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报新闻，报上登着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先关灯，后关门，床上搞得轰轰神。”这是汉口坊间有点低俗的儿歌。武汉人的读报习惯不知始于何时，也许是一种传统，因为百年前武汉的报纸水平就不低。英国人在1866年创办了《汉口时报》，汉口商人艾小梅1873年创办了《昭文新报》，以后武汉的报纸在鼎盛时达40余种，足以让市民养成关注市井新闻的日常习惯。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报刊不断报道百业发展的同时，也报道经济发展背后引起的社会矛盾。
由矛盾激化而酿成的群体事件在那个年头此起彼伏。1905年，汉口铜货业、手工业3000多人罢工，反对资方减发工资。以蔡辅卿为首的汉口商人，响应抵制美货。1908年5月10日，汉口巡警道下令撤去沿街摊点。巡警逐段驱逐摊贩。13日，小贩们聚集涵芬茶楼商议反抗，涌至汉黄德道署，“跪恳生路”，遭到兵营和巡警弹压。摊贩被逼至长沙会馆空场上，增至八九千人，将汉口各警察专局、分局全行捣毁，并抛砖丢瓦追打警察，纵火烧毁警察局。龙王庙街日本洋货店被群众捣毁。军警开枪乱击，打死摊贩数人。汉口巡警道冯启钧在河街清佳楼的公馆被群众捣毁。湖广总督陈夔龙不得不发布手谕“命尔等各安业，照旧设摊”。1909年1月4日，汉口木工七八百人聚集到湖北新军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统带官龚光明公馆前，抗议其拒不交付五万两工程款，砸毁其宅室内器物。
历史总有些惊人地相似。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武汉所发生的“禁摆地摊”、“拆违章建筑”、“禁麻”大行动早已有之，所酿成的群体事件以汉口最著。“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语）
天灾人祸，不期而遇。1908年长江大堤漫水，武汉三镇湖乡颗粒无收，城内外居民多处积水中，夏口厅后湖一片汪洋，居民数千户，仅见破败的屋脊。1909年汉江横流，后湖京汉铁路一带贫民结棚而居者不下万余户。1910年夏口弹丸之地竟聚流民二十余万。1911年夏，武汉又遭水灾，严重程度不减于1908年。从1898年秋至1910年，长江中下游发生90多起暴动事件，尤以湖北、湖南为多。1910年夏的沔阳饥民暴动规模较大，湖广总督瑞澂闻警，“当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带四十二标精锐目兵一队，赴该处帮同防守。”其他会党起事层出不穷，见诸报端的有1904年的襄阳县与宜城县的“游勇肇乱”，及该地的“刀会”应和；1906年光化县老河口会首柯了凡、孙老幺起事；罗田张正金发动并联络麻城、霍山会首的会党起事；黄冈上巴河会党起事；通山县会首吴有元、吴松林以年荒“纠众倡乱”；随州大碑店红灯会起事；德安府双河集红灯会起事……同盟会会员咸丰人温朝钟于1910年在川鄂交界处组织农民起义，攻占了黔江县城，规模最大影响最烈。
现在，让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的报道，看看当时城里城外究竟有哪些社会现象和动态引领着市民的关注吧。
5.剪辫子成为新的时尚
中国至今是烟草大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之。”当朝鲜商人将烟草输入沈阳时，清太祖皇太极还下令禁止。罂粟是从印度传入的，到明朝成化年间“中国始得取汁之法”，差不多跟汉口城史同庚。十八世纪初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至酿成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大清帝国国将不国，被迫与列强签定了上百个屈辱的条约。鸦片烟毒在中国泛滥成灾，危害甚巨。很多人就是染瘾难戒，不惜变卖家产买毒品，致家道中落。也许鸦片也流入欧美等地，才形成禁烟的国际舆论，于是1909年在中国上海举行了“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间禁毒会议，开创了国际多边禁毒合作的先河。
百年前武汉的禁烟和21世纪之初的“禁麻（麻木的士）”一样，还是“有情操作”的。“省城各烟馆已一律闭歇，所有烟具均由官收买。惟汉口、汉阳两镇尚未实行禁革。鄂臬梁心海廉访详请鄂督札饬夏口厅、汉阳县均遵照武昌举办。”“冯巡道与各土商议定，限年底全行收歇，以三个月为一期，每次禁止四分之一，现各烟馆每售膏一两，加倍收膏捐钱八十文，以示寓禁于征之意。”
