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规律、探索规律、掌握规律、应用规律，这才是千百年来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在一直传递着的弦外之音。
两条湘江水，三载毛泽东
一
说起湘江，人们肯定会想到湖南，想到湖南，人们就会想到毛泽东。
这里所说的湘江，指的是发源于广西兴安，向东北方向流经湖南的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最后在岳阳的湘阴县注入洞庭湖的那条湘江。
这条湘江水养育了毛泽东，也见证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历程。
1917年，深受老师杨昌济影响的毛泽东撰写了《心智的能力》（又称《心之力》）一文。1918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创刊号出版，在他亲自撰写并实名发表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见到这份创刊号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在《湘江评论》的第2期上，毛泽东又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文中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从1914年赴长沙求学到1920年在这里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每一步都是在湘江之畔完成的。
1925年，毛泽东离开湖南去广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经过长沙，他重游橘子洲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其中就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激情豪迈之句。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的青春宣言，也是他给自己这条母亲河的离别赠言。
当毛泽东再次回到这条湘江水边的时候已经是9年以后，那时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境况。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五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已经走上长征之路的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此时这支队伍已经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红军是在湘江源头突破封锁线的，形势的变化让这支队伍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自己母亲河发源的地方亲身经历了这既壮烈又令人心痛的一幕。
虽然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梦想，但突围成功后毛泽东的心里一定是百味杂陈的。
这支寄托着他的理想与抱负的队伍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国革命难以预知的方向，军事路线上的严重错误……这一切都让毛泽东难以释怀。
二
就在这令人极为心痛的时刻，人生的一次重大机遇也正在向毛泽东慢慢靠近。
经过湘江一战，红军上下都充分地认识到了既有军事路线的问题。严峻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危急时刻，自从在通道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转兵贵州以后，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全党和全军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会在另外一条湘江之畔发生。
据说，早在1月7日红军第一次攻占遵义的早上，毛泽东骑在马上眺望遵义城的时候就发现街面上很多店铺所挂的招牌中都有“湘江”两个字，当时他还以为这是来这里做生意的湖南人的店铺，结果却有人告诉他眼前的这条河就叫湘江。当时毛泽东听了一怔，说了一句：怎么，这条河也叫湘江？
当天下午，毛泽东还专门带着警卫员到这条湘江旁察看。
几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再次进入了最高领导层，这既是毛泽东个人也是整个长征中最为关键的转折。
就在写下《沁园春·长沙》之后的第10年，毛泽东在遵义的湘江之畔开始真正地“指点江山”。
毛泽东字润之，包含着润泽东方之意，正是湖南的湘江滋润、润泽了青年毛泽东，让他思考人类和社会的道理；同样还是在这条湘江的源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惨败给毛泽东带来了一次机遇；而贵州的另外一条湘江则给了中年毛泽东无限的力量，让他担负起谋求国家、民族光明前途的重任。
三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如果不是当年的湘江一战，很难想象红军能够走完长征。一支8万多人的队伍，不经过洗礼和磨炼是无法在思想、精神和行动上达到高度统一的。经过湘江一战的重大挫折，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掉队了，当然也难免有很多人选择离开了这支队伍。正是这样一种选择的过程，让幸存下来的人们坚定了信念，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而那些足可影响十倍正能量的负能量被淘汰了。这才使得红军能够经得起之后更加艰苦、危险、漫长的考验，才会迎来最后的胜利。这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同样，如果不是红军在湘江一役的惨败，人们就不会那么及时地认识到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就不会尽早地、主动地变换领导人、改变军事路线，那么红军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遭遇新的重大损失。
两条湘江水，三载毛泽东！载起的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
今天，遵义的这条湘江依然不知疲倦地流淌着，逶迤而行穿过整个遵义城，但她永远也不会告诉人们，自己为什么在无意间就得到了“湘江”这个名字。
两个完全不同地方的两条河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而且又都和毛泽东的人生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谓一大人文奇迹。
当年毛泽东得知遵义的这条河水也叫湘江时，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一定是很特别的，当他站在遵义的湘江边上时，想必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使命感在充盈着自己，而此后他记忆里的“湘江”两个字便应该有了不同的含义，是两条湘江水的合二为一。
人说百川东到海，在中南之地出生成长且与两条湘江水有着不解缘分的毛泽东最后走进了中南海，由革命党的领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
通道的下一站：曙光乍现
一
因为了解一段历史而记住一个地名，或者因为了解一个地方而知道一段历史，这是很多人都曾有过的经历。然而记住也好，知道也罢，只能算作见闻；倘若有机会实地感受一番，也许就会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吧。
对我而言，黎平这个地名并不陌生，她早已和当年的黎平会议一起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把毛泽东所主张的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正式明确下来。
决定中这样写道：“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虽然后来因为形势的变化，这个决定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全部的实现，但这次会议在长征乃至整个党史和军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和意义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黎平会议以政治局决议的方式否定了到湘西去的原定计划，使得红军没有钻进国民党早已布好的口袋阵，又一次把红军从重大损失的边缘拉了回来。如若不然，红军的命运、前途就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其次，黎平会议第一次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中共党内的错误主张，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成了全党的决议。而且在这次会议中，不能现场参会的军委委员们都按照要求提交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消失已久的现象表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始重新发挥作用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具有破冰意义的变化，如果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独裁统治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变得僵化、丧失活力，那么民主集中制的回归可以说是打通这个病体经络的关键穴位所在，带来的是持久、深久、永久的内在力量。
再次，长征以来红军的种种遭遇特别是湘江一役折损过半的惨败已经让很多红军将士对现有的领导丧失了信心，对前途产生了怀疑，而黎平会议不仅否决了原定计划，还提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这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
很多时候，人心不散、信心不坠、决心不失，再大的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黎平会议正是在人心将散、信心将坠、决心将失的节骨眼上挽救了这支队伍。
所以，黎平会议带来的是从近期到远期、有局部有整体、由内而外的变化。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黎平会议上这些在历史当事人看来也许是顺其自然的行为，却为红军在长征中实现的转折留下了动因、储存了动能、孕育了动量。正如人在前进的时候无法看见自己的影子，黎平会议的意义是当时的红军将士们无法深刻体会的，它的光芒，只有后来在蓦然回首的时候才能望见。
二
黎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唐代时名为五脑寨。1283年始改称黎平，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军事战略要地，素有“黔东咽喉”之称。
黎平也是一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奇特之地。这里有一座五脑山，人们认为连绵的五脑山形成了五开回龙的地势，并给这5座山取了黑龙山、黄龙山、白龙山等名字。先民们还依地形自然之势，运用星宿、天干地支及《易经》的知识和学问，在五脑山开凿出了72眼井，而这72眼井的整体布局又恰恰组成了一幅巨大的罗汉图。
一次意义和价值重大的会议，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一次黎平之行不免让人期待。
三
当我终于有机会来到黎平会议会址的时候，心里充盈着一偿夙愿的欣慰。
在这座被高高封火墙围起来的，庄严肃穆的徽派风格的院子里来回穿行，看着被称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室的屋子里那两张拼在一起的八仙桌，看着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件件遗物；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就是在历史之中呼吸。
也许是这些带着历史印迹、藏着历史声音、透着历史影子的一桌一椅、一刀一枪触动了记忆的闸门，我的思绪不由得又游走到了黎平会议前后的那段时间里。
再次把这些事件在大脑里梳理一遍后，我深感自长征甚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就始终处在危难之中，真如在漫长的黑夜里挣扎一样；一直到黎平会议才终于算是在暗夜中看到了天际的一抹鱼肚白，在如影随形的死亡威胁中看到了生的希望。
思及此，我突然意识到：黎平不就是黎明的曙光乍现和平安就要到来的意思嘛，这和当年红军长征时在这里发生的处境变化是多么的吻合！
再往深里想，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做出了转兵贵州的决定，而在贵州的第一个落脚点黎平又否决了原定到湘西去的计划，这不正是从通道走出，从而迎来了黎明和平安的希望嘛！
当年红军从通道转兵黎平的那条路直到如今也不好走，就是坐车的话怎么也要花上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可见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易！
从通道走向黎明和平安，先有通道，才有黎明和平安。通道、黎平，这两个地名因为与红军长征中处境变化的高度吻合完全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我专门绕道去了一趟通道，前去瞻仰位于老县城的恭城书院，也就是通道会议的会址。当年开会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就在离恭城书院门口不到20米的地方会有一条铁路经过。而这条铁路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工具，就会有什么样的进程、什么样的速度。
如果有人追问红军长征为什么会来到黎平，恐怕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黎平，红军迎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缕曙光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许就是答案，是来自历史的答案！
走出这处宅院，举目望去，黎平会议会址所在的街道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形状。当地人因为这条街看上去像翘起的扁担而称其为翘街。会址就在翘街的一端，从里面出来就是往上走的一级级台阶。
猴场：规则与前行
一
秋天来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翩然而下，也许它们会直接落地，也许它们会随风飘远，但无论如何，最终它们还是会停留在大地上的某个角落。
这是每一片叶子归宿，也是大自然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
法则固然重要，但对于人类来说，在法则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规则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有过一个关于分蛋糕的故事：几个人要分吃一块蛋糕，让他们自己来分的话，怎么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大小相同的蛋糕？
人们为此可以设计出多种方案，但能够确保结果实现的只有一种：那就是让其中的一个人来分蛋糕，但他只能最后一个拿蛋糕。
这就是规则的力量，是人们选择和博弈的结果，规则不同，结果就会大相径庭。
二
长征中，中共中央和红军其实也经历了从饱受旧规则之苦到突破旧规则并最终建立新规则的过程，这是长征路上的一条暗线，但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暗线。
黎平会议上的决定和黎平整编给红军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从1934年12月19日至29日，红军一路向西，连克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7城。部队士气高昂，连续失败带来的疲惫状态一扫而空。
12月31日下午，军委纵队进驻猴场，中央红军其他主力部队也先后抵达乌江南岸集结待命。
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担心红军“赤化黔北”，急忙在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大批销毁船只，为红军渡过乌江制造种种障碍。
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的追兵则一路奔袭，穷追不舍地尾随至施秉、黄平、镇远一带。广西军阀也出动了一个军的兵力在都匀、独山一带伺机而动。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侧有强敌环伺，这样的处境让中共党内在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上再次发生了争议，设法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一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宋家湾召开。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的正确出路是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参会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会议再次否定了“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最后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同时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表面上限制、实际上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之后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奠定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三
2012年5月底，我曾到瓮安县河西新区渡江广场、瓮安工业园区、猴场会议会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当年召开猴场会议的宋氏住宅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前被毁，如今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猴场会议会址是在2004年猴场会议69周年的时候由当地政府出资重建的。
虽然物非人亦非，但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红军当年的艰辛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猴场”是一个着名的乡场，与当地其他以动物命名的乡场不同，猴场并不是因为赶场的那天是申日得名的，而是缘起镇南一座形似猴子的小山。
说起猴子，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里都会立刻浮现一个翻着筋斗、神通广大的形象，那就是孙悟空。猴子充满了灵活、智慧和反抗的精神，孙悟空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敢于打破陈规取得成功的象征。
毛泽东也称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而长征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这个被称为猴场的地方，适时地除去了一道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猴场会议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左”倾错误统治所确立的决策规则，开始重新走向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因而，这个决定与再一次否定到湘西去的行军路线具有同样深远的、重要的、关键的影响和意义。
规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不当的规则反而会成为人们从事任何工作、完成任何事业、达成任何目标的桎梏和障碍。当规则出现问题的时候，只有改变规则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只有改变规则才能继续前行。这一点在猴场会议之后的长征路上得到了证实，也是猴场会议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召开猴场会议的这种四周是砖砌桶墙的四合院在当地俗称“一颗印”，红军的指挥权恰恰是在这里重新回到了中共的领导集体手中！
邓小平的第一起
一
曾经看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就像心电图一样，如果一帆风顺的话，就说明生命已经终止了。
这话虽然不乏调侃的意味，却实实在在地揭示出了人生的一个主要矛盾。其思想深度并不亚于“自古英雄多磨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等古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早已洞见了人类社会这一不能算作规律的规律，所以即便有着“醉里挑灯看剑”气度的辛弃疾也会“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既然是规律，就有些概莫能外，就有些无偏无私，就有些周行而不殆。
纵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一生也是如此。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广为人知，外国人甚至因此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的“三落”让他在人生逆境中得到了磨炼，而“三起”则更是对他个人和整个中国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没有落就没有起，没有起就不会再落。然而在这看似枯燥的逻辑循环中，第一次落而又起特别是第一起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质的变化、方向的变化。但由于事物通常是螺旋式上升的，越往后发展越夺人耳目，因而最初的质变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以，知道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数以亿计，但知道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起是在贵州实现的人却没有多少，因此就更少有人知道邓小平实现第一起的地方就是中共在长征中第一次正式改变规则的猴场了！
二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邓小平坚决抵制“左”倾机会主义，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因此，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最初，邓小平被指责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接着又被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最后又被确定为“邓毛谢古”的头号人物。
从1932年2月到5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失去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得到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落。
后来在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在1933年6月末被调到总政治部工作。
刚到总政治部的时候，邓小平曾短暂代理了一段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职务，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王稼祥安排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
虽然有了正式工作，但此时邓小平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罗明路线”代表的帽子并没有摘掉，实际上仍处于被监督状态。
即便如此，邓小平还是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勤奋忘我地工作，把《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
猴场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正式得到平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才走出了低谷，实现了第一落之后的第一起。同样，刘伯承也在猴场会议后重新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
