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法国旅店就是一条竖着修建的街道，道路由巨大的楼梯构成，每一层楼就是一个单独的住处。让我描述一下我所住的那家旅店吧，它可以作为一个样本。这是一座很大的四边形建筑，中央有个宽敞的庭院，地面经过铺设。底层是些商店、仓库和下房（注：指厨房、贮藏室等。）。然后是夹层楼面（注：一层与二层之间的低矮阁楼。），其天花板很低，窗户短小，房间也矮矮的。然后是一系列楼层，它们逐渐上升到极高处。每一层都像一座独特的住房，设施齐全，有接待室、公共大厅、餐厅、寝室、厨房和别的供家庭住宿的便利设施。有些楼层被分隔成两三套房屋，每套都有其进入的主门，它通向楼梯或楼梯平台，像临街的大门似的锁着。这样几个家庭和许多单个的人便住在同一屋檐下，彼此完全独立，可以如此生活多年而没有什么交往，仿佛像其他城市住在同一条街道上的居民。
像宏观世界一样，这个小小的微观世界也有其高低不同的等级、风格和价值。第2层有壮观的大厅、高大的天花板以及精美的家具，断然是贵族住的部分。第3层也几乎是贵族们住的，十分华丽。随着楼层不断升高，它们也越来越显得不那么壮观了，直到最上面的阁楼，那是小裁缝、小职员和缝纫女们住的地方。为了充分利用这座房屋，每个偏僻的角落还被装修成供单身汉住的小房间，就是说供可怜的单身汉住的又黑又不方便的小窝。
整座旅店由一道大门与街相隔，这道门用来供马车出入。大门由两扇厚重的折叠门做成，它重重地往里打开，让人看到一条宽大的通道，由此从旅店的正面进入庭院。在通道一边是去楼上房间的宽敞楼梯。
门房就在大门外面，那是一个小屋，里面有一两间相连的卧室，供守门人和他的家人住。门房是旅店最重要的人员之一，事实上他是这里的“塞耳柏洛斯（注：（希神、罗神）守卫冥府入口的猛犬。）”，任何人要想出入都必须告诉他，征得他同意。这儿的门通常用一根滑动门栓拴着，它上面有一根绳索或铁丝通到门房的小屋。谁想出去都必须对门房说，然后他把门栓拉开。从外面进去的客人，则轻轻碰一下厚重的门环，之后门栓便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拉开，门微微开着，于是客人推开进去。这时一张面孔出现在门房的小屋的玻璃门上，来客随即说出他要找的人的名字。假如此人或人家很重要，住在二三楼，门房就会把铃镐响一两下，通报有客人来。客人于是爬上大楼梯——那是所有人经过的路——来到他朋友住的那套屋子的外门，它相当于监街的大门。
只见门旁悬挂着一根铃绳，他拉响铃请求进去。
当被找的人家或某个人不太重要，或者住在这座旅店什么偏僻处，不那么容易报告，这时便不需要任何通知。找人者只要在门房处说出名字，就会被告知“到4楼或5楼，拉响右边或左边的门铃，”视情况而定。对于旅店里没有仆人的房客，门房和他老婆便充当其佣人，替他们整理床铺，收拾房间，点燃炉火，做仆人做的其他事情，并为此每月得到一些收入。他们还与其余房客的仆人们私下交往，对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都盯着，这样便得以用尽一切办法，了解到店门内这个小小领域里每个成员的秘密和家史。
门房的屋子因而成了一个聊天的大场合，旅店内所有的私事都在这儿让人谈论。晚上，庭院也成了各家仆人和那些夹层楼面与阁楼的缝纫女的聚集点，他们玩种种游戏，合着自唱的歌声与脚步发出的回音跳舞；在这些聚会中，领头者便是门房的女儿。她是个容光焕发、漂亮丰满的姑娘，常被叫作“小家伙”（注：原文为法语。），虽然她差不多有大兵那么高大。这些晚上的小小聚会，是快乐的法国所特有的，它们得到店内不同人家的支持；这些人常常在有月光的夜晚，从窗口和阳台上往下观看，欣赏仆人们简单普通的狂欢。然而我得说，我所描述的这家旅店非常安静、幽僻，房客大多一年又一年长期住在这里，所以与巴黎那些喜欢热闹欢快的地方的时髦旅店（其房客不断更换）相比，它更具有邻里的特征。
我的法国邻居
我常从自己房间的窗口（顺便说一下，它高得还算可以），观看着下面丰富多彩的小小世界的活动，觉得惬意。由于我与门房夫妇的关系不错，我因此在他们替我升火或端来早餐时，从其口中听到所有店友的轶闻趣事。有一个身材矮小、不无古风的法国人，他住着已经提及的漂亮房间，我对他有点好奇，予以仔细观察。他是个退休的老者，在法国大革命（注：指1789－1799年间震撼法国的革命运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有意地将富有的日益扩大的资产阶级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前曾经很兴旺，并且经受住了巴黎的一切风暴，很可能因为他有幸并不十分紧要，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他有一小笔收入，用法国经济专家那样的本领支配着，用于住宿，吃饭，去圣克卢（注：法国上塞纳省城市。）和凡尔赛（注：法国北部城市。），以及去剧院看戏。他已在这家旅店住了多年，总是住在同一个房间，还自己掏钱添置了一些家具。屋子的装饰让人看到他各个时期的年龄。有一些显得殷勤豪侠的画像，那是他更年轻时挂起来的。有一幅贵妇人的肖像，她穿着旧式的法国服饰，说到她时老者很温和。另有一幅漂亮的歌剧舞女的肖像，她穿着用裙环撑开的衬裙表演旋转舞；她年事已高，最近刚去世。在这幅肖像的角处贴了一张治风湿病的药方，下面是一把安乐椅。
