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还在北方参加秋操的兄弟部队一下变成了交战双方。他们倒在血泊中，相枕以藉。战死者只有通过脑后有无辫子或左臂有无白毛巾来辨别是清军还是民军。据英文《汉口日报》1911年10月16日报道：汉口每条路口都有军曹坐在桌边招兵，新兵大多是强壮的乡下人。由于农民和武汉各界群众的踊跃投军，湖北军政府发出扩军命令不到五天就招足了四个协，真是打满清不用动员。这些以工农群众为主的新兵来不及训练就开赴阳夏保卫战的前线，许多人还没有被官长记住姓名就献出了生命。有位战地医生透露，民军伤员中有些人是被自己人从背后射中的，这是因为当两军对垒时，村民俱在旁观战，及至一民军倒地，则群起拾枪弹助战攻北军。此等村夫平生未尝一执洋枪，故致误伤。
10月19日这天，革命军第二协向汉口丹水池一线布阵的清廷河南军进攻，挺进至造纸厂一带；清军败退时弃帐篷140余顶、粮食600余担、弹药大批。武汉商民组织慰劳队，以酒食犒军，并张灯结彩，欢庆刘家庙大捷。黎都督发布文告，慰劳汉口军民，也算为自己的生日添喜了。然而喜中有忧：何锡藩因战事紧张辞退职务，黎都督改任张景良为汉口临时指挥，并增派第四协至汉口、第三协赴青山；汉口军政分府在汉口刘家庙、大智门分设第一粮台和第二粮台。黎都督对詹大悲在军务部预支军费三十万甚为不满，恐其事权过重，决定取消汉口军政分府；与此同时，清廷谕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听新任湖广总督袁世凯节制，以冯国璋为前敌总指挥，合攻湖北军政府。
“年来革命风声鹤，迁向洋街免恐惶。”（罗汉《汉口竹枝词》）阳夏保卫战以10月18日汉口刘家庙之战正式拉开帷幕，到11月27日汉阳失守为终场，分汉口战役与汉阳战役两个阶段，历时共40余天。因汉口时为夏口厅隶属汉阳府，故名阳夏保卫战。汉口战役又分两个阶段，前10天主要是发生在刘家庙的拉锯战，涌现了谢元恺这样的英雄，也出现了张景良这样的叛徒；后4天进入汉口市区的巷战，由黄兴匆匆赶来接杀一阵，结果无谓损兵折将，还惹得冯国璋一把火烧毁了汉镇精华。
“烈焰冲天，染红半边苍穹。烟尘蔽地，映彻一江秋水。遥闻庶民号啕哭，近见飞禽惊投林。火龙肆虐，管什么雕梁画栋。风婆助势，恨不得烧穿天庭。繁华市廛顿成瓦砾场，锦绣商埠化为火焰山。昔年火烧赤壁，满江通红，只因周郎破曹公。今日火焚汉口，遍地狼烟，却是清兵害百姓。”（蔡寄鸥诗）
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次年1月3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历时总共83天，跟后来袁世凯称洪宪皇帝之83天时间上纯属巧合。然而即使是民国开元了，清朝皇帝并没有退位，清军还驻扎在武汉，整个局势错综复杂，不知谁是谁非，也不知谁胜谁负。而阳夏保卫战死伤上万人，烧了几乎整个汉口，到头来给人的感觉是“春秋无义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38.刘家庙首捷
比起历来是湖广政治中心的武昌，对岸的汉口汉阳似乎等而下之，统治者的驻军不多，一旦造反胜算较大。汉口和汉阳是继武昌之后光复的。
10月11日，温楚珩等从汉口礼智司监狱迎接詹大悲出狱，同押的一些囚犯也跟随跑出。詹大悲等急行江边，码头已封江，遂绕道汉阳至鹦鹉洲，“以官票十串呼得一船渡江”。当时武昌民军还没有来得及向汉口派兵，詹径往军中找到蔡济民说，武、夏一衣带水，怎能闭城造反而不遣一兵去占领汉口呢？这样，詹大悲与蔡济民、陈冕亚、龚远侯等中午就率兵渡江，把崭新的十八星旗打向汉口，驻扎在四官殿。
同一天早晨，驻扎在汉阳龙灯堤的新军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文学社社员胡玉珍等并不知道武昌发生的一切，直至看到瑞澂、张彪率部逃来汉阳，驻龟山脚下水师营教场，“状至狼狈”，便知道有戏了。遂派党人过江探察形势，确知武昌发难事成。胡玉珍乔装出营过河去汉口与在此避难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等商议响应武昌起义，随后通知了驻居仁门的四十二标第二营代表赵承武。当晚9时左右，胡玉珍鸣枪为号，民军占领汉阳兵工厂，将三门大炮推上龟山，炮击瑞澂、张彪残部和楚豫舰；并占领钢药厂和制高点赫山。汉口这边赵承武立即行动，率队占据大智门一线，与刘家庙的清军对峙。武汉三镇于10月12日全面光复。龟山上庙里的神帐被民军扯作旗帜，与对岸黄鹤楼、四官殿的十八星旗“摇”相呼应。
汉口汉阳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文学社势力较强，人际关系比武昌较为单纯。也许有这样的原因，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返战场后，以军务部副部长的身份过江，在汉口四官殿（后迁江汉关汉黄德道署）与胡瑛等筹备成立军政分府。由詹大悲任主任兼司令，何海鸣为副，也是从牢里出来的李亚东任了汉阳府知事。他们都想在江这边支撑门户，以待将来改组以黎、汤为主的武昌军政府，自行其是。一方面从汉阳拨兵两营，镇压歹徒骚乱；一方面找汉口商会蔡辅卿等筹饷170万元，另组织商民保卫团。汉口军政分府的特点是清一色的革命党人且文学社社员居多，这跟武昌的湖北军政府鱼龙混杂有所不同，带点分庭抗礼的味道。也许汉口人从不把汉阳人放在眼里，而对武昌人总有点不服周，由此可见端倪。这个与鄂军政府貌合神离的下级政权机构运转不错，詹大悲亲赴汉阳与宋锡全联络，使“阳夏两地贯通一气”，并令李亚东迅速帮助兵工厂恢复生产。汉口街头曾经张贴过这样的布告：
汉口军政分府文告——保商保民告谕（1911年10月13日）
（一）各商家一律开市。
（二）所有台票、洋钱票，仍照常通行。
