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平[5]

    第一章 罗斯福：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

    1945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无论是政治版图还是战争地图，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在这一年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历史性地将这一年定义为20世纪的转折之年。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把1945年称为“零年”，面对战争废墟，人们绝望的同时又满怀希望。

    4月12日，对正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来说，传来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消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续担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东海岸最美的佐治亚州的温泉镇，突发脑溢血离开了这个世界。

    60天前，这位唯一连续12年在白宫生活的美国人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了“三巨头”的第二次会晤。

    这三个名垂史册的人物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更早的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地点是伊朗德黑兰苏联大使馆。或许，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再也难以找到比他们三个人物相互间差别更大的人了。三位领导人各有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但，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合乎逻辑地使得他们在德黑兰聚到了一起。

    其实，选择会议地点似乎总是一个难题。这次也不例外，“三巨头”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书信磋商。斯大林希望会议在离苏联较近的地方举行，理由是苏德战场激战正酣。罗斯福的理由是美国宪法不允许总统长期不在华盛顿。1943年9月6日，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表示他“可以到诸如北非那样远的地方进行会晤”。事实确实如此，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与蒋介石在北非的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了三国在缅甸配合作战和战后处置日本的问题。丘吉尔则希望最好在塞浦路斯或喀土穆进行会晤。然而斯大林却在9月8日提出伊朗德黑兰作为“三巨头”会晤的最合适地点。两天后，丘吉尔同意了。但罗斯福仍然坚持在开罗或者在巴格达举行，后来又提出到巴士拉。但斯大林仍然始终以每天都要亲自与前线通过电报或电话指挥作战为由，一次次地予以拒绝，并建议以政府第一副主席维·莫洛托夫代替他出席相威胁。最后，罗斯福拗不过斯大林，只能答应前往德黑兰。

    举世皆知，罗斯福没有人帮助是不能自由行走的。因为他曾经患过脊髓灰质炎，虽然幸运地活下来，但已经是终身残疾。在他39岁生日的时候，病毒侵入他的脊髓，两天之内，他就瘫痪了，软骨和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从此戴上了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用轻合金制成的假器包住了双腿。1921年，他初入政界并战胜了病魔，并于1932年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11月7日，他三次连任。斯大林选定的德黑兰，山高路远，对体弱多病的罗斯福来说，真是一次艰难的旅行。他甚至在信中坦诚地告诉斯大林“我可不敢冒这个险”，但并没有获得苏联领导人的一丝同情。最终，他还是勇敢地来了，他不愿意失掉与苏联首脑亲自接触的机会。

    苏联驻伊朗德黑兰大使馆与英国使馆紧挨在一起，而美国使馆却地处城郊。有情报证实，希特勒情报机关有上百名间谍闻风而动，制订了“远跃”行动计划，准备谋害“三巨头”。当然，苏联人对美国总统的安全考虑也是非常周全的。经协商，特意把罗斯福安排在苏联大使馆居住，通常用作使馆办公厅的主楼，现在改作美国总统的“官邸”。时任斯大林翻译的别列日柯夫说：“恐怕很难找到比苏联驻德黑兰使馆这个庄园更为合适的地方，举行战时三国首脑秘密会晤了。这里没有任何干扰，也听不到东方城市的喧嚣声。宽敞的庭院，四周都是石砌的围墙。几幢浅色砖房稀疏地坐落在庭院的绿荫深处。”他们用几块高高的挡板截断苏联和英国两个使馆之间的街道，再在中间开辟一个通道，使得两个使馆连成一体。

    关于德黑兰会议的传说很多，有的说德国人阴谋暗杀“三巨头”，有的说苏联人暗地里监视罗斯福和丘吉尔，有的说英国使馆的间谍把整个会议记录的副本提供给了希特勒。但真正最重要的是，三国做出了在战时和战后的和平时期都将进行合作的决定，三国参谋部代表商定了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计划，就从东、西、南三方面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也就是说，三大国在德黑兰组成了真正的反希特勒同盟。这份由“三巨头”在1943年12月1日签署的《三国宣言》宣告世界：我们在这里达成的相互谅解，保证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关于和平，我们确信，我们之间现存的协同一致，必将保证持久和平。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及所有联合国家对实现这种和平负有崇高的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球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并在未来许多世代中，消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和我们的外交顾问一起研究了未来的问题。所有和我们三国一样专心致力消灭暴政与奴役、压迫与苦难的大小国家，我们都将努力谋求他们的合作与积极参加。我们欢迎它们在它们愿意的时候加入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在陆地上消灭德国的军队，在海上消灭德国的潜艇和从空中消灭德国的军工厂。

    我们将无情地、日益猛烈地进攻。

    我们结束了我们友好的会议，满怀信心，期待着那样一天的到来，那时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受暴政的压迫，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和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生活。

    我们满怀希望和决心而来，我们作为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而离去。这样的宣言，直白简洁，没有了神秘气味，且文字优美，富有感情，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神圣，它的结尾甚至像一首诗歌，读起来多么动听，它对未来岁月、对数百万人的生命即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在那个时刻，深受前所未有的战争折磨的世界都密切关注着“三巨头”的每一个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不仅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第一次会晤时做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三国会议的结果。

    在五天的时间里，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共计进行了九次大大小小的谈话或者会议，其中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共举行了四次。

    罗斯福在德黑兰的第一场会谈是在第一天，即11月28日，和斯大林举行的。这也是罗斯福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地点是在靠近主会议厅的一个房间。为了使会谈充满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罗斯福事先就提出他一个人参加，就连他通常的翻译查尔斯·波伦也不带。

    那天下午，斯大林身着元帅服，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步，等待着罗斯福的到来。

    “哈罗，斯大林元帅。”一个菲律宾仆役推着轮椅走了进来，罗斯福笑容满面地坐在轮椅上，精神抖擞地向斯大林打着招呼，一边伸出了手，一边说，“我好像来晚了点，请原谅。”

    “不，总统先生，您来得很准时，”斯大林说，“是我来得早了点，我做主人应该这样。不管怎样，您是到我们这儿，可以说是到苏联领土上来做客的。”

    “我表示抗议，”罗斯福大声笑起来，“我们不是规定得很明确，在中立国会见吗？况且这里是我的官邸，您才是我的客人呢。”

    “咱们别争了，总统先生，您最好还是谈谈，给您安排得还好吗？您是否还需要什么？”

    “不，谢谢，一切都很好，我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这就是说，您喜欢这里。”

    “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所房子。”罗斯福说。菲律宾仆役将轮椅推到指定位置，把椅子转了过来，拉紧轮椅的闸，退了出去。

