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可能就是由此而生的，因为我心里其实并不觉得受邀前往北越有什么像样的目的。如果我对这次造访的作用（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本就有着清晰的设想，也许会觉得目睹的一切更容易理解和消化。如果我偶尔能记起自己是一个作家，而越南是“素材”，我或许能避开某些遭遇到的困惑。事实上，我初到越南的几天沮丧透顶，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将自己的郁结控制在尚可容忍的限度之内了。不过现在我回来了，既然归国后还是想写一写越南，可以说，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放弃了本该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平添了许多生活的不适，另一方面却也无意中促成了我在旅途中最终的发现。
当然，我会走向困惑并不仅仅因为一开始就拒绝把这次旅行看成工作任务。一定程度上，我的迷惑来得很直接，不可避免：是感到文化错位时的诚实反应。另外我也想提一句，如今游览河内的美国人很少单独行动，为了不给越南人添麻烦，往往会组团出行，成员有时是两个，通常是三到五个之前互不认识的人。我是作为三人中的一个去北越的。同行的另外两个美国人我之前都没见过——一个是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另一个是康奈尔大学的数学家罗伯特·格林布拉特，现在全职为反战运动工作——四月中旬我们在柬埔寨才初次碰面。但这趟旅行需要我们建立起并非完全自愿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出现在浪漫的爱情里和危急关头，在我们之间却整整保持了至少一个月。（我们受邀去两周。但因为延误和失联，我们整整花了十天才从纽约途经巴黎和金边到达河内，而返程又是将近一周。）要是我独自旅行，自然会细心观察越南人，但路上有了同伴，他们的状况便分走了我相当一部分的注意力：这种关心有时表现为责任，绝大多数时候则是我乐意为之。突然间要和两个陌生人朝夕相对，势必得学习如何带着善意和智慧与人相处；说“陌生人”是不假的，即便我早已听说过两位的盛名，至于安迪[20]·科普坎德，我更是很欣赏他的文章，但或许正因如此，他俩愈发显得陌生了。三人同处于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和鲍勃[21]·格林布拉特之前都没有来过亚洲；安迪·科普坎德五年前走过一遭，去了西贡、曼谷、菲律宾和日本），遇到的人母语都不是英语（除了一个U.S.I.S.[22]的官员和老挝的一个美国记者，还有在我们此行第二周开始时来到河内的四个S.D.S.[23]资助的美国大学生），这些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在这一切因缘际会之下，我们会把大量时间——心怀感激地，常常是兴奋难耐地——用来聊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我对越南最初印象里的消极悲观情绪是这些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若要对那种情绪做出认真解释，我认为缘由并不在于成为随意搭配却又不可分离的三人组中的一分子令人焦躁、紧张，而在于走近越南需要的各种条件和我个人能力的局限。听了四年自家政府带给越南人民的苦痛折磨，我悲愤交加，如今真的到了那里，整天收到礼物、鲜花，受邀出席演讲、茶会，承蒙他们似乎有点过分的盛意，我的心情和远在千里之外时并无不同。不过置身河内比我想象中更神秘，更让人困惑不已。我发现我难免会担忧和好奇，我对越南人了解多少，他们对我和我的国家又了解多少？
不过我向自己提出的这一问题，其答案虽然叫人沮丧，至少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重要、最有成果的一次叩问了。因为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搜寻信息（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任何一个在过去几年里关心越南的人一样，我已知之甚多；我无法指望在仅仅两周里收集到比眼下所能获得的数量更多，或者质量明显更高的信息。从早先《纽约时报》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24]记录他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间越南之行的报道（后来扩充成书，名为《战线之后——越南》）和斯托顿·林德、汤姆·海登[25]（他俩是最早代表反战运动访问北越的美国人）合写的《另一边》一书，到两位法国记者费利佩·德维莱尔、让·拉库蒂尔[26]的分析报告，再到我一回美国就在读的玛丽·麦卡锡[27]的新文章，各色各样的记述成堆刊出，以生动的细节传达着河内和北越大部分地区在充满同情，或者至少尚算客观的旁观者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只要想，任谁都可以了解到越南自从1954年法国殖民者离开后取得的成就：扩展了医疗事业，改革了教育，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草创了多样化的农业。至于美国对北越人口密集区残忍的经年轰炸——唯一的例外是河内市中心（但遭到了“杀伤性”破片弹的攻击，那种炸弹不会摧毁建筑，只会取人性命）——和基本毁于一旦的那批1954年之后新建的学校、医院、工厂，还有大多数桥梁、剧场、庙塔、大小天主教堂，要获悉相关事实就更容易了。就我而言，经过这些年的阅读和观看新闻片，头脑中早已积累起大量越南的各种图景：被凝固汽油弹烧焦的尸体，骑着自行车的市民，一间间茅草屋组成的小村庄，像南定和府里那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排列在河内的人行道旁的圆柱形单人防空壕，学生们为了抵御破片弹而戴上的那一顶顶厚实的黄色草帽。（我们甚至不必专门去翻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28]那几本明确带有偏向性的书，也无须参考罗素法庭[29]收集的文件，只消看看电视、《纽约时报》和《生活》上的图片、数字，脑海里便会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象。）但事实证明，同那些图像中的原型面对面并不是轻松的体验；等终于亲眼看见、亲手触摸他们时，我感到既兴奋又麻木。将眼前的现实和脑中的映象搭配起来至多是一个机械的，或者说纯粹累加的过程，但要从遇到的越南官员和普通民众那里打探新的细节，我就不太在行了。我若是无法主动调整自己的知觉和观念，是否亲身来过越南也不见得有什么区别。可难就难在这里：能为我所用的只有我那副受制于文化、无所适从的感受力。
确实，问题就在于，在我这个美国人的意识里，越南已变得那样真切那样具体，要把它赶出我的头脑太难了。说来滑稽，初到越南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见到了钟爱了多年、时时出现在幻想中的电影明星，却发现真人比想象中矮小得多，也不那么活力四射、性感迷人，大部分地方都不一样。最不真实的体验最为可信，正如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从万象起飞的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小飞机误了点，一路上我都很紧张；等飞机在河内嘉林机场[30]安全着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的念头主要是终于活着落了地，至于自己既不知道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跟谁在一起，则是几乎没有去想。我一边抱着花穿过漆黑的着陆区，一边努力弄清和平委员会派来接机的那四张笑脸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飞行和着陆有点像幻觉，那晚余下的时间则好似一副巨大的反投电影背景，画面里的景物异常鲜活，时间、比例和动作都遵循透视法变得紧凑了。我们先是在荒凉的机场大楼里边等行李边别扭地跟越南人聊天，事后回想起这段时间，也不知是几分钟还是一小时。接着，三辆车分别载着我们进入夜色，富有节奏地一路驶向河内。开出机场不远，汽车突然一歪，从崎岖不平的泥路驶上了连接红河两岸的一排浮舟，因为原先的铁桥已经炸毁了。我们一点一点地渡了河，可一到对岸，就感觉车子飞驰起来，只见这三辆车穿过昏暗的市内街道，在驮着模糊人影的自行车流之间所向披靡，一径开到我们下榻的酒店门口。酒店名叫Thong Nhat，是“重归统一”的意思，有人解释道。那是一座高大的建筑，风格不太明确。朴素的大堂里分散坐着十来个人，多数不是亚洲面孔，但除此之外一时看不出其他特征。他们领我们上楼去看了看宽敞的房间，虽然早过了饭点，还要招待我们一顿晚饭；那餐厅空无一人，几排风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转着。吃饭时，“我们的”越南朋友则在大堂里等待。等吃完饭大家汇合后，我们问他们，时间虽不早了，是否介意一起出去走走。我们揣着激动的心情、拖着虚弱的身体出了酒店。外面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在街头漫步时，我们看到路边的帐篷间停着三五成堆的卡车，听他们说，这些帐篷里是通宵运转的“流动车间”或者“分散工厂”。我们一路走到小湖那边的一柱寺[31]，逗留的时候听了几个——不过我听得一头雾水——越南的历史故事。鹰[32]显然是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领队，一回酒店，他就细声催我们早点休息。他解释道，河内人起床、吃早餐都非常早（自从美国开始轰炸，大多数商店清晨五点开门，几个小时后打烊）；第二天正好是佛诞，他们会在早上八点来接我们去参观一座寺庙。记得我依依不舍地跟越南人和我那两个同伴道了晚安；进房间后，足足同那如穹顶般高高罩在床上的白色蚊帐纠缠了十五分钟；躺在床上还激动不已，辗转反侧了半晌，终于沉入了快乐的梦乡。
那第一晚看到的北越肯定是不真实的。可后面几天，这种不真实，或者说难以捉摸的感觉似乎始终没变。当然了，待白天体验过更为平凡的生活景象后，那晚第一眼看到战火中的河内时留下的强烈印象有所纠正。“重归统一”酒店缩回了寻常大小（你甚至可以想象出它当年的样子：法国殖民时期的“京华大饭店”）；来来往往的不再是骑自行车或徒步的沉默人群，而是年龄不一、样态各异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小湖和附近绿树成荫的街道变成了日常的去处，只要天气不是太热，我们三个随便谁有空，便会抛开向导自己闲逛。说起我熟悉的城市，也就只有美国和欧洲的那么几个，虽然河内离它们那么遥远，与它们又那么不同，却立刻散发出了一种神秘的熟悉感。但我若是不自欺，就必须承认，这地方实在是太“异域”了，我只有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方能读懂一二。
在为电影《远离越南》[33]奉献的精彩片段中，戈达尔反思道（他的声音一出现，我们就看到他坐在一台空转的摄影机后面），要是每个人都能在心里造一个越南就好了，尤其是当我们没法真的去那儿（戈达尔本想在北越拍摄他那一段，可被拒签了）。戈达尔的观点脱胎于切·格瓦拉的信条，说为了打破美国霸权，革命者有责任去创造“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个越南”，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正是过去四年我一直在创造、在隐忍的：一个在我头脑中，在我皮肤下，在我心口上的越南。但这个我经年挂念的越南却根本算不得有血有肉。它实在只是我照准样子雕刻出来的东西，材质依然是美国的。我的问题不是要发自内心去感受更多。我的问题在于，虽然在政治和道德上始终同越南站在一起，可如今真的来待了一小段时间（我比戈达尔幸运），不知怎的，我却无法同它充分建立起思想和情感上的联系。