三
实现人生的第一起之后，邓小平在长征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深受中共中央的信任。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担任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成为中央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很快被卷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旋涡中心。他被当成了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断遭到批判，期间甚至设立了邓小平专案组来查找邓小平的“历史问题”。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劳动，这是他人生的第二落。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邓小平的党籍得以保留。
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又经历了长达3年的被监管生活，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的人生才又一次迎来了转机。
经过邓小平本人的积极争取，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这次复出以后，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认可，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
经过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邓小平完成了人生第二次的由落而起。
然而当实现第二次人生起飞的邓小平正在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给动乱中的国家带来新生希望的时候，他人生的第三落很快又到来了。
邓小平所开展的系列整顿工作被认为是在搞“右倾翻案风”，到了1975年的冬天，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并且不断升级。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再一次跌到人生的谷底，但此次毛泽东对他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他被安置在东交民巷的一处院子里保护了起来。
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当年的7月份回到了自己家中，但过的依然是类似软禁的赋闲生活。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才逐渐复出。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实现了人生的第三起。
四
历史上，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和邓小平经历最为相似的就是他的老乡、大名鼎鼎的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一生被贬4次，所以才有了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感慨。
邓小平要比他的这位老乡坚强得多，在人生风波里可以说是愈挫愈勇，是真正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最终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大踏步地走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的道路。
纵观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一生，后人可以获得很多的启迪。在他的三起之中，最为基础的第一起就是在贵州实现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在猴场会议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列席遵义会议，也许此后邓小平本人和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会出现很大的不同。
猴场不仅改变了长征中的决策规则，也为新一代领袖的人生崛起奠定了根基。这两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都发生在猴场这个地方，令人不能不为之感慨。
邓小平推动实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也是对旧规则的改变和新规则的确立，而奠定邓小平最终能够肩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的根本变化又是在长征时改变规则的猴场发生的，这姑且视之为一种简单的巧合。
遵大义，循规律
一
有一句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一个地方的认识也是如此。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虽然一直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但最终能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是少数的几处地方。
一个地方能不能在见多识广的过客心里取得一席之地的决定因素有很多，风土人情如何、风光景物如何、风气人文如何、风味美食如何等，都能决定分数的加减。但如果一个地方能在一个人的心里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人和这个地方在灵魂上有了共鸣。有了这一点，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
遵义就是这样一座能够直击人心、发人深省、令人觉悟的城市。这份自灵魂深处磅礴而出的力量来自她的独特的历史和内涵。
这一切还要从那段红色岁月说起。
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城。
红军占领遵义之后，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红花园、桐梓一带布防，意在阻止红军进一步北上。另外一部分势力则在乌江南岸蠢蠢欲动，寻机北渡乌江夺回遵义。
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战略意图的实施、构筑遵义的安全防线，红军发起了攻取娄山关的战斗。
1月9日，红4团向娄山关发起总攻，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冲上了娄山关，在山顶与守关黔军展开了白刃厮杀并最终占领娄山关，之后又马不停蹄一路乘胜追击，占领了桐梓县城，彻底巩固了红军在遵义北部的防御力量。
接着，红军进行了一系列兵力部署：北线佯攻实守，南线据乌江天然之险以为屏障，扩大东西两侧防务。
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任命刘伯承为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云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为红军在黔北进行休整提供了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
4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的红军，终于在遵义打出了一个暂时宁静的港湾。
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在渐渐来临。
二
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走上长征之路以来，亲身经历了几乎被置于死地的损失，广大指战员愈来愈迫切地希望结束现行军事路线。
而通道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所带来的全新局面也让党内和军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挫折都是因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屡遭排斥的结果。
同时，自从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关于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即便是在猴场会议以后的行军路上，大家都在激烈争论，在此期间，毛泽东又说服了很多中央的同志。
“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一切迹象都表明，是该有个彻底的结束和新的开始了！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确定了两大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的第一天由博古做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张闻天做反报告。
第二天，毛泽东做了发言。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
经过三天争论，会议最后做出如下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个会议使中共的决策层变得更加成熟。
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为我们如何科学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以前，对于博古这样的早期领导人来说，所处的历史时期几乎注定他们要走一段曲折的路，这本身就体现出知行合一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地因为后来的变化否定博古他们曾经做出的努力，他们通过惨痛的代价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教训、积累了条件。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但从1935年到1939年，都是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到了1938年秋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才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没有明确职务。张闻天在会上主动提出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虽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会后张闻天还是主动地把工作逐步移交给毛泽东。
三
历史在遵义这个节点上对红军的给予是丰厚的。
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敌我双方的态势变化为红军赢得了休整的时间和空间，取消“左”倾的错误指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天时，地利，人和。
遵义会议是从通道会议以来一路探索的结果，是百川汇流；也是此后继续探索的开始，是胜利之门的徐徐开启。
历史总会留下辉煌的节点，但从来不会提供一蹴而就的速成，更不会主动呈献唾手而得的厚礼。
1935年2月27日，二渡赤水后的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空前的大胜利，这更加坚定了红军队伍的信心。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危急存亡之际，遵义两次迎接了这支队伍，两次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关键的内在力量。因而，遵义及时、适时地给整个中国革命带来了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点及面的根本变化，而遵义自身的历史积蕴，又恰恰与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精神内核达成了共振！
遵义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建制，遵义之名始于唐代。642年，朝廷将播州所领罗蒙县改为遵义县，取义于《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之语。
《尚书·洪范》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洪”为“大”，“范”为“法”，蕴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和智慧。
1600年，播州改置遵义军民府、平越军民府，自此，虽统属关系及辖域屡有变化，遵义之名一直得以沿用至今。遵义，就是告诉人们要遵从义理。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数千年来不断地被演绎和传播。一个“义”字背后有着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和生动的事例作为真实的注解，其中不乏在精神和行为上至今仍然照耀着我们民族历史星空的杰出分子。
同时，“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另外一个范畴“道”一样，都有“规律”的含义。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无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发现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才能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阳明曾说：“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红军在长征中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中通过不断地尝试找出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正是“心得其宜”的结果！正是按规律办事的结果！
红军转战贵州之初曾经设想建立以黔北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设想，但当情势发生变化之后，毛泽东等领袖及时果断地调整了战略规划，才最终使得红军逐步走向胜利的目标。
正如王阳明所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这座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转折、汇聚着共产党人智慧的城市，在无言地告诉每一个人：遵“义”，是一个永远的命题。
青杠坡战役：红军级别最高的战斗
一
从土城镇上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出发，车子一路在群山间穿梭盘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来到了青杠坡战斗遗址所在。
踏着一级级的石阶走到张震将军题名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发现碑座上静静地立着一束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鲜花。放眼四周，远处雾霭遮掩下的群山显得格外凝重、肃穆，而近处大大小小的山峰上则是连绵不绝、一望无际、生机勃勃的绿色。
凭吊一番后，同行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开始介绍青杠坡战役的大略情形，听着、听着，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如果不是有这么一座纪念碑，谁也不会想到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这既是毛泽东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领导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总结。
当年毛泽东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或许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发生在青杠坡的那次战役。
1956年，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所说的土城战役就是以青杠坡为核心的这次战役。
还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就调集了包括其嫡系部队12万人在内的40余万大军，从四围向遵义合拢，企图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带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下达了他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在合围形成之前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确定了在川南渡过长江、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目标。
于是，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迅速向赤水地区靠拢。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确定红军的行动目标为由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发起总的反攻，赤化全四川。
计划同时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二
红军新的行动方向正是刘湘的川军最不希望看到的。
1月23日，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开始向土城地区进发，目的是在赤水河东岸地区阻止红军入川。
1月25日，红军占领土城，而此时赤水城已被川军占领，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之路被堵住了。
1月26日，毛泽东在与朱德、周恩来等人商讨后，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地区围歼川军郭勋祺部。
6天前提及的“决战”就要从纸面走向地面了。
1月28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侧向郭勋祺部发动猛烈攻势，一场决战在青杠坡地区展开了。
川军依靠地形之利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均出现了较大的伤亡。
原定歼灭郭勋祺部的红军总攻战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川军靠着武器的优势步步进逼，红军面临着危机。
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次作战，这一仗的成败对红军和毛泽东个人的意义不言而喻。
危急时刻，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亲自上了指挥前线，毛泽东则一面命令陈赓、宋任穷率领红军的种子队伍干部团赶赴前线参战，一面急令奔袭赤水城的林彪红一军团火速回援。
红军拼了命也没能打退川军，川军一直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朱德在一个排的掩护下才得以仓促撤离，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如此不利的局面，川军仍有援军不断加入进来。
当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在土城召开了紧急会议，鉴于战斗态势和整体局面的变化，会议决定红军撤出青杠坡，将原定经由赤水地域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变为自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早，红军迅速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时，大部队迅疾前进，毛泽东却坚持等着朱德一起过河。
川军于次日进入了土城，郭勋祺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便就地休整部队，不再向前追进。
三
土城战役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在2月9日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就参与者的“级别”而言，青杠坡战斗在红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共和国的七位元帅（除了二、六军团的贺龙、留守江西的陈毅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杨得志、耿飙、张爱萍）以及二百多名将军都加入了激烈的鏖战。
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人物的邓小平、胡耀邦，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都在青杠坡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
青杠坡战役中红军的伤亡十分惨重，但也正是这次战役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帷幕。
经此一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变得更加成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成了红军活的灵魂。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当年的青杠坡战役中，除了壮烈牺牲的烈士和顽强战斗的幸存者外，肯定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当了逃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红军长征不仅仅是一个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周旋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红军自身不断净化升华的过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今看来，没有湘江一战、青杠坡战役以及此后的磨炼，红军内部是不能形成钢铁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因而也就很难在之后的爬雪山、过草地等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辛过程中生存下来。所以，青杠坡战斗是红军从危到安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宝剑未成之前在水与火中的一次淬炼，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起救国救民大任过程中的一次考验！
一切的失败都是围绕着成功展开的，没有这些失败，成功就没了根基。
“义者，宜也”，这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才能达到的目标，这是一种需要不断磨炼才能掌握的准则，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才能达到的境界。
习水土城的女红军街
一
虽然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发出类似“战争让女人走开”之类的呐喊，希望能够在残酷的战争中让女性们远离荼毒、免受戕害、得到保护。但往往事与愿违，几乎没有哪一次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身影。法国的圣女贞德、中国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等的事迹至今广为传颂。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更是离不开一个个伟大的女性所作出的牺牲，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等是根据她们的事迹塑造的艺术形象。
长征时期，同样有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用她们的坚忍不拔谱写了鲜为人知的动人篇章，习水土城的“女红军街”则有幸地留存了其中的一页。
在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背后，有一条长征街。
这是一条与赤水河平行的千年古街，历史上平定播州的李化龙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都曾在这里留驻。