（三）各段保安会派员巡街，遇有放火劫抢流氓，送往居仁门营中处决，以保商务。
（四）各团体操员，任其领枪械巡街，不愿者斩。
（五）所有驻汉歆生路余庆里该军一百六十人，驻四官殿六十人，驻居仁门连新招之三百人，共六百余人，驻沈家庙二百余人，其伙食俱归商会供给。
正主任詹大悲
一切将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但战争改变了一切。
辛亥首义的战略重心旋由武昌转移到了汉口，而以刘家庙到循礼门之间为主战场。现在来回望百年前这一带的人文地理，可以了解当时民军和清军反复争夺此地的原因和艰难。
刘家庙是散落在汉口周边的集镇之一，“在邑东北八里，与京汉铁路江岸票房毗连，往来要冲，铺面约四百余家。”（《夏口县志》）最先在此落脚谋生的刘、王、陈三户人家合建了一座“兴隆寺”，然而人们习惯称此庙为刘家庙。1898年4月落成的江岸火车站，仍被俗称为刘家庙车站，是当时的头等站，其地位和规格与大智门火车站相当。随之兴建的江岸机务大厂，成为新的地标，以至那一片解放后叫了江岸区。刘家庙再向东北，在后湖与陪嫁湖（又称大赛湖）及长江之间有狭长地带，京汉铁路从中穿过，有三座铁路桥从南往北依次叫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这三座铁路桥形成咽喉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得此，南可长驱直入汉口，北可直入武胜关。刘家庙附近还有“与外国洋油池毗连，铺户三十余家”的丹水池和“人烟稠密，铺户约四百余家”的谌家矶等集镇，都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波及之地。大片地方，多是湖汊。
这一带河南移民较多，清廷当时就命河南巡抚宝棻就近派第三十八混成协以张锡元代协统去汉口，会同张彪残部暂取守势待援。10月15日，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已命何锡藩为第二协协统、汉口前线指挥官带兵防御汉口，这1300多人马一时不能马上渡江。就在武昌政府17日忙于筑坛祭天的时候，战场情形发生重大变化。清廷派冯国璋为总指挥率北洋军南下，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把司令部安在距刘家庙三十多里的滠口，命张彪、张锡元部正面应敌，以试何锡藩锋芒。刘家庙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10天之内几易其手。
18日凌晨3时，民军姚金镛部和林翼支部自后城马路朝歆生路进发，向刘家庙之敌发起进攻，揭开了阳夏保卫战的序幕。开始，由于江上突然出现两艘清军兵舰支援张彪所部，开炮打死打伤民军30多人，民军中不少新兵没经过这种场面，很快后退到大智门附近。11时多，第四标统带谢元恺率部赶到，随即发起进攻。清军乘火车逃跑，民军在追击时遭清军舰大炮轰击，又遭清军从火车上回头射击，伤亡很大。
这场战斗最大的特点是有人观战。武汉人喜欢看热闹，文革中打得那么厉害，“枪林弹雨”中有“钢八司（八小时以外干革命之意）”的群众看对台。汉口首战群众的观战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场有数百名市民和黄陂农民，包括铁路上和刘仁祥铁厂的工人。他们一边观战一边还指手划脚，出谋献策。君子动口也动手，谈得兴起时，七手八脚地把铁轨拆毁了十余丈。当清军又从火车上开过来时，出现了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那种场面，轰隆一声脱轨倾覆。谢元恺、姚金镛命令本标号兵吹响冲锋号，在喊杀声中带队冲上去。詹大悲带胡廷佐的一个标也赶来支援，三个标的民军齐声喊杀，群众纷纷拿起扁担刀斧助战，杀敌数百名。黄昏时凯旋，民军宿营大智门车站，其拥挤状态想必酷似每年春运。
清军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居正10月19日到前线观战，在刘家庙至滠口一带，“见战区附近民众纷纷四出，有作向导者，有馈粥食者，有助运子弹者。及战胜后，则代运战利品，狂喜异常。”三道桥一战截获敌军火车，硬是被工农群众拆开，一节一节推进市内，把车内武器、弹药、粮秣一担一担搬运到歆生路余庆里民军营地。1911年11月12日《民立报》“医士武汉战事谈”一文写道：三道桥第一次交锋，助阵的铁路工人、近郊农民齐声呼喊：“拆路！拆路！”很快即拆毁铁路十余丈。在民军获胜准备追击时，“有乡民趋告敌军伏于三道桥下，民军乃止。”几天后《民立报》“大革命之大风云”一文还报道：有一伙败逃清军来到黄孝毗连的段家田地方，向乡人索食。一农民手持长柄大锄喝道，尔为汉人，其心为满奴，即是满人。周围群众群起攻击，清军七八名无一逃脱。同一天，旗兵三十余人窜到江夏纸坊镇。“阖镇乡民大愤，鸣锣聚众千余，各持铁锄四面围击，砖石瓦块，风骤雨注，约两小时之久，打毙满人二十余名，余皆窜逃。
10月19日清晨，民军三千余人再次进迫刘家庙，清军在丹水池一带迎击。战至中午，张彪部纷纷窜入“河南棚子”中抵抗，民军炮队管带尚安邦亲率一百多人绕道上风方向燃火攻之。风助火势，瞬间大火燎原。张彪不能控制部队，只得向谌家矶溃逃。下午3时多，民军完全占领刘家庙车站，清军退至滠口。民军此举与随后清军火烧汉口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清军此战失利，多少还是因为轻敌。
初战告捷，打扫战场，民军缴获火车一列，上面的武器、被服、粮食比一个标的军需还多。周围百姓都雀跃欢呼，不要任何人动员，自动出力把战利品“杭唷杭唷”地搬运到歆生路余庆里。民军血战一天，到下午6时半还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汉口商会及市民将酒肉、馒头等送到前线犒赏，还一路放鞭炮，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气象。战斗是在日租界和德租界北边进行的，许多外国人也在远处观战，为民军的胜利和民众的参与鼓掌叫好，并将战场情况向本国政府报告，向报社发电讯。
