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看见她起，我就总忘不掉那双眼睛。
这是一双古典式的丹凤眼，年轻时，一对瞳仁一定亮丽如太白星，睫毛也如一道黑森林般的栅栏，让人想起李清照写于薄暮春雨如粉，庭院秋叶似金时节的那些婉约的词……
那时的目光也一定是澄明而又悠远的，像月华粼粼律动的湖泊，像藻类在碧波里长袖善舞。还略略有些敏感，似一枝稍稍碰触就会蜷曲的含羞草……
我想，当这双眼睛，和瓷皿般晶莹洁白的肌肤，和藤萝垂挂似的秀发长辫，还有参天白杨般窈窕的身段，组成了一个向我们走来的活泼泼的生命时，我们若是男人，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撩拨了，精神深处会涌起一阵强烈而又美妙的痉挛；我们若是女人，即便是在跋涉了人生的千山万岭之后，也会顿感生命之晨的清风，在蓬勃而又强劲地吹来……
因为一件很偶然来临却又必然搞不成的活儿，今年3月，在北京我知道了她，还有和她具有相同遭际的一群女人。
我之所以对她经久难忘，一是因为她们青春时代的一番命运趸折，为我打开了一个尚不被世人所知、迄今尘封着的历史角落。二是因为我想起了8年前，我写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现在想来她们的遭际，正是这“大串联”的源头……
此文里提及上世纪80年代之初，一批批高干子弟，蛇蜕般蜕去了他们身上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候鸟似地迁去了那片新大陆。近读《文汇读书周报》，一位先生像是为了在8年后呼应我，在一篇文章里，不白禁地表露出如是的心态：“1982年出国至今，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元老后代的我，竟然变成了美国公民，有时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此文里还提及，一个“TOEFL”，一个涉外婚姻，便成了没有任何权力背景和海外关系背景、却想出去的青年人，最吊在嘴里也挂在心里的两件事了。
前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西方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或者说他们辛辛苦苦栽树，外国人却摘去了树上不少又大又红的苹果。
后者，1981年至1986年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每年都呈几何级数增长。我曾到广东省民政厅涉外婚女冈处做过了解，在1986年，该省的涉外婚姻，包括港澳台地区，达到了1.5万多对。在这之后，高潮逐渐回落，1994年是1.2万对。在这些统计数字里，有不少结婚者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她们拿得出林林总总的齐全证件，而你没有真凭实据，无奈只有批了……
为着形形色色的动机，中国人似细雨之后湿漉漉的新枝，辐射去春日的丽空一样辐射去了世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种愈来愈坚定、成熟、不为任何尴尬所困、不为任何风浪所动的开放政策。倘若有人以此为唾手可得，天经地义，或是面对开放总会有的负面影响，不思在更开放中激浊扬清，而是想起要走回头路，那么他们应该知晓当中国实行另一种国策的时候，人民曾经有过怎样的心理创痛，怎样的精神废墟。
自然，国策可以在一个早上，一片欢腾的旗海与雀跃的锣鼓声中，宣布划时代的改变，但也许对一个人来说，废墟便永远地成了废墟。
另外，还为着她的那双眼睛。那天，在她的一个女友家里，第一眼见到她时，我的心就被震慑了：
这是一双流泻出某种古老的忧郁的眼睛，让人想起落尽了果实的梨树，乳雾空蒙的远山……
这是一双泪水枯干，不会再哭的眼睛，可在这之前，多少年里它们一定泪花怒放，泪影莹莹，好似千叶离披的白菊，万点雨痕的桃林……
这又是一双融苦难与坚韧为一炉、化过去与未来于一池的眼睛，像一位参破玄机、心如止水的高僧，像一座紧闭的大门上钉着狮头铜环的庙宇，以亘古的沉寂抗衡着山下的万丈红尘……
我惊异于岁月的严酷磨洗，它在一位女性的眼睛里几近展示了全部的狰狞！
我又惊异于岁月的苍白与无奈，它未能完全泯灭她年轻时的风姿，那份蕴藉典雅还在，显然这是一份仅凭后天的教化还不行、还需要经过几代人血脉的积淀才能形成的蕴藉典雅。
一北京公园
安怡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在上初中时，曾考取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班，可父母不让去。
父亲早年留学德国学习化工，回国后白手起家，办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染织厂，1956年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将自己变成了穿件中山装、夹个人造革黑包每天准点去厂里上班的普通职员。母亲曾是扬州一门望族的小姐，就读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1961年退职在家。在他们眼里，舞台生涯只是吃青春饭，他们希望一对儿女，此生有个类似医生这样的职业，除远离政治旋涡，还越老越吃香。
安怡还爱好文学。上初中二年级时，她从“绿肥红瘦”这个词里打探到了易安居士，从此每到重阳之夜，她的眼里都会浮现一个步履款款的素衣妇人，在那里咏哦：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凤，人比黄花瘦……
她为保尔·柯察金的豪言壮语而血脉贲张，她为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道扬镳而辗转反侧。唐诗宋词，中外小说，一本本为她垒起了将来当一名作家的理想。考高中时，这理想却出卖了她，偏偏作文没有考好，给录取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中专部，上的是民用建筑设计专业。
那是个自觉地将个人理想服从于组织安排的年代，安怡很快地学一行，爱一行，在班上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课外活动也是积极分子，参加了学院的舞蹈团。她跳“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份马奶子葡萄般的原汁原味，使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她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
1963年夏天，她随团去北京师范大学表演，那次晚会有首都不少高校参加，还来了一些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主要的是朝鲜、越南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来自欧洲的留学生，好像唯有阿尔巴尼亚，他们合唱了一首《恩维尔·霍查之歌》。
几天后，她去新疆餐厅，买了几只羊肉串，要了两个冰淇淋，正坐下来吃，另一桌喝啤酒的一帮留学生里，站起来一个人，向安怡这桌过来。那回演出，她刚化完妆，剧务就来催她上台了，她提着裙裾匆匆跑过后台时，他似乎不经意地轻轻将她撞了一下……
他在安怡的对面坐下，问她：“你记得我吗？”
她礼貌地和他点了点头。他自我介绍名字叫巴提，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在北京外语学院高等预科学习汉语，已经学了一年。他的一条短袖下毛茸茸的手臂，渐渐地伸过来，她赶紧将自己的手放下台面。他的脑袋又前倾了，咧开一副阔得几乎能塞进一个盘子的大嘴，结实的大牙后，浓浓的啤酒气味随之喷了过来：“我要和你交朋友。”
她赶快站起来，“我不喜欢你，不想和你交朋友。”
说完，扭头就出了餐厅。门又一阵砰响，她一回头，是巴提跟了出来，脸上又红又板，好似一面绷紧了的旗子。她向3路电车站走去，乘上电车她就可以径直回家。巴提却撩起一双长腿，流星赶月般紧追不舍。她有些慌神了，觉得马路上的人都在看她。她像是一只小鸡，他则像他那山鹰之国里飞出来的一头鹫鹰……
就在巴提要拽她的时候，他被一个人拉住了。此人足有一米八五以上的个头，好似一堵墙拦在了她和巴提的中间。他说他也是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名叫乔迪·科斯卡，他在餐厅里看到了这一幕，他问安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了，他回头便用阿尔巴尼亚语对巴提讲起了什么，两人似乎吵起来，但一会儿巴提就像被拔掉了利喙的山鹰，悻悻然地走了。
乔迪将脸投向安怡，她感觉他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里，溢满了睿智与宁静。他说：“你别在意，他只是喜欢你。”
分手时，乔迪将与自己联系的电话，写在了一张纸片上交给她，她接过了。
此后一年里，她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可奇怪的是，每学期总要掉几次饭菜票的她，竟没有将这张纸片弄丢。
1964年5月的一天，她通过了毕业答辩，除了一道小题外，她的才思迸溅得似泄地时那一颗颗活泼、漂亮的水银珠……她高兴而又轻松地走在校园里，抬头望了望天，突然她想起了那一双湛蓝的眼睛。找出纸片，她给乔迪打了一个电话。听到她的声音，他的声音并不惊讶，仿佛他们是经常通话的老友，或者说他早就料到这是一个命中注定要来的电话……
紫竹院离两人所在的学校都不远，常常被外语学院的留学生们称之为“北京公园”，半小时后两人在这里见了一面。她告诉他，自己顺利通过了毕业答辩，她看出来，他为她真诚地高兴。他也告诉她，他也很快就结束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汉语学习，暑假后将要分去沈阳的东北工学院，专业是黑色冶金。她也为他高兴，高兴里却隐隐地含有几丝惆怅。
以后，他们常常见面了，虽然安怡完成了毕业答辩，但还有课要上，一般都是晚自习后，乔迪来学院门口等她，两人沿大街在爽面的晚风里散一会儿步。
她陆陆续续知道了阿尔巴尼亚也像中国，一个人有了一个好的成分，便等于给未来买了一份牢靠的保险。乔迪的家庭仕途上并不显赫，可他父亲是战争时期的老游击队员，再加上他本人有7门功课考了5分，他便有了留学国外的资格。
恩维尔·霍查同志，似乎比毛泽东还忧心忡忡江山变了颜色。留学生们只有两个国家可以选择，一个是古巴，一个是中国。乔迪感到后者是一个东方古国，文化丰厚，也像太极图一样神秘，他来了中国。可呆了这两年下来，他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应该去古巴。安怡一听，双眉如寒禽扑翅，“怎么，你认为中国不如古巴？”
他说：“中国的女孩子都很善良、可爱，但中国的男人见了你总是笑，不想笑，脸上也挂着个笑，他们在给你点头、向你笑、对你说好的同时，随时都在准备从后面打你……”
这时，安怡还觉得乔迪的这番话有点危言耸听。不过她喜欢两人间这无拘束的谈话。在学校她是个常抛头露面的活跃分子，院长认识她。和乔迪一起散步时，碰见过一回院长，她坦荡地叫一声“院长好”，院长面带微笑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说一句诸如“安怡，你怎么交了个外国朋友”之类的话。
她觉得自己也无须躲闪，和巴提一类奔放的留学生比起来，乔迪有着东方人的含蓄和彬彬有礼，且阅历广博，是一个风趣而又值得信赖的朋友。除此而外，她不感到还有别的什么。
8月，她应邀和他去首都的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风景区——八大处玩了一趟，同去的还有乔迪的一个同学，名字叫伊里尔，也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父亲是一个将军，他和同校俄语专业的一个中国姑娘已经定了终身，这姑娘叫宋芸，也一起来玩了。这两人宛如春天的原野上一对撒欢的小马驹，天光云影里牵手，茂林花丛间拥抱，没有半点遮掩与压抑，有的只是青春与爱情，似寥廓山风般尽情挥洒……
安怡隐隐约约地感到，此番出游，是乔迪在为他们自己日后的关系提供某种注脚。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之中，她也愈来愈发现：虽然乔迪只比她大一岁，可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正在她心里想的；她打算做的每一件事，还没来得及做，他就替自己做了。这是一种神秘的心心相印。或者说别看他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可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在他兄长对妹妹式的关怀、体贴里全消融了。他是她这一生中和她脾气最相投的人。
不见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初恋似潜入春夜的细雨，甜蜜、却又悄无声地漫上了一个少女的心灵。有人说女人一碰上爱情，便丢了自己的脑子。安怡似乎不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一发现那份甜蜜的同时，她就意识到了自己和乔迪关系所潜藏的某种悲剧性……
安怡似乎也是这样的女人，她在害怕乔迪说出那句古老又新鲜的话的同时，又期待着他说出这句话来。她还使了一点小小的心机，想事先验证当他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些招蜂惹蝶的留学生们，说惯了的一句写在流水簿上的誓言？
有一次，她约他在学院路南口见面，她却不打算准时去，想考验一下他对她是否耐得住性儿。老天也与她合谋，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她坐在公共汽车上，经过南口时，透过一片白茫茫的水汽，见他未带任何雨具，浑身透湿地站在一棵树下。她硬着心肠不下车，去了终点站又坐上回头车，约莫过去了1个多小时，再到南口，乔迪还站在那里。
豪雨依然如注，像是在做一次彻底、周密的围猎，他往日高大的身影，簌簌抖抖，像蜷缩成了一只负伤的小动物，可这只“小动物”，除非被她的一支“箭”所击倒，否则就不会离开这场围猎……
9月底，安怡走上了工作岗位——市政工程的一个部门，可乔迪还在北京呆着。
一天，他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大使馆派人已经几次在宿舍里堵他，今天又来了，并通知他，如再不去东北工学院报到，就要送他回国。
她不敢问他，话筒里好一阵沉默，只听见彼此炽烈起来的呼吸声。她又不能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走？”
一句也命中注定的回答，如黄钟大吕，訇然振动了她的耳膜：
“安怡，我……离不开你了。”
她约他晚上在“北京公园”见面，随后赶快挂上了电话。
北京的秋夜，一弯鹅黄新月挂在深蓝天角。月光淡若轻烟一样漫开，在紫竹院洒落满园婆娑的树影，拂动满园幽暗的花香。在这流动着天籁与生命力的世界里，安怡却感觉自己像一只木船，搁浅在冬天干枯的河道里，空有一腔去追逐爱与被爱的激情……
“乔迪，我发现我也喜欢上你了，所以以后，我们必须断绝来往。”
“为什么？”
“你的国家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不能去。即使是我能去，我的国家也不见得会允许我去。既然这样，还是现在分手了好，避免双方将来痛苦……”
“安怡，你今天约我出来，我很高兴，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说这些。这违背了逻辑……”
“不，这不违背生活的逻辑。我说这话，只是违背了我内心的意愿。”
长久的沉默。只有秋虫不知人事，泄水似地欢鸣……
“乔迪，我……走了。”
“那好吧，我再坐一会儿。”
那时紫竹院还没有大门，只是有个豁口，出去不远便是322线车站。安怡没有去车站，她躲在一棵大树后，想最后再看一眼他。十分钟过去了，不见动静。又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声响。陡然，她眼里消失了星光，消失了树影，只有大团大团的黑雾涌来。离开时她能感觉一种灰冷的情绪，包裹了他的整个身心，她害怕他会不会像一棵被雷电与山火挖空了心的老树，一下栽倒在山林里。一股似刀片一样明彻的痛感，疾利地划过她顿时如脱兔般起伏的胸脯……
她正要走出树下，前面传来了嘎啦嘎啦的声响。这是自行车链条磨擦罩壳的声音，乔迪的车子除了铃不响，几乎哪里都响。中阿两国，似乎是一对穷兄弟。
他踽踽地推着自行车，出了豁口，下了坡来，路灯照在他金黄的头发上，打出一片金箔似的光亮，她看到他的脸上冷峻得吓人，一条长腿木然地跨过车架。一阵强烈的战栗，让她的心卷曲似正被火焰燎烤的一片叶子，仿佛再不喊出句什么，心儿就得化作一撮灰烬。她叫了一句“乔迪……”
自行车咣啷一声倒在了地上。他侧过头，看见了她。他就那么木雕般地站在原地。
“安怡，你为什么再叫住我？”
“没有什么为什么……”
“不，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否则我就在这里站到天亮。”
“我也……离不开你了……”
10月7日，乔迪去了沈阳。
一个星期至少三封信来，有时一天安怡能收到他两封信，张张信纸上，无不洒满了一个少女痴情的泪水。一学期结束了，上午刚考完，不顾留学生不能擅自离开所在城市的规定，下午他就登上到北京的快车。
没有温暖如春的房间等着他们，没有鲜花与醇酒簇拥着他们，依然是在“北京公园”，只是不见了秋日的花香叶影，有的只是千树萧索，朔风长吟。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打摆子似地颤抖不已，急切地诉说着彼此的思念，直到说得彼此的嗓门嘶哑。
有时，他们感觉自己很悲惨，宛如两条叭儿狗，命运的绳子牵在他人的手里；可在感觉到悲惨的同时，他们的心头，又会涌来自己正在向一个世界作出挑战的巨大激情。他们有无数个话题，但是都彼此心有灵犀地回避一个关于未来的话题。与其忧郁于这花，能不能在明天结果，不如沉醉于今日这抚慰如诗的花萼……
1965年夏天，大使馆安排乔迪回国探亲，他心里忐忑不安。不回去，能和安怡在一起呆一个暑假，显然是他所期待的，可这严重地违背了组织的旨意，而组织，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强大似如来佛，个人即便有孙猴子的能耐，也翻不出他的巴掌；回去，他又担心是个幌子，只要自己一登上了飞机，他就再没有走出祖国的可能……
权衡再三，他只有回国。他给安怡打了个电话，表示回国前要和她再见一面。
安怡的心里，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这年夏天，她发现自己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跟着。最明显的一次，是她进北新桥百货公司买东西，身后总见一个披军用雨衣的家伙在转悠，她一旦回过头看他，他的视线顿然落进了柜台里，像是也要买什么东西。她转去顾客多的一个柜台，埋下头去一会儿，趁他四处打量时赶紧出了大门。没跑几步，刚好有一辆公共汽车靠站，她上了车，车子随即开动。惊魂甫定，她掏出手帕揩去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可一回头望去，见那家伙又骑了一辆白行车在后面追……
安怡只在反特电影里见过被盯梢的镜头，可在这时她已经感觉到了，现实生活中倘若只是盯特务，专政机关便得大大地裁员。
几个月前，外语学院里有消息传来，宋芸因为铁定主意要和伊里尔结婚，并到留学生宿舍住过，被抓起来了，被抓的当天在学院开了大会，宣布开除其学籍，并送劳动教养。此后，有一天她正在张自忠路搞测量，看见宋芸坐在13路电车上，她叫了后者一声，后者也转过头来看到了她，可就是不理她。她一下意识到了宋芸并非自由之身，不答应自己一定是不愿意牵连自己。后来待她自己也到了北苑化工厂，碰到宋芸一问，那天后者果真是被带去医院，做是否是处女的检查。
安怡估计准有人向公安局兜售了自己。倘若不是宋芸，剩下的可能，便只有一个叫小马的姑娘，和本单位的一个党员了。
一次，她和乔迪路过北京展览馆，看见一个女孩站在那里，像等什么人。头戴红色软帽，白色的纱手套长至胳膊肘子，身上是一件大红镶白纱皱边的连衣裙，好似哪出欧洲戏剧里的人物，突然出现在被蓝灰两色铺满了的中国大街上，令人咂舌不已。乔迪告诉她，这个姑娘叫小马，爱上了一个叫多维尔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还多次在后者的房间里过夜。可这个小子在中国制造爱情，并不比在肚皮里给中国的农田制造肥料更困难，他很快又和另一个女孩打得火热，小马只不过是在火热之余给多维尔“拾遗补缺”，她自己却痴情依旧，浑然不觉……