如今人们习惯性地把这里称为长征街，是因为红军长征期间也曾在这里驻扎并在此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长征街的中段有一条名为“女红军街”的街中街，是因为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曾在这里住过。当年这些女红军是跟着大部队先后到达土城的，最晚到达的在这里仅仅住过一个晚上。
这些女红军有的因为体弱多病或有孕在身而被编入干部休养连，有的是宣传工作人员，有的是政治战士。
当年，她们中的部分女红军在这里进行了文艺宣传，开展了打土豪、安置伤病员等工作，一点也不比行军作战的战士们轻松。
还有部分女红军在这里遭遇了一次极大的险情。
在前往土城的行军路上，邓颖超、贺子珍、曾玉等女红军以及与她们一同行军的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人，因行动迟缓落在了大部队的后头，青杠坡战役都打响了他们才行军到青杠坡附近。
因此，他们在行军中遭到了川军的冲击，队伍都被冲乱了，情况十分危急。幸亏警卫连和干部团先后冲上去，干部休养连才得以突围成功。
二
长征中，女红军们饱尝了艰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仍然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矢志不渝地奋斗，她们用并不强壮的身躯和超乎常人的坚韧为中华女性树立了一座丰碑。
据统计，参加各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数量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32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约3000名。
以跟随中央长征的女红军为例，长征刚开始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不久以后有2名同志因病返回了苏区，另外30名正式踏上了漫漫的征程。
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她们虽然命运各异，但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接受的磨难。
她们当中只有24人先后抵达了延安，而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
王泉媛在西路军任妇女独立团团长，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沦落为民，直到1942年才经由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转回原籍江西吉安。吴富莲任妇女独立团政委，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
吴仲廉则担任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的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被辗转押到南京，直到1937年8月才由周恩来营救出狱。
长征结束以后，她们中有些人的磨难并没有结束。
危拱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为河南“红旗党”冤案受到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症。刘群先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操劳过度且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追捕而突发神经性疾病，被送到澳门治疗，未见成效；1939年，她又被送往莫斯科疗养，后来在苏德战争中失踪。
这些堪称中华女性楷模的女红军们，用柔软的双脚在长征路上留下了不一样的足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她们靠着内心的坚强、信仰的力量和高尚的品格走过了有形和无形的艰险人生之路。
后人在纸上写下她们的事迹，她们则用生命把我们民族的灵魂种在了后人的心里。
无论何时，我们这个民族都应记住她们。
三
我第一次去土城是在晚上。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起来，一个人把这条顺着赤水河的走势、依山而建的长街走了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路上的行人稀少，古街显得格外幽静。看着每家门前挂着的“红军驻地旧址”“耿飚旧居”等标牌，想象着红军驻扎在这里的景象，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当年早起巡逻的红军战士一般。
就这样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地看。我走过了标有蔡家沱码头方向的路牌，那是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我走过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后门，这里曾是红军总参谋部的驻地。我还走过了土城古镇博物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的门口。一段十几分钟的路程包含和释放出了太多的信息，把千年的历史压缩在这里的吊脚楼、石板街、古榕树和巷陌遗陈之间，让人时时有一种穿越感。然而，最浓郁的还是那强烈的红色气息。
等走过那个因山势而形成的拐角，进入当地人所称的中段的时候，便明显地热闹起来。已经有人摆好了做买卖的摊子，有人已经在小吃店里吃早餐，虽然处处仍然可见“红军驻地旧址”“毛泽东旧居”“开仓分粮旧址”等字样的标牌，但触目所及已是一幅繁荣小镇的景象。
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穿行，又走了约莫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看到了小街右侧有一座石雕的窄门，上方刻着“女红军街”四个字。从门洞中走进去，便是前面提到的“街中街”了。
走进这条看起来更为狭窄的小巷，看着“邓颖超住居”“贺子珍住居”“蔡畅住居”“刘英住居”“李坚真住居”“李桂英住居”等门牌，更是让人心生敬佩。这条女红军街曾经见证了长征路上女红军们厚重人生中的短暂一幕，也为我们这个民族留存了一道精神的源泉。
走完女红军街，我又返回主街并一直往前走到了土城牌坊。看着眼前交会之后又延伸到前方的马路，回望背后忙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觉得今天的这份市井生活来得是多么的不易，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那些女红军的英魂们一定也在佑护着这座小镇！
雄鸡报晓的扎西德勒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由于敌我形势的迅速变化，会议所作决定中“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和“常委中再进行分工”两项没能得到及时落实。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驻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很快，根据国民党部署的变化，中革军委又指令红军离开川南的古蔺、叙永进至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地区。
1935年2月5日，在去往扎西的途中，中共中央在今毕节市林口镇的鸡鸣三省村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会议讨论和完成了最高领导层的组织调整。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同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长征胜利实现了组织上的保证。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这个变化真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味。
“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又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人们把这几次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总结了此前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会议根据毛泽东“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主张决定回师黔北，同时决定充实并整编队伍。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左”倾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系统阐述并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形成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做出了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求中央分局立即采取与游击战争特点相适应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等决定。
会议确立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指出应该“是战略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明确要求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
通过扎西会议，中共中央与全国各苏区和红军恢复了自长征以来就基本中断的联系，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
“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虽然在贵州和云南两个省内分别召开，但都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
扎西在藏语里是OK意即事情处理圆满的意思，同时藏语里的扎西德勒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通过扎西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决而未行的事情都得到了落实，一段新的征程开始了。
娄山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一
关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提到潼关，人们就会想到秦朝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霸业；提到居庸关，人们就会想到清朝铁骑势如破竹、入主中原的往事；提到阳关，人们就会想到戍边军人的离愁和艰辛……几千年来，这些基本上都是军事要塞的关隘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留下了不同的故事，于是每个关隘本身都成了一本厚重的书籍、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独有的象征。
娄山关，这座扼守着黔北通往巴蜀咽喉要道的巍巍雄关，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时期的平播之战，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下支援贵州民族起义的斗争都曾血染大娄山。然而，给这里留下最深刻历史印记的还是当年红军的长征，一提到娄山关，人们往往都会想到毛泽东的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二
长征中，红军曾两次攻占娄山关，第一次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第二次是在二渡赤水之后。
红军第一次占领娄山关为遵义构筑了一道安全防线，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红军第二次占领娄山关后则实现了遵义大捷，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
红军二占娄山关的缘起，还得从扎西会议说起。在扎西会议上，鉴于敌军主力已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再占遵义”的大胆主张。
知己知彼，是战争中保存力量或者取得胜利的前提，在和对方触角碰撞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知到了各路军队的根本心态。
战争中，一切部署和计划都要随时根据具体事态的发展做出调整和改变，先适应、再改变，最终才会有根本的突破。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作战形式，红军在扎西进行了精简缩编。
1935年2月15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这样特殊的境况下，毛泽东没有忘了给全体指战员吹吹风，打个预防针。
毛泽东已经看得更长远、走得更稳健了。
三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
2月18日傍晚，红三军团前卫第12团先敌占领二郎滩，接着，中央红军自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对红花园和娄山关发起了攻击。
26日早晨，红军打响了强攻娄山关的战斗，经过一天的激战于当晚攻占娄山关。
27日，红军追歼娄山关溃军至高坪、董公祠一线，再次击溃了驰援兵力3个团的阻击，在黄昏时攻下遵义新城并连夜控制了遵义城南之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等战略要地。
28日上午，红军与国民党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行了激战。
经过反复拼杀，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仓皇向乌江方向逃窜。
红军追至乌江南岸，除数十人随吴过江遁去之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全部被红军俘获。
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是在这次战斗后负伤的。当时他们正在打扫战场，结果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身为红十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胡耀邦赶紧叫大家卧倒，他自己的臂部却受了重伤，有一片弹片当时没能取出。他是克服重病和弹伤的困扰才到达陕北的。
再占遵义是中央红军自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空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
当时担任红十三团团长、率兵攻下娄山关的彭雪枫，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撰写了一篇题为《娄山关前后》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红军前往攻打遵义的情形：“夜间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的河，前呼后流，向遵义行进。虽然打了一天的仗，翻了一天的山，而且又要走夜路，可是并没有谁觉得疲劳，胜利的欢喜，挂在人们的面上。马路两边的山谷里，反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后左右，绞在一起，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
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与蒋介石的火冒三丈相较，毛泽东完全是另外的状态，着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就反映了他当时豁然开朗的心情：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第一次在娄山关取胜之后召开了遵义会议，第二次在娄山关取胜又让前不久刚刚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的红军士气大振，也正是前后两次在这处咽喉要地取得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藐视一切困难、锐意进取的“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领袖情怀。
娄山关对毛泽东和整个红军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在他们的眼里，娄山关就是幸运的大门、成功的大门、希望的大门。
如今，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某些困难和挑战，然而困难再多、挑战再大，只要有和红军当年一样的豪情壮志、一样的宽阔胸襟、一样的宽广视野，我们依然能够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功，直至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娄山关，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光有精神是不够的。娄山关留下的更多的是一种力量，这是获得启发、启示之后坚持不懈付诸行动的力量、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力量、坚持信心一往无前的力量！
苟坝：短暂停顿后的螺旋上升
一
苟坝会议会址是贵州所有红色遗址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
我曾专程到这里感受这段历史，曾专门邀请有关部门的人员到这里了解这段历史，曾带领单位的骨干到这里开展主题党课活动，更曾多次和别人谈起苟坝会议、推荐人们到这里来重温历史、汲取力量……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对苟坝会议是痴迷的，但就我自己而言，这只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朴素的、纯粹的情感。
每每想到苟坝会议，我就会想起枫香镇苟坝村的那座黔北四合院，就会想起路边那棵已有几百年之久的古树，就会想起从会址通往周恩来和朱德住处的那条小路，就会想起会址正前方100米左右那两口生意无穷的清清水井，当然更会想象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在田间小路上去寻找周恩来、朱德的情形。
苟坝会议是一次在党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的会议，即便有，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实际上，长征期间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意外召开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都有着莫大的价值与意义。
遵义大捷中红军取得的突破性胜利，让毛泽东等人再一次萌生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军委提出了与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周浑元部进行决战的设想。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召开鸭溪会议并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毛泽东等人也许已经开始在想象一个崭新根据地里的景象。
出乎意料的是，周浑元根本不接招，一时形成了红军徘徊诱敌、敌军主力坚守不动的僵持局面。
恰恰就在这个当口上，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发来急电，请求进攻打鼓新场。
林彪的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前不久，彭德怀指挥红一、三军团取得了遵义大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那么还不到28岁、血气方刚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自然也希望自己能够指挥红军再打上一个大胜仗。
就在红军准备发起和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决战、为实现赤化全贵州创造条件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领导人提出了攻打黔军部队的主张。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件大事，所以只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进行讨论。
为什么一次军事行动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呢？
原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军事上的独断专行，遵义会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但战争中需要最多的就是不断地做出决策，于是在遵义会议后就形成了一切重大军事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局面。
3月10日天一亮，张闻天就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主题简单明确：讨论林彪、聂荣臻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二
在会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能进攻打鼓新场。
理由是红军距打鼓新场有两天的行程，待红军长途奔袭抵达后，面临的将是这样的态势：正面是滇军、黔军，两翼是川军和中央军。
这就等于钻进了张开的口袋，搞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然而参会的20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认为进攻打鼓新场是可行的。
于是大家就围绕着“打”还是“不打”争论开来，任凭毛泽东如何劝说，一整天下来，大家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张闻天只好提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
眼看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要做出，毛泽东真的急了，提出如果坚持要打的话，他就不当前敌司令部的政委了！
不料众人不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同样通过了撤销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同时决定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司令部政委。
会议最后确定由周恩来连夜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并在第二天早晨正式下达。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对红军和革命前途的担忧令早已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毛泽东久久无法释怀。
思虑良久，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决定还是不能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于是，极度疲惫的他提着马灯走进了漆黑的夜色。
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周恩来给了毛泽东一次充分阐释、说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在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两人又一起找到了朱德，三人认真地探讨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次日一早，周恩来就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再一
次激烈争论之后，毛、朱、周三人终于说服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设想。
事后，红军破译了国民党的几份电报，证明不仅黔军和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判定打鼓新场是红军向西的必经之地，早已暗中做好布置，等待着将红军一网打尽！如果真的去进攻打鼓新场，那么肯定被包了饺子，说不定就会全军覆没。