    斯大林拿起烟盒，请罗斯福抽烟，罗斯福谢绝了。斯大林自己从烟盒中掏出一支香烟，插在一个精致的烟嘴上，抽了起来。

    “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像是在表达歉意似的。“您那个赫赫有名的烟斗哪里去了？斯大林元帅，据说您就是靠这个烟斗来熏跑自己的敌人的？”罗斯福真是一个懂幽默有情趣的人。

    斯大林狡黠地笑了笑，眯缝着眼睛，从容不迫地说：“看来，我几乎把他们全部都熏跑了。不过严格说起来医生是要我尽量少抽烟斗的。可我还是把它带来了。为了使您愉快，我下次一定带着它。”

    “应该听医生的，”罗斯福认真地说道，“我也得这么做。”

    会谈一开始，罗斯福就给这位苏联伟大的独裁者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将打算把30—40个师的敌人从苏德战场上引开。斯大林对罗斯福送来的礼物表示感激，并对美国在给远离美洲3000英里之外的200万军队提供支持时面临的后勤困难表示同情。随后，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打算跟他谈谈战后问题，包括与苏联的贸易问题。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成为美国的一个大市场。罗斯福表示同意，并指出美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希望由苏联提供。随后，他们还交谈了有关法国和印度的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谈及了中国问题。他们都认为，尽管中国人是优秀的战士，但像蒋介石这种人对他们的领导很拙劣，所以蒋介石的军队仗打得很糟糕。

    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个人会晤是从当天下午3点开始的，持续了一个小时。会谈结束后，两人随即于下午4点转至隔壁正式会议厅，与丘吉尔一起举行了三大国首脑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罗斯福主持会议。他说：“作为在座的政府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冒昧地第一个发言。我愿意向我们这个新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桌周围的全体与会者保证：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关于会议如何进行，我还想说几句。这里谈了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打算发表，但我们彼此要像朋友一般开诚布公。”

    随后，在罗斯福的邀请下，丘吉尔和斯大林分别就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的意义作了自己的开场白。

    丘吉尔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力量的最伟大的集会。我们手中掌握着缩短战争、赢得战争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钥匙。我愿为我们要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

    斯大林说：“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历史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和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竭尽全力为了共同合作而很好地利用我们的人民授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英美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北部的计划。罗斯福和斯大林保持了他们之间已经达成的默契，联手对付了丘吉尔。他们坚持认为，以“霸王行动”（Overlord）为代号的这个军事计划，绝对是1944年的头等军事大事。“霸王行动”与丘吉尔的围绕意大利和巴尔干展开军事行动的地中海战略存在着矛盾，但在讨论中斯大林站在了罗斯福一边，丘吉尔只能原则上表示同意。斯大林之所以支持“霸王行动”，正是因为“霸王行动”与他一贯主张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当然，斯大林也给罗斯福送来了一个礼物，那就是他当面做出了重大声明——在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将承诺加入远东的对日战争。而这个军事承诺，正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一直想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

    在11月29日下午2点45分，罗斯福再次会晤斯大林。在递交给斯大林有关铁托游击队和建议苏联向美军提供沿海空军基地的两份机密报告后，罗斯福提出想与苏联领导人谈一谈将来的“世界体制”问题。

    罗斯福说：“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证战后持久和平的组织，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就曾建议签订一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宣言，因为中国对未来的世界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并不急于讨论这类组织的问题，但如果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之前能做到这一点，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斯大林说：“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种讨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罗斯福说：“战争结束后，应该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将建立在联合国家的原则基础上，而且，它将处理的不是军事问题。它不应像国联那样。这个组织将由35个或者50个联合国家组成，它将提出各种建议。除此之外，这个组织不应有别的权力。这个组织应在不同的地点而不应固定在一个地点开会。这样做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21个美洲国家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开会。”

    “那么这个组织的执行机构由谁组成呢？”斯大林问道。

    罗斯福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包括三个独立的机构。第一，成立一个由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四个国家组成的警察委员会，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成立一个除处理军事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的执行委员会；第三，成立一个总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每个国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小国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斯大林说：“总统提出的格局是好的，但欧洲的许多小国或许不满意，是否还是不要成立一个组织，而是建立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

    罗斯福说：“元帅的建议跟丘吉尔首相的建议差不多，他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组织、一个远东组织、一个美洲组织。但是，如果不是日本在1941年进攻美国，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国会同意派美国军队来到欧洲。”

    斯大林问道：“如果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组织，特别是四个警察，美国会不会把军队派到欧洲来？”

    “这倒不一定。”罗斯福真诚地说，“不过，如有必要使用武力反对可能的侵略，美国可以提供自己的飞机和船只，而往欧洲派兵可以由英国和俄国来负责。”同时，罗斯福指出，使用武力制止侵略的方法有两种。如果出现革命或侵略的危险，或其他类型的破坏和平的危险，那么当事国将被隔离，使那里的战火不致蔓延到别国的领土。第二个方法就是组成委员会的四个国家可以向该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危及和平的行动，并指出，否则它将遭到轰炸，甚至被占领。

    说到这里，斯大林转换了一个话题，说起前一天午餐时，在罗斯福走后，他和丘吉尔谈到了维护未来的和平问题。丘吉尔说德国在战后不能很快恢复它的实力。但斯大林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德国只需要15—20年的时间就能够东山再起，然后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斯大林还举例说：“德国在1870年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在1871年结束的。这次战争之后仅仅过了42年，也就是1914年，德国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21年之后，即1939年，德国再一次发动了战争。看来，德国恢复实力所需要的时间正在缩短。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让它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即将成立的这个机构应该有权占领重要战略据点。”

    听了斯大林提出的这些意见，罗斯福高兴地点点头，说：“我百分之百同意斯大林元帅的看法。”

    因为斯大林要出席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向斯大林格勒赠送宝剑的仪式，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谈话不得不终止。“斯大林格勒之剑”是乔治六世为纪念这座英雄城市和它英勇的人民赠送的礼物。在《国际歌》和《天佑吾王》乐声中，斯大林从丘吉尔手中接过英国国王的礼物，并亲吻了宝剑，随后转身交给伏罗希洛夫元帅。因为伏罗希洛夫没有接好，一不小心将宝剑掉在了地上，成了这次赠送仪式的一个尴尬的插曲。

    从11月29日下午4时开始，“三巨头”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就这天上午召开的军事代表会议的结果进行讨论。由于军事代表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三巨头”不得不亲自做出决定。针对美英关于“霸王行动”的分歧，斯大林果断地站在了罗斯福一边，向丘吉尔施压。

    当丘吉尔长篇大论地述说英国的观点时，斯大林甚至有些厌烦地问道：“我们打算在德黑兰待多久？”

    丘吉尔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这些指示不拟定好，我就不准备吃饭。”

    斯大林说：“我是说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会议。”

    罗斯福笑着说：“斯大林元帅在德黑兰待多久，我就准备待多久。”

    丘吉尔接着说：“如果有必要，我准备永远留在德黑兰。”