他的窗旁有一只小鹦鹉，为的是待在屋里时取乐；此外他还有一条哈巴狗，每天出去溜达时都让它陪着。在我这会儿写作时，他正穿过庭院要出门。他穿着最好的衣服，天蓝色的，无疑他是要去杜伊勒利宫（注：法国旧王宫，现尚存杜伊勒利花园。）。他的头发梳理成过去的样式，鬓发和辫子上都打了粉。小狗跟在后面，时而四脚站立时而三脚站立，它似乎觉得皮制的紧身衣太紧了点。这时老先生停下来，与住在夹层楼面的一个老友交谈片刻，这位老友刚散步回来。他俩这时一起吸一会儿鼻烟，然后掏出又大又红的棉手帕（即被很好地称作的“讨厌的布片”），非常响亮地擤鼻涕。接着他们又说说两条小狗，它们正在交换着早上的问候呢。然后两人分手了，我那位老先生停下来，与门房的老婆打个招呼。最后他走出大门，这天又踏上了去城里的路。
谁也不像一个十足的游手好闲者那么有条不紊，在调节分配自己的时间上，谁也不像时间毫无价值的人那样小心谨慎。这里谈到的老老生，每天准时起床，准时于挂在窗旁的一面小镜子前刮脸。每天早上他都在某一时刻出门，到某家咖啡馆去喝咖啡，吃面包卷，并在那儿看报纸。他已在经常追求负责酒吧的那个女士，总是停下来顺便和她开点玩笑。他定时到王宫剧院（注：1783年建成，位于巴黎市区王宫北部。）的林荫大道上去散步，并在那儿根据中午让太阳引爆的爆竹调节手表的时间。他每天都要去杜伊勒利花园见一群像他一样的老游荡者，他们一见面就会谈起几乎完全相同的话题。近50年来，巴黎的所有奇观、展出和欢庆他都在场。他目睹了革命的重大事件，目睹了国王和王后走上断头台，以及波拿巴（注：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5在位。）接受加冕礼，法国沦陷，还有波旁皇族（注：波旁皇族曾于16至19世纪在法国、西班牙等建立王朝。）复辟。所有这一切，他说的时候像戏剧评论家那样沉着冷静。我问，他是否对上述事件一一都不满意；这倒不是由于对骚乱有着任何固有的喜爱，而是由于对壮观的景象有着无法满足的渴求——如此渴求在这座大都市的居民当中十分普遍。我让一出滑稽的闹剧给逗乐了，其中有个井井有条的老闲荡者表演了一番。他唱了一首歌，详细描述自己一天都做了哪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睡觉去了——他高兴地想到，自己次日又将重复这一模一样的生活：
我晚上躺下睡觉，醉心于能够次日早上又开始我的日常生活。（注：原文为法语。）
英国人在法国
在旅店的另一处有一套漂亮的房间，由一位英国老绅住着，他十分正直，悟性不错，但相当易于发怒；他来法国是为了生活过得节俭一些。他颇有一些财产，不过他的妻子——她是那种有福的人，在《圣经》里被比作多产的葡萄——给他生了不少丰满健康的女儿，把他彻底给压垮了。他总让她们团团围着，随时准备让哪个女儿的手挽住。只要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很少看见他没有让某个女儿挽住胳膊的；他总是笑着面对所有的人，但嘴唇却同时像獒的一样绷得紧紧的，因为他心里对身边的一切都在抱怨。他在服饰上严格坚守英国人的风尚，外出时脚穿长统靴，头戴宽边帽，而女儿们身上的羽饰、花儿和法国女帽，却差不多使他黯然失色。
他设法保持一种具有英国人的习惯、看法和偏见的氛围，把伦敦的表象带到巴黎中心。他的早上是在“加利格纳尼”报刊阅览室度过的，这儿有一群历来爱说长道短的人，而他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从十多份不同的报纸上，读十多遍相同的文章。他通常与某些同胞们一起吃饭，之后他们便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去所谓的“舒适地坐一坐”：喝葡萄酒，讨论伦敦报纸上的新闻，谈论法国人的品性，法国人的首都，以及法国大革命，最后对英国人的勇气，英国人的道德，英国人的烹调，英国人的财富，伦敦的广阔，以及法国人的忘恩负义，无一例外地予以承认。
他晚上主要在同胞们的一家俱乐部度过，伦敦的各种报纸即可在那儿获取。有时女儿们鼓动他去戏院，但并不经常。他攻击法国悲剧，说它全都夸大其词，唱高调，说塔尔玛（注：塔尔玛（1763－1826），法国悲剧演员。）是个大叫大嚷的人，迪谢努瓦（注：迪谢努瓦（1777－1835），法国女演员。）不过是个泼妇而已。的确，他的听力并不足以使他熟悉法语，充分理解法国的韵文，所以演出当中他通常会睡着。法国喜剧风趣的妙语在他听来索然无味，毫无意义。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做出一副芒登那样的鬼脸，或一幅利斯顿（注：两者的原文分别为Munden和Liston，待考。）的那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他不会承认巴黎有任何胜过伦敦的优势。塞纳河与泰晤士河相比，只是一条浑浊的小河。法国首都最好的地方也不如伦敦西区。如果有人说户外有浓雾，他便粗暴地说：“哼！与咱们伦敦的浓雾比起来就不足挂齿啦。”
