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七日暖-城市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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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注:有谦和、愉快、礼貌、诚恳的态度,而同时又加上有忍耐精神的,是非常幸运的人。——辛尼加

    春天时候,男人租住了我的储藏室。那天往楼上搬两个皮墩,一位男人凑过来说:“我来吧,只要一块钱。”把皮墩安置在客厅以后,他问我这附近哪有便宜房子可租。“不能超过50块钱。”这是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可是他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寸土寸金的市区,就算只摆一张床,每个月也得付出几百块钱。于是我把他带到我的储藏室,说:“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男人搓着手说:“太好了。”

    储藏室狭窄阴暗,那本来就不是为了居住而设计的。男人来到这个城市,坐了两天一夜火车。老乡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很累,工资也很低,可是男人说,这比在老家强多了,无论是伙食、工作强度还是收入。他在老家是什么样的日子,可想而知了。

    问他工地上没有工棚?他说有。租房子,是想把他的爱人接来。“刚给她找了份在饭店帮厨的活,管吃,一个月400块钱。在我们乡下,得近半年赚呢。”他红着脸说,“再说我也有点想她了。”男人的脸膛很黑,似乎总也洗不干净。我知道那是他的肤色——在遥远的大山里,泥土的颜色,深深沁入他的皮肤。

    女人在一个清晨走进他们临时的家。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声音又粗又亮。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从一个旧帆布包里往外掏东西:枕巾,换洗的衣服,夏天的蚊帐,冬天的棉衣……看得出来,他们做好了在这里过冬的打算。男人给她介绍,说这位是房东,女人侧过脸,向我笑笑,当打了招呼。然后她把男人的脏衣服拾进一个洗脸盆,“哗哗”地搓洗起来。我提醒男人说,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应该让她休息一下。男人笑着说:“没事,乡下早习惯了。”我转身往楼上走,想起钳子还忘在他们屋里,回去取,却看见坐在洗脸盆旁边的,已经换成了男人。

    储藏室里没有水管,男人用水,需要来我家提。他总是站在门口,把水桶递给我,我打满水后,再递给他。让他进屋坐,他死活不肯。“我这一身脏,就不进去了。”他说。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那是一种卑微的微笑。可是那种卑微并不乞求你的怜悯,那是一种刻意与你拉开距离的表情。

    仅仅有一天晚上,他进了屋,爽快地换上拖鞋。他穿着雪白的袜子,那上面甚至还留着折痕。显然袜子是刚换上的,为进一次屋子,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站在客厅里告诉我,广场上正在摸奖,头奖20万块呢。我问他:“你也想试试?”他点点头。我说那你就试试,不过千万别掉进去,这种事落到你头上的概率很小,就像天上一个炸雷正好击中躺在床上睡觉的你。他笑笑说:“我爱人就给了我十块钱本钱。”然后他问我20万块钱有多厚,我说:“我没见过那么多钱。”他又问:“那一万块钱呢?”我给他比划一下,他立刻露出失望的神情。“这么少啊!”他说,“我还以为多少呢。”这时桶里的水满了,男人提了水下楼,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

    第二天我在楼下遇到了男人,他急匆匆往这边走,手里抱一盆花。花是草花,没有名子。也许有名子,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子。花栽在黑色的薄塑料盆里,塑料盆又小又丑。这种草花城市里随处可见,逢重大活动或者节日,会用它们摆出文字或者图案。我问他:“摸到20万了吗?”“20万没摸到,不过摸了一盆花!”男人兴奋得满脸通红,“摸奖现场的花,他们要扔掉,用卡车往市郊拉,我就要来了一盆。这要放在窗台上,多漂亮!”似乎,得到一盆花,远比摸到20万块钱让他高兴。进了屋子我才想起,储藏室的窗台上,根本没有阳光。我不知道那盆草花会在那里活多久。

    很快到了夏天,男人开始变得不开心。有时在楼下遇到,匆匆和我打一个招呼,却是眉头紧锁。记得一个雨天,男人没有出工,我提了酒和下酒的小菜找他喝酒。一开始男人用嘴唇轻轻地抿,客气拘谨得让人难受,可是几杯下去,他就变成往嗓子里倒,甚至和我抢酒喝。看得出来他酒量并不大,连眼珠子都变得血红,模样很是恐怖。他说建筑队不能按月发工资,只等年底一次给清。听别人说现在这个老板很赖皮,他怕自己受骗,到年底一分钱也拿不到。我说不会吧,不是你老乡帮你介绍的吗?“老乡也可能被骗啦。”男人苦笑,“建筑队的老板一年一换,谁能拿得准?”我说那不如现在就辞了,反正干建筑的活并不难找。“这怎么行?”男人说,“那整整一个春天岂不白干了?再说,万一年底能拿到钱呢?”男人用上了“万一”这个词,他的话让我有些伤感。

    后来男人说,幸亏让他爱人来了。他爱人赚到的钱,减去两个人的花销,总会剩那么一点点。他们每个月都会去一趟邮局,那剩下那点钱寄回老家,让他们的父母买些农药化肥,让他们的儿子能够继续读书。“400块钱,减去两个人的花销,还能剩下?”我吃了一惊。“不是400块钱,是380块钱。饭店说经营不好,每个月,要扣20块饭钱。”“不是说管吃吗?”“是啊。我找过他们,可能说话的声音大了些,他们就说,没见过为20块钱来吵架的。可是,我是去和他们吵架吗?我是去和他们讲道理……他们说一开始我听错了……所以我说,人要讲良心。就为20块钱,连良心都不要了,城里人怎么会这样?”他真的喝多了。他一改平时那种小心谨慎的说话腔调以及总是挂在嘴角的卑微的微笑。可是他的这些话,也许,只能够说给我听。