我想，若要把这些初来乍到遭逢的困难传达给读者，最经济的办法便是将我5月3日到达越南之后一周内写下的日记抄录几段。
5月5日
文化差异是最难估计、最难克服的东西。习俗、风格不同，造成了实质不同。（至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有多少是亚细亚国家共有的，有多少是越南特有的，初次来到亚洲的我不太可能分辨得出来。）显而易见，这里的人在对待客人、陌生人和外国人时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方式，更不用说是对待敌人了。而且，我确信越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于我们的。这种差异不光是因为我虽已经在说话时放慢语速，简化句式，却还是得借翻译之口才能传达意思。即便是同会说英语和法语的人交谈，我俩的对话似乎也极其幼稚。
除此之外，还得像小孩子一样处处受人约束：由别人安排行程、带路、答疑解惑，接受过分的关怀和照料，在好心的监护下行动。而且不仅从个人的身份讲是孩子，令人更为气恼之处在于，甚至还是一群孩子的其中之一。那四个和平委员会派来的越南人时刻留心着我们，仿佛我们的保姆、我们的老师。我想方设法发现他们一个个之间的区别，可办不到；只怕他们也不觉得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次我都发现自己在试图取悦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想获得全班最高分。我展现出一副聪慧、礼貌、乐于合作、心思单纯的样子。所以这让我不光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而且因为我根本不是孩子，实际上也并不像在他们眼里那样简单那样容易摸透，我多少有种当了骗子的感觉。（我想成为的也许就是这么一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但我并不能以此为开脱。）
如果说我骗人的动机无可厚非，是想让他们更自在些，他们或许也是在与我行方便。是不是正因如此，尽管我知道他们必然互不相同，却无法透过表征看到实质？鹰在那四人中说一不二，步态和坐姿都透着“美国式”的慵懒，有时会闷闷不乐，有时会心不在焉。（我们听说他妻子自从1950年代初落入法国人手里，遭受了整整一年的折磨，一直病到现在；他有几个小小孩儿。）孝[34]时而孩子气——他会咯咯笑——时而分明透出一个青年官员的沉着。潘[35]的态度最和蔼可亲；他很健谈，可说话时总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他也是我见到的屈指可数的胖越南人。全[36]总体上看起来颇为热诚，还有点怯生生的，你不问他问题他从来不开口。还能看出些什么呢？想来潘是最年长的。今天我们听到鹰已经四十六岁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明知道越南人（尤其男性，很少会秃顶，连头发都不怎么变白）看上去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
让人尤其难以将他们当成独立个体来看待的是，这里的人说起话来似乎都是同一种风格，说的也是同一套东西。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分毫不差的欢迎仪式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朴实无华的房间，低矮的桌子，木头椅子，兴许还有张长沙发。大家互相握手，围桌就坐，桌上放着几盘熟透了的绿香蕉、越南香烟、受潮的饼干、一碟中国制造的纸包装糖果、茶杯。一方向另一方介绍我们。他们告诉我们名字。我们再次握手。停顿。不管我们造访的是哪里（工厂、学校、政府部门、博物馆），团体中的发言人都会友善地注视着我们，面带微笑，“Cac ban…”（“朋友们……”）这便是他讲话的开头。有人从帘子外走进来，开始上茶。
5月6日
当然，我不后悔来这儿。亲临越南至少是一种责任，于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步，是以行动明确表达个人和政治的观点。我至今未能释怀的一点在于这也是一本政治剧。他们饰演他们的角色，我们（我）必须演好我们（我）的。戏显得沉闷主要是因为剧本完全由他们写；同时他们也负责导演。尽管实属必然——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生死之战，而我们只是志愿者，额外人手，随时可以跑下舞台、坐进观众席保全性命的群众演员——这让我在参与一幕幕时似乎是履行职责为主，整场演出也变得有点愁苦。
我们的角色是：支持越南人民反帝斗争的美国朋友。（在同本土反战运动多少有些关联的美国人中，大约有四十人先我们来过越南。）此番河内之行可说是某种奖励或者优待。由他们做东款待我们，感谢我们主动的声援；待我们回国后，自会加深彼此间的团结，继续以各自的方式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
当然，在这种团结一致中，对方体察入微地保持着礼貌。既不会单独叫去某个人，也不会把人集中起来问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到越南来。我们都经人推荐（推荐者是早先受邀前来，并获得了越南人信任的美国人），而且来得很坚决（自己承担一路上的花销，还要面对回国后遭起诉的风险），这让鲍勃、安迪和我的付出显得不分上下。这里的人不问我们具体为反战运动做什么，也不要求我们解释开展中的活动取得了什么成效；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各尽所能。虽然东道主明显知道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似乎对美国共产党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的共产党朋友人数并不多。”一个政府官员干巴巴说道——没人过问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只是“cac ban”。
人人都说：“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政府才是我们的敌人。”有个记者称赞我们的努力“捍卫了美国的自由与声誉”。这种崇高的看法我虽很尊重，他们的幼稚却令我恼火。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他们对美国难道一无所知吗？我多少有点忍不住把他们视作孩子——漂亮的、耐心的、英勇的、舍我的、固执的孩子。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孩子，虽然这场“造访越南”的戏要求我也扮演一个孩子。我们在公园里遇见的士兵，年长的佛学家，酒店餐厅里的女服务员，他们的脸上挂着同样羞涩、温情的笑容，而今天我们访问河内近郊一所疏散的小学时，这种笑容也挂在列队欢迎我们的学生脸上；我们也朝他们那样笑着。走到哪我们都能收到小礼物和纪念品，每次参观的最后鲍勃则会分发一把宣传反战的圆徽章（万幸他想到要带上一袋子）。他胡乱收集的这批藏品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蓝白相间的大徽章，它们来自去年十一月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是我们专门留给特殊场合的。我们别上他们的红金双色小徽章，他们则戴上我们的反战大徽章，那一刻，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这又怎会不是种欺骗？
欺骗源于：即便当我作为来客，在这个我笃信的道德童话构成的二维世界里忙我的（他们的）工作时，我渴望的还是美国那样一个三维的、有质感的、“成人的”世界。
我和他们的角色的一大特点是语言的程式化：说的大多是简单陈述句，每次交谈不是在解释就是在提问。这里的一切事物执行同一个标准。所有词语属于同一张词汇表：斗争、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者、爱国者、胜利、兄弟、自由、统一、和平。虽然有股强烈的冲动想抗拒这种对语言的简化，我也明白，我必须这么说话——稍加节制吧——才能同他们有效交流。我甚至还得使用那些更为含蓄更具有当地特色的短语，比如“傀儡部队”（称呼西贡政府的军队）和“美国的运动”（他们说的是我们！）。所幸我已经很适应某些关键词。回到美国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说“阵线”（不再说“越共”），“黑人”（不再说“尼格鲁人”）和“解放区”（指“民族解放阵线”[37]控制的越南领土）。不过在他们看来，我还远不能正确使用这些词。我注意到，当我说“马克思主义”时，翻译通常会转化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而从我嘴里蹦出来的只会是“共产党国家”。
我并不是说他们那些字眼是虚假的。这一次，我相信政治和道德的现实确实如共产主义修辞说的那般简单明了。法国人是“法国殖民者”；美国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绍—祺”[38]政权是“傀儡政府”。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挑剔的个人原则或者害人的情绪波动才让我畏缩不前？抑或仅仅是因为对那种语言言不及义的固有信念？初次接触这套用语还是在我早熟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已热衷政治，遍读PM[39]，科尔里斯·拉蒙特[40]和韦伯夫妇[41]论俄国的作品，待年齿稍长，进入北好莱坞中学，我为华莱士[42]的竞选运动工作，还去“美—苏友好协会”参加了爱森斯坦电影的放映活动。不过当然了，不管是美共平庸的骗人把戏还是1940年代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此时此地都无关紧要——这是1968年春天的北越。词语一经背叛，再要被认真对待谈何容易！只有在过去两年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战的影响）我才得以重新念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确确实实存在于世界上，在过去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两个词对我来说似乎就是不适用了，死了，变得虚假了（因为成了虚假之徒手里的工具）。作出最近这些语言学上的决定牵涉多方多面：与我的历史记忆的全新联系，我美学上的感受，我对未来的执念。我会重新使用某些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简直是奇迹，既意外解放了对某些历史保持缄默的桎梏，也让我有机会重拾那些先前声明放弃弄懂的难题。
