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3]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纪念。

    著名作家李春雷一反传统，避开伟人、名人和重大题材，多次深入到华北抗日战场原址，采访了数百位当年战斗在最基层的“小人物”：教师、医生、演员、乡绅、小贩，甚至罪犯，并用精细的笔调、独特的视角，从人性底处和各个侧面写出了他们的琐琐碎碎，写出了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从而写出了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

    特别是在艺术表现上，作家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和韵致，尽量原汁原味地去还原当年的气息和氛围，给人以新异的阅读感受。现选发其五——

    南寺掌

    被采访人张禄元：男，1921年10月生，井陉县测鱼镇南寺掌村人，1940年入伍，在晋察冀根据地“平东独立营”庞大队服役，1945年负伤回家，后从事教育工作。已去世。

    南寺掌，是太行山里一个小村的名字。

    井陉县城往南，走上100多里山路，有一处层层叠叠的山窝窝，玉壁垴、石壁垴、老婆坡、桃红垴、双门寨、大寨山、小圪山……这一群山峰，莲花瓣似地拱围着，极像一只蜷曲的硕大无朋的佛掌。不用说，佛掌心的山坳里，就是这个小小的村落了。在小村周围的山坡上，散落着三个佛寺，分别是南寺、北寺和万古寺，每个佛寺里都有成群的和尚，木鱼声声，禅悟日月。

    南寺掌，这是一个怎样妙不可言的名字啊。把群山环抱喻作佛掌呵护，佛的掌心自然是天地间最安全、最温暖、最宁静的所在了。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树和灌木，蓊蓊郁郁的，覆盖着整个夏天和秋天。秋黄的时候，一夜白霜袭来，满山的柿树上和酸枣枝上便挂满了一盏盏晕红的小灯笼，把整个佛掌映照得红彤彤。山民们就在这一盏盏小灯笼的光亮下，开始了金黄色的秋收，金黄色的玉茭，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柿子，金黄色的核桃，金黄色的土豆……

    村里人也如这原始的玉茭、土豆、柿子一样，无党无派、无欲无求，自自然然地生息着。

    已是民国年间了，新式教育开始了，山西的阎锡山在附近的县城里办了一所学校，征召有血气有文化的抗日青年入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军官。村里有一位上过三年私塾的青年张禄元，帅帅气气，精精壮壮，很是贵人相。私塾里的董先生怂恿他前去报名，将来必有前途。但他死活不去，宁肯在山沟沟里守着父母种田。

    是日本人打破了这一涡千年的安适静谧。

    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在小村南边的山沟里打了一仗，日本人在此地剿杀了一股抗日武装，而后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活埋了。山沟沟里全是人尸和骡马的尸体。砍掉的人头，发酵得像箩筐。被炸破肚皮的骡马，泪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狼来了，狗来了，吃得浑身油光光，眼睛红红。山鹰也来了，嘎嘎地叫着，翅膀展开来，炕席一般大。

    尸臭味恶腥，在佛掌里膨胀着、熏蒸着，梯田里劳作的村人用毛巾捂住鼻子，才能干活。

    小村人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如此残酷的杀戮。

    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家里有10亩地，3头牛，20多只羊，生活也算安泰。不料，刚届中年的男主人突然暴病去世，剩下50来岁的寡妻。女人哭得死去活来，执意要追随丈夫而去，只因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她的人生任务还没有完成，才勉强苟活。她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就双目失明了。

    女人为张家生下四个男娃，前三个儿子都已娶妻，不几年，就像土豆一样，繁繁茂茂地衍育下了三簇孙男嫡女。女人尤爱幼子，这个小儿子虎头虎脑，浓眉大眼，自小就惹人喜欢，后来又独独送他上了私塾，是村里最有文化的后生呢。正月里，小儿子终于定下婚事，姑娘是村里最有名的俊俏姑娘。

    这个正沉浸在恋爱喜悦中的年轻人叫张禄元，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不肯上军校的后生。

    他怎么肯去呢？他怎能离开瞎眼的母亲呢？他怎能舍下未婚的姑娘呢？

    可是，就在他结婚的这一天，鬼子来了，把他的喜事全部搅黄了。

    本来那一天，新媳妇应该是最漂亮的，穿红挂绿，修眉剪发，搽脂涂粉抹桂花油，香喷喷的。可那一天，她却不得不披散头发，脸上涂满锅黑，身上穿着最破最脏的衣服，颤颤抖抖地躲进了山洞里。那一天，日本人不仅冲散了喜庆的宴席，还用碾框砸死了一个村民，并且驱散了村外三个佛寺里的和尚，把寺院也放火烧塌了。

    日本人进村后没有抓到人，就摧残牲畜，不是砍掉驴的前腿，就是割下牛的后蹄，再就是扎瞎猪的双眼，痛得全村的驴、骡、牛、羊、猪、鸡们昼夜号哭，破口大骂……

    从此之后，整个小村都恨死日本人了。

    离村50里的赞皇县黄北坪村驻着八路军，司令员是秦基伟。

    私塾里的董先生对村里的后生们说，反正日子也不太平了，不如去参加八路。

    可谁敢去呢？又怎么去呢？

    别看大家说起来慷慨激昂，但真要去参军，却又贪生怕死了，都变成了缩头缩尾的乌龟。小村人毕竟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啊。

    年轻人们聚在村公所的石头房子里，整夜整夜地抽烟，烟是茄子叶、花椒叶。满屋愁雾，却也拿不定主意，谁也不敢带头。

    那天傍晚，像往常一样，大家正在呆坐，一个打扮得鲜鲜亮亮的新媳妇推门进来，冲着人群中的张禄元说：“你要是男子汉，就第一个参军！”

    众人震惊，眼光齐刷刷地聚向这个年轻的妇人。

    张禄元嗫嗫嚅嚅地说：“我走了，娘咋办？”

    “有我呢！”媳妇坚定地说。

    在媳妇的鼓励下，张禄元终于挺起了胸膛。

    接着，张秋喜，郝贵来等人也陆续报名了。

    从此，南寺掌的儿子张禄元第一个走出了佛掌，走出了母亲和妻子的视野，成为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平东独立营”庞大队的一名战士。

    山外的枪声不断，正义和邪恶在山坡上摔跤……

    说也怪，自从儿子参军之后，双目失明的母亲的心也随着儿子走了。她再也不唉声叹气了，再也不寻死觅活了，她成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虽然眼看不见，但她心里明亮得很，手巧得很。她没日没夜地做军鞋，为儿子做，为儿子的战友做，为儿子的部队做，好像那一双双军鞋就是一副副甲胄呢……

    禄元媳妇也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竟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妇救会的任务除了动员姑娘媳妇放脚、识字外，就是做军衣、军鞋。她赶着几头毛驴，从区里领回布匹和鞋样、衣服样的纸片，让几个精于裁艺的女人一一剪开，然后再分到家家户户。

    领回来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禄元媳妇本是一个穷姑娘，从小缝补浆洗，什么都干过。染料从哪儿来呢？佛掌里的山坡上什么都有。灰色的用料是芝麻秆灰和柴草灰，土黄色呢？就用红胶泥，橙黄色的染料则是槐豆。

    染布的过程就是用大锅蒸煮，煮到一定程度再加适量的明矾，进行固色。

    婆婆埋着头，“呼哧呼哧”地拉着风箱。火光映着她的脸，虽然看不见丝毫光影，但她的心里透亮亮的。禄元媳妇呢，简直就是一个千手佛，投放各种染料，分批量、称比重、看火候……

    火光熊熊中，水汽腾腾中，一块块土白布变了颜色，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

    风声紧的晚上，媳妇和村干部们在家里开会，婆婆就待在门外的胡同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来人。经过这几年的磨炼，她不仅摸黑纳鞋底双手如飞，而且听力异常灵敏，熟悉的人从身边走过，她马上就能听出来。小村人少，经常来往的人们，她几乎都清楚，陌生人就更逃不过她的耳朵了。

    “娘，外边天冷，你快回来吧。”媳妇心疼地呼唤。

    “孩子，你们说的都是大事，反正我也用不着灯，在外面给你们听听动静。”

