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伟被分配在父亲所在的三〇三队，因为有父亲的关照，高伟先是被安排在井下开皮带。掘进队掘进的巷道是独头巷，主要靠风机供风，巷道口安装一个抽风机，抽到掘进头再从里面出来，再加上掘进粉尘大，在巷道口就是一班光开个皮带不干啥活，还是弄得像个唱戏的老包一样，脸上、鼻孔里都是煤末末，只剩牙齿和眼白是白的，干了不到两个月，高伟就不想干了，但人必须得养活自己啊，不工作靠什么生活，总不能靠父母养活自己一辈子吧。这时候，他才明白父母让他好好读书上学的一片苦心，但悔也晚了。于是，没多少文化的父亲又给他指点了第二条路——写作，并拿好友杜叔的例子开导他，说杜叔以前和他一样在井下抡大铣攉煤，因为会写文章，后来调进矿机关、矿务局机关，还提了干部。
我知道高伟最初开始写东西并没有上升到靠写作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地步，他只是想凭借这一点调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如调到地面在水电队、机修厂干个啥的，从没有想过进机关坐办公室，靠摇笔杆子吃饭。前面就说过，高伟是个有点儿钻牛角尖的人，钻牛角尖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固执。他只要认准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从此，高伟告别了过去下班和一帮狐朋狗友喝酒的习惯，拾起了丢弃多年的纸与笔，在职工宿舍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他在文学路程上的艰难跋涉。
高伟文化程度不高，以前也仅限于看看小说，从没有拿过笔，就是在学校，高伟的作文也不好，因此最初的起步是异常艰难的。刚开始，他就在脑海里挖掘自己记忆深处的东西，但往往想得多，却落实不到纸上，有时候，好半天了，他还是在桌子前端坐，没有写一个字。他就这样坐呀坐呀，自己给自己加码，看能不能坐下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脑子有点儿开窍了，一个晚上就写了好几篇，第二天拿给杜叔看，不仅文理不通，而且还有错别字。杜叔就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一句地推敲，一篇东西让杜叔用红笔改得红红的一片，和重写的差不多，然后高伟就拿回去用方格稿子誊写干净给《矿工报》送去。李庄子矿距矿务局仅有两三公里，高伟就那天来到《矿工报》编辑部门口，见里面人来人往，都在忙碌着，虽然近在咫尺，却无论如何也不敢往里面走进一步。在门口徘徊了近一个小时，还是走到矿务局门口的邮电所，买了信封邮票寄了出去。大概是编辑不愿打击他的积极性，半个月后，高伟的第一篇习作发表了。高伟的第一篇散文题目是《童年的书》。高伟写道：“我爱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那时候，书不像现在这么多，好书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不论什么书，只要一拿到手，就猛啃一气，一点儿没有回旋的余地。和我一条街的同学冯某，其父藏书颇丰。我常常向他借，不借。后来终于达成了协议……”高伟在文章中回忆了他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小说的情景，还写母亲第二天去浇地，晃晃手电，刚买的电池，咋没用就没有了。高伟还说自己有恋书癖，看见自己喜欢的书就走不动，有时带的钱少，宁肯少吃一顿饭也要买本书。渐渐地，家中的书也多起来了。书橱里、柜子里到处都是，有许多甚至还是新的，没有翻看过一遍。这时候，他就会想到《黄生借书说》中的“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从此后，高伟渐渐上了道。再后来，高伟就在李庄子矿有一点小名气了。
