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子”是汉人过去对北方民族满蒙回的称谓。“八月十五杀鞑子”自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有很多版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革命党人时刻不忘反清复明，“借尸还魂”，希望仿照朱元璋杀“鞑子”来恢复汉族政权，并采用相似的传递起义信号方式。因此，每到中秋临近，人民就异常兴奋，统治者就高度紧张。
1911年9月24日即农历八月初三，在共进会机关所在地武昌三道街中段的胭脂巷11号开联合大会时，三十标代表蔡济民说，元朝末年杀满鞑子也是我们湖北人，陈友谅在沔阳起义的时候，用中秋月饼传递消息，约定八月十五一齐动手。孙武说，八月十五满人会加强警戒，比往年百倍加紧。查光佛说，至于日期，就用一个期字为号也行，把期字拆开，不就是八月二十三吗？
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后拟定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事的谣言不胫而走，使得百年前的那个秋天人心惶惶。那些时月饼店生意兴隆。听说有人在“刘武记月饼店”买的月饼中吃出了纸条，并认为刘武记之“武”，就是指起义首领孙武和蒋翊武。湖广总督瑞澂手下不乏线人侦知消息，如惊弓之鸟，神经兮兮，紧急采取戒备措施。
当年北京民间评出四大凶宅：湖广会馆、万福居、西城大同公寓、东城某公寓。与湖北有关的排在第一，凶兆毕露。正如慈禧太后说过的，“我所虑的也在湖北。”如果联想到民国元年孙文多次光临湖广会馆，并于当年8月在此成立国民党，这个“凶宅”对清末民初当局而言确实名副其实。
八月十五的圆月升起来了，升起在蛇山警钟楼之巅。月光如水，紫阳湖上波澜不兴，武汉三镇沉寂如故，并没有被一阵所期待的枪炮声惊扰。
起义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它的猝发虽然短暂，准备过程却比较漫长。
22.鸡鸣狗盗说筹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辛亥革命志士们为革命筹款的必要性和艰辛处。
孙文一辈子革命，在海外主要是向华侨宣传革命，并为国内起义而筹款。当然还有自己的生活，不乏红颜知己，这都牵涉到费用。他到处筹借究竟能筹集多少款呢？据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62万港币（约31万美元），而有的人估计则更低。另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小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国之时。至于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
据说10月10日武昌起义这天，孙文正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打算发动当地华侨募捐，为革命党人事先计划的云南起义作准备，以响应四川的保路风潮。《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4日引用伦敦10月13日电文，称“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还公布了孙文致伦敦金融家的信：“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用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要求的50万英磅。”孙文出人意外地并没有立即赶回国内。他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与政界和新闻界接触，并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经理，争取近期内得到借款，紧张活动三天没有结果。当他于1911年12月25日由胡汉民陪同抵达上海时，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孙文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这也许是一句大实话。
同盟会在南方发动起义十多次，大大小小都关系到筹款的多多少少。“4·27”广州起义较有成算，就因为准备充足筹款较多，达十八万七千六百余元。但这场起义是明知要失败而为之，其原因也与筹款有关。广州起义计划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清王朝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向政府报告了消息。当时运送武器的陈镜波据说已叛变。4月25日晚，就有汉奸向粤督张鸣岐告密。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连夜商量防范办法。旗兵得到命令后立即行动，把大炮运上城墙，准备对起义的革命党镇压。起义已经泄露，这种局面下如果还按原计划起义很难取胜。黄兴斟酌再三，却坚持要按时起义，说出三条理由：第一、这次同盟会是投入全力准备，全国各地积极准备响应。假若我们稍存畏葸，今后怎样再谈论革命起义？第二、军火大半已经运进广州城，以眼前局势，若不起义，人员撤出已经是困难重重，枪支子弹是绝对没有办法运出。我们暂缓起义，人员抽身离开广州，而费尽心机运进的全部军火都只得丢弃；第三、党内同志为举行起义来广州，个个摩拳擦掌，人人争先恐后，抱定以身许国壮志。如果在人心沸腾之时突然不战而退，我们如何示威信于后来？海内外同胞好不容易捐来的这些钱不花掉，就不好向美洲、南洋、文岛的侨商同志交待，他们就会说革命党人专收钱不干事。因此，黄兴尽管知道坚持起义必定凶多吉少，但愿以自己一死与李准这些汉奸相拼，以谢海内外同胞，而维护革命党人的名誉及信用。
