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知道了，话剧里的效果声，都是由专人在后台模拟出来的，比如用梆子模拟马蹄声，用蒲扇和珠子模拟雨声，用洋铁板模拟炸雷、三合板模拟闷雷，等等。现在为了省事，一般都用录音，逼真是逼真，却少了那个意思。所以我在构思自己的《绿毛水怪》时，曾想进行一系列效果声的复古试验，而且暴露在舞台外面，让观众可以看见。
与剧场、舞台打交道时间久了，儿时的神秘感也渐渐消失了，但现在在舞台上、后台看到道具，还是忍不住上前瞅瞅。但是我不会去动它们，因为我知道剧场里有许多规矩，比如不能碰任何道具和机关，更不能坐、踏和移动；演员化好妆在大幕拉开之前不能见观众；任何人不能在演出中甚至谢幕时从台上走到观众席，等等。
写这本书期间，买了一本日本人妹尾河童著的《窥看舞台》，读着格外有趣、亲切。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乌拉圭人丹尼艾尔·阿里洪写的《电影语言的语法》，从此电影对我来说不再神秘。
做剧场，一直是我的梦想，甚至比做戏剧更强烈。
1985年法国电影回顾展中，有一部《女歌星》的影片，我特别羡慕里面男主角住的地方，是一个大车间，从他床边到电梯口，需要骑自行车。由此，我也渴望拥有这样一个车间，可以当摄影棚，可以排戏、演戏。
许多年里，我最大的梦想是经营一个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小剧场，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修建，除了建筑是固定的，其它一切不固定，哪怕你把演员悬在半空中表演都可以。
做剧场的想法源于丹羽文夫先生。当时听到的，和后来听说的有许多出入，这都无关紧要，反正我的想法是由丹羽先生引起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像安了雷达，一看见厂房模样的建筑就不转了。可惜市中心太少，好不容易发现一座，已经写上了“拆”字。
田沁鑫排《狂飙》时，我经常路过鼓楼一带，发现了旧鼓楼大街上的一处厂房，那里原是塑料六厂，后因污染问题搬到郊区。其它建筑已被改为一所外语学校，但有个大车间没派上用场。当时旧鼓楼大街还没改造，晚上黑黢黢的，我却经常去那里转悠。
我仔细丈量了那个车间的外部尺寸，计算出它大约有五百平方米，正是我期望的大小。我还画出了设计草图，在入口处隔出一个门厅，建个二层。上面可以开一个咖啡书店。甚至连名字都起好了，叫“红日剧场”，来自李克勤那首充满励志精神的同名歌曲。空想不需要花一分钱，但现实就不同了，改造这样一个剧场至少要投入三五百万，我哪来的钱呢？只好遐想想一番罢了。
过了不久，北剧场开张，虽然不是自己的，但我和袁鸿是老相识，便把办剧场的热情转移到了那里。
2002年1月10日，中国第一家民营剧场——北剧场正式开业。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大导的《故事新编》。紧接着是3月份由赖声川亲自执导的大陆版《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演员有陈建斌、倪敏然、达达，《北京青年报》记者王毅和“戏剧伟哥”客串“玩意儿”。
这部剧是在剧场二楼走廊上排的，后来袁鸿把那里改成了一个温馨的会客厅，还在东头楼梯拐角儿给自己搞了一间号称世界上最小的办公室，只有三平米，没有窗户，进去就要开灯。当时走廊里还什么都没有，赖先生和演员每人一把椅子，在空旷的走廊上排练。一块背板上贴着台湾版《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海报。
这部台湾经典话剧使观众开始知道北剧场。同年7月份开始的第二届大学生戏剧节，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和各地大学生蜂拥而至。附近的廉价旅馆全部客满；到了饭点儿，周围的小饭馆挤满操着各地方言的大学生，谈论的话题却只有一个——话剧。
当时大戏节主要有两个剧场，人艺小剧场和北剧场。在这两个剧场里，举办了前五届大学生戏剧节，使无数大学生开始了解和热爱戏剧，并造就了一批青年导演。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因为观看或参与了大戏节，后来成了铁杆儿戏迷，还有少数人毕业后报考戏剧专业的研究生，走上了职业戏剧之道。夸张点儿说，大戏节是他们的“黄埔军校”。