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最终获得认同，是因为毛泽东对当时的敌我形势进行了理性的、充分的、科学的研判。因而清楚地知道红军的根本目的在于跳出包围圈，所以在他看来一仗要不要打，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走的问题。打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走，这是红军长征期间能够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做出的正确选择。完成任何事情，理想、信念、热情等固然重要，但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口只有通过研判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确保能把心目中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苟坝会议留给今天的重要启示之一。
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自然也恢复了。
但毛泽东的思考没有就此停步，苟坝会议上发生的一切让他意识到：总是由20多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开会来讨论军事行动方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是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更无法实现真正的机动灵活。
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决策过程也让这位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感到十分头疼，单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的弊端他也深有感触，于是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提议完全赞同。
3月12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确定小组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苟坝会议的召开是一次意外，没有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就不会召开这次会议。
会议的过程也很意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竟然被“大多数”了。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刚刚被确定为高层领导人；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毛泽东才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的最终结果更“意外”，不仅否决了本已通过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最终成立了新的“三人团”，这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更加完善。
新“三人团”所达成的集中是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中，是被实践检验了的集中，是真正保证效率的集中。
至此，民主集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完全成熟，这是中国革命乃至建设事业中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就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也就会走更多的弯路。因而，从长远来看，成立新“三人团”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
我们到苟坝会议会址开展主题党课活动的时候，大家重走了当年毛泽东深夜去寻找周恩来的那条小路。
当戴着小红帽的我们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时候，不远处村子里的小孩们在齐声地喊着：
“红军，加油！红军，加油！”
小孩子无意识的“穿越”，让每个人都精神为之一振。
即便是在白天，这条穿过农田和丘陵的逼仄小路也并不好走。
据当地的向导介绍，从毛泽东当年在苟坝新房子的住处到周恩来的住处，有5里左右的路程。
当年，毛泽东一个人在深夜里靠着马灯的微光走过这里的沟沟坎坎和坑坑洼洼时，他的情绪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但他的内心一定是坚定的、刚毅的、执着的。他知道，脚下的路看不清顶多自己滑上一跤、摔个跟头，但红军军事作战的路选错了，就可能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般的后果，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变成事实。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毛泽东义无反顾地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艰难地跋涉。
所幸的是，毛泽东的努力起了作用，这条路也因而见证和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一次大灾大难擦肩而过的厚重历史。
如果不是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如果周恩来没有给毛泽东重新阐述的机会，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许红军因此又打了一场血战，除了少数人突围以外，绝大部分人壮烈牺牲了，力量一下子衰微了，道路也因此更加艰辛和漫长了。即便我们再乐观地去想象，红军也要损失一部分力量，这不仅会减弱整体的战斗力，也会动摇红军刚刚恢复的信心，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好在这一切没有变成事实。
苟坝会议上根据政治局集体决策带来的弊端成立了新的“三人团”，这是自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限制和取消老的“三人团”的指挥权以后，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一次大胆的、及时的、正确的调整。如果没有这次调整，红军的指挥体系就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就很难形成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决议，那么红军的命运也会更曲折。
因而，苟坝会议解决的是一个最实际、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苟坝会议才是红军长征中的根本转折点。
不得不说，周恩来在苟坝会议上给予毛泽东的支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苟坝最初的名字叫作“狗坝”，当地人说这是因为附近有一座山形似天狗；后来还有人发现“天狗山”的对面是一座象山，而天狗山正在朝拜这座有着一条像蛇一样的长鼻子的大象，这些传说更为苟坝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
“苟”字是暂且的意思，坝则象征着力量的蓄积。当年中共中央正是在这里先是因为分歧而停顿，之后又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强集中而获得了更大力量。这是一种质变，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鲁班场的历史回音
一
在很早以前研读长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鲁班场战斗在整个长征中不同寻常的分量。正是因为在这次战斗中对国民党中央军形成了震慑，才使得红军三渡赤水能够顺利进行，红军才开始真正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拉开了转败为胜的大幕。因而，我一直希望能去鲁班场实地考察感受一次。
当机会终于到来的时候，没想到首先带给我深刻记忆的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那次我们一行人到仁怀考察项目，其中有红色旅游的内容，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去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凭吊的机会。
当我们走进陵园门口正准备找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时，一位个子瘦小的老人快步走了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交谈中，我们才知道这位白帕缠头、白须白发却十分矍铄的老人已经90多岁了。他叫刘福昌，是这处陵园的看护人，一个人守护着这里已有40多年了。
老人的事迹让我们很是感动，大家就纷纷和老人攀谈起来，这一番谈话让鲁班场的这段历史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愈发清晰、深刻。
刘老出生于1919年，1935年鲁班场战斗发生的时候他刚刚16岁。
当年，他躲在山林中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战斗。虽然战斗给刘老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当初的那个懵懂少年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斗会是历史巨变中的一个节点，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人生也将逐渐地融入这汹涌而来的历史洪流之中。
鲁班场战斗之后的第9个年头，已经25岁的刘福昌从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变成了另外一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独山，刘福昌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被编入54军81师无线电排。
后来，刘福昌又成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分子，曾先后在云南和缅甸与日军作战。日本宣布投降后，刘福昌曾接受派遣押送日本战俘到台湾，等他回到大陆的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当时仍是一名国民党士兵的他，先后在山东和辽宁等地参加了作战。
1948年，刘福昌在团长的带领下起义投诚，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一名战士。此后，他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浙江、福建等地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福昌曾经跟随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驻扎并修筑工事，1955年，已经36岁的他复员回到了家乡。
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曾经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的老兵，因为不识字担心干不好而推掉了当地政府给他安排的公社武装部长职务，做回了一个普通百姓。
1968年，当地政府开始给建于1953年的红军烈士公墓修筑围墙，刘福昌被选为监工。他一干就是3年，也从此与这些当年在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结下了难解的缘分。
1971年的一天，当时的仁怀区区委书记征得刘福昌的同意，决定派他去守红军烈士陵园，从此，刘福昌也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生。
40多年来，刘福昌就这样伴着日月星辰和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一起走过漫长的静静岁月。
每天把陵园清扫干净就要用去两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作为个体生命，刘福昌的人生轨迹和大历史的车辙先是并行、继而融合，之后又用自己的全部余生续写着那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真诚和执着。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里出生，见证过长征中的鲁班场战斗，曾经走上国内外的抗日战场，又先后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解放战争，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中，都能发现老人用生命刻画下的痕迹。
同样，历史也在这位老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在交谈中，老人说到抗日时期的往事，激动地撸起袖管让我们看他当年和日本人拼刺刀时留下的刀伤。那伴随了老人半个多世纪的疤痕让我们油然而生敬重之心。
老人简陋的住所墙壁上挂的写着“革命老人”“抗日英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功昭日月国人共仰”等字样的锦旗，也许算是历史对老人的一个交代吧！
这样一位浑身写满历史、写满传奇、写满追求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又选择了为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守墓，既是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他少年时期目睹的悲壮一幕里，也是在和平年代里继续谱写着一位老兵的精神和气魄。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刘福昌老人40多年来做的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诚然，比起当年他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金戈铁马岁月，这些在烈士陵园中一分一秒度过的15000多天确实显得平淡如水。但在40多年的时光中饱含赤诚、饱含激情、饱含虔诚做一件在有些人看来索然无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刘福昌老人在40多年的岁月里凝练、升华而成的，是一颗对红军的尊敬之心、对祖国的忠诚之心、对民族的责任之心，是一颗对历史的卫护之心、对现在的担当之心、对未来的引导之心。
老人用最为简单、最为执着的方式在恪守着自己的承诺，表达着对红军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红军的精神。同时，他的事迹也让当年的那次鲁班场战斗充满了更多的色彩和含义。
二
鲁班场战斗是一次人们不会忘记、历史无法绕开的战斗，在烈士们的忠骨已经和这里的青山融为一体的今天，人们仍然会不时地谈起这次战争。
苟坝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在新“三人团”成立的第2天，即1935年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向鲁班场发起进攻。
当时驻守在鲁班场的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萧致平、谢溥福统领的第九十六师、第五师以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总兵力为13个团。
按照前敌司令部的部署，中央红军于3月15日早晨向鲁班场发起攻击。
在林彪、聂荣臻的统一指挥下，红军集中了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从三个方向发动进攻。
战斗十分激烈，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
红军战士勇猛作战，虽然遭到顽固抵抗，仍然攻下了白家垭等碉堡阵地并在董家坡歼灭一个营，在团标寺等地也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亡，但并没有形成能够制胜的转机。
战斗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后已是黄昏时分，此时红军开始变得疲惫不堪。
接着，又传来了国民党援军正在赶往作战地点的消息。
鉴于战场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军委和毛泽东于当晚20时决定各军团主动撤出战斗，乘夜向仁怀、茅台、坛厂、小河地域转移并占领了仁怀和茅台镇。
三
毛泽东在1956年谈到自己打过的败仗时曾说“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指的就是鲁班场战斗。
虽然毛泽东自己说鲁班场战斗是一场败仗，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役绝非仅仅是胜负那么简单。
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获得遵义大捷后，蒋介石认为红军的真实意图已经完全显现出来，那就是在黔北建立根据地。
据此判断，蒋介石在3月2日飞抵重庆，部署并指挥对红军的围歼。
此番蒋介石采取了在第五次“围剿”时曾使用过的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以牵制善于运动作战的红军并希望将红军聚歼在遵义、鸭溪一带狭小的地区。
红军知悉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意图后，决定将计就计，命令部队向鸭溪方向集中，还不时派出小部分军队进行机动作战。
红军的军事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新的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于绝地，仍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今后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
单就一次战斗而言，红军在鲁班场战斗中是失利的，不仅没有取得期望中的与周浑元部的决战胜利，还出现了较重的伤亡。
但就总体战略而言，红军却由此走向了军事上的转折点。
红军在鲁班场战斗中展现出的强悍作战风格令周浑元部极为忌惮，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令其在之后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敢轻举妄动，在客观上为此后的三渡、四渡赤水减轻了压力。
对于毛泽东坚持发起鲁班场之战的目的，有很多种说法。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根据地；一种是“假戏真做”，为了进一步调动对方的力量部署，为之后的机动灵活作战做好准备。
其实，争议在战斗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前敌司令部早在3月5日就确定了“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并发出了《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命令》和《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
命令下发以后，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却于3月10日郑重地向军委建议进攻打鼓新场。
这个分歧最后在苟坝会议上得到了解决，但旧的分歧结束了，新的争议又来了。
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
得知这一决定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当即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同时提出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然而鲁班场战斗还是如期打响了。
历史上，关于打还是不打的争论声音可以说是不绝于耳。早在公元前133年，汉朝的两位大臣王恢和韩安国围绕着要不要攻打匈奴展开了一场激辩。两人各执一词，王恢坚定地认为当时汉朝已经具备打败匈奴的条件，而韩安国则生怕会重蹈汉高祖刘邦平城之战的覆辙。就纯粹的分析而言，两人说的都不能说没有道理。
战争最后还是爆发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汉武帝已经决意一战。自然，整个欧亚大陆也因为这个决定而有了相应的变化。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产生争议都是必然的，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要同时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判，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为未来的道路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对得起当年那些怀着共同目标却又在具体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的人们，这也是一个民族心智成熟的表现。
在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更应该看到这些经验以及处理问题的智慧，这样前辈们的鲜血和生命才会在新的征程中彰显更大的价值。
由于在鲁班场战斗决策前后的争议和分歧，毛泽东和林彪、彭德怀这两位主要的红军将领之间曾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怀疑，这甚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新中国政局的发展，其中的教训显然值得记取。
鲁班场，在红军长征和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均是极为重要的一站，这里蕴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永远值得我们整个民族珍惜、重视并引以为鉴的。
有一次，我和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一位同学探讨长征80周年时，说起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经历和刘福昌老人的故事，这引起了她的兴趣。2014年11月22日，由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派出的一个6人团队前往遵义等地开始进行采访拍摄，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营养。
茅台：茅塞顿开的新平台
一
在仁怀市城西的13公里处，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
这就是赤水河两岸名气最大的茅台镇，茅台镇位于马鞍山的斜坡上，是历史上的黔北四大名镇之一。
红军三渡赤水就是在茅台镇发生的。
在茅台渡口的边上有一棵蓊郁苍翠的大榕树，大树近旁就是俗称“茅台渡口纪念碑”的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纪念碑，而树后小山的顶部则矗立着高耸的四渡赤水纪念塔。
这里的水是红的，沙土也是红的，碑文是红的，纪念塔也是红的。
这一切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红军的红色事业，但若要真正明白这块土地上所承载的价值，还需要回到历史中去细细体味。
1935年3月15日晚，红军主动撤出鲁班场战斗后连夜转移，于16日凌晨占领了茅台镇，下午3点左右，主力部队进抵茅台。
这时，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也跟着到来了。
在一渡、二渡赤水的过程中，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构想：
通过在茅台三渡赤水进行全军佯动引国民党军队向川南进发，然后再次渡过赤水折返贵州并南渡乌江引滇军出巢，这样就能直进云南并摆脱蒋介石的包围圈，真正形成红军转移以来一直试图达成的战略主动。
但这个计划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和其他领导人商议。
进驻茅台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了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想法，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
于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就围在了一棵黄桷树下，商量起来，毛泽东拿着一张军用地图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思路。
这就是着名的“茅台策划”，一个看起来就和农民干活累了在地头儿喝口水一样自然的行为，改变了整个长征。
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改变都没有什么仪式，相反很简陋。