他极力要让自己的饭菜做得符合英国人的标准，在这方面遇到了无穷的麻烦。不错，在酒水问题上他还基本办到了。他花大价钱弄到伦敦的黑啤酒（注：一种类似于淡色烈性啤酒的黑啤酒，用经高温烘干而成棕色或焦炭色的麦芽发酵而成。），并且贮存有波尔图葡萄酒（注：一种口味极盛、香气浓郁的高度葡萄酒。）和雪利酒（注：一种西班牙的高浓度葡萄酒，味道从干到甜，颜色从黄褐色到棕色不一。）。他说自己受不了那些该死的、清淡的法国酒，它们会冲淡他的血液，甚至于让他患上风湿病。至于法国人的白葡萄酒，他则予以诬蔑，说它们不过是苹果酒的替代品。至于红葡萄酒，唉，他会说“可能的话像波尔图葡萄酒一样”。他与自己的法国厨子争吵不休，把对方弄得很为难——他坚持让厨子照着格拉斯夫人的方法做，而要让一个法国人改变他的烹调术，比让他改变信仰还难。这个可怜的家伙通过不断努力，有一次设法端出一份烤牛肉（注：原文为法语。其他地方作者也偶尔使用法语词。），肉生得足以适合主人那种他认为是野蛮的胃口。可他还是止不住在最后一刻加了点精美的调料，使得老绅勃然大怒。
他讨厌柴火，弄到了许多煤炭。可是他没有炉栅，只得在炉膛里烧煤。他坐在炉边，用火钳顶端拨弄着炉火，弄得屋子像铁匠铺一样昏暗。他抱怨法国人的烟囱，法国人的泥瓦匠，法国人的建筑师，每说完一句就捅一下火，仿佛他要把自己诅咒的罪犯的内脏搅乱一般。他生活当中，处在一种与周围死气沉沉的东西相斗的状态。他对那些门和窗十分不满，因为它们不是按照英国的规则做的；他与各种难以控制的家具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其中有一件家具，每次他进行调整时都必然要和它大斗一番。那是一个有抽屉的小柜，一件平滑光亮、华而不实的法国家具，有着500个魔鬼那样的任性。每一抽屉都有自己意愿，是否打开全看一时的兴致，对锁和钥匙不屑一顾。有时，某个抽屉无论劝说还是强迫都拒绝让步，宁愿与两个把手分离也不打开。而另一个抽屉，又会以可以想象到的、最卖弄风情的方式被拉出来。它一点点向外摆动着，一角向前另一角又退回去，每移动一下都要弄出很多麻烦和阻力。直到最后老绅失去了所有耐性，突然猛地一拉，把抽屉和里面的东西全部拖到地板中间。他对这件不幸家具所怀有的敌意与日俱增，它似乎被激怒了似的，总不愿变得更好使一些。他像个烦躁不安、诅咒自己的床的病人，越是躺得久越是难受。他从这争斗中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有了一个在所有场合都会讲的无礼笑话。他发誓说，法国的这种有抽屉的小柜是世上最为不便的，说虽然这个国家无法做出一只平稳的摺凳，可法国人总是谈论说一切都是完美的。
仆人们明白他的性情，并加以利用。一天他受到打扰，因为有人在不断地拍打、摇动着一扇门，他用愤怒的语气大骂着，想弄清他们为何那样。“先生，”一个男仆烦躁地说，“是这个该死的法国锁！”“哈！”老绅说，听到有人攻击这个国家便平静下来。“我就觉得这事的根子多少与法国有牵连！”
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品性
我在欧洲不过是个旁观者，尽可能地远离其争论与偏见，所以感到自己像个从高处观看比赛的人——他本身没有多大技能，却可以时时看出远更有技能者所犯的失误。此种中立的感觉，使我得以欣赏到在这全面的和平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品性差异；这之前欧洲各民族曾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如今走到一起，肩并肩地行走在各国这个巨大的聚集场所。然而，最大的差异体现在法国人和英国人身上。和平，使得这座快乐的首都充满了所有阶层和地位的英国游客。他们遍布于公园、美术馆、咖啡馆、酒吧和剧院，总是自己聚到一块，从不与法国人交往。两个民族就像两根彩线，虽然缠到一起却绝不融为一体。
事实上他们始终彼此对立，似乎为不像对方引以为豪。不过每一方都具备特有长处，因而应该相互尊重。法国人敏捷活跃，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某个话题，并突然一跃，便得出了遥远的结论，其推论几乎是出于直觉的。而英国人则没有那么敏捷，不过更加坚韧；没有那么迅速，但对于推论更加确信。法国人的敏捷与活跃，使他们能够在各种感觉中找到乐趣。他们的言行，更多地来自于直接印象而非反省与思考。他们因此更善于交际交往，更喜欢社交场所、公共胜地和娱乐地方。而一个英国人却更习惯于思索。他生活在个人思想的世界里，似乎更注重于自我存在和自我独立。他喜爱其宁静的住所。即使外出时他也以其沉静与缄默，在某种意义上让周围变得有点与世相隔。他独自腼腆地来往着，好像身心都封闭起来一般。
