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园山聚会到现在，湖广革命党人打入新军中历经十年磨砺，终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火山般喷发了。带着“亡清必楚”的血性、怀着驱除鞑虏的民族恨，一场民主共和与皇权帝制的决一死战，在武昌爆发了！
丁格尔在《中国革命目击记》里写道：“中国革命开始了。在开始的几天里，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追寻事件连续的线索变得非常困难。”
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下午5时，在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蒋翊武和刘复基等作好了武装起义的紧急部署，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作战命令。
但这一说法并非一致公认，尤其不为共进会会员所认可，这里或许有门户之见，也是武昌首义历史悬疑之一。据指挥部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在首义周年时回忆，蒋翊武于当日午前九时半发“攻击之合同命令”、午前十一时发“给水攻队之命令”和“给火攻队之命令”、午后六时发“给第一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和“给第二独立整队长之命令”共五道，文尾均注“予在正司令部（即咨议局内）”。有亲历者甚至说蒋翊武于十九日率众起义。
“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浅，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这是蒋翊武为龚霞初《武昌两日记》所作序言，书中称赞蒋总司令“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才也”，“光复汉族，驱除满虏”，“此八字抵得一篇讨贼檄文”。并把该命令堂堂正正地列为九条，其中第三条还细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九项。很多当事人记得当时并没见过这一正规命令，分析是龚霞初事后杜撰的。
军事指挥部诸人取得于10月9日夜半发动起义的一致意见后，刘复基当即起草起义通知，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现在这个通知的原文已无法得见，综合李春萱、李西屏等人回忆文章，该通知对起义事宜作了如下规定：
（一）十八日夜十二点钟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
（二）起义部队左膀系白布为标志；
（三）炮队攻中和门，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
（四）工程营夺弹药库；
（五）第三十标专攻该标第一营之旗人；
（六）第二十九标以一营助攻第三十标第一营旗人，以二营助攻督署及捕捉伪督；
（七）第四十一标及第三十一标留省各部，分攻藩署及官钱局。
（《辛亥武昌首义史》）
无论是简单的通知还是详细的命令，都表明湖北革命党人作好了充分的计划，并对胜利胸有成竹。随着宝善里出事和小朝街的被破坏，情势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在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的缺席之下，作战计划由其他党人争先恐后地分别实施了。
“成则美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李鹏升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士兵起义，在绵绵秋雨中义无反顾地打响了。
30.城外李鹏升点燃马房
2006年底，《长江日报》“黄鹤楼·城”周刊曾经就“是谁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连续发表文章，热闹一时。鄂州人白雉山不仅出自对乡党的厚爱，也是尊重史实，指出真正打响“第一枪”的不是熊秉坤而是程正瀛。
文中写道：程正瀛，字定国，武昌（今鄂州市泽林镇大山村下庄屋）人，在湖北新军工程兵八营当兵，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系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八时工程营发难后，程正瀛随同熊秉坤等到楚望台集合，参加攻打督署。阳夏保卫战中，敢死队成立他任第一排长。汉口三道桥之战，徐兆斌阵亡，他递升副队长。后奉命守汤家山，五昼夜不下火线。汉阳失守，他护卫黄兴总司令回武昌。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护从之一，后任工程第四营管带。程正瀛于“二次革命”的反袁活动中，因革命派内部矛盾激化被害（一说在阳夏保卫战中牺牲），据说是装在麻袋里投江。新世纪，鄂州市在程正瀛的故乡重新修建了“程正瀛故居”，请年逾九十的书法家陈义经题写匾额，白雉山亦撰写了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