即便如此，当我听到越南人口中的这些套话，我还是只能把它们视作官方语言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再次成了一种陌生的话语方式。在此我指的不是这种语言的真实性（词语指向的事实），这一点我承认，而是决定它有否有效的语境和感受力范围。听越南人讲话，可以明显感觉到道德和审美之间的缺口，这令我十分痛苦。就我看来，即便眼下在生活上极为清苦，物质匮乏，越南人对“美”仍拥有敏锐的，甚至强烈的感受。譬如，人们不止一次真情流露出义愤和悲伤，说美国人的轰炸破坏了越南乡村的“美”。甚至还有人把美国人“在南方实施的野蛮行动”评论了一番，认为“许多名字倒是取得不错”，比如“雪松瀑布行动”和“枢纽城行动”。但在越南，主流的思考和说话方式完全是说教型的。（我想这对于越南人而言非常自然，早在共产主义语言的说教体系嫁接进入这片土地之前，便是其一大文化特征。）审美意识发达之后，或许其总体趋势是作出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判断，与此同时，道德意识的核心本质却是简化，甚至过分简化，听起来——至少在翻译中——生硬而过时。有个委员会（某一成员在酒店大堂里留下了一张信笺）旨在同南越的知识分子保持联络，名叫“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对越南南部知识分子的迫害委员会”。走狗！可难道不是吗？在今天“越南通讯社”的新闻里，美军士兵被称为“残暴的凶徒”。虽然这古怪的辞令又一次引我发笑了，但站在惨遭猛扑而来的“金属鸟”轰击的无助农民的角度，这话并没有说错。而且，撇开某些说法的古怪不谈，这种语言确实令我不适。或许是我反应迟钝，或许只是人格分裂的缘故，对这种毫无保留的道德判断我是既同意又不敢面对。我相信他们是对的。与此同时，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让我忘记，事态的发展远比越南人描绘的样子复杂。但我到底想让他们回应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呢？客观说来，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这还不够吗？如今他们需要调动每一分力量对抗美国这头庞然巨怪，哪里还有工夫在意细枝末节？……不管我得出什么结论，到头来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居高临下地揣度他们。
也许我想表达的只是演员（他们）和观众（我）之间的身份差别。可这种差别很是巨大，我不懂该如何将其消弭。不管我多么真切地心系越南人，那种关联感毕竟只是在千里之外逐渐形成的道德幻想（我虽有意践行）。自从来到河内，我在保持这种关联感的同时，还要面临不可逆料的新感受，此时我才难过地意识到，我同他们的关联感永远只会是道德幻想。这里的一切，向我——一个观众？——呈现出的只有一种颜色，这让我非常苦恼。
5月7日
我想现在我是真正明白了——这是头一回——历史与心理学之间的区别。我错失的是心理学的世界。（即我昨天说到的“成人的”世界。）他们只生活在历史的世界里。
那不光是个历史的世界，还是个单一主题的历史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管去哪里，挂在嘴边的总是几乎相同的术语。今天我们由导游领着在历史博物馆参观了很久，将这个“世界”完整了解了一遍：在越南延续了四千年的历史中，有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进犯。越南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起义发生在公元40年，领导者是两位女将军——徵氏姐妹[43]。这可比圣女贞德的事迹足足早了一千年，博物馆的女导游补充道，好像在暗示说我们听到“女将军”时没有表现出适当的惊讶。而且你们还有两位呢，我开玩笑回应道。她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姐妹俩的光荣传统至今犹在。在如今的斗争中，许多女同志证明了她们的价值。”还是严肃点吧，因为鹰（听说他是北越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写过一首关于徵氏姐妹的歌曲，河内及周边地区更是建有许多供奉她俩的庙宇……按照越南人的理解方式，他们的历史本质上只由一个情节构成，它一次又一次重复上演着。原本各具特性的历史概念消解为带着教化色彩的对等名词。美国人=法国人（1787年以传教之名初次进入越南，1858年公然入侵）=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北方的封建主义者”（我们的导游一般以此来委婉指代“侵略”越南长达千年的中国人，想必是考虑到如今两国间名义上的同盟关系）。率军反抗中国在1075年至1076年间的入侵的将军名叫李常杰[44]，他还是位诗人，用诗歌鼓舞越南人民拿起武器——就像胡志明一样，导游指出。她还向我们提到了十三世纪时抵御了“蒙古人”（也是在委婉指代“中国人”？）三次入侵（1257年，1284年至1285年，1287年至1288年）的几位将军，武元甲总司令运用他们开创的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在1946年和1954年成功击败了法国人，如今正用这办法对付美国人。看了一张战场地形图我们了解到，在1789年抗击二十万清朝大军入侵的战役[45]中，春节的突袭成为了转折点。一边听着她的讲解，说938年和1288年的两次白藤江战役[46]为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画上句号，一边借助地图和模型的演示，我明白无误地看到了与1954年奠边府之战中相同的战术。（前两天晚上我们刚看了一部关于奠边府之战的电影，那一小时长的片子部分是原始镜头部分是场景重现。顺便说一句，今天是那场大捷的周年纪念，不过河内市内没看到任何庆祝的标志。）
看到越南人这样武断又说教地描述历史，我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们“头脑简单”（老样子，“幼稚”）。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理解历史不光只有我认为理所当然的目的：客观与完整。这是为了实际使用的历史——说得准确点，是为了生存——是完全诉诸感受的历史，而非知识分子超然静观的独占领地。过去以现在的形式继续存在，而现在向后延伸进过往之中。如今我懂了，那些宣传牌和墙贴画上给美国人起的标准绰号（giac My xan luoc，即“美国海盗侵略者”）并没有什么片面或者像我之前认为的怪异之处。第一批进犯越南的外国侵略者正是海盗。所以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今天的美国人，任何入侵越南的人都是海盗。
越南人过集体生活，遭受着耸人听闻的个性磨灭之苦，这一点甚至比犹太人还严重。历史是一条志士前仆后继的漫漫长路：对越南来说，则是落入强权国家的魔爪受尽屠戮的一连串场景。而有一点他们引以为傲，用导游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人民依然保持着“越南人的特点，虽然我们的邻国里有中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还被法国彻底统治了八年”。也许只有一个长期受难的民族，一个战胜各种艰辛困苦挺过来的民族，才会获得如此敏锐如此专注于自身的历史关切。这一格外鲜活的历史感——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必定是越南人力量的一大源泉。
不过，这一在苦难中不计代价求生存的决心固然有益，势必也会将其审美观，其独特且（在那些意识并不为生存需求驱使的人看来）难以忍受的感受力强加于人。既然越南人的历史感首先是感到历史千篇一律，那这种历史感自然也会反映在他们千篇一律的谈话中——我们应该用耳朵来听他们的感受。来到这里我才开始意识到，在西方文化中“多样性”受到了多大的推崇和理所当然的认可。而在越南，某件事显然不会因为曾经有人做过（或说过）就损失价值或作用。恰恰相反，重复赋予了事物以价值。这是积极向上的道德风气。因此，我们从多数拜访的人那里听到的越南历史概述几乎可算是仪式的一部分，就跟之前的茶水、绿香蕉，还有对他们眼里美国人民的代表——我们——表达友好的套话一样。
而且，越南人普遍偏爱把所有知识置于历史叙事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的这些描述历史的话语不过是其症状之一。我发现每当论及或者问到今日越南之情况，叙述总是围绕着某个关键时间点展开：通常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胜利，胡志明解放越南全国）或是1954年（成功驱逐法国殖民者），不然就是1965年（美国开始空袭，他们称之为“战争升级”）。每件事或前或后都承续着另一件事。
他们的参考依据是时间的先后。而我呢，既要参照时间也要考量地理。我时刻不忘做跨文化的比较，而这也是我提出的大部分问题的语境。但因为他们并不处在这一语境中，我问的许多事情似乎令他们略感疑惑。比如昨天，当我们想同和蔼可亲、有法国教育背景的高教部部长谢光堡[47]教授探讨一直实行到1954年的法式公立中学课程和越南人发明来取而代之的教学大纲间的区别，他总是答非所问。他虽听到了我的问题，一时间却不明白我想问什么。他一门心思勾勒越南的教育体系（幼儿园外加十个年级），描述不管什么样的学校，1954年前只有多少，1954年后又开办了多少（除了一家优质的医学院是从法国人那儿继承下来的，几乎所有大学水准的设施都不得不从零开始建设），引用各种数字说明提升中的识字率，指出在那一年之后，越来越多人受训成为了教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考试进入成人班学习。我们和公共卫生部部长范玉石[48]博士在他河内的办公室里谈话时，还有在和平省的一个小村庄务本[49]遇到那位年轻医生时，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刚说完在法国统治下，大部分越南人口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描述新建了多少医院和医务室、培训了多少医生，描绘1954年以来实行的各种方案，有效控制了疟疾，几乎消灭了鸦片烟毒。可听到我们想知道越南医学是全盘西化，还是如我们猜测的那样，是西方技术结合草药和针灸等中国疗法，他却十分为难。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很浅薄，或许甚至把这类问题看成故意在情感上有所保留，不愿与他们团结而急迫的斗争事业共进退。也许吧。确实，因为安迪、鲍勃和我并没有经历过越南人的历史，我们的理解力自会受历史观所局限。要洞悉越南人正孜孜建设的目标，我们必须将他们的谈话同我们已有的知识与观点联系起来。但当然，我们所知的恰恰是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大部分提问是一种无礼的表现，他们却始终报之以恭敬和耐心，只是有时候反应迟钝了点。
5月8日
看最初几天的经历，我觉得没希望了。有道我跨越不过的藩篱。越南人跟我们那么不一样，我败下阵来——我们不可能理解他们，他们显然也不可能理解我们。不，我这是在逃避。事实是：我觉得自己其实能够理解他们（就算除了那些过分简单化的术语，我还无法完全认同他们）。不过在我看来，虽然我的观念已然，或说能够包含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却永远没法包含我的。他们或许比我更高尚、更英勇、更慷慨，但我的思想比他们更复杂——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做不到那么正直。尽管我对越南人心怀崇敬，也对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像个从“大”文明来参观“小”文明的人。我那由“大”文明养育出来的观念是只长了许多器官的生物，习惯于源源不断吸收文化的毒素，还受到了嘲讽病毒的感染。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缺乏道德严肃性，我却不敢斩钉截铁表达出来；我知道如果这种道德严肃性的对立观点和矛盾说法——转移、分散其立足点的干扰就更不用提了——没了容身之处，我会顿感衰弱。因此，我观念的贪吃恶习不仅害我无法亲近我最崇敬的事物，而且——即便我激烈地反对美国——将我同我谴责的事物牢牢连接在一起。我可不就是个“美国朋友”嘛！