安怡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不清楚是多数外国人本性如此，还是中国给了他们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膨胀成这样——满世界的撒播“爱情”，像鱼儿在水里撒子一样漫不经心，没有半点责任感？
不久，她一个人经过展览馆，看见小马又站在那里，还像是一棵光怪陆离的圣诞树。一股几近义和团式的义愤，陡然充斥了她的胸间。她走过去，问：你是不是在等人？
对方的眼里一阵惊疑：你是谁呀？她说：你先别管我是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等多维尔？“多维尔”三个字，恍若一支美容霜，让小马的神色一下光彩、柔和起来，不迭地说：是啊是啊，多维尔是我的男朋友，我们约好……
她打断她：外国人不都是罗米欧，我听说多维尔又勾上了其他人，你可千万别再上他的当！
从此，小马认识了她，并羡慕她拥有一个外国的罗米欧。此外，就是那个党员了，此人似乎不知道她和乔迪的事，一副古道热肠，老拉着她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可一次为找一份急需的材料，人不在，她只好打开此人的抽屉，发现一张无头无尾的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我多次和安怡聊天，想了解她一些情况，可她像是感觉到了我的意图，什么都没有透露……”
事情的逻辑似乎是小马也被逮了进去，并供出了自己，公安局不但盯上了她，还在她的单位，布下了一张只待她自己钻进去的网；还有一种可能，小马不会出卖她，她在“拾遗补缺”的屈辱里解放了小马，后者应该感激她。是单位上的“火眼金睛”们发现了她什么，并去公安局做了报告。
历史应该给“火眼金睛”们这样定义：他们的最大精神乐趣，便在于从好人堆里更多地开掘出坏人，或者至少也得让好人对自己是否是个好人好一阵恐惧……
安怡便处于这样的恐惧之中。若说自己没有问题，整天派个人跟在后面，公安局不嫌累得慌？若说自己有问题，和外国人接触就是大逆不道，可自己一没出卖国家情报，二也和宋芸、小马的情况不一样，既没进过留学生宿舍，也没接受过他们的财物，不过交个男朋友。如果说这是错误，可以批评教育，治病救人；如果说这便触犯了法律，一天到晚在叫喊“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伟大祖国，她的神经不也太脆弱了？
乔迪到了北京，马上给安怡打来电话。她听出是他的声音，一下被巨大的幸福感推上了波峰，可随即又被巨大的恐惧感给甩下了谷底，宛如她手里的话筒，是黑手党塞过来的一枚炸弹，她急急地告诉他，两人不能再见面，她已经被跟踪多时……
聪明的乔迪此时却不聪明了，在他眼里因为爱情会被跟踪，就如同打屁会导致上绞刑架一样，这显然出于安怡的胡诌。一向讲话文静的他，突然石破天惊了：
“本来我该直飞上海回国的，就因为想和你见上一面，才冒着被大使馆批评的危险赶到北京，你却不想见面，是不是你有了别的男朋友？我呀，一直搞不懂中国的男人，现在我才发现，我也搞不懂中国的女人！”
不能不说这体现了安怡命运的某种荒诞性：
在她被公安机关视为“卖国行径”结束的这一天，在促使她走出家门，去和乔迪见面的诸种因素里，有一种因素绝对是滚烫于胸的爱国情操。她知道无论见与不见，她和乔迪曾有过的日子，都结束于一株痛苦的无花果，可她不愿他带着对自己的怀疑和愤懑而走，更不愿意日后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人们谈起中国的女人来，也和激烈地对待中国男人一样，像谈起一堆精神上的侏儒……
那天上午，安怡一走出胡同口，便见有三个男人，各自扶着自行车，像是在扎堆聊天。转去旁边的胡同，又发现后面有人跟。这胡同里有她一个同学的家，她从这家前门进去，后门出来，不要几步，就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家里的前门刚好朝着大街。
安怡对同学说：“今天我要去见一个朋友，可是有人老跟着我，我不得不提早出来。”这同学在学校里和她的关系挺铁，没有问一遍子丑寅卯，只是说：“那你就不要去见了。”她说：“不行，我要不见他，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同学没再说什么，一定要她吃了饭再走，吃饭时目光柳丝般依依拂动在她的身上，仿佛这是她“最后的晚餐”。
下午2点多钟，她坐车到了颐和园。进园前，她四下看了看，似乎没有发现除了游同还藏有别样动机的面孔。心境恍若一块擦去尘埃的镜子，顿然明朗起来，她匆匆地赶到谐趣园的后山，乔迪正等在写有“紫气东来”的廊门下。
以前他们来过几次，这里绿荫如盖，鸟鸣清幽，人迹远去，煞是放牧爱情的好去处。乔迪见到她，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倒在自己怀里，一个紧接一个的长吻，在她蠕动如一条干渴欲绝的小鱼的双唇上，放射出一串串呓语：
安怡，我不能没有你！
安怡，我不能离开你！
长吻衬着他那亢奋不已的满头金发，好像一道道的闪电，划过她墨玉般晶莹的眸子。她恍若一团带雨的云，被这闪电催开得通体情汁滚滚而下，她抚摩着他的金发，抚摩着他的脸颊，双臂又似蛇一样扭曲滚动在他宽厚的后背。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像蓄满了阳光和水分的大团春叶，膨胀着，舒展着，渴望去追逐初夏的诗意。
可她脑袋里的每一根神经，又都像一根根银针，在锐利地挑破春叶的初夏之梦。在这份刻骨无边的刺痛里，她双眼微闭，噙着泪水，泪水里顿然飘来莫泊桑的小说《在春天里》的一段话：
您可要当心爱情！它比伤风感冒、支气管炎、胸膜炎都要危险得多！它是毫不留情的，它会使所有的人干出不可_挽回的蠢事。是的，先生，我想政府应该每年在墙上贴出这样的大布告：“春天来了，法兰西公民们，要当心爱情呀！”如同在房屋的门口．上写着：“当心油漆！”……
最需要贴出这份告示的，该是中国政府。可它没有贴，政府似乎只想在爱情如同早产的历史事件一样发生时，抓他个人赃俱获。
不到十米远的一棵香栌树下，不知何时冒出了一对三十多岁的男女，说不是情侣，他们也在那里挽肩勾腰，喁喁私语；说是情侣，给人的感觉却矫情、生硬，仿佛是一对武林高手，被硬拉上台去演一出言情戏。安怡和乔迪走开了，这对情侣也随之走开，不近不远地在后面跟着，悠悠的耐性，好似咬一口就得咬出满嘴丝来的糖饼。安怡看了一下手表，快七点了，两人干脆往大门方向走去。
到了排云殿，那对情侣像突然出现似的突然消失了。安怡一颗紧悬在喉咙口的心，刚刚物归原处，左侧插出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他边啃一块月饼边挨近她，胳膊撞了她一下。她没有吱声，以为他是不经心的，可他又转到右边，胳膊还撞她一下：“喂，姑娘，咱们玩玩去！”
她说：“我不认识你。”
乔迪推了那男人一把：“你想干什么？”
两人随即加快步子，走到了颐和园大门。刚过门口，那男人竟冲过来，一把抓起她的胳膊，嗓门大得像他在救人于水火：“走，别不好意思，跟我玩玩去！”
立马围过来四五个人，有男有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安怡的脸上气得红一道，白一道：“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耍流氓，要我跟他玩玩去……”
一个女的脸上也顿时挂满了无产阶级义愤：“这男人是流氓，我好几次见他在颐和园捣乱！”
两个男人将他的胳膊往后一扭：“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乔迪牵起安怡的手就要走，那女人却拽住她的衣襟：“你不要走，你得去派出所作证……”
乔迪这时多半意识到了什么：“我们还有事，我们得走……”
女人的手越拽越紧：“外国人自私自利，咱们中国人可不能这样。你不去作证，让派出所将这个流氓逮起来，过几天，他还会在这儿捣乱！”
一句“咱们中国人”，让安怡本该如刺猬的警觉，一下蜷缩了回去。她想：当着这许多中国人的面，一个外国人叫你不去，你就不去了？
她随众人去了，乔迪只能跟在她后面。到了派出所，戴鸭舌帽的男人被送进了后面的一间房，一个警察将她和乔迪留在了前面的办公室，问了一遍两人的姓名、年龄及住址，便将他们搁在了一边，自个儿看起了报纸。她站起来：“你这就算取证了？那我们走……”
对方狠狠地剜了她一眼：“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取证？取证的人还没来，你给我坐下，老老实实等着！”
这一等，等到了十点多钟，终于开来一辆北京吉普，车上下来三个男人。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将乔迪带去了另一个房间。剩下的两个留在了这间，开始问起她来。真的是取证，不过取的证与下午的事无关，他们问她，什么时候认识的乔迪，两人到过哪些地方，干过哪些事情，她是否得过乔迪的什么钱物……几近像两名推挡旋削配合极好的乒乓球选手，他们怎么问，她就怎么答，她只求能早点放自己回去。
“你们快点问吧，一会儿，就没有末班车了！”
“不要紧，呆会儿我们送你回去。”
院子里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乔迪像叫了一句什么，但很快被喝住了，随即吉普车发动，她估计他们送走了乔迪。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吉普车回来了，安怡被带上了车，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塞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脸的惊恐，恍若刚刚从哪个犯罪现场逃了出来。车子走到新街口，安怡的家住南边，本该往南拐，却往东跑去。
“你们不是说送回家的吗？”
“都十二点多了，这么晚回去叫门，影响多不好，你还是先在我们那儿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
她一听，心想这也行，明早直接去单位上班。车子在一片黑憧憧的高墙下停了下来，一行人下了车，一个人问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不知道……”
一扇大铁门咣当一声开了，像寂寞的夜空上陡然滚过的一道雷电，令人心悚！
走进门去，影壁上的两行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惨白灯光的照射下，宛如浮动在冰水里，让人周身一阵透骨的寒彻。安怡和那女孩，被锁进了一个四面被铁丝网住、浑如笼子的号子，女孩哇地哭喊起来：“你们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
安怡尽力使自己觉得一只脚虽泡在冰水里，可另一只脚还在岸上，她劝女孩：“他们不是说了，明早就让我们走吗，你不要叫了。”
女孩哽咽着告诉她，这地方是位于北新桥炮局胡同的北京市拘留所，老百姓都简称为炮局。安怡仍在冰水不断涌上来的心海里徒自挣扎，除了拘留所，难道公安局还会请我们去宾馆、饭店里过一夜？
次日一早，她叫住一个经过的警察：“请你开门，我要去上班，办公室的钥匙还在我这里……”
她手头正负责三幢房屋的设计，过些日子就得审查方案，工作挺紧张。
那警察过来怪怪地打量了她一遍，仿佛她是全聚德厨房里一只扒光了毛、已架上火却还想飞的鸭子，笑道：“你还想去上班？老老实实地呆着吧！”
她颓然坐下。万千思绪，思绪万千……
她想着自己绝对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无论如何是个好人的种种理由；她从电影、报纸、小说里，回忆我公安机关绝对料事如神、不枉不纵、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种种功绩。她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过是暂时掉进了一条小沟里，自己该赶快爬起来，配合公安人员去找出一个总藏在哪里的狰狞的误会。
初审安怡的是一个三十来岁、个头挺矮的女警察，不知是真有近视，还是因为右脑门上有道疤，得转移掉人们的注意力，她脸上架了副挺秀气的眼镜。倘若她干的是教师，或者是图书馆职员，这疤大约真可以忽略不计。她却干上了一份能够怒吼、容易撒气的职业，每每激动起来，这疤便涨红得似她脑袋上突然落下一片枫树叶子……
“乔迪对你说了些什么反华的话？”
“我们根本不谈政治。”
“你包庇外国人，这么多中国人不爱，却要去爱一个外国人……”
“我不是非要去爱外国人，而是两个人交往下来，感觉性格、兴趣都比较相投，就自然而然相爱了。”
“说得倒轻巧，你凭什么和外国人交往？”
“我凭什么不能和外国人交往？”
“中国的法律里，有哪条允许了一个中国人去和外国人谈朋友？”
“中国的法律里，有哪条写明了不允许中国人和外国人谈朋友？”
“我告诉你，除了外交人员和翻译，谁和外国人交往，谁就违法！”
“那你找出这条来看看。即便真有这条，毛主席教导说，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也得看看对方是一个怎样的外国人。阿尔巴尼亚不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吗？我又没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往……”
“好，好，你嘴硬！那我问你，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光天化日之下跟外国人钻树林子，你也不嫌害臊？”
“我没有钻过树林子。”
“那你有没有和外国人搂搂抱抱？”
“那你和你爱人谈恋爱时，一个走马路这边，一个走马路那边？”
女警察显然不以为存在什么误会，面目狰狞的是安怡本人。
监狱从人类历史上设计出来，肯定有心理学大师的参与。你不是还有几分精气神儿吗，那就在号子里撂你一段，在苦不堪言的孤独与对未来不可测的惶恐之中，蒸发掉你的精气神儿，宛如烤馒头片，一层层地烤去你的辩说和侥幸心理，叫你的灵魂灼痛起来，痉挛起来，如果不赶快从这烧红了的铁片上跑下来，你的灵魂就要面对被烤成碳黑物质的危险……
这一撂便撂了十天，安怡没有一刻不在想，这件事出去了该怎样向领导和同事作出解释？自己手头被耽误了的工作，又该如何交代？是呕心沥血地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让公安局终有一天耸然动容；还是只要公安局漫不经心地打个喷嚏，自己便得一辈子脱不了感冒……
安怡一遍遍要求提审自己，这要求在一天半夜满足了她。
经过院子时，秋夜的寒气将她冻得哆哆嗦嗦，她进炮局时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在颐和园原说要送她回家，后来又将她逮进来的一个男人，给她端来一杯热水，她赶紧将手捂在杯子上。
这人说了：“我们已经和你单位联系了，工作挺紧张的，想你赶快回去。我也去了你家里，拿到了你的日记，你爸、你妈也挺惦记你。年轻人嘛，有什么呢，无非就是和外国人交个朋友，说清楚不就行了。你好好说吧……”
安怡深入、细致地说了：
怎样认识的乔迪，在一起说过些什么话，扯到哪些关于中国的话题，还认识哪些留学生，和他们之中谁跳过舞，他们还接触了哪些中国姑娘……她脑子好使，人名、时间和地点还说得特清楚。如同一个从不需进百货公司的富人，一旦花起钱来有一种快感；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旦卷进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大抵也会有一种倾吐的快感。
安怡不知道她讲出这些，将给又开始剑拔弩张起来的中国社会，增添多少火药味；她只知道，倘若一个魔鬼不松开扼住她命运口咽喉的手，哪怕要她在玻璃渣子上搂着魔鬼跳舞，她也会跳个兴意酣然，气贯长虹……
仿佛是她开始转变了态度，那男人也对她推心置腹起来。他告诉她：
“乔迪这家伙一贯敌视中国，他在东北还有两个女朋友。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拉你一把，你还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混，想想将来你的下场，真是不寒而栗呀！”
她已经关去了心囚里的爱情，一不小心，又溜出来添乱：
“我一星期要接到乔迪三四封信，有时一天还收到过两封。再说，他上午考完试，下午就赶火车来北京，他怎么可能在我之外还有女朋友？”
那男人没有恼怒，只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喟叹一声道：
“你看看你自己，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宁可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这样吧，你写个材料来。看看你认识错误的程度，认识得深刻，就早放你出去。认识得不深刻，放你出去了，你还会犯错误。”
对安怡的再次提审又是放在半夜，除了那个矮个头的女警察，房间里还有几个男人。
她兜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交代，我们看过了，你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男女关系问题。你今天就把这个问题给我讲清楚。”
这是一个颇有深长意味的反差：
在解放后生殖力与革命热情一样长盛不衰的中国，即便是在夫妻之间，男女关系问题，也是个只能干、不能说的问题。除非对方舌头变成了一块抹布，你想要中国人谈出自己的性意识、性行为，无异于想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一块象牙来。
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领域，以至于一些姑娘以为，只要和男人拉了拉手，便会生下孩子。一些新郎激动地来到了那片处女地，宛如饿汉见了满桌美味却不见筷子，竟挠耳抓腮，无从下手……这又是一个因暧昧不清而挺刺激人的领域：倘若想要搞倒谁了，在向他扔去的诸多块石头里，多半会有“男女关系”这块石头。倘若能处于合法审查者的地位，被审查者的问题里又有“男女关系”，这便像是注射了一针可卡因，一个个多半兴奋、燥热、穷追不舍、暗渡陈仓，俨然一次合法的意淫……
昔日见了“男女关系”这几个字，都像见了电弧光一样，唯恐躲闪不及的安怡，现在只能在这几个字里打滚。她交代了自己和乔迪有过几次搂抱，几次接吻，是他主动还是自己主动，她被迫去回忆他、或者自己什么时候，是否有过去穿越禁区的企图……
落在她身上的一道道目光，蚂蟥一样滑腻，梅雨之夜一样潮热，鞭子一般驱赶着可怜的她，要她去穿越仅仅存在于他们脑海里的那块禁区。她觉得这个晚上自己的衣服被扒光了，她决意自己不能在道德上也被扒光。
女警察盖棺论定道：“你不说上了床，我们就查不出来？你以为不承认上了床，你交代的这些，就不算男女关系问题，不算男女关系问题，我们还抓你干什么？”
安怡回到号子里继续写材料。宛如走进一家门口站了一条狼狗的帽子店，若空手出门便会被狼狗咬上一口，她依然不敢去要“男女关系”这顶帽子，却不能不给自己脑袋扣上其他的帽子：丧失立场，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这期间，她被两次带去公安医院妇科检查。第一次，是位女大夫检查的，检查完在屏风后穿衣服时，安怡听见她对什么人说：处女膜完整。
几天后，又被带去一次，这回换了一个男大夫，俨然他是个考古学家，而她则是具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琢磨了好一阵。这回检查完后，她被带出去了，不知道在里面，他对公安局的人说了些什么……
关进来的第十五天，那位女警察头一次走进了安怡的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遍，那片枫叶不见了，神情颇为平静。既像过去在学校时班主任找同学谈思想，又像是一个老师傅，在鉴定某件半成品能不能够出车间：
“你自己瞧瞧，这么一点年纪，就穿上了皮鞋，你自己也承认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既然这样，以后是不是通过劳动，好好改造改造自己的思想啊？”
安怡鸡啄米似地点头。从她一向挂满了阶级仇恨的脸上，安怡原以为她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一张得劳改几年的法院判决书来，没有想到她带来的，竟是这句几乎在每个中国人耳朵里都打出了老茧的话。这时代，除了毛泽东，哪一个人不得改造思想，哪一次运动不冲着改造思想而来？再说自己带着图纸，扛着仪器，风吹日晒，这里画线，那里勘测，不也是劳动？