接着，黄陂人周大望发表了《也谈究竟是谁打响“首义第一枪”》一文。文中指出，10月10日这天，“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营发难时间早于城内工程八营，真正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者，应是混成协炮兵、工程、辎重三营起义总代表黄陂人李鹏升领导下的辎重营。”原来，当时城外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炮队第十一营工程、辎重两队，都驻在武胜门外塘角旧恺字营（遗址在武汉印染厂江边塘角前街一带，因清军将领吴元恺驻军于此而得名）。根据9月24日各营队代表大会的决定，起义时二十一混成协直属营队的任务是放火为号。10月10日，李鹏升闻知城内各机关被破坏，彭、刘、杨三烈士英勇牺牲，急找同志蔡鹏来、黄恢亚等密议，定于当晚10时举义，纵火为号。并派同志往各处送信，塘角一有火起即行响应。据李鹏升后来自述：“至六时，各同志已准备完全，皆在棚内持枪以待。此时塘角炮、工、辎队官以上均在炮队营署密开会议，我等恐失去机会，当通知炮、工、辎各代表，准备发难，听辎重营指挥。适三排接班查街，恐兵力分散，万分紧张之际，罗全玉发一号枪，全营同志蜂拥集合，入军装房抢子弹一箱，烧燃马房，以为发难火号，顿时满天烟雾，鬼神皆惊。”胡祖舜所著《武昌开国实录》中也有同样记述：“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力分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辎重十一营革命略史》中作者佚名也这样反映：“斯时三排接班查街，又恐兵力分薄，六时五分，代表只得派罗全玉发一号枪（以备打死郭排长为两便），全营同志蜂拥集合。”
若单纯从放枪的时间来说，罗全玉在程正瀛之先。所以佚名赞叹：“幸是枪一发，而民国从是枪声一响而专制倒矣！”
话越辩越明。两位老同志怀着对自己家乡先贤的敬爱，各执一词，所援引的史料记载发难时间如此出入，只能说明有关辛亥革命回忆录的芜杂和紊乱。当然，白雉山也分析道，之所以强调城内打响了第一枪，主要是它对首义成功的作用和影响更大。首先，举义后能否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至为重要。工程营发难后首先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不但占据了城内的制高点，而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首义部队武器弹药的充分供给。其次，城内举义是要害地区，故枪声一响，城内外起义部队能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对清政府衙门构成严重威胁。其三，首义后的军事领导人极为重要。工程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在楚望台推举吴兆麟出来领导，稳定军心，指挥有度，取得胜利。以上三点，作为城外混成协的革命党代表李鹏升是无法具备的。再看李鹏升在其《自述》中谈及举义时的情况：“我即带无秩序之散兵……向武胜门前进……故乘间逃避者甚多……所存兵目不过四十余人……同志们说：‘我等不久，即死于满奴之手矣！’……仅数十人环城而攻，内无救援，外鲜襄助，其凄凉景况，何异古之少康、楚之三户也。”试想，如无城内举义或举义失败，李鹏升们将有何作为，其结果又会怎样，是不言自明的。城外辎重营即使放火发难在先，但其作用无法与城内工程营的举义相比。
其实争论早就有过。1936年10月10日津沪《大公报》发表邓玉麟的文章《辛亥武昌起义经过》，谓工程营发难，混成协辎重队响应。胡祖舜随后在汉口《中西报》以公开信的方式反驳，认为辎重队发动在当天下午6时许，而工程营在8时左右。
武昌起义发生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曾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1913年与居正的一次谈话中还说，“9时，余在黄土坡司令部，得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统制张彪在文昌门内公馆，始闻城外工辎两队兵变，以为无关重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发难，忧心如焚。”
尽管可以认定城外放火在先，但取得胜利的关键应该是城内的第一枪，可以视为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当然，李鹏升大智大勇的革命功勋和领导城外首先发难的史实，从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当时的著名报人胡石庵曾称赞李鹏升为不居功的李将军。
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蔡寄鸥说：“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鄂州血史》）其实，开枪和放火谁先谁后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起义的最初目的已经达到。