法国人是些大乐天派，他们抓住每一飞逝的好处，纵情于转瞬即逝的欢乐。英国人则太易于忽略眼见的好处，时刻准备对付可能的不幸。无论灾难怎样降临都让阳光照耀片刻吧，灵活善变的法国人会身穿节日盛装，怀着节日的心情出发，像蝴蝶一样快乐，仿佛阳光永不消失；但另一方面，千万别让阳光照耀得太明亮，而要让天空有一块阴云，谨慎的英国人会手里拿着雨伞，不无疑虑地冒险出门。
法国人有着惊人的机敏，能对微不足道的东西加以利用。只有法国人才能花最少的钱去放纵奢侈，也只有他们才能以最少的费用获取快乐。他过的是一种镀金似的生活方式，把每一几尼（注：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都要锤打成金叶。相反，英国人在服饰和各种享乐上都很破费。不管是实用性的还是装饰性的东西，他的重视程度都根据其价值而定。他对表面的东西并不满意，除非它真的可靠而完美。一切都恰到好处地与他相称。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展示，其里外都是一致的。法国人的住处也像他本人一样，坦然开阔，令人愉快，热热闹闹。他住在大旅店的一处：旅店有着宽敞的入口，地面铺好的庭院，宽大肮脏的石梯，每一层住着一户人家。处处是喧闹不止的谈笑声。他性情乐观，喜欢与仆人谈话和与邻居交往，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就连他的卧室都是对客人们开放的，无论怎样凌乱。这一切倒不是出于任何特别的好客，而是由于他品性中有着起主导作用的、善于交往的习性。
与此相反，英国人却将自己深藏于温暖舒适的砖房里，把它全部据为己有。他锁好前门，沿墙放上破碎的瓶子，花园里搁着弹簧枪和捕人器具（注：尤指用来捕捉入侵私地者的器具。）。他待在树林里和窗帘内，欢喜于自己宁静与隐居的生活，似乎乐意将噪音、阳光和客人挡在外面。房子也像他本人一样，外表矜持冷淡。但是无论谁只要得以进入其中，就会发现里面有一颗热情的心和一只温暖的火炉。
法国人在机智上更胜一筹，英国人则在幽默上略高一等。法国人有着更乐观的念头，英国人有着更丰富的想象。前者十分敏感，不难打动，易于突然变得非常兴奋，但其兴奋不能持久。英国人更冷静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但也能够被激起巨大的热情。这些对立的性情的问题，在于法国人的活泼易于变得像气泡一般空洞，英国人的庄重又易于变得如泥泞似的模糊不清。当这两种品性用某个方法固定下来时——法国人避免情绪激荡，英国人避免停滞不动——那么两者都会显得非常卓越的。
此种品性上的差异，也可以从两国所关心的大事上注意到。热情的法国人总是急于获得军事上的声誉，他为荣誉而战，就是说为了在战斗中取得胜利而战。因为只要能高举胜利的国旗，他对于战争的代价、不公或无用几乎不关心。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最卑微的法国人也会为胜利的公告狂欢。一场重大的胜利在他看来其乐无穷。看到一位军事高官带回缴获的大炮和军旗，他会一下把油腻的帽子抛到空中，高兴得随时要疯狂地跳起来。
相反，约翰牛（注：指英国或英国人。）是个善于推理、考虑周到的人。假如他做错了事，所采取的也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富有理性的方式。他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世人的利益需要。他是个有道义的人，向邻国开战是为了维护和平、良好的秩序与合理的原则。他孜孜求利，为了使商业和制造业繁荣而参战。因此，两国很久以前分别为了荣誉和利益曾展开战争。法国人在追求荣誉中两次致使首都沦陷，约翰牛则在追求利益中让自己负债累累。
杜伊勒利宫与温莎堡
我有时想到，我可以从民族的建筑中发现民族特性。比如在杜伊勒利宫，我就觉察到体现法国人品性的那些彼此混杂的对立物：伟大的与渺小的，高级的与卑微的，庄严的与奇异的，非同寻常地融为一体。在参观这座著名的建筑时，首先映入眼帘、让人听到的，是军事上的东西。只见宫内处处是身穿闪亮盔甲的军人，时时传来得得的马蹄声、隆隆的鼓声和号角声。没有骑马的卫兵在一道道拱廊上巡逻，他们佩带着上膛的卡宾枪、发出叮当响的长矛和马刀。各个楼梯周围有大兵把守。年轻的军官在阳台上缓缓走动，或者三三两两在院内踱步。一扇扇窗口显露出刀光，表明哨兵正在廊道和前厅来回走动。第2层楼像一般宫廷那样壮观辉煌。法国人按照其品味，把一套套房间装饰得十分豪华。镀金的礼拜堂和华丽的剧院也没被忘记，在那里，虔诚与欢乐成为隔壁邻居，它们共同与完美的法国礼节（注：原文为法语。）保持着协调。
