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地处偏远山区，艰苦，缺人才。能在这里扎下根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的家乡比这里更艰苦。还有就是早年上山下乡不能返城的知青。那些城里的大学毕业生一听说这里冬天冷得尿泡尿都得使棍儿敲，没人敢来。有些误入歧途的，一来就傻眼，就削尖脑袋往出逃，随来随去，也就差不多了。就连这里土生土长考出去的，也都是能不回来死活不回来。后来我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大山去到“下边”看看，繁华而且怡人，城市和山川都被空气煨熟了似的，有种温暖的惬意。而小镇上一年中最暖的季节里，山中的草木也像冷库里的菠菜似的，绿得发冷，不够鲜活，不舒展。而且这种绿色的景象也会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梦一样漫长寒冷的冬天。难怪那些城里的大学生一听说这里跟躲瘟疫似的。那年铁路局去外边一所大学里招毕业生，办得妥妥的，末了一个都没来，都被人家给挖走了。一些土生土长的文人给《人民日报》写了些激昂愤慨的文字，声援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地飞来”，终究是没有一个人肯到这里来。老局长憋了一口闷气，就把我们这些废料捡吧捡吧，送出去粗加工一下，回来充当有生力量。
三年的学业完成后我们回来，考上的、没考上的，哥儿几个聚了一顿。大家似乎都没什么变化，到一起就高兴，胡打海摔闹过了一阵，归座，先温习一遍“哎——呀——我操！”还是那么响，那么亮，仿佛要把小酒馆的房盖给掀起来似的。喊毕，小岳甩甩手，大叫：“操他妈，人生真他妈是个圆！”
大家兴奋得伸腰揽胯，斜眉吊眼。
考上的有了文凭和工作，堂而皇之。没考上的接了父母的班，也有了工作。大家都满足，我也满足。我想到了人的命！
那次考上了小岳和母熊我们三十几个。“小不点儿”没考上，接班当了工人。豆芽也没考上，当了兵再就没回来。据说豆芽体检时不合格，花了不少钱。他老爷子是我们这里的显贵，他有足够的本事和理由给豆芽选择更好的生活。其实“小不点儿”原来学习挺好的，比我们都强，是高二时从重点班调过来的。“小不点儿”的父亲去世早，死于工伤。家里孩子多，父亲死后没人管他，放了羊，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毕业后小岳、母熊我们三个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住在现在我租房间的那个职工宿舍。虽然我们都在本地有家可回，我们只是喜欢这样，有了工作就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这使我们感到无比快乐。下班回到宿舍，还有其他几个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我在财务室当会计，小岳和母熊都在行政办公室工作。这两个小子嘴甜得要命，对所有年长一点的同事不是喊叔叔，就是叫阿姨。其余的一律哥哥姐姐相称。打水扫地，早来晚走，一天到晚勤快得像饭店里的跑堂。在宿舍喝酒扯淡时我们有时候也谈工作。这里要属小岳谈兴最浓，也最牛气，前一阵子他还说：“不知怎么的，在单位里看着谁都胆儿突突的，尤其是人事主任那张成熟得可怕的脸，看着就眼晕。”问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和母熊说都一样，我们也是。时隔不久小岳就可以点拨我们了。有一次，小岳直言不讳地说我有些时候发“木”，说这对我不好。他说领导肯定不喜欢手底下的人发木。他好像一夜之间获得了说不完的经验，他说：“你看我，我们主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麻溜儿给他办了。估计他啥时候该犯烟瘾了，就得给他递上去。你不能光给他递，你自己也得抽，给人看上去不是你存心要给领导上态度，而是你自己要抽，就得这个。你老木不行，你老木他不收拾你？”小岳一说起这些，口气一般都是这么牛气，很膨胀，很有成就感，那样子俨然已经是我们的老师了。小岳说我发木是有一定根据的，有两次他到我们财务室替他们主任领取报销款，见我们主任水缸子里总是空的，回到宿舍提起来就训导我：“主任缸子里没水干啥不给倒上？干工作一天净寻思啥了你？”我给自己辩护了几句，我说我们主任平时不怎么喝水，再说，要喝水他自己不会倒么？小岳不听我说话，他说“你得了吧你呀！”母熊笑笑冲我说：“没事儿，老哥，你们主任要是收拾你，你就跟我说。明儿你老弟我起来了，再替你收拾他。”我知道母熊对小岳的话不以为然，但他不愿意戗着他说。
有一次，我们单位下属的一个工厂着了火，我和小岳、母熊，还有几个年轻人首当其冲，到楼梯底下的小储藏室里拿了铁锹就冲进火灾现场，当时火已成势，烧着了工厂里所有的房子，门进不去，我们用铁锹拍碎了窗玻璃，跑遍里边所有的房间抢救设备。上边的火直往身上掉，几次烧着了头发和衣服，我们不得不跑到水线那滋灭身上的火。我们闯进一个干燥室里，那里的铅粉经大火烘烤，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最后我们不得不跑出来，和许多人一样，远远地站在一边眼看着那些房屋烧成一片火海，直到最后落了架，成为一片土灰。
那次，我们几个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表彰和嘉奖，每人奖励给20元钱。在财务室领取奖金的时候，有几个没去救火的人心里就不平衡，说，“行啊你们，闹扯了小半天儿，大火没救住，20元到手了。”小岳看着叔叔阿姨们有想法，就说奖金不要了，弄得我们几个也不好伸手去拿。后来我们还是把奖金领走了。那时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20元钱值得许多人为之眼红的年月。后来母熊背地里很气愤地跟我说小岳太能装蛋，前后说了许多平时对小岳很不满的话。