在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的各营队党人代表大会上，起义总指挥部就决定了起义总动员的计划。内容之一是：驻扎在草湖门外的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由总代表李鹏升带领起义，首先在塘角高处放火为号，使武汉驻军都能看见，以便同时动作。内容之二是：临近楚望台的工程八营，由代表熊秉坤负责发难，并立即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同时占领中和门，以便城外的炮队、马队和三十二标步队由此进城。会议过后虽然出现变故，总机关被破获，但由于革命党人的主动性，起义的实际情况大体上按原计划要求执行了：辎重队完成了放火为号的任务，工程八营占领了军械库和中和门。
据《张季子年谱》所载，武昌起义的目击者张謇恰在此时应瑞澂之邀前来武昌恢复官办大维纱厂事毕：“十九日城启，余即过江。（晚）八时登舟；见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横亘数十丈不已。……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二十日至安庆，知武昌即以十九夜失守。”这里说的工程营火作，实际是辎重队火作。现在可见的这一场面照片，当是在黄昏夜幕降临前拍摄，时间显然在工程营发难之前。冯天瑜所作的结论是：人们惯称城内工程第八营为武昌首义发难单位，这当然自有道理：工八营位居城内要地，打响起义第一枪，随即抢占楚望台军械库，为响应各标营士兵提供了弹药和人员集结点，此后遂有连夜攻击湖广总督署、占领整个武昌城的事态发展。而在此之前，武昌草湖门外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炮队第十一营工程队、辎重队驻地（塘角旧恺字营），党人蔡鹏来在炮营马棚点燃马草，作为起义信号，使“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故城外恺字营、城内工程营均可视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发难地。
武昌的恺字营、工程营，还有戈甲营等，本是由明至清维护皇权统治的营盘，现在都成了革命党人揭竿而起的冲锋出发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31.工八营熊秉坤功不可没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奠基日，也是其诞生地武汉的受难日。
这天，武昌城城门突然紧闭。到下午，沿江许多人家的水缸见底了，干得死蛤蟆，汉阳门、平湖门、文昌门、望山门四道水门集聚了许多要出城挑江水的老百姓。军队是每天要出城买菜的，各部队这天用剩菜做了顿上午饭，下午的菜就做不出来了。标、营长官开始以军情紧急为由要他们先用咸菜，后怕因此激发事故难脱干系，纷纷向统制张彪请示。张彪也不敢自专，请制台大人瑞澂定夺。两人权衡再三，决定让平湖门、武胜门限时开放，挑水的一律走平湖门；买菜的一律走武胜门，各部队的目兵轮流出城买菜。要求守军严加盘查，不让革命党人出入。
黑云压城城欲摧。大约午后六时零五分，武昌城北的黑暗中升起了火光——那是盼望以久的起义信号。英文《汉口日报》载：“下午7点45分，江边守卫者惊骇地看到城外数处起火。”《大汉报》曾登载蔡寄鸥的热情讴歌：“火狐夜啸篝火明，深山大泽龙蛇生。楚虽三户志易集，能扶祖国摧秦兵。……揭竿一麾究谁始，陇西华胄名鹏升。……策勋试数兴兵者，谁肯鸣枪第一声。”
此前，工程营后队传令兵送信过来：后队第三排昨夜临时调派附属右队去楚望台军械所挖掘战壕，他们在夜雨中辛苦一夜，今天不能接班值日，就提前轮到左队第一排。三棚正目熊秉坤高兴极了，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可以利用值班机会做很多事。中午时分，熊秉坤把于郁文盗取的腰牌，一面给李泽乾，一面自己佩带，两人相偕外出。沿大街向南来到第十五协的南营门，先到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见到方维、谢涌泉、王宪章等。一说三十标的标代表王宪章以风声紧急，出营暂避，不知去向，由王文锦负责。熊秉坤说：今天我们工程营要干！特来请你们标响应。外面形势很严峻，今天若不举义明天恐怕就没有我们的机会了。约定下午3时晚操之际发动。从三十标出来，熊李二位就到右旗去找到黄陂蔡家榨人蔡济民。
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后队队官蔡济民并没有闲着。据二十九标储义平回忆，10月9日夜起义流产之后，蔡济民曾分头通知各营，让他们次日到通湘门外莲溪寺开会，商讨挽救办法。“八月十九日，武昌各城门迟至九时才开，以长绳牵隔中间，出入检查，蔡以巡查为名，驰至预约地点。”到莲溪寺向与会同志说明情况，决定当晚动手。
熊秉坤等人进来时，“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三烈士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亦告诉他晚操时发动，两人击掌允诺。熊秉坤回到工程营时，于郁文、章盛恺已经拿来两盒子弹，吕功超取来两排子弹。下午3时前，三十标派谢涌泉过来告诉熊秉坤，他们已经布置好一切，随时可以响应。并告诉他瑞澂为了减少士兵间的联络竟决定取消晚操，“三时之约”无法实现。熊秉坤感到突然，当即决定在晚间点头道名后、点二道名前大约7时发难。谢涌泉将这个变化带回去，并转告三十标及二十九标。
时间过得很慢。4时前后，排长方定国和后队队官罗子清得到革命党人中交情深厚者透露的消息，找到熊秉坤表示不干涉起义。罗子清考虑混乱中将有许多事情很难把握，就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离开了工程营。而方定国却另有考虑，想为清廷建立奇功。他知道，营代理管带阮荣发的官小，向他告密得不到什么功劳，就溜出营门直接向八镇司令部走去。一路上屡被军警盘查，他看盘查的人个个像革命党，怕被杀害不敢说去八镇司令部的原因，走不远就被盘查一次，耽误了许多时间。还没有到八镇司令部就听到工程营内响起枪声，方定国建立奇功的梦想被打破。张彪并没有得到这唯一的告密。