    ……

    1942年春天，禄元媳妇秘密入党了。

    那个时候，党是不公开的，即使是党员，也是单线联系。可以公开的，只是抗日身份，因为日本人是全民族的敌人。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不仅抗日，同时反蒋，而反蒋就是反政府，不少人还固守着正统思想呢。所以，共产党的身份是绝密，在不少地方，兄弟两人同是党员，却相互不通透。

    山里人都没有见过共产党，却都知道是共产党在幕后导演着这一出出抗日的大戏。共产党在山民的心中，是一股无比神秘、无比神圣的力量呢，或许就像是村边佛寺里供奉的一个个神灵的原身吧。

    战争越来越激烈了，南寺掌越来越成为八路军稳固的后方。

    1943年之后，抗日县政府搬到了离小村三里地的南沟，最让禄元媳妇振奋的是，八路军129师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也秘密把指挥所移到了南寺掌村东北侧的一处草房里。

    天黑的时候，秦基伟偶尔穿着粗布衣服到村里转悠，有好奇的村民就走上前去，亲热地喊他“司令哥”。这时候，站在远处的禄元媳妇就连忙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晚上的时候，她就挨门挨户地向这些男人们嘱咐注意保密，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更不能向村外人提起。

    虽然小村里没有坏人，但不时有汉奸来村里活动，告密、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抗日领导人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啊。

    部队住的多了，需要的粮食也多。

    开始时，军粮藏在南场的窑洞里，易受潮，生虫子。后来，禄元媳妇又当上了村里的粮秣主任。她在村内找了四间土坯房，用席子围成圆囤，小圈压大圈，大圈套小圈，把军粮放进去。最上边的粮食，用手抹平，加盖上印版。

    什么是印版？就是请刻章师傅在一尺见方的木板上用正楷刻上“玉米”“小米”“谷子”等字样，盖在粮食表面，以防人偷。

    后来，随着战局稳定，粮食储量越来越大，连外村的军粮也在这里集中存放了，她干脆就把土房门用土坯堵死，只留一个耳窗，往里倾倒。时间长了，土坯房受力不住，前面的墙壁被撑胀了，鼓着肚子，像一个骄傲的孕妇……

    自从禄元参军后，禄元媳妇就与婆婆搬到一个炕上睡觉了。

    冬天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帮婆婆洗脚。媳妇摸着婆婆的脚，婆婆摸着媳妇的头。她们都不说话，她们在互相鼓励呢。

    儿子又来信了，禄元娘坐在门前的石头上，让媳妇念。

    禄元在信中说，他又立功了，他要争取早日入党……

    禄元娘叹息着，在心里念叨这战乱的日子何时到头啊。

    她问禄元媳妇：“共产党来了就好啦，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呢？个个都是孙悟空吧。”

    婆婆哪里知道，她的儿媳妇就是共产党员呢。

    媳妇怔了怔，轻轻地说：“娘，我也说不好，慢慢你就知道了。”

    说着，她看了看院外那一架架手掌似的大山。那是天地的手掌，那是正义的手掌，那也是善良的手掌……

    1945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张禄元终于回乡了。大腿骨里深嵌着一块弹片，他是三等乙级伤残军人。

    他在村里筹办了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学校，他也成了小村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小村的教育事业……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作品版

    麦子熟了

    被采访人王造林：男，65岁，原籍四川省自贡地区，国家经贸委退休干部，现居北京。本文主人公系其父亲，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已去世。

    小麦怀孕了。

    腹部亮亮的，鼓鼓的，羞羞地站在静谧的月光里。月光银粉一样弥漫在天空里和大田里，吸吸鼻子，有一种清香浓浓的味道。那是和平的气息，那是丰收的气息，那是生命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但战争的脚步，仍是沿着麦垄间窄窄的小道，正在紧锣密鼓地走向夏季的火热。

    北岳军区补充团供给科科长王胜，带着两个伤员在麦垄里爬了两天两夜，晚上的时候，才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阜平县西部的一个小山村，东寻西问地找到了村长的家里。前天，他们在山里运送军粮，被一伙日本兵包围了。一场恶战，部队被打得七零八碎。

    村长黑着脸，低着头，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也许，正赶上他心境最败坏的时候吧。王科长请他帮助派饭，他总是固执地摇着头：

    “夜黑了，村子小，部队多，派不过来啊。”

    连年的战争和灾难，去年颗粒无收，家家都有饿死人，有不少人家逃到五台山西边去了。王科长用尽全身力气，忍住正在唤喊的肚子，凑上去，低声下气地说：“村长，行行好，可怜可怜吧。我不饿，只是躺一下，他们俩受了伤，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村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仍是不言语。待一会儿，终于领着两个伤员走了。

    虽是五月天气，夜风仍是有些寒凉，吹着浑身的伤口，像一群群马蜂刺蜇。

    王胜怔怔地站在屋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村长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晕黄的麻油灯下纺棉线。屋内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娃，一高一低，四肢和身板细细薄薄，枯瘦如柴，头颅和眼睛却格外硕大，像戏台上的小鬼儿。

    灶台上的锅里，稠稠的，冒着浓烈的香气。那是这家人的晚餐。

    王胜的肚子猛烈地吼叫起来。

    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女人是极不欢迎的，这从她那紧绷的脸上，乜斜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胜的头“嗡嗡”地轰鸣。相比较饥饿来说，他更需要好好地睡一觉。极度的困乏，使他已经顾不得一切细致的礼节，径直在纺车旁边空着的半个炕上就躺了下去。

    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来，伸出小手摸摸他的手枪。女人大吃一惊，愤怒地猛拉一把，吓得孩子张大了嘴，身子直哆嗦，赶紧退得远远的，像两只受到惊吓的小刺猬。

    王胜使劲地笑一笑：“没事的，枪里没子弹。”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即使在贫困中。不一会儿，两只畏缩的小刺猬又试探着凑了上来。

    “你从哪儿来？”大男孩小心地问。

    “龙泉关西边打仗回来。”

    “那你到哪儿去，你们部队驻在哪儿？”他像查路条一样盘问。看得出，他或许是村里的儿童团。

    “驻在阜平呢，我要回部队。”

    小的那个很惊奇似的，上来拉住了王胜的手。小手软软的，让他想起了在老家的小弟弟。他是四川自贡人，父母生过五个孩子，中间三个生下不久就都病死了，最小的也是一个男孩。八年前，自己离家时也是这么大的，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王胜觉得这就是他的小弟弟了。他猛地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

    “阜平不是闹灾荒吗？你们吃啥？”两个孩子还在穷追不舍地询问。

    母亲不耐烦地横了孩子们一眼，嘟噜起来：“这死孩，闹灾荒，老百姓饿死，当兵的还能饿死？”

    孩子们望了望他们的母亲，又看了看王胜，挤了两下眼睛。

    王胜拉着他们的小手，其实是对他们母亲说的：

    “唉，军队也苦呢，老百姓吃啥，军队也吃啥。老百姓吃树叶野菜，军队也一样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

    女人停了停纺车，想了想，没说话，只是又添了一卷棉花。

    “灾荒年，老乡没劳力，军队还要帮助老百姓搞生产……”一股力量催着他说下去：“我们还帮难民迁移到西边来，招呼他们吃和住……”

    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

    大孩打断了王胜的话，对女人说：“娘，前几天东边来的灾民，不是说没有八路军帮着，早就饿死了吗？”

    “前天赵爷家来的亲戚，就是带小孩子的那个老头，”小孩子也抢着说，表示他比哥哥知道的事并不少，“他从山东逃荒来，到细腰涧边走不动了，躺下来快死啦，多亏八路军给了几斤黑豆，他才找到这里。”

    女人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

    “八路军也不容易啊。”

    大家都没有说话。

    “老百姓苦，军队也苦哩，吃不饱，还要打仗，断胳膊断腿的……”她又停了一下，擦了擦眼，“嗯，打走鬼子就能过安生日子了。”

    她抬起脸，看着窗外漆黑的天。

    王胜躺在床沿，一翻身就会滚落下来。女人连忙把纺车往里边挪了挪，让孩子们把他推进去一点儿。

    “靠里边一点儿，会跌下来的。”