她以为自己可以出去了，她盘算着回单位后，要以更沛然的智慧与汗水，来洗刷这注定得进档案的半个月。
当晚，她被送到了北苑化工厂。
接受这件“半成品”的是王队长。只知道有劳改、不知有劳教的她，看着高墙上的电网、持枪站岗的战士，不禁茫然地问：“这是哪里呀？”
王队长忍俊不禁笑了，显然看她是件不合格的“半成品”。
“你呀，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还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
二黑匣之内
初进北苑，乍一看像是进了“渣滓洞”。
一个号子睡十几个人，木板搭的通铺，面对面，中间只剩尺把宽的过道。
几乎每一个位置都有讲究，谁挨着门，谁打呼噜，谁身上可能有脏病，谁患了哮喘，夜里咳个不停……而为了摆脱某一个位置，转移去新的位置，总伴随一番折腾。每一寸空间都流布有隐形火药，谁要是不小心碰落了别人的物件，或是臀部似一艘船，泊在了别人的码头，多半接踵而来的也是一阵鹅争狗斗，一天三餐多是窝窝头，再加一碗菜汤，吃米饭和能闻到肉香的日子，一个月里就那么几次。每月家里人可来送一次日用品及少量食品，隔三岔五，便总有林林总总的“案件”发生。不是有人叫掉了肥皂、卫生纸，有人喊：我一支新的牙膏怎么就剩了半截？就是有人脸上涨红得似一块刚割下来的新鲜牛肉，猴急如整个国库被盗了的神情，可其实就是不见了一块桃酥……
开始的3个月里，每天和尚打座似地盘腿在铺上，除了读报学习，就是各自将自己的问题，竹筒倒豆子似的倒上一遍，此后相互把这“豆子”放进嘴里咬，谁将“豆子”咬得嘎崩生脆，咯咯作响，恍若狗啃骨头，谁便算批判深刻，表现积极。
安怡渐渐清楚了，北苑化工厂是个劳教工厂。女犯中多为小偷、诈骗和流氓团伙进来的。有一个绰号叫“东四小红”的女孩，被亲生父亲强奸后，拂袖而去，不再回家，先靠在外偷个仨瓜两枣为生，后来纠集几个家里管不了的弃学女孩，去同学家骗个七角八角，在街头巷尾砸几块玻璃，偷个电灯泡，或是和一帮野男孩，半懂半不懂地打情骂俏……能叫麻雀也就不算埋没她们了，她们却自称为“九鸟一凤”。每到放风时间，她们总和隔墙有关的男犯斗嘴解闷……
还有“思想反动”者。看批判她们的劲头，似乎个个家里藏了炸药包，想伺机去炸天安门，可自己交代的十有八九，不是自个脾气太大，就是领导心眼太小，头头看她们怎看怎别扭，于是一提拎，便像农贸市场上倒拎一只鸡一样，给拎来了这里……
还有妓女。一个三十出头、来自农村的四川女人，随做建筑工人的丈夫到了北京，离婚后操起了皮肉生涯，她大字不识一个，可倘若在她面前放个萝卜，她发言时水浪般波动的舌头，准能将这萝卜雕刻成一朵花来：
“我做这个，一是为生活所迫，要不我没有生活来源，二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来找我的，有工人、干部、军人、大学生，他们从这里走了以后，都特别兴奋，特别高兴，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去。而你们呢，有吃有穿，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要不就是国家、父母供着念书，可还要去找外国人。进来了，你们一个个伶牙俐齿，说是在谈恋爱，谈恋爱又怎么了，难道就比我高尚？我告诉你们，我从来只出卖身体，不出卖感情……”
与其说她在迷途知返，不如说她在现身说法。
与其说她在交代自己，不如说她在批判他人。
四川女人的这番话，指向性非常明确，指的便是“洋妓”，这个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是外国妓女的称谓，并不是她这个“土妓”创造出来的，而是教养单位创造出来的，用以赠给那些所谓和外国人胡搞鬼混的中国女人。
安恰当然算是“洋妓”，她的号子里“洋妓”也不少，她们有的是大学生、演员，有的是医生和工人。
开始，安怡吓呆了，自己怎么会和这些人走到一起来？
社会，在她的眼里原来单纯得像一杯白开水；现在，宛如走进了人体解剖室，社会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红红绿绿的五脏六腑，展示了像石子一样硌在胃里令它不舒服的东西，它急于要在大肠里排泄出去的东西，而她竟也被肮脏地置于大肠里，可她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起先一段日子，安怡总在心里后悔：在炮局，我干嘛要屎盆子尿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不扣，进来了；扣了，也进来了。我怎么没有想到，他们用的就是一种诱供的方式：你说吧，说得越多，我们就越早点放你回家。似乎这是你在家里偷了几块糖，只要承认了错误，父母马上就会原谅你。
它还会制造一种氛围，深更半夜，一大屋子男人，就是要让你特别尴尬，特别害臊，让你糊里糊涂说。我怎么就不能学学《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呢，倘若真要是打起仗来，被敌人抓去了，不要动刑，我就当了叛徒……
六十年代，便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感召力的时代：雷锋，王杰，欧阳海，李玉和……一个青年即便关进号子里，也蝉蜕不去自己的革命觉悟。
六十年代，又是一个变得荒唐起来的年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子里，不乏向往革命的青年。
渐渐地接触下来，安怡发现在自己这个号子里，“洋妓”真有一二个是那么回事的，比如一个是孤儿，和姐姐住在一起，后来姐姐谈恋爱了，就一间房子，来了男友老嫌她碍事，她不得不一个人去街上遛马路。一次，在东单公园附近转，被一个外国人盯上了，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随后，他给了她15元人民币，她用这钱买了一双红皮鞋。她就穿着这红皮鞋给逮进来了，问她，她还不知道这人是哪国人，叫什么名字……
但多数人和自己一样，所作所为，实在是大大辜负了“洋妓”这一称谓发明者的想象力一孟白鸽，原来是海淀区一所医院的医生。
一个在北京大学留学的苏联青年人，皮肤对花粉过敏，在国内没有治好。来北京后，每年三月间，像雪花一样撒满全城的杨树花絮，让他浑身搔痒，彻夜难眠。她用四处打听来的一个土方子给他治好了，他爱上了她，她随他去了苏联，生下一个儿子。
尽管她渐渐习惯了牛油、红肠和面包，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文，她却不愿放弃中国国籍。丈夫是书呆子，回国后在莫斯科大学读东方文化的博士，而她本人政治上的麻木，也一定不亚于她脚下的高跟鞋底。早不探亲，晚不探亲，她偏偏在中苏关系暗中开始交恶时回国探亲。上海、南京、成都，家人亲戚一一见下来，依依难舍，将签证日期给耽误了，她只得再去苏联驻华使馆办理签证。
许是苏方有些怀疑她，每次去使馆，都一再盘问她再度签证的理由，以及她在国内的行程，仿佛她不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活动，而是去了苏联奇形怪状的各种天线几乎布满天空的远东……
中方也未因她怀里揣着本国的护照而信任她，相反，她也被盯上了。最后一次，是她在北京饭店吃饭，过来两个人，似乎无意撞了她一下，旋即，其中一个嚷起来，他口袋里的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两个人认定是她偷的，不等她从一头雾水里回过神，就拖她去了公安局，一到公安局，她便被扣下……
这一天改变了她的一生，次日，她的赴苏签证就批下来了。
姜英，原来是一名演员。
她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日本人，1945年日本人溃逃时，贫病一身，无处可去，被她父亲拣来做了媳妇，没几年，父母都病死了，她被送到一个杂技世家里学武功，没读过书，只是解放后，在扫盲班里认了几个字。
杂技团在天桥演出时，她认识了一个中东某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名叫萨里姆。此人经常来看演出，暗蒙蒙的观众席上，他一双瞟着她的金鱼眼炽热如火，分外突出，宛如两颗已经发火就要打出去的导弹……
他来后台给她献花，做了自我介绍。她问他，你怎么看不腻味？他说，看其他节目，当然会看厌。看你表演的叼花，我百看不厌，你不但功夫好，人也长得漂亮。
她惊讶于萨里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却不明白他还有一个长处，萨里姆远比不少中国男人要清楚，对于什么样的女人，在什么场合，该组装什么样的汉字。
他开着小车，带她去北京饭店吃饭，进友谊商店买东西。像他的国家地底下那奔腾的石油，他花钱很大方，送她衣服、戒指、手表，还给她和她师傅一些钱。他看她的目光越来越火势簇拥，让她感到一阵阵电击般的晕炫和燥热……
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练杂技了，太苦了，咱俩结婚吧，我带你去我的国家。
她七八岁时起，就长在师傅家，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给她说过一句体贴的话。顿然，她双颊飞红，芳心怦跳，只讷讷地说：去你们国家，我话都听不懂……
萨里姆黑发浓密、粗砺的脑门上，旋下一股英爽之气，奕奕逼人：有我呢，你永远是我的心，我永远是你的耳朵。
他拥抱她，他抚摸她，他一定要和她接吻。在一片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潮热里，她像一具正融解在水里的泥塑菩萨。可这菩萨的骨架是钢筋做的，当萨里姆几次脸若紫枣，大气长呼，瞳仁里发出猫一般野性的光芒，她似被蜂蜇了一阵哆嗦，她看到一条鞭子旋风般嚯嚯而来，她的武功是在这鞭子下磨砺出来的，这鞭子也从小告诫她必须恪守中国的道德传统。
她一次次拒绝了萨里姆要带她去外交公寓的要求……
就在这当口，公安局来人到团里找她——
“你认识些什么人？”
“我是一个演员，认识的人可多了。”
“我们问的不是中国人……”
“那就是指萨里姆吧，我和他谈朋友，没有干犯法的事。”
“他都交代了，你怎么还不老老实实交代？”
“他交代什么了？”
“他一星期飞一次香港，你们是不是在倒什么买卖？”
“是萨里姆倒手表，不是我倒。他对我说过，如果你们剧团里有谁要买，我可以给你，从中你能赚一点钱……”
“这么说，你倒清清白白。你知不知道，萨里姆是个大流氓，你和他乱搞，国际影响很坏！”
“他若是个大流氓，你们就把他抓起来。你说我乱搞，你看见了？”
“萨里姆交代你们发生了男女关系……”
“我发生了关系，我遭雷打电劈！你们去把萨里姆叫来，我要和他对质……”
姜英被带去了公安局，一关就是十三天，她算是团里的台柱子，团里来人想保她出去，可不但未能出去，一转又转来了北苑。
她还不认识“洋妓”这两个字，却偏偏选中她来当洋妓组的组长。即便故宫一夜之间从北京消失了，也不会比这个更让她震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北苑，因为先后或同时被萨里姆追过进来的，就有七八个，再加上被他藏进汽车行李箱里，带进外交公寓给糟蹋的中国女孩，多达十三人。
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几次集中洋妓们一起交代问题。安怡心悚地发现，这13个人，多数似吃了鸦片的狗一样兴奋，彼此之间拼命扑上去厮咬，非得咬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非得将每个人的心灵咬出一团血腥。既像是通过毁灭对方，来宣泄对萨里姆的强烈仇恨；又像是醋海泼天，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里，倘若发现自己在萨里姆的天平上，没有足够的分量而引起的某种失落，更风卷乌云般膨胀起这一仇恨……
姜英说，我不问你们，你们也不要问我。可少有人愿意停止这场厮咬。
她交代道：我和萨里姆出去玩过，也被这个王八羔子抱过、搂过，可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和他发生了关系。
这时，曾被萨里姆放倒在身下的中国女人们，纷纷在精神上高昂得像一座炮塔，以炮口般粗的喉咙，向在场的干部指控：姜英这是在抗拒交代，我们了解萨里姆这个家伙，他绝对不会放过手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这时，安怡总悄悄地坐在一边，不是轮到自己被迫交代的问题，她从不开口。她的心里，却泪水滂沱，像被3月的雨雪浸泡的一片松软的土地。这泪水并不仅是为着自己，更多的是为一种美被毁灭，一种萨里姆似的恶却一马平川而洒下的。有时候，泪水竞爬上了眼角，常常是旁边坐着的郑荔发现了，胳膊碰碰她，她才赶忙掏出手帕，仿佛在不经意间擦去……
如果说，她因自己无端判了劳教，而曾对社会感到迷惑，并努力用一种偶然性去解释这一迷惑；那么，在了解了众多洋妓的遭际后，她便察觉了社会的某种必然性的丑陋。
她讲不清楚这种必然性具体是什么，却切切实实触摸到了它的力量，粗可放马，密不容针，不动声色时好似静水深流，一旦拧在了手里，便如浸了水的皮绳一样坚韧。除了真正的娼妓外，她们被带到北苑，都是被这股非个人所能抗拒的力量而裹胁的。
倘若不仅仅是自己，姜英，孟白鸽，还有其他人都撤走戒备，消除磨擦，敞开心扉，任凭真挚的泪水，一洗这阴暗的角落，所谓的“洋妓”组，在很大程度上，便不过是被这股力量吞进嘴里，又像吐瓜子壳一样吐出来的一座青春的废墟，一片爱情的坟场，一群红颜薄命的中国女子唱了世世代代都未能唱完的一曲挽歌……
安怡反复地咀嚼“洋妓”这两个字：
爱情是天然的、合理的，它不问种族、肤色、地位、年龄、家庭背景，乃至信仰。如果因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便被视为“洋妓”，那么超越了年龄、地位悬殊的结合，如同燕妮之于马克思，宋庆龄之于孙中山，这又叫什么呢？
如果这“洋妓”一说真能成立，那么中国古代的蔡文姬、王昭君，便是“洋妓”的老祖宗了；而移民社会的美国，各国王室之间频繁通婚的欧洲，则更是“洋妓”满街跑了……
为什么在中国，一部分人总能发明出一些词来，去攻击另一部分人，并亵渎人类最宝贵的尊严，最美好的感情？怎么歹毒怎么说，怎样刺耳怎样讲。如同安怡这时还得不出答案一样，她也还不知道，“洋妓”一说不过是牛毛细雨罢了，仅仅一年之后，积五千年汉文字垃圾之大成，“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便像声震云天的黄果树瀑布，在中国的肩膀上滔滔而下。
号子里显然不是培养友谊的场所，它似一块坏死的息肉，只听凭自私与戒备在这里细菌般地滋长。安怡却和孟白鸽成了贴心的朋友，两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安怡和郑荔，也像有某种缘分：安怡一来就注意到：长得小巧的郑荔，有一张同样玲珑好看的嘴唇，却极少见它为话语所开绽。在号子里，她总尽可能地独坐一边，老朝自己这边望，像看一个静静的、美丽而又感伤的谜。常常在两人对视时，她才嫣然一笑，双唇顿然被微笑一刀剪开，露出闪耀玉光的贝齿……
郑荔并不是为“洋妓”进的北苑，她年纪小，只有十六岁，人也本分、老实，先编人小偷、诈骗组，一到该组开会，“东四小红”就欺负她，不是要她一个人翻来覆去交代问题，就是要她为自己捏脖子、敲骨头……干部们便将她调来了洋妓组。北苑的女劳教犯里没有设贪污组，可她犯的恰恰就是这档子事——
她的父亲，在北京丰台的一个桥梁施工队当管理员，为工作与队长发生了矛盾。队长脸上依然晴空万里，不见异色，背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派人去湖南老家调查他的成分，恰恰临解放时，她父亲在老家买了点地。母亲感觉到了什么，赶快要大儿子去老家一趟，将户口迁来了丰台，把郑荔和两个弟弟，接到了北京。来了没几天，队长脸上秋去冬来，一片凛冽，将她父亲打成了漏网地主，开完斗争大会后，又搞了一份现行犯罪材料，一劳永逸地将他送进了大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母亲既怕贼偷，更怕贼惦着。急忙把家搬到了朝阳区，一家人租了一间房。哥哥正上大学，下面两个弟弟该上学，唯有妈妈一个人在一家面粉厂做临时工，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郑荔是个女孩子，当然得将她“牺牲”了，母亲托了几个人，最后母亲的一个朋友，上下活动，成全了她当“烈士”：丫头，问你多大，你千万记得讲十六岁，不要讲十三岁。
1962年，本该读初一的她，进了一个粮库工作，当的是搬运工，一开始，她连一袋五十公斤的面粉都扛不动……
她和母亲的血汗，惨淡地维持着这个家，刚刚两年，母亲英勇地倒下。敌人来自于她肚子里，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张牙舞爪，母亲先是轻伤不下火线，坚持上班，也不去医院看，直到那东西将肚皮几近撑成了一个小丘，母亲终于给压趴下。送肿瘤医院检查，从肚子里哗啦啦抽出了一桶绿水，说是癌症，必须转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一人院，就得交上三百元押金。家里的每一个钢铺，从来都恨不得能掰成两半花，就是将房里的家当统统给卖了，也凑不足这笔钱。在北京举目无亲，父亲往日的几个朋友，也早就人走茶凉……
郑荔这时已调动了工作，每日里上班，手头过往着红红绿绿的钞票。也许是领导上像党相信刘胡兰、向秀丽等好儿女一样相信她，会计是她，出纳也是她。她却在领导的信任上钻了一个洞，小小的脑袋瓜里没转几个弯，便取出三百元，叫一个弟弟赶快给医院送去，她想得不复杂，账反正是在自己手里，等妈妈病好了，又能上班了，以两个人的工资，再勒紧一把裤带，这钱不要多久就能还上。
生活的构思，一下便让她的构思苍白无力。待母亲做完手术，主持手术的一位女大夫出来告诉她：你妈的病不行了，到了晚期，在手术台上又给缝上了。女大夫标致的五官，突然间倏忽远去了，只剩下一张急剧膨胀起来的脸，恍若一个巨大的乒乓球，在她眼前上下旋舞……
女大夫赶忙拉住要往地下倒的她，她问：那我该怎么办哪？
女大夫自然听不出这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否则十有八九，她会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当时就将郑荔扭送去了公安局，真如此，她便不会再堕落下去，也许倒是件幸事。女大夫让她坐下，边擦金丝眼镜，边擦出一句职业性的话：在医院里住几天，就送你妈妈回家，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
母亲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好衣，吃过一顿好饭。家里难得吃一次红烧肉，她把肉块分到每个孩子碗里，剩下一点汤才倒进自己碗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嘴皮上油光闪闪，她脸上也红光拂动，好像是她刚刚吃下了一头猪。即便是眼下来日无多，她也不提饮食之事，坚决地为革命省下每一个铜板。
可再省也枉然，总得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包包中药，恍若洪水到来时堵去堤坝上的沙袋一样，迅猛地堵去她的喉咙。隔个七八天，大出血一回，送去医院，又再拉回来。这么折腾，退回来的一点押金很快没有了，郑荔又去掏社会主义祖国的窟窿，一次，两次，直到1963年1月，奄奄一息的母亲，决意要魂归故里，她跑去买好两个人的火车票，一共吃里扒外七百多元。
母亲临走时，单位里业已召开了大会，领导们慷慨激昂地要求同志们，积极投身到一场即将在全国开展的伟大运动，即以“清组织、清思想、清历史、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警告那些有问题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郑荔在听报告时芒刺在背，如坐针毡，可为了母亲入土为安，她还得最后举一回“屠刀”……
几乎前脚送走母亲和弟弟，后脚领导就找她谈话，要调她去另外一个粮库工作，她必须尽快办好这个粮库的财务交接。也许领导尚被她蒙在鼓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也许领导已经察觉了她背叛了革命的信任，引而不发，看她自已如何表演，可不管怎样，她都走投无路。