其实，张彪还有一个可能得到告密的机会。左队任振纲平时勤慎得到排长信任，当晚戒严令下达时，排长喊他带枪来领子弹。已经得到熊秉坤准备起义指示的任振纲没有脱衣正要睡觉，忘记取下白绷带就跑到排长面前。看到右臂上的白绷带，排长一惊，随即夺过任振纲手中的枪，拉开枪栓一看，枪膛内竟有两粒子弹。排长不敢耽搁，立即向左队队官吴兆麟报告。吴兆麟紧皱眉头，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张扬开去上司追究难辞其咎。只得命令将任振纲看管起来，等天明再说——不到天明，工程营已经打响。
如果吴兆麟和方定国中有一个人向统制大人张彪告密，武昌首义能否于当晚打响还是个问题，而以张彪的凶残和顽固来看，革命党人的行动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可能性倒是很大。历史就是这样经不起假设，这些假设都可能被事件的必然性而加以否定。
既然如此，那就一不做二不休。10月10日晚上，武昌工八营的枪声响了。
历史聚焦百年前的那个似晴犹雨之夜，在武昌紫阳湖东边看似寂静的军营里，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事变，营盘里已乱成一锅粥。
且说工程营八营二排程正瀛于骚乱中开枪打中排长陶启龙之后，代理管带阮荣发听到枪响，想到士兵没有子弹，以为是哪位官长在开枪镇压革命党，就提枪往外走。跑到楼梯口，阮荣发堵在那里举着枪大声喊叫：你们都有妻子、儿女、父母，他们就住在湖北。造反的事是做不得的！这是要灭九族的大罪！你们都不要跟坏人作乱，各回本棚，不要胡闹！熊秉坤等人将花盆瓦钵等向下砸去。阮荣发看他们不开枪，胆气陡壮，不仅不退反而站到明处，连开数枪，致冯学忠、章盛恺、程凤林一死二伤。这时吕中秋端起枪向阮荣发射击，徐少斌再补一枪，阮荣发倒在水沟里一动不动了。熊秉坤立即带领同志们冲下楼去，鸣哨集合。他们打开工程营子弹库，库里竟没有一粒子弹，只有已经开刃的指挥刀9把，就分发给各支队长佩用。陆军测绘学堂总代表方兴这时在工程营串联，熊秉坤给他两把指挥刀，让他带回去响应起义。
这是较为公众所知的情节。曹亚伯1930年出版的《武昌革命真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华岗著）其中说法与此差异较大，可为补充。
程正瀛在后即用枪柄向陶启胜头脑猛力一击，脑即击破，立时倒地。同时该营左队兵士方兴潜在营外向营房掷一炸弹，响声大震，营房玻窗，多为之碎。后队正目熊炳坤借此一轰，群起哗变。该营督队官阮荣发及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均为兵士所杀。于是一般军官见此情形，不敢拦阻，纷纷逃避。众兵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一空，但均不敢出营。时有左队司书生周定原，谓尔辈既已发难，即不应仍守营内，当速到楚王台集合。众兵士闻之，齐喝一声，响如雷应。一哄而出，向楚王台而去。少顷即至，他营尚无动静，大众恐无响应，顿现恐慌，而胆小者当即散匿……
若此说成立，那方兴即是武昌首义中与“熊一枪”、“蔡一炮”等同样重要的“方一炸”了。那个周定原也功不可没，他是工八营左队司书，当时在场的最高职位者，说话有一定权威。工八营共有三百多人，熊秉坤带四十多人冲向楚望台后不久，“周定原率一队到达”，人数在二百人以上。
——紫阳湖畔，工程营八营的操场上响起了嘈杂的呼喊声。熊秉坤站在队前大声喊，出营者存，留营者亡！众多士兵气壮山河地呼喊着，随着熊秉坤、杨金龙、金兆龙这“一熊二龙”呼啸出营，直扑楚望台。一群“草根”，就是这样揭开了历史巨册的一页。
——队伍经过第十五协西营门时，熊秉坤向营内连发三枪，向蔡济民们发出起义信号。
32.吴兆麟出任临时总指挥
楚望台在武昌城东南梅亭山，因明楚昭王朱桢筑台东望京都而得名，是中和门的子城部分。新军军械库由武昌三佛阁迁此后，库存有德国、日本及汉阳造步枪数万支及大量弹药和火炮，是中国甚至远东最大的军火库。
当时，在楚望台军械所守卫的左队马荣是文学社工程营总代表，他和罗炳顺等听到枪声正准备响应，队官吴兆麟和工程营前任营长李克果集合全体士兵。李克果说，我与你们在工程营共事有5年之久，现有一言相告。今天晚上外间喧嚷，我为你们着想，如果是徒手空拳而来的不法匪人，你们的责任重大，不能让坏人抢去枪械危害社会，因此必须坚决抵抗；如果是军队到来，你们人少，抵抗是徒劳的，可以避开。马荣、罗炳顺明白李克果、吴兆麟不是死心反对革命党人，就说，我们没有一粒子弹，怎么进行抵抗？李克果向军械所主任下令，立即拿两箱子弹来分发给他们。李克果不曾想领到子弹后守兵就开始哗变了。马荣指挥士兵一起向夜空中放出一排枪，清脆地告诉武昌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已经在革命党的手里了。
马荣等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重地十分关键。当时熊秉坤率队到达千家街口时，“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耳。”得到这消息顿时振奋，不用多久就跑到楚望台，受到左队欢迎。