两湖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所需大量经费基本上靠自筹。科学补习所成立时，“由吕大森捐开办费五十元，不给则典衣以足之。”吴禄贞也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至于外援，虽然黄兴给过二千，谭人凤给过两百，那都只是杯水车薪。孙武因无固定职业，常常一文不名依靠亲朋接济，饿一两餐也是常事，妻子给人作女红或洗衣维持生计。有人问过他，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何不请他接济点费用？孙武说，人事无常啊，吴禄贞出任吉林边防大臣，我变卖家产专程去延吉拜谒，他竟拒不见面。至1911年初，孙武和邓玉麟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典当一尽，他俩和焦达峰三人，竟“仅一衣掩体，长衫则公共互着而出，汗衫则寝后脱下，请孙武君夫人夜为浆洗，日出晒干，始能起着而出。”而且还“终日枵腹，至求一面包果腹不能得”——天知道他们饥寒交迫所闹的革命为什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
1907年湖北新军在册的共计16104名，其中知识分子占三成。到湖北投四十一标第三营前队的湖南宁乡人章裕昆，与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一起组织军队同盟会，又于1908年秋天参加太湖秋操后，与杨王鹏、钟畸等十几人组织群治学社。据他所说，几个会社的经费都是由每人捐饷银十分之一，新入社的社员收社金1元。章程中规定不收军官只收士兵入会，而士兵的饷钱大不如军官，且常被克扣。据说黎元洪的混成协还好一点，像张彪的第八镇就不行，不仅克扣还拖欠。就像现在民工讨工钱一样，因克扣军饷引起兵变的事时有发生。1907年3月初，武昌恺字营军因遭遣散而要求发饷银一年，连日聚众闹事，抢劫店铺。据说把统制张彪五花大绑打个皮开肉绽，还砍死了他的坐骑——那匹倒霉的大洋马。各标营士兵月收入最多者四两八钱银子，最低者三两九钱，除伙食费外，剩余甚少。且多有家庭负担，哪有钱拿出捐款？文学社经过反复辩论，一致通过取消月捐。
共进会不在士兵中收月租，靠军队以外会员提供经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居正在法租界长清里租的房子，房主本要收三个月的租金，居正以为起义成功的日子不远，房子用不了几天，只租一个月。眼看一个月将要过去，房东已托人捎来话，问还要不要续租。居正去找孙武，哪知他也没钱付房租。孙武向居正介绍，我回来以后一直是在财政困难中度过的。每人每月交几元例钱是我们的主要财政来源。张振武主持共进会财务，他家中并不富裕，却卖掉家产用于会务。
张振武原籍罗田，后迁居竹山。在湖北省师范学校就读时，受业师时象晋革命影响。甲午、庚子中国两次惨败，他深以为耻，“大丈夫忍为奴隶国民耶！”把老家罗田的家产卖掉，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湖北，开演说会鼓吹革命，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言论风采倾动一时。江西人朱锡麟捐巨款帮助他，他分文不留，全部捐给学务公所，作为发展湖北普通教育的经费。许多人有革命思想是跟张振武的影响分不开的。一次，鄂督陈夔龙派兵捕捉，张振武得到消息匿迹养晦。等到案子稍微松懈，他不再开演说会，转而倡办体育会、公立学堂，藉教书之名以联络志士。听孙武说回湖北前刘公只给了一千元钱以备购买运输军火所用，知道这远远不够，张振武就回竹山去变卖家产以作会务经费。张振武把妻子和惟一的儿子送到崇阳岳父家。他对妻子鲁汶说，我这一去很难说有好结果，万一事败垂成，你务必好好教他，告诉他我是做什么的，是怎么死的，要他继承我的遗志，誓把满清推翻。他又对岳父大人深鞠一躬，哽咽道，我们即将举事，如果事败请老人家好好教育孩子，务必令他完成我的志愿。岳父知道他已有破釜沉舟之志，慨然道，只要是有血气的汉人，无不企盼驱逐鞑虏。我年事已高不能助你杀敌，一定替你抚好孩子，你放心去吧。
这个张振武就是民国元年在北京西单牌楼玉皇阁被段芝贵手下六枪打死的那个张振武，其初期献身革命之精神可敬可佩，其成功后无谓牺牲之悲剧可叹可惋。
像张振武这样为了反清排满不惜毁家纾难的党人大有人在。如文学社社员刘化欧回家向伯母讨来田地七石六斗，卖得大洋三百六十元，到日租界购买手枪、炸弹和炸药，作发难的准备。
23.盗金佛三去达城庙