她为最小的弟弟烧好了最后一顿饭，看了一眼几近四壁空空的家。来到单位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嘱咐他以后得经常回家。随后便抱起那个一串窟窿的账本，双脚瑟瑟抖抖，好似踩着一团棉花，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要说郑荔的问题并不冤枉，七百多元钱，在当今的中国不算什么，当不得颐指气使的大款们在酒店里叫的一盘菜，在歌厅里点的一支歌，也不及官员们高级轿车上的一块玻璃钱，可在当时，却足足够得上一个普通十部和工人一年的工资。安怡，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却对郑荔的贪污罪行产生不了半点气愤，相反还真有些高山仰止，视她为她那个苦难的家庭做了牺牲的“烈士”。
三个月后，安排女劳教犯半天学习，半天去车间劳动。活儿不重，只是手工拣去化工原料中的杂质。只要可能，安怡、孟白鸽和郑荔三人总呆在一起。
北苑对劳教犯们有诸多规定，有一条是上厕所，得报告队长，批准后还得两个人一块去，或许是怕谁想不开，带根绳子去那里一下寻了短见，三人中的两人就总一起报告。再有一条是互相不能给吃的、用的，否则就叫勾结拉拢，居心叵测。安怡家里或是孟白鸽的亲戚，送了什么吃的来，两人便装一些到口袋里来，进了厕所一把塞给郑荔。真是玷污了“友谊”二字，那厕所臭得不行，按孟白鸽的话说，出来好半天，才能散去衣服上的一股臭味……
夜里，安怡老做梦。她做得最多的梦是两类。一类是自己在办公室里画设计图，画着，画着，一阵风吹来，图纸吹去了院子里。她下了楼，赶到院子里，图纸又吹去了大街上。她追到街上，跑得非常快，好像是一头腾越于冈底斯高原之上的亚洲虎。两边的行人，个个恍若泥塑菩萨，木木地盯着她，其中有在学校里读书时的同学、老师，也有现在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好容易快追上了，却到了十字路口，车辆过往似过江之鲫。每当她的手要拣起图纸了，便有一辆车紧挨她的脑袋倏忽而过。
或者她随工程师们去刚竣工的大楼里验收，走着，走着，其他人都不见了，就她一个人，像闯入了迷宫，怎么转也转不出来了……
她常常冷汗淋淋地从这类梦里惊醒。再有一类梦，便是有关她和乔迪的。其中一个几近成了梦魇，好长日子在她心头挥之不去——梦里，不管是白云蓝天、青山绿水衬景，还是墨色如锅、灯光依稀作底，她能听到乔迪那醇厚似酒的笑声，摸到他那骨节分明的大手，可就是看不清他的脸，他的整个五官都陷没在蒙蒙的白雾之中……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安怡平日里很少想到乔迪，她竭力把对于他的回忆打发走。
一次父亲来探视时，告诉她，白她被抓后，乔迪来了两封信，家里想给她保存着。她马上说，不用了，回去就烧掉吧。再一次，她听一个新来的女犯说，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闹了一次集体游行，好像是为了争取更多地与外界接触。过了一个月，一天学习，由她念报纸，在《人民日报》一版的左下角，她看到一条简短的消息：全体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于近日回国。看完了，也就完了，她不觉得自己有多少怅然若失的感觉。
可这回忆，颇像一头极善认路的野兽，只要来过一次，便总能咻咻地嗅着踪迹，又走到她的梦里来……
平日里，使她忧郁不安的是她的工作。她牵挂进来前，自己手头正设计的那三幢楼房，图纸是否能通过审定，下面的工作是否能如期进行？当然，她更忐忑不安：劳教两年出去后，单位上的领导，将会怎样处置她？
见安怡的脸上痴痴地有些发呆，孟白鸽总说：“你又在拨弄那点破心事啊？怕什么呢，这世界上再缺什么，也不会缺人。是人就不能钻山洞，得要人盖房子。你还担心出去后找不着饭碗？！”
吃了几年面包，孟白鸽讲起话来，也像俄岁斯人一样奔放。这时，她多半领头侃起三人都曾看过的小说、电影，或者一起哼起某首歌曲。六十年代初期，出过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在青年人里风靡一时。这里面的歌曲，她和安怡大部分都会唱，郑荔也跟着哼起来，三人只能偷偷地唱。倘若发现了，孟白鸽这么个家庭背景，安怡“放着这么多中国人不爱，却要去爱一个外国人”，再添上点外国的什么东西，她们大抵会被视为拐跑了一个小小的郑荔，一块往思想上“叛国投敌”。
她们唱得最多的是一首墨西哥民歌：
黑色的眼睛，少女的眼睛，
墨黑的眼珠，明亮晶莹，
黑色的眉毛，美丽的头发，
是谁在梦里思念这样的人……
冤屈一旦有几个人比较了，冤屈便不那么躁动，孤独一旦被几个人瓜分了，孤独就不那么可恨。
而且，在公安干部们的谆谆教育下，安怡总算明白了劳教和劳改不同，劳改是对触犯了法律的人的处罚，而劳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里的最高行政处罚，她们还有公民权。安怡的心境日趋平和，觉得要打发掉这两年的时光，并不太难。
来北苑半年后的一天，队长突然宣布：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关在北苑一定觉得很沉闷，现在政府注意到了，将送你们去渤海边上的清河农场，搞一些园艺劳动……”
话还未说完，下面女劳教犯们“哦……”地一阵欢呼起来，仿佛将要去的是一次郊游。
当然队长不会公开政府真正的用心，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向全党全国人民拉起了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北京市的官员们，便几乎夜里也睁着一只眼睛睡觉，忙着要将首都抓成个水晶宫般的剔透通明。即便北苑的位置远在京郊，可在他们眼里，这也是水晶宫里一只令人不安的跳蚤……
当晚，在武装警察的押解下，她们登上了火车，去了一个她们从未听过的站名：茶淀。
清河农场，离北京一百七八十公里，位于天津市的宁和县境内。
清河靠近渤海湾，骑车去海边只要二十多分钟，原木除了一口口大苇塘，长着高可过人、密不透风的铁杆芦苇，就是一片寥廓的盐碱地。周围有72个自然村，不叫什么淀，就叫什么沽。解放前，这一带月黑风高，常有土匪海盗出没，绑架奸淫，杀人越货。解放后，犯人开始调集到这里进行劳役性的屯垦，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几个境外劳改农场之一，另一个著名的，便是位于东北北大荒的兴凯湖农场。
安怡她们来到清河时，农场已经发展得蔚为大观了。总场是首脑机关，设在茶淀，下辖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此外还有一家造纸厂，一个机械大队，一个园林队。全场方圆30多里地，从茶淀火车站出来，沿这些分场和单位门口跑一遍，一路迤迤逦逦，开车得要半个多小时。
打1957年放出了一个据说是“阳谋”的口袋，让知识分子们钻，并想到得给钻进去的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条出路，在这年九月十月间，国务院正式制定公布了劳动教养的条例后，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右派，不少先后走上了这条风尘路，清河农场便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干部、家属，连同劳改、劳教犯人，包括留场就业的，最多时达到了3万余人；同时，它也无意成了历史遗留在燕赵之地的一个黑匣子，多少年后，它还受到人们的关注……
比安怡她们早来近三年，二十年后因写大墙内的生活，而驰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从维熙，在《冬天的往事——背纤行》一文里，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清河农场——
他最初的落脚点是五八三农场，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褛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嚼。他们对这些新号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了两个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梁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面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野麻曲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
在这个当时约有百名右派的五八三分场，因饥饿导致的浮肿患者达到了1/2。严重者一旦倒下便再也站不起来，轻微些的只能在炕上挪动，或者虽能勉强下炕，两腿已虚空得似两团发酵的面粉，手指一按下去，就是一个洞儿。人人都关注着自个儿的生殖器，倘若它也肿得悚人，乃至周围皮肤破裂，流出了黄色的淋巴液，这给人繁衍生命的器官，便发出了生命濒临死亡的信号……
人们悠悠忽忽，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瞑中走来，又向昏瞑中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进空瘪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上挤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的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条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两个新来的右派，在大田干活时偷摘了两根黄瓜，为了逃避检查以带进监舍，夜里用来充饥，两人相互帮忙将黄瓜塞到各自的肛门里。一名工程师，在晚上集合站队时，捕捉扑向灯光的带翅蝼蛄，捉到一只便向嘴里塞一只，有滋有味地大嚼起来，如果不是腮边溢满带腥臭味的酱色汁液，真好像是在吃着美味的法国大菜……
曾经导演过影片《智取华山》的原北影导演巴鸿，在田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找来几根柴火棍儿一烧，辘辘叫唤的肠胃等不得了，也怕管教干部突然出现，就这么半生半熟地吞咽进肚里。不是反右斗争1957年本应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农机学院毕业生陆丰年，有一天将在野外抓到的一条蛇、一只青蛙、一只癞蛤蟆和一只老鼠，在一口残破的铝锅里一起煮来吃了，当时混了个肚子囫囵，可到了半夜，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抽风似的哆嗦，几个钟头过后，更是神智不清，满面钱纸似的蜡黄，亏得抢救及时，否则差一点丢了性命……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
从维熙先生还提到了一个犯人们称作五八六的坟场，它是苇塘沼泽中的一块高地，四周是层层密密的铁杆芦苇，每到秋风凋敝，一片片朝天而立的银白色芦花，像为这些至死不得归家的饿死鬼招魂扬幡——
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五八六行进（各个农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只是一口无底活棺材，到五八六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五八六……安怡们是幸运的。
她们到来时，清河农场已从灾难里站了起来，劳改犯和被称之为“二劳改”的劳教犯们，靠着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靠着青筋如刻的双手、骨肋如镂的身躯，像饱浸苦雨的山门蕨草一样，又从一片幽灵憧憧、磷火闪闪的荒芜之夜里活了过来，脸上刚刚有了一点红润之色。高墙、岗楼和铁丝网依然交错，可万顷稻田里阡陌如裁，碧浪如茵，桃林、梨树林、苹果林，一列列修修婷婷，还有大片的葡萄园，藤虬枝漫，肥硕葱茏，以各自的色彩抛洒开去，渲染得渤海边上的这块土地，常常是一片波诡云谲的灿烂……
她们这群女孩子，远比右派先生们头脑简单。
已经五六年的改造生涯，使后者精神上伤痕累累，肉体上饱受折磨，他们似屡屡惊枪的兔子，趟趟火燎的蜂群，也有了蜂群般的敏感，兔子般的多疑。他们大抵不会因这一片波诡云谲的灿烂而感到轻松起来。凭着他们在中国被迫获得的惨痛政治经验，他们中的多数人一定看出了，眼下只是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更狂暴的激情之问的蓝色时期。
而且，他们不像真正的劳改、劳教人员，他们没有刑期，因没有刑期而变得离自由遥遥无期。就凭这一点，除去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外，在号子里谁都可以以为是他们的大爷！无论是对国家前途的思索，还是对个人命运的前瞻，他们都在无边的茫茫苦海里沉浮……
安怡不同，当1957年那场“阳谋”铺天盖地而来时，她还是站在这“阳谋”之外，玩跳绳、踢毽子的小女孩。而三年困难时期，靠着母亲的省俭和粗粮细做一类的操持，还有父亲厂里已退休回了东北农村老家的工人，几次给父亲捎来农副产品，以报答他当年当老板时的善待，她没有觉得肚子里闹过饥荒。即便多数没有接济的人家，她也从未听说有人被活活饿死。
北京在这点上，颇似乔迪所说的中国男人，它便是中国的面孔，中国不想笑了，可它还得调动满脸的肌理，挤出起码的笑意……
和右派们比起来，无论是经历，还是智力，安怡她们都是小巫见大巫。
如同她们还远看不出，对政治并不感到兴趣的她们，其实也是在中国政治的流水线上，批发下来的另一种产品；
对于自己的将来，她们也好像在一块危卵石上谈情说爱的蚂蚁，缺乏起码的智力……
乍站在清河的土地上，嗅一嗅那裹着海风的咸腥味，与果木、稻田成熟气息的空气，安怡的心都要醉了！
园林队所在地叫“五科”，五科即农场的供销科，后来搬去了总场，因叫习惯了，便给这地方留下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因开发最早，医院、商店、电影院……都设在这里，每到节假日，干部及其家属和留场就业人员，倘若不去远一点的塘沽、汉沽买东西，便都集中到这条街上来，倒也市井尘嚣，熙熙攘攘。俨然茶淀是华盛顿的话，那么五科便是清河的纽约……
园林队里全是女劳教人员，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人，分成三个小队，每队三个班，“洋妓”们被编为了两个班，和在北苑一样，其他各班也都按错误性质划分。卖淫的和老鸨，自然和“洋妓”们一锅煮了，以便能泾渭分明，表现前者如来自四川的那位“土妓”一样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操。小偷、诈骗者、流氓，大多编为一个班，再撒胡椒面似的在各班里撒进去几个右派，诸如从维熙的妻子、原《北京日报》资深记者张沪，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混杂，前者一些本应失血的脸上便有了几斑野火般的红晕，而后者总尽量维持着的一点尊严，便不时成了扔满月经带的厕所……
园林队住着两排长长的平房，后一排是宿舍，前一排是大门、食堂、浴室等地方，右侧被铁丝网给封住了，左侧一道砖墙，中间有一个小门，出去是队长们的值班室。两排房子之间的空地，便是她们的活动天地，大约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可外面的天地，却非灰蒙蒙的北苑可比拟，虽出工、收工还得排队，干起活来却有足够的空间距离。园林队干的活，基本上就是在园林里，不是在桃林、梨树林、苹果林里打枝、喷药、锄草，就是去葡萄园里上架、打叉、培土、采摘，农忙时节才去稻田里帮着插秧。
对女性而言，劳动强度合适。无须加班，星期天休息。每月每人有二十多元的工资。吃饭买饭菜票，粮食定量多数人够了，主食多是白面、大米。有段时间，想起北京城里的居民，每月供应大米只有那么几斤，担心她们吃得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姓什名谁，便拿大米去周围的农村里换棒子面来。
虽然不能上街，可只要手里有钱，每月商店里会送货上门一次，手纸、肥皂、卷烟、糖果……晚上一般都安排学习，偶尔一个月也放上一回电影，不是表现祖国山河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新闻纪录片，就是论证“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就不倒”的光辉真理的故事片，以催促她们改弦易辙，重新做人。
多数管教她们的干部，与安怡年纪相差无几。如果是学校里出来的，虽然身上穿了警服，差事又是在这岗楼、铁丝网满布的农场，脸上当然得挂上几分“对敌斗争”的意味；可是文明的力量总是无孔不入的，与这些被打成“洋妓”的同龄人相处下来，再认真推敲一下她们的案卷，文明便会稍稍脱离某种意识形态的禁锢，暗暗发问：
她们的学历与职业，她们的容貌与气度，无不似夏日里盛开芬芳的一树白槐花，即便这花瓣里爬有小虫，可就这样将花瓣顿然摇落，轻率得似扯一地纸屑，这合适吗？
当然，这文明是惊弓之鸟，不敢走出去太远，它很快又回到那身警服里来。但“洋妓”们能从这些干部的言行里感到，她们把本是人的自己当人看……
干部里，也有一二个，好像京剧里的生旦净丑，一亮相，一吆喝，便能知晓她不是来自李家淀的铁姑娘，就是原来做的是赵家沽的村干部……
到清河的当天，每个人照例要在一张表上，填写自己的“罪名”。已经有了大大觉悟的安怡，写的是“和留学生谈恋爱”。有一个姓李的队长，接过来一看，就说：那为什么判你劳教两年？
安怡说：我没有拿外国人东西，没有去他们宿舍里乱搞，或者泄露了什么国家情报，我也不知道错在哪儿。
对方接下来的话，活脱脱取之于那个四川“土妓”的知识产权：
你比卖淫的更严重，她们是为要钱、要东西干这事；而你呀，人家没给你钱，又没给你东西，你就这么贱，要去爱人家，要去和人家好，你的思想更坏！
李队长最大的嗜好是训话，几乎每逢训话必说：要没有你们这帮人，我们国家要干净多少，我们这些当队长的要省多少事。
一听这话，孟白鸽几次在安怡耳边嘀咕：要没有我们这些人，你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这世界上有谁会拿你当个人物看？
1965年的夏天来临了……
这时，对于中国的广大的青少年来说，听着课堂窗外那隆隆的雷鸣，惊慑于天边一阵阵金蛇狂舞似的紫电，多少年来被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给灌输得浑身蓄满了胆质汁的他们，脸蛋绯红如旗，两眼炽热如火，额头和手心渗出了毛茸茸细汗，恍若一团充满正负电子、却被困在了课桌上的云团，腾腾欲跃，急于冲上天空，在那神圣而又威武的雷鸣声中集合起来，以一泄暴雨如鞭荡涤大地的欢畅和嘶鸣……
安怡她们浑然不察。
在清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墙上日见增多的标语口号，队长们的手里，都有了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外，眼下还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她们沉浸在夏日的诗情画意里：
葡萄园里的各种葡萄渐次熟了，每天出工到了园里的第一件事，女劳教犯们都忙着找每一挂最顶尖的那几颗葡萄，它们总是最大、最甜，还带着品莹的露水，就这么丢进自己嘴里，那份滋味，像梳发解痒似的解馋，像溢出的陈酒般柔香……然后才开始一天的采摘。
郑荔分工的那几丘是杂品种的，一起干活的还有几个年老体衰的男右派，他们经常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她找个小筐，马奶子、玫瑰春、大九保、紫晚露……各种葡葡摘一点，偷偷给安怡、孟白鸽分别送去。
中午，饭菜送到园里，只要不是“铁姑娘”或者“村干部”值班，女犯们大多扒上几口，便不吃了。等收摊的一走，葡萄园里像刮起了一股股急风，簌簌地响动，又似嗖嗖地在跑动着什么野物，不一会儿，便钻出了几个女犯，她们穿过葡萄园，跳过排水沟，去了一趟桃林回来。桃林地下种了不少香瓜、西瓜，她们每人手捧几个，找上各自的姐们儿，躲去哪桩葡萄架下大啖一顿，吃完只需将瓜皮往土里一埋……
收工时，一般会让她们去池塘里游一会儿泳，以洗去一天的暑气。两口池塘相距百米，中间盖了两幢白色的别墅楼，据说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领导，如朱德、彭真等人曾来此度假，楼里建有小舞台，赵燕侠来这里唱过戏。一条平坦的沙石路，由此直通五科，两边便是葡萄园，园外又是一列列修修婷婷的桃树、苹果树、梨树。