当然，我可以在越南或者这样一个道德为上的社会生活——但势必会丧失很大一部分自我。尽管我相信融入这样一个社会将大大改善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我支持这种社会的来临），我却认为一旦置身其中，我的生活会面临枯竭。我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它让感情变得粗糙，阻挠为多数人谋取福利的力量，却给少数人提供数不胜数的审美和智力方面的消遣。站在他们的角度，那些不喜欢（在两个意义上）我消遣方式的人有充分理由视我的观念为无趣、堕落、颓废。站在我的角度，我既没法否认这些消遣乐趣无穷，也没法否认自己常沉迷其中。今天下午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那句贝托鲁奇在他那部凄美电影里用作题词的塔列朗名言：“一个没有在革命之前生活过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生活的美好。”[50]安迪知道那部片子，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他承认有类似的感受。我俩在河内市里远离酒店的一片区域闲逛——这两个逃课的学生想家了？我们聊起旧金山的摇滚乐团和《纽约书评》来。
是不是如果在精神上一味渴望、贪求多变，我会连哪怕是部分融入北越单一化的社会现实也办不到？我看会，而且我已深受其害，就像我目前为止面对越南人时困惑、受挫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也许我只适合待在舒服的距离远远看着一个民族反抗压迫，分享他们的革命抱负——又一位坐在安乐椅上“参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志愿者，满脑子对激进主义的情投意合。不过在放弃之前，我得先确定是否正确解读了这些感受。我突然想到应该遵循严谨的老规矩。如若你没法让头脑（心灵）和生活处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你的所思（所感）便是骗人的。但现在谈论欺骗和虚伪还为时过早。如果要测试的是我能否在越南生活（哪怕是在想象中），测试时间也不应该是现在，而是等我多少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之后。
就算我没通过这一“同越南人打成一片”的测试，我又真的证明了什么呢？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伦理——或者革命——社会的束缚我没有统统体验过，只有在越南的亲身经历。也许我只是在说，北越有些方面并不合我的理想……但我由衷喜爱越南人，与他们有共鸣，同他们相处感觉良好，在这儿有时候真的很快乐。难道不正是这一切才惹来我——一个十足的孩子——的抱怨和期盼，抱怨他们没有让我更容易地理解他们，期盼越南人清楚明白地“展现”自己，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觉得他们难懂、迟钝、幼稚？又回到了开头的话。他们和我之间的隔阂感。我不理解他们，他们也不理解我。眼下还没有任何判断（至少我当真相信的一个也没有）。
5月9日
在美国时，我每天都会想着越南，可如今来了，竟又觉得同它颇为疏远，真是咄咄怪事。不过，就算那个同我形影不离的——犹如心头和精神上的伤痛一般——越南不至于因为我在河内目睹的一切而失去价值，它似乎同眼下这个地方也并不是特别有关系。我们是3月31日以后来到越南的，故而不受轰炸的威胁，但美国侦察机来的时候，还是会同河内的其他人一起躲进防空洞，每天至少一次。那些百姓惨遭杀害、村庄受到焚毁、庄稼被人毒死的地方，他们不允许我们去。（并不是出于军事保密的考虑，因为他们带早先的美国访客去过轰炸之下的区域，而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如今遭受美国狂轰滥炸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炮火不断。3月31日以来，虽然美国对北越的轰炸限于北纬19°线以南地区[51]，日均投弹重量却超过了“限制轰炸短期停战”前对整个国家的日均投射量。）我们只看到一个端正、一贫如洗、整洁的亚洲城市；我们看到可爱、高贵的人民，他们物质生活严重匮乏，却要付出最大的精力与耐心。我们坐车去乡下做了几次短途旅行，那些遭到夷平的小镇和村庄已然构成一幅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画面：人们对身处的环境安之若素，继续活动、工作，向胜利奋进，为革命斗争。这样的平静让我措手不及。在美国操心越南，思路好像自然而然会停留在破坏与苦难上。可身在越南，一个来客必须心系的还有安宁、勤勉苦干的“当下”；我却做不到。我希望他们胜利。但我不懂他们的革命。
这一切当然就在我身边发生着，可我觉得自己正待在一个玻璃箱子里。自从我们到来后，“鹰与合伙人”举办了各种“活动”同我们交换意见；想必他们认为我们会从中了解相关情况。原则上，我们想看到任何东西、所有东西，也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不过个人的兴致也会被很快满足。（我提出想让大家在河内最大的制片厂待一下午，观看他们拍电影；因为鲍勃要见几个数学家，得跟六个河内大学来的数学教授开场会，结果我们尽数去了。）我们真的看了不少也做了不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至少一次出访或者会议，常常晚上也有，不过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间，他们还会劝我们在午餐后休息到三点，避开最毒的日头。换句话说，把控我们的是一伙专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熟练官僚。（是的，连鹰也是——我越来越喜欢他了。他尤其是。）没错，我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谁能照管我们？不过就算在那个框架内，我们难道不能有所逾越吗？我想我办不到。我时刻记着眼下的我们应该注重外交礼节，这让我无法相信我看到的范例当真能反映这个国家的面貌。这意味着这趟旅行跟我原先以为的不一样，并不能让我了解到关于革命社会的有用知识——除非像我昨天那样大受震动，已然质疑起自己究竟是否还有资格抱持激进政治主张，也算一种有用的知识。
不过，也许一个美国激进派并不能从越南革命中学到很多，因为越南人同我们差别太大，相比而言，我觉得从古巴革命中我们能学到的相当可观，因为——尤其是从这个角度看——古巴人和我们很相似。虽然这么做可能不对，我仍不禁要拿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做比较：我对后者的了解来自1960年我在那儿度过的三个月，外加我最近探望了几个朋友，也听到了一些它的发展近况。（或许要对这边的情况窥得一二，我首先得把古巴从我脑袋里赶出去。但我无法忽略一段在我看来与之具有可比性，而且我觉得可以理解、通过想象能够接近其本质的经历。）相形之下，几乎所有方面我都更赞成古巴，不赞成越南——按照“对美国激进主义来说，哪些东西有用、有指导意义、可以借鉴、关系重大”的标准。
以古巴革命的平民主义态度为例吧。在我记忆里，古巴人说起话来随性、冲动、亲和，还有点狂热，甚至喋喋不休。这些本不一定是优点，但在一个成功而稳固的革命社会的语境中，似乎就是优点。在越南，每件事都颇为正式，经过斟酌、把控和计划。我盼着能在这儿碰上个言行鲁莽的人，来谈谈他的私生活、他的喜怒哀乐，跟着“感觉”走。然而，每个人都极其礼貌，可不知怎的，有点乏味。这符合越南给我们的印象：一个性冷淡的文明社会。这周暂时看的三部电影和我昨晚读的一部英译本小说证实了这一印象。（我向孝问起这点，他确认道，越南的戏剧和电影中没有亲吻场景；街道上、公园里显然也没有。我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任何哪怕是随意的身体接触。）古巴已经证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一定要实行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但很可能早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到来之前，越南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和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便已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不过，这些特点着实会令一个像我这样的新激进派西方人感到不适，因为对我来说，革命不仅意味着创造政治和经济的公正，还意味着解放和认证个人（还有社会）的能量，包括性爱方面的。在古巴，这便是革命的意义，虽然有一波又一波主要来自那些老派正统共产党官员的干扰——菲德尔[52]针对这点驳斥过他们。
不管位阶高低、职权轻重，我在古巴人身上都能看到一股随和的平等主义风度。我忍不住要把这点同越南社会等级森严的特征两相比较。这里的人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婢膝，但人人清楚自己的位置。就我的观察，人们对某些人表达敬意的方式始终很得体，可我也明显感觉到，“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理所当然在少得可怜的生活便利和舒适中分得更多。因此，第三天他们带我们去商店里买了橡胶凉鞋，还给我们每人量身定做了一条越南裤子。孝和潘几乎带着东道主的自豪对我们说，这是一家专为外国人（外交人员、宾客）和重要政府官员设立的特种商店。我觉得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场所的存在很“不共产主义”。不过也许我只是在这里表现自己有多“美国”。
“重归统一”酒店的膳食也令我颇为苦恼。每顿午饭和晚饭都有好几道美味的大鱼大肉（我们吃的都是越南菜），每当我们吃光一个大餐盘里的东西，女服务员会立即往桌上摆下另一盘，可百分之九十九的越南人呢，今晚吃的是米饭和豆子，一个月只有一次才有幸吃到肉或鱼。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如果我们表示，我们不应该吃得比一般公民的配额多这么多，他们或许会很困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众所周知，慷慨铺张和（对我们来说的）自我牺牲式的周到款待是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我难道真的希望他们违背自己对何为“得体”的理解？即便如此，我还是心下难安……令我气恼的另一点是，哪怕距离很近，他们也要开车送我们；事实上，和平委员会借了两辆伏尔加车[53]，让司机等在酒店门口，我们要去哪儿，随时听候差遣。前两天拜访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驻河内办公室跟我们酒店才隔两个街区。而到达某些目的地后我们发现，它们离开酒店也就十五或二十个街区。既然鲍勃、安迪和我一致认为走路更舒服，他们为何不能遂我们的愿呢？他们是不是定下了一条规矩：只留最好的给客人？但依我之见，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中，这种礼节应该废止。还是说我们出行必须坐车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外国人（西方人？美国人？）体弱无能，同时还需要别人提醒注意避暑？想到越南人也许认为走路不符合我们尊贵的身份（作为政府的贵客、名流之类），我难以平静。不管到底是什么理由，他们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我们坐着庞大、丑陋的黑色轿车徐徐驶过拥挤的街道——司机把车喇叭按得震天响，叫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当心，避让……要是他们肯借给我们或者让我们去借自行车，那当然最好了。可尽管我们不止一次暗示过鹰，他们显然没有，或者说不愿认真考虑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个想法是否至少博了他们一乐？还是说他们只是觉得我们荒唐、无礼或者愚钝？