蛇山山腰的蕲州学社是党人们时常聚会的地方，查光佛、田桐、詹大悲等都是蕲春人。居正来到武昌，也住在这里。有一天，查光佛、焦达峰、邓玉麟等到学社去看他。只见居正和蔡大辅绑腰扎裤从外面回来，提着一大篮田鸡（青蛙），笑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田鸡宴。吃的时候，居正说，这些时穷得无聊，学社大师傅讨饭钱没有人给，伙食越开越坏，我实在馋得难过，所以邀着老蔡到郊外去捉田鸡。竞生（查光佛），你可以在报上大书特书某年月日，某某等在蕲州学社举行田鸡大会，我们在座的都是田鸡朋友。众人一阵苦笑。
吃完了饭，焦达峰说道，我们发动革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就是钱。邓玉麟说，有什么办法，当尽卖绝，借贷无门，明天就要断炊，我这老板实在做不下去。
经费严重不足，大家都挖空心思想生财之道，这里面发生过不少哭笑不得的故事。
居正有一回问焦达峰湖南党人是如何捐助的。焦达峰说，这事没有定论，随人而异。有的人拿钱来，有的人拿首饰。有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他母亲虔诚信佛，家中有一个拳头大的金佛，就偷出来捐给革命，那个小佛还很卖了几个钱。居正突然想到家乡广济北边的蕲春县有一座三角山，山势雄伟，风水不凡。山下有一座达城庙，香火极旺。庙内供的一座金菩萨极灵验，每年都有信众捐献金子修饰菩萨。菩萨通体金光闪闪，俗称金菩萨。若设法把金菩萨取来，可以解决经费短缺的困扰。
于是，1911年2月25日晚，居正、焦达峰在汉口上招商局的轮船，第二天傍晚就到了黄石石灰窑，到城北一家小店住下。翌晨过江雇一辆小手推车向北往洗马镇去。经过漕河镇田家河田桐家时，田伯母一面询问田桐在日本的情形，一面杀鸡做饭招待他们。田伯母一定要他们过夜，二人再三婉谢，兼程前进，太阳落山后赶到达城庙。庙前有房舍十多家，没有客栈。两位只能委屈一下，在饭馆把四张桌子拼起来，上面放了盛谷物的大圆筐，像阴阳太极图一样，和衣团卧混过一夜。
第二天，两人在观赏中信步进入庙门。看这庙虽在两县交界的深山之中，却香火旺盛。进入大雄宝殿，看左边的一个神龛装有玻璃门，门上有锁。这时空出一个蒲团，焦达峰上去跪下默默地祝告：菩萨，我们这次来宝地，非为个人生死富贵求告诸位。实在是因国家于危亡之中，民众倒悬于水火之上，我等不能不挺身而出。虽肩负千钧重任，然经费匮乏。这点事情，谅诸位早已洞察秋毫。我们来到宝地，请你舍出金身，普度众生。从眼缝中看那玻璃龛中的菩萨，确实像是金的。居正想，倘若是真的，这么大，自己与焦达峰是绝对拿不回去的。两人走出大殿，也混在香客里观察庙内形势。下午又进来一次，居正请和尚打开玻璃门让他们就近瞻仰神像。看金菩萨像是一臃肿的金橐驼，便用手摸并去托神像，遭到和尚怫然制止。他们决定先回汉口，商量一个办法再来搬取。
过了些时，焦达峰从湖南派来的两个大力士到达汉口，居正、查光佛一行就二去达城庙。经过几天努力，他们在山上把熔金的炉灶砌成，阴干，试验一下，效果十分满意。没有想到一切安置妥当后，竟然一连几天天气炎热，达城庙的和尚与周围百姓在庙前禾场纳凉，高谈阔论到深夜，居正等人天天晚上摸黑去达城庙而无从下手，盘缠用尽，只好空手回来。
盗金菩萨的事情拖到6月8日，湖南会党派邓二哥等7人来了。居正与孙武、张振武、杨时杰等把自己的皮袍子拿去当铺典当作为路费。于是居正、焦达峰等一行9人三去达城庙。经几天努力，费尽周折于月黑风高之夜把金菩萨从墙洞里拖出来抬到田间。正是油菜和大麦登场的时候，乡下人轮流守夜，防备盗贼。看到一行人抬着个大神像一路走着，农民便追来抓贼。居正等情急之下把金菩萨推进水塘，赶往蕲州搭船回汉口。当晚遭到官差追捕，有赖邓二哥是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头目，以秘密联络暗号与他们交涉，转危为安。上水船走得很慢，居正叹道，一想到回汉口，革命依然没有经费，我连跳江的心都有。焦达峰安慰道，我回湖南去把家中田产全部卖掉，所得款项一分为二，一半给湖南，一半给湖北。
——当年留过洋的堂堂党人们为革命筹款，竟像鼓上蚤时迁等梁山好汉那样做出此等鸡鸣狗盗之事，未免有些可笑。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清廷焉能不亡？
居正后来亲赴阳夏保卫战，大难不死，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世，活了75岁。他曾以梅川居士署名撰文回忆“盗菩萨”一事，最后写道：“夜半轮响，争附小舟登轮，天明抵汉口，至机关部报告。座中有嘲焦达峰等吞没金菩萨者。达峰愤然曰：岂有此理。余曰：戏剧中有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周郎尚有此失，何况我等，相与一笑而罢。”
在延宕数月的盗金佛过程中，还穿插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查光佛听居正、焦达峰把去达城庙的经过讲了，百般无奈中想到一个办法：蕲州有四宝，蕲龟、蕲蛇、蕲竹、蕲艾。其中蕲龟甲上生绿色茸毛，避邪除尘，可活百年。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把蕲龟当做珍宝和吉祥物。这绿毛龟产自距达城庙北三角山的一条溪中，它大小如同金钱，越小越贵，人们叫它金钱龟。把它放养到鱼缸中，满缸的水就变成绿色，龟毛漾动呈现碧绿色，十分珍贵。有钱人家都用重金购买，在汉口每个绿毛龟可以卖上十元。如果派人进山多捉一些绿毛龟带到武汉出售，可以得到不小的一笔款子。——这可是一个馊点子，除非革命党人都改做养龟专业户。