西天艳美若花的晚霞，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微醉的金色，并让它们宁静地统一于一幅意境寥廓、层次分明的景物画中。
泳后通体透着新凉的安怡，总会被这幅画感动，乃至感动得心尖发痛……只有当一阵裹着薄暮的海风吹来，一望无边的枝头上，那些成熟和未成熟的果子，都泥鳅般翻滚着，发出和美炊畅的呻吟声，如一首淳朴、野放的山歌，在她的心头悠悠升起来，安怡才会从这幅画里回过神来……
渐渐地，农场里有了些异样：
警卫力量加强了，对女劳教犯的管理不再像过去那样放松。男女劳教队里不断有新人进来，过去进清河，一般都是由公安机关一批批的送来，现在单个、单个的由单位送来的多了。年纪也轻，多是二十几岁的干部、工人，除“现行反革命”属传统产品外，罪名多闻所未闻：“黑帮爪牙”、“小爬虫”、“游鱼”……
像就要发生密谋、暗杀的中世纪宫殿里，总会先出现神秘的符咒和不祥的气息。
夜里常响起一串串怪异的声音，乍一听，以为是狼叫，可清河境内早没有了狼。再听，像是锯板机在豁豁牙牙地拉过夜空，只有仔细听，才能分辨出这是男人们嘶哑了的嚎哭声。他们是新来的劳教犯们，心里冤得慌，半夜里睡不着，一个个跑到场院里，对天哭上一阵，直到眼皮红肿，声嘶力竭，才算是发泄完了，又回去睡觉。
此后，又见一篷篷的火光，映红了夜空。右派分子们，有不少身边存有专业书籍。有几天夜里，既像是某种命定的默契，又像是一种迅速蔓延开来的瘟疫，人影如梭，扛的扛，提的提，最后是几个人用一辆板车装来，全堆在场院上，宛如是一次盛大的赶集。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书堆里扔着火种，那贪婪似蛇信子的火舌，顿然跃起来，在一张张汗光津津的脸上，舔出扭曲与虚幻。大片大片的灰蝶随之而起，带着大面积的刺鼻焦味，向四方引颈以望的劳改、劳教犯们，扩散着令人心颤的恐怖……
以为是失火了的队长们，领着警卫战士匆匆赶来，一看烧去的都是“封资修”货色，不管他们内心作何想法，他们也不吱声了。
接着，农场里便陆续有人自杀。
传遍各分场的一件自杀案的死者，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分配在新华社，为中央领导摄影。1957年打成了右派，送清河农场劳教后，决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干起活来总是挑重的干，有病当没病。感冒发烧到40度，头上包块湿毛巾，毛巾热了到冷水里搓一把，扎上头又接着干。即便是脱肛，走起路来，一撇一挎像只螃蟹，可也要去大田里劳动。他最后的一份差事是养猪，家里见他瘦得好似纸袋，好容易从内蒙搞了几包奶粉送来，他却都喂给了怀孕的老母猪……
这些年来，不管是屡有同队的右派摘帽，得以重回北京，还是“文革”爆发，当年他拍照的中央领导，大都已是蓬头垢面，待罪之身，他脸上从不见焦虑，如同他脸上从不现欣喜。他走得没有半点迹象：
他值完了上夜班，交代好值下夜班的注意事项，便走了。直到吃早饭时，同屋的人不见他回房，床上又整洁如初，便心里嘀咕：莫不是潜逃了？最后，众人在一口养鱼塘边，发现了十几粒水果糖、半包花生米、一瓶未喝完的葡萄酒。瓶底下压着一张纸，除了交代他的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白行车，分别给谁外，下面还写着：
你们找到我时，我已经到了天堂。你们千万不要下水，刚开春，天气很凉，你们只要拉旁边槐树下的一根绳，就能把我拉上来。
原来，他投水前，将一根捆背包的绳子，一头拴在这棵树下，另一头拴在了自己的脚上……
园林队里，很长时间表面如初。可安怡好似一只刚刚钻出蛋壳的雏鸡，心里还是有些战战兢兢。每次父亲和母亲一起来清河探视她，她问起社会上的情况，他们总环顾左右而言他，走时却一遍遍叮嘱女儿：一言一行，现在得慎而又慎。
其他女犯的家属，间或会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诸如不可一世的“东纠”、“西纠”红卫兵，国子监那回震惊了全城的批斗，老舍自杀于太平湖，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一可在几个喁喁私语的小脑袋瓜里，即使投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全部想象力，安怡、孟白鸽和郑荔等人，也想象不出北京，还有整个中国，正陷于怎样的动乱与疯狂之中！
尽管如此，安怡一段日子以来，左眼皮一直抖抖地颤个不止。她已经有所觉察陷她于囹圄之身的社会的某种必然性，让她感到这场革命不会只在外面浩浩荡荡，而在农场里则是一道擦边而过的泉水。
她预感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不知道它将以怎样的形式发生……
一天早上，园林队的女犯正要出工，院子里冲进了一帮人，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戴着“红卫兵”袖章。领头的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身材瘦长，皮肤白皙，名字叫翟进。
他的父亲，原是北平一所大学的训导长，据说多次破坏进步学生运动，一解放，理所当然的因“反革命”罪而判刑，被送到清河劳改。留场就业后，其妻也来到清河定居。他本人1965年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以总分第二名毕业，却没有能考上大学。一看政审表，几次招工，对方纷纷摇头像面拨浪鼓，他不得不回到父母身边，在农场子弟学校当代课教师。
每当夕阳西下，他常常来小白楼这边散步，很早就在女犯收工的队伍里注意到了安怡。他梳着整齐的小分头，上着白衬衫，下面是熨得笔挺的蓝布裤，眼睛瞪得几近成了一对蜻蜓，一扇一扇地扑向安怡。有一次，他还戴着一只口琴来，不管女犯们如何调笑起哄，站在远处，吹起了《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在我们心上……
农场对于劳改、劳教犯人与异性的接触戒备很严，大抵只有在场院里放映露天电影时，男人们才能见到女人，女人们才能见到男人。尽管划定女人们坐在内圈，男人们坐在外圈，可腾挪游移、左折右趸的目光，依然能多少释放出身体里压抑已久的荷尔蒙来……
翟进便借此机会，尽量靠近安怡坐，他事先将求爱信和情诗装进一个天蓝色的信封，折叠两下后，以红丝带系在一块从海边拾来、纹理美妙的卵石上，几次将这卵石扔去安怡的脚下。
安怡拾起过一次，带回来孟白鸽看了，后者笑得前仰后合：“这真是个花痴！不过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有这么个情种追着你，日子也多了些滋味……”
郑荔白了她一眼：“那怎么行，你看看我们收工时，他站一边吹口琴的模样，你不觉得他有些可怜兮兮？”
安怡将信交给了平时待自己不错的焦队长，请她找到翟进本人说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还能恋爱结婚的话，那至少是在劳教期满，回到北京有了工作之后。
以后，安怡便再也没有见过翟进……
此刻，他出现了。
“文革”在清河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虽然管教干部和警卫战士们还是按部就班，各司其责，但既然“文革”是场触及六亿中国人民灵魂的大革命，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风暴，你就不能阻挡干部子女和留场就业人员子女的造反！一时间，清河地面上，有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兵团、战斗队，翟进做了一个五十几个人的兵团的“一一五”师的师长。今天，他将自己的平型关之战，选在了“洋妓”身上——
他一口气报出以安怡打头的七八个“洋妓”的名字，要她们站成一行，立即随他走。押到五科的一个灯光球场上，那里已是一片攒挤的人群。前面是临时搭起来的一排高台，上悬一个横幅：第“一一五”师批斗洋妓大会。一伙男女过来，给每个“洋妓”头上扣上一顶足有半人多高的尖顶高帽，再给每人脖子上挂一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破旧高跟鞋。一个在子弟学校教美术课的年轻人．一手托色盘，一手在女人们的脸上画起来。
第一个被叫去画的，原是清华大学的总机接线员，眼皮涂成了蓝色，眼梢用墨线吊去了鬓角，眉毛画得翻卷起来，再把嘴唇描得一团猩红，两腮又是一大片惨白……各色颜料水，从笔梢上滚落下来，淅淅沥沥，爬满了脖子，浅绿色的外衣一会儿变成了一件迷彩服。
第二个要画的是孟白鸽，她对那位“印象派大师”吼道：
“你敢画我，我就把你的喉咙给咬断！”
看着她那母狼护子般的凶光，年轻人举画笔的手迟疑了，下面有人喊起来：
“一个苏修特务还敢这样嚣张，打死她！打死她！”
当即呼呼地站起来四五个大人和孩子，这时，焦队长不知怎的出现了，她接过年轻人手里的调色盘、画笔：“这些人都归我管，我来给她们画……”
安怡听见了焦队长的一句低语：
“孟白鸽，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还看不出来，不要再跟他们斗了！”
安怡头上的高帽子有些松，一低头，帽子就滑落去了地上。她正犹豫是自己拣，还是等红卫兵来拣，顿然觉得脸上被什么剜了一样。侧转头，她看到了一边站着的翟进，他双手环抱，在这群情亢奋的场合，他的神态反显得有点悠闲，像一个厨师在等着锅里正煮着的美味食物，像一名旅游者往自动取款机里塞进信用卡后，等着它吐出来绿花花的美金……
没说一句话，翟进拣起高帽子走了，安怡不知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一会儿，他转了回来，手里多了一把老虎钳。他将帽子扣上她的头，她发现下面系的绳子，已换成了粗粗的铁丝。他用老虎钳扭起了铁丝，一阵阵浑浊的鼻息，热辣辣地冲去她的脸上，因为仇恨，也因为兴奋，他的瞳仁似猫眼一样闪闪放亮。他扭了一圈又一圈，铁丝渐渐地嵌进她的皮肉里，直到安怡的脸上，浮现了一片青紫……
被这个社会拒绝得太久、太多的年轻人，终于有了一次不容别人拒绝的机会。
闹哄哄开完了批斗会，“洋妓”还得去茶淀游街。她们一手撑着高帽，不敢让其掉下来，一手摸着台沿，从高台上小心地跳下来。轮到安怡了，还未等她弯下身子，后面飞来一脚，重重地朝她臀部踹过来。扑通一声，她被踢下了一米多高的台子，一条断了脊梁的狗似的趴在地上，额头被水泥地撞破了，血水一下糊住了眼睛。
一个人扶她起来，将什么软软的东西按住了伤口。又是焦队长的声音，因为气愤而变得有点撕裂：“翟进，你这到底是在造反有理，还是在公报私仇？”
让焦队长一声断喝，他多半从这不容别人拒绝的射精般的快感里，一下退了潮，他印堂发暗却女人般白皙的脸上，布上了女人式的忸怩之态：
“她不老实，磨磨蹭蹭……那怎么办？要不，我这就送她上医院？”
安怡挣扎着，从焦队长的怀里站起来：“不，我要走，我要和她们一起走……”
孟白鸽赶紧过来，挽住了她的一条臂膀。
她不敢再看翟进这张脸了，她觉得一个能用口琴吹出旋律优美曲子的人，也变成了恶魔，这事比恶魔本身还更令她感到害怕。
她还想，倘若今天遭受的这一切屈辱与折磨，真是“洋妓”们在这场革命里无可逃遁的苦难的话，她宁可一天去承受完这些苦难，她不想它们在日后再拖出条阴森森的尾巴来……
从总场游街回来，一路走，一路洒下血迹的安怡，在医院里被缝了5针，并输血800CC。
安怡显然低估了一台硕大的绞肉机的马力。
再一次探视，父亲反常的没有来，来的是母亲和弟弟。仅仅一个月没有见，母亲一向乌亮的头发，转成了半灰半白，举止和反应也开始呈现出老妇人般的木讷和迟疑。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弟弟，却一脱中学生的稚气，眼神里有了男子汉的刚毅……
安怡惴惴不安地问起父亲，母亲没有答理她，只是右手在女儿的胸前画了个十字后，白己双手合十，眼睛微闭，嘴里嚅嚅地念起《圣经》来。母亲是个天主教徒，“文革”前，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倒几趟车，风雨无阻，去西城西什库的北堂作弥撒。
她似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也忘了身在何处，刚刚还显得木然的脸上，被脑海里圣坛的芳香、圣水的鲜冽和蜡烛的光芒给打动，变得一片祥和，似乎还有一点神秘……
弟弟告诉她，父亲不在了。
半个多月前的一天，街道居委会的一个干部，领着一帮红卫兵来抄家。最近一些日子，社会上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家庭出身、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有点问题的人家，都像篦子梳头、茅草过火似的给抄了一遍。本来家里自己早做了一番清理，该撕的撕，该烧的烧，闹得有几分像国民党从大陆溃逃之时。父亲有一叠保存了几十年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股票，烧它，它似不服，满屋子散发异味；用水泡它，它像下了水的鸭子，上得岸来抖动几下羽毛，依然又是干的。无奈，只好用剪刀，一一剪成碎末，再从下水道里冲走……
可那天不巧的是，弟弟为班上学农的事，派去了怀柔县联系，没有在家。安怡留在家里的一些物品，则大多放在他的房间。再就是这天下午偏偏停电，北京的3月，不到下午4点钟，房里就暗得像一杯淡咖啡……来人在父母房里和客厅都未找到什么可疑物，气氛也像淡咖啡一样有些沉闷。
这时，一个红卫兵在弟弟的房间里叫了起来：“有了！有了！”
一行人冲进去，只见他手心里放着一个制服纽扣大小的瓷像章：“这是蒋介石的像！”
他指了指书桌上的一个竹制笔筒，笔筒里还倒出了毛泽东、朱德等伟人的金属像章和一些纪念章，“蒋介石的像章就藏在这里面……”
似蚂蚁附膻，四五个脑袋一下挤去了那片手心上。瓷像章是白底勾以墨色，按说只要细加观察，还是能发现象章上的人是长了头发的，而蒋中正却有着一个举国皆知的大光头。但一个人这样认定了，众人也便这样认同了。
父亲、母亲立马被揪了过来，街道干部拧出了满脸真挚的无产阶级义愤：“好啊，老子是资本家，没少喝工人阶级的血，女儿是洋妓，勾结外国人。家里还藏着蒋介石的像章，妄图青天白日，东山再起……”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即一阵拳脚雨点般袭来，父亲赶快站去了前面，以身子护住妻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家里不可能有蒋介石的像章！”
“那你自己说说，这不是蒋介石，这是谁呢？”
母亲伸出手来，先接过去看。她眼睛里有少许的白内障，看不清楚。父亲接过来，他的眼睛只是老花，可也看不出来，“和毛主席、朱德的像章放一起，大概也是一位什么领袖人物……”
又是一阵纷飞的拳脚，那一下下噗噗的声音，像是发自精武馆。红卫兵们一边打，一边嚷：“你他妈的狗胆包天，竟敢称蒋介石为革命领袖？！”
“这老家伙是现行反革命，咱们送他去公安局”……
一行人扭着他，像押着个十恶不赦的囚犯，八面威风而去。走到半路，这威风便似瘪了气的车胎，父亲一下休克，滑瘫在地。众人怏怏地送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正赶上大夫下班，街道干部尚有些政策水平，她好说歹说，总算说动了一位大夫给看了。不到两个小时，父亲因为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
弟弟清楚，安怡更清楚，那枚像章上画的是鲁迅先生。
因为干的是民用建筑设计，她对工艺美术方面的作品也一向注意。那是她一次进王府井的工艺品商店时，见柜台里放着的这种像章，构图浑朴古拙，色彩简练分明，颇似先生白比孺子牛的情操及其有棱有角的个性。且售价只要8角钱，她当即就买下了……
此刻，安怡才真感到：中国疯狂了，北京疯狂了，像激怒的巨象一样在生命的森林里践踏，像发情的母猪一样在仇恨的泥淖里打滚！
在女儿眼里，没有谁比父亲，更像是这个社会的顺民了：
公私合营后，上面派来了一个厂长，要他任技术副厂长，他马上说：厂子交给了国家，就该由党一手管起来。他主动去工艺科当一名科员。每一个运动，党叫干嘛他就干嘛，大跃进时，他拆掉家里的铁门、铁窗，送到街道的土高炉里炼钢。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要精简机构，他劝说妻子在单位里第一个报名，一夜之间，母亲由中学教师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解放后，他做的唯一一件敢于相左的事情，便是女儿被抓进炮局后，公安局到单位找他，要他揭发女儿的问题，他说：我敢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的女儿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决不会有问题……
一个纽扣般大小的像章，似一个盘子大的死扣，结果了一个清清白白的生命。
如果这像章上面的是蒋介石，就应该去死吗？这样做，和当年国民党在苏区搞白色恐怖，在谁身上翻出点红布头来也要杀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像章上的确画的是鲁迅先生，可父亲已经死去，这不白之冤，即使日后有人来昭雪平反，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她眼前，陡然浮现出许多张翟进似的面孔，呼啸而来，扬长而去，既像狂欢于真理与自己的节日，又像浑浑噩噩于真理与自己的末日。她不知道这些本该天使般纯洁的同龄人，身上已充分展露的兽性，究竟是在哪片原始森林里滋生繁殖起来的。
她也难以预料，当未来回首今天的这一切时，他们将给自己一副怎样的历史形象？
安怡已将前额上的头发梳下来一鬏，企图遮住那块正愈合的伤疤。可看弟弟几次宛如被烧红的烙铁烫得弹跳起来的眼神，他还是注意到了。可一个多小时的探视里，安怡没有说，弟弟也没有问。临走时，他似一个兄长，将哭成了泪人儿的安怡揽在怀里：
“姐姐，父亲走了，我们三个人可要好好活着！”
安怡不死不活地过着，白天照例出工下园，夜晚总是泪水洗面。孟白鸽不再哼什么歌了，工闲时就这么陪安怡坐着，她知道自己无论再唱什么，再说什么，也扯不断安怡心里那份对父亲的怀念与愧疚。郑荔心疼瘦得几乎脱了人形的安怡，除了吃饭、上厕所得靠自己外，安怡其他的活儿，从洗衣服，一直细小到在牙刷上挤好牙膏，她都给包了……
唯一能让安怡止水般沉滞的双眼，闪动出未谢青春的鲜活，是尚未沉滞的时间——
离她二年劳教期满的日子越来越近。对此，她想了很多，回到北京后，自己一定要撑持好这个家，承担起一切家务，调理好母亲的身体，尤其是弟弟的前途。“文革”闹得大学也不招生了，自己可以和弟弟一起自修大学的课程。如果单位不要自己了，她记起自己和几个施工队头头的人缘不错，他们亲亲热热地称自己作“闺女”，那就去工地上挑砖、拌灰浆，做临时工，可千万不能因生计无措而分了弟弟的心思……
一天，焦队长叫安怡到办公室去谈话。她去了，习惯性地站在门口，焦队长牵她进来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还迟迟疑疑，不见开口，又从抽屉里抓出一把糖来，塞到她手里：
“吃吧，这是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
安怡顿感气氛有点不对，这不像是管教干部在和一个女犯谈话，倒像是两个异性男女间的第一次约会，一个正踌躇着找句什么话，从此将另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系在一起……
焦队长终于说了：“安怡，这件事情，本来是明天开大会宣布的，我叫你来，是先让你有个精神准备。根据上级指示，你们这批人劳教期满后，不能再回北京了，因为‘洋妓’问题进来的，全部送去新疆安排就业，因其他问题进来的，则留在清河就业。你心里的想法，我也清楚，可你要明白，上级这样决定，也是为了你们好。眼下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社会上还比较混乱，什么人没有？放你们回北京，很可能出个三长两短。再说，现在城里的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了，你们若回到北京，谁给你们安排工作？”
当事后总场派人来调查焦队长到底给她说了些什么时，安怡其他的话都记不得了，她有印象的只是“去新疆”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从焦队长的嘴里一出来，她便痛彻在每一寸肌肤、每一处关节缝里，顿感自己的五脏六腑，像糊墙纸一样，被一层一层地剥了下来，最后被剥了个精光……
从办公室出来，走到号子门口，不过几十步路，安怡却像走了一个世纪！