    真是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啊！从这样十分克制的玩笑话中，谁都能读得出“三巨头”内心的较量。

    由于在实施“霸王行动”的时间、行动和指挥员人选任命的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依然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再次不耐烦地说道：“如果可以提一个冒昧的问题，那么我想问问英国人，你们对‘霸王’战役究竟有没有信心？还是只不过是为了安慰苏联人说说而已。”由此可见，在讨论中，大国首脑之间的交锋尖锐到何种程度。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德国问题。时间是12月1日16时开始至19时40分结束的圆桌会议上。

    问题是由罗斯福提出来的。

    斯大林问：“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罗斯福说：“分割德国。”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赞成。”

    丘吉尔说：“我赞成分裂德国。不过，我想要仔细考虑一下分解普鲁士的问题。我也主张把巴伐利亚和另一些省从德国划出去。”

    丘吉尔的建议使人感到有些突然。大厅内一片沉寂。

    然后，罗斯福再次发言。他说：“为了便于我们讨论，我想阐述一下我本人两个月前拟定的把德国分为五个国家的方案。”

    “我想强调一下，”丘吉尔打断了罗斯福的话，“德国的祸根是普鲁士。”

    罗斯福赞许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总的轮廓，然后再谈细节问题。我的意见是，应该尽可能削弱普鲁士和缩小它的领土。普鲁士应该是德国第一个独立的部分。第二个独立的部分应包括汉诺威和德国西北部一些地区。第三部分是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第四部分是黑森省、达姆斯达特、卡塞尔以及莱茵河以南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各旧城。第五部分是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这五部分中每一部分都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外，还应把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从德国分割出来。这些地区将由联合国家或四大国来管辖。鲁尔省和萨尔省应置于联合国家或整个欧洲的托管机构的监督之下。这就是我的建议。我事先声明，这个建议不过是抛砖引玉……”

    当时，几乎整个欧洲尚处在法西斯压迫之下。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关于分割德国的建议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而且，立即使人产生了疑问——在20世纪中叶能迫使德国人民重新接受像过去封建小国割据时期的那种局面吗？美国总统决定重新划分德国版图是否过于大胆了呢？

    但是丘吉尔这个老练狡黠的政治家似乎支持罗斯福的想法。

    “你是全部都端出来了，”丘吉尔对罗斯福说，“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破坏性的，另一个是建设性的。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把普鲁士从德国其余部分孤立出来，第二是把德国南部诸省——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帕拉蒂纳特等从萨尔到萨克森都分割开。我将置普鲁士于十分苛刻的条件之下。我认为，很容易使南部各省脱离普鲁士而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生活在多瑙河流域的人不是战争的起因。无论如何，我对普鲁士人可要比对其他德国人严厉得多。南部的德国人不会发动新的战争。”

    时任俄方翻译的别列日科夫认为：“丘吉尔的这番议论使得德国的未来命运问题又有了新的内容。他主张分割德国和压制普鲁士，同时策划建立某种新的类似布头哈布斯堡王国（指奥匈帝国，“布头帝国”是对其讽刺的绰号——引者注）那样的实体。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关于多瑙河联邦的这番议论的含义。毫无疑问，按英国首相的设想，这种联邦必须置于西方大国的控制之下，而把苏联同西欧隔离开来。这个计划显然同丘吉尔本人关于英美部队在巴尔干登陆，以便在东南欧‘赶在俄国人的前面’的主张是前后呼应的。”

    斯大林坚决反对这个计划。

    “我不喜欢成立新的联邦国家的计划，”他十分冷淡地说，“既然决定分解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罗斯福总统建议将德国分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这个方案可以研究。至于谈到英国方面的建议，那么应当注意以下情况。丘吉尔首相很快就要像我们现在一样，要和大批德国人打交道。那时他就会发现在德国军队里作战的不只是普鲁士人，还有其他省份的德国人。只有奥地利人在快要当俘虏时才叫喊：‘我是奥地利人！’于是我们的战士就接受他们的投降。至于其他省份的德国人，他们打起仗来都一样残酷。不论我们怎样处理分割德国的问题，都无须建立什么新的毫无生命力的多瑙河联邦。匈牙利和奥地利应各自单独存在。奥地利未被希特勒侵占以前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

    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看法。他说，出生于德国各个省份的德国人没有什么区别。50年前曾有过区别，但现在所有的德国兵都一样。

    接着，丘吉尔再次发言。“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的意思理解为我不赞成分割德国，”他声明说，“但我想指出，如果仅限于把德国分成几个部分，而不进行联合，那么，就像斯大林元帅说过的那样，有朝一日，德国人要统一起来的。”

    “没有任何办法能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斯大林反驳说。

    “斯大林元帅喜欢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吗？”丘吉尔恶意地问道。

    “这和欧洲有什么关系？”斯大林驳斥说，“我只不过不知道是否需要成立四个、五个或六个独立的日耳曼国家。这个问题需要讨论……”

    见斯大林和丘吉尔争执起来，罗斯福赶紧“灭火”。他问道：“是否需要成立研究德国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三国代表组成的伦敦委员会研究。”

    斯大林表示同意将此问题提交伦敦委员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往往也是一种政治，并充满着政治家的强大智慧。德黑兰会议用餐都是在苏联大使馆，几次重要的午宴也都是斯大林做东。宴会厅与会议厅紧挨着，小巧精致的三国国旗在洁白的台布上耀眼夺目，餐具周围自然地摆放着红色石竹盆景。菜单是用英文和俄文两种文字书写的，菜肴都是在这种场合比较常见的：各式冷盘、肉汤、煎牛排、雪花冰糕、咖啡，饮料有高加索葡萄酒、矿泉水、柠檬水和苏联香槟，当然还有伏特加酒、白兰地和维尔木特酒。罗斯福喜欢高加索葡萄酒，丘吉尔喜欢白兰地，斯大林则是他喜欢的伏特加。

    午宴吃起来无拘无束，但作为东家却是颇费心机。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美味佳肴上，当罗斯福想知道高加索饭菜的独特之处时，斯大林当然地表现出行家里手的风度。这时，斯大林提起了早饭时罗斯福十分喜欢吃的鲑鱼，然后对他说：“我已吩咐让人送来一条小鱼，想现在赠送给您，总统先生。”

    “这太好了，”罗斯福惊叹地说道，“您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我夸奖了鲑鱼菜，没想到给您添了麻烦，这使我很不安……”