还有一股关涉反清的潜流正在民间涌动，那就是断发易服的事件屡有发生，成为在全国领风气之先的政治动向抑或生活时尚。
“况我大汉从前，概无豚尾法制。”汉人一向认为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应剪掉抛弃，一般都行束发。满清入关200多年，汉人蓄辫就有200多年，从顺治二年起强制推行满人发式，将头部的前面剃光，后头编成辫子挂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以此同化汉人。“剃头”一词即始于此，原来的梳篦匠纷纷改为剃头匠。三镇多见“剃行头”的转悠在大街小巷。清末民初，理发业由挑担上门不少转向坐地经营，名为剃头铺或整容店。汉口最正规的是1913年2月在法租界车站路口开的“长生堂”，老板是扬州人赵金洲；武昌最早的是1914年在武昌民主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今基督教武昌堂）隔壁开的“青年会理发室”。老板是广济人夏长恩，他1908年作为工作人员随清政府外交使团到意大利学艺三年，并购置一套理发器具，1911年挟技回国，可以称之为武汉剃头匠的祖师爷。此行业“虽是毫毛技艺，却乃顶上功夫”，颇为吃香，汉口俗话说是“皇帝脑壳由他掰”。
“江阴十日”、“嘉定三屠”，满清不知杀了多少不愿蓄辫的汉人，才使全国渐渐养成剃头风俗。太平天国又翻起历史旧账，颁布蓄发令，被清廷骂作“长毛”、“发贼”，镇压下去。如今“世风日下”，反满汉人蠢蠢欲动，以剪发为时尚，其叛逆精神毕现，以致当局防不胜防。1911年伊始，《申报》就连发“鄂省学生断发之处分”、“鄂学生纷纷剪发”消息：“武汉商学军各界，近日剪发者不可胜数。陆军第三中学日前又有二百余人同时剪发。”“鄂省各文武学堂自本年九月以来，学生中剪发者此仆彼起，虽严惩不能禁制。据剪发不易服会报告，学界约一千余人实行，兹两湖师范学堂又有十余人于初七日相约剪去发辫……”“汉阳高等小学堂诸生，因管理员取缔剪发极严，约于前日夜间私召整容匠十余人在寝室内全体剃去，不料仅剃至二十余名，为更夫窥见，告密于监学。该监学张某素反对剪发，闻信手持指挥刀前来，扭住整容匠痛打，欲送汉阳县惩办。剃发匠人多力大，竟一拥而逃。”罚不责众，当局没有办法，“欲践前言开除，则全校必立形解散”，“饬暂将各生各记大过一次，勒令装戴假辫，并禁假三星期不准外出，以示薄罚而觇后效。”“乃将各生此次年假大考分数扣去一半以示薄惩。”
风潮难禁，湖北当局随机应变，也算与时俱进，便有了“鄂提调停军人剪辫之新法”。原来，清代留辫子还是军官的一种特权，普通士兵必须将辫子盘在头上，戴上帽子遮起来。《申报》1911年2月14日报道：
张虎臣提军以发辫本与军人有莫大妨碍，弃之实便操作，惟现今未奉明谕，率尔剪除殊违国朝定制。但时会所趋，官弁、兵丁咸私自剃剪，虽经严行禁制，视若无闻。若长此优容，必起违抗命令之渐，特于取缔之中寓调停剪辫之意，下令军中将脑后之发准其剃去，其脑前之发不必用绳结辫，盘髻于顶，管以铁丝，以便藏于帽内，无毫发之痕迹，有文明之气象。庶国体军心两无妨碍。现各协标统、管带各官已遵饬转令各兵士，限于正月望前一体遵办。自此以后，如有擅行将发剃尽者，即以故违命令治罪；其以前剃发者，则责令将顶前蓄起，不准违延。噫嘻！斯亦剪辫史上之奇闻也。
这个张虎臣即是以后要写到的张彪，他敢于自作主张，没有把剪发上纲上线到“现行反革命”行为，这一点倒值得肯定。无独有偶。黎元洪在其部下剪去发辫后也没追究，还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薙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前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予所崇拜也。”剪发作为社会现象，会带来连锁反应。《申报》报道，断发势必易服，“缘我国一旦易服，则朝野上下群趋重于洋装，外国呢绒毡纱等货必将竞运来华推广销路，而我国衣冠绸缎皆成废物。”“敝省当业、绸业、帽业、衣业各商帮颇形惶惑。”这些都将危及到社会的安定。
孙文先生1895年在日本即断发易服，他长期在国外，本属外籍公民，断无妨碍。鲁迅先生1903年留学日本时剪辫，并在照片上题诗抒怀“我以我血荐轩辕”。可能武汉之外的乡镇剪发之风稍弱。1911年腊月初九，武昌起义早已发生，黎元洪的辫子已剪去多时。辛亥报人朱峙三的日记中写道，他“在鄂城途遇孟宽圃先生，见予与学友无辫，骇甚”。1911年12月7日，清廷准资政院请，允许全国官民自由剪辫子了，但老百姓从情感上和心理习惯上还不能接受，就像徒然少了一件器官。当袁世凯的辫子在清帝宣统退位的当晚（1912年2月12日）“咔嚓”一声剪去，还留着“豚尾”的恐怕只有张勋“辫帅”和他的军队了。