在第二届大戏节上，成立不到一年的三峡大学“丑小鸭戏剧社”演出了《梦回龙须沟》。在来北京演出之前，他们从没看过话剧现场演出，有的连影像资料都没看过，完全靠自己想象排出来的，稚嫩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观众的批评，年轻的学生们虽然心里很不好受，但还是诚心接受了。袁鸿非常爱护所有的学生，面对过多的批评，他呼吁大家要为学生们不成熟的作品浇水，但不要浇开水。
第二年，三峡大学带来了一部让大多数观众首肯的剧目《伊拉克少女的幸福》，编导刘宽子对记者说：“今年3月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面对无辜的伊拉克平民，我能以戏剧的名义做些什么呢？”与后来的许多主题苍白、无病呻吟、小资情调泛滥的话剧相比，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情怀。
参加过第一届大戏节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顾雷，第二届又奉上了他的两个短剧，《瞎子与瘸子》和《最卑贱的职业》，并亲自表演。就个人而言，我不喜欢这两个短剧，与他后来的成熟剧作相比，更显得做作和小儿科。但是后来顾雷一直踏踏实实在做戏，如果没有曾经的幼稚，也不可能有《海与阳伞》和《十个人的夜晚》这样的佳作。
第三届大戏节之前，不幸赶上了“非典”，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因为往年报名是从春季就开始的。其间我与袁鸿没有接触，不知道他在那段时间是如何度过和运作的，两个月的租金是十万元，没有演出就意味着颗粒无收。事后听说，那段时间他天天在外面跑，到处借钱，几乎不敢走进空无一人的剧场。
那一届大戏节，却是五届中最成功的一次，并且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热情、鲜明、纯粹”的口号；而且直到这一届，才正式定名为“大学生戏剧节”，以前一直称作“北京大学生戏剧展演”。《倦鸟归巢》《关于花开的三种幸福》《前往巴比伦》《挪威的森林》《我的母亲是条大马哈鱼》《6∶3》《背惊》等，都是第三届中热情、鲜明、纯粹的佳作。
懂戏剧的人都知道一个普遍规律，第一场凑合，第二场肯定是魔鬼场，第三场才渐入佳境，最后一场一般也不错，大戏节似乎也遵循了这个规律。
2005年的第五届也非常成功，并开设了华南分会场，更多媒体和戏剧界专业人士开始关注大戏节。大学生们还有机会观摩了王晓鹰执导的《哥本哈根》、王佩瑜主演的传统京剧《武家坡》和北京现代舞团的现代舞《蜗牛》。参演剧作中，《梵高》《一流大学从澡堂抓起》《胃虫》《小镇》《6∶3II》《禁闭》《戏剧时光》《哥本哈根》等都很优秀，尤其是北大剧社的原创音乐剧《一流大学从澡堂抓起》和南京大学的《哥本哈根》，水平尤高一筹。
8月25日晚在北剧场举行的主会场闭幕式也别开生面，组委会特意请来了从未走进大学校园的“劳动号子文艺社”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们，让大学生和打工者共同体验青春梦想与艺术激情。袁鸿、柴静共同主持了闭幕式，袁鸿在介绍打工者们时说：“他们的原创歌曲、诗歌朗诵、相声和戏剧小品，真正属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那种连泥带土绿色自然的情感，提醒我们的戏剧或艺术，应当回到生活的起点去。”当时已经风传北剧场要关张了，大家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传言。我没问袁鸿，但凭我的直感，这不是空穴来风。
好像是从第四届开始，人们在大戏节期间经常会看到一个模样清秀、不太爱说话，但嘴角透露出坚毅的义工，这便是汤唯。2005年她在北剧场演出过女版《切·格瓦拉》，这个剧从导演到演员一水儿漂亮姑娘，可惜这一版没有2000年的影响大。演出期间，我穿着格瓦拉的T恤衫，在剧场门口与黄纪苏老师拍了张合影。这是我在北剧场留下的唯一照片。
作为第五届大戏节上青年剧展单元的《梵高》，在闭幕后又演出了第二轮。这是北剧场上演的最后一个剧目。9月18日，随着《梵高》最后一场演出的结束，北剧场正式关张了。
当天是中秋节，我和张晓夏、田雨峰，还有几位日本姑娘，在老“宾朋”改名的“闻香趣”等待袁鸿到来。那天我特意带了一瓶“桂花陈”，这是一种很廉价的甜酒，只是为了应景儿，没想到大家都喜欢喝，又请李老板到超市买了几瓶。袁鸿和老六、王毅等先喝了一顿，来时已经高了，上厕所时又被“绿野剧社”的人拉到旁边饭馆灌了几杯。
那天真的很诡异，中国人的团圆节，也是中国的国耻日，我们却在和日本人喝酒，举杯“庆祝”的是一个民间剧场的倒掉。
那天我醉了，直到第二天晚上，胃还在疼，吃不下任何东西。疼的何止是胃啊。我想起三年前小酒吧关张时，有一种小鸟冲出牢笼的感觉，真希望袁鸿也是如此，这样会使自己轻松一些。但是我知道，他的感觉不可能和我一样。