    “没有什么麻烦，”斯大林说，“相反，能为您效劳，我感到很高兴。”说完，斯大林马上吩咐把这条今天早上专门用飞机运来的“小鱼”送给罗斯福。

    过了一会儿，餐厅的门开了，只见四名身材魁梧的军人站在那里，他们手中托着一条两米多长、半米多宽的鲑鱼。这个队伍的后面站着两名菲律宾厨师和一名美国安保人员。这实在是一条惊人的庞然大物。当它被送到罗斯福身边后，总统足足欣赏了好几分钟。送鱼的队伍离开的时候，餐桌上人们的眼神依然盯着斯大林的这条“小鱼”，只见那条大鲑鱼的尾巴还和着抬着它的士兵脚步的节拍上下摆动，好像是在跟大家挥手道别。

    而就在斯大林的“小鱼”还没有送来的时候，罗斯福内心里对斯大林准备的这份礼物已经非常感动，主动讲到战后将有广泛的机会发展美苏两国经济。他说：“诚然，战争使俄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斯大林元帅，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恢复工作要做。在这方面美国拥有经济潜力可以给您的国家以重要的援助。我想，在我们共同战胜轴心国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向苏联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这还仅仅是初步设想，还需要在适当的范围进行讨论，但大体上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斯大林表示感谢。罗斯福说：“无论如何，我本人将过问此事。”

    对于德黑兰会议的记忆，“三巨头”都是十分难忘的。而对丘吉尔来说，因为在这里度过了他69岁的生日，自然更加记忆深刻。他比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要大五岁左右，所以当他公开11月30日是自己生日，希望在英国大使馆安排第三顿午餐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坐在我右边的是美国总统，坐在我左边的是俄国的主宰者。我们几个人实际上控制着世界上的所有舰队和四分之三的空军，统率着参加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战争的、大约2000万人的大军。罗斯福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只精美的波斯陶瓷花瓶；这只花瓶在我回国的途中被打碎，但又被奇迹般地修复，现在还被我作为珍品保存着。”

    丘吉尔在回忆录里没有说俄国的主宰者送给他什么礼物，实际上斯大林还是给他带来了惊喜。此前，丘吉尔在喝咖啡闲聊时曾顺口说他非常喜欢苏联歌唱家瓦季姆·科津演唱的俄罗斯抒情歌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斯大林记住了这件事。很快，这位歌唱家被请来了。不难想象，在生日宴会上，科津本人的出现以及他的现场演唱对丘吉尔来说，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外惊喜？！斯大林善于制造令人感到意外而又高兴的礼物，善于营造融洽的气氛。对于政治家来说，除了说明他是一个善于把握细节的人之外，或许也是一种政治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家的情商。是的，情商，对于政治对于外交，具有历史想象不到的魅力。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很善于跟与他谈话的人形成一种亲密关系的人。因此，在私人层面上，罗斯福和斯大林通过第一次会晤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显然，把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隔开的当然是意识形态的鸿沟。

    据气象预报说，12月2日德黑兰地区将降大雪。天气骤然变坏，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罗斯福需要尽快飞离德黑兰。“三巨头”原本决定在这天将举行全天会议，由于老天爷不给力，不得不取消。12月1日晚间，“三巨头”紧急集合，仓促通过了会议的最后宣言。因为时间紧张，宣言的俄文和英文文本都没来得及重新打印干净，甚至连象征性的隆重仪式也没有举行，只采取类似“询问”的形式分头收集这一重要文件的签字。

    12月2日早晨，天色阴沉，阵阵寒风吹卷着庭院里缤纷的落叶。罗斯福身披他那一件标志性的黑色斗篷，头戴一顶泛着皱褶的老式帽子，戴着夹鼻眼镜，露出的牙齿衔着一个长烟嘴，坐在轮椅上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这位身患重病的总统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毅力，让每一个为他送行的人为之动容。两名健壮的美军中士把总统的轮椅推到军用“维利斯”汽车旁，然后将他抱到靠前的座位上，并在他的腿上盖上一条羊毛毯。斯大林和丘吉尔站在送行的队伍中。隔着车窗，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紧紧握手，祝他一路平安。罗斯福说：“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工作，各项协议必将保证我们获胜……”和德黑兰会议一样，“三巨头”的第二次会晤可谓是在紧张的时代举行的紧张的会晤。这次会晤是在黑海之滨的疗养胜地克里米亚的一座罗可可风格的宫殿里举行的。在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里，这次会晤名为“雅尔塔会议”，而苏联人的档案里则叫克里米亚会议。

    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从1944年的夏天就提议召开的，他原本希望1944年9月在苏格兰举行，但由于斯大林军务缠身没有同意。后来，他又建议把地点定在黑海的某一个港口，这样一来，讨厌坐飞机的斯大林就可以坐火车直达黑海海滨。然而，这个时候，美国又进行总统选举，所以就决定把会议延迟到1945年1月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仪式之后。为此，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会议的地点上讨价还价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他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意见，选择了这座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夏宫。

    这座名叫利瓦吉亚宫的漂亮宫殿，是用金黄色的石头砌成的，像一个三层的大蛋糕，坐落在林木繁茂的花园之中，环境确实漂亮极了。皇宫一共有50个房间。在德国占领克里米亚期间，曾经遭受严重破坏。为了这次会议，俄国人对它作了尽可能的修缮。细心的斯大林考虑到罗斯福身体的原因，就安排他住在这个海岸边最漂亮的宫殿的一层，以减少他痛苦地移动，每天一次的全体会议也因此在这里举行。

    总的来说，雅尔塔会议要比德黑兰会议更加隆重，与会代表团更加庞大，而且有许多关键人员，英美代表团共有700人。陪同罗斯福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莱西海军上将、马歇尔陆军上将、金海军上将、库特少将、迪安少将、麦克法兰将军和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以及翻译波伦。英国代表团除了丘吉尔首相之外，包括外交大臣艾登、布鲁克陆军元帅、波特尔空军元帅、坎宁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陆军元帅、伊斯梅将军和伯尔斯少校。斯大林带领的苏联代表团，阵容也非常强大，陪同成员包括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陆军大将、楚贾科夫空军元帅、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和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葛罗米科、古谢夫、马伊斯基。

    罗斯福是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到达马耳他的，然后他在这里等待丘吉尔一道乘飞机前往雅尔塔。1945年2月3日，当美国总统带着他的近400名随从，外交官、军人、顾问、贴身的打字员、个人仆役在萨基机场降落的时候，苏联人的会务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利瓦吉亚宫的桃花心木护壁板和改作会议室的舞厅的地板，都打上了蜡。房间里的家具古董而结实，还有镶在涂成金色的粗笨画框中的巨幅油画，高大的铜灯、橘黄色的丝灯罩、布卡拉地毯，以及三车皮共计16吨鱼子酱，还有战时俄国能生产的最好的菜肴和最丰富的烧酒，等等，据说都是苏军总后勤部从莫斯科运来的。

    斯大林住在离这里两公里以外的科列兹别墅，他让丘吉尔住在稍为远一点的沃隆佐夫别墅。因此，有新闻记者评述，斯大林这样的安排是限制了英国人与美国人私下的会晤，因为丘吉尔要去见罗斯福就必须从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经过。