“辫发从来北狄风，武灵胡服亦相同。垂垂脑后休多事，削尽烦丝万虑空。”（罗汉《汉口竹枝词》）管它那些，毅然剪去屈辱和累赘的秃头们，就要以崭新的面貌从庚戌年进入辛亥年了。
6.后湖征地与吴一狗事件
历来让当局挠头的还有城乡结合部“菜农”的惹是生非。
汉口后湖一带地势低洼，向为水乡泽国，湖民涨水时捕鱼捞虾，退水后种菜栽瓜，自得其乐。官府向来未加深究，任凭业主经营。闹长毛时，业主地契遗失甚多。1905年后湖长堤张公堤建成，涸出田地9万余亩，泽国化为沃壤。为修堤摊了捐、出了力的后湖农民在此耕作生息。1908年，汉口官府命土地清丈局订立章程，凡无约无契为据的土地，或有约有契而尺寸不符者，均作为“官荒”，照章充公。这一苛政无疑切断了许多人的生路，居民群相聚议，刊刻传单散发街头，还派代表过江到武昌督署历陈苦状，搞越级上访。5月30日，清丈局人员仍坚持在后湖丈量土地，湖民纷纷围拢，陈述情状。见群众越聚越多，汉口巡防营和巡捕营各带枪械而来，以致发生哄闹，致湖民三人重伤。千余湖民到汉口汉黄德道署、夏口厅署请愿。“人山人海，有手执香者，有口呼冤者，难以数计。”“蚩蚩者氓，何昔怯而今暴也！”（《江汉日报》1908年6月2日）张彪派四十二标两个营到汉口驻防，以资弹压。花布街太平会馆、四官殿、黄陂街等地仍有市民游行不绝，巷议沸腾。
媒体纷纷报道，当局颁发章程，“后湖各地须以契约为凭，无契者一律充公”，“以是业户群惧失业，日前刊发传单，集众要求取销局章。”“后湖清丈局，新章取缔民地过严，致被地户捣毁局所。……讵料初三日午后，竟纠众数千人，由马路口起直至清丈局门首长约四五里，各插香一枝，大呼求恩。”这本是一种有组织的和平示威。“巡缉营勇闻信到场弹压，持械击伤三人”，“拨调驻省新军一标，于夜间九句钟，由张虎臣编制率带渡江弹压，众始逐渐散去。”随后“暂将清丈事宜停止”，“并出示晓谕，严戒各色人等勿得再滋事端。”
过了一年，即1909年9月，后湖贫民因征地问题聚众捣毁官地局的事件仍然发生。汉口后城堤外玉带河一带官基上自硚口，下至六渡桥，棚户约万余家，均作小本挑担生意。因警察局拟从苏湖公所旁修筑马路一条直接堤街支路，官地局特饬地保鸣锣，令苏湖公所旁棚户拆屋让基。岂料各棚户因此造谣，说官地局尚须逼逐……否则即纵火焚烧。一时哄动，贫民千余人齐拥至官地局，大施野蛮手段，抛掷砖石，拆毁房屋，局中哨弁刘宝珊及巡勇人等均被打伤……几天后，“兹悉倡首造谣之人系痞棍叶长子，当晚经夏口厅访闻，派差拿获收押候办。讵叶之妻于二十四日，唆令棚户妇女二三百人，各执香一束，拥至厅署滋闹。”
《申报》接连发表的有关后湖的新闻还有：“后湖贫民闹局案余闻”、“添辟后湖商场之计划”、“汉商会议后湖开辟马路详情”、“后湖开辟马路第三次会议”等等，仅这一件事就闹得沸沸扬扬、旷日持久，以至一个妇女（恐怕还是小脚女人）就能吆五喝六跟当局叫板，说明时局的严重不安定与执政者的无能到了何种地步。
清代城市主要交通工具是轿子，至清末才有人力车传入。据载1870年日本人礁加夜合发明了第一辆人力车，1888年在汉口租界上出现，为少数外国人役用，故一般叫“洋包车”。1901年，汉口租界工程部应外国商人开办人力车行的要求，批准了四家车行，共有1000辆人力车办证准运。1903年，湖北巡警道也在汉阳、武昌开展人力车办证。拉车者风来雨去十分辛劳，一般随身带上瘪瓶子的汉汾酒，没事“迥（相当于湖南话的“呷”）”几口，醉醉醺醺的，故被俗称为“麻木”。1907年汉口城垣拆除修起后城马路后，人力车这一行业得到长足发展。
1911年1月21日的刹黑，有个叫吴一狗的“麻木”，拖车从英租界汉舞台向怡园前行，“不意车轮误触保正（巡捕）之足，保正怒，即击吴一棍，吴即倒地。方欲挣起，又被保正足踢数下，旋即毙命。有四华人见之，颇为不平，保正又将此四人拘送捕房管押。”“哪家出车的没有回哟，后城倒着个拖车的。”后城外棚户区有人敲锣呼喊，锣声响处，汉口大智门至一码头有车夫3000余人闻知此讯，咸抱不平。第二天，有车夫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千人齐集巡捕房闹事。英捕悍然开枪，打死打伤20多人。23日，汉口各界上万人游行，抗议英国人屠杀无辜的暴行，以路边碎石为泄愤和复仇之武器，向印度巡捕投掷，其情景与巴勒斯坦群众相似。阿以争端百年不止，耶路撒冷的石头总也丢不尽。而我们的城市现在仍有矛盾，但哪还能找到那么多石头呀。
《申报》对吴一狗事件进行连续滚动报道，尽量夺人眼球。有《汉口罢市风潮始末记》、《汉口罢市风潮余记》、《汉口罢市案之余波》等。现录1911年2月2日报道：