她成了一个梦游患者，一会儿脑海里，雪花似的飘过她小时读过的唐宋边塞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还有“羌管悠悠霜满地”，“西出阳关无故人”……
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在池里起灰浆，两个小桶装满了，正要挑上肩时，夹着一摞书本的弟弟赶了过来，他将书本小心地在旁边的砖垛上放好，抢过扁担挑起就走。一会儿，她又好像走到了一口塘边，一根绳子蛇似的从水下钻出来，缠在岸上的一棵树下，旁边是一点散乱的食品，好清楚地看见里面有蓝玻璃纸包着的大白兔奶糖……
安怡又走回了办公室，焦队长正要锁门：“安怡，你怎么了？”
“我好像……病了。”
焦队长摸摸她的额头：“哎呀，真有些烧，你可能是感冒了……”焦队长带她去了医院，已成了行尸走肉的安怡，居然在这时还会声东击西。
她告诉大夫，自己这段日子失眠得厉害，能不能给一点安眠药？女大夫像老鼠被铁夹夹住了尾巴，一下哇哇地叫起来：这年月，我敢给你安眠药，你是不是想让我也去蹲号子？弄得焦队长看她的目光，也有了几分警觉……
她接过大夫给的半瓶阿司匹林，由焦队长送回号子里。孟白鸽、郑荔一下围过来，问出了什么事？焦队长显然无法多说什么，她倒了一杯水，看着安怡服下两片阿司匹林后，才交代两人：“安怡病了，你们辛苦一下，一个值上半夜，一个值下半夜，好好照顾她。”
安怡躺在铺上，紧紧地闭住眼睛。她害怕稍一松懈，泪水夺眶而出，自己就得面对很快各自东西的孟白鸽、郑荔。
与此同时，她也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心窗，她已隐约地察觉出这心窗外的世界，它无论干什么，都是振振有词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似乎都是为着全人类的长久进步和长远利益，可它所干下的一切，却常常是以粗暴地蹂躏现阶段人们的尊严、情感与性灵为代价……
她对这个国家不抱任何希望了。
她对在这个国家里维持一家人起码的生活，不抱一点幻想了。
如果命运对于她，就像迄今为止所展示的，只意味着深重的耻辱和无尽的痛苦，她有勇气将双手果敢地扼去命运的咽喉！
号子里很静，只听见清河的土地上阵阵虫鸣骤然而起，好似一位灵感突发的诗人；又悄然滑落，如晶晶露水在晨光里湮人泥土……
安怡一点点地打开眼睛，郑荔腰靠着被盖，双膝枕头，也人梦了，脚下是焦队长留下来的一块手表。窗外正值十五月盈之时，天际浩淼，星繁似水，射进号子里的月光却有些冷，仿佛在触摸了因劳教即将结束而涌起的一个个好梦之后，它在为这些人，也在为这个世界的渺小无望而感到悲哀……
安怡敏捷得似一只猫。她找到几个钟头前只喝了一口的那杯水，又将半瓶阿司匹林全部倒在手里，就着水，分几次将药吞进肚里，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一直像一个著名的典故，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里：
她的原单位有一位工程师，上大学前家里给包办的婚姻，工作后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上了，可妻子不答应离婚，每过一阵子，还到单位上来，状告他这个“陈世美”。组织上的苦口婆心，也未能让他回头是岸，他实在和那女人如胶似漆，两人好得分不开。一天夜里，他服下大量的阿司匹林后，死在了他心爱的女人怀里……
事情的结果是，几天后，病床边日夜陪着的郑荔，终于发现安怡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她蜡黄得似糊了一层黄裱纸的脸上，沉沉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时，一行西去的列车，在令人震颤的汽笛声中，和白茫茫的气浪里，徐徐驶过了嘉峪关。一方玻璃窗上，正贴着孟白鸽、姜英等人惊恐不安的面影……
三没有祖国
安怡留场就业了。
乍看生活环境有了些变化，除了去北京、天津得经过批准，行动上有了自由。每月发给二十四元钱的工资，农场的伙食便宜，每月能节余下十元钱，寄给弟弟。住处也由号子里搬去了六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劳动依然在园林队，但她常常被抽调上来，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去总场和各个分场演出。
与封闭的号子相比，生存环境却变得有些恶劣起来——
人有时比大地上的万物贱，可人毕竟不是万物，春天糟了心的萝卜，再也无法恢复水灵灵的生气了，可糟了心的安怡，打从阴阳界上被拖回来后，无须多久，便恢复了往昔的面容。她无须打扮自己，就是穿件旧工作服下葡萄园，一头秀发找块纱巾或者随便什么布条，在脑后挽起来，给人的感觉也是蛾眉杏眼，腮红颈白，曲线生动似碧水扬波，步态款款如杨柳扶风。
农场里长年难见到女人的男犯人们，过去偶然地见上一次，十有八九，无不心酥腿软。现在，因留场就业有了行动自由，又随文艺宣传队经常去各处巡回演出，在清河的男人里，她的名声大噪。为荷尔蒙压抑所苦的人们，巴望她的青睐，巴望她的爱情，好似厨房案板上的一条鱼在巴望缸里的水……
一些人，自己摸到宿舍里来找她。不管她认识不认识，不管她是否厌烦，嘘寒问暖，鞍前马后，呵护备至，洗衣怕她闪了腰，吃饭恐她磕了牙。比孙子还孙子，比绅士还绅士。可只要一开口两个人建立某种关系，遭到了她的拒绝，便一下还了英雄本色：你是什么东西，不就是给外国人操的野鸡，丢尽了咱中国人脸的洋妓！
一次，在一个分场演出，她人还在台上轻歌曼舞，台下骤然像江湖上杀出一批邪派高手，几个人厮打得不亦乐乎，最后还动了刀子。一调查原由，开始是一个就业人员，赞叹顺口涎流下来：这女人长得真他妈的迷人，怎么早没看到？散了戏，我就要去找她，只要搞上她，即便闹了强奸罪再进号子，我也不白活了！
此话被后面一排坐着的一个劳改犯听见了，此人的绰号叫“东北虎”，长得武高武大，他一下冲过去，给那家伙后脑勺就是一拳：告诉你，老子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娶她，你若敢在她身上使什么坏水，老子杀过猪，一刀便能骟了你！
安怡正在后台卸装，李队长噔噔地走上来。打安怡自杀未遂后，焦队长便调去了总场教育科，不再直接和犯人打交道，园林队的管教工作，此后主要由李队长负责，她一脸炭黑，浑如包青天做了变性手术：
“一次好端端的演出，让你闹得鸡飞狗跳，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更让安怡防不胜防的是，几乎每天都有求爱信。
有的，文如其人，满篇蝌蚪般扭动不定的文字，其实就是一句话：安怡，我想死了你。有的，文多半不如其人，先是一掬同情之泪，再倾吐衷肠，最后海誓山盟，天下美好的语言，几乎在这里便一网打尽，俨然个个都是再生的梁山伯与岁密欧。可是只要安怡回信拒绝，或是干脆不回信，若再有第二封、第三封信来，梁山伯与岁密欧便被打发去了原籍，操练笔的便成了业余的黄色作家，透过那一页页黄水泛滥的信纸看去，安怡和笔者几乎在旧北平时代便有了地下联系，俩人更在一起干过多少狂蜂浪蝶的事情……
这些信，有的到了安怡手里，有的却到了李队长的抽屉里。解除教养后，在有了诸多自由的同时，仍限制着通信的自由，就业人员的往来信件，还得经过管教干部的检查。
恍若刚刚亲睹了一个伤风败俗的现场，好几回李队长一手捏着这类信，一脸的神惊色骇，来找她：“安怡呀安怡，你这个样子下去，可太危险了……”
安怡成了缠在蛛网上的一只可怜兮兮的小虫，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她何尝不想结束这种生活？
她本是个有洁癖的女人，过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住在学校，她每天都要换一次内衣，床单、被套一个星期就得洗一回，现在住集体宿舍，几间房共用一个水龙头，衣服得泡好几天才能洗上。冬天还好些。每到夏天，六个人收工回来，一脱衣服，便好像走进了一家临街肮脏的小饭馆，什么气味都有。其中还有一位患了滴虫病的，性格大大咧咧，一个像埋了定时炸弹的屁股，一下这张床上蹭蹭，一会儿又那张铺上坐坐，你说她，她没有脾气，过后依然如故……
自回北京断了念想之后，一股浓稠得几乎能化成汁水的惆怅，在女留场就业人员中蔓延开来。当残阳如血，一点点地跌人渤海湾，当秋风长吟，色彩斑斓的大地，为之一天天肃杀萧索……在果园深处，在那条走不完的沙石路上，往往只要有一个人哼起一支歌子，众人便会跟着唱起来，任其像一朵面积愈来愈大的忧郁的云，在一座座胸脯的峡谷里游荡。
这支歌名为《秋歌》，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关在国民党监狱里写的，“文革”期间，她妹妹金默玉也在清河农场劳改，便被带来了这里——
桂风飘摇，
又来到这小小的院子里。
枯的心肠死的灵魂，也有沉醉矣。
自己做错怨不得别人，有罪就自己受。
你可知道吗，悠悠秋风又是一年过，
得过且过，对酒当歌，悲来悲再说。
谁的青春谁不吝惜，
苦恼有谁人知？
再心比天高的人，最终总得面对现实。
歌唱完了，还是会去琢磨，天下哪座青山不埋人，人间哪块地面不升烟火？不能龙攀龙，凤属凤，那就权当自己是只老鼠，去找个会打洞的过日子吧……
眼见在清河境内，急匆匆赶去鹊桥上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安怡的心里也有点活泛起来。她倒不是为某种感情所驱使，和乔迪的那番铭心刻骨的情感经历，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灼伤了她的性灵，她不能再爱了，也不敢再爱了，她还牢牢记得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的论述。
她只是想有个机会，摆脱农场里一拨拨男人们蚂蟥般的纠缠，摆脱那间常常蒸腾种种异味的宿舍，以及那个像埋藏了定时炸弹的硕大屁股。此外，她仍是一只惊弓之鸟，害怕在这多事之秋，农场里还有可能遣散人去新疆。而真有此事了，单身者自然是首当其冲……
一天，阴雨绵绵．无须去园里劳动，安怡去了农场图书馆。
就业后，她常来这里借书，经常给她办手续的，是一个叫孙蔚然的管理员。
此人1947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境拮据，上不了大学，他的一个亲戚是军统中级官员，便介绍他进了一个军统特别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后出来，派他做了北平西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那把小小的交椅尚未坐热，北平便解放了，因在“军警宪特”里摊上了“警”、“特”二字，被判刑劳改，到前两年留场就业，他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
几个月前，一个姓何的就业人员，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的姓张，三十几岁，因诈骗劳改，现也期满留场，正和安怡住一个房间。殊知几次接触下来，张某没有看中身体虚弱、言辞木讷的孙蔚然，却看中了力大如牛，且舌灿莲花的何某。
张某也不说破，干起老本行来依然圆熟得滴水不漏，三番五次地驱使孙蔚然去十几里外的一处大田，给在那里驻扎的何某送信，他不辞辛苦地送去了，又兴致勃勃地带着何某致张某的信回来，恍若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九评”，他以为这来往的信里，也沉甸甸地决定着自己的人生……
安怡挑好几本书，来找孙蔚然时，昏暗的角落里不见开灯，他正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哭。哭声喑哑而又剧烈，犹如一条撕裂开来的布帛，不时搐动的肩头，影影绰绰，像是荒原里的一座孤坟，这是安怡头一回见一个男人哭得如此伤心。她想，他终于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悲剧色彩，像将他卖掉了，他还在那里帮人家点钱。
像是她自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一阵刻骨的酸楚，还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怆意味，好似海面上自茫茫的雾气，陡然在她的胸膛里漫卷开来，她说：“老孙，以后你再也不要去为他们两个送信了……”
他像是没有听见，瘦削的脑袋依然沉沉地埋在双臂里。一簇簇早生的华发，像是暗夜里一片散落在地的银针一样扎眼。顿时，安怡有了一股耶稣赴难式的冲动，或者说眼前有了一个诱惑，恍若是一朵蓝荧荧的火焰，美丽得似小精灵一样跃动着，见它渐渐无力、萎缩起来，人们竞有了伸手过去抚摩、扶助它的念头……
一句话，闪电般地脱口而出：
“你别难受了，我嫁给你。”
孙蔚然的小脑袋，一下抬起来，好似一只从梦里被猛然惊醒的鹌鹑：
“这……是真的？”
“真的。”
安怡事后知道了，他不是为发现自己被“卖”掉而哭，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那天的绵绵秋雨，牵动了他思乡的衷肠。念及父母都是60多岁的老人，还得去地里猪狗一样刨食，空有他这么一个无能侍候在侧、奉养天年的儿子，他才泪作倾盆雨。
事后，安怡也震惊于自己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打从上幼儿园开始，教过她的老师，没有谁不说她聪明。在家里，父母也总夸她，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处理好，可怎么会在二十四岁上，一念之间，做出一个如此愚蠢的决定呢？
在她表态的次日，孙蔚然便去开了结婚介绍信，等不及收工，他追到葡萄园里，将介绍信交给她。她注意到往日他那张烟灰色的苦瓜脸，以惊人的速度变得容光焕发，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花蕾，在一场饱和的湿雨之后猛然绽开了。他见她沉默寡言，眼睛便立时瞪得圆圆的，仿佛只要眨个眼，这事便会栽落到梦里去……
其实，她正在心里顽强地说服自己必须愚蠢下去，除了原先的诸多理由之外，她还找到了两条理由：一是张某曾经说过他生理上有毛病，年纪又比自己大许多，嫁给他后，他应该不会像年轻男人一样纠缠不休。
再就是自己并不爱他，却嫁给他，这也许对他不公平，可他这么个情况，也难再娶到别的女人，他也算值了……
终于有了一角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张桌子，是用几个肥皂包装箱改做的，两副铺板往两条长凳上一搭，便成了床，只买了些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安怡在杜绝了农场里众多男人梦魇般的追求后，却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住到了一片屋檐下。
孙蔚然对她好得不能再好，她要洗澡，脱下工作服，他已经打好了热水。洗完澡，他接着去洗她换下来的衣服。她晚餐想吃鱼，他连夜骑白行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海边，赶早市买来一角钱一斤的大黄鱼，中午那鱼就在她的碗边，变成了一堆骨头。人都是某种条件下的产物，当有条件了，她又习惯起一个人睡觉，他将床让给她睡，自己长年搭地铺……
似乎他的精气神儿，全使在了滚落于妻子身上的一双眼珠上，他在她面前，和他当图书管理员一样，不到非得开口时，他没有话说。安怡觉得这样也好，两个身世、经历若不是在清河发生交叉，本南辕北辙的人，硬要无话找话说，彼此都别扭。好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她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看书上。
可有时，她从书本上抬起头来，见他无论在做什么家务，或是木桩似的陪坐一边，都像是自己沉默的影子。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一点生气，像是一个深深的幽暗洞穴，她的汗毛竟会直立起来，人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一次，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向地上摔去，哗地碎了，孙蔚然没有吱声，赶紧拿扫把扫去一地的碎屑，扫得差不多了，他抬起头来，满目乞怜之色：
“安怡，你要是心里不痛快，以后你就骂我，打我，千万不要再摔东西……”
她真火了：“我摔掉一个杯子，就换来你这一句话吗？”
他急得脸上由灰转红，由红转白，声音里竟蒙上了一层颤颤的哭意：
“你要我讲什么好呢，我孙蔚然……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她听了，一下变得啼笑皆非。
一年后，孩子呱呱下地了，这是一个在双方意料之外的儿子，取名清河。
一个星期后，农场搞战备疏散，凡是原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一律遣返回原籍，结了婚的女方随男方走。尽管前方莫测难料，安怡对清河也没有什么留恋难舍，她需要告别的只是郑荔。
后者找了一个劳教就业人员，此人原是北京一家大工厂的技术员。“文革”初期，随同事们一起给领导贴大字报，柿子拣软的吃，领导一翻档案，知他出身不好，便杀鸡给猴看，将他打成了故意搞浑阶级阵营的“游鱼”，又将其送来了清河。在确定关系之前，郑荔领他到了安怡家里几次，安怡见他人长得挺精神，谈吐之间颇有修养，且学工的出身，要做个什么事，手脚都灵活，便在郑荔七上八下的心里，画了一个圆。眼下，他们正筹备结婚……
说是告别，其实就是两人抱成一团，哭作一堆。想起去了新疆后便再没有了音信的孟白鸽，更有了生离死别之感。安怡带着一双哭得肿成红桃似的眼睛，上了小四轮的拖斗，接过丈夫手里嗷嗷待哺的儿子，撩开衣衫就给他喂奶……一家三口人，还有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小小的拖斗上。
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后，安怡的一身骨头架都要散了。由丈夫押运行李，她则带着孩子，又坐了九个小时的长途客车，三个多钟头的马车，才到了孙蔚然的老家。这是冀西北靠近内蒙的一个县，他庄上离县城还有50多里地。
一路上，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安怡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可她打小生活在北京，从未到过农村。在她的概念里，天下最苦的地方莫过于劳改、劳教农场了，在清河自己都有饭吃，在农村哪能苦得没饭吃呢？
她也没往日后的政治处境上多想想，在清河五年，尤其是留场就业以后，她已经习惯了一种不平等中的平等，不自由里的自由，前者是和外部世界比，后者则体现在与她有同样身份的人们之间。现在既然走出了专政机关的高墙大院，回到了孙蔚然思之念之的家园，自己能享用的平等与自由，虽不说会比清河更多，可总不至于比清河更少……
安怡啊，远不及中国农民们的政治眼光。打“土改”后一回回阶级斗争，尤其是经过“文革”的锤炼，往日温情脉脉的宗族联系，野草牛皮般坚韧的宗法纽带，早就成了遥远的绝响。在这眼光下，好似一个跳蚤黑一点，几个跳蚤黑一堆，有几个人能不赫然于脸，愤然于胸呢？
孙蔚然的父亲是老富农，母亲自然是富农婆。他唯一的哥哥是历史反革命，原判刑十六年，后因为严重的肺气肿，办了保外就医，就医谈不上，只能在家里等死。孙蔚然又是历史反革命，她本人，农场里转过来的材料是“洋妓，有流氓行为”。
也许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鲜明的差异，在口头性文学很是发达的农村，农民们大多数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性事上的偷鸡摸狗，只要偷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倘若不动真格的，白天在田头场院，几个女的抱住一个男人，或是几个男人放倒一个女人，捏她几下，摸她一把，也是一大快事。既然如此，农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流氓行为”，更不知何谓“洋妓”。
犹如乡间在众多的菩萨里只认玉皇、关公、灶王爷等几个菩萨，在中国众多的政治帽子里，他们只认“地主”、“富农”和“反革命”……
庄上人，给了安怡一个不合逻辑却合乡俗的称呼：小富农婆。
每天晚上，一家六口人，有四口得去村里接受批斗。一排瑟瑟缩缩、腰弓成虾米的阶级敌人里，丈夫家占了40%，若不是大队书记看有一个在床上爬滚的孩子，要安怡留在家里，一村的阶级敌人里，一家人便占了一半……
