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圣诞，我们依然是她的客。四个小时的路程，未能阻断我们的情分。客人中，多了我们尚未出世的女儿。车子比约好的时间早一刻钟开到红房子跟前，我比她自己更清楚这十五分钟对她有多么重要。这时进去，她会狼狈得叫苦不迭。她的时间永远不够用，事情总要忙到最后一分钟。她对中餐兴趣特别大，喜欢吃，还喜欢做。她拿出我们去年圣诞送她的中国菜谱，做了三个菜，放了芒果、菠萝和腰果，甜甜的，味道意想不到的好。西化的菜谱做出的西化的中餐，倒也别有一番滋味。我还记得她饭桌前说过的话：“你们的孩子若在这里出生，我就是她的姥姥，奶奶和保姆。”

    女儿一岁时，我妈妈到德国探亲，去汉堡观光。老太太腾出客厅为我们搭铺，热情款待远道来访的妈妈。她的客人，通常睡在地下室的客房里。得知我的女儿剖腹产降生于世，她说：“麻药是个害人的东西。我丈夫的病，就是四次手术麻醉引发的。”听得我嘴巴张着，半天忘了合上。

    我们又见面时，女儿两岁半了。这回，我们不是她的客，她是我们的客，她彻底解脱，她又可以旅游了。她说，老头离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是睡着走的，走得很安详，一定是在梦里，一定做着一个好梦，梦里有他的妻子，梦里有她。

    老头会梦吗？会的，一定会的。他是梦着爱他和他爱的妻子走的。

    我为她的解脱高兴。可是她的皮肤明显地有些干涩，眼睛里找不见往昔的光亮，一向蓬软的头发也褪尽了润泽，让人想到风干的枯草。敦实厚重的身形还在，是砥砺生命的“气”溜出了她的身体。怎么可能是解脱呢？听到消息的第一个瞬间，我的心就揪结起来，这一次不同于往次，老太太能行吗？这一次，老太太可要挺住。

    她说你们不用担心，她好着呢，四百公里，一气儿就开过来了，还用德国的俗语开着玩笑：客人好比盘中的鱼，第一天新鲜无比，第二天味道还过得去，第三天便难免发臭了。她不许自己丢给主人半点腐臭气息，第三天清早即打道回府，身后满屋子幽香。

    她挺过来，心脏却险些没有挺住，不久，动了大手术，九死一生，总算活过来。我无法把走路噔噔作响的老太太与满是输液管的垂危病人合成同一个形象。可是，房子再坚固，也难经住十级台风的摇撼。她说老头要她活下去，要她珍惜上帝赐给她的每一天，为她，也为他。她牢记着老头的话，她要活好每一天。她加入了桥牌俱乐部，法语俱乐部，交了一大堆朋友。我还在电话里听到她满世界旅游的消息，伦敦、威尼斯、巴黎、上海、西安、北京。中国到过的城市中，她最钟情于上海，她对我说，上海的夜不黑不暗，上海的夜不睡不眠。我说，戈莱娜特夫人，我忌妒死您了，有个孩子拴着，到哪儿都是个累赘。她说我们换换吧，我巴不得有人爬在身上，滚在身上，抖也抖不掉，甩也甩不开呢。在北京，在我的家乡，她说她有个愿望，看看我的家，看看我丈夫的家，看看中国的普通人家。她反反复复告诉我，我们两家给她的温暖，她多少年多少年没有感受到了，叫她怎么忘得了？

    因居于二层的八十五岁的老妇人不愿搬动，她的房子一直没有合适的买主。她用两万五千马克说动了老妇人，终于卖了房，买了房，在大批东德人迁居西德的当口，由西向东，逆流而上，在东德的老家——东西德交界处的威森别克（Wiesenberg）安了新家。小时的玩伴，同窗的学友，一一联系上了。头发由黑变白，眼珠由明转暗，不变的，是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老家的水，像母亲，柔中有刚，老家的山，像父亲，粗中有细，老家的人啊，就像这山山水水，帮她告别了苦涩，找回了甘甜。

    我知道，老太太念着她的老头。如今，老头睡在他的故乡，也是她的故乡。老头的“床”边，也有她的一张“床”，那是她安置老头长眠时，也为自己备好的。她为家人一一送行，也为自己的归程早早打点起行装。人生的旅途，她只有自己为自己送行。她说过的，她会回到故乡，生命休止的那一天，就歇息在这张“床”上，依着老头，傍着老头，在他们永远可以做夫妻的地方。

    她还常回汉堡看看，时不时的绕上一点道，瞅瞅她的红房子，在湖边的公寓落脚。汉堡是她的第二故乡，两个小时的车程不算远。

    又是我的生日了。十几年前那颗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偏西。我也有了轻浅的“生命所剩不多的恐慌”，偶尔的，它会像夏夜里吹来的一袭小风，打我的额上拂过。我觉得，我已经可以理解老人的心境，可以答复老太太当年那个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曾让我的心抖了一下震了一下，现在，人到中年，它让我心定心宁。老太太照例打来了祝福的电话，讲起她去年的生日朋友的电话多得难以与客人静坐饮茶，我更心安了。她今年的生日，我的电话会晚一天打过去。我要让她知道，电话线另一头的那个人，惦记着她，祝愿着她，我们分开了，我们还在一起。

    想起汉堡老太太，她依旧在汉堡封安克街边我住过的那幢红房子里，守着她的老头，她的伴儿，她的寄托。她展开臂弯，牵住老头的手，牵住我的心。

    汉堡老太太，我读不厌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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