    孩子们伸出四只手，用力来推。王胜瘫倒着不动，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任凭他们发力。

    ……

    村长回来了。

    女人跳下炕来，盛了满满一碗野菜，还有几个山药蛋，让大孩子端给王胜，一边对丈夫说：

    “这兄弟，是好人哩，喝口汤吧。”

    “我不饿。”王胜说。

    “看你蔫蔫的，哪能不饿？喝口汤吧，没啥吃的。”

    他们一齐来劝。大孩子还拉住王胜的手，要扶他起来。

    “好，我自己来。”王胜勉强支起身子，慢慢地把一碗野菜和两枚山药蛋吃完了。

    还没等吃完，女人就把碗夺过去，又盛了第二碗。

    王胜正要躺下去，两个孩子顶住了他的背：“再喝一点吧。”

    为了答谢他们的盛情，王胜只得又吃了一碗。这时，他已感觉到胃里胀胀的，身上热热的，肚子平静了，腰上也有了一些力量。

    吃完饭，村长说出去到邻居家看看那两个伤员，就走了。

    屋后面是一块黑黢黢的麦田，风吹来，可以闻到一缕缕细微的麦香，似乎还可以听到一阵阵低沉的拔节声。

    女人继续纺花。昏暗的油灯下，浑厚的“嗡嗡”声中，一根细细的银线顽韧地从女人手中绵绵不断地抽出来了。不一会儿，纺锭上的线槌就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萝卜……

    瞌睡虫终于爬满了王胜的眼皮。

    第二天清早，王胜睁开眼，猛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四仰八叉地横躺在炕上。纺车呢，已经被他挤在土炕的边角里。

    村长和他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睡在门口的一捆谷草上。地方很狭小，村长的一条腿搭在灶台上，另一只脚则伸出了屋门外……

    原载于《人民日报》2015年7月22日作品版

    兰花指

    被采访人张德彪：男，1924年生，河北藁城人，抗战时期在冀东一带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曾任教员、编剧、剧团副团长。退休后定居北京市昌平区。2009年去世。

    文中主人公瑶舜：原名张窑顺，男，1920年生于唐山市玉田县，1932年入某京戏社，工旦角，有美誉。1942年被日军杀害。

    瑶舜永远也忘不了被师兄诱奸的那一夜。

    瑶舜是一个俊秀的男娃，生于唐山玉田县。父亲在东北做煤炭生意，“九一八”之后破产了，走投无路，四处躲债。瑶舜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雪夜，父亲偷偷地潜回家，让母亲把预备过年的衣服给他穿上，而后拉着他的手，走进了一个朋友的宅院。

    父亲的这个朋友，是唐山有名的京戏班“华裕社”的老板，也是一位梅派名旦，父亲当年生意红火时常常带着自己为他捧场。父亲让他跪下，说：“儿子，爹本来是要供你上燕京大学的，但现在不行了，我看你是一个学戏的好坯，你也喜欢梅派，今天就拜师吧。这是苏老板，往后就是你的干爹了。”

    瑶舜一惊。对京戏，他是心底里热爱的，从小就跟着父亲看戏。那一年，梅兰芳在北平长安大剧院演出，他全家还专门坐火车去观赏呢。家里有一摞摞唱片，他听了上千遍，每天把留声机累得气喘吁吁。不仅听，还对着镜子学唱，梅派的代表剧目，从唱腔到念白，他早已烂熟于口。可让他马上拜师，却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但看着父亲那黑黑瘦瘦的脸，也就认命了。

    苏师傅是一位和蔼又严厉的长者，除了亲自口传身教外，还安排一个名叫王功的男旦专门带他。王功十八九岁，刚健俊朗，直爽侠气，已经专攻梅派六年，是团里主演的B角。大家私下里都说，这孩子聪明得很，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角的。但苏师傅暗地里对瑶舜说：“孩子，好好学吧，你能超过他的。”

    王功教瑶舜学戏，真的很卖力气，从吊嗓子到台步、舞剑、水袖都一丝不苟。两人同吃同住同练功，不几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有一天睡觉的时候，王功告诉他，梅派的兰花指是一绝，食指、中指和小指的伸缩有很多讲究，与头、眼、臂、腰、臀、腿的谐调更有不少秘诀，要学好，没有两三年工夫是不行的。

    瑶舜天生一掌柔指，细白如葱。梅派的做功里，最让他醉心的就是兰花指了。

    梅派手势主要体现于指型，统称“兰花指”，分蝶恣、吐蕊、逗花、笑日、含苞、垂露、伸萼和翻莲等五十余种。这些在具体情节中灵活运用的手势，能够极细腻地表达出剧中人物各种复杂的内心情感，是一种玄妙的形体语言。

    日日夜夜，在师傅和师兄指点下，瑶舜面对壁镜，细细模仿，苦苦揣摩。

    三年后，瑶舜的唱功和做功均有大进，声域宽畅，音色甜润，尤其彩扮起来，灵俏的兰花指、迷幻的眼神和婀娜的腰身柔美地共同旋转，顾盼生情，流光溢彩，真是风舞杨柳枝，满台春风起。别人赞叹说，这孩子真是天才啊，没准会成为第二个梅兰芳呢。

    可苏师傅却摇摇头说：“这些都只是梅派的皮毛啊。”说完，拍拍他的后背，深深地叹一口气，又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啊，要端稳这碗饭，还要能受得了咱戏子的罪啊。”

    他感激地点点头。是啊，三年来，师傅对他真是比亲爹还要费心啊。可他也很纳闷，难道自己还不够吃苦吗？自己可是比别人下了十倍的功夫啊。

    他太年轻了，怎么能理解透师傅的意思呢？

    那是冬至过后的一个雪夜，苏师傅破例请他在唐山最好的酒店“玉香楼”喝酒，让师兄王功作陪。

    那一天，师傅喝了不少，师兄喝了不少，他也喝了不少，晕晕乎乎，浑身燥热。回房睡觉后，他感到心旌摇荡，肋生双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膨胀和兴奋。他不知道，刚才苏师傅已经在他的酒里下了迷情药。

    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昏暗中，师兄王功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轻轻地坐到他的床边，先是握住了他的兰花指，而后又开始抚摸他的胸部和腿部。他心底霎时涌上一种本能的厌恶，想把王功一手推开，但忽地又感到了一阵阵从未有过的舒适和痛快。于是，他闭上了眼，一任师兄顺流而下，直达他的根部。那真是一片快乐的沼泽地啊，他已经心甘情愿地沦陷为一坨酥软的稀泥了……

    第二天晨练时，苏师傅严正地告诉他，要想成为真正的名旦，必须要试着做女人。

    他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也许瑶舜天生就是名旦的坯子，就像当初父亲让他学戏没商量一样，当苏师傅把他又领进另一扇门里的时候，他也半推半就地顺从了。他想，要成为名旦，这也许是必需的代价呢。况且，做女人有什么不好呢，自己从小不就是恨不得变成女孩吗？女孩子才是天地间最美丽最纯净的晶体呢。

    于是，从此后他与师兄更是形影不离，连薪水也合在了一起。白天的时候，他们是师兄和师弟，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双人床就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池塘，而他们则又变成了亲密无间的鱼与水。

    渐渐地，他沉溺在这个温热的池塘里，难以自拔了，而一些女孩子特有的细腻和柔情也在心底悄悄地分蘖了。与女人在一起时，他会格外体味到一股特殊的甜软与暖香，而看着男人，则是那样的粗糙和生硬。

    瑶舜更加细致入微地习练兰花指，愈发感觉奥妙无穷，芳香四溢。比如“滴露”，手形类似持扇，定型于《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而“垂露”呢，又极像手持酒斗，用于《御碑亭》中孟月华与王有道的饯行；同样是《汾河湾》，柳迎春道白“奴柳迎春——”时，伸出自指式的“蝶恣”，而唱念“郎请——”时，便需用小拱手式的“逗花”。最难的是《霸王别姬》，虞姬闻听楚歌，内心惊诧，手掌与众指翻转颤抖，是谓“翻莲”。而两人永诀时，虞姬悲痛欲绝地舞剑，双指直挺，腰身似弓。此时的指型，名曰“怒发”——这是兰花指中最高难的造型了。