    此时此刻的罗斯福确实衰老了，丘吉尔曾跟他身边的人抱怨说：“他已经没有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日常生活上，罗斯福都是一个巨人，现实，坚毅，不断向顶峰攀登，并给美国人民以激励，直到忘了来自自身的灾难。他在美国1929年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拯救美国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新政”，1941年他重新武装了软弱无力的美国，随后又制定了《大西洋条约》，在最后的两个任期中他把精力用在了反对纳粹主义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一些西方的评论家认为，此时的罗斯福神志模糊，“多年的梦想缠绕着他，而且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恺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这些年，罗斯福反复强调，达到长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联合国是他的前任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就提出来的。但在西方观察家看来，罗斯福的“这一行动的宽宏却被一种仇视所破坏——必须要做到两点：‘粉碎结成联盟的德国和日本，阻止斯大林对希特勒可能向他提出单方面媾和的诱惑让步’”。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他“为了这种幻觉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在他们合著的《病夫治国》一书中，评价罗斯福与苏联实行结盟实在是一种神志模糊的病夫表现。他们说：“这种对于政治和战略现实的错误判断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吃惊。因为，如果说希特勒希望在1944年有这样一种停战的话，他也将从西方盟国方面得到，以便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与红军的战斗中去。从1941年起，他就不隐瞒这一点了。他将真正的敌人放在东部。神志模糊的第二种表现是，罗斯福加重了判断对手的错误，特别是斯大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人格令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他甚至说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我相信，如果我给他我能给予的一切，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话，出于礼貌，他将不会试图吞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此时此刻的罗斯福对世界的版图是如何划分的呢？我们可以看看他当年对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是怎么说的。罗斯福告诉斯佩尔曼：“世界的瓜分将是很简单的。远东归蒋介石，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嘛？归美国。非洲？归英国，因为有通往印度的航道。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他肯定会要求巴尔干国家——芬兰、比萨拉比亚、波兰的一部分。我跟他比跟丘吉尔合得来，丘吉尔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跟我一样。这样，在我们之间基于现实主义的彼此赞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就像在德黑兰会议一样，在雅尔塔，“三巨头”除了召开三方全体会议之外，也有双边会谈。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8天的时间里，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先后开了八次全体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个公报、签订了一份议定书。“三巨头”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

    2月4日，在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三巨头”进行了礼节性的双边会晤。斯大林再次作为东道主，先是跟丘吉尔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接着，斯大林与罗斯福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就像在德黑兰一样，两人继续挑了法国领导人戴高乐的毛病。当天下午5时，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斯大林总是能讨得罗斯福的欢心，他请罗斯福宣布会议开始。或许，这正是罗斯福心理上所需要的，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誉。罗斯福说：“三国首脑彼此已十分了解，而且我们之间的相互谅解还在增进。我们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持久和平，所以我们的交谈是开诚布公的。经验证明，谈判中的坦率态度有助于尽快达成圆满的决议。”

    第一次会谈主要是“三巨头”听取苏德战场形势与前景、军务和战斗行动的报告。东线由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做报告，西线由美军马歇尔将军做报告。这次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零四十分钟，斯大林在他面前的白纸上画狼，丘吉尔抽了大量雪茄。由于汇报的冗长，罗斯福身体渐渐不支，直到晚上与两位大人物一起吃饭时才又活跃起来。大勺大勺的鱼子酱、新奥尔良烤鸡、肉末、通心粉、罐头水果，“三巨头”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前前后后共干了12次杯。罗斯福祝愿“尊重小国的权利”，丘吉尔举杯祝愿“百年的和平”，斯大林祝愿“伟大的同盟获得胜利”。

    2月5日，第二次会议才真正地涉及最为敏感和重要的问题——德国的未来。“三巨头”秘密协定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与其单独媾和的问题，决定将德国分成几个占领区以及柏林分几块管理，但“在德国尚未被彻底击溃之前，这些条件不予发表”。

    随后，“三巨头”就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磋商。

    斯大林开列了一个巨大的赔偿计划和赔偿方式，认为德国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大约为26000亿卢布）。因此，苏联要求德国的赔偿不应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用货币支付，而应用实物支付，期限为10年，且通过没收资产和逐年接受产品所得的对于自己直接物资损失的赔偿，应不少于100亿美元。

    “俄国的牺牲无疑要比其他国家的大！”丘吉尔听后立即给予反驳，并列举英国遭受的破坏，大声说，“德国能怎么样？我们面对的是闹饥荒的德国幽灵及其8000万人！归根结底不还是得由盟国来养活德国人吗？要骑马，就得喂它干草和燕麦。”

    “马不应该扑向我们！”斯大林厉声说。

    “我的隐喻不恰当，我们用汽车来代替马，汽车是需要汽油的。”

    “这同样不能类比——德国人不是汽车，是人。”斯大林不依不饶，“应当考虑到的是，战后的德国将摆脱军备开支。而它战前每年用于军备的开支数额达60亿美元！”

    斯大林和丘吉尔爆发的激烈争吵，像往常一样，罗斯福成为谈判天平上的砝码。这次，罗斯福把天平再一次倾斜给斯大林。斯大林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些在这场战争中蒙受损失最重的国家将首先得到战争赔偿，战争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为此，丘吉尔无奈地开玩笑说：“我在讨论战争赔偿问题上太好说话了，要知道，英国议会有可能不赞成这么做，他们有可能要赶我下台。”

    斯大林笑着说：“这可不那么容易，胜利者不会被赶下台的！”

    丘吉尔说：“我喜欢这样的原则：各国各取所需，而德国尽其所能。这应该是赔偿计划的基础。”

    “我更喜欢另外一个原则，”斯大林说，“按功取偿。”

    在随后的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建立维护和平安全的联合国组织问题、建立自由独立的波兰问题、南斯拉夫和东南欧国家的边界问题、肢解德国的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关于海峡和世界上其他水道的协议问题，以及对罗斯福来说极其关心的苏联参加远东战争对日宣战的问题。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是多么重要，对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关于会议的有关细节，本书在后面还将陆续提到。在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还是第五天会议上有关苏联同意对日宣战的讨论。

    罗斯福想爱惜美国人的生命，坚持加强对日本列岛的轰炸。他希望美国飞机的起飞基地设在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并希望苏联军队能够保证对日本列岛的清理。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进行了私人会晤。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有：苏联将废除1941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并在打败德国两到三个月后加入远东战争。苏联得到的回报是：收回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中因战败而输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归还南萨哈林岛，把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蒙古维持现状；把中国的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把大连港国际化，并保障苏联在该港的权益；成立中苏联合公司，保障莫斯科横贯满洲的铁路运输权利。在这一个秘密协定中，唯一限制的条款是：与中国有关的特许权还必须跟中国人谈判，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还有一条，就是美国总统承诺“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而且“三巨头”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显然，“三巨头”在不告知中国的情况下，在背后出卖了中国。