民军从刘家庙凯旋时，万众欢呼，“红绸遍缠官兵及战马，爆竹声不绝于耳。”亲历者邓汉祥回忆：是役革命军三战皆胜，缴获枪械、弹药、辎重甚多。革命军唱凯而还，并将武汉三镇商店中红布购买一空，每人结一个英雄结挂在胸前，沿街四处游行庆祝，商民人等都致敬欢迎。大家感觉胜利在握，汉口军政分府还开出赏格悬赏捉拿瑞张。人们开玩笑说：“一个瑞澂才值5万元，一个张彪竟值10万元，詹分府也太薄待满人了！”
39.英雄的可敬叛徒的可耻
10月19日黎元洪生日这天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何锡藩一再请辞，他通知各部、协首脑到都督府开会，请大家商议由谁接任汉口总指挥。有人提议张景良，会场上争议很大，认为张景良是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深得张彪喜爱，上次因不愿受命而大闹军政府被看管着。对这位昔日上司，蔡济民作担保说，若以我们革命前的一些事为准绳取人，怎么能包容天下人？何况这次是张景良请缨杀敌，怎么知道他不能带兵打满人？此话正合他意，黎元洪不顾临敌换帅的兵家之忌，任命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晚间，黎元洪又派张廷辅的第四协到汉口增援，归张景良节制。张景良立即过江将司令部设在刘家庙车站。有消息说，这天傍晚，原第八镇正参谋官刘锡祺微服来访，并带来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下面的后队队官罗家炎，游说张景良里应外合，报效清朝。
20日，开始进入第四个本命年的黎元洪一点也没有闲着，内政外交令他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他将违禁物品清单派人交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如发现此类物品将予以没收；他致函清海军统制萨镇冰，敦促其反正，同时致书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舰管带，劝他们归顺民国；因民军向滠口以南的沙口进攻，在三道桥附近遭清军机枪扫射而告失利，他又开会决定转守为攻。
21日，谢元恺的第四标利用夜色掩护，从造纸厂出发，越过二道桥，很快冲到三道桥北端。这时清军的机关枪突然开始扫射，敢死队长徐少斌落水牺牲。第四标继续冲锋挺进，无奈队伍在桥上只能成纵队队形，既不能展开，又没有可以借用的隐蔽物。几次冲锋民军牺牲200多人，受伤70多人，相当于损失一个营。其他两个营的兵力只好退回二道桥堤防。不久就天亮了，清军看清第四标的位置，不仅用机关枪，还用大炮一起猛击。谢元恺的第四标无法立脚，只能退回三道桥。两军在这个狭长地带用炮互相射击。
22日至25日，冯国璋兵临孝感，三路进攻武汉。两军于二道桥、三道桥、造纸厂等处相持，反复拉锯。民军标统赵承武、马队队官王炎斌及陈咏棠、李希濂等相继阵亡。
26日，清海军由阳逻驶入谌家矶，黎明时开至造纸厂江边，向民军开炮轰击，致死500人。清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过三道桥，占领刘家庙。民军退至大智门，汉口指挥官张景良不知藏身何处。标统谢元恺自告奋勇率军向刘家庙发起反攻。以为民军大败再没有回手之力的清军在就地休息，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发昏，由大智门退到刘家庙。由于有机关枪及步炮队的掩护，才停下来进行抵抗。谢元恺不顾弹如雨下，带队冒死猛进。冲到离刘家庙五六百米时，谢元恺命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使清军的机关枪及步炮队不能发挥效力。冯国璋、王占元率领所部死守三道桥。这时天就黑了，民军以死伤2000多人的代价在刘家庙占领阵地进行防御。
10月27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朝廷招回荫昌，授予袁世凯指挥全权。北洋诸军发起了强大进攻。一镇以上兵力的清军从造纸厂、姑嫂树两路进攻民军。上午9时多，清军炮舰的袭击开始。一直躲在远处观战的英国记者丁格尔描述道：
首先是一声霹雳，撕裂云天，刹那间，周围的枪炮声仿佛沉寂下来，天空顿时出现大难临头的死寂。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炮弹正好落在铁路上，炸在革命军炫耀坚不可摧的车站里，浓烟从前面一栋楼房升起。朝廷的军队冒着马克辛机枪的密集火力，沿着战壕冲上来。他们勇猛冲击形成了那天战斗的显著特点。这将传诸史册。虽然马克辛机枪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得他们惊恐绝望，狼狈不堪，他们仍然坚持以英国军队也轻视不得的气势一拥而上。
民军再次退守到大智门一带。大智门火车站在刘家庙到循礼门之间，建于1902年6月，有一座占地500平方米的法式候车室、3条不长的股道、2座罩有风雨棚的站台，一幅客运站的规格。火车站南边是法租界东北边是日租界，不远是西商跑马场，无险可守。民军在跑马场鏖战失守，四协统领张廷辅受伤。民军的刘家庙粮台冒起冲天大火，弹械粮秣即全部焚尽，原来是张景良派人所为。
当时住在汉口的日本人内田顾一在日记中也写道：“本日两军作战都很勇敢，自清晨至日暮一直在激战中，不像病夫的中国人了。”这个日本鬼子的“病夫”一说完全是放屁，或许他真实感受到中国军队实力之可畏，担心有朝一日把这种勇气发泄到对他们的复仇之战中。