与所有这些帝王的和军人的富丽堂皇混合在一起的，是许多离奇古怪、临时凑合的零碎地点。这座庞大的建筑，有很大一部分被隔成小间和像窝巢一样的地方，供宫里的家臣、受家臣赡养的人以及依附于受赡养者的人居住。有的房间挤在狭窄的夹层楼面内，它们是楼层间的一些低矮黑暗的屋子，住在里面的人似乎要侧着身子挤进去，犹如狭小的书架之间的一本本书。另外的人则像燕子一样栖息在屋檐下。那些高高的屋顶——它们像法国人的三角帽一般高耸着——也有一排排小天窗，一层高过一层，只是足以给某间宿舍提供光线和空气，让居住者窥见到一点天空。即使在屋顶边缘，也可处处看到某个气孔，旁边是一只炉子的管道，以便将一点燃料的烟雾带出去；某个面容干瘪的房客即用这点燃料煮着一小杯咖啡。
从“皇家蓬特”（注：横跨巴黎塞纳河的一座桥。）走近这座宫时，你一眼就看到各个楼层的居住者。顶部是住阁楼的人（注：尤指穷文人，穷艺术家。），家臣扈从在夹层楼面，朝臣出现在王室住所的窗口。而在一楼则散发出香味，那儿有许许多多厨师，他们戴着白帽的头在窗口旁晃来晃去——这些都表明那就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实验室”，即皇家厨房。
礼拜天进入王室住所高贵的前厅，可看到新老法兰西融合在一起。年老的流亡贵族（注：指法国大革命时的流亡贵族。原文为法语。）带着最顽固的保守分子们回来了。面容干瘪、两腿细长、个子矮小的老贵族，身上穿着宫廷服——这样的服饰在大革命前经常出现于这些厅堂，后来在他们流放期间被小心珍藏起来。他们佩戴着以前的单粒宝石和鸽子翼（注：原文为法语。大概是一种装饰品。），宫廷宝剑耀眼地从身后伸出，像别针穿过干甲虫一般。你会看见他们经常出现于从前辉煌过的地方，希望恢复其财产，就像幽灵萦绕在埋着的宝藏附近。而在他们周围，你会看见从拿破仑（注：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5在位。）的战斗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法兰西”。他们无不全副武装，个个高大强壮，坦然率直，精力旺盛，让太阳晒得黑黑的，长着令人望而生畏的胡须。他们脚穿大靴，头上戴着高高的羽饰，身上穿着胸铠。
据说，有大量世袭的老食客住在这座庞大的房子里，真是难以置信。的确，所有皇宫都住满了流放回来的贵族，他们被分配到像窝巢一样的住处，一边等待着归还自己的财产，或者人们谈论不少的司法补偿。他们有些人的住处不错，但生计却很困难。有些家庭一年只有五六百法郎收入，侍从也只是一个女佣而已。他们要靠这一切来维持其古老的贵族架子，对大革命后产生出来的富裕家庭不屑一顾，将他们诬蔑为暴发户，拒不拜访。我仔细观察杜伊勒利宫的外表，其迹象表明里面住了许许多多的人；我常常想到，倘若看见它的房顶突然被揭开，让所有的角落和隐蔽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将是怎样一种罕见的情景啊。那会像拔起一棵老树的树桩，把下面的无数虫子、蚂蚁和甲虫赶走。确实，现在流行一个诽谤性的传闻，说某次有人玩弄卑鄙的阴谋，在杜伊勒利宫的窗户下点燃爆竹；于是警察在凌晨4点钟突然对这座宫进行调查，随即便出现了最为怪异的混乱场面。有大量额外的居住者，被发现挤在这座巨大的建筑内。每一处如鼠穴般的地点都住有人。那些被认为只会是蜘蛛呆的地方，也被发现挤满了行动隐秘的房客。人们还说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意外事。大家四处奔跑，把门关得砰砰响，个个穿着睡衣和拖鞋窜来窜去。有几个人被偶然发现待在邻居的屋子里，为此惊讶不已。
由于我以为能从具有民族特色的杜伊勒利宫上，了解到法国人的品性，因此我也想象着约翰牛在其温莎堡（注：英国王室住所，离伦敦不远。）那座王室住所里，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杜伊勒利宫从外表看是一座平静的宫殿，实际上却是威严的军事要塞。而古老的温莎堡则相反，尽管它一副威严的样子，但它完全是属于“妻管严”那种类型的。每一角落都修造成像窝巢一般暖和舒适的地方，犹如某种“生产的摇篮”，它们不是让粗劣的期待者或满脸胡须的武士住的，而是给圆滑的禄虫们（注：指为报答政治上的支持或为其他私利而任命的官吏。）住的。住在那儿的还有一些明白事理的人，他们买布丁（注：一种以面粉，牛奶，鸡蛋等为基料的糊状甜食。）可以当面付钱，不用赊账；他们在此似乎不是要毁灭和破坏，而是要养育和繁衍。保姆和孩子们出现在窗旁，聚集到庭院和阳台周围，个个面容红润。连士兵们也显露出温和的样子，下岗后你可看见他们同保姆们到处闲逛——不是像法国士兵那样放荡殷勤地与之调情，而是无限温和地帮助她们照料一群群孩子。
虽然古老的温莎堡处于衰败中，但它周围的一切却繁荣着。甚至在墙缝里也住着燕子、乌鸦和鸽子，它们无不确信可以得到安静的住处。常春藤将其根部深深地扎进裂缝，在腐朽的塔上长势茂盛。（注：在写作这篇札记之后，近年来对温莎堡进行了彻底维修，并另外修建了一些壮观的附属建筑。——原注）这便是诚实的约翰牛。根据其本身的讲述，他正在不断走向毁灭，然而凡是靠他生活的都在繁荣壮大。他乐意做一名军人，像邻居一样昂首阔步。不过他那十分温和、喜欢宁静和怕老婆的性格，始终占据上风。尽管他会戴上钢盔，佩带宝剑，但他也常常成为家庭中辛劳费力的父亲，身后跟随一群孩子，两只胳膊还吊着女人呢。
