克海岸去旅行。什么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只是钱。于是他们想一个妙法，便是先写一本旅行记，弄到了钱作旅费，然后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描写错。为了这件事，梅里美不得不去翻书抄书。可是出版之后，却没有卖了几本，这可叫梅里美大失所望。可是歌德却上了他一个当，把这部书大大地称赏了一番。
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他发表了一本La Jaquerie。这是一种用历史上的题材做的戏曲，但是似乎太散漫了。此书出版后，梅里美便到英国去了。在英国（一八二八年四月至十一月），他认识了将来英国自由党的总秘书爱里思（Ellice）和青年律师沙东·夏泊（Sutton Sbarpe）。后者是一个伦敦的荡子，后来做了梅里美在巴黎的酒肉朋友。
在他的远游中，出了一本Eam ill ed eCarvajal（一八二八），依然是一本无足重轻的东西。
回国后，他发表了两篇西班牙风味的短剧Carrosse du－Saint－Saereman（一八二九年六月）和Oceasion（一八二九年十二月）。这两篇编入当时再版的Clara Gazul戏曲集中，在全书中可以算是最好的了。
同年，Chronique du tempsde Charles Ⅸ出版了（后来梅里美把temps改为règne）。这是梅里美显出自己的长处来的第一本书，里面包含着一列连续的，但是也可以说独立的短篇故事。正如以前的戏曲La Jaquerie一样，原是借旧材料写的，但是艺术手腕却异常地高。这部书在当时很轰动一时，我们可以说是像英国的施各德（Walter Scott），但比施各德还紧凑精致。
在一八二九年，他还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独立的短篇小说：马代奥·法尔高纳（Mateo Falcone）《炮台之袭取》（L’E nlèvementde la redoute），《查理十一世的幻觉》（La Vision de Charles Ⅺ），《达曼果》（Tamango）和《托莱陀的珍珠》（La Perle de Tolède），都是简洁精致，可算是短篇中的杰作。在经过最初的摸索之后，梅里美便渐渐地使他的艺术手腕达于圆熟之境了。他从沙维艾·德·美斯特尔（Xavier de Maistre），第德罗（Diderot），赛尔房提斯（Cervantes）学到了把一件作品范在一个紧凑的框子里，又在这框子里使人物活动的艺术，他从浪漫派诸人那里采取了把作品涂上色彩，又把人物生龙活虎地显出来的方法，他从那由斯当达尔领头的文社那儿理会到正确、简洁的手法。他集合众人的长处而造成了他自己个人的美学。
在一千八百三十年，他旅行到西班牙去。在旅行中，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五封通信，那是他在马德里和伐朗西亚写的。在这次旅行他所做的许多韵事中，他可能地认识了那位他后来借来做《珈尔曼》的主角的吉卜赛女子。但他也认识了好些显贵的人们，他和德·戴巴（后名德·蒙谛约）伯爵夫妇做了朋友，他抱过那后来成为法国的皇后的他们的四岁的小女儿。
正在他的旅行期中，法国起了一次革命。当他回国的时候，他便毫不费力地加入胜利者一方面了。他与勃劳季尔家（Brogile）和阿尔古伯爵（Comted’Argout）有亲友关系，因而进了国务院。他在那里过了三年的放诞生活，什么事也不干，尽管是玩。据他自己说：“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极大的无赖子。”直到和乔治·桑发生了一度短促而“可恨”的关系后，他才放弃了那种无聊生活，而回到文学中，写了一篇Double Méprise（一八三三，九月）。
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梅里美被任为历史古迹总监察。从那时起，他便埋头用功读书，对于理论和纯粹批评的著作得了一种兴味。他异常忙碌，要工作，要做报告，因而文学便只能算是消遣品了。他的职务使他每年不得不离开巴黎几个月。他四处都走到，从而收集了许多材料。这些札记或印象，梅里美并未全用在他所发表的作品上，大部分都可以在他和友人的通讯上找到。
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这五年中，梅里美是一心专注在他的新事业上，他的唯一的文学作品（但也还是染着他的古学的研究的色彩的），便是他自己认为杰作的Vé nusdel’ Ille。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和一千八百四十年，他游历意大利、西班牙（这是第二次了）和高尔斯。
这次游历的印象的第一个结果，便是《高龙芭》。这是他在周游过高尔斯回来之后起草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梅里美的艺术手腕已到了它的最高点。他的一切的长处都凝聚在这本书里：文体的简洁和娴雅，布局的周密和紧凑，描写的遒劲和正确，人物的个性和活跃，对话的机智和自然，在不断的冲突中的心理的分析的细腻，地方色彩的浓厚和鲜明。所以，虽则梅里美自己说Vé nusdel’ Ille是他的杰作，但大部分的批评家却都推举这一部《高龙芭》。（《高龙芭》里的女主角高龙芭，并非完全是由梅里美创造出来的，那是实有其人的，梅里美不过将她想象化了一点而已。）
意大利的旅行和罗马艺术的研究，引起了他对于古代的兴味。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他发表了两篇罗马史的研究：《社会战争》（La Guerre Sociale）和《加谛里拿的谋反》（La Conjurationde Catilina）。在一八四二年，他一直旅行到希腊、土耳其、小亚细亚。回到巴黎后，他发表了他的《雅典古迹的研究》（一八四二），几月之后，又发表了他的《中世纪的建筑》。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国国家学院选他为会员（这是由于他的《高龙芭》）。这时梅里美不知怎地又写了一篇小说：Ar色ne Guillot。但是这本书却颇受人非难。第二年，《珈尔曼》出来了，这是一本一般人很爱读的书，但是，正确地说起来，是比不上《高龙芭》和Ar色ne Guillot的。
在四十三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何般教士》（l’ AbbeAubain）（一八四六）后，他忽然抛开了他的理想的著作了。他以后整整有二十年一篇小说也没有写。从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二年这七年间，他写了《侗·贝特尔第一的历史》（Histoire de Don PèdreIer），他研究俄国文学，他介绍普希金（Poushkin），哥果尔（Gogol），并翻译他们的作品，他研究，他作批评文，他旅行。在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的时候，他丧了他的慈母——这在他是一个大打击，那时候，他已快五十岁了，他身体也渐趋衰弱了。可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拿破仑三世和梅里美旧友德·蒙谛约伯爵夫人的女儿结了婚。那个他从前曾经提携过的四岁的小女孩，现在便做了法国的皇后了。大婚后五月，梅里美便进了元老院。于是我们的这位小说家，便成为宫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了。他过度着锦衣足食的生涯，然而他却并不忘了他的著述，那时如果他不在他的巴黎李勒路（Rue deLille）的住宅里，不在宫里，他便是在继续的旅行中：有时在瑞士，有时在西班牙，有时又在伦敦。