对于这个地方，我好像暂时只能理解到这样的程度：一个美国人带到河内来的“自我”是非常复杂的。至少我这个美国人是！有时候我会感到很难过，觉得待在这儿（至于安迪和鲍勃怎样，我不想代表）是严重浪费我们越南主人的时间。鹰应该把这些日子用来创作音乐，潘可以重读莫里哀（开始全职为和平委员会工作前，他在学校教文学）或者去看他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她们被疏散去乡下了。我们才知道孝从事新闻行业，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写几篇北越报纸上那种乏味的文章。全明显是做文秘的，只有他可能吃亏；跟着另外三人招待幼稚、迟钝的外国游客，为他们安排活动也许要比他平时的工作有趣些。越南人是否想象得到我们正经历着什么？我们有时明白，有时不明白，他们能否看得出来？我尤其会想到鹰，他显然是个精明人，而且多次去过欧洲，可他也站在微笑的人群中间，同他们一样，跟我们说话，奉承我们（“我们知道，你们的斗争很艰苦。”今天有人这样说道），向我们解释各种事情。他们真是太宽厚，太轻信了。
但我也被这种仁厚的轻信所吸引。我喜欢人们盯着别人看的样子，不管我们走到河内的哪个地方，总有人凝视着我们。我想他们喜欢我们的样子，观看我们对他们而言是美好的经历。今天我问鹰，他觉得路人知不知道我们是美国人。他说大部分人不知道。那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我问道。也许是苏联人吧，他回答；确实，有几个人对着我们大喊tovarich[54]和某个别的俄语字眼。但多数人没有朝我们这边说任何话。他们平静地盯着我们，指指点点，随后同身边的人讨论几句。孝说，看到散步或是去观摩电影的我们，路人最常发表的评论便是——带着善意的惊奇——我们真是人高马大。
现在我独自出去溜达的次数更多了，只要不是太热——努力适应人们向我投来的目光，享受我身份的暧昧不清，因为不会说越南语，他们看我，我也只好看着他们笑笑，这让我保持了神秘。对于一个人漫步有多畅快，哪怕有时会在远离酒店的偏僻居民区里迷路，我都不再像最初那样感到惊讶了。虽然我也知道，身在城市的另一个区域可能会遇上不愉快的事，到时只怕我讲不清自己是谁，连路牌都看不懂，我还是感到百分之百安全。河内的外国人肯定很少——除了“重归统一”附近的几个街区，我在路上看到的个个都是越南人；现在的我无人陪同，在人丛中走着，好似拥有十足的权利在河内四处闲逛，期盼他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最后那位盘腿坐在路缘上售卖木笛的老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都能体贴地忽略我。河内城里礼让和温顺的民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同任何一座美国大城市对比，也是同金边和万象对比之后的感觉。这里的人充满活力，明显都很合群，格外了不起的是不会跟自己人争吵。就算在拥挤不堪的路上，也很少听到刺耳的吵嚷声。我虽看到许多营养不甚良好的年幼孩童和婴儿，却没听到有哪个当街大哭的。
我感到安心也许是因为我并没有完全把越南人视作“真实的人”，按照美国人普遍抱有的一个冷酷看法，“真实的人”危险而善变；跟他们在一起你永远不会彻底安全。但愿不是这样。我知道自己不会希望越南人性情刻薄或是脾气暴躁。不过，尽管我非常喜爱河内那深沉而甜美的静谧，我却无缘见识越南人性格中某些粗野的部分，他们情感里更广大的（不一定是更响亮的）领域。
比如，北越人不善于仇恨他人，这在我看来是一大缺点。不然还能怎样解释这一怪现象：他们竟然显得十分喜爱美国？在范玉石博士同我们的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他对美国出众的科技水平的欣赏。（如今蹂躏他祖国的恰恰正是这些科技创造的完美杀伤武器，身为“内阁成员”，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我猜想，越南人对美国政治感兴趣、消息灵通到这地步——正如我在回答这几天他们向我提出的关于内布拉斯加州初选[55]，关于林赛在哈莱姆[56]的影响，关于美国学生的激进主义的某些问题时了解到的——并非仅仅为眼前利益（“认识你的敌人”政策的一部分），而是源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真心沉迷。政府和这边有收音机的专业人士定期收听《美国之音》，听到美国方面对战争的解释，他们当然是一笑置之：这个星期的《美国之音》否认了美国对西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支持。可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尊重美国的政治进程，甚至有点同情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面临的问题。诗人们向我们朗读了关于“你们的沃尔特·惠特曼”和“你们的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今晚在作家协会，有人问我是否认识阿瑟·米勒，当我给出肯定的回答，还说可以把刚才他们拿给我看的越南语译本《推销员之死》交到米勒手里时，他很高兴，羞涩地脸红了。“跟我说说你们的诺曼·梅勒。”一位年轻小说家对我说，随后却道起歉来，因为梅勒的作品尚未被译成越南语。他们都想知道我是写哪种书的，还要我保证回美国后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我们对美国文学非常感兴趣。”有人重复道。如今河内很少有翻译小说出版，但在今年屈指可数的几种里，有本美国短篇小说选集：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多萝西·帕克，外加几位1930年代至今受东欧青睐的“进步”作家。当我提起在美国人眼里，霍华德·法斯特和阿尔伯特·马尔兹[57]与这部选集中其他大部分名字不属于同一等级时，一位越南作家对我肯定地说，这他知道。问题在于他们拥有的书实在很少——他们最大的图书馆在河内大学内，已经被炸毁了——流通于河内的大部分美国文学书籍是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品种和版本。“在同我们保持正常往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找不到现代美国作家的作品。”他笑着补充道。另一位旁听我们谈话的作家也咧嘴一笑。
对于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劣势，某些越南人并非是浑然不觉的，了解到这点，我当然很高兴——这些劣势包括文化上的孤立和智识上的偏狭。但从另一角度想又令人伤感：他们背负着这一觉悟的思想重负，同时却又清楚意识到越南的“孤立”和“偏狭”名正言顺。医生、作家、学者在跟我们的谈话中说到了这种彻底与世隔绝的感觉。一位学者先是描述了1954年之后科学类院系的发展，随后说道：“但关于世界范围内这项工作的主要趋势，我们仍旧缺乏了解。我们接收到材料的时间太晚，数量也不足。”尽管对驱逐法国人后取得的成就充满自豪，人们还是常会带着歉意对我们提一句，越南依然是个多么“落后的”国家。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时刻知道我们来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不管有没有说出来，他们对美国的敬意就在那里。
在这些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确实像个美国来的游客，虽然感受到这一点的方式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一定是因为我终究是那么美国，是那个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举世无匹的国家的公民——这一身份太根深蒂固了，所以在听到一个弱小国家公民谦虚的（骄傲的也罢）自我肯定时，我着实挺尴尬的。他们对美国热切的兴趣一看便知是由衷的，不作回应就太粗鲁了。可不知怎的我有些沮丧，因为那种兴趣好像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我才意识到，在每一个越南人同鲍勃、安迪和我每一次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与美国之间复杂却又单纯得出人意表的关系是怎样笼盖其上的。可我既没有洞察力也没有道德上的说服力来揭开表象，让我们之间呈现出同情以外的“真实”状态。即便我在政治主张上同他们多有相契，也许对我或者像我一样的人来说，只能以某个固化的身份（作为一位“美国朋友”）在这儿活动，也势必会落入或是自我轻视或是消极或是感情用事或是显得居高临下的窠臼——正如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平均身高没法不比越南人高出六英寸。
在我逗留越南期间写的日记的前半部分，还有很多页这样的内容，间或夹杂着几页几页关于每次出访和见人的详细笔记。日记的主体是严格新闻报道式的，充斥着事实详述、具体描写和谈话摘要，传达出认真、聚精会神专注的态度。但我在本文中部分抄录下来的那些插页内容则偏主观化，传达出的是别的东西——我对所见所闻做出的幼稚和刻薄的回应。
倒不是说我原本期待着会在越南感到很自在，抑或发现越南人跟欧洲人和美国人完全一样。但我也没料到自己会对在那儿经历的事情如此困惑，如此猜疑——而且无法克制我的无知带来的强烈反响。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限于他们用来当靶子攻击的“美国最丑陋的东西”：奉“意志”为圭臬，喜欢暴力却还自以为代表正义，疯狂迷信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的问题。美国意志的风格我是略知一二的，毕竟在西南部，在加州，在中西部，在新英格兰，还有这几年在纽约我都住过，也见识了近十年来这种意志对西欧的影响。至于越南意志——其风格、范围、微妙之处——我却不懂，甚至连一丝头绪都没有。勃雷东[58]区分过真正的革命斗争中两种形式的意志：“革命耐性”和“口号”。但若不是对一个民族的特质有所理解——这正是我在北越感到很难办到的一件事——对比其实是无从展开的。不管我是否得出结论，认为我或他们的局限会暴露无遗是因为我同越南人的接触不能令人满意，僵局终究无法打破。正如我日记的选摘表明的那样，在第五天左右，我准备放弃了——放弃自己，相当于也放弃越南人。
随后，突然间，我的经历开始变化了。来到越南后最初几天让我饱受折磨的精神束缚逐渐缓和，越南人作为一个真实的民族、北越作为一个真实的地方，逐渐进入我的视野。
第一个迹象是我在跟人们谈话时变得更加自在：不光是跟领队鹰——在越南逗留期间，我同他说的话比同其他越南人都多——还有我们与他们相处了一小时，只此一面之缘的女民兵、工人、教师、医生和村干部。我不再那么专注于他们语言的阻滞不畅（我知道，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他们说起话来“抽象”而“含混”——这是西方游客每到一个东方国家时会做出的评论）和我自己表达方式的简化，而且变得对越南人的说话特征更加敏感。首先，我学会了如何分辨宣传层面的语言（传达的也许依然是真相，然而听起来压抑而错误）和简单纯粹的那种语言。我把更多而非更少的注意力投入在他们反复提及的内容上，发现那些标准划一的词语和说法要比我预想的更丰富多彩。