这之前的5月份，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和悲哀的事情，在《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饰演贝勒爷和曾立伟的倪敏然，失踪多日后，人们在台湾省宜兰县一处悬崖下发现了他的遗体，他是自杀而亡的，年仅五十九岁。戏里、戏外总是乐呵呵的倪大哥，怎么会走了这条路呢？说起这件事时，袁鸿神情黯淡。
时隔一年，有一天傍晚偶然路过北剧场，这里已经变成中戏的教学剧场，几乎不做公开演出了。斜阳透过树叶洒在屋顶和斑驳的海报上，栅栏门紧锁，空无一人，连张大爷也不在。我在门前站了许久，似乎在等待它开门，又似乎……有一种找不着归属的感觉。
北剧场刚开张那阵儿，袁鸿几乎长在剧场里，忙晚了懒得回家，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忍一宿。另一位以剧场为家的，便是张大爷，他是东家航空航天工业部的职工，随剧场过来的，负责看大门和安全保卫工作。其实张大爷并不老，才五十多岁，大家习惯这么叫罢了。他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分头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待人极热情。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我协助中央电视台编导张京平拍一个纪录片，去已经易主的中戏北剧场拍一些镜头，张大爷见了我，离老远就伸出热情的双手，像分别多年的老朋友。
那几年中，我有事没事都泡在北剧场，赶上看戏或约人谈事，去得早的话就坐在二楼，享受着傍晚的阳光，静静地看一会儿书。
我和袁鸿从不客套，也从未推心置腹地深谈过，却始终保持着一份默契。
1994年春天，西安《当代青年》杂志的编辑陈刚来北京组稿，我们几个朋友为他接风，云海带来一位瘦弱、白净的年轻人。一开始他与大家不太熟，没怎么说话，过一会儿熟络起来，便打开了话匣子，一直大谈话剧，我都插不上话。吃完饭去我办公室继续聊天，我当时正在整理照片，满桌子剧照，他一张张翻看，才知道我也是同道中人。我和袁鸿就这么认识了，他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本理论刊物工作。
2000年3月，《切·格瓦拉》建组、首次排练，就是在他原来的办公地点，那是我第一次进恭王府。当时他已经离开那家杂志，在各个剧组帮忙。袁鸿参与的剧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表述，但有些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当时云海租住的地方离我很近，他家成了我们的据点。我经常给大家做饭，吃饱喝足便神侃，有时喝多了就睡在他家，他家有一间屋子像旅馆，放了三张单人床。云海的太太Y在北大外国文学所读研究生，主修专业是外国戏剧，可她从来不看戏，也很少和我们谈论戏剧，可能嫌我们太不入流吧。后来两人劳燕分飞，云海去了美国耶鲁，Y的事业也蒸蒸日上，现在是某著名门户网站的主编，还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著名的实体书店，
1997年夏天，黄燎原接手《音乐生活报》做主编，拉所有朋友去帮忙，我因此当了一年舞台版的责编。燎原不好意思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钱太少，派吴子来游说。那天我正好约牟森、云海夫妇等吃饭，酒一喝，吴子刚开口，我已经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只要与戏剧沾边儿的事我都愿意掺和，有钱没钱无所谓。
袁鸿也是这样的人，他经常同时帮好几个剧组做事，打杂、写宣传稿、到处贴海报，甚至自己掏钱请记者吃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招来许多猜测和非议，有的人以为他有什么野心。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厚此薄彼，或疏忽一些事情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次我被请去给曹克非的《习惯势力》拍宣传照片，事先嘱咐袁鸿需要做哪些准备，到了才发现没有背景布，可能他忙得忘记跟人家说了，而他当时又在别处为另一个剧组督印海报。