5月中旬的一天，焦达峰从湖南来武汉，在孙武那里和众人谈起此事。有个湖南新化人叫邹永成的，原是华兴会会员，在苏州第二十三混成协当过管带。闻知此事忽然想到，自己刚来武昌时曾前往八卦井伯母家拜访，见她生活不俗。若是能劝她出资赞助革命，岂不比去达城庙强过百倍？于是想去劝伯母出钱赞助革命。焦达峰说，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现在她最担心的是坐吃山空，希望再有一些进项，怎么可能经你一说就轻易地把这钱给你？邹永成说道，我已有一计，先设法用麻醉药将伯母迷倒，再抄她的箱笼，一定可以成功。焦达峰说不可，这如同抢劫，不是我们做的事，何况他是你的伯母。邹永成说，正因为她是我的伯母我才有此计，侄子为国家取伯母钱财如同取自己家中钱财一样，无所谓不可，更不是抢劫。何况革命成功之后还会还她。孙武说：我们共进会中有一个同志叫江亚兰，江夏人，现在三十一标，他是军医，我找他来商议一下，看能否有迷药。过了几天，孙武把一个小纸包药递给邹永成（一说焦达峰把麻醉药剂弄来），并从租界买来一瓶葡萄洋酒，费尽心思把迷药装进去，看上去毫无破绽。
这件事的经过可以写得很长很曲折。最后的结果是——邹永成给大家敬酒，不觉中伯母已连饮五杯，堂妹和女佣也喝了不少，但都没有昏迷的意思。倒是邹永成有点犯晕：难道这迷药没有配好？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这样写道：焦达峰和孙武来接应时，看到其婶母端坐堂前，精神百倍，晓得迷药失效，垂头丧气而返。焦达峰叹道：“岂天公不欲我完成革命耶？何屡次失败，厄我至于此极耶？”此事还有说法，邹永成自撰回忆录称其将婶母幼子安众诳到汉口藏进日租界旅馆，非要婶母赎取不可，就这样耍赖才得了八百元钱，以维持广惠公司和长清里共进会机关用度。
夜走达城庙
当年湖北党人，虽为留洋海归，为革命筹款竟像鼓上蚤时迁等梁山好汉那样做出鸡鸣狗盗之事，三往达城庙去盗金佛。读过这段史料，我一直想去一次达城庙。2010年3月20日终有机会到蕲春。我们在县城漕河晚餐时提前退席，坐村干部石忆的车开往达城庙。
听说这里离达城庙有30公里，汽车不过半小时车程。岂知天黑路差，他们又没有去过，到那里并不容易。一路上走走停停，问了几次路。过了株林镇，是一段正在修建的土路，大颠小簸更为难行。黑夜茫茫中，想象当年居正、焦达峰们真是想穷心思，莫说是盗金佛，就是从汉口到这里来就不容易。是怎样的“财迷心窍”，让他们铤而走险、兵行诡道啊。
而我不顾一切执意要夜赴达城庙，不是也有点让人不可理解吗？
想象是群山之间的一大片田畈，而那庙在山麓。前面却进入村镇，人家不算多，灯火不明。问得庙在大街的背后，有一片开阔，就该是达城庙了。
一面横亘的高墙，墙的右侧是深广的水池，并无入庙的路。而中间的门紧锁着，把铁栅子拍打得山响，并喊开门，仍无回答。时间不过八时许，和尚们难道都歇了。
左边有灯的窗内是一个少妇的身影。她很厚道地告知了石忆一个电话，打过去终有回应。乘僧家打手电过来开门前，我看到庙门上写的是“大乘禅寺”——昌明的手迹。
昌明荣任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多有题词。如把武昌莲溪寺题为“莲溪禅寺”就有点不靠谱，因为它并不属于禅宗；这里又把好端端的达城庙“赐名”为“大乘禅寺”，是听错误写还是有意所为？反正也是节外生枝，过于随意。看来佛界与政界一样惟上是从。好在这是一堵新的山门，用理光相机的闪光看去，里层老的庙门上仍是竖写的“达城庙”，很是巍峨。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前半句是现存的，后半句则改为僧开灯下门了，僧者竟是一男一女两位。
这是我记得的30多年前投宿少林寺后的第一次夜入佛门，比白日增许多神秘。且庙是古庙，天井式大殿，很显轩敞，与众不同。更像大户人家，清代荆蕲之地的建筑风格完整保存。听释惟青住持介绍，这里解放后一直是学校，故没有被拆，九十年代才移交给他们。
革命党人所要盗取的那尊金佛在哪？释宏辉住持指我们看右边那佛龛，里面确有蓝装金佛，看上去像九华山的真身。这里过去是陈氏家庙，供奉的是先祖北宋勅封平寇王陈抄。据说他与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是结拜兄弟，地方威信很高，深得鄂皖两省五县百姓信奉。明代文学家、在苏东坡故乡眉州任过知州的陈仁近曾描述家乡的达城庙：“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岁灯。”
时至清末，一帮歹人来了，来觊觎神话传说中的金佛了。想象当年情景，青灯佛影，鬼蜮居心，不顾神明天惩之危，党人行径未免可笑也可惋叹：从中但见一种精神，有了这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清廷焉能不亡？！
我不禁跪上蒲团，先把五十元投进功德箱，然后合十长拜，伏地叩首，瞬间全身发炸，若雷轰顶，进入奇幻之境。好像居正、焦达峰就在眼前，托我以未竟之志。啊，我终于来了，达城庙，不知何故，我滋生从未有过的虔敬，为佛，更为那些决心推翻帝制的先贤。泪眼婆娑，暗地抹了。
就像回到了祖居，我们极力要寻找历史，查看现实的每个角落。穿过一层天井，后面第二进仍是原物，再后面，则是扩建的大雄宝殿、毗卢殿，我倒全然没了兴趣，之所以要跟随掌灯住持一一浏览，是想登高看到庙周围的全貌，核实以往的资料。