    他是一个青涩且柔弱的男雏，从未有过金刚怒目，怎么也难以毕现“怒发”的神韵。师傅笑一笑说，你还太小，没有生活，更没有沧桑。等你成人，就好了。

    十六岁的时候，瑶舜的唇边开始长胡子了，黑茸茸的，好恶心哟。每天早晨，他就对着镜子，伸出兰花指，一根根地拔掉，这样连胡子茬都可以薅除的。虽然很痛很痛，但摸摸下巴，光溜溜的，心底就涌上了一泓温泉般的慰藉。

    但好景不长，仅仅在第二天早上，新生的烦恼又爬满了唇边和下巴。就这样，胡子夜夜长，兰指天天拔，有时，他真恨不得把下面的男根也一起拔掉呢。

    第二年，瑶舜正式登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苏老板高价辞聘了原来的梅派A角，由他直接补上了。师兄王功却依然故我，而且还是他的B角。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功居然毫无怨意，反而乐于为他这个师弟兼徒弟充当配角。

    《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瑶舜的肚囊里盛装着一部又一部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的梅派名剧。

    他的唱功和做功都趋近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一批又一批的观众纷纷在他的兰花指下染上了“梅毒”。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山本大佐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战科毕业，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当过五年课长，是一个中国通。他性清温雅，热爱京剧，尤爱梅派。上个月，他调到唐山升任驻军参谋长了。

    在当地一家商会会长父亲寿宴的堂会上，山本意外地遇到了瑶舜，竟然魂不守舍，如遇前缘。于是，从此后，无论瑶舜在城内哪个剧场演出，他都去捧场。每次看戏的时候，他都换上便装，自己排队买票。日本钞票是粉红色的，板硬板硬，俗称割耳朵票，官称龙票。

    山本不缺龙票，他缺少的是一种难与人言的东西。

    两个月后，他派人送来请柬，要与瑶舜交朋友。

    瑶舜不想去，但苏师傅劝他，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要生存，就不能得罪他们。瑶舜想了想，还是勉强去了。

    山本大佐也是在“玉香楼”宴请。真是巧得很，那一天晚上也是大雪纷飞，把整个人间染得白白净净，而吃饭的地方又恰是上次苏师傅请客的同一个房间。酒桌上，这个热情好客的日本军人轻轻地握着他的兰花指，谈笑风生，极尽谦恭，说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典故。

    瑶舜却是一脸茫然，谁让他没有读完小学呢。不知不觉中，他对这个日本人油然生出了若多的敬意和好感。

    酒后，山本大佐要留他同宿倾谈，他婉言谢绝了。但那一天晚上大雪弥天，茫茫无路，山本不由分说，牵住瑶舜的手指就登上了汽车，向他的兵营开去。

    山本的屋内整洁宽敞，优雅静谧，全是名家字画、京胡和唱片。打开留声机，灯影幽明、皮黄铮铮中，盛装粉黛的梅兰芳翩翩地出场了，杏黄色的京韵杨花柳絮般飘满了整个房间。

    夜已经很深了，山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咱们结成兄弟怎么样？瑶舜心内一颤。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啊，临行之前，师傅和师兄都告诫自己，日本人惹不起，但也不能交朋友。交朋友就成了汉奸，城外的抗日政府锄奸队是不允许的。

    他想了想，说，今天喝多了，喝多了，睡觉，睡觉。

    山本开始脱衣服。日本人的内裤很特别，只有一条布带，缠在腰间，再兜住裆部。关灯后，迷迷糊糊中，山本大佐悄悄来到了他的床边，坐下来，轻轻地为他压压被子，托住他伸出被窝的手指，细细地捏着。瑶舜假装睡熟了，没有理会。停了一会儿，山本顺着瑶舜的胳臂慢慢地滑了下去，在他的胸部和腹部之间来回反复地游移着。他害怕得不行，仍是没有反应。这时，山本温热的手掌已经覆盖住了他的下身……

    瑶舜突然明白了，浑身三万六千根毫毛立时竖直起来。他猛地把山本的手推开，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山本太君。”

    山本恳求道：“瑶舜君，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瑶舜坐起来，整理好内衣，劝慰说：“我可以答应和你做朋友，但我们要做君子式的朋友。我明天早上还要练功，请你把我送回去吧。”

    山本大佐说：“可以，你有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答应我。我等了五年，已经受不了了。”说着，一把搂住瑶舜，热烘烘的嘴唇贴在了他的脸上。

    瑶舜急忙跳下床去，伸手要穿衣服。

    山本大佐的脸憋得通红，喘着粗气，已是箭在弦上，弓满如月了。他一下撕破瑶舜的内衣，把他拥倒在床上。

    瑶舜心底骤然涌上一阵强烈的恐惧和厌恶，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种无可避免的绝望和灾难的降临，浑身顿时生发出一股本能的拒绝和反抗。他伸出手掌，不顾一切地甩了出去。山本大佐的脸上，立时盛开了一朵肥厚的梅花。

    山本满眼金星，恼羞成怒，一脚踹翻瑶舜，顺手抓过了桌上的军刀。

    瑶舜抢先一步，挥动兰花指，本能地做出一个纯正的“怒发”造型，剑一般戳向山本……

    山本大佐惨叫一声，双手顾不得捂住眼睛，极敏捷地挺起刀锋，“噗”地一下就插入了瑶舜的肚囊，再顺势往上一挑，五脏六腑全破裂了。血浆喷溅在洁白的墙壁上，像一幅硕大的泼墨山水画。

    瑶舜挣扎了几下，就平静了。

    这是日本军人典型的杀人和自杀动作。日本是海洋民族，这是长期剖鱼时习惯动作的演进。

    山本大佐的左眼珠从眼眶里坠了出来，花花红红地挂在脸颊上，瑟瑟地颤动。他似乎没有在意剧烈的疼痛，照了照镜子，又重重地坐在地上，用另一只眼呆呆地看着墙上的天皇御像……

    黎明的时候，山本吃力地站了起来，把瑶舜的身体放平、摆正，又用清水把他脸上的血渍一点点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自己也躺了下去，与瑶舜紧紧地靠在一起，挽过他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门外站岗的日本勤务兵进来送早饭时，看到了两具同样切腹而亡的死尸，整整齐齐地仰躺在血泊里。

    山本大佐的脸上微笑着，一只胳膊为枕，揽着瑶舜的颈部，像一对熟睡中的新婚夫妇，合盖着一床大红大红的绸缎。

    只是瑶舜的兰花指伸得直直，挓挲着，像一只愤怒的刺猬。

    原载于《广州文艺》2015年9月号

    俊娥

    被采访人周同义：男，1924年9月生，河北灵寿县人，原晋察冀军区某战地医院工作人员。离休后定居太原。已去世。

    被采访人王俊娥（化名）：女，1923年生，平山县温塘镇人，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某医务所搞支前工作，后从军。离休后定居太原。约2008年去世。

    王俊娥17岁，是村里的妇救会员。上个月，百团大战打响之后，前线伤员骤增，她和几个女孩子被征用到晋察冀军区医院第二医务所，充当战地护士。

    俊娥生于平山县温塘镇，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乐善好施，人见人敬。她从小就在县城读书，中学临近毕业，日本人打过来了，只得休学回家。去年，有人劝说父亲出面担任维持会长，帮助皇军筹措粮秣和女人，父亲不肯，夜里竟被暗杀了。俊娥是一个在县城里长大的漂亮姑娘，有文化，有气质，会唱歌，会跳舞。她原本的志愿是考取北平的大学，当一位阮玲玉那样的电影明星。而现在，她的梦想全被日本人的铁蹄踩踏得粉碎。

    太行山的石头生硬生硬，现实的残酷更是生硬生硬，她必须在生硬如石头的现实里重新设计自己的路。但她毕竟是一个娇弱的姑娘啊，她哪里见过血淋淋的战场呢？她从小就晕血，有时父亲在院里宰鸡，她还吓得直哆嗦呢。

    但现在不行了，她必须面对腥血，面对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伤口。她知道，仅会唱歌跳舞是不长久的，女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嫁人的。她要当一名会做手术的医生，只有医生才是最长远的。