去冬（指阴历）汉口罢市一节屡纪专电，兹得访友详述始末云：汉埠英租界二码头江边，于腊月二十一日薄暮，有人力车一辆拖载一西人到彼下车。讵西人去后，车夫忽倒地不起。英捕房西探某见状，询系患病，随召印、华捕各一人，将其抬往捕房附设病院医治时，有数车夫在旁疑为印捕踢伤，一时谣传殆遍。而该车夫到捕房后未及服药即已毙命。西医见其猝毙，疑系鼠疫传染到汉，随经验明病源属于气厥，始命人抬往英界外后城马路，嘱华警察召人认领。缘汉上业拖车者均住在后城外，也不料各拖车人暨填筑后湖之土工人等，已为前谣所惑，众口一词谓为踢伤毙命，而罢市风潮已伏线于此矣。
车夫名吴一狗，湖北应城县人，年约三十岁，其家属均住后湖，闻信的来抚尸大痛。时值昏夜，围而观者数百人，而痞徒又煽动尸亲当夜将尸抬至捕房图赖。初意无非要索恤金，孰知围观之人愈聚愈多，人声鼎沸，滋闹颇甚。印、华各捕不能禁制，反被击伤，乃由捕头电请夏口厅王国铎派防勇百余人前来弹压，一面带同刑仵驰来相验，委系病死，毫无伤痕，特赏薄棺一具装殓钉封，命差勇押送出界。于是一班苦力人等大愤，谓官袒洋人，我辈此后在租界营生，性命殊属危险，遂倡租界车夫次日一律罢业之议，如违众者必攒殴之。此议既定，时已深夜，众遂散归，而弹压各文武见众已散去，以为安静无事矣，亦即各分途回署。讵二十二日辰刻，后湖一带有人鸣金聚众，召集各车夫、土夫实行罢业，是晨租界遂无一乘人力车，后湖内亦不见一辆土车行动矣。
是日车夫既罢业，好事者无不趋至英界观看。苦力人等遂随众入栏，痞匪又从中煽动，各挟石子于上午十钟之际蜂拥至捕房前，投石如雨；各码头挑夫又因礼拜，进出口轮船稀少，无货上下，且因平日与印捕积怨已深，亦群起附和，呼喝之声势如潮涌。各印捕闻变，均调归捕房守卫，各马路竟无一捕弹压，而华界之人又纷纷闻声往观，于是租界内人山人海，几至拥塞不通。
当围闹捕房之际，捕头于楼上陈巨炮二尊，各印捕概执枪守卫，故愚民均不敢逼进滋闹，惟在远处投石呐喊，而行路之西人多被石击，匿不敢出。有某国领署文案谢某之子谢景堂君已改西装，经过歆生路时被众掷石追逐。谢即向鸿昌洋货号内躲避，众复追入。该号主人阻之，众痞大怒，立即抢毁其店，间壁之同昌、天佑两洋货店，亦被众痞以借刀枪为名顺势抢毁，损失甚巨。至是租界内各商店、戏团等，遂一律闭门（洋商行店是日适因礼拜停市）。各痞徒既抢三店，胆气益聚，竟欲劫某军装行。逾至门首，已有人持枪警备，遂不敢动手。时英领法磊斯君因风潮甚大，华官弹压不下，特调停泊汉江之英国各舰兵登岸，防守领署、银行，并请该舰司令官率兵一队约五六十人鼓角负枪，巡缉弹伍。不料走至一码头，华人阻其前进，投石乱击，大声呐喊。英舰司令官即令各兵站立，先放一排空枪。各华人良莠不齐，有滋事者，有围观者，闻枪声皆反奔。英兵见之大笑，乃前行，未数武，各华人又阻其进，掷石如前。英兵遂装弹开枪。此一响，应声而仆者共二十一人，伤十四人，毙七人（已毙之七人惟二人是商界中人，余均苦力，其受伤之人抬至医院，次日又毙三人，共毙十人。尚有二人伤势甚重，命亦难保），余人逾若战败之军，如潮而退。
汉上文武闻租界警报，即于十一时调防军巡警二百余名前来弹压，而汉关道齐耀珊观察因太夫人生辰，贺客正盛，故迟至十二时数十分钟，始带十余护勇行抵租界。时汉阳协、夏口厅等各文武皆已先至。迨齐道台至，与众文武言，我们出去劝散不行，再请大帅的令。各文武唯唯随之偕出，适遇英兵枪毙多人，众愚民反奔，正与诸文武遇，冲其袒护洋人，验尸不公，遂举石击官。齐官（关）道、陈汉协首当其冲，一伤左目，一伤鼻端，其余各文武无不受伤，以夏口厅王国铎受腿伤为最重。当经防勇护兵极力救护，仍返洋务公所，而齐之面部已肿起血流，大呼了不得了不得，即以电报电话双方告急于瑞督请兵，又自乘快轮往谒制府。而众愚民因洋兵已过，复聚哄闹，于是华街与租界毗连各处店铺皆惊骇罢市，大有变乱之象焉。
鄂提张军门闻警，立调二十九、四十一两标军队，预备出文昌门整备船只，专候制府命令渡江往汉。适齐关道乘轮来，血面模糊，入谒瑞督，又大碰钉子。惟瑞督以事已如此，非兵不能平静，即令张提率新军前往和平弹压，以解散为宗旨，并颁大令一支，如有不散者，格杀勿论；又派藩司、交涉司、巡警道、劝业道立刻渡汉，会商官绅领事妥慎办理。张提之军用轮船八支渡江，于两点一刻由英界码头登岸。讵最先上坡之两兵士一排长，竟被亡命之徒出其不意，以扁担击伤。各兵乃蜂拥而上，获住两人，闻即该码头夫役。张提随即调度各兵驻扎各华洋交界街口，只准人出租界，不准入界；又派两营分作六队，鼓号巡查各处，所经之地愚民不敢呐喊，亦不敢投石，惟站立两旁观望，而捕房之围遂解。英水兵亦由施交涉使与英领商，令各归兵轮，所有枪毙之尸经夏口厅命人抬至洋火厂暂殓，均各验明伤痕，拍一小照，以备将来交涉。
很小的摩擦，就能酿成全城骚乱，这是一个政权的脆弱所致。一个吴一狗事件，犹如导火索引燃了积聚已久的民愤，惹得社会不安宁，从腊月二十一一直闹到正月十五，整个汉口的年都没有过好。