站在屋顶，上见新月，但闻清晰的蛙鸣，撩拨心中的那根乡土之弦。亥时的鼓声响起，适逢僧尼们的“人定”时间，万籁归静，这是一种真正让人清静的境界。达城庙被称为船形佛国，也许它先前是三面环水，现在其左边已被民居侵占，神韵大打折扣。然而，我仍为自己的此行叫好，了却夙愿，所获尽管印象模糊，却澄清了我曾经的想象。
达城庙是这样的，它并不靠山，也不像庙，或者说更像我心目中的庙。因了它与辛亥革命志士那一点联系，我来朝圣，从而有了这一如梦的夜巡。
回至漕河，已过十时。
24.刘公捐出五千元
沔阳有句老话说，一龙挡了千江水，一钱难死众将军。满人巡抚端方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汉人中无真正革命者，大革命家每月给百金，小革命家每月给数十金，就可全部收买效忠朝廷。”
武昌首义亟待爆发，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刘公的捐款起到了极大作用。
关于刘公，丁格尔的采访文章写道：
有报道说刘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是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眼中露出非同寻常的渴望，穿着西装，戴着镶金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当然剪掉了辫子。他出身于湖北北部襄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如果不去日本，他可能已是中国一个旧式的学者和一个捐来的旧式官吏。他用在革命上的大量银子，是亲戚们凑给他，想让他买一个道台（地方官）的。
下面是他用汉语讲的一段经历。在日本……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体称作“共进会”（意思是“共同前进”），这个团体的职责是派遣代表到国内各省，用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鼓舞士兵和学生；另外就是向华侨筹募资金。我在东斌军事学堂求学时，两次当选为这个团体的领袖。
刘公说，从军校和法律学校毕业后，我在农历六月（1910年7月）回到湖北。我来到武昌，发现由于总督瑞澂严密搜查，所有的革命党代表都已逃走了。我非常失望。稍后，我回到家乡襄阳养病。我病了很长时间，直到农历三月（1911年5月）才能下床。我来到武昌，但感到身体太弱，不能工作；因此又回到家，呆了两个月。农历五月，我带着家里给的一万两银子回来，在武昌的中学堂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密，我们在武昌和汉口有多个秘密据点，指挥部设在工程营的营房。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我们计划在12月八省同时发动革命。我们拟定了一个各省库中资金数量清单，以便弄清楚我们开始时能掌管的资金。
萧道生在《工程第八营首义事迹》一文中写道：“斯时武汉同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且香港统筹部亦有嘱武汉发难之议。惟经费拮据，对于手枪购买、炸弹制造，悉无力购办，即制备旗帜亦无法进行。适刘公由襄阳莅汉，携款数千，同人等不得已派杨玉如、彭楚藩两同志请刘公捐款5000元为革命临时费用，于是拨3000元交由居正、杨玉如去沪购买手枪，其余2000元留作临时支用。”有钱好办事：在武昌多开几个旅社作为机关；在汉口分租密室制造炸药及旗帜布告等；还打了一回牙祭，在黄土坡怒春酒楼美其名曰为居正和杨玉如饯行，要他们到上海去联系宋教仁、谭人凤等，并托陈其美代买手枪和子弹。
关于刘公捐款的事也有诸种说法。
共进会会员、同兴酒楼管账宜昌人郭寄生认为，此事是经过大家商量后，刘公向家中要来捐道台之款。原来，襄阳人刘公家中富于资产，称“刘百万”。留学日本时，刘公曾捐助300元《二十世纪之支那》报社，任总经理。正因为刘公家财富足，当时共进会推其为总理。刘公回国后在家养病，其时清廷有旨，大考留学生，中试者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名利心重，希望儿子能进京应试获取功名。考中则运动空缺，不中就捐一道台。刘公找家中要了五千两银子，兑交汉口银号惠通钱庄收存。据杨玉如回忆，刘公回省是辛亥五月，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乃租下城北雄楚楼十号这一独宅，这是两进式公馆，后进为一中西合璧的楼房。刘公与李淑卿住楼上，杨玉如夫妇住楼下。这李淑卿是杨时杰的一位沔阳同乡，在时象晋所办之女子职业学校肄业，秀外慧中，善于交际，有“沔阳监学”之称，遂被向刘公推荐。杨玉如就要李淑卿劝刘公把钱拿出来资助革命。其中经过不少曲折。刘公甚至对大家说，这笔钱“说句不孝不悌的话，是在父兄面前欺骗得来的”，将所有证件和银折，当众点交清楚，再交孙武接收。在场者皆大欢喜，如大旱之得霖雨。由李作栋和彭楚藩到钱庄兑银，手下留情，只收其5000元，以为用到起义足够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公捐款是党人胁迫的结果。“大家心生一计，采用要挟手段。先是叫杨玉如去请刘公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拿它在手相威胁，我是宪兵，别的都不用说，只要我拿你写的这些举报到官，你就要人头落地。你想想，你的脑壳都悬在他人手里，还舍不得那几个钱吗？刘公被迫无奈拿出一万元。”