    这一天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打开了科列兹别墅。斯大林的厨师乌其科夫使出浑身解数，前前后后上了20道菜，桌子上摆满了汤和肉，腌鱼、熏鱼、水果和大量的鱼子酱，以及伏特加、白兰地和又甜又酸的香槟。干杯达45次。直到子夜一点钟，罗斯福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地请求告辞时，才结束了这次惊人的晚宴。

    2月11日，是星期天，“三巨头”在这天中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同意在会后发表联合公报。会前，罗斯福乘坐特别的吉普车在利瓦吉亚宫前面的花园中兜风。中午12点50分，“三巨头”走到桌前，秘书们已经给他们打印好了公报，等待他们签字。公报宣布了“三巨头”在击败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联合国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波兰、南斯拉夫、外长会议等九个方面问题的政策。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三巨头”要求英苏美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最后，“三巨头”发表声明，承诺“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了我们的共同决心，即我们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能确定无疑地取得胜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政府对本国人民以及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应负的神圣义务。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相互了解，才能实现类最崇高的意愿——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应能“确保所有国家的一切人，都能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地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可能，在最近几年内为这种和平创造最重要的条件。在20世纪，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当然，除了2月11日公开发表的这份政策声明的《雅尔塔会议公报》之外，“三巨头”还签订了一份秘密的《雅尔塔议定书》，其中包括更加保密的《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和涉及出卖中国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在后面，我们还会插叙有关这一次会晤的情况，尤其是有关中国问题的协定。

    三个小时之后，“三巨头”道别。斯大林为客人们准备了礼物，比如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熏鲑鱼、鲱鱼、黄油、柑橘等。罗斯福送给斯大林黄香烟、巧克力、电动刮胡刀和罐头果汁等，还有给红军英雄的一大把美国勋章。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警卫人员把罗斯福抱上车，然后他们抵达港口登上了旗舰“凯考克丁号”。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就是靠这艘旗舰与白宫保持联系。舰长使出浑身解数，全身披挂准备了丰富的美国式晚宴，让总统体会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在这天晚上，黑海舰队的乐队接到了斯大林的命令，要为罗斯福演出一场特别音乐会。罗斯福像一只瘦鸟一样，摇摇头，他害怕喧闹，就让夫人和女儿代表他出席，他则躲进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舱房中睡觉。

    无论身体和精神，为了美国和美国人民，还有自己的政治梦想，疾病缠身的罗斯福已经疲惫不堪。他的军舰在漂洋过海，把他送回自己的家乡。他太累了，静静地躺下了，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听不到希特勒第三帝国最后的堡垒崩溃的声音了。

    60天后的4月12日，在美国东海岸佐治亚州的温泉镇，罗斯福的脑血管突然破裂，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世界，因此失去了平衡。

    第三章 斯大林：“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

    现在是1945年5月1日凌晨3时50分，斯大林别墅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朱可夫元帅从柏林前线打来的。值班员接了电话，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我请求叫醒他。事情十分紧要，不能等到早上了。”

    斯大林起床接了电话。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和戈培尔委派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送来的停战建议。

    “这个无耻之徒，终于折腾死了！可惜没能抓到活的。”斯大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又急忙问道，“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雷布斯将军说，已经火化。”

    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雷布斯谈，也不同其他希特勒匪徒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天亮前就别给我打电话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现实和历史往往总是遭遇这样奇妙的巧合。四年前的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夜晚，当德军向苏军发起进攻的时候，斯大林也正在睡觉，也是朱可夫打来电话请求值班员把最高统帅叫醒的。如今，战争即将结束了，德国人乞求媾和，朱可夫又在深夜把斯大林从床上叫起来。

    希特勒死了，战争结束了吗？斯大林，这位强硬且狡黠的斯拉夫人并没有因为希特勒的死去而露出笑容，他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或者说战争的危险依然在继续。一个月前，他在接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战后德国的担心。他说：现在我们在痛揍德国人，而许多人都认为德国人永远没有能力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憎恨德国人。但这不应当蒙蔽一个人对德国人的判断。德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还包括优秀而勇敢的士兵。要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会存在下去。我们在跟德国人战斗，并且要战斗到底。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会跟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德国人不会心慈手软，但我们的盟友会的。所以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再次起来侵略我们。斯大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把与希特勒法西斯的这场战争不仅仅看作军事斗争，也看作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他深知：战争较量之后的胜负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不仅仅取决于战场，还取决于各方结成的政治同盟。因此，与英美结成“伟大的同盟”既是军事同盟，也是政治同盟。早在1941年11月，他就详细分析了德国人的意图——利用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恐惧心理拉拢他们加入反苏同盟。在1942年10月，他仍然担心，要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胜出，那英国人就会打算与德国媾和。直到1943年6月，斯大林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的外交工作重点，一直都集中在确保希特勒与英美国内的反共分子分裂苏联与西方同盟的阴谋不能得逞。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斯大林拼命以各种手段向英国和美国施压，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让西方盟友把他们的军队投入血腥的战斗中去，从而保证他们在对德战争中战斗到底。即使是在遭遇失败的最阴暗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认为，只要苏联挺过德国人一开始的军事打击，只要保住与英美的同盟关系，这场战争迟早是会打赢的。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前夕，1月9日，斯大林与铁托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对该团团长安德里亚·赫布兰说：“对于资产阶级，你们必须得小心。他们是……非常容易因为小事就怀恨在心的，得罪不起。你们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听任情绪的支配，那你们就输了。列宁在他那个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把各种力量都联合起来。列宁认为所有人都会攻击我们……而结果证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反对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跟我们站在一边。列宁认为，不可能通过与资产阶级的一派结盟来与另一派斗争。但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1月28日，斯大林与赫布兰进一步交谈时，再次深刻地解释了他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意见。这次会谈是在斯大林的别墅进行的，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是这么记载的：德国被打垮，但是德国人是个坚强的民族，有大量的骨干；他们会再次站起来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在下次他们企图攻击我们的时候，不应该再措手不及了。而在将来，这种攻击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肯定发生的。旧的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表达的是沙俄征服其他民族这个目的。我们的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它是要把各个斯拉夫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生存与未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法西斯，另一派是民主派。我们之所以与民主派结成同盟，是因为阻止希特勒的统治跟后者也有利害关系，因为那个野蛮的国家会迫使工人阶级走投无路，从而去推翻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目前与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但是在将来，我们也可能结盟来反对前面一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我们假定苏维埃形式是唯一可以导向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时候，我们也许是错的。实际上，事实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形式。也许还有其他形式，比如说民主共和国，甚至在某些条件下立宪君主制也可以。生于忧患。斯大林的担心不仅是战争的现实，更是政治的现实。显然，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革命家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生死存亡而表现出来的危机感，有高瞻，有远瞩。尽管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对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他个人取得伟大成功的时候，但他并不满足。因此，当美国大使哈里曼祝贺红军攻占柏林时，他并非开玩笑地提醒这位大使：“沙皇亚历山大到过巴黎。”