就像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楚望台军械所的武器应有尽有：德国新旧毛瑟枪五千余支、日本六米里五枪一万五千余支、汉阳造步枪二万六千余支、收缴陆路巡防营之枪三千余支；还有汉阳造五生七山炮三十余尊、江陵机器厂造六生的明条炮十二尊、英国造哈其开斯炮十二尊、德国克虏伯厂造五生的快炮等十五尊、日本三一式七生五野战陆路炮三十六门、山炮十八门……
革命党人有枪有弹，胆气陡然壮大许多，一些心存犹豫的人放下了包袱。但现场上人马并不多，稀稀拉拉的。熊秉坤将队伍集合起来，赶紧布置楚望台的警戒防务：派出两个侦探班，右边由汪长林带领，在千家街与城墙间向东北方向巡视，注意楚望台到通湘门一带，监视宪兵营的动静；左边由汤启发带队，顺城墙向西北，巡视中和门正街、西街。其他方向，正面北边是右旗大营的寨墙，背面余下的是武昌城墙，不必担心。沉沉夜幕中，熊秉坤在马荣、罗炳顺、周定原等众人簇拥下，以总代表身份下达了第一号命令：
一、本军应冠以“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暂袭用旧制。
二、本军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本军作战以清督署为最大目标。敌方张彪、铁忠、李襄麟等，在大小都司巷、恤孤巷、吴家巷、望山门正街、水陆街、豹头堤等处布防。
四、敌人兵力为教练队二营、辎重第八营一营、机关枪一连、第八镇警卫一连、宪兵一连、消防救火队一百名，约共一千五百名左右。
五、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厂、大朝街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暂以楚望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地。
六、金兆龙带后队第二排及右队第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促进炮队第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七、林振邦带左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向第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八、徐少斌带领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布防。
九、其余部队均作总预备队，在本军械所待命。
十、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
总代表兼大队长熊秉坤发于军械所，午后八时二十分。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新军士兵们惊怔之下猛然想到，眼前的指挥熊秉坤只是一个目（班）长，而需要长官约束的习惯早已养成，没有长官就意味着可以放纵，楚望台的秩序开始出现混乱，有的开小会，有的自由活动。熊秉坤竟感到孤立无助的压力，“精神上极有不自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时代呼唤着：王者归来！
这时，汪长林带领一队人马在千家街与城墙间附近草木中发现了潜藏的队官吴兆麟。汪长林说，我们都是汉族同胞，不会杀害你。我带你去见我们的熊代表，保你们没事。吴兆麟就随之返回军械所。熊秉坤了解吴兆麟加入过日知会，不会反对革命，就请他出来指挥队伍。“今兵心惶惑，漫无纪律，难遵约束，非一最有声望者出而指挥不可。现吴队官来，盍公推之为总司令，以资筹划如何？”吴兆麟见起义已经发动，革命热血重新在胸中奔腾，当即接受大家的提议。他依次巡视楚望台四面防地一周，每至一处，就大声对士兵们说：“既认我为总指挥，须听我命令，违令者斩！”士兵们鼓掌而诺。
事实证明，这是革命军的明智选择。
鄂城人吴兆麟17岁就从军，在军队摸爬滚打，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知识。他于仓促间被推举为起义军总指挥后，马上镇定自若，和熊秉坤等一起作出了正确判断和英明决策——向湖广督署进攻！吴兆麟分析，黎元洪在武昌城的兵力有限，若不是得到瑞澂命令，他不会来攻击我们，只会力图自保；张彪兵力雄厚，稍作整顿就会带队来攻击楚望台，以我们的力量将很难对抗。我们要趁起义成功之威直捣督署，此所谓擒贼先擒王，不能迟疑。吴兆麟摆出一个攻打督署的姿态，立即发出了第二号命令：
一、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第一、二两排，经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攻督署前。
二、右队排长邝名功带右队第一、二两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攻督署后。
三、马荣带一个排，从宪兵队东南端进攻。黄楚楠带兵一排，从宪兵队西南端进攻，互取连络，即时将宪兵队扑灭之。
四、周占奎率兵两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
五、徐少斌、郑廷钧、汪长林、杨金龙带兵两个排，由徐少斌指挥，先夺取中和门，策应金兆龙迎接炮队。
六、张伟、任正亮、饶春堂等带一个小队，由张伟指挥，出中和门掩护炮队进城。
七、陈有辉带兵一班往通湘门附近侦查。唐荣斌带兵一班往中和门附近侦查。
八、楚望台附近交通，着罗炳顺、程定国（正瀛）、杨云开、刘定基、孙元胜等，分途彻底破坏。
九、其余为总预备队，由副指挥熊秉坤率领，在楚望台北端待命。
十、今夜口号改为“兴汉”。