总之，不管采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管这些手段何其下作，都只能说明党人筹集资金之困难。如果5000元竟如此之关键，要能联系汉口商人何难矣哉，由此可见革命党人的活动范围过于局限，运动军队的同时少有运动商会的实绩。
千难万难，其实打开清廷的钱库就不难。据袁学斌回忆，首义第二天，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他调到第三队奉命守护藩库、官钱局。藩库已空无一人，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钱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装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龙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统计藩库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造币厂存银八十万两、银洋七十万元，当十铜元四十万封，为数四十万串。官钱局存铜元二百万封，台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二千万张，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银圆三十万元，以上总计，湖北财政存款约四千万元。此后，革命政府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了。武昌省会临时警察筹务处总务科长杨经曲也说过，武昌首义最初20天，藩库银两、官钱局银元台票丢在街上，无人收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个秋天的焦灼——起义的枪炮声究竟何时打响？
刘公捐款新说
2009年11月，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向我们讲述，刘公捐献革命是一贯的、是有诚意的，根本不存在哄骗和逼迫。刘公在日本时，受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党人中湖北籍的和湖南籍的保持联系较多，故更多地受黄兴的影响。《二十世纪之支那》就是宋教仁、田桐等两湖人创办的杂志，靠刘公出资始得出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刘公也捐助五千银票印刷。陈天华曾给刘公一包东西，里面有“晚愚侄孙文”写的借据：“子敬伯父、陶氏伯母二位大人，汇银五千两已收到，特立此据，待革命成功后，一并奉还。”那是1905年的事。刘公以共进会会长的身份回国，目的就是推动革命。他回到襄阳，一是养病，二是筹款，同时还要发展党人。他向家中要钱，能明目张胆地说拿去发动起义吗？肯定要编个理由，这也是党人都知道的。他的姨老表潘公复就是受党人指派前来接他回汉口的。他若真要捐官，怎不躲起来还要住在雄楚楼？所谓“沔阳监学”李淑卿也是后人编造，刘公在家中有妻子，不存在续弦，且他不差钱，找个美女不难。但他既然打着“度支部刘”的牌子，不能没有家眷，所以李淑卿完全是为了革命需要跟刘公结合的。当时家里人并不同意此事，所以不能让她住昙华林32号而住在雄楚楼10号，与杨玉如为邻。
李淑卿后来改名刘一，在襄阳老家时，她曾跟后辈讲过许多往事。1911年3月，共进会诸人切盼刘公来汉主持，尤需经济上支持。从美国归来的姑舅老表陶德琨与刘公之父刘子敬周旋，佯称，顷蒙日驻华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而急需求八千两纹银。刘父知道按当时官价，八千两是不够捐道台的，经过三思遂表示，只要能捐得道台官职，哪怕二万两也在所不惜。刘子麟支持，倡议二万两银子由四房公摊。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来迎刘公返汉，并以“捐道台在急”，敦促筹款。刘子麟率先摊出五千两，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交给刘公。后刘同赴汉就读，刘子敬又捎去三千两。后来各房筹足一万二千两，交当时任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藩署财政顾问官陶德琨代为保存。
刘重喜最后说，刘公四叔刘子麟，官至清廷度支部郎中，掌管全国盐务，在襄阳城北街另建有府第，恰似《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门口金匾抱柱楹联很多，其中有一块金底黑字匾额，上书“燕天昌后”，上款：“子敬伯父大人、刘母陶太夫人六秩双寿”，落款“愚晚侄孙文鞠躬敬贺中华民国三年”。这个匾额后来毁了，说明孙中山对刘家的敬重，这源于刘公为革命的重要贡献。
25.南湖炮队意外出事
正当起义总指挥机关在胭脂巷开会筹备起义事宜的那天中午，南湖炮队出事了。