    而当医生就要从护士开始。

    前线战事正紧，每天都送来几十个伤员。轻伤者，包扎一下，就抬走了；重伤者则留下治疗，做手术。担架队火急火燎地把伤员放在门口，就匆匆返回了。医生们顾不上，只有让俊娥和女孩子们去抬上病床。伤员们有断胳膊的，有折腿的，还有的被日本人炸破了肚皮，花花绿绿的肠子流出一坨。更吓人的是，一个战士的眼珠被刺刀捅出来了，就挂在脸上……俊娥不敢看，扭转脸，眯着眼，机械般拼命地抬，抬，身上涂满斑斑驳驳的血。

    天黑后，她把血衣脱下来，关上门，多放些皂角粉，洗。刚开始，一盆水粘稠稠的，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子，她浑身瑟瑟颤抖。洗两遍后，水稀了，水清了，她也稍稍轻松一些。她在心底不停地告诫自己，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要能够吃苦了。想到这里，她的四肢就重新涨满了力量。

    这些天，她已经学会独自打针、测量血压了。

    医务所的条件十分简陋，绷带、纱布都是当地妇女纺织的。没有脱脂棉，消毒员就教她们将棉花用水泡在盆里，用拳头捶湿，再放进锅里用碱水煮，用清水洗净、晒干后，做成雪白的小棉球，供换药使用。用过的纱布、棉球和绷带，也不能扔掉，用碱水煮沸1至2小时，清洗后，将布块和纱条分类包装，再放到蒸笼里消毒。

    所里只配备了一具听诊器、一支体温表、三个注射器和几把换药用的镊子和剪刀。内外科用药十分紧张，伤病员中的胃肠病、传染病很多，基本靠民间偏方。例如用针灸、杏核壳和大蒜治疗疟疾，用姜汤、盐水加盖棉被发汗对付伤风感冒，用马兰草消肿，用干牛粪、草鞋灰涂敷湿疹……外科换药时，只是对重伤员用少量碘酒、红汞，大部分伤员则用自制的食盐水、蒸馏水。

    俊娥在心里默默地熟悉着这一切。

    编制是一个所长、四个医生、一个医助、一个司药、一个看护长、20个看护、一个担架班长、9个担架员。床位只有250至300张，可实际收容伤员已达450人以上。一个医生要负责100多名伤员，医疗和护理任务相当繁重啊。

    需要清洗的东西太多了，俊娥和大家一起去河边挑水。路太远了，山太陡了，大桶挑不动，她就借老乡的水葫芦。所长看见了，黑着脸：“胡闹！为什么不找两个鸡蛋壳挑水呢？”

    她哭了，连连骂自己，赶紧换成水桶。

    肩膀磨破了，火辣辣地痛。脚掌白嫩嫩的，像蒜瓣，又像藕胎，不多久就变得粗粗糙糙，像地瓜，又像驴蹄马蹄。走在山道上，爬高爬低，来去如飞，赛比山羊。

    少油少盐，只有小米加野菜，营养谈不上，但伤员的伤口愈合得奇快。土头土脑的人们，生命力恁强哩。

    冰糖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卫生所里放着一盆冰糖，是专为伤员准备的。伤员来了，每人先喂一碗糖水。重伤员呢，喂完糖水，还可以吃一块。含在嘴里，闭上眼睛，慢慢地融化，好像生命都是甜的呢，好像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一粒冰糖呢。

    俊娥独自护理的第一个伤员是一位连长。

    连长被重机枪子弹打穿了大腿，弹洞像玫瑰花瓣一样翻开着，里面全部化脓溃烂了。医生让她把纱布浸透盐水，在弹孔里来回摩擦，清除污血死肉。

    她战战兢兢地擦拭着，轻手轻脚。

    医生狠狠地瞪她一眼，喝道：“使劲！”

    她一惊，手上暗暗加力。一块块黑泥般的腐物掉下来，伤口里终于露出了红嫩嫩的粉肉。连长疼痛得杀猪般嚎叫，俊娥也紧张得心惊肉跳。

    有一天，担架又送来一位重伤员，是抗大干部团三营指导员王晋。王晋被日军打伤后，滚落悬崖，胳膊摔断了，躺在山沟里昏死两天，浑身爬满蚂蚁和蝇蛆。俊娥用花椒水洗，用苦艾叶熏，用小镊子一个个往外夹，竟然取出八十多条白白胖胖的蛆虫。

    几天后，王晋终于睁开眼，看着她，微微地笑了。

    又是几天，王晋的左臂由酱紫变成了乌黑。医生检查后，叹一声，咬咬牙：“锯掉！”

    王晋一听就哭了。他还是一个小伙子啊，他还没有娶媳妇啊。

    俊娥也陪着流泪。

    可是，如何截肢呢？

    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手术台是临时搭成的，用老乡的门板，放在大石头上。锯刀呢，就是木匠的锯子。

    为了便于手术，医生商量一下，要把他绑在门板上。

    俊娥拿来一根五米多长的粗麻绳，从胸部到双脚，结结实实地捆紧，又轻轻地劝慰：“别动啊，一会儿就好了。”说着，让他张开嘴，撒进去半勺白粉，止痛用的。

    手术开始了，血淋淋的皮肉，白森森的骨头，锯子“吱吱咯咯”直响。其实，手术很简单，就是把一条质变的胳膊，像锯木头一样，生生锯断。

    王晋的头拼命地摇动着、撞击着，呼天抢地，鬼哭狼嚎，昏死过去。

    医生们也都扭曲着脸，不敢直视。虽然，胳膊被麻绳固定了，但仍是流血。顺着门板，流到地上，把石头也染红了。只是锯子仍然不够锋利，偏不听使唤。拉锯的医生气喘吁吁，浑身流汗，鞋子里流满了，索性甩掉，光着脚，在石头上踩出一朵朵湿漉漉的梅花。

    俊娥走上前，勇敢地伸出手。

    医生疑惑地看她一眼。

    她重重地点一点头。

    医生松开手。

    俊娥坚定地却是小心翼翼地接过锯柄。

    锯子急促地、稳健地来回划动着。她的整个身心，极灵敏地感应着锯齿与骨头之间每一丝微小的震颤，像纫针，像绣花，又像雷鸣，像爆炸，像天崩地裂。

    粗壮的骨头，终于锯断了。

    俊娥做梦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和胆量。

    战争愈加惨烈，断肢伤员越来越多。

    师卫生部又调来两位医生，还有一名俘虏转化的日本军医，专门负责截肢。从此之后，别的医疗所的此类手术大都集中到这里了。锯胳膊的、锯腿的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做了8例。断腿、断臂就扔在后山沟里，每天晚上都招来几只肥肥硕硕的狼。

    半年后，俊娥成了护士长。

    一天傍晚，俊娥正在吃饭，一个女护士跑来找她，脸色羞红。

    她赶紧跑过去。原来，一个刚做完截腿手术的重伤员憋尿了，仰面朝天，不能翻身，憋得小腹肿胀，生殖器挺直，只是不排尿。

    俊娥拿过一个长嘴夜壶，抓住伤员的生殖器，歪向一侧，伸进夜壶嘴里。这有什么害臊的呢？她早已习惯了。

    可是，伤员仍是排不出尿来，满头冒汗，浑身颤抖。不行，如此下去，刚做的手术就会崩裂。犹豫片刻，她果断地俯下身去，用嘴含住，使劲地吮吸、吮吸……

    一股又红又黄的尿液喷射而出，直刺咽喉。

    俊娥剧烈地呕吐着，吃下的饭菜全部吐了出来。

    霎时，她的心底涌上一团浓雾般的莫名的委屈，眼泪不由自主地“簌簌”而出。转眼间，却又甜甜地笑了。

    原载于《渤海早报》2015年7月30日作品版

    粉戏

    被采访人刘拴柱：1925年生，山西省左权县人，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剧社工作，后定居山西省长治市。

    被采访人玉琴（化名）：女，1926年生，河北省武安市人，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剧社工作，后到山西省工作，后定居长治市。