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发于楚望台军械库
八月十九日午后十时半
有令必行，起义军兵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的进攻在半小时后展开。
33.别忘了还有个“蔡一炮”
这时，就近的三十标马明熙、刘英达等率领一百多人，二十九标蔡济民等率领约三百人，冲破重重阻力赶到楚望台。楚望台人头攒动，火光下是无数黑里透红的汗脸。四十一标、三十二标、陆军测绘学堂等诸多单位也先后如约赶来，风云际会。有了三批响应的队伍到来，人气增加了很多，吴兆麟等人的信心更足了。他们深知，要击溃瑞澂、张彪一定要有炮兵。炮火的威力是步枪无法相比的，更重要的是它对敌人心理震慑力极大。吴兆麟已派徐少斌带两个排去策应金兆龙所带的3个排，夺取中和门迎接炮队，后又增派马明熙、方维带人去支援。
黄冈人金兆龙带兵到中和门时，守军不在，城门上锁无钥匙可开。这锁重约3斤，插在城门上两个铁环中十分坚固。金兆龙力拔山兮气盖世，双手扣紧锁的两端，运足气力猛地向怀中一拔，锁上拇指粗的铁棍咔嚓一声断为3段。城门洞开，大家欢呼出城向十字街跑去。此门即现在的起义门，是武昌最后拆毁的城门，后修复一新独享首义之门殊荣。
炮标的重要性同样为张彪所关注。他料到革命党人一定要去胁迫炮队响应，便拿起电话，命令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标统孙国安派可靠的人把守长虹桥，阻止造反军人去炮标；又命令马队标统喻化龙派人在长虹桥以南、马队以北设置第二道防线；最后命令龚光明务必控制好炮标，随时准备按部署行动，镇压造反的军人。孙国安派满人队官楚英带兵两队迅速赶到长虹桥，在桥南、桥北布置火力，构筑工事。楚英有兵两队，是金兆龙的一倍多；又以旗人为主，这一仗关系满人的统治地位，大有哀兵之势。金兆龙带领的三个排到了，尖兵接触，双方开枪。金兆龙身先士卒组织进攻，激战不久，楚英的兵竟无斗志纷纷过桥后退。金兆龙带队跟进冲过长虹桥，连桥南的防线也冲垮。楚英率领残兵逃回三十二标。金兆龙前进到南湖阅兵亭与马队接触，再一次组织进攻。马队士兵在长官的督促下抵抗一阵也自动退走。金兆龙突破两道障碍到达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时，炮队内部已经响应。
南湖炮队如此地举足轻重。据时在南湖炮队任队官的张文鼎回忆，就在邓玉麟、李作栋奔走联络的时候，汉口的同志也派人到炮队来了。派来的这个人叫汪性唐，时间是10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由于昨夜刚下过大雨，地上积满泥水，部队当时正在整理内务，打扫马场。这时千家街汪恒春药店的少老板汪秉权来找，把他拉到无人处悄悄地说，汉口有人来了，在我店里。他要见姜（明经）管带，可卫兵不准进营。来人说了，见不到姜管带，能见张管带也是一样。于是张文鼎去汪恒春药店得到了汪性唐传达的起义命令。“10月10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登岸，赶至炮八标，就在马棚中与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动。
“午后八时，闻十字街火起，知有变。越半句钟，炮队围墙外放枪两响。”（《炮队武昌起义及阳夏战斗记略》）长虹桥上的枪声传进营房，邓玉麟乘排长惊慌时到南营门开枪传号。正在换衣服的沔阳人蔡汉卿赤膊跑出来招呼同志们集合。队官柳百顺出来阻止，蔡汉卿上去猛地一脚踢在他肚子上，柳百顺后退几步倒在地上，其他官佐见状纷纷躲避。孟发臣、蔡汉卿与应声而来的王鹤年、陈天寅、刘天元等20多人，有的将炮拉出来，有的打开军械库取来炮弹，随即攻击炮队队部。蔡汉卿、王鹤年首先炮击右队，接着又向一营开炮，革命同志冲破长官约束纷纷跑出来。炮八标管带卓占标、杨起凤逃走，管带姜明经和队官张文鼎、蔡德懋、尚安邦、柳百顺等随军反正。全标起义，携大炮12尊整队向中和门进发。“沿途炮车转动，轧轧有声。”经过马标时开了三炮，引起马标混乱，官长抛下一切逃命，马标同志参加起义。这时，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赶来迎接炮队，徐万年指挥全标入城，占据中和门城楼及蛇山阵地，架起大炮向督署轰击。但黑灯瞎火中，根本不能确定目标。
四十一标只有第三营在武昌左旗，起义发动后，黎元洪以开会的名义拘禁部下。阙龙、郑继周、王世龙等看走营门不行，就翻墙跑到楚望台。这时的楚望台兵强马壮，吴兆麟先后派人一波一波地攻打督署。伍正林带两个排刚到紫阳湖西南的津水闸，就遭到保安门城墙上的武装消防队居高临下的射击。邝名功带的两个排在紫阳桥被清军的强大火力压制伤亡很大，只能退到桥南的工程营。蔡济民继邝名功之后去攻打督署，从皇殿后面直扑王府口大街的西口。把守紫阳桥的清军撤到大朝街与王府口交汇处，起义军的步枪显然无力抵抗机关枪的猛烈扫射，不得不退却。
这样相持许久，三十标张鹏程进攻大朝街，也遭到清军机枪猛烈扫射，仍难突破防线。张鹏程与蔡济民决定在王府口西口放火，选定一家民房，那家房主竟然出来亲手点火。阙龙喊道：叫老百姓马上搬开东西，我们要放火，你们同意不同意？王府口一带的铺户和居民同声答应：好啊，好啊！霎时火光烛天。王世龙携洋油、柴禾，爬上钟鼓楼亭放火，照亮督署前旗杆，让炮队得以瞄准目标。纪鸿钧忙取煤油，“冒火线冲入署内，纵火烧门屋以延大堂。”刚到蛇山上扎稳的炮八标，连同中和门上总共16门大炮有了目标，就向八镇司令部和督署之间猛烈开炮。