出保安门外十字街，巡司河上有一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长虹桥，过桥往东南有一片地方叫南湖。上世纪20年代末建了南湖机场，现在是一大片住宅区，也叫南湖花园。当年，在巡司河、十字街之间，由北向南几座军营相连。北边第一座是马队第十一营；向南是炮队第八标，下属三个营，统称为南湖炮队。南湖炮队遗址，即今天解放军某部训练大队驻地一带。
有人说，“鄂军惟炮队品流甚杂，多湘鄂两省悍党，盖初次所招募者也。”那天，第三营左队有正副目汪锡九、王天保者，不知何故要自请退役，不想吃枪杆子饭了。当时的营规还是颇人性化的，自请退役者每月下旬呈报长官，下月初关饷后就可以获批走人。汪王二位初一关饷拿到钱之后，照例有战友为他们饯行。在座的有他和孟华臣、霍殿臣、赵楚屏、张肇勋等正副目二十余人，上大人五魁首地举酒猜拳，极为热烈。值日排长刘步云实在看不过眼，到场干涉，如此吵闹，成何体统！要他们雅静一点或快点收摊子。这本来是一排之长的分内职责。哪知道孟华臣、霍殿臣酒后胆壮，起而声言，认为饯行是人之常情，并不触犯军规。刘步云大声喝斥：这里是军营不是酒馆。行令劝酒成何体统？赶快撤掉！还抓起一个酒杯摔在地上。霍殿臣等也拍桌还嘴：你个狗日的猖狂么事，用不了几天就要收拾你们这些满奴！要你们过不了中秋节——一下子泄露了天机。刘步云好汉不吃眼前亏，有点狼狈地离开，当时就到公馆向三营管带杨起凤报告了实情。那杨起凤也不是省油的灯，立马就带人到营，传肇事者审问，叫护兵捆打张肇勋、霍殿臣两人。许多人正在门外围观，看到此情此景怒不可遏，纷纷喊打，有的撞开门窗，捣毁了屋里的设施，有的还抢了军刀，在营内大呼小叫，反了！反了！……
以上是“南湖炮队事件”的小说化描述之一，还有另种写法，如自请退役的是何天成、梅青福。其结果是“由霍殿臣、赵楚屏为首，率众夺炮出。奈撞针已卸，子弹库又扃闭，仓库不得入内。本营同志以非总机关命，附和者少。而（二营）管带姜明经急电镇司令部张彪就近飞调马队来弹压。”（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其他史籍对南湖炮队事件也记得简略，但事情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关键时刻发生的这一风波，犹如一石投起千层浪。
再说孟华臣、霍殿臣看到形势不利，跑进城内，翻过蛇山，紧赶慢赶到了胭脂巷机关。推门进去一看，苍天有眼，孙武他们还没有走，革命不该绝也。听到他们汇报：连炮都拉出来了，许多兄弟把枪拿在手中，在场的人顿感事态十分严重。孙武琢磨，若是现在去支持南湖炮队，上午才制定的起义计划许多标、营还没有通知下去，猝然起义很难做到行动统一；若是弃置不顾，南湖炮队必定失败，肯定有兄弟被捕，严刑之下泄露机密，则起义大业就会毁于一旦。
正在这紧急时刻，刘复基回到胭脂巷机关。这个年轻人作出了他投身革命以来的一个重要决定。他说，炮标弟兄处境危险的可能性大，但是如果我们处置得当，使他们转危为安，就可将事态控制住，不会危及我们起义计划。我想请孟发臣立即返回南湖，察看全营弟兄是否已经被迫发动兵变，如果已经被迫发动，绝无退路，我们再难也只有立刻响应一条路，哪怕是拼它个鱼死网破，决不坐以待毙。假如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反抗只是在一二个排的弟兄，又是不满排长凌辱闹事，你立即安排他们几个换上便衣潜逃，以免牵动全局。告诉他们只有等到起义的准备完善后才能起义。刘复基进一步分析：瑞澂是一个懦夫，我料定他面对这件事决不致兴大狱。目前保路风潮日盛一日，瑞澂处于风声鹤唳之中，但色厉内荏，哪敢深究穷治。何况杨起凤、刘步云他们知道事情闹大了不仅自身官职难保，甚至会以渎职而入大狱。在霍殿臣、赵楚屏等人逃走后，他们必定大事化小以求自保。
当天的情况正如刘复基估计的那样，还比较平和。一营代表吴楚蓁、二营代表蔡汉卿见三营骚动，自己营中也有人要出去支持三营弟兄，就极力劝止他们留在屋子里静观其变，若是真打起来再出去支持也为时不晚。三营其他排的人看见孟发臣阻止霍殿臣、赵楚屏等人，也就没有出去参加行动，而是留在屋里冷眼观察。等孟发臣返回炮标时，虽然还在僵持中，但事态并未扩大。孟发臣向霍殿臣、赵楚屏等人说明利害，他们随即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出军营。
新闻媒体似乎惟恐天下不乱。武昌南湖炮队暴动事发后，汉口报纸，甚至上海、天津等地报纸都做新闻刊出。“武昌街谈巷议，谣言可骇。有曰四川乱事又炽，顺流而下，将扰及鄂境者；有曰新军蓄谋图变，定于中秋起事者……”更有那炮队逃兵数人，进入汉口租界后，余愤难消，联合投书张彪：“……我革命党人已遍布武昌新军各标营，团体甚固，力量极大。炮队事变敬请高抬贵手；否则，如借此赶尽杀绝，革命军兴，当以汝全家老少偿命”云云，公开叫板。
26.瑞澂紧急来设防
表面的平静隐藏着幕后的极不平静。
9月24日当晚，张彪把炮队第八标标统、第一二三营的管带和马队第八标标统等都带进湖广督署，向瑞澂大人述职并领受指示。过后瑞澂把张彪留下，又传黎元洪来见。在湖广总督衙门，瑞澂与张彪、黎元洪权衡再三，采纳了黎元洪提出的主意，将士兵手中的子弹一粒不差地收缴上来，使他们有枪无弹，责成各营管带悉心保管。第二天瑞澂又进行新的布置：收缴的子弹一律集中送到楚望台，各标、营不得私留；而各绿营、湖广总督衙门、八镇、混成协卫队等各亲信部队，不仅不收缴子弹，还要增拨子弹，以备镇压骚乱和自卫所需；禁止各军事学校学生出校；令楚同号兵舰在鲢鱼套附近游弋，设行辕于楚同舰，随时准备接瑞澂夜宿舰上；增加军警巡逻，对可疑行人进行检查。几道命令下来，各军营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这时，武昌城内炮马塞途，尘埃翻滚。城垣内外日夜派兵巡逻，长江水面兵轮升火架炮。城门改派巡警守卫，白日入城官兵必须回答当时口令，夜间城门紧闭，禁止通行。督署各衙门街巷，派兵卒抢修工事，备迎大敌。