    若不是走投无路，谁肯让儿子唱戏呢。在那个年代里，戏子是地地道道的下三烂角色。如果是女孩子学戏，更会让人耻笑祖宗，那几乎是在向世人宣布自己就是娼妓了。

    武安县西部山区里，有一个王家庄。王家庄有一个小伙子刘顺达，是典型的戏篓子。他父亲曾是戏班子老板，在山里唱野戏，前年被土匪打劫，不仅积攒多年的半口袋大洋全被抢走，连命也丢了，只留下几箱戏衣和唱本，还有几粪筐锣鼓钹钗梆子丝弦什么的，扔满了山沟。从此之后，他的家道就败落了。葬埋父亲之后，刘顺达种地嫌出汗，经商无本钱，年过二十仍娶不上媳妇，只得重操祖业，在民国二十五年腊月又拉起一个戏班子，取名“祥云”。

    “祥云”是一家平调落子班。准确地说，平调和落子是两个不同的剧种，前者的母体是怀调，豪放、激昂，直抒胸臆，适宜上演朝代戏；而落子源于花唱，常常表演男女爱情的小戏，轻快婉约，最受村夫民妇喜爱。多年来，两个剧种常常同班同台演出，且曲调相似，互相补台，统称平调落子。农闲时节，社日庙会和农家婚庆丧吊之时，偏僻的山寨中，黑黑的乡夜里，一纸灯笼微明，处处都能听到那稀疏相间、忽隐忽噪的锣鼓声……

    班里的几个演员还是父亲在世时的老班底，都算是本家徒弟。大家凑在一起，轻车熟路，堂会、庙会、白事、红事，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雨雪冰霜，累死累活。一年后，终于买了一匹老马和一架柴车，在山里巡回演出。

    后山张家峪有一个漂亮姑娘，名叫玉琴，刚刚十六岁。

    这姑娘是戏迷，在家对着镜子唱，出门冲着大山唱，一心要学戏。“祥云”班在村里演出时，她跑前跑后，日日夜夜粘在一起。家里人以为她中了魔障，暴打一顿，锁进小屋。但这姑娘竟然砸断窗棂，跑了出来，跪在刘顺达面前，苦苦哀求。刘顺达狠狠心，收下她，并认了干妹妹。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七年了，大城市里女人唱戏的风气已经兴盛了，刘顺达心里清楚。

    但在小山沟里，这就是惊天奇闻了。玉琴的老爹跪在村庙前，痛心疾首地大骂一顿自己管教无方后，宣布与她断绝一切关系，野女子至死不能回家。

    这一下，把玉琴逼上了绝路，她只能以戏班为家了。好在她扮相漂亮，音域宽敞，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材料。在刘顺达和几位师傅的指点下，仅仅半年时间，就能登台演出了。

    山里人活计重，整天累死累活的，谁有心思听正剧呢，而且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大都是文盲，倭瓜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所以呢，戏本内容不能太文、太雅，必须要插科打诨，有黄有粉，尤其是这些野台子小戏班，没有几个让人津津乐道、捧腹大笑的黄段子，根本拢不住观众。

    比如《战宛城》，在表演曹操与张绣婶母通奸时，虽然人物隐匿幕后，舞台设计却让幕布抖动，紧鼓密锣，经久不息，让人肉麻；《卖油郎独占花魁》里，花魁醉酒后，卖油郎喂饭喂水，演员需要嘴对嘴。每当男女演员双唇相接时，台下观众浪笑一片。更露骨的是《狮子楼》里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床戏，女演员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男演员则双手拿一根棍子，在女演员两腿之间比画，极其淫秽。

    这些，都是每个戏班子的老传统了。

    玉琴还是一个姑娘啊，可她知道，要吃这碗饭，必须要面对这些。哎哟哟，这些东西太臊人了，哥哥，俺不学了。刘顺达沉着脸，不吭声。他真是不忍心让这些粉黄污染纯洁的妹妹啊，但咱们是戏子，学不会这些东西，就吃不饱肚皮啊。

    刘顺达告诫玉琴，演戏的人要懂得，戏里戏外两重天，戏里可以打情骂俏，夫妻圆房，戏外一定要严守妇道，穿正鞋子，系紧裤子。

    她点点头，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

    玉琴是主演，长得又漂亮，所有的粉戏必须掌握。于是，她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学，去唱，去演，表演时还要投入，惟妙惟肖，要不然观众下一次谁还点“祥云班”的戏？那样顺达哥不就败摊了吗。没有顺达哥，自己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有一出粉戏《借髢髢》，唱的是一个新媳妇与邻居大嫂的对话，戏词里充满了色情与挑逗。还有一段小戏《叫大娘》，是一个小媳妇讲述被一个当兵人强奸的过程。为了加强现场效果，还设计了不少台上台下互动的台词：

    七月七，八月八。

    挎着个竹篮回娘家。

    我的那个大娘哟……

    （大娘演员和观众一起发问：回娘家路上遇见哪个啦？）

    在路边遇到个当兵的，

    一伸手把俺拉进高粱地。

    我的那个大娘哟……

    （大娘演员和观众一起发问：拉进高粱地干什么啦？）

    高粱高，小豆低，

    当兵的两手把俺摁在地。

    我的那个大娘哟……

    （下面观众的声音已经盖过饰演大娘的演员，大叫：摁到地上怎么啦？）

    一没铺，二没盖，

    当兵的把大氅脱下来。

    我的那个大娘哟……

    （下面观众纷纷大喊：脱下大氅又怎么啦？）

    头朝外，脚朝里，

    当兵的从裤裆掏出一坨灰东西。

    我的那个大娘哟……

    （下面观众更兴奋了，大喊：以后又怎么啦？快唱！）

    左手捂，右手盖，

    它从俺的指头缝里插进来。

    我的那个大娘哟……

    （下面观众的热情达到了高潮，大喊：你感觉怎么啦？快唱！快唱！）

    头一下麻，

    第二下甜，

    第三下俺就上了天……

    ……

    台下的男观众们大喊狂叫，前仰后合，张牙舞爪，个个志满意得。媳妇和姑娘们则羞红着脸，低头不语……

    玉琴一天天地长大了，浑身发育得山是山、水是水的，惹得不少馋男人打主意。刘顺达也快要30岁了，还是孤身一人。两个人兄妹相称，相依为命。伙计们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是明镜似的。大家盘算着，什么时候把事情挑明，为他们俩正式订婚，免得闲言碎语，枝枝叶叶。

    平时，玉琴和伙计们为了取悦观众，在台上一会儿是夫妻，一会儿是父女、一会儿又是奸夫淫妇，唱一些滥词浪调，做一些下流动作，但在私下里却是规规矩矩，清清白白。虽然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窝下三烂的戏子，但在自己的心里，一个个都自视高洁，俨然是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

    十个戏班九个乱，“祥云”班却是独树一帜。

    事故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阴历春节。

    附近驻守的日军与当地维持会搞联欢，点名让“祥云”戏班演出，戏价每场五元。这在当时，算是高价了。

    刘顺达和玉琴商量，不去，但维持会长程老殿出面作保，说皇军是文明之师，让他们尽管放心。

    谁知闭幕后，就出事了。酒后的山田一郎队长对玉琴垂涎三尺，强行塞给刘顺达50元钱，把她留下了。

    可怜的玉琴身陷虎口，而她只是一只小小的羔羊啊。

    第三天，玉琴被送回来了。

    这样的事情，在同行里时有发生，但发生在玉琴身上就不一样了。塌天大祸把大家原来的美好设想，一下子砸碎了。

    沉默了两天。刘顺达说，往西走吧，那里是八路的地盘，咱们换个地方讨饭吃。

    于是，他们赶着马车，摸黑走到了涉县西戌村附近。与当地区政府联系后，八路方面传来意见，既然是戏班，那就编入太行剧社，一起搞抗日宣传吧，不过演出内容要净化，以新戏、小戏为主。

    几天后，太行剧社派来一个编剧，负责传授新剧目。

    虽然不算参军，但吃饭由部队供应，每人每月一元零用钱，而且巡回演出还有八路军和民兵的武装保护。

    慢慢地，玉琴从绝望中走出来了，她的心底又升起了一轮全新的太阳。只是过去的古戏装用不着了，来回携带，实在累赘，有些可惜。可是一转念，演古戏时的耻辱又涌上心头，气得她满眼酸泪。刘顺达说，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吧。