以尊敬的概念为例。我们每次在河内市内或乡村走访的时候，欢迎会上的礼节性讲话里总有“我们尊敬你们的诺曼·莫里森[59]”这样一句。我们听说鹰写了一首流行歌叫《给艾米莉的歌》——艾米莉是诺曼·莫里森最小的女儿，他去五角大楼自我献祭时把她带在身边。在作家协会，有人向我吟诵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我已提前读过英语和法语的译本），题为《莫里森的炽焰》。冒着重重危险往北纬17°线[60]运送物资的卡车司机可能会在遮阳板上贴一张莫里森的照片，没准儿还会并排放上阮文追（就是几年前因密谋暗杀麦克纳马拉而被处死的那位西贡青年[61]）的照片。看到他们这样膜拜诺曼·莫里森，一个外来访客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既感动又不安。尽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但似乎太夸张、太浓烈，令人不禁想起那些个性扁平的模范英雄事迹——斯大林主义文化的普遍特征。可当他们第二十次提起诺曼·莫里森的名字时（常常是略带腼腆，总是饱含温情，明显是想向我们这些美国人表示友好与礼貌），我开始理解越南人同莫里森的特殊关系了。越南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意志是由英雄人物给养和维系的。而诺曼·莫里森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跟我起初猜想的不同，越南人并没有高估他的牺牲对美国良知造成的真正影响；对他们来说，有远比烈士牺牲的实际作用更为重要的事：他的功绩在道德上的成功，作为自我超越的圆满。）所以，当他们表明对他的“敬意”和经常把他称作“恩人”时，说得很准确。如今在越南人心里，诺曼·莫里森真的很重要，重要到他们无法理解，对我们这三位“美国朋友”而言，他可能并不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养料。
像他们这样把我们定义为“朋友”，最初给我带来了一些尴尬和不适，现在却似乎——又是一个表明我身上已起了变化的迹象——没那么难以理解了。一开始面对他们流露出的友善时，我会既感动（有时热泪盈眶）却又显得拘束，现在我终于能够做到纯粹欣赏，我自己的反应也变得更加真诚和灵活。我当然毫无理由去怀疑越南人口是心非，或者草率地把他们的态度视作“幼稚”。既然我毕竟是他们的朋友，又何必一定要去深究他们是否幼稚是否单纯呢？看到他们能够超脱出自己的处境（正遭受美国迫害）和我们的身份（敌国的公民），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倒是冒出这样的具体想法：在他们历史中的此时此刻，越南人究竟怎么可能把美国人当成朋友来欢迎？我明白，坦然接受我们所到之处硬塞过来的小礼物和鲜花很是重要。这一点我也记在心上：全程我们不可以花自己的钱支付任何东西——哪怕是我要的众多书籍和每隔几天就给我纽约的儿子报平安的电报（任凭我坚持说至少应该允许我付电报钱）。渐渐我懂了，抗拒主人物质上的慷慨或者为此感到压抑，都只是我太挑剔。
但我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我能更得体地接受越南人的盛意，或是能更好地欣赏他们苦心经营的殷勤。这里面也有更多东西需要去理解；通过同越南人更多接触，我发现他们的礼貌跟“我们的”很不一样；不仅因为他们讲究礼貌的地方要多得多。在美国和欧洲，礼貌总隐隐透着一丝虚伪，会予人几分勉强之感。对我们而言，礼貌意味着公认应该践行的友善行为的准则，不管大家是否“真的”喜欢那样，因为他们的“真实”情感不会永远足够文明、足够宽厚到可以确保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从定义上看，“礼貌”从来就不是真正诚实的；它说明的是社会行为与本真情感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到了世界的这一片土地上就成了事关人类生存状况的信仰问题，养成了我们反讽的爱好。作为表明真相——生活全部真相——的反讽变得必不可少，即我们说话、做事都半是真心半是假意。起初，当在越南人身上看不到一点反讽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可一旦我不再深信（至少在想象中）反讽不可避免，越南人顿时就没那么难以解读了。他们的语言也不再显得那样令人拘束和过分简单。（要阐述带着反讽意味的真相，一个人需要很多词语。没了反讽，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词语。）
越南人为人处事遵循的教养原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这也意味着他们理解的“诚实”与“真诚”是不同的。在世俗的西方文化里，诚实差不多被抬高到所有其他价值之上，越南人眼中的诚实与之几乎没有共同点。在越南，诚实与真诚的功能是个人尊严方面的。行事真诚可以增强和提升一个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社会，“真诚”十有八九恰恰意味着为了八面玲珑而舍弃尊严，心甘情愿不顾体面。差别显而易见。我们文化认可的“真诚”概念是依据经验评判、基于事实描述的，衡量一个人是否真诚，看的是他的言语有多全面、多准确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和情感。越南人看待“真诚”的方式比较规范化，靠的是约定俗成。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和内心生活中排列出正确的组合——让它们取得一致（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如下假设：说话者嘴里的真相在伦理道德上是不偏不倚的，或者说，只要说话者愿意坦率道出，真相就可以变得在伦理道德上不偏不倚，甚至值得嘉许），他们则旨在让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和他的社会身份之间构建起恰当的关系。在越南，真诚的意思就是行为方式与个人身份相称；以“真诚”立身，一个人可以实现其道德追求。
因此，去猜测在5月16日傍晚范文同总理与鲍勃、安迪和我的一小时谈话中他的热情按我们的标准是否真诚，或者他送我们走出办公室大门、穿过砾石车道钻进等候在外的汽车之前，是否“真的”想拥抱行将离开的我们，都是偏离主题的。他的真诚是越南人的真诚：他的举止充满魅力，很得体，是一番好意。深究越南人是否“真的”憎恨美国人也是不太对的，哪怕他们说了他们不恨；也不应该好奇，如果他们说不恨美国人是真心话，到底为什么会不恨。越南文化里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独特而优美的姿态。在我们的观念里，姿态是虚伪、矫揉造作的东西——不能这样去解读他们的姿态。越南人的姿态并非浮于一个人真实人格之上的表面文章。通过姿态，那些不管他依据什么标准做出来的动作，他建立了自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个独特的姿态就能彻底重新定义人格：一个人做了此生做过的最高贵的事，从此便会完全上升到新水平——那个水平的人经常会做这种动作。（在越南，道德抱负是真理——是根深蒂固的现实——在我们这儿却不是那样，原因在于我们区分“典型”事物和“惯常”事物的心理准则。经过这番对比，我们看清了政治和道德的劝诫在越南那样的社会中扮演了怎样大不相同的角色。我们觉得他们的许多谈话充满宣传和操控意味便往往不加重视，其实对越南人来说，那些内容具有我们难以感知的深度。）
越南——至少按照它对自我的官方看法——会给世俗的西方人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在伦理道德，也就是心理层面上过分扩张到可怕的社会。但这样的判断完全取决于我们时下流行、讲求适度的标准——考量的是人类到底能承载多少美德。但在许多方面，越南的存在可以说是对那些标准的公然冒犯。我就亲身感受过这种冒犯。他们安排车带我们去河内北方多山区的和平省考察了两天，第一天下午，我们在那边的乡下略作停留，看了看一位美国飞行员的坟墓。我们下车走到路外，在高高的草丛里走了大约五十码，这时鹰说道，那里埋葬的是差不多一年前被农民用来复枪击落的F-105战机[62]飞行员。那位飞行员没能成功弹出驾驶舱，就在这个地方人机俱毁；几个村民从废墟中挖出了他的尸体。待来到一片空地，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简陋的坟墓，而是一座庄严肃穆的高墩，饰有飞机引擎的大块部件和一段犹如宫廷雕塑品般的扭曲机翼，有鲜花，顶端还插着一块木质墓碑，上面写着飞行员的名字与殉难日期。我在那儿站了几分钟，心里烦躁不安，几乎不能理解这一原始的土葬行为，而看到坟墓的样子和依旧有人在打理它的证据，让我又大感震惊。后来，和我同车的和平省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向我解释道，那位飞行员确实是入土为安了，而且躺在“一口优质木材打造的棺木里”，这样一来，等战争结束，他远在美国的家人便能来把遗体运回去，听到这儿，我简直感到颜面扫地。这一令人赞叹的举动能为一个人带来什么？这些人的配偶、父母、孩子分明死于这位飞行员和他的战友之手（一架装满四箱集束炸弹的F-105可以杀死方圆一平方公里内所有暴露在外的生物），他们是怎么做到静静拿起铁锹，细致考究地布置他的坟冢的？他们是何感受？他们是否明白，不管客观上他犯下了什么罪孽，他就跟他们那些遇难的同胞一样，也曾拥有宝贵、不可替代的生命，也曾是一个原本不该死去的人？他们会可怜他吗？他们是否原谅了他？不过，也许这些问题并没有问对方向。很可能是村民们觉得埋葬一位飞行员是美好的（他们大概会说“人道的”）事——对于或许会影响具体事务的个人情感，这一标准在将其压倒的同时也会予以改造。
对于这类超越个人的姿态，一个游客凭自己的观念很难去信赖。没错，我完全无法抛开我对人们工作方式的一贯理解。在那两个星期中，我一直忍不住想提出关于越南人心理的诸多疑问——其实我也知道，建立在武断的、西方语境下的道德假设之上的这类问题，多容易引出错误的回答。举个例子，就算考察“‘自我’之于越南人”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也能看到，他们的“自我”很多表现形式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北越人似乎都出奇地冷静，虽然他们除了战争很少谈论别的，话语却不带恨意，这着实难得。甚至在他们使用夸张的共产主义语言谴责侵略者时，语气听起来也是在完成任务，有点缺乏生气。谈起同胞遭受的种种暴行（越南历史的本质），他们带着近乎温柔的伤感，还有讶异。他们的样子仿佛在说：这些事真的可能发生过吗？法国人真的像革命博物馆里的照片上那样，因为种植园工人罢工就让他们戴着手铐站成一排，将他们开膛剖肚？我们去的另一家更小的博物馆专门展示过去三年中美国人对北越使用的各种灭绝性武器，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怎么会对他们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不感到羞耻呢？——虽没人说出口，却回响在整个游览过程中。是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很明白——如今一个建立在“耻感”之上的文明正受到一个从大量无处宣泄的“罪感”中汲取力量的文明攻击，说到底，前者的“不明白”是题中应有之义。