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就观察到，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的地方，而可能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地方。可以想象，百年前的武汉，在表面繁荣的同时，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除了众所周知的公众参与的群体事件，还有此起彼伏的党人活动引起的血腥镇压，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清政府已然坐在火药桶上。
7.和平请愿此路不通
面对内外交困的颓败之势，清廷是作过一番垂死挣扎的，那就是推行“预备立宪”。
1895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公车上书：“恳请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再不图强，天下无望了……”结果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流血牺牲。1905年，泱泱大国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立宪”的日本打垮“专制”的俄国这一活生生的例证，足以成为国人一窝蜂要搞立宪的理由。康梁立宪派又卷土重来，请开国会的折呈接连不断，进京上访的人群川流不息。独妇民贼西太后终于被袁世凯等人说服，批准12年行宪之议。1905年11月，清廷派具有新思想的皇族载泽和端方等满汉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考察大半年，考察报告竟由躲在日本避难的“叛国犯”梁启超和秀才杨度来捉刀。1908年9月，清廷颁布了一个君权至上、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宪法大纲，规定再预备9年方可立宪；同时命令中央和各省加紧筹办资政院和咨议局，作为议会成立前的民意机关。这就是始于百年前的中国“立宪”，此举在中国可是空前而绝后。
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1907年9月京师设立资政院后，湖广总督赵尔巽遂遵旨在武昌设立湖北咨议局创办所。第二年，赵尔巽调补四川总督，由陈夔龙接任，新湖广总督将创办所改为筹备处，落实了大批人员。经过近10个月的运作，于1909年6月开始全省议员初选和复选。10月3日，天凉好个秋，也就是德高望重的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京谢世的前一天，湖北的83名议员齐集武昌，选出吴庆焘为议长（三个月后由汤化龙取代）。半个月后的10月14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湖北咨议局在武昌省教育总会举行隆重的开局典礼。湖北地方文武大员陈夔龙、张彪等作为“特级”代表与会。会议进入高潮，由总督大人陈夔龙率领议长、副议长、到会议员等全体70余人北向——也就是朝蛇山的方向行“宣诏谢恩”礼。场面热烈，皆大欢喜。
咨议局者，为各省咨询机关，议论本省应兴革之事，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及应负义务等。此一省议员“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的常设机构和舆论场所，不能没有一处像样的固定活动地方，借省教育总会和劝业公所的房子办公究非长久之计，于是，筹建咨议局办公大楼——红楼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红楼一经建成，就成为湖北的政治中心，卷入到社会风潮的旋涡中。当时最大的社会事件是国会请愿运动和与之交叉的保路运动。