因为有过一番“洋妓”的遭际，安怡的脸皮，已经有了足够的厚度，去抵御这份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远超出她想象的严酷与艰辛，却让她有了一股与日俱生、越来越强烈的犯罪感。
队里给的基本口粮有限，主要得按工分给粮。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拼死拼活做，一年下来能有多少粮食？这粮食给的多是红高粱面，粗砺，发粘，特别不容易熟，村里人都用来贴饼子吃。怕清河消化不了，饼做得薄薄的，中间却还是硬生生的。于是将上面熟了的拨下来，中间的给碾碎了，再熬粥喝。即便如此，儿子吃了也消化不了，常常腹胀得在炕上打滚……
书记知道了，扣下孙家一点红高梁面，多给了些胡萝卜、白薯。这两样东西，煮烂了，甜甜的，糯糯的，孩子开始挺喜爱吃，多吃了些日子，他又腹泻不止，最多时一天拉了十八次肚子。一年只分十几斤白面，孙蔚然的哥哥，眼睛绿绿地盯着，还有老人，孩子能吃几口？她想给清河弄些白面，可没有钱，离开农场时，发给了他们二百元钱的遣散费。回到村里，从未见过这许多钱的父母，一下收去了，他们指望这钱能治好不能下地、只能吃饭的大儿子的病。
一天，有货郎担从门前过，她将自己的一双长辫子铰了，卖了不到二元钱。清河见那挑子上有红得似云锦的苹果，从未吃过苹果的他，揪着妈妈的衣襟，嚷着要买，她一下抱清河进了屋告诉他，那不是真能吃的东西，乡里穷，是用泥巴做的给菩萨的供品，她用这钱，买了一点面粉，做面条、做馒头给清河吃，看着儿子吃得咂咂有声，滋滋有味，她的心里没有一次不在抽搐：下一顿怎么办？下一顿怎么办？
几近四壁空空的屋里，她实在没有什么好卖了。孩子依然在胀痛和腹泻两极间挣扎，人瘦得抱在怀里，好似抱着一根糟空了心的木柴。看着清河那对几乎随时都像饿猫一样在觅食的大眼睛，安怡觉得这样的日子每过一天，都是在对一条无辜的生命犯罪！
她终于对丈夫说：“我要离婚，不为别的，就为孩子。”
孙蔚然叹了一口气：“从回村起，我就看出来了，咱这清河和你一样，都是城里人的命，你母子俩能走了也好。不过，在咱村里，还没有发生过离婚的事，我担心，这事不一定能办成，倘若能成，我只有一个要求……”
他的脸上陡然红起来，像大姑娘头一回上了花轿。安怡见他吞吞吐吐，不知他心里在转着个什么主意，激将道：
“你一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要走了，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憋了一阵后，“这地方解放二十多年了，人还挺封建。男人如果生理上有毛病，和女人不会生孩子一样，挺遭人忌讳的。我想去离婚总得问个原由，你莫要说出这事来……”
安怡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她没有料到，在婚后两人好容易才有的这番内心交流里，他先着急的是这事……
次日，在地里干活，刚好大队书记领着几个人过来，安怡赶快跑过去，对书记说有件事要给领导汇报。书记挥了挥手，要一行人先走，自己笑吟吟地留下了。
这是安怡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打量书记。也许是过去在部队上吃了苦，她听说1963年他在莽莽雪海的中印边境上打过仗；也许全大队七八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让他揉碎了心，不过三十几岁，却有一张暗得出奇、病态的黄脸，好似刚出土的千年陶器。他笑的模样，则很是天然未凿，恍若归真反璞，让安怡感到柔和、亲切。
他听了她离婚的想法，马上表态道：你早该和这家人分道扬镳了！我给你开证明，明天你们就去公社办离婚。你别担心以后的生活，大队安排你做广播员，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一年记三千工分，农村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走去公社的路上，一个满怀信心，恍若从此别有洞天；一个满腹压抑，俨然真的被别人卖了，还不得不为别人算钱。
公社文书问：“你们为什么离婚？”
安怡答：“当时我年轻，对婚后必须要有精神生活不懂。两人感情不合，岁数相差太大。再说，他家的成分也影响我和儿子，为了孩子我得离婚。”
“他有没有什么对你和孩子不好的地方？”
“没有，他这人挺老实，对我和儿子也很好，错误是我造成的，怪我当时太年轻……”
文书要安怡出去呆一会儿，问孙蔚然：“你老婆是不是在外面有了相好？”
“没有，她是个挺规矩的女人。”
安怡又被叫了进来，文书说：“那好吧，咱们现在来谈谈孩子归谁？”
孙蔚然的压抑，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爆发，他抢说道：“儿子得归我。我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骨血了，我年纪这么大，头上还戴着顶帽子，不可能再结婚了……”
说毕，已是眼里泪影婆娑了。安怡低下头来，眼角也有了些许的潮热。沉默了一阵，文书道：“那就这样了，孩子归父亲。”
话刚落地，安怡的头抬了起来，一脸的泪光闪闪，像是刚从水里打捞上来，几近虎狼长啸：“不！儿子得归我，我就是为这离的婚！”
一条蹦跶了两下的鱼，自己又回到了案板上，孙蔚然不迭地说：“儿子归她，归她……只是我人在乡下，无能力给孩子抚养费……”
“我不要你的抚养费，我会在北京找份临时工做。你放心，日后我有吃，儿子有吃，我没吃，孩子也有吃。”
文书又问：“那财产怎么分割呢？”
“家里没什么财产，我只带走自己的行李、衣服，剩下的东西都归他。”
文书拿出了离婚证书，要往上盖公章。那手又停住了，目光沉沉地在他们两人身上打转：“这世上哪有你们这样离婚的，他不说你一个不字，你不说他一个坏字。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哪是感情不合？倘若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你们不会离，我也不会给你们离……”
文书叹了一口长气，才把公章盖了上去。
走的那天，孙蔚然借了一辆小毛驴车，送她和儿子去县城的火车站。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到村头来看这一幕，颇像是在夹道欢送，可古老的村庄，不会欢送一个敢于和它的传统挑战的人。怀着不同心情的人们，只是为一个共同的好奇心所驱使：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怎么能将本该你死我活的一场离婚，化解得鱼不惊，水不跳，恍若两个陌生人在路上擦肩而过？
安怡在一片普遍阴沉的目光里，发现了大队书记同样阴沉的眼神，她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期待，赶快调过头来，吩咐孙蔚然开路……
回到北京，弟弟到车站接她。
姐弟俩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她随孙蔚然回乡不久，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他很快就来看了她。在这之前，她一直不愿告诉家里，自己的命运又做了一次自我愚蠢的改变。弟弟抱起头一回见面的外甥，看清河长得似个瘦猴，眼珠子里不停地眨巴着对北京的好奇和不安，心里一个劲地疼得不行。一会儿，摸摸他只有几根稀发的小脑袋，一会儿将他的两片小手心放嘴边亲了又亲……安怡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暖意。
还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弟弟在厂里有一个好师傅，周围有一批习相近好读书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延庆县里世代相传的老中医，得知母亲的病情后，开了一个方子，有几味药市面上买不到，老人家自己去深山里采摘，然后要儿子送了来。母亲已服用了几个月，神思恍惚、反应迟钝的毛病基本上好了，现在她又操持起了家务。
此外，弟弟还告诉姐姐，因为显而易见的视觉错误，父亲的问题在他所在的厂里，第一个获得了“解放”。结论依旧是“文革”前的“工商业者”，银行里的存款被解冻，还发了一笔抚恤金。弟弟要她安心在家里住上一阵，有朋友帮忙，找份临时工做不会太难……
回到家，放下东西，母亲的魂就被清河给勾去了，趁她忙上忙下，恨不能自己的心肝也摘下来给外孙吃，弟弟领她去街道办事处报临时户口。
值班的显然有点漫不经心，她问安怡：你是从哪里来？安怡说了地方，她马上说：你是知识青年啊，这一段知青回来的不少……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要安怡自己填，她自己便拨起了电话。像是找一个什么人，要体育馆国庆之夜的演出票。
一提到国庆之夜，少年时代温馨的回忆，像放电影一样，顿时掠过安怡的脑海：
这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似花团锦簇、孔雀开屏的壮丽焰火，这是十里长安街上镶嵌在各个雄伟建筑物上的万顷珍珠，这是北海公园里与扑扑篝火和猎猎队旗一起飞扬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自从她走进炮局的那扇黑森森的大门起，一种因被这个国家所排斥、所专政，而渐渐消失掉的祖国依附感，又似涨潮的海水一样，漫过了她的心胸，她有了几分激动。又想起从此在北京的新生活，连握笔填表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9月29日的晚上，安怡和母亲聊完天刚睡下，响起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尚在看书的弟弟过来开门，进来两个户籍警，他们问：“安怡报了户口吗？”
弟弟答：“报了。”
“把那报户口的条子给我们瞧瞧。”
安怡赶紧找出那张条，给了他们。一个年纪轻些的，接过条后看都不看，一下塞进兜里：“你这张条作废了……”
“为什么？”
“你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我是什么人？我是我妈的女儿，我弟弟的姐姐，我住在我妈家里。”
“好吧，那我告诉你，哪怕这屋里住着玉皇大帝，你是他老人家的金枝玉叶，可只要你还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就不能在北京过国庆节！”
一家人都傻了，好似一组雕塑站在那里，只有目光里透着无边的悲凉。
恍若面对一头被缚了身子、等待宰杀的老牛，那年纪大些的警察，一定触到了这股凉意：“这不是我们刁难你们，政府就是这样规定的。你们母女俩、姐弟俩，还有什么未说完的话，今夜就说个透。话说完了，就抓紧时间休息。明天可一定得送安怡上路……”
仅仅五天，安怡哪里来，又哪里去。
在这条黄尘滚滚、暮霭沉沉的路上，不让一名弱女子有自己的亲人。
一个中国人，却形似四海流浪的吉普赛人。
回到村里，安怡在一个老贫农家里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房原本是主人家放柴禾的杂屋，她从家里特意带来一把白行车链条锁，用来锁门。
头天出工，大队书记便把她叫住了，说是他说的话他还记得，要她随自己去广播室办交接手续。到了广播室，空无一人，书记正襟危坐了，也要她坐下。他说的意思是：
她走后的这几天，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可他历来办事不会强人所难，一意孤行。她去了北京又回来，这便是天意命定的他们两人的缘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信现实的力量。她的现实是孤儿寡母，走投无路，他却可以给她带来这样的现实：或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去和老婆离婚（他说，换上别的女人，他说办了就办了，可这女人是公社一位副书记的妹妹，他得多使一些劲），然后她嫁给他；或是实行“一国两制”，她做他的相好，他安排她即刻上任广播员，每年明里暗里给她四千工分。
不管她接受何种安排，他都保证从此在政治上，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讲到这里，他脸上涌起了几分猥亵的笑意：你不要被你的档案吓怕了，不过几张纸，老子明天早上就拿它来揩屁股！）在生活上，母子俩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
也许书记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深刻的时候，他能摆出深刻。需要温和的时候，他能堆出满脸的亲切。需要施之以无耻的时候，他能比流氓干得还惊心动魄！他身体里有一个可以生产各种血清的工厂，能够根据外部情况，随时为他提供适当的情感血清。
眼下，他一定觉得，自己无须对安怡动粗的，倒不是因为她大小是个文化人，而是他以为在脚下这块地面上，自己即使不是皇帝，也是口含天宪的太监。他的权势，如同安怡枯辙之鱼的困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她必然会二者择其一地接受他的安排。
书记宁静地等着她的回答，脸上的笑容依然处子似的天然未凿。安怡一下又想起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笑容的评述。她站起来，默默地走到门口，这几秒钟之间，书记有了一个判断，她这是去关门。脑袋里也拍电报般地拍上了一行兴奋：城里的女人，真他妈的主动！
安怡转过身来：“我配不上你，也没有资格当广播员。我还是去地里劳动改造……”
当天夜半，她的房门被撞得咣啷、咣啷响，书记在外面喊着：你开门，我得再给你说几句话……随之，一股股浓烈的酒气，从门缝里钻进来。
她害怕极了，睡着了的清河也惊恐地哭起来，主人家那屋却不见半点动静。门被捶得几乎要炸开，她赶紧将儿子抱下床，拼死力气将床抵住门，又把一个箱子压在床上。等她自己也坐在了箱子上，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时，外面却响起了一串串几近雷动风鸣的呼噜。
次日早上，房东发现了烂醉在安怡门口的书记，他什么话也没说，将书记扶回了家……
过了几天，大队长来找安怡，说是他租一间房给她住。
她听说队长与书记之间有些过节，可当了书记的面，他又唯唯诺诺。她不敢答应，怕从狼窝里又掉到虎穴里。大队长恼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要不是他大舅子打了招呼，我才不会不想吃肉，却给自己惹一身腥哩！
安怡听明白了，这是那位公社副书记的意思。她搬了过去，这是一间偏屋，只有朝西有扇小窗户，光照不好。但队长家有个院子，将结实的院门一关，夜里便可高枕无忧。而且，队长的母亲一生吃素信佛，模样长得慈眉善目，不是个怒目金刚或是无风也起浪的主……
过去在农场，安怡干的园艺活。随孙蔚然回村后，一半是他照顾她，一半孩子也离不开她，她在家里带儿子，现在她必须到大田里劳动了。
夏天三伏天耪高梁地，一人多高的叶子，闷在里面蒸笼似的，她不敢穿长袖衣，穿的是短袖，那边缘锋利的叶子，在胳膊上一划一道口子。还有满头满脸的花粉，又给汗粘着，全身像贴在一层滑腻腻的橡皮里，别人耪到地头了，可到树荫下歇上一会儿，她不行，她还未耪到一半。待她也耪到了地头，一片地上早没有了人影，人们骑上白行车去其他地了。她躲在高梁叶子里，脱下衬衫，哗哗地拧出几把水来，又穿上身，赶紧上来再出发。村里的地分得很散，到最远的一片地，得走五里路，她却没有白行车。
安怡干活还得带上儿子，这时清河还只有三岁多。收小麦时，她让他一个人在地头上玩。一会儿，他便玩倦了，要她抱。她用一根腰带将儿子绑在背上，埋头接着割麦。生产队长见她摇摇晃晃，人几乎要摔倒，便叫她和老太太一起，去割完了的地里拾麦穗。近中午时，带去的一壶水已经喝完了，儿子又喊口喝。她要他忍忍，清河光着一双小脚丫，自己跑去了一口浇地的机井边，要用巴掌接铁管里的锈水喝。迫于无奈，她在旁边找到一个空罐头筒，用一根绳子拴住，投到机井里荡上几荡，再拎上来时，那筒水面上，浮游着一只只红色的小虫……
平原地带没有柴禾，一年四季烧的不是高梁杆，就是棉花枝。冬天队里常分棉花枝，所谓分，就是去地里拔，拔到谁手里就归谁。还只早上四点钟，天地间一片浑沌未开，就响起了叮当叮当的敲击铁轨声。大队有五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系一段铁轨在树上当钟敲。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本队的，安怡就把儿子叫起来，先烙好三张饼，灌上一壶开水，给清河系上围脖，拔脚就出了门。
到了田里，别人家大大小小七八口，手里又多半使有老虎钳，拔起来几近风卷残云，一下便倒下一大片。安怡没有老虎钳，力气小，手心嫩，看那气喘吁吁、趔趔趄趄的模样，真不知是她拔棉花枝，还是棉花枝拔她。好容易有了一小堆，两手上却火烧火燎似的，脱下手套一看，全是一粒粒紫色的血泡。偏偏这时，别人家的孩子脱兔似的机敏，都在四处出击，把别人弄下来的棉花叶子往自己堆上拢。棉花叶子也是可以烧的好东西。清河却拖着一把耙子瞎转悠，她一着急，虚火攻心，便往他的小屁股上狠揍了几拳！
儿子哇哇地嚎哭起来，这一嚎，犹如一个激灵，让她一下“阳衰阴盛”：儿子太小了，人生再坎坷，生活再严酷，他一双黑是黑、白是白的大眼睛里，能装进什么呢？
看着别人家车推肩扛，又班师另一块地了，她抱起儿子亲了亲，放下他，背上一捆棉花枝，由着孩子象征性地抓起一把棉花叶，赶紧跟了过去……
安怡这样下来，一天只能挣6分，队里的女劳力一般都赚8分、9分。到了年底一算，她能赚到自己的口粮就不错了，有时还欠队里的钱。
好在离开北京时，母亲硬要她带上一千元钱，这钱她主要用来给儿子买白面吃。此外，她自己吃得很少，她已经习惯了红高梁面，只是在有病时，她才给自己做一碗热汤面条喝。她可能永远不会习惯的是，当地农民每户人家一口大缸，腌着芥菜、白菜、红白萝卜……除了年节，一年到头就是吃这咸菜疙瘩。她总想吃绿油油的鲜菜，有时想得眼睛都发绿了，便去集上买一把，或是当大队长的母亲在菜园里间苗时，将老人家间下来不要的菜苗，讨来回去炒了吃……
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安怡深藏着一个似灯焰一样颤抖不已的恐惧：
自己已成为一个乡下妇人了，难道自己的儿子，也要做一个只见鸡飞狗跳、只玩柳叶与泥巴的乡野小童？
她给儿子讲丑小鸭、美人鱼，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她到处寻纸盒子，将它们剪成一片片，在上面写：我、你、他、马、牛、羊，还有“毛主席”、“爱祖国”、“爱人民”、“开学了”……教清河每天认5个字。
当儿子有了睡意，伺候他睡下后，她常站在西窗边，望着几颗疏星下黑沉沉的无边原野，心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差没有掘井而居、饮血茹毛了，这样的日子，连着一份深深的孤独，究竟何时是个头呢？
依然不时有好事者来给她提亲，那如簧之舌上，总绽露出一种贵金属的光亮：
或是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两天打一个柜子，便能赚十六元钱；或是公社会计一类小有实权的人物，虽是个瘸子，却上无二老，下无弟妹，旱涝保收拿着国家工资，几年来积攒下二千元钱……她都没有反应。她唯一所想的，是在哪里找份临时工，哪怕是在小镇县城里也好，只要能将自己和儿子从农村里解脱出来。
有一年，郑荔写信来，说是她丈夫的堂兄，是本省巨野县经委的一个副主任，只要找到他，解决个工作没问题。安怡的心活泛了，等挨过了麦收，她买了几包点心，两瓶酒，说是母亲病了，得回北京一趟，请大队长的母亲为自己带几天孩子，老人家挺乐意地答应了。
坐了六个多钟头的长途汽车，到了保定，次日中午又转车，下午4点钟到的巨野。
问路问到县经委，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这时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她拦住他问，这人挺客气，告诉她，这信上的单位写错了，不是县经委，应该是县计委，她要找的人是计委的一个副主任，又给她指了去县计委的路。
找到计委，一溜大门紧锁，已经下了班。她想，这时他一定在家，可以去他家找。又问了几个人，确定县计委的宿舍在县政府大院里。待最终摸到计委的宿舍楼时，她见一个满脸络腮胡、拎着一瓶酒要上楼的男人，问：请问唐主任住哪里？
对方将她上下瞅了一遍，落在她墨绿色的旅行包上的目光，尤其沉甸甸的，咧嘴笑道：你别找了。为啥？唐主任一家人，早已以医院为家，他患了肝腹水，去见马克思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这时，已是7点多了，宿舍楼里，一排排窗口橘黄色的灯光，将她泻成了个电线杆子似的投影。窗口里传来几对青年男女的嬉闹声，传来摸麻将的稀里哗啦声，传来一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唤妈妈声，还传来什么东西投进热油锅里的爆响声……