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他到过苏格兰；几月之后，他淹留在罗若纳（Lausanne）；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他继续地在艾克斯（Aix），在伦敦，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在意大利。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他出席伦敦的博览会审查会；他受拿破仑三世之托办些外交上的事件。
在这种活跃之下，梅里美渐渐地为一种疲倦侵袭了。他感到生涯已快到尽头；自从他不能“为什么人写点东西”以来，他已变成“十分真正的不幸了”。接着疾病又来侵袭他。为了养病，他不得不时常到南方的加纳（Cannes）去，由他母亲的两个旧友爱佛思夫人（Mrs.Evers）和赖登姑娘（Miss Lagden）照料着他。
守了二十年的沉默，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梅里美又提起笔来写他的小说了。可是重新提起他的小说家的笔来的时候，我们的《高龙芭》、《珈尔曼》的作者，却发现他的笔已经锈了。
《青房》（La Cham bre bleue，一八六六）和《洛季斯》（Lokis，一八六六）都是远不及他以前的作品。不但没有进展，他的艺术是退化了。另一方面，他的病也日见沉重。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九月八日他被人扶持到加纳，十五天之后，九月二十三日，他便突然与世长辞，在临死前他皈依了新教，这是使他的朋友大为惊异的。他的遗骸葬在加纳的公墓里。
《鹅妈妈的故事》序引
我很猜得到，小朋友们从书铺子里买到了这本小书之后，是急于翻开第一篇《林中睡美人》或其他题目最称心的故事来看。因此之故，我又何尝不明白，在这样一本趣味丰富的童话集上加一篇序引，虽然是短短的，也终于是一桩虚费的事。
但是，我想，这样一个享受了三百年大名的童话作家和他的最使全世界的儿童眉飞色舞的《鹅妈妈的故事》，到如今，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国的小朋友，那么在这时候，略为写一些介绍的话，似乎也不能算是多事。况且，我又想，虽然名为序引，我却希望小朋友们在这小书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都看完之后，重又翻转书来，读这小引：那么，既可以不先阻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又可以使这故事的阅读或听讲者，对于这讲故事的人，有一些较密切的认识，不也是一个较妥善的办法吗？
为了上面的原故，这篇小引便如是写着：这一本美丽的故事集的作者，沙尔·贝洛尔（Charles Perrault），是法国人；一千六百二十八年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比哀尔·贝洛尔（Pierre Perrault）是一位辩护士。他有三个哥哥，都是很出名的人，尤其是他的二哥，格洛特（Claude），始习物理学，继业建筑，所享声名，却也不亚于他。
在幼年时候，八岁零六个月，他被送到波凡学院（Collège Beauvais）去读书，但因为他有过人的天才，求知欲的异常的发达，读书的不肯含混，所以曾经与他的教师起了剧烈的辩论。后来，因为过分的厌弃学校生活，他的固执的、自信甚强的癖性，帮助他居然争到了父亲的允许，任他退出学校，自由研究学问。
既放任了他的自由意志，听他精进地独自采索着博大宏深的知识，他的过人的成绩使他在一千六百五十一年，在奥莱盎，得了法学硕士的学位。他便回到那浓云密雾的巴黎，执行律师业务。但这时期并不长久。
从一千六百五十四年起，他父亲也在巴黎得了一个较大的官职，他便不再出庭，而改充他父亲的书记。在这时期中，他一方面从事于职务，一方面却依旧沉溺于文学，艺术和其他学问。在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他曾用他艺术的素养，帮助他二哥格洛特建筑了一所精美绝伦的屋子。这种天才的表现，当时就受知于总理大臣高尔培尔（Colbert）。一千六百六十三年，他受聘为这位总理的秘书，赞襄一切科学，文学，艺术事项。
高尔培尔很钦佩他的才能和人格，很看重他；在一千六百七十一年，高尔培尔便推举他为法兰西学院（L’ Académie Francaise）的会员。在这个光荣的学术团体中，他尽力地秉着他的才干，把它好好的整顿了一番，使法兰西学院树立了永久的基础。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人，他要革除旧的，建设新的；他要推倒传统思想，树立自由的意志，所以当他有一次在学院中宣读例课的时候，他读了他的一首诗《路易十四时代》（Lesiècle de Louis ⅪⅤ），其中有几句话盛赞现代远胜古代。这些诗句，当下引起了文坛的一场论战，尤其是诗人薄阿洛（Boileau），为了袒护古典的光荣起见，在盛怒之下，竟用许多粗暴的辞句来抨击他。他虽然是一个有好脾气，好品格的人，但为了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在一六八八至一六九六年之内便长长地写了一首《古今较》（Le Paralèlle des Anciensetd es Modernes），在这首诗中，他更详细地阐发他的今优于古的见解。于是两方面便旗鼓相当地互施掊击，同时又有许多文人加入了战团，各为自己所信仰的一方面援助。这次论战，虽然并没有显明的胜负分出，但其影响后来却竟波及英国文坛。
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他的知遇者高尔培尔死了，他也便结束了他的政务生涯，从此息影家园，笑弄孺子，以了余年。
他很快乐地教导着他的孩子，高兴时便写了些文字。于是在那首《古今较》之外，他又采取了意大利濮加屈（Boccaccio）的故事，用韵文写了一部小说《格利赛利第的坚忍》（La Patience de Griselidis），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在巴黎出版。到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他又出版了两种韵文故事：《驴皮》（Peaud’Ane）和《可笑的愿望》（Les Souhaits Ridicules）。
但是，因为贝洛尔的天才不能使他在诗人一方面发展，所以他文学的成功却并不在以上几种韵文的著作中。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他将一本散文故事集在巴黎出版了。立刻，欢迎的呼声从法国的孩子口中到全世界孩子口中发出来，从十七世纪的孩子口中到如今二十世纪的孩子口中还在高喊着，法国童话杰作家贝洛尔的大名，便因此书而不朽。
这本散文故事集，便是我现在译出来给我国的小朋友们看的这一本《鹅妈妈的故事》（Les Contes de Ma Mèrel’Oye）。
《鹅妈妈的故事》在最初出版的时候，却用的另外一个书名：《从前的故事》（Histoire de Temps passé）。作者的署名是他儿子的名字：贝洛尔·达尔芒戈（Perrault d’Armancour）。