    当天晚上，他俩一起把古戏装抬到后山沟里，点起一把火，全烧成了灰。

    不长时间，他们就排出了几部现代小戏：《打倒汉奸汪精卫》《新三娘教子》《王二毛参军》。演新戏就要有新的服装、道具，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刘顺达天天犯愁，每到一个村庄演出，就先去找老太太、小媳妇商量。她们和她们家人的衣服，都可以派上用场的。

    农家衣服不愁了，化妆用品却是没有。由于日军封锁，城市里的化妆品进不来，只好用一些凡士林，配上红、蓝、黑三色，简单调和，涂上脸。描眉呢，只能用灶膛里的锅黑。

    虽然这样，玉琴却是津津有味，兴趣如火，不长时间就完成了旧戏到新戏的转变，而且还初步学会了话剧和歌剧表演。她只是再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事了，与刘顺达的关系，也成了单纯的兄妹或同事。

    她也没有什么奢望了，只想演好新戏，陶醉自己，就这样生活下去，一个人过到老。

    舞台上谴责最多的是日本鬼子，表演时却没有日本军装。

    刘顺达找来一堆破麻布，从槐树上摘下半筐槐豆，放进锅里煮，竟然染出了橙黄色，再让村妇们剪裁缝制。白天里看着粗粗糙糙不成样子，可晚上到了舞台，灯光一照，简直和日军的新服装一模一样。

    一部拥军戏里，有一个月下送情郎上前线的场面。玉琴心想，如果背景上能升起一轮明月，效果会更好啊。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突然想起了皮影戏。于是，她找来一个大箩筐，周遭用黑泥封实，密不透光，在箩筐一侧割出一个圆洞，把雪亮的汽灯放进去。演出时，前台灯光骤灭，后幕安排几个工作人员站在凳子上，把放置汽灯的箩筐慢慢地传递。这样，一轮皎洁的月亮，冉冉升起了……

    小村人并不明白怎么回事，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居然升起一轮明月时，惊得魂飞魄散，疑是鬼神作怪。

    为了感染观众，剧团想尽办法。一次，编剧临时编出一幕小戏《狗日本》，剧中，玉琴穿着绿衣服，扮成一名妇女，抱一个小娃娃，被日本人追赶，拉住要强奸……她演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满眼流泪，在台上呜呜痛哭，震撼了全场观众。这时，台下大人骂，小孩哭，共同吼叫“打倒狗日本……”

    编剧并不知道捅了她的心窝。只有刘顺达背过身去，默默流泪。

    露天剧场、河沟里、梯田上、旧戏楼里，面对着大山，沟沟岭岭，父老乡亲，玉琴把自己全部投入进去了……

    月儿弯弯影儿长，

    流亡人儿思家乡。

    问你家住在哪里？

    长城外，

    大道旁，

    村口正对松花江。

    莫非就是王家庄？

    王家庄，

    是家乡，

    七年不知怎么样。

    问你为啥不回去？

    提起来话儿长，

    日本鬼子动刀枪。

    ……

    《军民合作》；《儿童舞》《高加索舞》《拥蒋抗战舞》《叮铃舞》；《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二月里来好风光》《军民合作》《流亡三部曲》……

    一声声，一句句，燃烧的是她的血液啊。

    玉琴在唱着别人，更是在唱着自己。她用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热血，点燃着群山。

    每当这个时候，玉琴就感觉自己整个地燃烧起来了，腾飞起来了，心底和眼前便会幻化出无边无际的翠绿和橙黄色的温暖。于是，她的艺术情思便如杨花柳絮般翩翩而至，表演也就更加绘声绘色了。

    一出出简单直白的小戏，一泓泓真挚无比的情感，感动了太行山，感动了太行山窝窝里的人们，于是大山微笑了，大山沸腾了，大山像牛群羊群一样，默默地、乖乖地跟着八路军走了……

    玉琴和刘顺达直到建国之后才结婚。此时，玉琴已经30岁了，老刘更是年过四十。时间和战争，对过去是一次彻底的洗礼。

    他们一直在山西省工作和生活。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老刘被挡在了那边，玉琴依然在世。

    采访的时候，她再三告诫我，不要透露她的真实姓名，尽量少提过去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免得让晚辈们看了不舒服。

    原载于《人民日报》2015年7月22日作品版

    太行八勇

    被采访人李士华：男，78岁，河北省涉县党史办原主任，冀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被采访人申有财：83岁，河北省涉县西达镇申家村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后负伤回家，系伤残军人。

    如果说漳河是深扎在太行山里的一条树根的话，那么大丰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这条树根上千千万万条毛毛茸茸的须根中的一条。世世代代生活在大丰沟里的人们呢？只能算是看不见的微生物了。千百年来，生生死死，明明灭灭。

    大丰沟是一条怎样的无名山沟呢？

    漳河在“V”形山谷里呈蚯蚓状弯弯曲曲地蠕动，出涉县城往东南约60里，西侧茂茂密密的野树和野石间探出一溜水沟。沿着岸边挂在崖壁上的羊肠小道，向西南方向攀行，走上七八里路，始有烟火。依次有三簇人家，分别为席家村、申家村和牛家村，每村三五十户，滨水而居，聚族而栖。山坡上的黄土，山坡下的绿水，还有满山遍野的杂树野果，就是他们生命的依存了。

    山民们是何时潜入这里的呢？他们的祖先在哪里呢？连沟里60多岁的算命先生陈书凡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别看村小、地偏，却也像沟底里流动的泉水，山坡上静默的青石一样，对季节的冷暖，世道的静乱很敏感呢。比方说吧，以前买盐、打煤油都是赶着驴子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现在县城让日本人占领了，不能去了，只能不吃盐，不点灯。锅里没有咸意，夜里没有亮光，这日子的味道就全变了。还有山货，以前申家村有许姓三兄弟，经常到沟外去联络销路，还把山东边的商人带进来。大丰沟的核桃、黑枣、花椒像泉水一样哗哗地流了出去，换回一驮驮的棉花、小麦，使得家家户户的日子温温暖暖的。可现在不行了，日本人封锁了与山东的贸易，把几个来往的商人砍了头。人头装在鸟笼里，就挂在十字路口的柳树上。这样，那些堆满大丰沟的山货们，只能霉烂在沟底了……

    沟里人虽然愚钝，心底却是秋水明镜，这都是狗日的日本人闹的。

    于是，整个大丰沟都在怀念以前那些平静的日子。

    申家村的算命先生陈书凡，郑重地卜爻一卦，又闭上眼睛，推算一番，说：“蒋委员长会把日本人打跑的。蒋是‘草’字头，是木命。日本人在大海里，是水命。水生木，木为上。”

    申家村东坡有一所破庙，名曰龙泉观。

    上个月，龙泉观里来了几个外地人，开起一个铁匠铺，炉火熊熊，铁锤咚咚。后来，又来人若干，有铁匠、木匠、锡匠、锔锅匠等等。正是这些人，以前经常摇着铃铛在沟里走家串户招揽生意。

    席家村有李姓两兄弟，好奇，有一天就偷偷钻进去了。哇，满院子碎枪零件，还有地雷、手榴弹的外壳。原来这是一家八路军秘密创办的枪支修械所！

    小村人害怕了，他们哪里见过这些杀人器械呢。

    一次，不知何人在许家门口丢下几个子弹壳。许家三兄弟魂飞魄散，以为是炸弹，赶紧跑进龙泉观报告。那个姓高的八路军指导员拿在手里，开玩笑地往天空中一扔一扔的，吓得许家三兄弟面色如土：“别，别……”兔子一样跑得远远的。

    陈书凡叹一口气，又卜一卦，蛮有把握地对村民说：“这是一帮叫花子、土八路，成不了大事，待不长远。”

    算命先生的话可是大错特错了。

    龙泉观里的土八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仅修枪，还开始造枪了，不仅造枪，还造地雷、手榴弹了。不少村民也参与进来，帮着烧木炭、制硝、翻砂、辗黑药……