    临走前我瞅了一眼窗台上的那盆草花。花朵已经凋谢,叶子却长得茂盛。窗台上没有阳光,花的生命力让我惊叹不已。

    秋天时他们的日子更是难捱。市里连续发生几起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那段时间,加强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警察们常常在夜间突然袭击,检查他们的暂住证。每到这时候,男人和她的妻子就会躲出去,直到警察们离开才敢回来。照例是女人在楼下等着,男人敲开我的门,问我:“查完了吗?”得到确定回答后,才敢开门进屋。劝他不妨办一个暂住证,男人说:“办个证,得好几十块呢。我们一个月下来,也就省下这点钱。”以后碰上查暂住证,仍然躲出去。那时已是深秋,街上很冷。两个人走到街心花园,在冰冷的石椅上,在寒风里,一坐就是半宿。有一次下了雨,他们又没有带雨具,就在街心花园里淋着雨,天很晚了才回来,冻得就像两根红萝卜。其实不远处就是一家商场,商场外面的遮阳棚完全可以避雨。可是他们硬是不肯躲进去。男人对我说,淋点雨倒没什么,就怕有些人看他们时的那种目光。那目光里包含了太多的歧视,落在身上,远比淋雨让他难受。

    没有任何人给他们通风报信,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警察要来查暂住证的。我只能猜测,男人一听到外面有动静,就警觉地爬起来,然后拉起自己的女人,贼一般飞快地离开。其实,那个储藏室,算是他们暂时的家吧?——每晚,他们睡在自己的家里,却是胆战心惊。

    男人的工资,仍然没有发放。女人的工资,再一次被降低。现在他们减去花销,几乎不剩分文。那天男人突然送走了女人,然后找到我,说,他想跟那个老板动真格的。我问:“动什么真格的?”他告诉我,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民工因为欠薪,爬上广告牌,把事情闹大,欠他们钱的老板怕了,就乖乖地把钱给了。我说:“你可千万不要干傻事。万一真从上面摔下来呢?”他低下头,沉默不语。很久后他抬起头,说:“是啊,万一真从上面摔下来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我养活呢。”他再也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开。晚上我去看他,他正在浇窗台上的草花。已经初冬了,那草花的叶子,依然是绿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建筑队已经停工。他又找了另一份工作,是在家俱市场干装卸工。钱虽然不多,不过可以按月发。装卸工没有宿舍,这也是他继续住在储藏室里的理由。以前的老板给他打了一张借条,每隔几天,他就会去要一次。可是结果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着他对这个城市的失望。

    冬天里雪花纷飞,他开始计划着离开。他说装卸工的竞争也很厉害,他的身体,又比不得别人。他说了好几次,却一直咬牙坚持。他说要过年了,怎么也得攒点儿,回家过年用。自从女人离开后,晚上我从未见他开过灯。也许他太累了吧?也许他认为,一个装卸工,根本没有开灯的必要。

    他一次又一次去讨他的工钱,一次又一次空手而归。临过年的时候,市中心广场再一次举行福利彩票摸奖,男人再一次动心。这次他为自己准备了20块钱本钱。他对我说,如果能够摸到一等奖20万元,哪怕摸到二等奖五万元或者三等奖一万元,建筑队老板欠他的钱,他就不要了。“我当场把那张借条撕了!”他恶狠狠地说。“可是这跟你摸到奖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的血汗钱你应该要啊!”“不要了!”他重复着自己的话,“真的不要了。”

    当天晚上,男人最后一次和我喝酒。他说连最小的奖也没有摸到,他注定要空着两手回家。他把那张借条从口袋里摸出来,递给我,说:“我跟老板说了,如果他良心发现,就把钱给你,你再转给我。”“这样能行吗?”我忙说,“难道你就不能再等几天试试?”男人盯着我,说:“你认为再等两天有用吗?”我无语。男人接着说:“这钱,今年是没指望了。回了乡下,明年,说不定我再也不出来了。专门为这点钱来,如果还要不到,火车票我都买不起了。”我接过那张借条,看了看,不足五千块钱。下了楼,左拐,有一家大酒店,进去,上楼,随便去一个雅间,点一桌“农家乐”大菜,五千块钱,可能还不够。

    酒喝到最后,男人流下了泪。他用一只手去擦,却总也擦不干净。他不再说城里人的任何不好,只是一个劲地流泪。男人有着粗糙的面孔,他的胡子几乎遮住他大半个脸。男人虽然卑微,可是他一直很坚强。但是现在这个坚强的男人正在流泪,泪水滴进他端起的酒碗,他闭着眼晴,一饮而尽。

    男人搬走后,我在储藏室的窗台上看到那盆草花。它已经枯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过了年,男人真的没有回来。他像奔向大海的一滴水,无影无踪。按照他说的地址,我没有找到那个老板,听别人说他早在年前就消失了,这说明男人已经不可能要回属于他的血汗钱。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去储藏室找东西,突然发现那棵很久未曾浇水很久未曾见过阳光的草花,竟然奇迹般地长出两片淡绿色的嫩叶。那之前我一直以为,那种草花,只可以活一年。后来我想,也许它们本来都是可以过冬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强行剥夺了它们生存的权力。——第二年,它的叶子不好看了,长出了难看的高茎,开不出漂亮的花朵,对城市来说,就不再是点缀,而是丑化和负担。于是人们把它们丢弃,像丢弃千百个流浪汉,或者千百个流浪汉一样的农民工。

    我知道那男人不可能再回来。他给城市注入了生命,城市却没有善待他。他是千百棵被遗弃在郊外的草花中的一棵,属于城市的生命,在开花的那一刻,就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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