新的一天在血雨腥风中来到了。28日黎明，清军自刘家庙出击，进攻民军阵地。在猛烈的炮击下，谢元恺所属各部阵地工事被打坏，只有以租界建筑为屏障狙击，打退清军一次又一次冲锋。民军炮兵则在大智门及刘家花园一带布阵，配合步兵反击。
刘家花园是必须提及的地方。“辛亥八月十五日，军政府以何锡藩为临时指挥官设司令部于汉口铁路外刘家花园”，“清军追击，我军退至歆生路及刘家花园一带分段据守”；“清军驻刘家花园，循礼门，炮兵与我互相炮击，主要炮位分配于玉成公司、刘家花园”。（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这个刘家花园是刘歆生于二十世纪初建成，占地约二十五亩。“辛亥之变半已摧毁”，后刘歆生于1913年将刘家花园租给建华公司，重事修葺对外开放，风光不减当年。“出歆生路近循礼门车站有刘园焉，汉口名胜地也。”（1915年版《汉口小志》“刘园夜游记”）解放后这里成为船舶公司，刘园的最后的一栋房子已于几年前彻底拆毁。
那天战至午后，清军王占元部将退管炮队移至刘家庙南部一村庄中，偷袭民军横堤一线阵地。炮弹密集地爆炸，大地颤抖不止。民军被迫后退，跑马场遂被清军最后占领。当时，由于张景良要军械官罗家炎少发子弹，前线民军弹尽粮绝。谢元恺等清军冲到距民军阵地二三百米时，命令吹响冲锋号，带领士兵上去冲杀，展开肉搏，一直追到刘家庙南端。清军利用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并以强大炮火轰击。民军被迫后撤时，竟有人“绕阵大呼，我军败矣”，原来是张景良命人动摇军心。这一仗，民军伤亡千余，均草葬于汉口球场路“六大堆”。炮兵管带蔡德懋、工程队长李忠孝、敢死队大队长马荣都死于敌手，谢元恺被机关枪扫中不幸身亡。
有时候，一天发生的事情比一月甚至一年还要多、还要关键。28日这天，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民军军官，感觉十分晦气，在华洋宾馆聚议时，认为张景良极可能通敌。接着汉口军政分府得到报告，刘家庙粮台大火时捕到一名放火的奸细，供认是张景良指派的；张景良是宪兵营管带的果清阿的大舅子，与铁忠也有亲戚关系。他的命令上写着“本指挥官本日拂晓在刘家庙”，可当天晚上就坐车回汉口城里了。一些老兵在后城马路搜索到张景良和刘锡祺，将两人捆绑到汉口军政分府，由詹大悲亲自审讯；罗家炎被何锡藩传来协司令部，也将通敌情形作了交代。黎元洪要求将三人押解过江送到都督府。何海鸣不表赞成：张景良通敌造成如此巨大损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假若将他们送到武昌难保黎元洪不会从轻发落，令战死的烈士们死不暝目。詹大悲等就在汉口江汉关将张景良、刘锡祺、罗家炎三人正法，并枭首示众。张景良临刑时竟大呼“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一说汉口前线军械官罗家炎，大战前夜宿娼平康里，以贻误军机而正法；一说气愤已极的士兵们把罗家炎押过江去，到了都督府门口，也不报告黎元洪就把他枪毙了。）
40.市区巷战黄兴仓促落败
汉口不断失利，民军出现混乱，前线竟出现军无主将的状况，各部长官在华洋宾馆会商，众推胡瑛出任，他以“不知兵”而坚辞不受；继举罗洪升任指挥，他亦畏难；姜明经代理指挥称病不应命，随之也玩失踪。就在这极端不利的情势下，黄兴来了。时在10月28日下午5时。
一边是“黄兴到！”的民军欢呼，一边是“袁宫保到！”的清军欢呼，相隔不远，都如雷贯耳。广州失败后的断指将军黄兴，与袁世凯到孝感的同一天光临武汉。对阵双方都欢欣鼓舞，尤其是民军，犹大旱骤降甘霖。黄兴在香港得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恨不能插翅飞到湖北。他给在印度尼西亚的同盟会同志、华侨、美洲筹饷局等处发信，请他们“力汇巨款”“奋跃襄事”。离港途中他又致电日本友人萱野长知，请“即采购炸药，携往武昌相助”。黄兴到达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商议支持湖北革命策略，认为湖北战局至关重要，只有拖住北洋主力，其他各省包括上海的起义才能取胜。黄兴到湖北前线领导民军作战，对困境中的湖北必定有巨大鼓舞。一切准备就绪，启程前李书城赶到与黄兴同行。船过九江时，救护队员在甲板上惊呼：快来看呀，九江岸上飘的不是龙旗，是十八星旗。大家欢呼雀跃。
黄兴及时赶到武汉，身边有两位粤籍女志士徐宗汉和张竹君做伴，她们年少时便结为金兰之好，同为黄兴的红颜知己。张竹君有“女界之梁启超”之称，武昌起义爆发，她在上海组织赤十字会，准备去武汉前线救护伤员。徐宗汉建议将黄兴混迹于赤十字队中，装成救护队员，她自己也打扮成护士。到汉当天她们就上前线救护了一百多名伤员，后在汉阳设临时医院。传说黄兴最后从汉阳撤退到武昌，就是她们用赤十字会的渡船护送的。黄兴此生，确有赖于“宗汉之功”、“竹君之力”。
刘公、张振武到汉口码头迎接黄兴及宋教仁、刘揆一等一行。在过武昌的渡轮上，黄兴反复询问汉口战况，听说这两三天的剧烈变化，不禁为两湖人而生自豪，恨不得捋起袖子大干一场。在汉阳门码头，黄兴一行受到热烈欢迎，军乐队响奏欢迎曲。谭人凤、蒋翊武、孙武、胡瑛、蔡济民等早已等在那里。有人给黄兴牵来一匹枣红大马，大家一一上马，并辔前行，意气风发。武昌市民听说黄兴到了，都拥到汉阳门正街（今民主路）两旁一睹黄兴风采，沿途鞭炮不绝。军政府还派出几队人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写着斗大“黄兴到”的大旗，分头向各处奔驰。还把许多写有“黄兴”二字的旗幡插到汉口的高楼屋顶，大张声威。市民们看到“黄兴到”，兴高采烈，议论纷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般人认为孙文是理论家，黄兴是实行家，他的到来一定会增加革命的无穷力量。武汉革命军民无不翘首以待，以至以“天将下凡”来比喻黄兴的到来。“惟兴至，则全局中心，皆集于彼一人之身，何可忽视。”（张难先语）