越南是一个建立在耻感之上的文明；这一点也许能解释我们在他们外在表现的变化范围中看到的（还有没看到的）许多东西。可我是在一个建立在罪感之上的文明中长大成人的，这必然是我觉得他们难以理解的一大原因。我猜想“罪感文明”往往容易形成理智上的彷徨多疑和道德上的错综复杂，所以，在奉行罪感的社会看来，一切建立于耻感之上的文明都是“幼稚的”。在“耻感文明”中，人对自身与社会道德要求之间关系的感觉远没有那么模棱两可，集体行动和公共规范的存在方式都有着我们这里所没有的内在合法性。
越南的公共规范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得体”——概括点说，是注意在人际交往中维持严格的道德气氛。若非我见过几个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或许会以为亚洲人都很注意这点；跟他们相比，越南人要端庄、克制得多，举手投足甚至可以说是拘谨，穿着也更加慎重。不管如何酷热难耐，你在越南的任何地方（柬埔寨和老挝则随处都是）都看不到穿短裤或者不穿衬衣的男人。每个人从脖子到脚踝都包得颇为严实，虽然破旧，却很整洁——男人女人都穿长裤——他们重视的是“干净”。纳丰[63]的村民带我们参观他们那座砖头水泥砌成的双隔间公共厕所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说村里第一次有了这种设施，是一天前刚建的——他们骄傲的不光是今后拥有了卫生与便捷。新公共厕所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越南有句老话：“倾尽东海[64]的海水也无法洗净敌人留下的污秽。”这句话可以追溯到越南跟中国打了无数大小战役的那场战争（从1418年打到1427年，以越南人的获胜告终[65]）。无疑越南人是怀着类似的痛楚看待三年来美军的狂轰滥炸的：又一次，他们的国家被人以最可怕的方式玷污了。“纯洁/肮脏”的道德隐喻当然在一切文明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可我还是觉得在越南这一点格外强烈。在越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66]中，这一隐喻的力量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此诗是学校课程上仔细研习的对象，电台广播里也常常诵读；差不多每一个越南人都牢记其中的某些长段落。）故事开始的时候，女主人公翘[67]还是个少女。一个年轻男子对她一见钟情，遂开始耐心地暗中追求她，不料男子的家中突生变故，未及解释就不得不离她而去。翘以为自己遭到了抛弃，又偏逢家庭陷入危机，为解救欠债入狱的父亲，她只得卖身与富贵人家。从此她受尽虐待与凌辱，先是沦为青楼女子后又遁入空门，整整二十年后，终于回到故乡，同曾经的爱人重聚。他向她求婚。故事的最后一场篇幅很长，发生在他俩的新婚之夜：翘对丈夫说，虽然她深爱着他，也从来没有享受和其他男人的性关系，他们却不能同房。新郎不同意，说他根本不介意她在他俩长时间分别期间的悲惨生活；可她坚持认为自己已经“不洁”了。她提出，既然他俩真心相爱，就必须做出这一牺牲。最后，出于对翘的尊重与爱，他答应了。长诗以描述他俩婚姻生活的和谐与快乐作结。以西方人的观感，这样的美满结局其实一点都不美满。我们宁愿翘刚刚和她爱人重聚就患上肺结核，然后死在真爱的怀里，而不是让他俩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可即便是对今天的越南人来说，故事这样结束也是令人满意的，合情合理。我想，之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封闭”、遮遮掩掩和不善表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极其讲究的民族。
不用说，今天的道德规范与《金云翘传》中倡导的已然不同。然而，“性”方面的自控力还是广受尊崇。如今的越南，男人女人可以一起工作、吃饭、争斗、睡觉而不产生任何风月之事。现在越南人明白了，关于性关系的正当与否，西方人有不一样的规范标准。鹰告诉我，哪怕是战争把夫妻长期阻隔，他们也很少会对对方不忠；他还说他知道婚姻忠诚在西方“并不常见”。带着一丝自嘲，他提到有次去欧洲——是在苏联——在酒会上听见人们互开“下流的玩笑”时，他有多么惊讶。他叫我放心，这个问题已经没那么困扰他了。不管什么情况下，越南人都不会丢掉礼貌——现在他们得出结论：西方人处理这类事情另有一套方式。于是，每次安迪·科普坎德、鲍勃·格林布拉特和我去乡间游历，不论住宿条件多么简陋多么逼仄，他们都会给我们安排单独的房间（或者可以权当房间的设施）；但有一次，因为临行前一天鲍勃在河内得了点小病，我们便多了个护士随行；我发现那位年轻貌美的护士竟同导游和司机（都是男的）睡在同一间房间里……在越南，性的自律想必是理所应当之事。这只是社会对个人的总体要求——自尊自爱，为了大家的利益把“小我”交由他人处置——的一方面。跟老挝和柬埔寨不同，越南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杂糅的影响之下，带上了“印度”或者说“南方”气息，呈现出矛盾的样貌：在酷热的热带气候下生活，却保持着温带或寒带国家的古典价值观——努力工作，自律，认真。这一“北方”气息无疑是“北方封建主义者”中的游牧部落留下的精神遗产。（我还冒出这样一个想法：在越南南方，这种气息也许比较薄弱。河内人说西贡人更随和，更情绪化，更有魅力，但也更爱说谎，更放荡——总之，就是北方人谈论南方人时惯用的那一套说辞。）
因此，虽然在一个正遭受侵略的左派革命社会的准军事化特质影响下，越南人以现在的形式对自己提出的严格要求无疑会加强，这些要求的基本形式其实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尤其存在于跟越南文化中属于佛教源流的那部分截然不同的孔子学说中。在某些社会中，特别是中国，这两种传统带给人的体验完全水火不容。但在越南，情况好像不是这样。除了少数天主教徒，大部分越南人当然是佛教徒。即便我们多半会看到老人们在塔寺中拜佛，家庭的宗教仪式依然很兴盛（我们在许多人家里都看到了祭坛）；另外，世俗生活与佛教价值观似乎维持着相当的连贯性。不过，不管越南的什么东西在坚守佛教的精神特质——宿命论，俏皮的思辨，慈悲为怀——它好像总能同孔子教义中“克己”的精神特质和谐相处。越南人的行为举止恰恰反映了孔子的理念：国家和个人的福祉都取决于养成恰当而正派的行为准则。同样原封不动流传下来的还有经由荀子表述的儒家观点：“凡礼仪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仰赖该民族的圣贤”这一儒家观念部分解释了越南人对胡志明——他们的圣贤、诗人和领袖——的尊崇。但只能部分解释。恰如越南人常常坚称的那样，他们对胡的敬爱和当今中国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胡的生日主要是让北越人一年一度可以有个场合表现国人对他的感情是多么高贵与美好。“我们爱戴、敬重我们的领袖，”去年胡生日时，《研究》月刊上有这样的评论，“但我们并不神化他。”我接触到的人谈论起胡远不是把他当成高高在上、英勇无比、全知全能的领袖，倒像是某个私交，而让他们着迷和激动的正是这一点：感到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许多趣闻轶事说明他的谦逊与羞涩。人们觉得他魅力非凡，甚至有点乖僻。他们说起他，追忆他流放中的贫困岁月和整个1930年代在中国遭受的牢狱之苦，担忧他虚弱的身体，不禁颇多感触。“胡叔叔”（Bac Ho）不是有着奥威尔小说里“老大哥”意味的特殊头衔，只是普通的尊称；一个随便什么年龄的越南人管跟他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一辈都叫“叔叔”或者“阿姨”。（瑞典语里也有这种用法，不过tant和farbror只限于儿童或者青少年称呼陌生的成年人，一个中年人不会那样叫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只有在越南这样一个遭到围困的小国，人与人之间才能够互相把另一方视为大家庭的一分子；他们对胡志明满怀亲切的爱意与感激，不过是这种感情达到了顶点。确实，越南人推崇的大部分美德——比如节俭、忠诚、自我牺牲和性关系的专一——都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依据，而这也是支撑他们立足的基本隐喻。还有另一个特征表明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与佛教教义的不同点在于，后者崇尚与世隔绝的修行和对家庭纽带的摈弃——也佐证了越南文化中朴素和“清教主义”的一面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相对全新的、革命理念嫁接而成的特质。（被视作“马克思—列宁思想”的越南共产主义理论似乎颇为含混，可以根据情况做出不同解释，而且极其陈腐。）虽然一个游客很容易将越南的这种严格自律主要归因于共产主义理念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影响力之所以能服众，正是因为越南人骨子里尊重高度道德化的社会和个人秩序。
不过越南人其实没有我说得那么严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时保持的优雅。越南人谈吐低调；甚至在公共集会上，他们的讲话也很精炼，并不带有多少鼓动性。强烈的感情一旦缺少了我们熟悉的那些热情流露的标志——比如激动和悲痛——便难为人所知。我们明白，在这些人的意识中，还从未经历过如此兴奋的时刻——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斗争迎来了高潮。他们克服了不可思议的困难，打败了法国人。（是法国人最先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越南的。1950到1954年间，法国百分之八的战争预算是美国赞助的。）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他们已经证明，不论美国人强加来怎样的惩罚，这个国家都能扛过去，团结一致、繁荣昌盛，同时，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正稳步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地盘。然而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作为一个心怀同情的旁观者来推测出这种兴奋之情——并不是因为越南人冷漠，而是因为他们一贯以来的情感策略：他们坚信不应该随便浪费情绪的能量。我们听说，在农村遭到严重轰炸的地区，每天农民都带着棺材去稻田，这样一来，要是有人死掉，就能被就地掩埋，而剩下的人可以继续干活。在疏散的学校里，每天早晨学生离开宿舍去上学前都会把个人物品和铺盖打包收拾好，然后整齐地堆放在最近的泥地防空洞中，以防白天发生空袭，炸毁那些小茅屋；晚上再从防空洞里拿出一个个小包裹，回到宿舍拆开来放归原位……看到越南人那种难以置信的就事论事，我不止一次想起犹太人在迎接他们苦难、斗争不断的历史命运时，更为糟蹋、更为招摇的风格。作为一个长期受难的民族，越南人有一点要强于犹太人，但那也许只是所有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文明较之已经建立起城市中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文明的优势。不像犹太人，在越南文明中，各种心理状态的人还没有达成高度有机的结合（迫使他们互相影响）。越南人的优势还在于，虽然他们的历史主要由残酷的迫害构成，其扎根的土地上，人们却可以自主确立而非简单地（故而也是复杂地）接受一个“身份”。