因为这一集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林中睡美人》（La Belleau Bois Dormant），《小红帽》（Le Petit Cbaper－on Rouge），《蓝须》（Barbe Bleue），《猫主公》或《穿靴的猫》（Maitre Chat；ou，Le Chat Botté），《仙女》（Les Fées），《灰姑娘》或《小玻璃鞋》（Cendrillon；ou，La Petite Pantoufle de Verre），《生角的吕盖》（Riquetà la Houpe），《小拇指》（Le petit Poucet）——都是些流行于儿童口中的古传说，并不是贝洛尔的聪明的创作；他不过利用他轻倩动人的笔致把它们写成文学，替它们添了不少的神韵。又为了他自己曾竭力地反对过古昔，很不愿意用他的名字出版这本复述古昔故事的小书，因此却写上了他儿子的名字。所以他便把这些故事，故意用孩童的天真的语气表出。因了这个假名的关系，又曾使不少人费过思索和探讨，猜了很多时候的谜。
至于这集故事之又名为《鹅妈妈的故事》的原故，也曾经不少人的研究。大部分人以为在一首古代的故事歌中曾说起过一匹母鹅讲故事给她的小鹅儿听，而在这本故事第一版的首页插图中画着一个在纺纱的老妇人，身旁有三个孩子，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在这图下，有着“我的鹅妈妈的故事”的字样，所以便以为贝洛尔是将古代的故事歌中的母鹅人化了而拟出这个书名的。此外，还有许多对于这书名的不同的推解，我想，这于小朋友们没有什么需要，也不必很累赘地费许多文字来多说了。
至于这几篇故事的真价值，我也想，小朋友们当然已能自己去领略，不必我唠唠叨叨地再细述了。但是，有一桩事要先告罪的，就是：这些故事虽然是从法文原本极忠实地译出来的，但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
最后，还得补说一句：沙尔·贝洛尔是死在一千七百零三年，距这本故事集之出版，只有六年；在这六年之中，我们的作者并不曾写过比这本书更著名的故事。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
在莫斯科，去秋成立了一个“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是由各劳动者俱乐部的剧团和苏维埃职业剧团组织成的，将扩大到和各国的一切革命的戏剧团体携手。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搜集各国的无产阶级戏剧作品；将这些作品译成各国的语言，而且用种种方法使这些作品民众化；将这些剧本送给各分会和会员，作一个剧本的交换，而在劳动者的俱乐部和剧场上演。
在今年夏天，“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想在苏联表演德国劳动者优伶的戏，和曾演过《改过所中的反叛》的“青年演剧者”的戏，以及巴黎的“艺术戟队”团的，和纽约的劳动者剧团“新戏剧作家”的戏。
在本年八月，“国际劳动者演剧会”将召集一个劳动者演剧的国际大会。
阿耶拉
阿耶拉（Ramon Perez de Ayala）是西班牙当代的出众的小说家，同时也是诗人，批评家，散文家，是那踵接着被称为“九十八年代”的乌拿莫诺、阿索林、巴罗哈、伐列·英克朗等一群人的新系代中的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于一八八○年生于阿斯都里亚斯（Asturias），现在还活着。在去年（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以后，他出任为英国公使。虽则已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但是他底那种矍铄的精神，在行动上以及在著述上，是都足以使后生们都感到可畏的。
他底文学生活是从诗歌开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诗集：《小径的和平》（La Paz del Sendero，一九○四），《不可数的小径》（ElSendero Innum erable，一九一六），《浮动的小径》（ElSendero Andante，一九二一）。他的诗都是用旧的韵律和鲜明的思想（Ancho ritmo，clara idea）。早年的诗虽则颇受法国象征派诗人们，特别是法朗西思·耶麦底影响，但有时他底诗甚至比耶麦底更深刻点。
使他一跃而成为西班牙文坛的巨星，并成为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说。《倍拉尔米诺和阿保洛纽》（Belarminoy Apolonio），《蜜月苦月》（Luna de Miel Luna de Hiel），《乌尔巴诺和西蒙娜底操劳》（Los Trabajos de Urbanoy Simona），《黄老虎》（Tigre Juan）等书，都使他底世界的声誉一天天地增加起来，坚固起来。
从阿耶拉底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点：他底微妙婉转的话术，他底丰富的用字范围，他底丰富、流畅、娇媚而又冷静的风格。其次，是他底那种尖锐、奸诡、辛辣而近于刻薄的天才（而它又是隐藏在他所聪敏地操纵着的迂回曲折的语言的魅力中的）。凭了这两种特点，接触了英国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国的诸大师，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异的人物——大学生、发明者、流氓、政客、教士、斗牛者等——的氛围气中，他的作品是当然就连法国的弗洛贝尔（如果他能看见）都要自愧不如的了。
《黎蒙家的没落》（La Caida de los Limones）是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题名为《泊洛美德奥》（Prometeo）的三个诗的中篇小说（Novelas poemáticas）中的一篇，是阿耶拉的杰作之一，颇足以代表他的全部的风格。这是一篇以Casa de huéspedes（寄寓）底古典的描写开始的最残酷的故事，而阿耶拉又是带着那种不怕伤了读者的刁恶、热情和冷嘲讲出来的。
诗论零札（一）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
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法文：变异）。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种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
十一
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十二
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三
诗应该有自己的originalité（法文：特征），但你须使它有cosmopolité（法文：普遍）性，两者不能缺一。
十四
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十五
诗应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
十六
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写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十七
只在用某一种文字写来，某一国人读了感到好的诗，实际上不是诗，那最多是文字的魔术。真的诗的好处并不就是文字的长处。
诗论零札（二）