武昌城东西五里、南北六里，近乎正方形。由黄鹤楼头至蛇山东端，横亘长约四里，把武昌城南北隔开。山前较山后广阔，山前东南为城内各标营所在地，西南则为督署、镇司令官所在地。由南楼抵望山门，长街直贯其中，督署右后则偏隘，民房密集，非用兵之地。东辕门出长街，南倚望山门，北至水陆街，即督署后院对角。再北为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设于巷内。据此地形，督署和镇司令部偏处西南一隅，必以重兵防守。一旦炮火猛轰，步兵齐攻，必将立即粉碎，稳操胜券。
炮是“军中之胆”，有了炮火支援，民军士气大振，以步枪为主的他们跟拥有机关枪的清军才有拼死一搏的可能，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个赤膊上阵的炮八标正目蔡汉卿，当晚在蛇山上开了三炮，第一炮和第二炮都偏离目标，第三炮击中督署，给其致命一击。一说张文鼎在蛇山指挥放炮，令各炮用二千四百米达表尺开始试射，后炮队试射取得督署二千二百米达、八镇司令部二千米达为准确距离后，再用排炮向这两处目标反复轰击。督署的钟楼炸毁了，八镇的马房烧毁了。炮声撕破夜幕，使所有侧耳倾听的人们如闻春雷。
城内城外清军大部相继响应。右旗的二十九标第三营杜武库、杨选青率部冲出营门，连第一营管带何锡藩也被迫反正；三十标第二、三营徐达明、吴醒汉带队响应；该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带着百余名旗兵逃走，其余人都参加了起义队伍。左旗的三十一标党人黄元吉、赵士龙等纠合约数十人，第四十一标阙龙、岳绳武等约四百人不顾黎元洪阻挠发难……南湖第三十二标、马队第八标和城北恺字营第二十一混成协的三支队伍：辎重十一营、工程队、炮队都在党人代表的率领下起义进城。
天就要亮了，此时的起义大军已汇成大潮，诚可谓“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人认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被推翻这种说法，应该说成“枪炮声”才算准确完整，才算符合当时情况。武昌起义的成功，掌握德国克虏伯炮的炮八标居功至伟，不可磨灭。炮八标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早就成立了“忠汉团”，认为军人理应忠于汉族，不应为清廷效命。团长为陈国桢，有百余名团员，后来大部分并于共进会。炮八标当时全标留驻武昌，共有士兵800名，是起义各部中人数最多、建制最完整的部队，它成建制的全标起义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故熊秉坤有言，“我革命军自炮队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炮声有以促成之也。”
“汉军起义立志将仇报，里应外合都有我同胞。长枪大炮早已准备好，楚望台上军旗迎风飘。”唱着这首以大悟民歌填词的军歌，炮八标铿锵行进，大显神威。如同熊秉坤被称为“熊一枪”一样，蔡汉卿在军中亦被称为“蔡一炮”，他后来升任鄂军第四镇统制，是响当当的英雄。据其孙子介绍，他只认死理，只要推翻了满清，由汉人执政便行，黎元洪是汉人并是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便应拥护。如果去掉黎元洪将造成新的混乱，故各方面对黎的反对他都不赞成。蔡汉卿1916年离开政界。现在，蒲圻赤壁仍在的翼江亭，即是他1932年出资所建。其孙女蔡琴是台湾著名歌星。
首义之初，无论是指挥者熊秉坤和吴兆麟，还是战斗员蔡济民和蔡汉卿，这些“草根”在革命大势的推动下，都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采取了英明的举措：一是抢占军械库，二是向督署进攻，三是调动大炮向瑞澂所在的反动营垒轰击。此外还有四十一标三营的胡廷佐、左国栋受蔡济民指派向北占领大朝街、铜元街交汇处的官钱局，沿铜元街向花堤前进到平湖门，占领善后局以及电报局等重要机关。分兵击破，各路报捷。藩司连甲缒城而逃，队官旗人崇光被当场击毙。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如果说人生最关键的只有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会影响终生。那么，走向共和的这最初几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小人物迈出了大步伐。革命党人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敢和智慧值得举世崇敬，并令人永久回味。
孙文钦定的“第一枪”
既然熊秉坤本人都否定是自己打响第一枪，为什么这个问题还争议了几十年呢？
其实这个问题最初是由孙文抛出来的。1913年，孙文的“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通缉而避走东京。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成立，孙文自任总理，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入党誓言，并向孙文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一有着浓厚专制色彩的党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黄兴等老同盟会员的指责和抵制，有的与孙文分道扬镳，当然也有不少人“景而从之”。因反袁失败而来到日本的熊秉坤便是对着孙文作了入党宣誓的。大概在此前后的一天，孙总理在其寓所向众人介绍熊秉坤：这就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吾党革命同志熊秉坤。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当日专刊发刊词中写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还在广州黄埔军校讲话中曾谓：“今日何日，乃吾党同志熊秉坤在武昌发难之日也。”后在《孙文学说》中又写了“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语，便使“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