一时间，满身仆仆土尘的安怡，竟不知道自己这是站在哪里，自己又为什么来了这里。
唯有一种刀片般遽然划过的感觉，像浇注水泥地一样压满了她的脑海：自己是站在生活壁立千仞的尽头！
她想哭，可哭不出来。她想喊，嘴唇张开了，舌头摇动了，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好似一支伶仃可怜的蒲公英，再也集合不起它那随风而逝去的纷纷花絮……
有什么东西落到了她头上，她拿下来，是一串苹果皮。她见一个单元门口站着两个女人，正盯牢了她，脸上挂满了狐疑。她赶快走出县政府大院，回到汽车站。她身上没有大队开的证明，不能去住旅舍。就是有证明，她也不会住，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像在保定一样，她得在汽车站里坐上一夜……
春去秋来，河冻河开；
高梁红了，棉花又白……
屈指之间安怡带着孩子，已经在乡下呆了9年。
这其间，无论是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还是“四人帮”一朝覆灭；无论是华国锋红光满面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群众致意，俨然要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新的世纪，还是邓小平在消失多年之后，首次出现在天津的体育馆里，顿时涌起山呼海啸似的掌声……
这一切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像发生在玻璃珠子一样冷峭的月球上，发生在动荡不定的黑非洲，离那个在高梁地里蒸腾着汗水也蒸腾着精血、在热锅里贴着饼子也贴着日月的女子，还显得太遥远……
只是在1979年，头几场满天飞舞的大雪，将整个华北平原变得一片原驰蜡像时，她冷了好久的血，才渐渐地热了。她早已如灰烬的心，才悠悠地旋出了几簇明丽的火星。
这一年里，翻开报纸，没有一天不提落实政策。早上醒来，没有一个早上不闻平反、昭雪了哪件冤假错案。
多少年来，人被压抑得越来越小，扭曲得越来越细，最后一个个被装进了沙丁鱼罐头里，统一的尺寸，统一的标签，天下安安静静。而现在，一个个又似弹簧一样从罐头盒里跳出来，满世界地叙说种种非人化的苦难，满大街地呼喊，要迎来一个将人还给人自身的时代！
弟弟来信告诉她，当今的京都，人满坑满谷的地方，不是有了西方影片上映的电影院，有了外国文学名著卖的新华书店，而是位于西单、常常灯光彻夜不息的中央组织部……
昔日，被一个煌煌大都似吐一只瓜子壳给吐出来的安怡，终于又回到了她为之付过汗水与心血的大街上。当然，她不会去找中央组织部，她还远不够归那里管辖的干部。
她先去了原单位，原先的同事多半还在，与她同期毕业到单位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了领导。人们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惊讶她驻颜有术，年轻不老，仿佛她是一位刚刚从地中海上旅行回来、又进了高级美容院的巴黎贵夫人。
问起她这十五年来的经历，她不愿多讲，不过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女的，人人泪珠如串，男的，个个感慨系之。沉醉于满腹同情心的一位领导，请她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时，好似一个捏在手里的钢镚，一下由正面转去了反面！
“你这个问题，当年不是单位处理的，是公安局直接办的。公安局若给你平反了，我们马上为你办复职手续……”
安怡回到家里，写了要求平反并回北京的申诉材料，交给了炮局，对方要她回家去等消息。二十多天后，给弟弟单位来了一个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去。
像她一样，来这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显然不少，在办公室外候了一段，等着叫自己的名字。见进进出出的，真是沧海桑田，当年审讯她的人，包括那个脑门上像落了一片枫树叶子的女警察，都不见了。不知怎的，她却感到，在这匆匆流动着各种气息的空气里，还隐隐地停留有他们当年的呼吸……
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警察，找她谈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复查了。当时比你情节严重的，或是比你轻微的，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上级也没有下达一个文件，要推翻这样的处理。所以，你的问题不能平反，你也不能回北京。
这人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说完这番公事公办的话后，他站起来，送安怡到门口，又主动握了她的手：你还是先回去，看看形势怎么发展再说吧……
回到家里，晚上一个原单位的同事来看她。听她讲了公安方面的态度后，给她透露了一件事。这同事的丈夫在法院工作，他听说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晚上路经西长安街边上的民族文化宫。从车窗里看去，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站在门口，有的被外国人搂着个兔子似的搂着，有的则像惹蝶的柳浪一样去贴外国人。首长要秘书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回头再来汇报。秘书去门口泡了半个多钟头，发现文化宫里在举行舞会，十元钱一张的门票。姑娘们是要外国人请她们进去跳舞，跳得兴意阑珊了，便成双成对的叫出租车走了……
类似事情，在上海也有。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门口，晚饭后常有女孩子们等着，见有外国留学生出来，便上前去搭讪。若是白人，多半铩羽而归，若是黑人，则命中率颇高。一对对勾肩搭背，浪笑秽语，视若无人，中国学生和路人们，无不为之侧目！
据说一个黑人留学生，是哪国什么部长的公子，利令智昏得在外国的报纸上，就此写了体会：上海姑娘，一主动，二卫生，三便宜，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妓女。
这份报纸，及时地摆在了那位中央首长的案头。为此，现在上面传达下来的精神是，对于此类有辱国格的飞莺流燕，必须严加管束，直至判刑、送劳动教养。
弟弟听了，感叹道：中国刚刚开了一点门缝，你说干点别的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姐姐啊，你这假“洋妓”，这回可被这帮真“洋妓”给害惨了……几乎半个北京城的人——在为平反、为昭雪、为亲人最终进了八宝山而激动；为复职、为搬回老屋或迁去新居、为又有了小车和电话、为子女调回北京、有的还将委以重任而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
安怡依然是一只瓜子壳；
一只煌煌大都吐出了便不会再收回来的瓜子壳……
四烟云远去
1982年，在弟弟一个朋友的鼎力帮忙下，安怡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农村。
虽然户口还留在那里，人却成了固安县一家工厂里的临时工。
次年，该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下了班后，在厂长办公室里，约她谈了一次话：
打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你不是一般的女子，倘若我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枉为人生。我从厂长嘴里证实了我的感觉，能猜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不会说那些卿卿我我的话，我也是经历曲折的小人物，眼下更搬不出一条愧于做你人生伴侣的条件。我请求你等我两年，那时才回答我行，还是不行。
没有等两年，还差三个月，他黑黑瘦瘦地站到了安怡的面前。这时，他已离了婚，为了离婚舍弃了一个心爱的女儿。还在与固安县一河之隔的大兴县，办了一家供水设备厂。
他对她说：我没有能力将你和儿子办回市区，但户口可以落在大兴县，这也总算是北京的地面了……
1984年，安怡和他结了婚。
他要她给他生个孩子。她带清河带怕了，她不愿生。她去北京工业学院，自费学了半年的工业经济，回来在丈夫的厂子里管财务。
丈夫聪明，肯干，钳工、电工、钣金．电焊，会的技术很多。他以为自己是厂子的上帝，遇事一言堂。干得好的，撒炯喝酒，称兄道弟；干得不如他意的，开口泼骂，加以老拳，基本上停留于手工作坊式的管理。
“春风潜入夜”，安怡渐渐地参与其中，化粗于细，化情于理，责任到人，厂里的管理日臻井然有序，产品质量更上层楼，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几十个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达到六千余元，这年厂里也获纯利十二万元。工人们称安怡为老板娘，有了些什么事情，即便看到老板过来，也宁愿先避去厕所，过会儿再找她说……
丈夫似乎觉察出什么，不再和她说厂里的事情。床上，要求生个孩子的呼声却日益高涨。一次，她一觉醒来，见他倒在躺椅上。烟雾如墙如被之中，一双虎钳般有力的大手，似芊芊春草轻拂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她的心一下软了……
次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近京。
满月那天，丈夫的亲朋好友，将家里填得满坑满谷。她听到他在客厅里说：这回安怡可跑不了了！
她完全地陷入家务之中，她似伊拉克至今未摆脱联合国的封锁，她也走不出两个孩子小鸟依人般的目光。丈夫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手都硬，更是忘情于厂子的发展，常常三星西斜不回家。但有一条雷打不动，每个星期他都要开着自己的北京吉普车，去市区采购，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高档，什么时髦，他买什么。他对妻子说：
咱们都是苦孩子出身，咱们的孩子可决不能再吃第二遍苦，遭第二茬罪。只要你一心料理好这个家，我一心管好这个厂子，别人有的，咱们孩子要有，别人没有的，咱们孩子也会有！
安怡一半被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所打动。一半也想，世上总是多数女人做贤妻良母，真做好了贤妻良母，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平反。
结婚时，为迁户口，她回了一趟孙蔚然的家。
此行还有一个收获，已过不惑之年的书记，因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终于变得不惑了，他将她的档案给了她。犹如一盒淋湿的火柴，老妪一条早压进箱底的裙子，揭开这份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任何作用的档案，里面乱七八糟的内容，不由得她啼笑皆非：
有一叠是一个名叫黄晓丽的女人的案情材料，一叠是十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国籍、姓名、年纪，在哪个学校学习，以及他们各自和哪些中国女孩子有联系。再有几页纸，是在清河农场时，几个女劳教人员写的揭发材料，诸如她和郑荔、孟白鸽等人互相包庇拉拢，在厕所里偷给食物，在葡萄园里一起唱外国歌曲，思念某个外国人……
真正应该装进去的，几乎没有。比如公安医院的检查证明，她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审讯笔录。有的只是一页除了题头外，连标点符号全算上才9个字的定性结论：
洋妓，是流氓行为。
对于这改变她一生命运的9个字，没有谁来给她平反，她只能用一生来给自己平反。
这两年，孩子们都大了，清河早去了他父亲厂里学技术，现在已经能独挡一面了。近京也已经上了小学。白天，安怡常常一个人呆在家里，干完家务事，她心里便有些空落落起来。她会想起自己这一生中很多事情：
少年宫合唱团。初中毕业时填志愿。在建工学院里上的第一堂课。校园里，她常去树荫下温习功课的那一排香栌树，栌叶状如大钱，略呈椭圆，艳阳逆照，如火如荼。北师大的那次溢满青春旋律和理想火焰的晚会……自然，还有她设计的第一张蓝图，炮局、北苑、清河农场的日日夜夜。
有时，她甚至会想起乔迪来。她极力在烟云般远去的记忆里捕捉，那天在颐和园分手时，他究竟穿了件什么颜色的衣服。她会算当年那一头金发、有着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的小伙子，现在大概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她还思忖：
在和整个东欧一样，已经“红旗落地”的阿尔巴尼亚，家庭出身于老游击队员的乔迪，将会怎样想，怎样说，以及怎样应付日益严峻起来的生活……
可想完了就完了，犹如水打不湿脚下的大理石地面，也像她掸去围裙上的尘灰，掸完了再围上腰，一个家庭主妇，下面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丈夫有一次回家，见她怔怔地坐在那里，看电视里她永远也看不明白的足球赛。他跑了好几家商店，给安怡买来一大堆卡拉OK带，还有香港、台湾的言情、武打录像带。
卡拉OK带基本上是流行歌曲，不是甜得发腻，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却偏要装得像是在人生的五味缸里泡了五百年。她有时不自禁哼出来的曲子，还是那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的。言情片淡而无味，肥皂剧也像肥皂泡一样，虽不无一刻的绚烂之处，可她只要随便从自己人生感悟的哪个线团里，抽出一根针来，就能戳破了它。
武打片，则全部被儿子清河接管了去，也许是小时候在农村，他受够了歧视和欺负，眼下他便一眼不眨，出神人化，将自己变成了屏幕上那些深得掌门功夫、剑走偏锋的武林高手……
渐渐地，家里有了一些找安怡的电话。开始是在北京建工学院读书时的一班同学，彼此间恢复了联系，一年里要聚会一、两次。同学里数她的经历最坎坷，大家也总问到她。她感谢大伙儿的关心，却并不打算享用这份关心。聚会，她还未去过一次。可同学间，又尤其是女同学，总有时难免为另外的一些事情，给她打电话。
她一接电话，丈夫只要在家，他发福了的棕熊般的身体，便恨不能钻去那电话线里。她一放下电话，他便说：每日里你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可一拿起电话来，你的嘴巴就成了哗哗敞着的水龙头……
有一年春节同学聚会，她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去了。她洗了头发，换了一件款式新颖却不失端庄大方的西服。出门时，他将清河、近京喊过来：
你们看看，你们的妈妈今天打扮得多精神，像是去会情人似的。
连孟白鸽几次从日本打电话来，他也有如珠妙语出来：你求她好好为你联系一下吧，将你也弄到日本去，找一个有钱的好主，米西米西，别再跟着咱们在中国受罪了……
丈夫的心，最终像船锚一样落实沉了，是在孟白鸽从日本回来，几个当年农场的女友在一起聚会。那天，他开车送安怡去。
孟白鸽去了新疆后，一直熬到八十年代初，才和苏联的丈夫取得了联系。他早组织了新的家庭，却不忘旧情，带着已长成十八九岁小伙子的儿子，赶来中国看她。等见面时，她看到的是喀什一家医院太平间里，两具冰凉的尸首。由乌鲁木齐来的长途汽车翻车了，儿子当时就断了气，父亲拖到医院，经抢救无效而亡。
经人介绍，她和一个来新疆帮助勘探油气田、丧偶多年的日本人结了婚，随此人去了日本。共同生活不到五年，她无法忍受晚上最早十一点钟回家时的丈夫，那一口浓烈得几乎能在长坂坡上吓退一百五十万曹军的酒气；她也无法深入到日本人的生活里去，透过那彬彬有礼、繁文缛节的举世皆知的外部形象，她觉得这个民族的骨子里，深藏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隐约不安的谜……
离婚后，她在鹿儿岛市开了家门面不大的美容院。现在，她正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这美容院搬到北京来。
姜英，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时，她以旋风般的速度，嫁给了同一农场里一个在这级别之上、原籍北京的男人。他回到北京两个月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她开玩笑说：共产党将我赶出北京，国民党带我回了北京。
这男人比她大18岁，在美国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开放之初，靠着这儿子的几笔汇款，她在北太平庄开了一家装修不错的饭馆。这是那一片的第一家私营饭馆，因价廉物美，生意颇为兴隆。1992年丈夫病逝后，儿子随之与她这个继母断了来往，可这时她的饭馆已发展到三家。自己已是半百之人了，无须再干了，她一一承包给昔日杂技团里几个盼着下海的同事。自己轮番筛选，最后选中一个湖南来京做保姆的姑娘，做了干闺女。
每日的时光，不是公园里做减肥操，去赛特、燕莎、百盛，看看又有什么新的洋玩意，就是找几个女友堆方城，常常一堆便堆到东方既白。
再有一件让她乐此不疲的事情是，在一双瞪得似铜铃的大眼下，考察那些可能做她未来女婿的男人。已经先后有几个小伙子叫她妈了，她总及时地打断这一称呼，她决不掉以轻心，以保证日后江山不会变了颜色……
唯有郑荔是工薪阶层。她丈夫1979年获平反，调回原单位后，1982年首批被晋升为工程师。她得以照顾进了该厂，算重新参加工作，当了仓库保管员。
许是往日的“贪污”罪名，别人早已淡忘了，却磐石般在她的心里搬之不去，她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连每一个铆钉，每一根锯条的领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俨然她是在为国防部看管一个核武器库……
1985年，她被评为该行业的劳动模范。
一天，有一家报社的一位女记者来采访她，她惊愕得当时昏死过去。记者更感动了，以为这是“火线负伤”，次日又在厂宣传部一个干事的陪同下，找到她家里，她嚅嚅嗫嗫，脸上阵红阵白，丈夫好歹替她说了几句。记者回去却妙笔生花，写出一篇近2000字的特写。清样还让她看过，可此后泥牛人海，再无了动静……
安怡的丈夫，以长城般的勇气和耐心，坐一边听着这几个女人的谈话。
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因为“洋妓”的案情，走到一起来的她们，谈话中几乎没有谁涉及当年炮局、北苑、清河的那一段生活，她们只是相约什么时候，几个人一起去清河看看，那个葡萄园，那片桃林、梨林、苹果林，现在怎么样了……
对窗外那个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她们也没有兴趣。
她们聊的是别后各自的经历。言语间不无苍凉，又不无自嘲。口气里，不无遗憾，又不无自足。有时谁的一句话，简略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众人就由其而去。有时，谁的一个眼神，引发片刻沉默，他莫名其妙，她们则像已心领神会……
显然，没念过几年书的他，尚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特殊的小小群落；
一个对外蚌壳般封闭对内心灵相印的群落；
一个遗忘着历史却又将历史深埋于心的群落；
一个疏远着沸腾的世界却衬托出这个世界沸腾的群落。
他能看出来的是：
跟着这几个女人，妻子近年来似有莫名烦躁的脑袋瓜里，吸不进一丝火药味，他能放心她回到家里，不会发动一场情感“暴乱”。
回去的车上，他对安怡说：
今后，你要觉得无聊，就来这里和她们搓搓麻将。赢了，算你的，输了多少，我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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