    5月7日，德国人终于投降了。

    这一天，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非常严肃地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在这场战争中担负了主要重担的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因此，投降书应该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我不同意不在柏林这个法西斯侵略中心签署投降书。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将赴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将去您处。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担任你的政治助理。”

    兰斯——兰斯是一个“谜”！

    斯大林为什么宣布在兰斯签署的投降书无效呢？这里面有德国邓尼茨政府和丘吉尔耍的“花招”，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阴谋。从原则上讲，投降书不应产生任何问题，一切问题都早早在几个大的盟国之间解决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也是罗斯福最早提出来的，在1943年2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也并非没有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随后也毫无困难地予以赞同。而关于德国投降协议的文件，是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设在伦敦，是为德国战败后准备对德和约而设立的一个同盟国机构。根据文件的条款，德国的投降应当是无条件投降，在各条战线上，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德国军队应该原地待命，并向他们各自阵线的敌手交枪。

    但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不但受到了英国人的非议，也受到了美国人的非议。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迫使德国人抵抗到底，因而延长战争。但是，这一表面上看来合乎逻辑的观点，却掩盖着他们在政治方面不可告人的秘密。显然，正因为战争即将结束，英国人、美国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他们想得更多的却是战后。在使盟国“减少人的生命损失”的借口下，英国和美国把战后德国当作实现“欧洲平衡”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胜利愈迫近，伦敦、华盛顿宽容德国人、保护德国的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倾向就愈加强烈。为什么？战后的德国，将成为西方防御共产主义苏联的一道屏障，甚至盟友。

    是的，这真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投降！丘吉尔为此真是费尽了脑筋。此前，他就积极地与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政府勾勾搭搭，在兰斯签订的投降书就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要知道，邓尼茨的所谓政府驻在基尔运河北边的弗伦斯堡，英军在战斗中前进时故意没有去占领这片土地。这位默默无闻的德国海军司令，尽管希特勒临死之前将他提拔为北方军总司令，但一直到他撰写回忆录时，他自己也还不明白希特勒怎么会任命他当接班人。其实，在希特勒继承权事件中，真正的幕后导演是博尔曼。他为了自己能够掌控战后德国，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相继自杀之后，连续借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名义发电报，把毫不相关的局外人邓尼茨作为傀儡推上宝座。然而，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确保阴谋成功后，自己却被毫不领情的邓尼茨踢出政府内阁，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闹了一个历史的笑话。

    粉墨登场的邓尼茨不愧是希特勒真正的“继承人”。为了赢得英、美的青睐，他一上台就解散了纳粹党，这是他最起码的也是最讲政治的聪明之举。但是他骨子里对希特勒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丝毫没有触动帝国的行政机构，元首和其他纳粹头目的照片始终装点着行政机关办公室的墙壁，希特勒的半身雕像也始终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更受到英、美欢迎的，是他继承了希特勒的反共路线，他想依靠这张王牌投入西方的怀抱，在结束战争时在各个方面来维护德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他向英、美提出了一个共同奋斗的战略计划，以制止“布尔什维克敌人”向西方推进。显然，这正是丘吉尔所需要的。

    邓尼茨真正地接过了希特勒的接力棒。他第一次与同僚们简短讲话的录音保存下来了，我们可以听一听：朋友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我们完全处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我们今后的命运是悲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可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我们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很简单，很明显，我们应当和西方诸强国走在一起，在被占领的西部地区同他们合作，因为只有借助他们的合作，我们日后才能指望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我们的土地。5月3日，邓尼茨在派遣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赴英军蒙哥马利司令部商议西北战场德军投降问题的同时，又派遣西线德军总司令凯塞林等人前往法国兰斯城艾森豪威尔司令部，谈判凯塞林属下全体德军的投降问题。对于德国人试图搞两次地区性的部分投降的阴谋，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不同，截然相反地立即识破了德国人的阴谋，拒绝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后来，邓尼茨在回忆录中说：艾森豪威尔“不考虑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不明白，美国军队一旦越过莱茵河，美国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代替军事目标出现的是政治目标：尤其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解放德国的领土，以使它们不要被俄国人所占领”；“世界局势的变化，将长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他和丘吉尔一样，认为艾森豪威尔信守与俄国人达成的协议是大错特错。邓尼茨就是这样捡起了“意识形态”武库中的破烂，停止反对英、美，向英、美讨好，以实现整个西线向英、美实施部分单独投降，却继续同俄国人打下去，直至“伟大的同盟”（英、美与苏联）之间发生分裂成为事实，实现“倒转联盟”，从而达到避免全面投降的目的。但艾森豪威尔依然坚持认为邓尼茨的狡猾建议，只不过是一个旨在分裂西方和苏联的纳粹的“臭名昭著的伎俩”。

    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在兰斯签订投降书，除了这个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兰斯签订投降书的前夕，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再次耍了花招。5月5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开会时，他把英国代表威廉·斯特朗爵士叫到办公室，导致兰斯关于谈判投降的会议改变了原来的程序。现在，历史已经揭开了这个谜底——在谈话中，丘吉尔决定以兰斯总司令部就地起草的一份文件，来代替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文件，用一份苏联人一无所知的新的文件偷梁换柱，代替“三大国”所批准的文件。

    在这里，非常有必要跟读者说说这两份不同的文件。

    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德国投降议定书，是一份明确包括14项条款的文件，性质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有一个十分明确且含义深长的标题——《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在它的序言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德国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承认“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最后，这个文件由德国政府和国防军代表签字。

    相反，兰斯投降书的文件文本仅仅包括五个十分简短的条款，文件的性质是纯军事性的，标题是《军事投降书》，所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投降问题，没有一处提到甚至暗示那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文本中提到“德国”的地方仅一处，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德国政府”的字样。而且文件最后签字的也仅仅是德国军方代表约德尔将军，没有任何德国政府代表。这份文件是5月7日凌晨2时45分签署的。几小时后，汉堡电台就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合众社也广播了这条消息。

    为什么丘吉尔坚持要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在兰斯签订的投降书呢？显然，问题已经表明英、美战后对德和对苏——昨天的敌人和盟友——政策的新趋势了。伦敦的这种做法当然激起了莫斯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随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从中斡旋，总算把俄国人要求的第四条加进了兰斯文本。这一条明确无误地说：“军事投降的文书丝毫也不妨碍以后用一项适用于整个德国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全面投降协议来取代此文本。”这为斯大林后来用新的文件来取代它找到了依据。