我编《音乐生活报》舞台版的时候，最忠实的作者就是袁鸿，我不得不让他起好几个笔名。当时还没用电脑编版，每周三我去编辑部交一次稿。很多次，他头天晚上在云海家写，第二天中午我取上稿子直奔报社，在地铁上编辑，经常坐过站。
田沁鑫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驿站桃花》，袁鸿负责宣传。他写了一篇稿子，我嫌题目太一般，改成“人间四月飞芳尽，驿站桃花始盛开”，这部剧是4月底到5月初上演的。可惜当时我正忙于装修酒吧，实在没时间看，否则，老田儿在国内的戏我就看全了。
我的小酒吧关张后，墙上挂的剧照收拾起来有好几纸箱，没地方搁，袁鸿请中央电视台编导尹韬帮忙运到北剧场，辟出半面墙给我办了一个展览，那是我的剧照第一次公开展示。
有个剧场就像有了根据地，做起事来应该从容得多了。可是袁鸿的性格太锋芒毕露，喜欢走极端，他看不上的剧，绝不允许进北剧场，宁肯让剧场空着。我一直觉得他像个诗人，而不应该做剧场经理或制作人。
为了让更多真正喜欢戏剧的人能看得起戏，袁鸿把票价定得比较低，每届大戏节，票价更是低至五元。精品不断、票价便宜，A1北剧场方便的是观众，受益的是整个戏剧圈，却苦了他这个剧场经营者。执掌北剧场的三年半中，袁鸿骑自行车、吃清粥小菜，过着俭朴生活，把戏剧做成了公益事业。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股轴劲儿，北剧场几乎没上演过烂俗的商业剧。许多人一方面与他心存芥蒂，一方面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魄力。看过五年以上话剧的观众，几乎都知道当年的北剧场。剧场不在了，记忆反而更清晰起来。
除了大戏节，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北剧场上演过四十多部小剧场话剧、京剧、现代舞、皮影戏，占到当时北京戏剧演出的五分之一。
因为袁鸿与赖声川先生的渊源，北剧场演出的台湾话剧比较多。除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2002年9月上演的《他没有两个老婆》，也是台湾表演工作坊的经典剧目，由台湾戏剧界才女之称的丁乃筝编、导，徐峥、李乃文、李梅（大）、杨婷等主演。这之前不久，还上演过常莉老师带的中戏表演系零零级的另一个版本，可见这个剧多受青睐。
2003年9月，北剧场上演了金世杰先生编剧的《明天我们空中再见》，讲述一个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故事。导演小令（刘毓雯），是一位在大陆工作的台湾姑娘，热爱戏剧和老北京的麻豆腐、涮羊肉，当时在一家台湾媒体工作，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戏剧上，“北剧场台港小剧场戏剧艺术展演”就是她与袁鸿、水晶共同操作的。
12月份到第二年1月的“北剧场台港小剧场戏剧艺术展演”，使观众有幸看到了台湾最优秀、最具活力的青年戏剧人的佳作，《早安夜车》（导演：符宏征）、《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导演：魏瑛娟）、《可爱冤仇人》（导演：王荣裕）、《黑洞之外》（导演：王墨林）、《收信快乐》（编、导：单承矩）。
我与王墨林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第二次见面竟隔了七八年。他的《黑洞之外》只有一名演员，刘懋莹先生，视障人士，而且是非职业的。《黑洞之外》通过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中，一位被困在废墟里的盲人的心理活动，表现出王墨林“五十知天命”后对于人生的感悟，进而思索台湾人的处境。装台的时候，王墨林引领着刘先生用步伐仔细丈量舞台——他需要默记住每一个位置。
当时临近元旦，工作结束，我请王墨林、刘懋莹等身在异乡的人吃夜宵。午夜前，王墨林不好意思地说：“刘先生的作息很有规律，必须回去休息了，否则会影响第二天的演出。”我紧紧拥抱了一下刘先生。视障人士虽然看不见，但他们的感觉、听觉、触觉特别灵，他也会心地拍了拍我的肩。刘先生的本职工作是按摩师，年龄与王墨林相仿。第二天看演出，我觉得他的表演比专业演员都到位。
七十封书信，娓娓道来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恋情，《收信快乐》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剧，由夏靖庭和台湾知名歌手万芳演出。后来我又看过两个大陆的版本，都没有第一次看的难以忘怀。万芳不仅是出色的歌手，也是优秀的演员，她在《宝岛一村》中也有着精彩的表演。