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一帮准备去服徭役的老百姓，因为大雨耽搁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而在不得不死的定局中给自己找条生路的尝试。
大雨中一个精壮汉子振臂一呼，于是翻天覆地，一场巨变来临。
这些都是任何金碧辉煌的场所里都无法上演的。
毛泽东“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3月16日晚6点，中革军委发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16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中央在二渡赤水之前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的这段话：“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这不是毛泽东等人能掐会算，而是他们在不断的战斗中对敌我关系有了高度的把握。
他们都是人，没有神。
16日晚至17日中午，中央红军由茅台镇及附近地区的3个渡口从容自若地渡过了赤水河，再次来到川南并向川西北的古蔺、叙永方向出击，做出了一副渡过长江大举北上的姿态。
二
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坚分子始终在进行着强国富民的探索，但因为无法实现军事上的真正主动，最终都难以避免或被统治当局消解或被军事镇压或在军事斗争中失败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如何实现革命胜利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也进行了颇为曲折的探索，虽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当历史的步伐行进至公元1935年3月16日，在贵州的茅台镇，历史的旋律和历史创造者的节奏开始融合，变得丝丝入扣。
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掌握了军事上的真正主动。
如果说历史的转折有如一把点线面结合的尖刀，那么茅台镇的转折就是刀尖，至精至粹至纯至刚。
被誉为“西方兵学圣经”的《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在战争中“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如果说在“茅台策划”形成之前，毛泽东等领袖表现出了智力和勇气，广大红军将士也付出了更多的勇气；那么在“茅台策划”的战略构想提出之后，应该说是领袖们的智力点燃了红军战士的勇气。
茅台，这个红军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的地方，这个毛泽东提出“茅台策划”形成整体战略的地方，不正是红军在不断的战斗中茅塞顿开的地方吗？
而当我们回顾第三次渡过赤水后红军处境和军事战略变化的时候，发现红军不正是经由茅台才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广阔的、充满生机的平台吗？
我曾经和单位的部分同事到茅台渡口开展主题党课活动，我们就在那棵大榕树底下一同回顾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并畅谈了这段历史给今天带来的启迪。通过活动，大家充分意识到：正确的战略方向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在不断的摸索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对团队、对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心。而一旦形成正确的战略之后，就需要大家全心全意地执行、有穿透力地执行、激发合力地执行。
茅台不仅是红军长征中在军事上真正变被动为主动的转折之地，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开始表现出来的地方。但在当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思想上的疙瘩并没有解开，认为红军仍然是在打转转。直到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回眸历史时做了阐述，人们才明白了三渡赤水的意义，才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在苟坝会议上坚决主张不打打鼓新场。那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为了“打”而“打”，“打”恰恰是为了“走”，只有“走”才能跳出包围圈，才能走上北上抗日的道路！
茅台，茅塞顿开的新平台、新境界。
三
红军进驻茅台镇并在这里三渡赤水，让红军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而茅台酒也为这一重大转折增添了一份不一样的色彩。
茅台镇历来盛产美酒，如今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
但茅台酒被定为国酒，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这与当年红军在茅台镇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来到茅台以后，久闻茅台酒美名的红军将士们纷纷买一些酒来品尝。
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也有一些人舍不得喝，用茅台酒来擦治伤口。
茅台酒治愈了红军将领在鲁班场等战斗中留下的战伤，也慰藉了他们的心伤。
茅台酒在特定的历史节点迎来了红军，红军在醉美时刻邂逅了茅台酒，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茅台酒与伟大的历史转折一道，永远镌刻在了时空隧道和亲历者的记忆里。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领导的聂荣臻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时任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的耿飚如是回忆。
长征时期耿飚的搭档杨成武说：“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茅台酒不仅深深地留在了这些将军的戎马生涯记忆里，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军三渡赤水经过茅台镇，毛泽东、朱德派警卫员用四块银圆，向茅台酒厂买了两竹筒散装茅台酒，共庆娄山关战役、遵义战役的胜利。
在茅台镇遇上茅台酒以后，毛泽东就和茅台酒结下了一生的情缘。他曾经用茅台酒为斯大林祝寿，在自己71岁生日时用茅台酒招待钱学森、王进喜等人，还用茅台酒招待过朝鲜金日成、日本田中角荣，美国尼克松等许多外国友人。
而说起茅台酒和周恩来的渊源，就必须说一说周恩来此前的一些经历。
周恩来一生最成功的就是两件事。
一件是知道谁能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谁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件是全力辅佐他的选择对象，通过成就选择对象来成就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
他的选择对象就是毛泽东，应该说历史首先选择了周恩来，然后通过周恩来选择了毛泽东。
无论是早期的古田会议，还是最为关键的苟坝会议，周恩来凭借自己的研判，依靠对毛泽东的信任，给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逆转生死的机会。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广州结识，自从他们的人生在中央根据地彻底并轨后，周恩来就一直在努力调和毛泽东和众人的关系，一直到他们双双终老。
历史上的一幕又一幕，就好像冥冥之中给毛、周二人界定了角色一样。
宁都会议结束后，在毛泽东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请周恩来这个“救火队长”在必要的时候给双方都消消气，还说谁看不到恩来同志的辛苦，谁就是不公道。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自我的定位，定位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这是大局的需要，也是主动的磨合，磨合是一种很高的艺术。
长征突围渡过湘江以后，毛泽东逐渐走进了核心领导层，因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4月底这段半年稍稍有余的日子里，浴火重生、百炼成钢。
这一质变的取得与周恩来的个人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是周恩来靠着自己坚毅的精神、超强的判断能力和忍辱负重的胸怀，一再给予毛泽东最为坚强有力的支持，才最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凤凰涅盘。
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的周恩来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甘心情愿地为毛泽东铺路搭梯，这已殊为不易；何况他还要为此承受炼狱般的煎熬和如山的压力。
三渡赤水之前在茅台镇的那个傍晚，当毛泽东提出了“茅台策划”、为红军指出希望之路的时候，心境震动最大的应该就是周恩来。
自通道会议开始，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一路走来，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始终对毛泽东给予信任和鼎力支持。
这种支持也给周恩来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身为名义上最高军事指挥者的他将红军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都托付给了毛泽东。
变幻莫测的战争又随时带来各种否定和质疑，土城战役的失利，鲁班场战役的挫折，都曾经在党内和军内引起过争议，这种非个人身家性命和荣辱所能承载的重担怎能不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周恩来终究顶住了一切压力，直至迎来了真正的光明。
不难想象，红军到达茅台之后，周恩来的心境该是何等的百味杂陈！
巨大压力的释放，巨大的欣慰，绝望之后的无限希望等等一起涌来。
据说周恩来当年在茅台镇喝下足有一公斤之多的茅台酒，这是何等的酣畅淋漓和何等的快意！
四
关于红军与茅台酒的际遇，因为国民党的曲意宣传，还衍生出了一段爱国主义的佳话。
红军长征三渡赤水，路过茅台，战士们把茅台酒当作宝贵的医药来擦治伤口。
没想到这竟成了国民党歪曲宣传的由头，他们造谣说红军战士在酿酒池中洗脚，以此来诋毁丑化红军。
1943年，黄炎培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叔羊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钧儒请黄炎培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酒池中洗脚，于是当即题了一首七绝《茅台酒歌》：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是对国民党谣言毫不留情的讽刺，也是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
后来沈叔羊的这幅画被呈送给毛泽东，挂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陈毅曾仔细观赏过。
1945年，黄炎培应毛泽东邀请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在窑洞里又亲眼见到了这幅画。毛泽东专门用茅台酒宴请黄炎培，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各位饮酒联句，毛泽东起首句：“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续句“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句“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收句“惟有茅台喜相随”。
1952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重逢于南京，陈毅以茅台酒款待黄炎培。二人重提毛主席窑洞里那幅画和那首《茅台酒歌》，不由得兴致大增，对酒唱和，再次留下佳句。
陈毅诗曰：“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赋歌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黄炎培所和之诗为：“万人血泪雨茅台，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吟罢，两人不禁相视拊掌大笑。
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一心为国为民，不以荣辱毁誉为怀的情操，深深地融入了茅台文化之中。
当年，毛泽东在茅台镇提出的“茅台策划”充分体现了他不是为了“打”
而是为了“走”的战略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红军才以茅台为起点开始在军事上转败为胜，让茅台成了红军茅塞顿开的新平台。而在茅台镇治疗了红军将士们的心伤和身伤，并和他们一起迎来新生之路的又是茅台镇独有的醇美茅台酒，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意气风发的也是这芳香的茅台酒。
因而，茅台酒是国酒，更是国运酒，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转运酒。自从三渡赤水之后，茅台酒就始终和祖国内政外交中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见证了新中国走向强盛、走向世界舞台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这是红色文化中一抹独特的亮色，也是红色精神的独特传承。
赤水河两岸的渡口和碑碣
一
这两年多来，我寻机去过了四渡赤水期间的几个主要渡口，一渡时的土城，二渡和四渡时的太平渡、二郎滩，三渡时的茅台。
虽然如今的赤水河已经没有了当年水深流急的模样，让人无法直接体会到红军无畏的精神和勇气。但红军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这条穿行于群山之间的赤水河上东西四次折返，并在三渡之后化被动为主动，在四渡后彻底调动了国民党的力量部署，使国民党的军事安排成为红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变被对方赶着走为牵着对方鼻子走。这种智慧和胆略，让人觉得这里的一石一沙、一草一木都蕴含着不同的意义，而每一个渡口则都有其独到的价值和启示。
四渡赤水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由渐悟而顿悟的过程，而第四次渡过赤水则是这个过程的点睛之笔！
三渡赤水之后，毛泽东立即派人对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留下的浮桥进行了全面检查，为谋划之中即将到来的四渡赤水做好准备。
三渡赤水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给四渡赤水创造空间。
得知红军再次西渡赤水的行动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将西进，再一次调集重兵前往川南、黔西北地区。同时加强了长江、横江防线的守备力量，希图阻截红军北渡长江，一举歼灭红军。
鉴于调动国民党军队西渡赤水的目的已经实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东取道二郎滩、淋滩一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实现自己真正的战略构想。
红军留下红一军团一个团的兵力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方向开展游击以达到惑敌的目的。
“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淋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1935年3月22日，各军团遵照指令，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成功地全部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重返黔北，与赶往川南的国民党军队相向而行。
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做出了迅速南移，先到国民党力量较弱的遵义和仁怀之间地区以寻求新机动的指示，各军团依此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接向遵义和乌江北岸方向进军。
红军迅速四渡赤水并进入黔北前后，蒋介石一班人从上到下出现了集体“幻觉”。
滇军孙渡在给蒋介石、龙云的电报中称“抑或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
薛岳发出的军情通报依然称红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一带地区”。
龙云则仍按在“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将回窜之匪歼灭之”
的计划进行作战部署。
此时，蒋介石和他的诸位部下一样，在云里雾里畅想着“剿匪成功”。
急于看到梦想化为现实的蒋介石于3月24日从重庆飞到贵阳亲自督战，与蒋同行的有宋美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及陈诚、何成濬等高级将领。
二
为了彻底迷惑对方，在红军各军团进至遵义地区的枫香坝、白腊坎、鸭溪一带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让红九军团留下，造成红军主力仍在乌江北岸活动的假象，以保证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实现红军西进云南并经金沙江入川的战略。
3月27日，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脱离红军主力开始单独行动，掩护红军主力通过遵（义）仁（怀）封锁线向乌江进发。
红九军团行军路线忽东忽西，还拉长队伍多打旗号、在路上摆放露天红色标语、放烟火扮炊烟、故意散布消息，通过种种方式使对方误认为红军主力仍在乌江北岸活动。
红军一碗碗精心打造的迷魂汤被蒋介石照单全收了，他认为红军“以为遵义空虚，仍来袭占遵义城”。
此时，蒋介石的想象力又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红军被迫逃入贵州境内，正在寻找渡江地点而未定。如果倚仗俨如天堑的浩浩长江、星罗棋布的环山碉堡，加上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一致围攻，则“预料该匪必无幸存之可能”。
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蒋介石急令各军再次进至赤水河东岸以实施分七路“围剿”的大计。这一次，他对已经真正把红军围住了深信不疑。
然而就在蒋介石重重布防之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决定挥师南下，红军各主力部队迅速南渡乌江。
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在原本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在重兵之间穿梭往来，令对方频频挨打，疲于奔命。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远远地把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抛在了后面。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精彩的军事篇章，也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以少胜多、化被动为主动的完美范例。
三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贵川三省的边界地区，全长近千里。
唐朝时，赤水河名为赤虺河，因为每到暴雨时节山洪涌入，江水就会变成深赤色，酷似一条于群山中蜿蜒前行的红色大蛇，故得此名。
由于虺与水的发音相近，所以在明朝时期被改称赤水河。
悠久的历史、变幻的色彩为这条与云贵川三省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河流增添了无限的韵味，红军四渡赤水的精彩篇章更是为这里增添了传奇、神奇的魅力。
如今的赤水河和七八十年前比起来，少了几分难以驯服的野性，多了几分柔和与平缓。
即便如此，行走在赤水河两岸仍然十分不便，高耸的峭壁，盘曲的小路，仍会让人不时有惊心的感觉，这就愈发衬托出红军当年的不易。
站在一个又一个的渡口边上眺望远处连绵不绝的青山，在一座座形状不同的碑碣面前品味那字体各异的文字背后浓缩的历史，都有一种将历史融汇于心的感觉。如果在哪个渡口寻一条小船，在赤水河上走个来回，也多少能够想象出当年的一些情形。
四渡赤水是一个连续、有机、完整的整体，可谓以变制变、奇正相生的典范。
但四渡赤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中一步步探索出来、一次次实践出来的，是前后相启、相承、相生的。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在赤水河两岸兜转转、打圈圈，很难说每一个历史当事人都能认同、认可这样的战争模式，但每次行动的时候，他们却又都无一例外地接受和执行了。
这就是因为红军多年以来形成的信任的力量，如果没有此前的一次次锤炼，这支数万人的队伍是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和行动的，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人冷静地对当时的敌我态势进行了充分的研判、研读、研究，红军是无法在重重包围中走出一条生路的。
在任何困难面前，只有全面、充分、彻底的实践才是真正的突破力、爆发力和生命力。
人们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狭路相逢拼者胜。
拼就是敢于亮剑、敢于担当，这就是红军的境界，就是成就任何事业的真正力量。
四渡赤水战役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多角度、多维度、多方位的，这样的启示是从字里行间很难获得的，因而，个人觉得应当开发完整的四渡赤水深度体验式培训项目，让受众能够以模拟的方式走进历史感悟，走出历史践行，这将是对我们今天完成各项目标的一种难得的激励力量和思想力量。
在古镇土城的前方、赤水河的对岸，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轿子山”的山头在连绵的群山中极为显眼，远远地望去，这座山头像极了天安门城楼的形状，当地人因此也称这里为“天安门”，在一渡赤水开始的地方有这样一处胜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兵临贵阳逼昆明，遵义才能兴义
一
在贵州的地名中，遵义和兴义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
遵义就是遵从义理的意思，兴义就是发扬义理、传播义理、光大义理的意思。
遵义是为了兴义，而只有遵义才能兴义。
红军长征在贵州“先遵义、后兴义”的行军路线，恰恰和两个地名的内在寓意是高度吻合的。
红军出其不意南渡乌江之后，途经息烽向贵阳方向进发。
要想调出以地方利益为重的滇军只有攻其所必救。
虽然蒋介石来到了贵阳，但此时的贵阳城只有周浑元部的4个团在外围守备，城内的兵力算上宪兵队也不够两个团。城防布置如此空虚是因为蒋介石笃信红军主力仍在黔北地区。
就在国民党还没有弄清红军动向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命令红军一部攻占贵阳城北重镇扎佐，命令主力部队在贵阳城东北方向的修文、开阳一带集结，做出了一副蓄势待发、攻打贵阳的姿态。
蒋介石急忙电令距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部队星夜兼程赶往贵阳救援。
同时，他还不时地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濬等高级将领开会研究红军的行动目的及对策。
他们讨论分析的结果就是红军要么乘虚袭占贵阳，要么就是向东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两种可能都会给贵阳造成威胁，所以蒋介石又急令各地部队对红军或追或堵，还让吴奇伟率部由乌江南岸赶到修文、鸡场、沙子哨等地迎击红军。
二
红军此时又运用起了声东击西的战术。
红军各部先后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黄土寨、白果乡、干坝、洗马河一带，并在清水河上搭起浮桥，做出一副要渡过清水河到湘西去的架势。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觉得这一次终于掌握了红军的准确动向，于是抓紧调动兵力，准备“围剿”红军：
湘军3个师疾行至余庆、石阡、江口、铜仁一线堵击；桂军第七军由马场坪、平越（今福泉市）进至贵阳东面的黄泥哨、牛场一线迎击；滇军孙渡部队则进至贵定。
……蒋介石把滇军调出了云南。
滇军出了云南，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了一半。除了安排少部分兵力继续“声东”之外，毛泽东命令主力部队由老巴乡、洗马河地区突然扭转南下并迅速转而“击西”。