9月28日，清军闯入雄楚楼10号，声称要捉拿乱党头目刘公。此时，刘公因南湖炮队出事后化装过江潜至汉口歆生路荣昌照相馆，杨玉如去上海购军火未归，清军捕快拿获了杨玉如的妻子吴静玉。岂料这吴氏性情刚烈，当即将备好的硝镪水“仰药自尽”。清军一无所获，决不甘心，据说还围住吴氏停棺的水神庙，以为那里藏有军火。
10月3日夜晚，荣昌照相馆出现窃贼从窗户潜入，让刘公等深为警觉，认定是清廷密探造访。果然第二天的《夏报》上报道称汉口某照相馆，系为革命秘密机关。满吏闻风，潜派侦探，分途伺隙李白贞照相馆。刘公托李白贞担保在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租得一房，将政治筹备处机关迁于其内，自己和刘一（李淑卿）则住在宝善里1号，以便照料一切。
几乎与此同时，瑞澂在湖广总督衙门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按照瑞澂的布置，管带以上的武官；司、道以上的文官都参加会议，另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知府、知县也被召来列席会议。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工程营管带王永泉在滦州参加秋操，管带由阮荣发代理。他早已发现工程营有革命党人活动，暗中安排亲信打探。开会之前，总稽查李襄麟匆匆到营里见阮荣发，向他悄悄递了个纸条：根据收缴的名册，工程营党人最多，约有三百八十余人，业经调查确实。今晚恐有行动，千万严加防范，若出乱子，脑袋难保。阮荣发拿到这份三页之多的名册，有了相当的成算。今天到湖广总督衙门参加这个重要会议，正好是立功受奖的难得机会。他站起来拱手道：启禀大人，湖北革命党人要想起事，必定要运动新军。据我所知，有革命党人在运动工程八营。现在要立即将工程八营中的革命党人捉拿归案。说着，阮荣发掏出那几张纸展开：这里有一份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是我打探许久才整理出来的。若是将他们一网打尽，楚望台则不需要大人劳心。张彪毕竟有多年行伍经验，他想，今天来参加会议的文武官员不少，谁能担保他们中间没有革命党人？若是阮荣发将楚望台的布置情况向瑞澂具实报告，不就是向革命党泄露机密吗？他什么都顾不得了，一个箭步过去狠狠地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斥责道，你治军不严，在危急中自觉没有守卫楚望台的良策，竟危言耸听推诿过失，以自己好恶为界，自编名册欲加害于无辜。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知道吗？临战之前乱我军心，祸及大清。表面上为我大清献策，实际上替革命党来这里献离间计。不要以为没有人能识破你的奸计！张彪一把将名册夺过去，几下撕得粉碎。
这一切变化太快，有点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威虎厅里的镜头。瑞澂权衡再三，认为张彪忠于大清，根本不会怀疑他另有所图；且身为大将，见多识广，应该不会有错。因此也跟着张彪斥责了阮荣发几句。
会议讨论结果，决议派李克果带参议厅工兵课员及工兵课长成炳荣等立即去楚望台，在军械库协同工程八营守卫楚望台。铁忠提出各城门应该加派士兵，特别是望山门，早上7时开城门，晚上6时一定要闭城门。对进出城门的人，要进行检查。巡警道王履康提议：夜间对行人实行检查，没有通行证的人应该带回来审查；至于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来往、住宿客人，发现可疑人员要进行审查。最后，瑞澂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二，大后天就是中秋。这三四天为特别戒严期，各位务必小心谨慎，严密把守，不给革命党人可乘之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
张彪、黎元洪为安定人心，对各守卫部队天天都有赏赉，在中秋这天每人赏钱二千文。按以前的军营规矩，八月十五中秋都要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今年风声吃紧，停止中秋放假，都在军营随时准备听候调遣，不给革命党人利用新军的机会。黎元洪在八月十四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一律置备酒肴提前一天会餐庆祝中秋。十五照常上操，禁止请假——过一个“革命化”的中秋节。
“青烟自没汉阳郭，新月故悬黄鹤楼。无限往来伤赤壁，三分轻重本荆州。”（明·李梦阳《武昌》）1911年10月6日，农历中秋，据说中国帝制王朝两千多年的最后一轮月亮出奇地圆，圆得那么安详、那么平静，好像它清辉朗照下的城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叫人怀疑会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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