滑铁卢战场
至此，对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品性差异，我已有些随意地作了描述。不过这样的差异还应该进一步给予严肃的思考。他们是现代最直接抗衡的两个巨大民族，最配得上彼此相对。他们的性格有着根据不同，在对立的品质上相当突出，并且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对立面各自才显得光彩耀眼。这种对比的差异，最显著地体现在他们的军事行为上。他们长期以来相互竞争，让彼此的历史充满了辉煌的英雄壮举。比如滑铁卢（注：比利时中部靠近布鲁塞尔的城镇。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1815年6月18日）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战役，在体现他们彼此抗衡的威力方面，那是最为难忘的考验。一方面表现出无可比拟的勇敢，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无法超越的坚韧。法国骑兵像波浪一般卷向英国步兵紧密团结的方阵，他们在密集的人墙周围飞奔着，却找不到突破口。在最为激烈的时候，法国人把武器抛向空中，向整个战斗前线发出挑战。而英国部队则不准移动或开火，他们坚定不移地稳如泰山。一个个纵队被大炮打散，所有的队伍在炮击中倒下，但幸存者们继续靠拢，坚守着阵地。就这样许多纵队经受住了残酷风暴的打击，而没有放一枪。没有任何行动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刺激。死亡使他们的纵队减少了，但却动摇不了他们的灵魂。
有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法国人易于迅速地产生慷慨的冲动。一位法国骑士在仗打得最激烈之际，猛烈地冲向一位英国军官，但是他正要攻击时发现对手已失去右臂，于是放下马刀，骑着马礼貌地向前冲去。愿那位宽宏大量的武士安宁，不管他的命运如何！假如他在那场战役的风暴中，带着首长赐予的巨大财富倒下，那么愿滑铁卢的草皮在他的坟墓上长得绿绿的！而这样一位在战斗风暴中倒下的人，不曾意识到被打败，所以他远比幸存下来、为本国的荣誉遭到毁灭而悲哀的人更幸福。两国军队就这样血战了漫长的一天。法国人热情勇敢，英国人冷静顽强，直到命运之神——好像他要让谁胜谁负的问题在两个敌手之间仍然不能确定——带来了普鲁士人（注：时居住在维斯瓦和涅漫河之间的西波罗的海居民。），让他们决定这场战役的命运。我来到滑铁卢战场是几年后的事。只见犁头已在进行着它那令人忘却往事的劳作，时常的收获几乎将战争的痕迹消除。黑黑的霍格蒙特废墟仍然伫立着，那是一座纪念建筑，它纪念着这场残酷的战役。一堵堵破裂的墙体让子弹打穿，被爆炸物炸毁，让人看到曾经发生在里面的殊死搏斗。法国人和英国人就是挤在那些狭小的墙内，短兵相接，猛烈集中地进行对抗，从花园打到庭院，从庭院打到房间。一股股浓烟从战斗的中心升起，仿佛从火山里冒出来似的。“那就像人间地狱。”我的导游说。不远处有两三块宽广的地，上面长着十分繁茂但有害健康的绿草，它仍然表明这是那些对抗的武士经过断断续续的激烈战斗后，一起静静安睡在共同的大地的怀抱之处。在所有其余当年的战场上，早已恢复了宁静。空中传来的不是号角的声音，而是农夫无所顾忌的口哨。一些牲口缓慢吃力地爬上山坡，而在那儿曾响起飞奔的骑兵得得的马蹄声。大片的玉米地平静地在士兵们的坟上一起一伏，就像夏日里大海的波浪卷过下面沉没着许多大型帆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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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人的军人特性，上面作了散漫的记录；我在法国的一个省又口头上听到一点，在此补充一下。它们可能已经发表出来，但我从未见到。
大革命爆发时，许多古老的家族都在迁移，可有一位名叫德·拉图尔·德奥韦涅的蒂雷纳大家族的后代，拒绝同亲戚们一起走，他加入了共和国军队。他参加了大革命的所有战役，以其英勇、战功和高尚的精神出类拔萃，本来会官运亨通，获得最高荣誉的。然而凡是上尉以上的军衔他全都拒绝，除了一把御剑外，他不愿为自己的战功接受任何赏赐。为表明他取得的功绩，拿破仑赋予了他“法国第1兵”的称号，这是他唯一愿意接受的称号。1809年或1810年他在德国战死。为纪念他，他在军团中的职位始终保留着，仿佛他仍然坚守岗位。任何时候这支军团集合并叫到德·拉图尔·德奥韦涅时，回答总是“在光荣的战场上死去！”