1935年4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红三军团第12团依托倪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
蒋介石听到攻打贵阳的炮声不断，一边要求守城部队加强防守，一边派飞机侦察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然后甩开国民党军队飞一般地向云南方向疾进而去。
红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之后迅疾西进，而蒋介石仍认为北上才是红军的真正目的。于是命令中央军主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滇军和湘军的部分作战力量迅速西进赶赴清镇、安顺一线，企图在安顺地区对红军进行夹击。
三
红军则绕过贵阳之后，先是占领贵阳南部的青岩、攻克定番（今惠水），之后继续向西行进，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速渡北盘江，先机占兴仁、安南（今晴隆）地区，以利先机”的要求迅速行动，于4月18日全部渡过北盘江。
4月21日，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先在安龙、兴仁交界处汇合，然后分兵五路进入兴义县境内，并在威舍大败滇军堵击之敌。
4月22日，红军的先头部队经过滇黔交界的黄泥河进入云南罗平县，随后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也在数日内纷纷从兴义、盘县等地进入云南。
红军进入云南之后，先佯攻昆明造成滇军纷纷前往昆明守城、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的局面；然后掉头转向西北，在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天险。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如阴魂不散的蒋介石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大军，让蒋介石把红军围歼在川、黔、滇边境的美梦化为泡影！
先遵义后兴义，不遵义就无法兴义，而遵义又是为了兴义。虽然这是长征中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布局与作为地名的汉字自身的含义达成的高度巧合，但这样一种巧合却让人们不仅能够更为清晰地记住这段历史，还能从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迪：敬畏规律、探索规律、掌握规律、应用规律，这才是千百年来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在一直传递着的弦外之音。
长征的呼应
一
仔细观看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图，就会发现中央红军在贵州走出了一个稍微有点倾斜的“几”字，而红二、六军团则自黔东北的铜仁开始，一路向西，走出了一条横贯贵州东西的路线。
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行军路线不仅在空间上多有重叠，在战略上也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相互拱卫的，形成了一个动态呼应的整体和大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准备进行突围转移。
为了调动和牵制、分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退出，向湖南中部进发，寻求与黔东地区的红三军会合。
这既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也是执行中央红军战略先遣队的任务。
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西征，于9月下旬在黔东南进入贵州，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在10月下旬顺利在木黄与红三军会师。
在这条用生命铸成、用鲜血染就、用信念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红六军团的将士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事迹。
9月26日，红六军团进入剑河大广地区，遭到前来堵击的桂军覃联芳部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在52、54两个团拼死掩护下，军团主力冲出重围，得以安全转移。此次战斗虽然给桂军造成了重大打击，但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54团损失最重，包括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在内的145人壮烈牺牲。
10月7日，由于情况不明，前线指挥员贻误战机、未能将紧急情况及时上报等原因，红六军团在石阡县甘溪陷入了湘、桂、黔三省地方军约24个团的包围之中。在撤退的过程中，50、52团先后与主力失去联系。
10月23日，50团在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时，才通过号音找到了前来接应的红六军团部队。
52团则在石阡困牛山再次陷入包围，与对方激战了三个昼夜，多次打退对方的进攻。战斗打到最后，红军不但弹尽粮绝，后路也被截断。当时，除红18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外，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在困牛山虎井沟毅然纵身集体跳崖。其英勇悲壮，与“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永远激励着后人，在黔东大地上留下了浩然正气！
在红六军团转移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关乎整支队伍生死存亡的战斗，那就是同样发生在10月份的“黑冲甩敌战斗”。
当时，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转战施秉，在黑冲与妄想一
下子吞掉红军的湘、桂、黔等地方军展开一场激烈战斗。
当天红军是从谷底向上仰攻的，两边把守的分别是黔军和湘军。由于没有地形优势，红军发起多轮进攻都没能拿下阵地。后来，红军悄悄派出部分战士从山崖壁下绕到后面，从山顶上往下发起猛攻，这时留在谷底的战士们趁着对方惊慌失措的时候往上强攻，对方在红军上下夹攻下不得不四处逃窜，丧失了战斗力。
红军在冲出包围并打退了对方的多次进攻后，最后从悬崖峭壁、深不见底的滴水岩，用绳索和布带结成长绳，绑在山顶大树上，然后手握绳索、脚蹬悬崖，向下移动滑向谷底，才甩掉对手并安全撤离。
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这次战斗时说：“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我在一次考察时有幸瞻仰了“黑冲战斗遗址”，虽然这里如今只是一派树木葱茏，但那耸立如屏、参差如剑的峭壁仍然让人不难想象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不难体味红军的艰辛。了解了这次鲜为人知的战斗，让人更加明白了坚持两个字的含义，这是一种超越了精神的坚持，这是一种与生命同在的坚持，一息尚存、绝不放弃。
二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六军团组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整体。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也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建立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起的作战，调动并钳制了国民党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为中央红军大大减轻了压力。
遵义会议以后，红二、六军团又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运动战、游击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30多次战斗，不但粉碎了两次“围剿”，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的战略计划。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就是红军队伍的力量。
长征期间，不仅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策应、联动、配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也根据实际情势的需要，承担起了不同的任务，为总体战略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1935年3月22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此时，挥师南下进一步调出滇军，从云南境内渡江北上，已经成为红军领袖们的共识。
为了牵制对方兵力，隐蔽真实战略意图，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进行活动，为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创造条件。
3月27日，红九军团开始脱离主力部队单独行动。
为了有效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红九军团分为两路向长干山、枫香坝方向运动，以掩护红军主力通过遵（义）、仁（怀）封锁线向乌江进发。
兵者，诡道也。红九军团在长干山、马鬃岭一带飘忽游移，忽东忽西，牵着国民党中央军7个师的兵力跟在他们后边团团转。
从1935年4月初到下旬，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又先后在今金沙县、大方县境内开展活动，并在黔西地区牵制对手掩护红军主力西渡北盘江。
正是由于红九军团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勇于承担、善于谋划、敢于坚持，才使得四渡赤水的战略布局最终能够成为现实。
三
在长征中形成了一个灵活、一致的动态整体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红二、六军团，在离开贵州时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盘县。
中央红军主力兵临贵阳之后，迅疾西进，从贵州境内经兴义、盘县纷纷进入云南。
从1935年4月21日至25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盘县然后进入云南。
4月下旬，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继续西进渡过北盘江，4月21日，红九军团从普古丫口进入盘县，最后于4月底由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境。
红军由贵州进入云南，是彻底跳出国民党包围大转折到来的前夕，在前后数天的转移中，盘县成了转折的交点。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军委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
一年以后，这里又迎来了红二、六军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加大了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力度。
在130个团兵力的强势进攻下，红二、六军团被围堵在永顺、桑植、龙山一带的狭小地区内，根本无法开展灵活作战。
而早在7月前后，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通信就中断了。
在无法取得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中革军委此前的指示和遵义会议的精神，结合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突破包围，寻求机动的空间。
到了1936年2月27日，经过在湖南和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和黔（西）大（定）毕（节）一带的长期转战后，红二、六军团经云南境内进入盘县并攻占了盘县县城。
3月30日，红二军团的领导贺龙、任弼时、王震等人与红六军团的领导萧克、关向应、张子意等人召开了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盘县会议”。
在会上，军团领导以服从大局需要为根本出发点，用高度的战略眼光分析研究了当前的总体形势，放弃原定开辟南北盘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盘县会议的决策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共党内斗争复杂而又同时面临强大进攻的情况下，由军团领导独立做出的。
这一决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红二、六军团摆脱了孤军奋战的艰险境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决定自觉地顺应了抗日救国的民族需要，为此后推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四
“盘”就是全盘，就是大局。
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境内实现了生死转折，这个转折不是凭空发生的。
红军面临的对手是数十万的各路军队，虽然他们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不缺乏智慧，也有着足够的战斗实力。
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让几十万大军疲于奔命，并最终在强敌势力中全身而退，保存了实力、扭转了局面。
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信任、配合、信心、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恰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起作用的不是字眼儿本身，而是字眼儿的真正内涵。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六军团，是一个个独立的番号，也更是一个高度信任、密切配合，有着强大信心、远大理想的整体。
奉献、牺牲成了自觉，自己的牺牲是为了整体的少牺牲甚至不牺牲。
坚持、突破成了习性，哪怕一个微小的胜利，都足以鼓舞着所有的人继续向前。
没有全局的个体，是散沙；没有个体的全局，是空架子。
无论处于什么境地的个体，都始终以全局为念；无论全局将要走向哪里，都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个体。
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雄韬伟略，没有林彪、彭德怀等人的智勇机变，长征无以为继。
没有包括每个普通士兵在内的个人的奉献、牺牲，坚持、突破，长征何以有果？
一个真正的整体，哪怕看起来弱小，也胜过貌似强大的散沙。
历史绕不开的钱壮飞和夏曦
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殉难于乌江天险重飞渡期间，有一次我专门前往钱壮飞烈士陵园和烈士殉难处凭吊。
一路上先是坐汽车、坐运沙船、搭乘老乡的拖拉机，最后到烈士殉难处的时候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陡峻的山崖，可谓颠沛辗转。但这是一条受益匪浅的启迪之路。
钱壮飞早在1929年就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在1930年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书。期间，钱壮飞设法智取了国民党的电台密码。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了武汉发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密电，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不寻常与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钱壮飞果断地立即拆译密电，密电译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中央特科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3月24日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
眼看着中央要被一网打尽，明知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的钱壮飞，已经无暇考虑个人的生死安危。
他冷静地设法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
接到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
在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与毛泽东的话如出一辙。
二
钱壮飞身份暴露之后已经无法继续在白区开展工作，于是他辗转前往广东等地继续参加工作。
由于害怕被追究，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员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国民党当局也就长期没有变更情报系统的密码。
在1930年冬到1931年2月两次反“围剿”和后来的长征期间，钱壮飞所获取的密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8月，钱壮飞转移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等职。在局长曾希圣和钱壮飞的共同领导下，二局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在长征途中，这个“秘密武器”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金沙县，钱壮飞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
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和原因一直存在争议，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钱壮飞的英魂永远留在了贵州大地上，他的墓址位就在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至今已有数十万人来此瞻仰。
如果没有钱壮飞在危急关头所做的一切，中国的革命事业会处于何种境地，最后会是何种结果，简直无法想象。
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展情报工作，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之虞的艰巨任务，钱壮飞不仅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还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那么钱壮飞则在火势未成时大雨滂沱的恶劣天气里为火种撑了一把伞！
三
我也曾到毕节烈士陵园祭扫过夏曦烈士的墓地。
夏曦，字蔓伯（又做曼伯），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
夏曦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校友，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
夏曦早年参加新民学会，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和领导人之一，在共青团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夏曦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夏曦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被增补为中央委员。3月，他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在此期间，夏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红军力量受到极大损失。
后来，他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夏曦在贵州毕节溺水牺牲，被埋葬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岁。
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其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内容：“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在毕节城西50公里的杨家湾镇七星村，立有夏曦烈士纪念碑。1985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夏曦遗骨从七星河畔移到毕节烈士陵园。
钱壮飞、夏曦是长征期间在贵州牺牲的众多烈士的代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后长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青年时写下的那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历史不可能绕开他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
贵州路上的“胜负手”
一
对于红军来说，长征期间在贵州的经历就是一条浴火重生的涅盘之路。
对于当时的敌对阵营来说，这又是一次内部的碰撞和较量。
因而，这是一场看得见硝烟的战争，也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战争中的血与火让人感慨不已，战场上的机与谋更让人步步惊心。
值得庆幸的是，血与火没有压垮民族的脊梁，机与谋也没有泯灭民族的良知。
在交锋的过程中，红军不仅最终打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由死向生、由弱变强，还感染、感召了对方阵营中的许多人，使得他们后来走到了人民的阵线里。
二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第一个交战的对手就是王家烈的黔军。
王家烈当时是国军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人称“贵州王”。在与黔军交手的过程中，红军接连取胜，先是击破了王家烈布置好的数道防线，直抵乌江，之后又曾两次攻破娄山关、两次攻占遵义。
黔军在“追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败绩既让红军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组织上、军事上的调整，也让蒋介石找到了打击黔军势力的良机。
在1935年4月的时候，王家烈先后被迫辞去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的职务，成为一名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的黔军也被改编为国民党中央直属的5个师而分遣到各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家烈加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并逐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曾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举为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获得新生的王家烈努力工作，撰写了大量具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曾为贵州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
1957年，王家烈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王家烈病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为王家烈正式平反。
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仗就是青杠坡战斗，对手是川军的郭勋祺部。
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未能取胜，却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郭勋祺人称“郭猫儿”，就是狡猾机灵的意思。他早年与杨闇公、李筱亭、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相识，并与刘伯承、陈毅有旧交。