1910年10月3日，湖北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议在崭新的红楼如期举行，会上议决了关于整顿湖北吏治和发展工商业等一系列议案。会议期间，副议长张国溶在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11月11日，张国溶回来后，在武昌岭南会馆主持召开了有39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请愿大会。第二天上午，武汉各团体代表4000余人齐集红楼。下午，队伍浩浩荡荡从红楼出发，高举黄底红字的“请愿速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湖广总督署，面谒上任一年的总督瑞澂。新官上任三把火，瑞制军大人和张彪及各司道官员接见了吕逵先等十名代表，还一起茗茶会谈。所作的答复让请愿代表非常高兴，三呼“中国万岁”、“国会万岁”。在场围观的市民都说，督署自张文襄七十大寿之后，从没如此热闹过。
但是全国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1911年6月，皇族内阁成立的消息给全国泼了一瓢冷水：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蒙贵族占了九席，其中皇族竟多达七人，而汉族官员只有区区四人。虽然那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这些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立宪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立宪派人物彻底失望，由寄希望于清廷转而主张推倒内阁，和革命党人一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使之更加孤立。
清末诗人易顺鼎曾深有感慨：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梁启超之后也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相搪塞。鄙人感愤即极，则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绝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史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压死清廷这头驴子的还有一捆稻草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悍然实行铁道干路国有政策，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此举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湖南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接着湖北、广东、四川也奋起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由文明争路发展到席卷全省的罢市罢课，最后发展到武装暴动，酿成著名的“成都血案”。世上大乱蜀先乱，世上大治蜀后治。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各界反对，公然枪杀请愿士绅，酿成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朝野哗然，声讨四起。
“保路风潮”由来以久。此前的1909年11月2日，东京湖北学生界公举的拒借外款代表嘉鱼人夏道南、随县人张伯烈抵鄂，咨议局召开千人大会欢迎，并于当晚召开了有他俩参加的“特别会议”，商讨拒债保路之策。接着成立了“湖北川粤汉铁路协会”。11月12日铁路协会开会讨论并布置了筹款办法；14日，铁路协会又在汉口四官殿开特别大会，到会者约三千人，进一步确定了“拒债筹款”办法，各界踊跃具名报款。汤化龙代表咨议局表示愿承担三百万，以为“全省之先导”。过后四天，铁路协会重开会议选举会长与副会长，并推举晋京请愿代表。时张伯烈以人微言轻为辞，在场的军人陶勋成（土家族）上台力说张伯烈赴京，说着拔刀断指，以示决心。弄得张伯烈不好下台，即慨允之。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时间是1910年的9月下旬，身为步队第二十九标党人的陶勋成“参加保路会开会，演说时力数清廷无道，媚外辱国，强收民股，等于抢劫。说到愤激时，自断左手食指，以表反抗决心”。
虽然不能考据陶勋成是否断过两次手指，但为保路争权而敢于牺牲的确实大有人在。留日学生代表江元吉在一次演说时，突然举起明晃晃的快刀割下自己左膀上的一块肉，用血在白布上写下“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顿时全场沸腾。这16个字被制成铅板遍载全国报章，影响极大，推动了保路风潮。