在都督府内，黄兴拜访了黎都督，提出要领兵去汉口挽回颓势。黎元洪命居正、田桐、查光佛、蒋翊武、胡瑛、蔡济民、杨玺章、徐达明等陪同渡江。告别时，黎元洪对大家说，各种事情都听黄先生的命令。诸将都说，都督放心，我们一定听命于黄先生。当夜，黄兴由众将陪同到汉口前线。（一说酒足饭饱后，次日凌晨3时，黄兴率队出汉阳门，准备渡江。）走到玉带门时，见东北边一片火海。黄兴还想继续前行，被人劝阻。站在玉带门的一座三层楼上，黄兴叹道，军队如此薄弱，而又缺额太多，对抗北洋大兵，还曾打过胜仗，还能够支撑这多时日，总算不错。遂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门前树“黄”字帅旗，威风凛凛。
关于10月28日这天的情况，史料的说法不同。一是有照片文字说明，黎元洪与黄兴一起在汉口刘家庙视察，但文字资料没有找到黎元洪过江的记载；二是黄兴当天晚上是歇汉口还是歇武昌，《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作者、江陵人胡鄂公是这样记述的：
……黄兴到都督府与黎公见面后，当即下榻前清巡警道冯（启钧）少竹公馆。冯宅宽阔，自八月十九日夜携眷逃走后，所有宅中客厅陈设卧房帐被均完好未动。故黄、宋等咸寓其中。下午六时，蔡济民等以汉口指挥无人，主张黄兴以总司令名义到汉负责指挥。都督召集会议，征询大众意见，均一致赞同。并请黄兴即晚到汉视察。黄兴与蔡济民、杨玺章、徐达明、吴兆麟等渡江到汉视察一周后，仍返武昌。
九月初八上午六时，都督闻得汉口市街被清军纵火后，昨晚彻夜焚烧，蔓延地面至为广阔。因招予与朱树烈暨卫兵数人，登督府后蛇山最高处眺望。见烟焰直上，与天际浮云相接，所布浓阴暗影，亘百余里。居其下者，如同午夜。而清军犹不断以大炮机关枪向市街焚烧射击，虽隔江亦清晰可闻，盖恐我军抢救扑灭也。朱树烈在旁曰，我昨晚至平湖门、汉阳门一带巡视，汉口市民，扶老携幼渡江至武昌、汉阳逃命者络绎于途。何物清军，如此残毒！黎公闻之，亦为泪下。黎公因命人召武汉商会慈善团体面商救济汉口逃难市民。须臾，有人报告黄兴来府谒见都督，面商汉口战守计划，以便过江设司令部实行指挥作战。黎公闻黄兴来，当下山回府。黎谓予与朱树烈曰：现在汉口已入巷战时期，战略战术之应用，尤当体察地理民风，方不致予敌以可乘之机。黄兴虽是革命实行者，然究系文人，其于汉口市街构置、人情险阻，均非彼所谙习。而尤其可注意者，彼与前线将士，无一相习，这是作巷战最大缺点。彼指挥时，难免不用非所长，而强其所不可行者行之。结果必致将帅不能和谐，这是很可虑的。你二人速为我到汉口传谕各协标营长官，对于黄总司令务必奉命惟谨，耐心从事，见到黄总司令和见到我本人一样。这是最紧要的。各长官闻之，均极感动。
胡鄂公这样的叙述，显然更具“黎民”色彩，黄兴一来就不顾军情紧急养尊处优下榻少竹公馆，与他的风格似有不符。
报界认为，“黄兴二字，胜过十万精兵。”“军士闻将军来，精神为之一振，即清军震兴盛名，常私语曰：是曾在广东欲杀张督者，真将军也。”（杨玉如语）据说鄂军政府还白天派船从汉阳门码头把兵运到汉口，夜晚将所运之兵又运回武昌，这样搞了两三天，以疑兵之计，吓唬清军。但是，黔驴毕竟是黔驴，一次两次可能叫老虎害怕，三次四次老虎就不会害怕了。面对南下的北洋军虎狼之师，等待黄兴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失败。
当时，汉口前线的民军苦战十天精锐尽失，由黄兴统领过江的援军只有两支：一是原定的副都督刘英率京山团防民军二千多人来援，（一说是他命令堂弟刘杰带兵到武汉）被军政府改编为一标团防兵。适在丙午日知会大案中被捕时黎元洪保他出狱的季雨霖，到武昌军政府拜会黎元洪，为报恩请缨求战，被委派为标统。二是南京学生队80余人抵汉，住刘玉堂的新大方栈。刘玉堂到底是侦探长，发现有为铁良所派的4个人混在其中，便加以秘密处死。这两支军队或多或少，均不啻雪中送炭，为黄兴排兵布阵增加了余地。
黄兴信心满满地出战汉口，颁布作战命令：新编民军第二协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其余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开始，黄兴爱惜远道而来的部队，要季雨霖率团防兵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在刘家庙前线支撑的仍是张廷辅协。这个张廷辅在武昌首义前夜没有被清廷处决，和夫人贺氏一起捡得一命，国恨家仇，满腔愤怒。面对北洋军从侧翼猛攻，张廷辅协从刘家庙后撤到跑马场，又无法立足，只得放弃大智门车站退到歆生路一带。经两天激战全协伤亡重大，士卒疲惫不堪，参谋人员说是否请黎都督派新军来接防。张廷辅知道黎都督没有新军可派，这几天与北洋军纠缠，虽陷入困境，但只要不被围歼就是满军一败，就是扎在其胸中一根芒刺，令其坐卧不安。不要说不会向黎都督请求换防，就是换防他也要求留在汉口与清军一决雌雄。张廷辅亲率警卫排和参谋人员40多人与清军激战，不幸被敌弹击中，被人抬下战场。
冯国璋带领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一镇一协，采用焚烧街市消除障碍的焦土战术不断向前推进。王遇甲、王占元所部北兵只熟悉北方的棋盘式街道，对汉口弯七扭八的街道很不习惯，只有一把火烧了痛快。那个王占元是破坏武汉的首恶，他后来任湖北督军10年恶贯满盈，其军烧杀抢掠，又把武昌城烧成一片火海，致“全城重创，十年难复”。这次王占元求功心切，命令所部不择手段纷纷举火，王遇甲部也竟相效仿。10月31日，清军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这时的汉口已历三天火劫，烟火中，季雨霖所率团防兵一个标浴血奋战时突然被击中前胸，弹从后背穿出。被卫兵拼死救出，季雨霖才没有落入敌手，否则也会像马荣那样被掏肝挖心。这时民军的士气已经瓦解，不少人临阵逃离。黄兴不得已离开了满春茶园司令部。晚间，黄兴向黎都督通报：现查汉口部队除伤亡外，共计不到五千名，再也没有战斗力了。