    那个年头粮食稀缺。雇工一天，土八路竟然发给二斤小米。这对饥饿的村民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好事呢。

    许家三兄弟自告奋勇，在高指导员支持下，当起了联络人，村民们的活计全由他们安排分配。

    不长时间，三个小村的青壮年差不多全参加进来了。

    终于有一天夜里，陈书凡也找到许家老大许三福，恳求挣小米。

    许三福不屑地说：“你不是说人家土八路不长远吗？”

    陈书凡嘿嘿一笑。

    他毕竟是沟里识字最多的人。许三福经与高指导员商量，安排陈书凡担任枪械所的专职文书。

    枪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又秘密从外地运来一个两米多高的冶炼炉，两台机床，还有一些图纸、量具。

    战场上的破废枪支、弹壳，拆毁的铁轨、汽车，还有从民间收来的废铜烂铁，纷纷向这里跑来。

    大丰沟里热火朝天。

    不长时间，龙泉观院子里装满火药的地雷、手榴弹便堆成了小山，像山民们秋后收获的核桃、黑枣。而后，一夜之间，却又全部飞走了……

    半年后的一个早上，日本人来了。

    其实，八路军的情报早早就传来了。修械所在许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陈书凡和牛家村壮工牛勇等七个人的帮助下，把设备分两处藏在尖儿寨的一个秘密山洞里，埋在鹰王山下的河滩里。村民们远远地跑到深山去了，只留下高指导员和他们七个人藏在周围的山洞里暗中守护。

    他们隐藏的山洞名叫阎王鼻子，位于山顶，极难攀爬。

    出乎意料的是，第三天早上，他们几个人还没有睡醒，日本人就悄悄地摸了进去，把他们全捕获了。也是他们大意了，谁说日本人不善爬山？日本人的手脚真是比猴子还灵敏呢。要知道，他们是山地民族啊。

    日军把他们八个人带到申家村岳三堂家的南屋里，用刺刀在每人的额头上挑开一个深深的血口，作为记号。这是惯用手段，目的是防止逃跑，便于识别。

    高指导员毕竟有经验，悄悄嘱咐说：“你们只承认是老百姓，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啊！”

    陈书凡岁数最大，胆子却最小，缩在屋角里，颤颤抖抖，呜呜地哭。

    许三福把头凑到他耳边，恶狠狠地说：“不要瞎说！如果暴露了修械所，杀死你全家！”

    皇协军开始审讯，追问修械所设备藏匿哪里？几个人都装糊涂。

    刑具是狼牙棒，棒上布满铁尖，没头没脸地猛打。

    八个人的头发连带肉皮一块块地被打掉在地，血淋淋的面部肿胀得像腐烂的倭瓜。高指导员身穿军装，自然被打得最重，右腿的骨头已经被打断了。李家老大李书田的肚子被打破，花花绿绿的肠子拥挤出来一大堆，弟弟李书春帮哥哥塞回去，一直用手紧紧地捂着。许三福、许三贞、许三祥三兄弟本是白发满头了，现在头发全被染红，血块结成痂，像戴了一顶脏脏的皮帽。牛家村的牛勇最年轻，也被打断了一只胳膊。陈书凡的七、八根手指被打碎了，哭丧着脸，用仅剩下的拇指和食指拿起地上的三个碎石片，抛在空中，口中喃喃自语，测算吉凶……

    连审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

    一个汉奸反反复复劝诱，谁说出修械所设备线索，就为谁治伤，就送谁一头犍牛。

    几个人咬定牙关，仍是承认自己只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夜深了，几个人又被拖回小屋，扔在地上。以前在修械所里经常见面说话，但大家忙忙碌碌，彼此并没有更多了解，现在总算有机会了。

    高指导员是四川人，从延安来的老红军，由于不够团级干部，35岁了，还没有女人。而牛勇刚刚31岁，已是儿女成群了。许家三兄弟俱已年届五旬，更是连孙子孙女都有了。李家兄弟是光棍，家中还有一个老娘。陈书凡年岁最大，61岁，两个女儿，都已出嫁。

    几天刑讯和饥饿，八个人早已奄奄一息。痛到极处，饿到极处，死是最大的解脱了。古人说视死如归，脱离痛苦，皈依安眠，不是受罪人的最佳归处吗？不能当汉奸，不能说出枪械所的地方，不能辜负了大丰沟这片水土。如果自己说出去，村里人会唾水成河，把自己，不，还有自己的家人都淹死的，把自己的祖坟都冲塌的。不能说！死也不能说！

    不能说，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眼前的形势明明朗朗。

    哦，窗外的大山们，北崖角、火焰山、南岭山、二郎山、老马寨、鹰王山……从小在这里打柴、割草，现在要一一告别了，来世再见吧。

    狗日的日本人，快快把爷爷枪毙吧，爷爷不想受罪了！

    既然已经认定了死，几个人的心里反倒平静多了。

    “唉，活了50年，早就够本了，我爹不到40岁就死了。”

    “你们是老百姓，就这样什么也不承认，或许最后会放你们走的。”

    “反正出去后也治不好伤了，不如就这样死了吧。”

    “生死在天，我前几天做过一个梦，梦见一口白皮棺材。”

    “别瞎说了，在阎王鼻子时，你打卦还说没事呢。”

    “哎哟，我疼啊，求你们帮帮忙，掐脖子、捂嘴，让我先走了吧。”

    “再忍一忍，死了就不疼了……”

    ……

    日本人牵着狼狗，在附近山里连续搜查四天，拷问了大丰沟里的每一块石头。石头们装聋作哑，都没有理睬他们。

    第五天早上，终于撤退了。

    撤退之前，皇协军把他们一一反剪双手，捆紧，扔在南屋角落里。门口堆满干柴，柴草下放置一枚铁雷。铁雷黑黝黝的，夜壶般大小。

    柴草点燃了。

    大火的炙烤和生命的感应，把昏死中的八个人再次唤醒了。

    他们开始了最后的本能的挣扎，高指导员用嘴狠命地啃咬着牛勇背后的麻绳，满口流血，竟然咬断了。牛勇爬起来，用仅有的一只手准备解脱高指导员，却被高指导员一头拱开了。这时，大火已经烧进了屋里，火舌舔着铁雷，铁雷马上就要爆炸！

    高指导员命令牛勇：“快走，不要管我们！”

    是啊，几个人浑身是伤，失血过多，连爬行的力气也没有了。

    西墙上有一个小窗。牛勇扶着墙壁，吃力地站起来，但根本爬不上去。本是垂死的人，他怎么能有力气呢。这时，高指导员爬过来，许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还有陈书凡拥在一起，拥成了一座人山。牛勇蹬住人山，用头拼命撞开木窗棂，终于将上身探了出去……

    这时，只听陈书凡哭喊道：“兄弟，出去捎个信啊，我没有瞎说，没有瞎说。”

    牛勇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火光映照下，只见几个人泪流满面，紧紧地拥在一起，惊恐地闭着眼，浑身瑟瑟颤抖着……

    “快走！”屋内的几个人一齐喝道。

    西墙下是一个斜坡。牛勇一闭眼，滚下去了。

    刚滚出十几米，耳鼓里“轰”的一声，铁雷炸响了……

    ……

    第二天，人们打扫遗迹时，发现整个石屋被炸塌了，碎碎的尸块和碎碎的石块飞出老远，肠子挂在树枝上，耳朵贴在石壁上，下巴落在水缸里……

    ……

    大丰沟枪械所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就是闻名军史的晋冀鲁豫边区最大的兵工厂——西达兵工厂！

    我去涉县西达镇大丰沟采访时，当事人牛勇已经去世30年了。牛勇的邻居申有财老人和另外几位老者，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以上情节。

    我看着沉默中的大丰沟，大丰沟也沉默地看着我，似乎在责怪说：70多年过去了，你们这些又懒又笨的作家记者才赶来，我已经没有兴趣理睬你们了。

    是的，如果我们70年前来到这里。没准儿，在“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之类的现代红色经典中，还会有一篇“太行八勇”的故事呢。

    原载于中宣部《党建》杂志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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