张伯烈、刘心源、密昌墀等三人代表赴京请愿时，汉口大智门车站欢送者达数万人。密昌墀是汉口柏泉人，点过翰林、做过知县。据传孙武送他时说，密先生此去北京，一定出人头地。密昌墀说，就说人头落地好了。我们柏泉，出了两个怪物。你是小怪物，我是老怪物，都是把自己的脑壳当得螺玩，你会革命，我不会，只会拼命。密昌墀还对家人表示要誓以死争，“不得请不还也！”“若不获命当谋尸还厝于大别山顶，以示邦人。路成之日，乞建隆碑三丈，大书‘丹心照千古’五字，使见者皆堕岘山之泪，我无憾矣！”
保路运动，这条鲜血铺成的“路”，被史家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而实际在一定程度为武昌首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引起的暴乱，清廷派端方带三十一标第三营、三十二标第二营、第三营入川弹压。后来又加派三十一标一营、二营、四十一标一营、三营、二十九标三营、马队八标三营前往。这是湖北新军的精锐部队，服装整齐，军火充足，一路浩荡，到达夔门。“而省内空虚，实予革命党以可乘的机会。”
诚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大清帝国的覆灭是多种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时之误、一事之失、一地之败所突然造成。但是，其间也有一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有些学者看来，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机、注定了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立宪派锲而不舍的和平请愿，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掷的武力冒险，而是清政府自己所采取的两项愚蠢行动：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内阁”；其二是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1911年5月，即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次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朝野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杆子打翻了满船人。此二举疏远了汉族官绅，得罪了地方精英，亦令中产阶层恼怒、知识分子怨恨、广大民众愤慨。于是，在短短数月之间，政治行情惊天大翻转，如风卷残云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倾斜。如此搬石砸脚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别人是无从实现的。清王朝为它自己的灭亡做出了一切反对派都无法做到的巨大“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首义可以说是政治斗争无法解决后被迫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国从秦至清，基本上没有脱离武装夺取政权的窠臼。
红楼——武昌最美的新房子
现在来看，蛇山下的红楼怎么看怎么舒服，此楼居省城中心，且处交通要道——武昌路暨蛇山鼓楼洞就在它后侧，南面宽阔的阅马场，原为绿营的一片营房。湖广总督陈夔龙没来多久就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顶了李鸿章那样的角，红楼作为他临走前亲定的政府工程，确实不同凡响。
红楼的建筑图纸是克隆了江苏咨议局的图纸，而江苏的图纸则是张謇为在南京鼓楼东北处修建江苏咨议局议场，特派人参观日本议院建筑，参考多种建筑图案后仿造设计的。所以，湖北咨议局议场同江苏咨议局议场的建筑形式基本一致，同为日本议院建筑风格。也有资料说，红楼的设计者是日本人福井房一，他并没有把房子设计成日本东洋风格，而是采用了近代西方行政大厦和会堂的建筑形式，颇具西方古典建筑风格。两层楼房，坐北朝南。面阔73米、进深42米，平面呈“山”字形，构图对称，庄重典雅，是武汉最早使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之一。