在黄兴指挥汉口之战的这四天内，发生了许多军心涣散之事。第一协统领宋锡全率部从汉口败退后擅离汉阳，突然向湖南开拔；汉阳知府李亚东也随之走了。第三协统领林翼支在部属溃散后不能坚持，逃回随县老家（被土匪杀害）；在他们之前，詹大悲一行已擅自乘日轮东下，声称是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支援……
有文章描述詹大悲的出走实为万不得已。其时汉口军政分府“流弹已毁屋瓦，职员星散，大悲返分府，欲以身殉。”詹大悲沉痛地说：“汉市糜烂至此，是我等罪也，何颜以对人民？”欲与城共存亡，李文辅等强行拖他，冒着弹火而行。这里离江边不远，詹大悲与温楚珩、黄侃、陈冕亚等一帮疾呼“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的文人，于大乱中乘船避难跑到下游九江“解放区”，请军援鄂。撤离职守，临阵出走，这肯定是为军法所不容的。何况汉口军政分府与武昌军政府早显离心离德之状，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门户之见裂隙已深。詹大悲“见鄂事危殆，若返武昌又恐为黎元洪、孙武所不容，必死无疑。故有东下请援之行。”（温楚珩语）
硝烟没有燃尽。11月1日下午5时许，剩下的民军皆集于玉带门一带。清军节节放火，烧一段则前进一段。入夜，火势更大，居民仓皇逃走，儿啼妇哭，哀声遍地，惨绝人寰。“第一军总统冯示”的布告在汉口到处张贴：“此次匪党举乱，贻害闾阊不浅。官军连日大胜，克复在指顾间。匪心业已涣散，弃械四处逃免……”一场革命眼看就要被剿灭了。
41.汉口被焚损失惨重
“楚介南服，火德居望。而汉镇又适当五达之衢，黔庐赭壁，何时蔑有？”（范锴语）王葆心在列举了明万历至清乾隆汉口的十几次火灾后说，“至近百年，则无论乱世平世，火灾已成恒事，有不胜列举者。”《纽约时报》特约记者T·W·K1877年10月7日“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中写道：登上龟山“往南看，则是炊烟袅袅的山村，再往前便是高墙矗立的武昌城了。坚固的石墙包围起巨大的空间，这情形与外国人熟悉的射杀野兔的狩猎围场子一样。但这里面有很多地方都非常凄凉、凋敝。当地人说，原来这些空地都修满了房屋，所有的地方都被人占满。但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惨遭兵乱，有四分之三的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了。如果从山上看下去，能很容易地看出破坏的痕迹，尽管起义已被镇压20多年了。”
阳夏之战的兵燹损失之巨堪称空前绝后。
丁格尔在他所著的《中国革命目击记》中写道：
你能想象出烈焰被强力地煽到一边，巨大的火焰迅速向前蔓延，接着又摆回来，继而又再次快速地向前展开，最后稳定下来，犹如把倒霉的敌人死死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慢慢折磨它，并残忍地杀害它的情景吗？你能看到如波涛滚滚般的一团浓烟，甚至连强劲的北风都吹不散，慢慢地向前移动，接着变成白热化的‘格格’射击声和巨大力量，愤怒地把它深红的火焰送入云霄的情景。透过厚重的浓烟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屋顶、教堂尖顶及拱形的中国建筑，好像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躲闪着，像整个疯狂的装甲兵团，它们在不停地跑着，然而却没有前进一步，拼命努力，但却毫无用处。它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原地跑动，最后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被迫地倒在浓烟里，永远地消失了。
汉口全城被焚之状，蔡寄鸥的《鄂州血史》有如此记录：
延烧至马王庙江边一带，打扣巷、龙王庙、沈家庙等处，火光亦大。敌自十日纵火起，至本日更盛，教堂被焚者亦多。汉口繁华市场，化为丘墟，人民损失的生命财产，难以计算。所余者，上仅硚口至遇字巷一带，下仅张美之巷至花楼一带而已。当火烧歆生路时，胡石庵的大汉报馆亦化为灰烬。石庵带着家小，逃到襄河边一个茅棚里头。火烧到茅棚跟前，才唤来一个小划子，渡江往武昌。船至江心，风浪大作，流弹又来去如蜂，船上打死几人。其他的渡船，中炮弹而沉没的不少。这一天，汉口陷落的景象，真是天地变色，非笔墨可以形容。袁世凯带着军队，来屠杀湖北人；这笔血债，湖北人怎能够忘却呢？
李西屏抗战时期所作《武昌首义纪事》中写道：
冯军占满春茶园、徽州会馆及襄河口等处，我军退守张美之巷。俄而敌纵火烧水塔附近民房，火焰逼近张美之巷，俄而河街、四官殿等处火亦起。黎乃下令退武昌，派队迎黄克强先生渡江，汉口遂陷。冯国璋纵兵奸淫掳掠，商民四处散逃。烟焰蔽天，达十余昼夜，汉口三十里街市俱为灰烬。
《申报》1911年11月l0日报道，题为《北军焚杀汉民之惨剧》：
冯国璋于初九日忽令官军在汉口分三路纵火焚烧市镇。一由水电公司后街，一由四官殿，一由玉带门，烧至三日，火尚未熄，情状甚形凄惨。据闻此策系湖北军事参谋官铁忠所主持，盖铁自鄂乱起后，仓皇出奔赴荫昌行营求其收留，荫返京即以铁荐之冯充行军参谋官，铁故出此计以为报复云。