青杠坡战斗结束以后，郭勋祺所率川军在第二天进入了土城，当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进入云南，郭勋祺便命令部队就地休整，不再追击。
抗日战争中，郭勋祺率部英勇作战屡建功勋，曾任23集团军总司令兼50军军长，后因与新四军来往密切而在1939年被革除军职，直到1946年才被重新启用。
解放战争时，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被俘，被俘后他主动提出回四川搞策反工作，得到了刘伯承、陈毅等人的认可。不料他在回川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挡获并被转送南京，软禁在国民党中央医院。
蒋介石下野后，郭勋祺才被解除软禁返回成都。回到四川以后，他向包括川军将领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内的同学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并任司令员，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第一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
1959年，郭勋祺在成都病逝。
三
红军二渡赤水以后攻占了遵义，1935年2月28日上午，红军与驰援遵义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展开了激战。
战斗中，大部分国民党军被歼灭，吴奇伟率领小部分敌军仓皇逃窜，渡过乌江后遁去。
1935年4月，吴奇伟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10月，他又出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4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奇伟坚决抗日，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浔线会战、鄂西战役，所部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1949年5月，吴奇伟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成为广东解放的功臣。
同年，吴奇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于1953年病逝。
在与吴奇伟纵队的作战中，红军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对鲁班场守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了进攻。
战斗中红军虽然损失较大，但打击了周浑元部的士气，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为三渡、四渡赤水赢得了空间，开启了长征中红军在军事上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转折。
周浑元是蒋介石嫡系将领，早在1933年时就参加了对红军作战。长征中，周浑元更是率部转战万里，“追剿”红军。
1938年，周浑元出任重庆警备司令，同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红军在贵州长征期间，除与黔军、川军和中央军多次交手外，滇军也始终是蒋介石战争部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滇军首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派遣20多万滇军参与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龙云开始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
1949年，龙云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
1962年，龙云病逝，1980年获得平反。
红军长征期间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并与邻近几省的地方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多次交手。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人外，黔军的柏辉章，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等人后来均率部起义，为全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在和红军多次交手的过程中，这些国民党将领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红军和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较大反差，受到了红军坚定、坚毅、坚决的救国救民精神的感染和感化，所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场上都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后来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永远需要的正能量。
金沙不（亦）是金沙江人们在了解和研究长征时，会注意到很多资料在介绍苟坝会议前后的历史时都会提到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名，通常也会对打鼓新场做一个注解，说明这里是今贵州金沙县城。
红军长征时，离开贵州以后先是进入云南，然后辗转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由于红军是在云南东北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方渡过金沙江的，这里距离金沙县并不远，所以难免会有人认为金沙就是金沙江，或者认为金沙江就在金沙境内。
实际上并非如此。
金沙县是在1941年时成立的，当时将黔西县的西北部及大方、遵义两县的一部分整合在一起设立了金沙县。
金沙的名字则取自境内“金宝屯”“沙溪坝”两个地名的首字，同时也包含有“披沙拣金”的含义，表达了对这里的美好期望。
金沙历史悠久，这里有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清代的古营盘遗址和年代不详的古城垣遗址，县城所在地自清以来就是川黔交界地区的一处商贸重镇，金沙也是闻名的美酒之乡、贡茶之乡。
说完了金沙再说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长江源头各水系汇成通天河后在青海省玉树县境内进入横断山区，此后才被称为金沙江。
金沙江是西藏和四川的界河，进入云南后在丽江折而向东，先后流经云南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和四川盆地西南部，最后在四川宜宾与岷江汇流。金沙江全长2316公里，流域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
金沙江最早被称为“黑水”，在《山海经》里又被称为绳水，三国时期金沙江则叫“泸水”，诸葛亮“五月渡泸”渡的就是金沙江。
由于沿河盛产沙金，所以宋代时有大批的人们到河里来淘金，这里才改名为金沙江。
金沙境内没有金沙江，金沙江不在金沙境内，所以金沙不是金沙江，但金沙和金沙江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金沙和金沙江的名字都与淘沙取金有关，其次，长征时红军的足迹将金沙和金沙江连在了一起。
1934年3月初，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向军委建议攻打当时名为打鼓新场的金沙县城。这一建议虽然最终被否定了，但由此促成了新“三人团”的设立，使民主集中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中，为此后三渡、四渡赤水乃至更为长远的前进道路提供了保障。
此外，在1936年2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反“围剿”战役中袭占了打鼓新场。为了防止敌军郝梦龄纵队与万耀煌部会合，同时巩固打鼓新场的阵地，红17师决定肃清附近的顽抗之敌，年仅24岁的师长吴正卿在战斗中牺牲。
所以金沙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1935年4月28日，军委根据滇军主力不敢离开昆明、后面追兵无法及时赶到、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抢渡金沙江。
根据军委的指示，在渡江先遣队司令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下，全军分为四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金沙江靠拢。从5月1日开始一直到5月9日，红军各部先后在皎平渡等地顺利北渡金沙江，四渡赤水之战胜利结束，红军彻底跳出了包围圈，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无论是金沙还是金沙江，都见证和承载了红军走向胜利的步伐，在历史上都有同样的意义。
所以，金沙亦是金沙江。
安顺不（亦）是安顺场无论在贵州省内还是省外，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样的情况，有人在谈到贵州安顺的时候会说：这个地方我知道，红军长征时在那里打过大仗。
还有的人会进一步说：当年石达开就是在那里战败的。实际上，这是把安顺当成了四川的安顺场。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这里地势十分险要，距离石棉县城11公里。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准备在此北渡大渡河时遭受清军围堵，最后全军覆没。1935年5月，红军在此突破天险，成功北渡，为长征胜利奠定了新的基础。
1935年5月上旬，军委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决定渡过大渡河北上。
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安顺场，在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的战术配合下，红军对驻守的川军发起了突袭，经过2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安顺场。
由于红军在渡口附近只找到1条木船且大渡河水势险急，权衡之后，红军决定在25日强渡大渡河。25日清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
渡河突击队的18名勇士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到对岸，勇士们顽强地击退了川军的反扑并控制了渡口。紧接着，后续部队及时过河增援，川军的1个营被击溃。
随后，红军渡过了被视为天险的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通道。
时隔72年，同样一个地方、同样的战斗目标、相似的敌我态势，红军和太平军胜败殊异的结果为大渡河增添了一份神秘幽邃的色彩。
长征时期红军在贵州和四川境内长时间行军，安顺场所在的镇也叫安顺，而安顺恰恰又是贵州的一个地市，所以难免有人会认为贵州的安顺就是安顺场或者安顺场就在贵州的安顺境内，但实际上安顺不是安顺场，此安顺也不是彼安顺。
贵州的安顺是王若飞的故里，也是着名的“瀑乡”“蜡染之乡”和“屯堡文化之乡”，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
贵州的安顺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建置。明初时期，朝廷将普定卫、习安州合并设立安顺军民府，从此作为地名的“安顺”才正式开始使用。
长征时期，中央红军曾取道紫云、镇宁等地西渡北盘江。
在红军取道安顺的时候，还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一段军民友谊的佳话。当时，中央红军的右路纵队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进入了镇宁。镇宁地处滇黔通道要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由于长期遭受军阀及当地政府的剥削和压榨，当地少数民族自发地武装起来，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形成了多支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力量，其中以陆瑞光等的势力较大。右路纵队来到当地后，就派人对陆瑞光等人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
红军“不打夷民土豪”的政策让陆瑞光等很受感动，红军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他们不仅同意了红军借道的要求，还接受了红军的革命主张，与红军订立了“反蒋协定”，使得红军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六马地区，顺利来到北盘江边。
安顺和安顺场虽然分别是贵州和四川的两个地名，但又都是红军长征经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这个完整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事迹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内涵是一样的。
所以，安顺亦是安顺场。
六盘水不（亦）是六盘山有的时候，人们会分不清贵州和宁夏的两个地名，那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和宁夏的六盘山。
被誉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是贵州的省辖市，名字由所辖的六枝、盘县和水城的第一个字组成，是在1978年才正式成立的，除了这三个地方外，钟山区也是六盘水的辖区。
六盘水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盘县大洞、水城硝灰洞和六枝桃花洞都发现了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址。
六盘水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盛产煤、铁、铅、锌、铜、银、金等，其中以煤炭资源储量最为突出，有“江南煤都”“江南煤海”的美誉。
六盘水的气候十分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度，是着名的避暑胜地，因此获得了中国气象学会颁发的“中国凉都”证书。
六盘水还是夜郎文化故里，两千多年以前，这里曾是夜郎国腹地，至今这里仍然留存了一些古夜郎文化的遗迹，在民间也有许多关于夜郎的传说。
长征时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军委和红二、六军团都曾经走进六盘水。
1935年4月21日，红三军团主力一部最先进入盘县，并从这里进入云南富源县境内。红九军团也是在这一天进入盘县并且直到4月底才离开进入云南。
从4月22日到25日，又先后有红一、三、五军团的不同部队和中央军委来到盘县。
1936年3月28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盘县并在这里进行休整，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
3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设在盘县县城武营头九间楼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历史上着名的盘县会议。会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根据红军总部的电报精神以及以往的经验，决定抢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自觉地服从了全局的战略要求。
盘县会议的决策对日后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促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盘山又称陇山，横贯陕、甘、宁，是中国最年轻的山脉之一。海拔平均在2500米以上，最高峰米缸山海拔2942米。六盘山山脊平缓、山峰圆浑、山势陡峭、道路曲折，因为有六重古盘道，所以被称为六盘山。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挺进陕北根据地的途中，在六盘山前打败了国民党派来堵截的骑兵团，之后，红军乘胜一鼓作气在当天下午翻越了六盘山，从而打开了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通道，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六盘山也因此成了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
当年翻越六盘山后，毛泽东写下了着名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六盘水和六盘山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前者是由曾经分属于贵州毕节、安顺和黔西南的三个县组成的新兴工业城市，后者是一条横贯陕甘宁三省的年轻山脉，这一座城市和一条山脉都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综合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来看，六盘水不是六盘山，六盘水亦是六盘山。
张学良的贵州路一2001年10月14日，一位101岁的老人在美国夏威夷离开了这个世界。
常说生年不满百，这个世界上活过100岁的人没有多少，老人是其中之一。
101年的生涯中，竟有54年是在幽禁中度过的，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这位老人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张学良将军。
从最直接的原因来说，将军在54年内身陷囹圄是因为他曾经囚禁了蒋介石13天。
13天与54年比起来，最多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在一眨眼的功夫内改变了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却要用几乎全部余生的自由作为代价。
在张学良将军自己的眼里，也许那十几天才是自己真正的一生。
这54年中的8年是在贵州度过的，占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间总长的七分之一强。
我在修文的阳明园、在贵阳的麒麟洞都看过将军被囚禁的地点，在每一处都能让人感受到国事与人事，不同时期的历史，现在与过去、未来的混合、交织。
12月12日这个日子，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争取把握自己和民族命运的过程中，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渐渐显现。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未果之后，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旨在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抗日战争因此而具备了胜利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说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诚然。
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一身之勇为我们的民族打开了希望的无形大门，蒋介石则把他们关在了有形的门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出于大局的考虑，毅然决然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把此前的承诺丢到了九霄云外。
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的那杆秤是民族大义，而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天平上适用的却是对蒋氏个人是否忠诚的砝码。
于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就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政治道具，张学良的命运从此与他个人没有了干系。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押送到蒋氏老家奉化溪口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54年自兹始，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二
张学良的人生也许本来和贵州没有太多的交集。
他能来到贵州，特别是以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方式来到贵州，完全是拜蒋介石所赐。从1938年起，张学良开始被囚禁在贵州。
蒋介石为张学良选定的贵州第一站，就是位于修文县境内的阳明洞。
张学良住进阳明洞以后开始关注阳明心学，不过那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因为张学良从王阳明当年的处境里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除了都身处不是监狱的监狱，王阳明和张学良来到贵州那一年都是37岁，是中国文化里的本命年。
无论历史本身还是任何理论，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一个人产生吸引力；但如果一段历史或某种理论能够温暖甚至营养一个人，那一定是因为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接口，唯有出现了接口，才能走进岁月背后的那颗心、那个灵魂。
张学良从当地政府那里要来了一部《修文县志》，王阳明的经历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王阳明的学说也为他注入了不一样的精神动力。
相似的境遇让张学良有了与王阳明当年相仿的心境，他对阳明心学自然也有了与他人不一样的感悟。
多年以后，张学良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对于道心、人心，多年误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为人心；人心克净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乐。”
“晨坐观海，忽有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则，它就载，否则它就覆。天命之谓性。道、教不可离者，此中可寻出端倪。‘天道无私’，亦在此也。”
同样在张学良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假如阳明先生、总理（指孙中山）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受，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于养生延年，亦不可忽视。”
以阳明心学为入口，张学良对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惜乎我们至今仍然无法见到张学良将军的研究成果面世。
三
1941年5月，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被送到贵阳进行手术治疗。
由于修文地处偏僻又缺医少药，考虑到自己的病症没有根治，张学良便向军统当局提出希望能够住在贵阳。
军统的特务们权衡之后，决定让张学良住在黔灵山麒麟洞，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由于麒麟洞距离市区太近，加之游人众多，给军统当局的保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于是，1942年2月，张学良又被迁往开阳县刘育乡。
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张学良在贵州境内屡次辗转。1944年春天移往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了张学良。不久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1949年9月，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张学良得知消息后便深知自己的余生将在囚禁中度过。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吧，让张学良将军活了101岁，能在90岁以后享有人生最后11年的自由时光。
生死乃人生一大关，张学良将军在被幽禁之后也曾多次在内心追问生死的意义。
他曾在1957年的日记中写道：“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佛曰‘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