竹头木屑，牛溲马勃，运用得法，可成为诗，否则仍是一堆弃之不足惜的废物。罗绮锦绣，贝玉金珠，运用得法，亦可成为诗，否则还是一些徒炫眼目的不成器的杂碎。
诗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在这里，竹头木屑，牛溲马勃，和罗绮锦绣，贝玉金珠，其价值是同等的。
批评别人的诗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是一种不成理之论。问题不是在于拆碎下来成不成片段﹐却是在搭起来是不是一座七宝楼台。
西子捧心，人皆曰美，东施效颦，见者掩面。西子之所以美，东施之所以丑的，并不是捧心或眉颦，而是他们本质上美丑。本质上美的，荆钗布裙不能掩；本质上丑的，珠衫翠袖不能饰。
诗也是如此，它的佳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有“诗”的诗﹐虽以佶屈聱牙的文字写来也是诗，没有“诗”的诗，虽韵律整齐音节铿锵，仍然不是诗。只有乡愚才会把穿了彩衣的丑妇当作美人。
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
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箩。
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韵律齐整论者说：有了好的内容而加上“完整的”形式，诗始达于完美之境。
此说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仔细想想，就觉得大谬。诗情是千变万化的，不是仅仅几套形式和韵律的制服所能衣蔽。以为思想应该穿衣裳已经是专断之论了（梵乐希：《文学》），何况主张不论肥瘦高矮，都应该一律穿上一定尺寸的制服？
所谓“完整”并不应该就是“与其他相同”。每一首诗应该有它自己固有的“完整”，即不能移植的它自己固有的形式，固有的韵律。
米尔顿说，韵是野蛮人的创造；但是，一般意义的“韵律”，也不过是半开化人的产物而已。仅仅非难韵实乃五十步笑百步之见。
诗的韵律不应只有浮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
在这一方面，昂德莱·纪德提出过更正确的意见：“语辞的韵律不应是表面的，矫饰的，只在于锁骼的语言的继承；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
定理︰
音乐︰以音和时间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绘画︰以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舞蹈︰以动作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诗︰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对于我﹐音乐、绘画、舞蹈等等﹐都是同义字﹐因为牠们所要表现的是同一的东西。
把不是“诗”的成分从诗里放逐出去。所谓不是“诗”的成分，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起来时对于诗并非必需的东西。例如通常认为美丽的词藻，铿锵的音韵等等。
并不是反对这些词藻、音韵本身。只当它们对于“诗”并非必需，或妨碍“诗”的时候，才应该驱除它们。
《爱经》译本序
奥维德全名普布利斯·奥维德·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于公元前四十三年生于苏尔摩，与贺拉斯、卡图鲁斯及维吉尔并称为罗马四大诗人。奥维德髫龄即善吟咏，方其负笈罗马学律时，即以诗集《情爱》为世瞩目。渐乃刻意为诗，浓艳瑰丽，开香奁诗之宗派。卡图鲁斯之后，一人而已。
至其生平，无足著录，唯曾流戍玄海之滨，此则为其一生之大关键，《蓬都思书疏》及《哀愁集》即成于此。盖幽凉寂寞之生涯，实有助于诗情之要眇也。唯其流戍之由，亦莫能详，或谓其曾与奥古斯都大帝孙女茹丽亚有所爱恋，遂干帝怒，致蒙斥逐，顾无可征信，存疑而已。要之以作者之才华，处淫靡之时代，醇酒妇人，以送华年，殆至白发飘零，遂多百感苍凉之叹，亦固其所耳。
奥维德著述甚富，有《爱经》、《爱药》、《月令篇》、《变形记》、《哀愁集》等各若干卷，均为古典文学之精髓。今兹所译《爱经》（Ars Amatoria）三卷，尤有名。前二卷成于公元前一年，第三卷则问世稍后，然皆当其意气轩昂，风流飚举之时。以缤纷之辞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事，尤见渊博，故虽遣意狎亵，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奥氏晚岁颇悔其少作，而于《爱经》尤其悔艾，因作《爱药》以为盖愆。顾和凝《红叶》之集，羡门《延露》之词，均以晚年收毁而愈为世珍；古今中外，如出一辙也。
诗不能译，而古诗尤不能译。然译者于此书，固甚珍视，遂发愿以散文译之，但求达情而已。至所据版本，则为昂利·包尔奈克（Henri Bornecque）教授纂定本，盖依巴黎图书馆藏十世纪抄本，及牛津图书馆藏九世纪抄本所校订者也。
《星座》创刊小言
连日阴霾，晚间，天上一颗星也看不见，但港岸周遭明灯千万，也仿佛是繁星的罗布。倘若你真想观赏星，现在是，在这阴霾的气候，只好权且拿这些灯光来代替了。
沉闷的阴霾的气候是不会永远延续下去的。它若不是激扬起更可怕的大风暴，便是变成和平的晴朗天。大风暴一起，非但永远没有了天上那些星星，甚至会毁灭了港岛上这些权且代替星星的灯光，若是这些阴霾居然有开霁的一天，晴光一放，夜色定然比往昔更为清佳，不但有灿烂的星，更有奇丽的月，那时，港湾里的几盏灯光还算得什么呢。
《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上。编者和读者当然都盼望着这阴霾气候之早日终结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还得在这阴霾气候中再挣扎下去，那么，编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责。
《紫恋》译
高莱特女史，她的全名是西陀尼·迦孛丽爱儿·格劳第·高莱特（Sidonie -Galrielle Claudine Colette）。她是现代法国著名的女小说家、戏剧家、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及女优，法国人称之为“我们的伟大的高莱特”。她生于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堡根第的一个名叫圣苏佛的小城里。她是茹尔·约瑟及西陀尼·高莱特夫妇的女儿。
高莱特女史从小就爱读书，她在圣苏佛一个旧式小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曾遍读了左拉、梅里美、雨果、缪赛、都德等人的著作，但是对于那种孩子气十足的贝洛尔童话之类的书籍，她却不喜欢读。
一八九○年，因为家庭经济关系，她跟着父母迁到邻城高里尼去。两年以后，高莱特女史与盎利·戈谛哀·维拉尔（Henri-Gauthier Villars）结了婚。维拉尔比她年长十四岁，是一个音乐批评家，同时又是以维利 （Willy）这个署名在巴黎负盛名的“礼拜六派”小说家。结婚之后，高莱特女史常常将她在学生时代的有趣味的故事讲给维利听，供他以小说材料，因此维利也常常觉得他的妻子也有着能够写小说的天才。
于是在一八九六年，当他们夫妇旅行了瑞士及法国回来之后，高莱特女史开始自己写小说了。在一九○○年，她的处女作《格劳第就学记》出版了。这部书是用维利这署名出版的，虽她取材于幼年时的学校生活，但并不是一种狭义的自传式的小说。这书出版以后，毁誉蜂起，但大家都一致地不相信是维利著的。