武昌首义时孙文并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肯定是听别人介绍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错，熊秉坤是工程八营的党代表，也是个正目，不管那第一枪是否为他所打，他都有领导和指挥之功。有人认为，武昌首义可以少了打第一枪的程正瀛，但绝不能少了使枪响起来的熊秉坤。何况中国的习惯说法由来已久，如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秦始皇、隋炀帝何曾动过一锹一土，但人们仍照说不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从大处着眼，从宏观上说，熊秉坤是“熊一枪”断无问题，其实听者也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意。
问题出在孙文话里的“我党”“吾党”上。且看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在台湾的岑伟生发表过的一篇感想：“我于一九一三年癸丑讨袁失败亡命日本，与熊秉坤君同住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彼此共一房间四月之久。穷蹙之下，每每一支香烟截成两半，各吸半段，吞吐成雾，大有乐趣，因之无话不谈。熊之亡命穷蹙，孙中山先生并未加以重视，还是黄克强先生念其为首义军人，给以安慰，送以日钞50元，熊喜形于色。后熊与我由田桐介绍同去灵南坂孙先生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谈到首先开枪问题，熊君谓听闻外边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斯时亡命日本之革命党人鄂省军籍颇多，亦都认为熊君起义趁先开枪者，不一定是首先放第一枪，因相传开始放第一枪者被其长官当场击毙，至今无人与熊君对质。熊君因孙中山先生作革命自述认其为武昌起义之第一枪，亦遂坦然自承而不避。然孙先生何以认熊君为武昌起义之第一枪？则因孙黄闹分裂后，有人指责武昌起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过问湖北省。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君填了中华革命党誓约，依附在身边，所以作革命自叙就认定熊君于武昌首义开第一枪，表明武昌发难是由其策动，人证确凿，非浮说所能抹煞。熊君因孙先生认定为第一枪，他人遂莫敢訾议，只有背后听奚落。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疑问，我特据实纪述，留待编史者参考。”
这位岑先生可能道出了真情。然而孙文后来是举国敬重的“国父”，一言九鼎，“熊一枪”遂成“定论”。虽有知情者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加之程正瀛和金兆龙后来都被认为是“背叛革命”，没有善终（一个沉江一个抑郁而死），不像熊秉坤那样再立新功，故谁也不会成全逝者，而乐得把功劳算在熊秉坤身上。对此熊秉坤曾辩解说：“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熊秉坤因领导发动首义有功，由正目（班长）升任第五协统领。1913年袁世凯给熊秉坤授以勋五位时说，“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旋返鄂组织讨袁军，孙文委他以鄂中司令。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他被委任参军。1930年一度任武昌市长。1931年调任南京军事参议，直到1946年退役。解放后熊秉坤曾任省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去世。作为社会名人，也由于社会原因，熊秉坤写过和口述过不少回忆文章，不仅“为孙先生争”是自己打响了第一枪，还否定了自己早年多次肯定是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事实。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处什么时代说什么话，这是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的。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熊秉坤还是程正瀛，他们在武昌起义中以无名之辈而成就伟业，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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