后来我们都搬出宿舍各自成了家。小子们时不时地往我那儿扎堆。楼梯开始震天地响，VCD震天地响，茶几坐塌了，衣柜一次次摇摇欲坠。大家整宿地搓麻将，撮着撮着就劈头盖脸地打，打够再撮。我照例在一边端茶倒水，弄饭。我喜欢他们这样。看着他们一个个冲着我笑出许多猴相，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心里就有种使命感。我向来以为搓麻将不是什么正经人的勾当，都抱着一颗贼心去捞别人一把，表面上看着却像是没那么回事，输了几个子儿又都急头白脸，踢桌子摔骰子。没劲。可是看着这些家伙玩，我就一肚子谦和，好像满世界只有他们撮麻才是正当的，是正经人的勾当。早上四五点钟，床上、地下、沙发里，横躺竖卧，像电影里的古战场。九点钟领他们出去吃早饭，发现地中央一汪跑了气的啤酒似的液体，味儿却比啤酒冲得多。不知是谁拿这里当成“WC”了。有人扬言要把我阳台里的鹦鹉拿着做了，说它们老早就吵，睡不着觉，肺都要气炸了。
他们走后，邻居见面定要问我说：“家里来客啦？”或是，“你家买‘VCD’了？”我笑出一脸的歉意。
那一阵子，我大体知道小岳跟母熊已经在工作上有些疙瘩，有互相倾轧的迹象。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大家凑在一起时两个都是说说笑笑的，看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小岳还经常说我木，说成了口头禅，听着就有些挖苦的味道。我就对小岳说是那次救火时候铅粉给呛的，脑子中了毒。小岳就住了口，看着就有些不自在。后来，人们似乎都渐渐地忙起来。我家里“闹匪患”的时候渐渐地寥落下来。再后来，才发现小岳他们有时候也聚，只是有一些人就给甩掉了，其中也包括我。我总以为那是很偶然的事情。
小岳的媳妇李颖是我们单位的打字员，兼管着办公用品，体态匀称娇小，是个美人儿，也挺风骚。有许多漂亮的女人知道自己有些姿色就矜持不住，就风骚。这不能怪她。李颖是我们单位大领导的干女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的，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有一次，我走在走廊里听女清扫员和我们室的老刘丽女士仿佛嘁嘁嚓嚓地说，李颖一大清早在办公室里给她干爹刮胡子。随后回到办公室里老刘丽女士就关上门证实了刚才的话。这话就有些好说不好听，干爹毕竟不是亲爹。可回过头来想，弄不好又是女人们瞎说。我相信女人的想象力要比男人丰富得多，大都有一套瞎说的本领。现在的人使用的都是电动剃须刀，一般不大需要别人帮忙。再有就是小岳的媳妇李颖为人有些眼俗，说话办事看人下菜碟，常惹得老刘丽女士们凑在一起讲究她。这也是实情。
说起老刘丽女士也挺有意思，这人腿勤嘴快，一天到晚豪着大腚“嗖嗖”地四处采集新闻，随时随地给人一个歪理邪说的评价，像一个非正式组织负责人，手中永远掌握着真理。关于小岳和他媳妇，还有母熊的许多事情，我还大都是听她说的。在老刘丽女士跟前干工作有一样好处，就是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做人要走得正，提防她说你。比方说你在跟一个异性说话时，你既不能斜着眼睛看对方，也不能直着眼睛看，眼睛里的光既不能太暗，也不能太亮。否则你千万别让老刘丽女士给逮着。老刘丽女士整天熊着我们几个年轻人管她叫大姐，自己出去采访耽误了活计就抓我们当劳工，支使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我们只叫她刘丽小姐，就是不叫大姐。我们知道她想把我们都培养成她的奴隶。叫她刘丽小姐，她一半在心里挺受用，因为这使她感觉到自己似乎还很年轻；另外她拒绝这种叫法，她说那些个倚门卖俏的野鸡才叫小姐。我们就改叫她刘丽女士，听着很文雅，她看上去也很能接受，每逢我们这么叫她，她就自豪得身子一挺一挺的。她不在的时候就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叫“老刘丽女士”，等于把我们给予她的那分自豪感偷偷又给赚了回来。我们大家都挺烦她但又离不开她，挺烦她说话又都不能不听她说话。你想想，室里要是少了这样一个人，大家就听不到那些“顶花带刺儿”的角落新闻了，剩下我们这些一天到晚瞪个瞎眼睛算账的人就非过早老年痴呆不可。尤其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我觉得这老刘丽女士绝对的具有文学天赋，说话绝对有色彩。你在这样一个人跟前学习和生活，就等于她熏陶了你，培养了你。关于老刘丽女士的话一方面你得欣赏着吸收；另一方面也得批判着吸收。比方她说小岳年底就要提主任了，你得信；她刚才回来说，李颖给干爹刮完胡子的时候，还用两手仔细地摸一摸。这你就得自己在心里分析了：刮完胡子摸一摸也属正常，要是干爹自己刮的话也得使手摸一摸，那叫验收。老刘丽说的是用“两手”摸一摸，这就与事实有些出入，就有色彩了。你笨寻思吧，两手摸，是那么一回事吗？这也要看你怎么听，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它，这该是精彩之处，话外有音，是“文眼”。要是你需要事实，那这一段就该删去。我承认文学是社会主体文化，但你要相信它总是在社会主体的边缘上抽丝做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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