从此以后，高莱特女史跻上了法国的文坛。《巴黎少女》（一九○一）、《持家的格劳第》（一九○二）、《无辜之妻》（一九○三）这一套连续性的小说次第地印行了，而书中自传性也逐渐地隐灭了。一九○四年，她出版了一本清隽绝伦的小品《兽之谈话》，在这部书中，她泄露了深挚的对于动物的慈爱。
一九○六年，她与维利离婚之后，曾经有一时在哑剧院中演过戏。但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中，她还继续著作。从一九一○年起，她每年有一部新著出版。
一九一○年是高莱特女史的著作生活及私生活两方面的重要年份。在著作生活上，她这年出版了《核耐》、《恋爱的流浪女》，这是一个离婚了的妇人，一个女优的自叙。这是她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有许多人都以此书不得龚果尔奖金为可惜的。在私生活方面，则她在这年中与盎利·特·茹望耐尔（Henri de Juvenel），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结了婚。从此以后，在一九一三年，她出版了《核耐》的续编《再度被获》。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这时期 ， 是欧洲最活动最多事的时期 ， 但也是高莱特女史最活动最多事的时期。她除了替《晨报》写许多短篇小说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别的报纸上的剧评家，一家书局的编辑，又在《斐迦洛》、《明日》、《时尚》这三家报馆中担任分栏主笔。在大战期中，她又曾当过看护，并且把她丈夫的财产捐助给一所在圣马洛附近的医院。
从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迷左》这部短短的小说开始，高莱特女史的倾向于一种极纤微的肉感的描写，格外显著而达到了纯熟的顶点了。一九二○年出版了《紫恋》〔原名《宝宝》（ Chèri ），注：男女间亲狎之称也〕，描写一个青春年纪的舞男（Gigolo）与一个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恋爱纠纷。那女人自信有永远把那青年魅惑着的能力，而那青年虽然在与另外一个美貌的少女结婚之后，竟还禁抑不住他对于那个年纪长得可以做母亲的旧情妇的怀恋。于是在挣扎了种种心理及肉体的苦恼之后，他决然舍弃了他的新娘，而重行投入他的旧情妇的怀里。然而，在一瞥见他的旧情妇未施脂粉以前的老态，一种从心底下生出来的厌恶遂不可遏止了。当那风韵犹存的妇人满心怀着的最后之胜利的欢喜尚未低落之前，一个因年老色衰而被弃的悲哀已兜上心来了。在这样的题材下，高莱特女史以她的极柔软的笔调写了这主角二人及其他关系人物的微妙的感觉、情与思想。在巴黎，不，差不多全个法国、全个欧洲，或者竟是全世界的读书界中，激动了一阵热烈的称赞。于是这本短短的小说一下子就销行了一百版以上。直到一九二六年，作者还为了餍足读者的欲望起见，出版了《紫恋》的续编：《宝宝的结局》。
在法国并世作家中，高莱特女史是一个有名的文体家。她在著作的时候非常注意着她的文体。她曾说：“我从来没有很容易地写作过，我常常有许多地方要改之又改，删了一些，或是增加一些，在校对的时候，我还要有一些改动的。”又说：“我不能在脑子里组织我的文章，我必须在动手写的时候，一面写一面组织。”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见这位被称为“有着文体的天才”的女作家对于她自己的作品是何等地重视，而我们即使从经过了译者的拙笔也还可以感觉得到的她那特殊纤美的风格，又是怎样的绝非得之于偶然啊！
（一九三四年七月译者记）
保尔·蒲尔惹评传
保尔·蒲尔惹（Paul Bourget）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九月二日生于法国索麦州（Somme）之阿绵县（Amiens），为法兰西现存大小说家之一。虽则跟随着他的年龄，跟随着时代，他的作品也已渐渐地老去了，褪色了，但他还凭着他的矍铄的精神，老当益壮的态度，在最近几年给我们看了他的新作。他的这些近作固然不值得我们来大书特书，但是他的过去的光荣，他在法兰西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怎样也不能动摇的。
他的家世是和他的《弟子》的主人公洛贝·格勒鲁的家世有点仿佛。他的父亲于斯丹·蒲尔惹（Justin Bourget）是理学士，他的祖父是土木工程师，他的曾祖是农人。在母系方面，他的母亲是和德国毗邻的洛兰州（Lorraine）人，血脉中显然有着德国的血统。这些对于蒲尔惹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弟子》第四章《一个现代青年的自白》第一节“我的遗传”中看到详细的解释。
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在索麦的中学校里做数学教员，以后接连地迁任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格莱蒙·费朗（Clermont Ferrand），而在那里做了理科大学的教授。蒲尔惹的教育，便是在格莱蒙开始的。《弟子》的《一个现代青年的自白》中所说的“他利用了山川的风景来对我解释地球的变迁，他从那里毫不费力地明白晓畅地说到拉伯拉思的关于星云的假定说，于是我便在想象中清楚地看见了那从冒火焰的核心中跳出来，从那自转着的灼热的太阳中跳出来的行星的赤焰。
那些美丽的夏夜的天空，在我这十岁的孩子眼中变成了一幅天文图；他向我讲解着，于是我便辨识了那科学知道其容积、地位和构成金属的一切，可望而不可即的惊人的宇宙。他教我搜集在一本标本册中的花，我在他指导之下用一个小铁锤打碎的石子，我所饲养或钉起来的昆虫，这些他都对我一一加以仔细解释”等语，正就是蒲尔惹的“夫子自道”。此后，因为他的父亲到巴黎去做圣芭尔勃中学（Collè ge Sainte - Barbe）的校长的缘故，他便也转到这个中学去读书。这是一个和法国文艺界很有关系的中学，有许多作家都是出身于这个中学的。在这个中学，他开始对于文学感到兴趣。就在这个时期，在一千八百七○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生活很有影响的而以后的他的杰作《弟子》，便在这个时期酝酿着了。在《弟子》的序言《致一个青年》中，他便这样地对青年说：
是的，他（指著者）想着，而且，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自从你开始读书识字的时候起，自从我们这些行将四十岁的人，当时在那巴黎的炮火声中涂抹着我们最初的诗和我们的第一页散文的时候起，我们早就想到你们了。在那个时代，在我们同寝室的学生之间，是并不快乐的。我们之中的年长者刚出发去打仗，而我们这些不得不留在学校里的人。在那些冷清清只剩了一半学生的课堂里，觉得有一个复兴国家的重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身上。
在一八七二年，他得到了文学士学位，便入巴黎大学专攻希腊语言学。在这个时期，他决意地开始他的文学生活了。
正如差不多一切的文人一样，他的文学生活是从诗歌开始的。他最初的作品便是在缪赛（Alfred de Musset），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以及当时（一八七五年顷）法国对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观念等的影响之下的几卷诗集：《海边》（Au bord de la mer），《不安的生活》（La Vieinquiète），《爱代尔》（Edel），《自白》（Les Aveux）。这些诗集，以诗歌的价值来说 ， 是并不很高的，它们的更大的价值是在心理学上。