    是的，战争结束了。政治和外交的斗争又开始了。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兰斯玩的这个“花招”十分生气，立即做出反应。

    就在5月7日这一天，斯大林还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发出了一封私人密信。他在信中说：“5月7日关于宣布德国投降的来电收悉。红军最高统帅部并不确信，东战场的德军部队会执行德军统帅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在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将陷入窘境，误导苏联的舆论。应当指出，德军在东战场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判断，很大一批德军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将继续抵抗和不服从邓尼茨关于投降的命令。因此苏军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军的投降生效，把三国政府宣布投降的时间推迟到莫斯科时间5月9日晚7时。”

    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建议推迟三国政府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目的是为了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在柏林为德军统帅部签署一份投降书做必要的准备。其实，从5月5日起，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就一致商定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宣布德国投降的日期和时间，即：5月8日，星期二，当地时间上午9时。其目的显然就是以此强调，这次投降行动确实是德国向所有的盟国在各条战线上同时投降。至于斯大林推迟的原因，也已经在信中解释得十分清楚，主要目的是他反对德国在兰斯单独向英美局部投降，而要求德国必须在柏林重新签订全面无条件投降书。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对意见。西线的德军已经向英、美投降，东线的德军却仍然在向苏军开枪。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曾就这个问题迫不得已地向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政府发出抱怨。5月6日，他在给国防部的电报中，也提醒华盛顿注意宣布德国投降的日期，建议“各盟国政府星期二（5月8日）发表声明，宣布5月9日为欧洲胜利日，宣布在几乎所有的战线上战斗都已经停止，按照协议（即在兰斯待签的协议），正式停火将在5月8日至9日的夜里12点钟后一分钟开始实行”。

    但也就是在5月7日，丘吉尔再次插上一手，与斯大林唱起了对台戏。他在凌晨就致信杜鲁门，明确建议把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提前到当日18时，比三国政府商定的时间提前了12个小时。丘吉尔希望英、美两国政府首脑做出单方面的行动，但这样的举动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杜鲁门表面上没有接受，认为“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不能采取行动”，拒绝了他的建议。但丘吉尔没有善罢甘休，甚至谎称英国女王已经等不及了，攻击俄国人“实行专政，对新闻进行绝对控制，在我们自由国家里新闻是自由的”等，先后两次打电话到华盛顿进行施压。接电话的是总统首席顾问李海海军上将，在两次均超过一个小时的通话中，李海拒绝了他的讹诈。就在这时，丘吉尔也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建议把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推迟到5月9日。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不得不迅速转变策略，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转而维护原来的协议，竟然继续用他劝说杜鲁门同意提前宣布投降的那些论据来劝说斯大林。不仅如此，他甚至致电莫斯科，佯装讨好斯大林，“宽宏大量”地主动改变自己的建议，将德国投降的时间推迟到5月8日下午3时，而不是上午9时。因为没有达到他提前12个小时的目的，再推迟几个小时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历史将会铭记。“24时整，我们走进了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朱可夫元帅在其自传《回忆与思考》中这么写道。20多分钟后，以凯特尔元帅、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为代表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在柏林向俄国人投降。受降代表分别是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元帅和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空军元帅特德，美军斯巴兹上将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代表法军的是法军总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

    在这里，人们可能要问，作为同盟国，本应该参加柏林受降仪式的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和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这两位一把手，为什么缺席呢？显然，这又是一场政治的较量。从盟军出席者的次要身份和姓名，就可以看出英、美对柏林签署投降书的态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鄙视的作风，目的是有意贬低苏联人主导的这次受降仪式。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还要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怎么就将就了这一切呢？更奇怪的是，斯大林甚至都没有要求现在代表德国的邓尼茨政府的代表出席柏林仪式。

    大政治家除了有战略之外，还需要有胸怀。斯大林知道，这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时候。在当时的苏、美、英三角关系中，如果稍有差错，都会酿成一场危机。尽管英、美只承认德国投降的“最后和正式的”行动是兰斯仪式，认为柏林举行的仪式只是在形式上“正式批准”在兰斯签署的文件。当然，苏联也只认为兰斯文件只不过是在一次投降的“临时仪式”上签署的“预备性文件”而已。再者，斯大林对兰斯文件的第四款也基本满意，他甚至原封不动的在柏林文件《德国武装力量军事投降书》的第四条上也写上了这一条款：“这一军事投降书，不妨碍用联合国或以它的名义签署的适用于德国和全体德国武装力量的总的投降文件来取代。”有了这第四条，无论是“兰斯文件”还是“柏林文件”，实际上都成了“预备性文件”。

    一个月以后，机会来了，斯大林通过一个新的文件进行了“报复”。6月5日，四个盟国的驻德军队司令在胜利后第一次会晤之际，他们以各自的政府名义声明，美、英、苏、法四国政府共同行使驻德国的最高权力，并在声明的序言中重申德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复存在。此间，斯大林已经着手清除掉了邓尼茨的伪政权，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正是把他们战后的政策寄托在这个伪政权身上。这个声明强调了德国投降的政治性质：“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因为它的武装力量已无条件投降，因为德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同战胜国的意志对抗了。”而这个声明文件，显然是俄国人的作品，实际上完全取代了兰斯文件和柏林文件。就这样，丘吉尔围绕着德国投降问题所施展的政治阴谋，最终遭受了彻底的破产。

    斯大林赢得了另一个战场上的胜利。

    5月9日，苏联的胜利日。在历尽长达四年的苦难之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向红军和海军部队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道军事命令：“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德国被完全击败了。”为了庆祝这次彻底的胜利，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1000门火炮齐鸣礼炮30响的形式，向获得这次辉煌胜利的英勇的红军部队、海军舰艇和部队致敬。

    6月24日，为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苏联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办盛大招待会，出席者除了军人之外还有党政要员、学者、艺术家、英雄和劳动模范，共计2500人。举办宴会的格奥尔吉大厅从来没有这么辉煌灿烂，巨大的枝形吊灯把大厅照得如同白昼，客人们制服上的勋章、奖章熠熠生辉。莫洛托夫主持了宴会，号召人们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全体起立欢呼。斯大林在如雷一样的掌声中举杯祝酒，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什么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像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聆听这样温情脉脉、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演说，谁能说斯大林这位苏联的独裁者不是20世纪的伟人呢？

    就连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已不得不承认：“……这个阴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当初我曾经固执地想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他对战争年代的斯大林更是尊敬，说：“对于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

    2012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二战中曾担任红军某步兵团侦察排中尉，他在其著作《大元帅斯大林》一书的结尾这么写道：“他是非常英明而坚强的人。是的，有过个人崇拜，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人物啊！唉，我们灾难深重的俄罗斯母亲今天恰恰就缺少这样一个人物！”

    节选自《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华文出版社，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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