又京函云，有客自汉到京，称官军初十日在汉三路放火，任意抢劫，沿街惨杀人民无算，三岁小孩多被杀尽。汉口有十二龄幼女、滠口有五十余岁老妇，均被北兵轮奸而死，其凶虐已可想见。且有投入北军之测绘学生某某及军士四百余人，均被丁士源饬令正法，真惨无人道之举也。
又闻袁世凯主张议和，黎元洪、黄兴等本有允意，免致渔人得利，然因官军焚杀汉民，惨无人道，现已一反前意，不愿与政府协商，且其部下亦复不可再以讲和之说进矣。如北军者，非所谓自取灭亡者耶？
《申报》1911年11月17日发文《汉皋血泪图》：
十六夜有大队民军渡江至汉口，预备攻击官军，而北军亦屡欲渡江，有已行至黑山附近者，均为汉阳山上炮台击回。是日黎都督夫人亲至红十字会医院慰问伤兵，凡见受伤兵士，必赠以鲜花数朵、橘子两枚、洋两元，并以和善之言安慰之。时官军与民军分排而卧，黎夫人并无彼此之分。有一北军谓我为敌军，不能受夫人赠品。夫人告以我等皆属同胞，何分尔我？该兵士卒受之。并有一童子，系由萨镇冰旗舰中登岸购物被弹击伤者，亦得洋数元。
日前汉口大火，北军所掳衣物现尚在街售卖，衣服不分皮棉，每件只售洋二元。惟乱后赴汉人少，罕有顾而问者，故衣服尚如山积。华界一带死尸有数万具之多，令人惨目。昨日红十字会始雇人抬埋于后湖铁路线外，恐非三五日所能蒇事也。
有辜仁发者回忆：“清军所到之处，逢人便杀，积尸遍地，悬揣死亡之数约计五六千人；受伤的军民呻吟道侧，伤者无力抵抗，其惨状不忍目睹。汉口后湖有名的八堆枯骨，就是这次许多无名烈士的战迹，足资后人凭吊。”
清军的暴行受到中外舆论的谴责。但是，也有人认为战争是无情理可言的，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11月2日，英文《汉口日报》在“叛乱”一文中，公开批评《华中邮报》（即英文《楚报》）竭力“为革命辩护”的言论不符中立立场，鼓吹火焚汉口是清军取胜的惟一手段：“选择战场的不是清军，而是我们同行所坚决支持的叛军。当他们被迫撤退时，他们就退到租界周围并以此为掩护进行偷袭活动，他们还不时利用屋顶狙击清兵。……我们同样可以问，革命军为什么不撤离歆生路以免它被清军破坏？我们对任何这类问题的答案都是：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烧毁一排房屋能根除狙击的危险，这也是取胜的手段。我们承认，已经发生的火灾是极为令人遗憾的，也是灾难性的；更不要说汉口城内目前的大火了。但无疑这是把叛军从危险据点赶走的唯一手段。”更有甚者，立宪派黄中垲竟诬称汉口被焚，“实则为蒋翊武暗令党徒为之，谓我败去决不会令北军得完全之汉口。北军之掠亦乘势为之，致冯国璋蒙纵军焚掠之名，即北军亦不知火之所自来。”
这真如《民国演义》作者蔡东藩在自序中所言：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
附录民军内部的冲突
阳夏之战，兵败如山倒。据皮明庥、张笃勤等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记载：“宋锡全、胡瑛、王宪章等携银二十万元、舢板船六十余只、小火轮四只，于夜半潜逃，退至岳州。……汉阳知事李亚东弃职而去。”宋锡全被杀是汉口作战期间民军内部发生的大事，因涉及很多方面，值得一述。
蔡寄鸥《鄂州血史》写道：“宋锡全的军队驻守汉阳。与胡瑛、王宪章等湖南人在汉阳开秘密会议，会议内容局外人无从知道。10月31日晚上，宋锡全向水师统带陈孝芬说请他的炮船运辎重，并说是黄总司令的命令。开到鹦鹉洲，又至金口，宋锡全还要上开到湖南，陈不解，宋说是军事机密，不能泄漏。陈说，我是湖北人，不能去湖南。于是两下把军队和辎重分开。宋部乘拖军队的小轮回湖南。陈将船开回至文昌门。孙武军务部长问他，你是共进会的人，同文学社一般湖南人很要好的，不是偕同宋锡全到湖南去了吗？黎元洪也说，战事这么紧张，你们临阵脱逃，这还了得！结果有人说情，没追究陈，而是派钱维骥赶到湖南，一是搬救兵，一是解回宋锡全的首级，在武昌城门示众三日。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说黄兴任职是11月3日，在宋离汉阳之前两日，对他发布命令的可能性不大。但据当时第二镇参谋长钟畸、军务部人事科长杨王鹏及龚霞初等人所述，兹志于此。而宋锡全奉命行军，落个私自潜逃的罪名，确有点冤枉。”
对当年科学补习所的创立者胡瑛，蔡寄鸥没讲客气：汉阳的秘密会议是胡瑛发起的。当时有人说，如若汉口不守，汉阳决难存在，汉阳不守，也难保守武昌。不如把湖南军队扩充起来，备武汉危急时有一条退路，留作将来反攻的地步。这个计划黄克强也以为然。可是胡瑛的主张却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是富于领袖欲的，从前坐在模范监狱里头，对于革命同志，就自居于领袖地位。黄克强致冯自由信有云：“胡经武派有人来，彼虽在狱，与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有千余人。”所谓部下，即指文学社而言。所以他出了监狱，虽一跃而为外交部长，并不认为满意。有人说，你不懂外语，办外交岂不困难？胡瑛答，做长官的人只要掌握原则，处理大事。至于同外国人讲话，自有翻译员任之，有什么要紧？任事不久，覃振前从长沙出狱后前来会胡瑛，他与宋教仁、胡瑛都是湖南桃源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志，有“桃源三杰”之称。胡瑛竟操着官腔道，可惜你太来迟了，本部组织就绪，现无好缺，只剩下鹦鹉洲驿站有马两匹，尚不曾委人看管。事也清闲，你愿意屈就不？覃振前道，要我看马吗？一笑而去。