在这些诗集里，蒲尔惹竭力把他对于拜伦和巴尔倍·陀雷维里（Barbey d’ Aurevilly）的景仰，和他的应用在近代生活上的细腻的分析的个人趣味联合在一起。那头两部诗集的题名，《海边》和《不安的生活》，就已很明白地表现出这个二重性，表现出他的在最矫饰的上流社会下面发现了一个深切的心理学的基础的愿望。因为在他的心头统治着的是心智的力，知识的热情，所以诗是和他不大相宜的。他是戴纳（Taine）和富斯代尔·德·古朗什（Fustel de Coulanges）的弟子；可是在很早的时候起，一切的思想潮流都已涌进他的梦想者和好奇者的心灵里了。在他看来，哲学与医学是和政治与历史一样地有兴趣 ，而在他的一生之中，对于人类的智识的最不同的倾向，他又怀着极大的关心。最和他的分析的禀性相合的艺术形式是小说，——他的第三部诗集《爱代尔》就差不多就是小说了——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取这个形式。
在写他的小说以前，蒲尔惹先发表了他的《现代心理论集》（一八八三）。这是当时批评界的一个极好的收获。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法兰西的诸重要作家，如波德莱尔，勒囊（Renan），弗洛贝尔（Flaubert）， 斯当达尔（Stend- hal），戴纳，小仲马（Dumasfils），勒龚特·德 ·李勒（ Leconte de Lisle）， 龚果尔兄弟（Edmond et Jules Concourt）等 ， 都有新的估价和独到的见解。
这部书，以及以后的《批评与理论集》（二卷 ， 一九一二）和《批评与理论集》（ 一九二二）表现着他的批评观念的演进。从他的最初的论文起，他就对于当代青年的这些大师决定了他自己的态度，在研究着他们的时候，他用那在他心头起着作用，互相抵触着或符合着而决定了他的发展的曲线的三个主要的影响确定他自己的立脚点：代表着心灵的不安和神秘的倾向的波特莱尔，心理分析的先驱斯当达尔，以及实验主义的大师戴纳。但和他们不同之处 ，是他并不从这立脚点前进而后退了。他渐渐地退到传统的、保守的、天主教的路上去。在他的《批评与理论集》的那篇《献给茹尔·勒麦特尔》（Jules Lemaitre）的序上 ，他这样地记着他的演进之迹：
这本书对于你会颇有兴趣：这里画着一条和你所经过的思想的曲线很类似的思想的曲线。我们两人都是在大革命的氛围气质之中长大起来的， 可是我们两人却都达到了很会使我们的教授们惊诧的传统的结论。
他终于找到了那最适宜于他的性格的艺术的形式了。他开始写小说了。在他的最初的几部小说，如《残酷的谜》（Cruel le Enigme 一八八五）， 《一件恋爱的犯罪》（Un crime d’amour 一八八六），《谎》（MenSonges 一八八七 ）等中，他只在找寻着他的个人表现。他在他的诗歌中和论文中所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心理分析精神，便开始在小说中大大地发展出来了。在这些小说之中，心理学者和诗人的才能同时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小说出版的时候，很受到自然主义者的不满的批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取诸上流社会的，而当时的自然主义者们却几乎不承认上流社会的存在。蒲尔惹是致力于描摹现实的各面的，他认为“上流社会”的研究亦是在小说家的努力的范围中的。他之所以选了上流社会，却也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觉得上流社会中的人物不大有物质的挂虑，职业的牵累，情感是格外奔放一点，分析起来是格外顺手一点。
他的许多长篇小说，如《昂德莱·高尔奈里思》（André Cornelis 一八八七），《妇人的心》（Un coeur de femme 一八九○ ），《高斯莫保里思》（Cosmopolis 一八九三 ），《一个悲剧的恋爱故事》（Une idylle tragique 一八九六 ），中篇小说如《复始》（ Recommencements 一八九七 ），《感情的错综》（Complica tions Sentimentales 一八九八），《心的曲折》（Les d étours du coeur 一九○八） 等等， 都是分析情感的作品。可是在一千八百八十九，那部在文学界上同时在他自己的著作间划时代的《弟子》（Le Disciple）出世了。这部小说出来以后，他也就决然地走出了他的摸索时期。它显示出了蒲尔惹的更广大的专注。从此以后，他不只是一个心理小说家， 而是一个提出了著者的精神上的责任问题的道德家了。这种道德家的严重的口气，我们是可以从那篇作为序文的《致一个青年》中看得出来的：
在〔我们这些做你的长兄的人们〕那些著作中所碰到的回答，是和你的精神生活有点利害关系，和你的灵魂有点利害关系的；——你的精神生活，正就是法兰西的精神生活，你的灵魂，就是它的灵魂。二十年之后 ， 你和你的弟兄们将把这个老旧的国家——我们的公共的母亲——的命脉，抓在掌握之中。你们将成为这国家的本身。那时，在我们的著作中，你将采得点什么，你们将采得点什么？ 想到了这件事的时候，凡是正直的文士——不论他是如何地无足重轻——就没有一个会不因为自己所负的责任之重大而战战兢兢着的……
在这部书出来的时候，是很引起过一番论争的。的确，这部书是有着它的重大性。它统制着蒲尔惹的思想之分歧，结束了二十年以来在蒲尔惹心头占着优势的各种观念。宣布了那从此以后将取得优势的观念：这是蒲尔惹个人一方面的意义。而在社会一方面的意义是：它越了纯粹艺术的圈子，提出了艺术家对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更广泛一点地说，提出了个人生活对于社会生活这个主要的问题。从此以后，他把作品的社会价值看得比艺术价值更高了。从前，他可以说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而现在他却是一位把小说作为工具，作为一种教训的手段的作者了。
的确，他提出了个人生活对于社会生活这个主要的问题，并因此而引起了道德的，宗教的，社会的诸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他只用了天主教的和保守派的理论去回答。《弟子》是用了巴斯加尔的《基督之神秘》中的这句表面上是假设之辞，而实际上却表现着一个宗教的信仰的话来结束的：“如果你没有找到过我，你是不会来找我的 ！……”
我们可以看到，蒲尔惹只在宗教的回返中看到了出路。以后不久，在《高斯莫保里思》（一八九三）中，蒲尔惹似乎又回复到他最初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心理小说一次。但这只是一个外表，在他的心里，他的主张仍旧一贯地进行着，一直引导他到《阶段》的正理主义（Doctrinarisme）。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从《弟子》以后，蒲尔惹便继续把他的天才为他的社会的信念服役了。但是他的成就是怎样呢？ 正如一切的宣传作品一样，我们所感到的只是使人厌倦的说教而已。《阶段》（ L’Etape 一九○三 ），《亡命者》（ L’Emigré一九○七 ），《正午的魔鬼》（Le Démon de midi 一九一四），《死之意义》（Le Sens de La mort 一九一五），《奈美西思》（N émé sis 一九一八）等等，都是这一种倾向的作品。而其中尤以《阶段》一书为这一种倾向的顶点。在《弟子》以后，比较可以一读的只有《正午的魔鬼》而已。