王政复辟时期的法国
拿破仑垮台和波旁皇族复辟后，法国便呈现出奇特异常的景象。处处是不得安宁、四处游荡的人。那是一个又黑又黄的种族，个个长着粗野的胡须，打着黑色领结，露出狂热险恶的面容。和平回归使得他们突然失业了。军官们的职业中断，他们带着微薄的收入飘荡着，许多人在世上陷入极度的贫困中。军队变得支离破碎。军人们像不安郁闷的幽灵，经常出没于公共场所，毫不快乐。他们到处闲荡，像暴风雨后迟迟不去的阴云，使这座本来欢快的大都市笼罩上一种特有的阴郁气氛。
老派的人那种受到夸耀的谦逊，在过去根深蒂固的政府和长期建立的贵族统治中盛行的礼貌文雅，已在大革命粗暴的共和主义和帝国的军事狂热中消失。近来政权的转移刺痛了这个民族的虚荣心。英国游人在恢复和平后涌向法国，期望看到欢快和善、彬彬有礼的民众——像在《感伤之旅》（注：L.斯特恩于1768年发表的游记，记载了他在176511766年间对法国的观感。）中有过的那样——但他们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民众暴躁易怒，对于主观想象的冒犯十分敏感，易于对他人进行侮辱。因此，他们对于在这座法国大都市所遇到的无礼，予以猛烈抨击谩骂。然而他们指望得到什么更好的待遇呢？假如英勇的法国军队让查理二世（注：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复位；假如他凯旋返回伦敦，一路辗过英国最勇敢的战士的尸体和旗帜；假如一位法国将军受命前往英国首都，一支法国部队驻扎在海德公园；假如巴黎各种各样的人涌向伦敦，法国每座商业城镇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女人也纷纷赶到那里，挤满它的一个个广场；街道上全是他们的车辆，时髦旅店和娱乐场所拥塞不堪，穷困的贵族让法国人挤出宫殿和歌剧院的包厢，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而受到使人羞辱的蔑视——在这种反过来的情况下，伦敦的民众对他们的游客会有怎样的礼貌呢？（注：笔者曾在巴黎遇见已故的坎宁先生，在同他的一番谈话后我便有了上述言论；坎宁无拘无束地谈到，法国人对于首都让外来者占领的事表现得宽宏大量。——原注）
与此相反的是，对于法国人在首都被英国人占领后所表现出来的宽容程度，我总是不无钦佩。当我们考虑到这个民族的军事野心，它对于荣誉的热爱；在军事上它近来取得的辉煌声望，然后又刚遭受了重大的挫败；军队被打得四分五裂，彻底失败；首都沦陷，驻防着外国人，遭到蹂躏，而且被古老的对手英国人蹂躏——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都对英国人怀着妒忌的、几乎是宗教信仰上的敌意——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这个暴烈的民族怀着血腥的世仇展开殊死搏斗，千方百计要把入侵者赶走，难道我们会觉得惊讶吗？那些不敢挥舞利剑、而是用隐藏的匕首报复的民族，只是怯懦的民族。在巴黎没有任何暗杀事件。法国人在战场上英勇顽强，但是当英勇不再有用时，他们像豪侠的勇士那样接受自己无法抗拒的命运。有些英国游人是遭到过民众的侮辱，也有一些个人的遭遇，最终导致决斗。可这些也带有公开地正当敌对的性质。绝没有潜藏奸诈的报复发生，英国士兵在巴黎街上巡逻并不会暗地里受到攻击。
在社交当中，假如英国人遇到冷漠的态度，遭到拒绝，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法国人比所描述的更为坦然。那些刚回来的移民尚未复原。社会由在新近的政体中兴旺起来的人组建，还有那些刚被封为贵族的人以及最近变得富裕的人，他们感到自己的兴旺和重要地位在变化的事物中面临危险。一个衰败的官员，看到自己的荣耀失去了光彩，命运遭到毁灭，职业也已丧失；在他面对致使自己垮掉的人时，你怎么能期望他满意呢。而因健康、富裕和胜利显得红光满面的英国游客，在情感上几乎无法让遭到毁灭的法国武士接受——后者在上百次的战役中留下伤痕，他们被赶出营地，让战争弄得身体衰弱，在和平中穷困潦倒，被彻底击垮，在本国美好但却沦陷的都市里成了贫穷的外人。
啊！当生命和荣誉都几乎流走，谁又能说出英雄们心中的感受！（注：出处待考。）