此次台港小剧场戏剧展中，唯一一部香港话剧《彼岸花火》，导演、主演是山崎理惠子。理惠子90年代初就来中国留学，与李梅、陈建斌是同学，毕业后做过几部戏，后来去了香港。在香港，她依靠政府资金艰难排戏，间或收些学生，教授普通话和舞狮维持生计。前两年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带着遗憾回到日本。
戏剧展演期间，经小令引见，我结识了台湾舞台摄影家许斌，我俩在“棉花糖”酒吧（现在的蓬蒿剧场）聊了一个晚上。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经历，谈话非常投机，也使我对台湾当前的戏剧发展情况有了更多了解。
也是在这个时期，袁鸿、水晶与小令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冲突，戏剧展结束后，原本无话不说的朋友便不再来往；同样因合作而闹掰了的还有姬沛，2003年10月，姬沛执导的《安妮日记》上演时，有一天因为吊杆发生故障双方僵持不下，不得不停演一场。
2004年5月，“都宝杯小剧场展演”在人艺小剧场和北剧场举行，袁鸿和水晶坚决不同意以香烟品牌冠名，也差点儿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
袁鸿非常注重细节，可恰恰在一些该含糊的地方过于拘泥于细节，得罪了许多人。
从袁鸿的角度立场讲，他坚持原则和艺术标准固然没有错，但是辩证和与时俱进地看，袁鸿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侠客气质，并不利于演出行业的健康发展。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制作人的个人行为，而事实上，制作人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戏剧市场中的有效运作。
只要是袁鸿认准的事情，赔本儿也要不遗余力地去做，他就是这么一个人。2002年10月，尹韬编剧、导演、投资的话剧处女作《天上人间》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总票房只有两千元，每场卖票不到六张，与十万元的投资相比，简直是惨败。2003年大年初四，袁鸿帮尹韬的书《天上人间》在王府井书店搞签售，2月底，他把《天上人间》接到北剧场演，结果不仅没赔，还有几千块的盈余。这大大地激励了尹韬，之后又相继创作了《死于1942》《天作之合》等作品。当初没有袁鸿的支持，尹韬可能不会继续做下去。
青艺剧场时期，成太生与几位久别舞台的同学演出了加缪的《卡里古拉》。2005年3月，抱着同样想法的杨婷、毛孩、于月仙等演出了《圣井》。这部戏影响不大，纯属他们几个人玩儿票，估计也没赢利，可袁鸿到处宣传，号召大家去看戏。
周文宏为盛基艺术学校排的《战争·哥哥》、赵宁宇为北电表演大专班排的《巴黎公社的日子》，也属于这种情况，基本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袁鸿对这些演出却格外上心。
2003年2月，刘琛编剧、秦焰表演的独角戏《我爱抬杠》，使观众开始熟悉独角戏这一独特的舞台形式；紧接着，3月份又上演了香港“无人地带剧团”邓树荣演出的《马老师的疯狂教学法》，同年年底是《黑洞之外》；2004年底和2005年5月，还分别上演过英国的《喉咙》《盒中故事》，瑞典的《斯特琳堡的独白》等独角戏。单就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小剧场无法匹敌的。在中国，“独角戏”一直是被忽略的一种舞台呈现形式。
组织戏剧展演，需要通盘筹划、系统宣传、全程接待。袁鸿曾公开表示，很反感别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或不懂经营。事实似乎也是如此，这就像硬币的两面，你很难说清哪一面是正，哪一面是负。北剧场曾成功举办过四届大学生戏剧节、“台港小剧场戏剧艺术展演”“都宝杯小剧场演出季”（与人艺小剧场合办）、“英国戏剧舞蹈节”，还引进过几部日本戏剧。可以说，如果没有北剧场，北京当时的戏剧演出便单调了许多。
袁鸿特别推崇日本戏剧人的严谨态度和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不止一次地向人讲，流山儿事务所来华演出，住最便宜的青年旅社，演员到超市买食材自己做饭；他请演员吃火锅，他们都尽量点蔬菜、豆腐，为的是给他省钱。袁鸿把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当做衡量人品质和做事态度的标准。