从文学上来讲，蒲尔惹的成就是很微小的。对于每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他虽然力求其逼真，使读者觉得确有其人，然而他往往做得过分了，使人起一种沉滞和厌倦之感。这些果然是一切心理小说家所不免的缺陷，但蒲尔惹却做得比别人更过分一点。他尤其喜欢在他的小说中发挥他对于社会、宗教、道德等的个人意见，使一部完整的作品成为不平衡的。这些，即他的一生杰作《弟子》中也不能免，至于《阶段》那样的作品，那是更不用说了。他的唯一的长处是在他天生的分析天才所赋予他的细腻周到。在这一点上，他是可以超过前人的。至于他的文章的沉重滞涩，近代的批评家们———如保尔·苏代（Paul Souday）———都有定论，也毋庸我们来多说了。
下面的译文，是根据了巴黎伯龙书店（Plon）本翻译出来的。在译方面，译者虽然已尽了他的力量，但因原作滞涩烦琐的缘故，所以译文也不免留着原著的短处。译者不能表达出作者的长处而只保留着作者的短处，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本书译成后半个月，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蒲尔惹在巴黎与世长辞了，享年八十有二岁。《弟子》中译本的出版，也可以算作我们对于这位法国大小说家的一点奠基吧。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关于“四行诗”，林庚先生已写过许多篇文章了，如他在《关于北平情歌》一文中所举出的《什么是自由诗》，《关于四行诗》，《无题之秋序》，《诗的韵律》，《诗与自由诗》等等，以及这最近的《关于北平情歌》。一位对于自己的诗有这样许多话说的诗人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说教者的勇气（但我们已看见一两位小信徒了），他至少是有狂信者的精神的。不幸这些文章我都没有机缘看到，而在总括这几篇文章之要义的《关于北平情歌》中，我又不能得到一个林先生的主张之正确的体系。
第一，林先生以为自由诗和韵律诗的分别，只是“姿态”上的不同（提到他的“四行诗”的时候，他又说是“风格”的不同，而“姿态”和“风格”这两个不大切合的辞语，也就有着“不同”之处了），而说前者是“紧张惊警”，后者是“从容自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林先生的论据之点是什么？是从诗人写作时的态度说呢，还是从诗本身所表现的东西说？如果就诗人写作时的态度说呢，则韵律诗也有急就之章，自由诗也有经过了长久的推敲才写出来的。如果就诗本身所表现的东西来说呢，则我们所碰到的例子，又往往和林先生所说的相反。如我的大部分的诗作，可以加之以“紧张惊警”这四个绝不相称的形容词吗？郭沫若、王独清的大部分的诗，甚至那些口号式的“革命诗”（这些都不是“四行诗”，然而都是音调铿锵的韵律诗），我们能说它们是“从容自然”的吗？
我的意思是，自由诗与韵律诗（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分开的话）之分别，在于自由诗是不乞援于一般意义的音乐的纯诗（昂德莱·纪德有一句话，很可以阐明我的意思，虽则他其他的诗的见解我不能同意；他说，“……句子的韵律，绝对不是在于只由铿锵的字眼之连续所形成的外表和浮面，但它却是依着那被一种微妙的交互关系所合着调子的思想之曲线而起着波纹的”）。而韵律诗则是一般意义的音乐成分和诗的成分并重的混合体（有些人竟把前一个成分看得更重）。至于自由诗和韵律诗这两者之孰是孰非，以及我们应该何舍何从，这是一个更复杂而只有历史能够解决的问题。关于这方面，我现在不愿多说一句话。
其次是关于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否是现代的诗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和钱献之先生和另一些人同意，都得到一个否定的结论。从林庚先生的“四行诗”中所放射出来的，是一种古诗的氛围气，而这种古诗的氛围气，又绝对没有被“人力车”，“马路”等现在的噪音所破坏了。约半世纪以前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人们夏曾佑，谭嗣同，黄公度等辈，仍然是旧诗人；林庚先生是比他们更进一步，他并不只扯一些现代的字眼，却扯一些古已有之的境界，衣之以有韵律的现代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崭新的新诗，但到它的深处去探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古旧的基础了。现代的诗歌之所以与旧诗词不同者，是在于它们的形式，更在于它们的内容。结构，字汇，表现方式，语法等等是属于前者的；题材，情感，思想等等是属于后者的；这两者和时代之完全的调和之下的诗才是新诗。而林庚的“四行诗”却并不如此，他只是拿白话写着古诗而已。林庚先生在他的《关于北平情歌》中自己也说：“至于何以我们今日不即写七言五言，则纯是白话的关系，因为白话不适合于七言五言。”从这话看来，林庚先生原也不过想用白话去发表一点古意而已。
这里，我应该补说：古诗和新诗也有着共同之一点的。那就是永远不会变价值的“诗之精髓”。那维护着古人之诗使不为岁月所斫伤的，那支撑着今人之诗使生长起来的，便是它。它以不同的姿态存在于古人和今人的诗中，多一点或少一点；它像是一个生物，渐渐地长大起来。所以在今日不把握它的现在而取它的往昔，实在是一种年代错误（关于这诗的“精髓”，以后有机会我想再多多发挥一下）。
现在，为给“林庚的四行诗是否是白话的古诗”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证例起见，我们可以如此办：
一、取一些古人的诗，将它们译成林庚式的四行诗，看它们像不像是林庚先生的诗；
二、取一些林庚先生的四行诗，将它们译成古体诗，看它们像不像是古人的诗。
我们先举出第一类的例子来，请先看译文：
日 日
春光与日光争斗着每一天
杏花吐香在山城的斜坡间
什么时候闲着闲着的心绪
得及上百尺千尺的游丝线（译文一）
这是从李义山的集子里找出来的，但是如果编入《北平情歌》中，恐怕就很少有人看得出这不是林庚先生的作品吧。原文是：
日日春光斗日光
山城斜路杏花香
几时心绪浑无事
及得游丝百尺长（原文一）
我们再来看近人的一首不大高明的七绝的译文：
离 家
江上海上世上飘的尘埃
在家人倒过出家人生涯
秋烟已远了的蓼花渡口
逍遥的鸥鸟的心在天外（译文二）
这是从最新寄赠新诗社的一本很坏的旧诗集《豁心集》（沉迹著）中取出来的。原文如下：
江海飘零寄世尘
在家人似出家人
蓼花渡口秋烟远
一点闲鸥天地心（原文二）
这种滥调的旧诗，在译为白话后放在《北平情歌》中，并不会是最坏的一首。因此我们可以说，把古体诗译成林庚先生的“四行诗”是既容易又讨好。
现在，我们来举第二类的例子吧。这里是不脱前人窠臼的两首七绝和一首七律：
偶 得
春愁恰似江南岸
水满桥头渐觉时
孤云一朵闲花草
簪上青青游子衣（译文三）
古 城
西风吹得秋云散
断梦荒城不易寻
瓦上青天无限远
宵来寒意恨当深（译文四）
爱之曲
黄昏斜落到朱门
应有行人惜旅人
车去无风经小巷
冬来有梦过高城
街头人影知难久
墙上消痕不再逢
回首青山与白水
载将一日倦行程（译文五）
这三首诗是从《北平情歌》中译出来的，《偶得》见第三十三页，《古城》见第六十一页，《爱之曲》见第六十七页，译文和原文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第三首第四句改变了一点），最后一首，连韵也是步原作的。我们看原文吧：
春天的寂寞像江南草岸
桥边渐觉得江水又高涨