当时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认为，东西洋各国议院的建筑格局严肃庄重，议院内不设议员食宿之处。每届会议期间议员们不能在议院内留宿聚集，均须散居于外面各个旅馆，以杜绝弊端，避免嫌疑，以示廉正。此种做法意义深远，当资借鉴。但由于我国习惯不同，交通不便，若会议期间居住远散，势必影响开会时间和议员出席人数。因此，提议在咨议局议场后面的空地，另建一个专供议员食宿的“议员公所”，“另辟门户”，与咨议局议场“不同出入”。这样，既体现了森严的规制，又便利了议员，两者兼而有之。总督陈夔龙“参采舆情”，批准了议员们的这一“中国特色”的要求。
经过工匠们近一年的艰苦施工，两项工程终于1910年9月如期竣工。主体建筑咨议局议场，这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式红色楼房巍峨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整个建筑群为红砖红瓦砌筑，鲜艳明丽，故俗称“红楼”，绝非后来文革时才附加的称谓，也许它就是中国革命者最早认定的那种“红”。
如果从建筑学的眼光来欣赏，占地1869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139平方米的红楼，包括办公（议场及其附属建筑）和生活（议员公所）两大类，是一座规模相当宏伟壮观的建筑群。它坐北朝南，设计考究，做工精细，以花岗岩砌筑台基，台基上面以“合自”砖厂生产的特制红砖砌筑面墙，有砖砌列柱承荷檐部，檐下饰飞头，檐上压女儿墙；以假柱、柱斗、垂禾、垂花和束莲为图案的白色浮雕点缀墙面；门窗线条流畅、精巧；楼上楼下地板均由杉木精心嵌拼，涂饰朱漆，稍经擦拭，即熠熠发亮；屋面以红瓦铺盖，屋顶正中，有教堂式望楼高耸，气势轩昂。楼房外墙四周共辟门10扇，便于使用和管理；楼房地下有高约1.5米的防潮层，若干方形铁窗通风口，以2.5米的间距擦地绕楼一周。
日式建筑在汉口租界屡见不鲜，在武昌则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过其规模超过了江那边汉口日租界的任何一栋房子。咨议局及周围在解放前后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改变，最重大的一次是1938年日寇的轰炸，议员公所西头一栋被毁严重；后经修复，但不知何故又拆掉了。整个阅马场施工现场挖出了明代楚王府的遗物，还挖出一方硕大的“咨议局界碑”，又把它华表式地树立在广场上。
总而言之，红楼背倚蜿蜒苍翠的蛇山，布局匀称，风格协调，雄伟壮丽，美轮美奂。与前一年建成的汉口水塔（亦为红色）遥相辉映，一阔一高，堪称当年武汉的地标建筑和形象工程，令人自豪。谁也没有想到，红楼在湖北咨议局迁入一年之后，竟然“鸠占鹊巢”，转眼变成了武昌起义后的鄂军政府——中华民国的诞生地，黎大都督与孙中山先生还在此有过历史性会见。“种豆得瓜”，红楼，似乎专为迎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而建造。
后来，红楼先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办公大楼，可谓“三朝元老”了。1927年3月在国民党湖北省总部红楼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毛泽东到会并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53年2月18日，解放后第一次到武汉的毛泽东故地重游，来到红楼二楼，从窗口眺望街景，评价这楼不错。并以创成守难的心情说，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他还从这里上了蛇山，也就是他20多年前借《菩萨蛮·黄鹤楼》赋诗抒怀的地方。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很少有一座楼像武昌红楼这样，既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又荟萃了叱咤风云的世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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