在此，让我提及一下卢瓦尔河（注：法国中部最长的河流。）的法国军队解散时的情况吧，当时有20万军人突然间被遣散了。这些人调到营地后，简直不知道还有别的家。在和平的公民生活中的人，很少有谁知道一个军团解散时战士们的心情。部队里有一种兄弟情谊。大家共同面对危险、艰难和喜悦，一道参加战斗，分享胜利。他们在一生中内心最有活力、最为敏感和热情时，共同参与到种种冒险之中。所有这些使得军团的战士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军团就是朋友、家人和家。他们与其命运、荣誉和耻辱融为一体。想象一下吧，这种富于传奇的纽带突然中断，军团转眼解散，战士们的职业没有了，他们那种军人的自尊受到伤害，光荣的生涯在身后关闭，眼前面临的是阴暗、依赖、贫困和忽视，也许还有乞讨。这便是卢瓦尔河的法国部队所处的困境。战士们同军官一起，一个班一个班被送到大城镇，在那儿解除武装后即被遣散。就这样，他们手中拿着武器经过乡村，常常让人侮辱和嘲笑，遭受饥饿和各种艰难困苦。不过他们表现得很大度，没有发生任何部队解散时经常会有的暴力和不正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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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述提及的时期之后过了几年，效果便已产生出来。当时那种骄傲愤怒的情绪——它四处漫游于被闲置的巴黎——开始回归到往日的通道上，虽然近来这样的通道被洪流冲击得更深广了。法国人天生具有的礼貌文雅，像油一样冒到面上，尽管其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那么融洽得体——这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是假装的，因为有人以为如此举止表示出力量与坦然。近30年发生的大事，使法国人成为更善于反思的民族。他们在进行判断的精神与力量上更加独立，并且也带着一份审慎——这都因为他们有过极度危险的经历所致。然而那个时期也许受到种种罪行的玷污，充满了放纵的言行；法国人当然已从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民族。他们的一位哲学家说，在一两代人之后，这个民族可能会将旧的品性中的悠然和雅致，与力量和可靠融合在一起。他说，他们在大革命前是轻率的，之后是狂野粗暴的，如今他们已变得更富有思想，更善于反思。现在看来，只有过去的法国人才放纵轻率，而年轻的法国人都很严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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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大约在写作上述文字时，有一天我早上散步看到了威灵顿（注：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在他任首相（1828－1830年）期间，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29年）。）公爵，他当时正短暂访问巴黎。他独自一人，简单地穿着一件蓝色外衣；胳膊下夹着一把雨伞，帽子低低地戴在头上；他正漫步穿过离“拿破仑柱”（注：一座纪念物。著名作家雨果曾为它写过一首《致拿破仑柱》的诗。）不远的旺多姆（注：法国中北部历史名城，位于巴黎西南边。）大街。他经过大柱时看了它一眼，便继续漫步向巴黎街走去。他不时停下来盯住那些橱窗，偶尔被其他也在观看的人用肘部挤一下；他们几乎猜想不到，这个让他们如此随便地挤撞的、平平静静四处闲荡的人，正是曾两次胜利打入他们首都的征服者；他左右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使得他们那位军事偶像的荣耀黯然失色——而他此时正在这位偶像的大柱下随意漫步呢。
几年后，我参加了由阿普利斯宫（注：威灵顿曾经的住所，是心存感激的英国人民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送给威灵顿公爵的。）的公爵（注：指威灵顿公爵。）为威廉四世（注：威廉四世（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绰号“水手国王”。）举行的晚会。公爵对自己巨大的对手表现出钦佩，将其一幅幅肖像挂在宫里各处。在庞大的楼梯底部竖立着由卡诺瓦（注：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刻家。）制作的拿破仑皇帝的庞大塑像。它是用大理石雕刻的，有着古老的风格；它的一只手半伸出来，举着胜利的象征物。女士们向楼上轻快地跑去参加舞会时，将披肩围巾抛到了塑像的胳膊上。在威灵顿公爵的官邸里，这座拿破仑塑像扮演着怎样奇特的角色啊！“凯撒（注：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历史学家。）皇帝死了，并且化作泥土。”（注：引自莎士比亚的诗句。）等等。
注释：
[1]华盛顿·欧文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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