孤云如一朵人间的野花
便落在游子青青衣襟上（《偶得》）
西北风吹散了秋深一片云
古城中的梦寐一散更难寻
屋背上蓝天时悠悠无限意
黄昏来的冻意惆怅已无穷（《古城》）
都市里的黄昏斜落到朱门
应有着行人们怜惜着行人
小巷的独轮车无风轻走过
冬天来的寒意天蓝过高城
街头的人影子拖长不多久
红墙上的幻灭何处再相逢
回头时满眼的青山与白水
已记下了惆怅一日的行程（《爱之曲》）
这就证明了把林庚先生的“四行诗”译成古体诗也是并不困难而且颇能神似的。
这些所证明的是什么呢？它们证明了林庚先生并没有带了什么东西给现代的新诗；反之，旧诗倒给了林庚先生许多帮助。从前人有旧瓶装新酒的话“四行诗”的情形倒是新瓶装旧酒了；而这新瓶，实际也只是经过了一次洗刷的旧瓶而已。
在许多新诗人之间，林庚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诗人，《夜》和《春野与窗》曾给过我们一些远大的希望，可是他现在却多少给与我们一些幻灭了。听说林庚先生也常常写“绝句”（见英译《中国现代诗选》），那么或者他还没有脱出那古旧的桎梏吧。在采用了这“四行诗”的时候，林庚先生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大森林中一样，他好像他可以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然而他终于会迷失在里面。
而且林庚先生所提创的“四行诗”，还会生一个很坏的影响，那就是鼓励起一些虚荣的青年去做那些类似抄袭的行为，大量地产生一些拿古体诗来改头换面的新诗，而实际上我们的确也陆续看到了几个这一类的例子了。
关于国防诗歌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文学的各种样式中，诗是进步得最快而比较最有成就的。
其所以如此者，第一是为了它没有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牵制，不像写小说的人们那样，要受了市场的影响而改变其作风，甚至思想，并因供给市场的需要而大量生产，而粗制滥造（这是一般的现象，我们然不乏优秀的小说作家，如废名，沈从文，施蛰存以及其他少数的作家，但这不幸都是例外）；第二是因为那些但为“幸福的少数”或甚至但为自己写着的那些诗人们，如果他们的写作手法并不比别人高一点，那么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一定要比别人深切一点，因为，在取诗为他们的表现形式的时候，他们就是高人一等的了。但是这在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最有成就的新诗，在中国文坛上却受到了它所不应得的遭遇：一般人对于它的态度是忽视，另一些人却竟加以轻鄙。但看一般文艺杂志把填补空白的地位让与诗或竟一点地位也不给它，就是一个明证了。在读者之间呢，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自然以巴金式的恋爱革命型小说最合脾胃，对于那不能满足他们的浅薄的趣味的诗，不感到兴趣的是不足怪的；但是有鉴赏力的纯粹诗的读者，却似乎也并不像别人所猜度那样地少，观乎以前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之繁荣一时，以及现在新诗社出版的新诗月刊之生气蓬勃，写诗的人们也就可以得到一点慰藉了。
但是这种慰藉究竟只是一点点，因为现在又有人主张不需要这些纯诗，而提出了“国防诗歌”这口号了。在这些人的意思，一切东西都是一种工具，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他们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盲目的工具，便以为新诗必然具有一个功利主义之目的了。他们把诗只当作标语口号，所以在一般的标语口号的更换之下，我们听到了阶级诗歌、反帝诗歌以及现在的“国防诗歌”（在另一方面，提出了民族诗歌的人们也是同样的浅薄）。平心静气地说来，诗中是可能有阶级、反帝、国防或民族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但我们不能说只有包含这种意识情绪的诗是诗，是被需要的，我们不能说诗一定要包含这种意识情绪，除非我们否定人的思想感情的存在，否定人的存在。但是那些所谓“国防诗歌”的提倡者们是怎样的呢？他们以为只有包含国防意识情绪的才是诗，是被需要，他们主张诗必须要包含国防意识情绪。有了这种偏狭的见解，这种非人性的头脑，无怪其不能和诗去接近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情绪的诗可能是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诗”是没有了的，而且千篇一律，言不由衷，然而那些人们却硬派它是诗，而且，为要独标异帜起见，还给它巧立了“国防诗歌”这头尾不相称的名称。这种所谓“国防诗歌”，因为在写作上有极大的便利的缘故（第一，它有着固定的公式，其次，它用不到艺术手法），所以在自己的一群中一唱百和，你也来一首国防诗，我也来一首国防诗，结了一个帮口，造成了一个风气，好像摇身一变大家都成为真正的国防诗人了。然在有识之士看来，这真是不值一笑。现在，我们姑且把这所谓“国防诗歌”的艺术价值搁起不提，而来看看它的实际效用吧。当然，我们不会苛求这些纸人纸马化为千万神军，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也不希望这些出自“国防诗人”手笔的古怪的东西像李谪仙醉中所草的吓蛮书一样，把番使吓退。我们至少要问的是：这所谓“国防诗歌”者，果能鼓动群众的爱国御敌之心吗？果真能激励前线战士们的勇气吗？如果是的，纵然不是诗也是一种有用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所采取的形式，它的表现方法，它的字汇等等，都是不能和大众接近的（为了实用起见，那些国防诗歌的倡论者实在应该放开了诗而走山歌俚曲那一条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抓住了诗不肯放手），其结果只是自写自读自说的书斋里的东西而已———而且是怎样寒伧的一个书斋啊！
空言无益，让我举出我亲自碰到的实例吧：旧历年底我回到杭州去的时候，在火车上偶然买了一本所谓前进的杂志翻翻，在这杂志里，就登了两首“国防诗歌”。这时候我忽发雅兴，想知道一般人对于这所谓“国防诗歌”的理解是怎样，便对我邻座的一位劳动者型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上海某营造厂的工人）提议念诗给他听，请他听了之后说觉得怎样。他在惊讶之中答应了，于是我念起来，于是他惊讶地听着。等我念完之后，他摇摇头，说道：“不懂，不懂，也不好听。”这时对座的一个士兵正在好奇地望着我们，我便把那杂志递了给他，请他看看我所念过的那首诗，因为他手头有一份报，我知道他是认字的。他接了过去，皱了眉头用心地看着，有时还念出声来。等他看完了，我问他觉得如何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全是废话。什么‘打敌人’，尽嚷着中什么用，还不是要靠我们的枪杆儿！”接着他便说了一句粗鲁的话。这所谓“国防诗歌”所自以为能从而收效果的人们的感想是如此！“国防诗歌”往哪里去！既不是诗歌而又和国防一点也不生瓜葛的“国防诗歌”留在那么寒伧的书斋中做一个空虚的幌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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