胡瑛的意思是要取得独当一面的军政权，干脆地说就是要当都督。湖北都督被黎元洪抢先了，那么退一步想，就注目于湖南的都督。宋锡全退往湖南是他的主张。同时并由他交给五百支枪，为宋锡全扩军之用。不料宋锡全依照计划由汉口起程的时候，正是湖南焦达峰被人杀害的时候，现成的都督被人夺去了。湖南督署与湖北督署之电信往来，比宋锡全之水上行军要快捷得多。“鄂军第一协统领宋锡全临阵退缩，卷款潜逃，请正军法。”两下把头一接，不但宋锡全之死蒙不白之冤，就是宋教仁、谭人凤和黄克强，也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胡瑛假公济私的大计划，也就完全失败了。汉口失守之日，他毅然决然敝屣外交部长的尊荣，而与詹大悲同船东下了。到了南京以后，终于得到孙中山的任命，取得山东（烟台）都督的头衔（不久被黎元洪赶他走路）。以至依附袁世凯，为筹安会六君子中惟一的前革命党人。他后来任司法院的副院长，有一个武昌首义同志叫梅宝玑的前去见他，他听说宝玑太穷，在大街上排着卦棚卖卜为活，对人道：教他去卖卜好了，会我何来？可见是“一阔脸就变”的角儿。
也有人说，黄兴以汉口战事危急，令调宋锡全部于10月30日往岳州，以作不得已时之退却准备。与宋同行之王宪章、胡玉珍、祝制六、黄振中等同时被执。经蒋翊武致电长沙力保，始得获释。据张难先说，宋之行确为黄兴所遣。
除了宋锡全，还有个杨选青也意外遭杀。
“次日军政府得到报告，以统带杨选青临敌不前，贻误战机，在阅马场处斩。杨为文学社人，在首义秘密工作中为极出力之同志。首义后，屡次战役，无不奋勇当先。此次误阵，实由于请假结婚所致。临讯时他说，有十多天没有战事，我结婚，是由黎都督请准了假的。结婚之时，因客多吃醉了酒，相隔一江，命令于晚间送到，我已不省人事。而况命令交给的任务，我部下的管带和督队官已经为我执行了。兵到龙王庙，因清军据险扼守，未能如时登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经军事会议讨论，蒋翊武、蔡济民等均谓情有可原，暂且记大过一次，命其戴罪立功。孙武和黎元洪，均主张按照军法从事。临斩之时，同志无不流涕。都道杀了宋锡全，又杀杨选青，从此以后，同志们人人自危了。孙黎之结怨于同志，就此开始。”（蔡寄鸥语）
如此战火硝烟、哀鸿遍地时刻，杨选青居然操办婚姻大事，冲喜乎？尽孝乎？
江陵郝穴人胡鄂公是共和会的创建者，10月10日当天从河南驻马店赶回汉口参战，曾任高等侦察科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是个显赫人物。他曾撰文谈到另一个“杀杨”事件：“黄兴今晨到都督府与黎公见面后，上午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成立司令部，下午检查各部队。至第一协在汉口之一标时，该标杨标统当下令整队以便检阅。黄见该标人数不足，询问何故。杨答以该标在汉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前线作战，一部分由汉阳运输枪弹到汉口分配各部队伍。黄谓：我来检查，应全标站队。杨答：因事前未得到总司令通知，故未全标站队。黄怒，谓杨不服从命令指挥，当请都督下令立斩杨标统以警众。黎公暨诸同志，以黄初任总司令，未便过拂意旨，于是从黄之请挥泪许之。当晚九时，宋教仁处宾朋满座，咸相与谈论黄兴怒杀杨标统一事。黄兴第一日到汉就总司令职，即杀一标统。为整顿军纪而杀耶？抑或为立威而杀耶？”
这个杨标统是谁，文章语焉不详。如此三军用命、求贤若渴之际，黄兴不分青红皂白杀人如同暴君，可能吗？诬陷吗？看来，“此事当时因军事关系，讳莫如深，报纸亦形格势禁，不能作详尽记载。”留待后人来厘清，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辛亥武昌首义史》认为，对于湖北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在阳夏保卫战期间就表现出来，孙武与黎元洪、吴兆麟等同黄兴不和，蒋翊武等文学社诸人则拥戴黄兴。这就隐然出现了“孙武—黎元洪”与“黄兴—蒋翊武”两个派别的对立。前者多是湖北人，后者多为湖南人。加之黄兴到汉督师，因鄂军久战疲劳，颇倚重援鄂湘军。而湘军甘兴典部溃走岳阳，王隆中部又擅自退出战场，这便给孙武等人攻击黄兴以口实。凡此种种，都使得军政府内部的纠葛增添了畛域分歧的色彩。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情报称：“湖北兵与湖南兵之冲突复日益加剧。自本月十七日战役以来，湖南兵一向领先奋战，湖北兵则有逃避锋锐之嫌，是以湖南兵对湖北兵之怯懦行为颇为愤慨；且待遇方面，湖南兵月饷七元，湖北兵则为十元，故湖南兵不满。自二十三日以降之大激战而后，湖北军、湖南军干部间亦加深冲突，尤以二十五日晚间达于极点，致失去协力作战之精神。”
日本人内田顾一在《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中写道：“汉阳败退的原因之一是，湖南和湖北的士兵内部不和及粮食问题。湖北士兵每人发十元，而湖南只发七元，并且总是在最前线发饷。又在对夺取米良山（美娘山）时曾悬赏四万元，他们曾一度夺下，旋被清军夺去。为了赏金问题闷气未解，以致两军不和，于是湖南兵尽速撤回武昌来了。”
谭人凤《石叟牌词》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湖北方面为鼓励湘军士气，谎称新到之船载有新购的机关枪，“军士摩拳擦掌，欢声雷动，曰：‘有机关枪，再去，再去！’及跟问情实，则大骂之曰：‘可恨湖北人专顾自己性命，骗我辈送死！’气又颓然丧矣。”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两湖之间即或有过的畛域之争，但与他们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抗满清的大局相比显然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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