一九九四年，因这么一点儿专长，高伟被矿机关某科室看中，让他去耍笔杆子。他跟父亲一说，父亲挺高兴，认为终于出头有望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下文，最后一打听，说被矿上某个主管领导卡住了，父亲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找关系，仍不行，后在一知情人的指点下，父亲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备了一份厚礼，于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的傍晚，敲开了某领导的门。后来，高伟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件事，说父亲是一个朴实的汉子，到矿上几十年，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和父亲交往过的人，从没有人说过父亲一个“不”字。为了我，我不知道那一刻父亲是怎样提着礼物走进权贵的家门的。
半个月后，高伟走进了机关大院上班。从此后，高伟才算有了用武之地。高伟很会抓新闻点，在安检科，先后采写了《胡矿长井下查“三违”》、《在“三违”曝光栏前》等一批立意新、有想法的稿子，在矿区引起反响。因为他总是能抓住新闻点，所以他写的稿子不仅经常能在《矿工报》上出现，时不时还会在《煤炭报》上“露脸”。当时矿上能在《煤炭报》这种国家级大报上发稿的不多，一年也就一两篇，但高伟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在《煤炭报》上发了近十篇，内容涉及矿上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让宣传部一帮专职搞宣传的很是嫉妒。因为写的报道经常在报纸上、电视上“露脸”，高伟引起了矿长马富国的关注，随后，高伟被借调到矿行政办公室去“摇笔杆子”，给矿长写报告。
行政办主任高建云五十开外年纪，头发谢去大约三分之二，前面没有头发，只有后面和两边很少的头发像围了大半圈铁丝网似的倔强地挺立着，守卫着前面那一片光明。因为高建云不苟言笑，因此很有几分领导的威严。刚到行政办，高伟有点儿心怵高建云，不敢多说话，没事就看报纸，从《人民日报》、省报到《矿工报》，高伟都看得很仔细。不忙的时候，就往综采队、二采队、三采队等生产一线单位跑，到了这些单位，都是老熟人，一见面大家都说，大秘书下基层了，高伟则是满脸带笑，哪里哪里，就是下来转转。高伟下基层，每次都能抓住重点，什么“综采队对号入座抓安全”“二采队全力以赴决战六月份”“三采队以人为本抓管理”什么的，不到一个月竟在《矿工报》上发了七篇稿子，在《煤炭报》发了两篇稿子。在周一办公室的例会上，高伟受到了高建云主任的表扬。
时间长了，高伟发现高建云其实是个很不错的小老头，高建云还给他找来自己以前写的各种报告让他做参考，因为常研究报纸吃透上情，常往区队跑摸透下情，再加上有高建云以前的资料作蓝本，高伟很快就上了道，他写的东西，高建云改的越来越少。三个月后，高伟就开始独立给矿长写报告了。半年后，高伟正式被调到行政办。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高伟到行政办已经五年了。
因为报告写得好，高伟也很得矿长马富国的赏识，原本想提拔他任行政办副主任，又怕他资历浅压不住茬，就征求高建云的意见，高建云也说再锻炼锻炼再说。可谁知到年底的时候，矿长马富国突然被责令提前退休，原因是矿上一采队队长晚来等几个中层干部收受贿赂、倒卖农轮工转正指标被检察院逮捕立案查处，仅晚来一个人就倒卖转正指标二十多个，并说据晚来交代，多余的指标都是经他手特批的。
马富国对人很宽厚，不论是矿上的区队长中层干部，或是矿上的老工人，谁有事找到他，他都尽自己最大能力给办了，没想到竟给晚来这号人钻了空子。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建云被调到矿职工食堂当了支部书记，矿招待所所长莫新斌到行政办当主任，高伟提拔的事自然成了泡影。
莫新斌是个不学无术的酒肉之徒，整天就知道吃吃喝喝、吹吹拍拍，对文字材料一窍不通。用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整天还牛皮哄哄、吹毛求疵，让高伟觉得很是憋气。后来，高伟听说矿务局报社要人，就写了申请，去找矿长，要求调报社。矿长自然不肯放人，最后安慰性地给高伟提了个副主任科员，享受副科级待遇。经过这场事，高伟也算看透了世事冷暖，作为一个普通矿工的子弟，能到今天的地步也算是意料之外了，于是，他也就很消极。
又过了两年，他借口有病，不能继续适应秘书工作，就调到退休办任副主任，直至退休。前不久，听说退休后的高伟正在写一部反映矿区世相的长篇小说，已经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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