《半夜三更的弥次先生和喜多先生》后来在北剧场又演出过一次。装台那天我正好在附近，顺便去看老朋友梁赖翠。当时已临近午夜，剧场里还是一派繁忙景象，面带倦容的梁赖翠站在最后一排的操作台后和我打招呼。她已经回国了，此次是来帮忙的，既是翻译又是工作人员。我怕打扰她工作，就坐在一旁等着。工作结束后，突然从舞台下面钻出一个人，袁鸿说他已经在底下猫了好几个小时了。他的工作看似很简单，只是负责往台上递写着汉字的纸板，但递纸板的位置有好几处，也就是说他需要在舞台底下爬来爬去。我量了一下舞台的高度，只有大约半米。袁鸿钦佩日本同行的工作态度，是不无道理的。
2008年，袁鸿制作过一版中日合作的《玩偶之家》，中国演员有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虽然中国演员从中得到了难得的演剧经验，可是这部耗时费力的戏，只在日本的三座城市和香港、上海、杭州演出了十八场，注定又是要赔钱的。
北剧场倒闭后不久，袁鸿开始借助解放军歌剧院的平台，2006年3月，请流山儿事务所来演出了《玩偶之家》《宁静的歌曲》《高级生活》三部精彩剧作，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同年10月，台湾表坊经典之作《暗恋桃花源》首演二十周年之际，大陆版在解放军歌剧院三楼排练厅开排，由黄磊、袁泉、何炅、谢娜、喻恩泰等主演，此后三年中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巡演了一百八十多场。最近，他又做了香港版《洋麻将》和英国“壁虎剧团”《外套》的全国巡演。
当上帝关上这扇门时，会为你开启另一扇窗。《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该来的总会来。”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剧场梦。2007年初的一天，原北京市群艺馆馆长张大姐给我打电话，说群艺馆搬到南三环了，宣武门的原址空出来，里面原先就有一个剧场，让我去看看，她知道我有做剧场的想法。我按她给的电话找到房主，这里在群艺馆之前也是一个工厂，生产电影放映机的。面对这个比想象大得多的地方，我自知无力而为，匆匆看一下就撤了。不久，这里开始施工，我好奇地问保安，他们说在建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培训基地。过了一年，我偶然得知这里建的是一个剧场群，其间怎么掉转方向的不得而知，我感兴趣的只是剧场。我单位就在隔壁，没事就往工地跑，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负责人樊星先生，一聊还是烟台老乡。2009年11月，“繁星戏剧村”正式开张了，但我觉得还是樊星原先想的名字——西村，更好。
去看过群艺馆不久，有一次路过改造过的旧鼓楼大街，又看到了那个大车间，因为道路拓宽，原先在围墙里面，现在临街了。而且听说外语学校搬家后，原校舍改成了青年旅社，其它部分他们正在找新下家儿。我又开始蠢蠢欲动，约了几拨朋友去看，请他们出主意。
恰在这个时候，黄燎原和我共同认识很多年的一位朋友得知此事，表示愿意投资。而且她的想法更大，把整个厂子全部拿下，建一个小型艺术区。我们分头行动，她去找厂方接洽，我点灯熬油写可行性计划报告。具体谈判时才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有家企业一年前就交了订金，只是西城区规划局没批他们的改建方案。当得知有人跟他们抢地盘时，他们把原设计方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从三层改为一层，旋即通过了。现在，在这条古香古色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座同样古香古色的大商场，但里面卖的是汽车配件。我的剧场梦彻底没法做了。
现在想起此事，竟有些庆幸。骨子里，我与袁鸿很相像，如果真做成了剧场，未必会比他做得好，结局也许更惨。
“百世即须臾只是一场春梦，万端观结局不怪千古人情”，这是《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的一副对联。人生苦短，何必事事计较，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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