其实，对于张学良个人的生死，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张学良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
因为反对内战，张学良曾对父亲张作霖说：“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对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自己有这样的话：“作为军人，按军法来说，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我没做错！我为了爱国、为了救中国，我一定要让蒋委员长了解，抗日为何重要。好汉做事好汉担，所以陪蒋委员长回南京。”
他还曾说：“谁都不想死，但我敢当军人就敢死，我父亲在我入讲武堂时，对我说军人的头不是悬在颈上，而是挂在腰上，随时准备要把首级取下。
不过要死，也要死的有价值。蒋先生一定要杀我也可以，算一算为了抗日而死，并不算太亏。却没想到这样也活了几十年没事。”
杨虎城一家的“八年抗战”
在贵阳市息烽县境内有条南望山脉，山脉中段的半山处有一个天然岩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玄天洞。
远远地望去，这个由一棵据说树龄有五百多年的古樟树守护着的岩洞就像是这山的一张大嘴。如果走进洞里，又会让人觉得这洞就是一口反扣着的大锅。
玄天洞面朝峡谷，距离谷底有一百多米，是一个天然幽僻险绝的处所。
明朝末年，一位云游至此的四川道人发现了这个古洞并在洞内供奉玄帝像，从此便逐渐有了玄天洞之名。
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这里都是一处道家圣地，香火十分旺盛。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突然之间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成了一处天然的囚笼，而被关押在这里的就是杨虎城将军一家。
与张学良共同发起西安事变的杨虎城，比张学良稍早来到贵州，在贵州度过了更为残酷的8年幽禁生涯。
1938年9月，杨虎城一家被转移到了贵州，最初将他们关押在贵阳南明警察第五分局内。
10月5日上午，杨虎城一家又从贵阳被转押到了息烽，关在阳朗坝尚未竣工的息烽集中营南侧围墙内的两层民房里。
1939年夏初，戴笠视察准备启用的息烽集中营时，认为杨虎城一家“目标太大”，关押处离川黔公路近，不安全，得另外择址单独关押。后来特务们多处查找才选中了距离息烽集中营14公里的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以后，最终决定将杨虎城一家迁到这里进行关押。
于是，杨虎城一家自此就被囚禁在洞内右侧一栋三间的木屋内。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军统特务仍然丝毫不放松对杨虎城一家的看管，当时在玄天洞就布置了军、警、宪三种武装280多人，完全控制了半径5公里的范围。
白天，杨虎城还能到外边走动一下，晚上则只能在里面活动。
杨虎城一家在这里一关就是8年，1946年7月才被转押到重庆。
由于洞内过于潮湿，杨虎城经常生病，经过多次请求后，军统特务才同意由他自己出钱在玄天洞旁的地母洞内修建了一座木屋作为自己的囚室，这恐怕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
70多年过去以后，走进玄天洞的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当初的那种阴森恐怖，即便如此，恐怕任谁都无法忍受在这里8年的生活。所以当初杨虎城将军一家是如何挨过这漫长时光的，实在难以想象也不堪想象。但特务的侮辱、疾病的折磨、家人的惨状等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灵魂之苦都没有击垮杨虎城将军，我想他之所以能在经历着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时候坚强不屈地活着，就是因为他希望能有一天出去到战场上去和敌人拼杀，有一天能够出去看到事实证明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据说有一次戴笠来玄天洞检查的时候，杨虎城对着戴笠大喊：“你回去告诉蒋某人，要么放我回去抗日，要么干脆把我杀了！”
那个时候，他们坚强地活着就是对独裁者最大的嘲讽和蔑视，就是对后人最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一家都是民族永远的忠魂。
1949年2月的时候，杨虎城又被转移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内关押了几个月。
当年9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统特务将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以及宋绮云一家杀害于重庆的戴笠住所。
息烽县阳朗坝、黔灵山的麒麟洞，都是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曾经被囚禁过的地方，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两位爱国将军为了抵抗外族侵略做出了千古义举，但当一手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之后，本应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他们却失去了自由之身。
抗日战争8年，他们也在贵州被囚禁了8年。
在2009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同时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息烽集中营里的抗争
一
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大家都很熟悉，实际上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全国共设立了4所这样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发生过一段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记取的历史，贵州省的息烽集中营便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在以大局为重的共产党人的斡旋之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然而，当整个民族都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之时，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统治当局的监狱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进行着英勇的抗争。
息烽集中营遗址位于贵州息烽县城南部6公里处的阳朗坝，设立于1938年11月。这时，武汉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已经进攻至湖南境内。
诗人艾青在当时写下了《我爱这土地》一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在诗的最后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息烽集中营里与法西斯统治抗争的人们，一定也一样看到了“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设在南京的“军人监狱”。抗战爆发后，这座以关押共产党重要人士为主的监狱先后迁往武汉、湖南益阳，1938年10月才开始迁往贵州。
这座监狱悬挂的招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军统内部却称其为“新监”或者“大学”。
“小学”“中学”“大学”是国民党的三个秘密监狱，分别指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重庆白公馆监狱和息烽集中营。
凡是被送到息烽集中营来上“大学”的，都是军统特务眼里的政治要犯。
息烽集中营包括位于阳郎坝的本部和附近山中的玄天洞囚禁处，光是阳郎坝本部占地就达80多亩。
集中营里的监房被国民党特务称为“斋”，按照“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顺序分别命名，加上“特斋”一共9个监号，其中“义斋”为女监。
这座监狱先后关押过1200多人，其中600多人被杀害或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最后幸存者不足100人。
二
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就被关押在这里。
宋绮云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就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接受组织指派进入杨虎城部，在西安事变之前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9月，已被派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的宋绮云回陕西探亲，军统特务将他和妻子徐林侠以及仅有8个月大的儿子宋振中一起逮捕，宋振中就是“小萝卜头”。
除了宋绮云一家外，息烽集中营还关押了黄显声、陈策、罗世文、车耀先、张露萍、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许晓轩烈士等共产党员，着名爱国人士马寅初等也曾被关押在这里。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发起了更为顽强的斗争。
1940年3月，罗世文、车耀先在一道被捕后又被同时转押到息烽集中营。
他们根据自身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对集中营里的在押人员进行观察分析后，决定成立一个秘密党组织，以便把狱中的党员组织起来，同时尽可能地团结其他难友和特务们开展有效的斗争。
经过长期的秘密联络和协商，1941年底，这个监狱中的秘密支部正式成立了，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为支部委员。
支部组织狱中的党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在险恶的环境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在监狱里奉献着属于他们的一份爱国力量，也在世人的心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在这座监狱里，张阿姨（张露萍）绘声绘色地给小萝卜头讲着故事，在这座监狱里，罗世文给小萝卜头当起了老师……稍稍长大的小萝卜头便经常为狱中支部传递消息，成了一名小小的交通员。
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当时他只有9岁，是共和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
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四大集中营分别是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上饶集中营和息烽集中营。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而看过电影《上饶集中营》的人自然记住了在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实际上，在这几处集中营里，息烽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人数最多的，所以才有“大学”之称。
这几处集中营并不是孤立的。曾任新四军新闻干事的陈策烈士就是从上饶集中营转到息烽集中营然后又被转押重庆白公馆，最后在重庆被杀害的。如今安息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烈士们就有很多人曾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许晓轩等人。这几处集中营里表现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宋绮云等人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当我们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却无法到战场上去与异国侵略者厮杀，只能在中国人自己的监狱里辗转、蹉跎岁月。
希望这样的民族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青岩古镇的一抹红色
在贵阳花溪区南面十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青岩古镇。
2014年8月，贵州省第九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这里召开。
这个面积不足7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三四万的镇子，是民族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融合交汇的地方，被人称为“万花筒”。
早在1373年设置贵州卫指挥使司的时候，这里就开始驻军建屯，时称“青岩屯”。
1381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取道贵州赴云南扫除元蒙梁王残余势力，更多的军队来到这里驻下屯田，“青岩屯”也就逐渐发展为军民同驻的“青岩堡”。
1623年，因为当时的青岩土司班麟贵守土有功，朝廷准其所请，令他在青岩堡南面一公里的地方建城。新城建立后，正式命名为青岩城。
1660年，班麟贵之子班应寿对青岩城进行维修并在南门外增建了一座城门，名为定广门。经过这次维修和扩建，今天青岩古镇的规模基本形成。
此后，青岩古镇又经历了几次重建和修葺，但总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几百年来，历史长河也在这座宁静的小镇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的军队曾经攻打青岩古镇半年之久，但最终也没能攻破。
《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第一起教案就发生在这里。青岩教案、开州教案和天津教案被称为“三大教案”。
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出生在这里。
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西迁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办学。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岩古镇也有红军留下的印迹。
长征期间，红五军团干部团和后卫十三团以及红三军团主力、红一军团主力曾经在花溪境内行军作战三天。其中红十三团和吴奇伟纵队在狮子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红军英勇作战，击毙击伤对方100余人，最终将其逼退。
在十三团展开激战的同时，五军团干部团和三军团主力占领了青岩城，之后，十三团即从狮子山战场撤出并从北门进入青岩城，几路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在长征中曾经成为红军暂时停留之地的青岩，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迎来了20多位与红军关系密切的特别客人。
1939年1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在青岩设置了贵阳交通站青岩安置点，主要负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转移、保护革命家属和进步人士。
当时，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老先生、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和李克农、博古等20多位革命前辈的家属都曾在此居住过。他们乐善好德，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佳话。
1940年9月，周恩来才派袁超俊到青岩把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
然而贵州和周恩来一家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她的丈夫沈人骅在遵义的一个山沟里工作生活了3年。
当时，他们夫妇在三线的一个军工厂里工作，这家工厂位于离遵义大约有70公里的一个山沟里。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周秉德夫妇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样吃苦耐劳，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
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懋臣、杨振德两位老人在青岩避难，还是周秉德夫妇二人在三线建设时期来到贵州的深山里工作，都是贵州与周恩来一家特殊缘分的见证，也反映出了周家代代相传的朴实家风和不居功、不畏险、不畏难的精神。
中国银行的金融抗战
一
有一次，遵义的一位中国银行的“老客户”拿着一张1941年时的存折找到了我们，问里面的存款还能不能取出。无独有偶，中国银行湄潭县支行复建的时候，我们在湄潭浙江大学旧址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张数学家苏步青于1945年在中国银行办理汇款时亲自填写的一张汇款单据。
这两张凭证对应的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银行即将迎来入驻贵州100周年之际，这样宝贵实物的出现，一下子使我们想起了一段历史：抗战期间作为金融机构的中国银行在祖国大后方特别是贵州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承担起了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1940年10月到1942年10月，滇缅公路上曾经行驶过一支由中国银行临时运输处成立的运输车队。
当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封锁，中国的国际运输线除了西北地区连接苏联的公路以外，只剩下了一条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主要承担的是抢运军品的任务，如果再由运输部门代为转运钞券，极有可能遭到延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钞券运输的安全，保障战时金融稳定，中国银行决定自行订购卡车170辆，行驶西北、西南各地，自行办理战时钞券的内运工作。
运输处成立之初便遇到了不少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和几个月的惨淡经营以后，运输处的业务才逐渐走上了正轨。
经过交涉，运输统制局在1941年2月明确了中行运输处的运输范围，即中行钞券和代运交、农两行的钞券，中行及所属单位的物资，运输处及中国银行使用的汽油、汽车零件以及红十字会的药品。
同时，在中国银行仰光经理处、腊戍分经理处、昆明支行和运输沿线各办事处的支持和协助下，运输处总处在腊戍成立，在昆明和仰光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在畹町、龙陵、保山、水平、下关、楚雄、安宁等地建立了运输站，还在腊戍、保山、昆明三地附设了专门的修车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运输处的组织体系得到了健全，运务也逐渐增加。到了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中行运输处已有员工500多名。
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缅甸，滇缅公路也被中断，不久之后，政府又将钞券发行的业务集中于中央银行。此时，中国银行的运输处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1942年10月，运输处正式终止业务。
中国银行运输处存在的两年正是抗战要紧的时期，在此期间，运输处累计运输钞券达1022吨，保证了抗战军需和各地的需要，同时还代运输了大量的兵工署物资、红十字会药品等其他物资，减轻了军务运输的压力，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贵阳支行也为保持战时大后方的金融稳定，保存中国银行在沦陷区的业务机构、保证国内与国际的金融往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以后，祖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时，金融部门到大后方设立办事机构，配合促进当地的开发，保证战时经济的发展就变成了必要、亟须且重大的事情。
1937年11月四联总处（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在汉口成立时，就决定各行在西南增设机构，并指定中国银行在昆明、贵阳、南宁等地设行。
按照四联总处的要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1938年派员来到贵阳筹备中国银行贵阳支行复建事宜（中国银行最早于1915年在贵阳设立办事机构）。
同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贵阳支行正式恢复营业。
从1939年8月1日起，贵阳中行先后调用四川、江苏、浙江及华北地区原有部分人员为骨干，同时吸收了一批贵州籍职工，在遵义、安顺、独山、毕节、镇远等专署所在地及都匀、黔西、湄潭、大定（今大方）、威宁、桐梓、黄平、思南、凤冈等15个重要城镇陆续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分处。
截至1944年，总计在省内重点城镇及交通要道分设了18处机构。
抗战时期，贵阳中行的主要业务是配合“四联总处”建立西南金融网战略方案，执行抗战时期的金融政策，支持地方复兴贵阳灾区（指1939年敌机轰炸贵阳成灾），发放灾区房屋重建贷款，向总管理处陈请调拨专项资金筹建贵州企业有限公司，为建立地方性金融机构贵州银行出谋献策，承担专项借款，承办黔南、黔东南贫困县的农业生产贷款，办理放款，扶持仁、永两岸川盐运销业务；沟通国内汇兑，承办海外华侨赡养家属汇款及东南亚和海外其他地区华侨支持祖国抗战汇入的各项捐款业务，按受央行委托代理独山、桐梓等地国库支库业务，为修建黔桂铁路所需工程费用提供服务等。贵阳支行的这些业务措施为建设西南抗日基地、支持抗日持久战争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贵阳中行不仅努力发展自身业务，还配合中国银行的沦陷区机构保存了业务机构和力量。1942年，湘桂战争紧张阶段，江西南昌支行、广西桂林支行和湖南长沙支行及所属办事处等战区机构，曾先后撤退到贵阳、独山、遵义等地，成立临时通讯机构，香港分行部分职工及眷属亦曾撤退贵州躲避战祸。
当时，贵阳中行的工作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肯定。1943年，中国银行安顺办事处和遵义中国银行的范祖厚分别因为“推行储蓄业务巩固战时金融成绩卓着”和“参加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竞赛成绩卓着”而获得了由蒋介石等签发的奖状。
此外，抗战期间中国银行所做的各种努力也给贵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去贵安新区管委会洽谈项目，新区党工委的杜丹副书记和我谈起她的外祖父曾在中国银行工作，所以对那段历史很有感情。
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贵阳中行还有效地发挥了中国银行作为国际性银行的优势，为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战争爆发初期，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无辜市民、妇女、儿童不能幸免，海外侨胞对此深表关切。荷属东印度地区的侨胞相继成立了救援组织，募捐购买医药器材，赈济灾民。
当时，海外侨胞们捐助的款项大部分委托当地的中国银行以信汇、票汇等方式汇至贵阳中行，再由贵阳中行解交“贵阳华中万国红十字会”。
在1939年2月至1941年8月期间，贵阳中行就办理了各地侨胞汇入的总计折合260万美金的法币、港币、美金、英金、荷币。
这项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世界华人的团结，对于取得抗争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中国银行在贵阳和战时大后方其他地区开展的系列工作，不仅维护了战时金融的稳定、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还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国际经营网络为抗战做出了独有的贡献。这让我既为中国银行的先辈们赤诚的爱国之心、不畏艰险的精神、精湛的业务水平所感动，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银行担当社会责任的传承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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