犹太人体会苦难的方式直接、恳切、充满感染力。从赤裸裸的抗辩到冷言冷语的自嘲，可以说是无所不用，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同情，可与此同时，又深深表现出绝望，似乎认定要吸引别人困难重重。犹太人之所以固执，拥有卓越的求生天赋，正因为他们把自己交托给了一种复杂的悲观主义。我初到越南时，潜意识里也许期待着他们表达起苦难来会像犹太人（也像“西方人”）一样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看到越南人以很不一样的方式体会他们相对悲惨的历史时，我会视其为难懂与幼稚。
比方说，我是花了一阵子才明白越南人真的受制于某种谦卑，不好意思向我们展现他们承受的难言之苦。甚至在描述美国人的种种暴行时，他们也会赶紧强调——简直好像不这么做是有失风度的——对于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恐怖，我们在北越任何地方目睹的情形都是片面的。因此，他们说道，我们必须看一看“在我们南方兄弟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听闻了1965年2月7日以来的平民伤亡数据：遇难百姓中，百分之六十是女人与孩童；百分之二十的死亡与重伤人员是老人。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了几个镇子，其中最小的以前也至少有两万人居住，最大的甚至多达八万居民，如今统统被夷为了平地。我们看到照片里被杀伤炸弹炸得满身窟窿或者被燃烧弹烧焦的尸体（除了凝固汽油弹，美军还向越南人投下了白磷炸弹、纵火剂、镁燃烧弹）。我们同一些深受“战争升级”戕害的可怜人短暂地见了一面，其中有个二十四岁的姑娘，一场空袭就夺走了她丈夫、婆婆和几个孩子的性命；还有来自紧邻河内南方的一家女修道院的三位修女，年长的是院长，另外两位年纪很轻，修道院被炸毁后，她们是仅存的生还者。然而，我们的北越主人们似乎根本不想喋喋不休地谈论美军的暴行。随着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废墟，他们好像更乐意告诉我们哪些袭击没有造成伤亡——和平市[68]郊外拥有170个床位的新医院被毁时，情况便是如此。（在1967年9月第一次空袭来临前不久，他们疏散了那家医院；之后美军又去轰炸了数次，医院里当然再也没住过人。）越南人喜欢给人留下爱好和平、独立自强、乐观向上的印象，也确实做到了。在1945年8月之后的一次讲话中，胡志明甚至提出了“让生活积极乐观”的五点诀窍：一、熟悉政治。二、学会绘画。三、懂音乐。四、练习某项运动。五、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因此，说到越南人的乐观主义时，我指的不仅是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更是指他们对乐观主义的信奉，将其视作互相理解的一种方式——整个社会都把重心放在不断进取上。
确实，在越南最突出的特点中，有一点便是他们在处理几乎任何问题时抱持的积极态度。高教部长谢光堡教授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嘲弄意味：“美国人教会了我们许多。比如，我们明白了教书育人必不可少的并非漂亮的大楼，就像河内那所理工专科学校的崭新校园，战争升级伊始，我们就不得不从中撤离了。我们躲进丛林、建起分散式学校后，教育水平反而提升了。我们当然想吃得更好、穿得更靓丽，但在这三年里，我们懂得了没有它们，一个人依然可以做许多事情。那些东西固然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需品。”他说到把学生从河内的各个大学疏散到乡下带来了一系列好处，其中一项是大学生们不得不亲自搭建新校舍，学习如何种植食物（经过疏散的每一所学校或者工厂都组成了一个新社区，按照要求，他们不去依赖最近的村庄，而是争取在“自给经济”的水准上实现自足）。经历了这些磨难，“一个新人”出现了。说来难以置信，越南人不知怎的颇为感激眼下处境带来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境遇对人格的影响。当胡志明说轰炸提升了人民的“精神”时，他指的不仅是士气的加强。他们相信，战争永久地提高了人民的道德水准。比如，在越南人眼里，没有比家破人亡、财物尽毁（许多人家里有十个世纪之前祖宗传下来的遗物）更糟糕的厄运了，可如今成千上万的家庭都遭遇了这种状况，人们发现原来一无所有也有积极意义：人会变得更慷慨，更超脱于“物”外。（我看的一部电影《谭小姐的森林》便是这一主题。电影最后，为了支援整修被炸坏的货运路线，一位老农自愿砍掉花了毕生心血培植的两棵树。）再举个例子，美军的轰炸已经成为越南人提高处惊不乱的心理素质、民族凝聚力和管理才能的契机。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团队，无论大小村庄都自己报道轰炸的现状；在河内和海防，每条街道都推选出几位居民撰写详细报告。记得在我们参观河内城里受到轰炸的区域时，圣馆街[69]（跟我们酒店相距两公里）“检查组”的组长发来过这样一份报告。是个没上过学的老工人，自从街坊四邻推选他担任这个岗位，他学会了一整套全新的技能。战争让人们更加聪明，也普及了情报的使用，因为究其本质，每个人有着同样的任务：保卫祖国，赶走侵略者。在整个北越，自给自足外加通力协作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方式。这或许听起来有点像把社会主义经济应用到落后国家的惯常模式。但越南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的又一个成员——弱小、经济状况滞后，还要受到过于单一的经济（为殖民统治者所强加）、文盲、疾病和拥有比多数人口更为悠久的历史文化且难以同化的部落民族等诸多常见不利因素的阻碍。（越南有六十个“少数民族”。）这是一个惨遭刀剑、有毒化学品和炮火蹂躏，生生被割开血肉、下毒和夷平的国家。在这些情况下，自给自足按理说是不太够的——若非越南人拥有在灾难中想方设法壮大自己的超凡能力。
当地人的说法简单多了：这不过是一个你是否有足够智慧的问题。美国势不可挡的优势在于人力、武器和资财，而用越南人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已然承受的严重破坏引发了一个切实的“问题”，但他们完全相信可以用他们无边无际又“充满创造力的”工作热情来解决这一问题。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人们在如火如荼地辛勤劳作，因此国家才得以运转。实际情况是，他们将工作均匀地分配在整个国家的土地上——河内大街小巷的人行道边和乡间小道上都放了一些无人看管的大号木条箱（“这是我们的疏散仓库。”鹰说道）；铁路沿线的空地上也摆着一堆堆工具和其他材料，这样一来，轰炸过后几分钟内就能开始抢修轨道。不过，虽然越南人愿意靠着铁锹和榔头一点一点重建祖国，他们是很懂得轻重缓急的。举个例子，空袭过后，通常几天内农民就会赶紧把B-52战机在稻田里炸出的弹坑填满。可我们还看到了一些“2000磅”和“3000磅”炸弹造成的巨大弹坑，大到他们认定难以负担填补所需的时间和劳动，于是把这些大坑改造成了鱼塘。尽管整修炸弹破坏的场所和设施，或是建造新的、有更好保护的地方这类工作从不间断，无休无止，耗去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关于未来越南人还是考虑了很多。想着战后的国家势必需要身怀精细技术的专业人士，越南人并没有发动大学和职校的老师教授或者二十万名学生中的任何一人来参与这些工程；实际上，1965年之后参加高等教育课程的学生人数在稳步提升。建筑学家已经为战后一定会建造的全新城市（包括河内，北越人完全相信，美国撤退前会把它夷为平地）画下图纸。
一个访客会得出结论说：虽然这种工作方式很巧妙，其主要目的——社会赖以生存的手段——却是保守的，只不过间接表达了革命的看法——一个社会的重要因素发生了激烈转变。依我看，这两个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给北越带来的民主化影响，似乎比1954到1965年间它实行的任何社会主义改革更深刻、更彻底。比如说，战争摧垮了越南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一大稳定社会关系：城乡关系。（北越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仍然由农民构成。）美国的轰炸开始后，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离开了河内、海防和其他较小的城市，散布到农村的各个地方，到现在也生活了好几年了；单单河内的人口，就从1965年前的一百万左右下降到不足二十万。不止一个越南人告诉我，这一迁徙已经造成了风俗与人情上的显著变化，既影响了农民——他们被迫接纳逃难而来、有着城里人习惯和品味的三教九流；也影响了来自河内或海防的人——他们第一次知道乡下依然盛行着十足原始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现农村生活虽然物力维艰、社区观念很强，自己的心灵却日渐富足。
战争之所以能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还在于它破坏了大部分本就不多的物质手段，而且限制了越南把不同产品（从工业到艺术的一切产品都在此列）分配给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于是，越来越多人站在相同的基准线上参与各种事物——徒手劳作。疏散学校建筑群里的每一幢低矮的房子都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建造：土墙上加盖茅草屋顶。为了袭击来临时孩子们可以逃生，他们修起一公里又一公里连接一栋栋建筑、向外延伸的沟壕，所有都是在红土地上辛苦挖出来的。无所不在的防空洞——遍布河内、各个村落和小村庄中，每一条道路旁边的空地上，每一块耕地里——都只能由附近居民抽出业余时间修建，一个接着一个。（1945年以来，越南人挖了超过5万公里的沟壕，以1700万人口之力，修了2100万处防空洞。）一天深夜，在从北部赶回河内的路上，我们走访了山脚下一家暂设在简陋棚屋里的疏散工厂。煤油灯下，几百个女工和男孩操作着机器，而十来个男人就拿着榔头正砸开隔壁小洞窟的墙面，好把最大的那台机器放进去，躲避轰炸。在北越，几乎所有事情都靠双手来做，极少使用工具。苏联和中国自夸说总共给了越南多少多少援助，是否属实，以后可以慢慢探究，但不管支援了多少，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个国家物资贫乏到几近可怜，缺少灭菌器、X光机等基础医疗设备，缺少打字机，缺少车床、风钻和焊接机等基本工具；自行车和晶体管收音机倒似乎不少，但各类书籍、纸张、钢笔、唱机、钟表和相机都非常稀少；连最低程度的生活资料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还有衣服，只能有限供给。一个越南人要是有两身衣服一双鞋，就算幸运了；定量配给制度允许每人每年买六米棉布。（棉布只有几种颜色，衣服的款式几乎都一样：女性穿黑色长裤白色衬衣；男性则是棕黄色、灰色或米色长裤和棕黄色或白色衬衣。没人戴领带，茄克衫难得一见。）哪怕高官的衣衫也边角磨损、颜色暗沉，洗得都发亮了。范玉石博士是已被废黜的傀儡皇帝保大的堂兄弟，投身革命前，曾是越南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他提到自己已经两年没添置一件新衣服了。食物也很短缺，不过没人挨饿。产业工人每月有24公斤大米的配额；其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层的官员，每月则是13.5公斤。
因为什么都缺，越南人只好让手头的一切都派上用场，有时是多种用场。这一窍门部分源于传统；举个例子，越南人能用竹子制作出千姿百态的东西——房屋、桥梁、灌溉装置、脚手架、扁担、杯子、烟斗、家具。不过，还有许多新发明。因此美军飞机就成了实打实的空中宝矿。（矿源还远没有枯竭。我们在河内的这段日子里，越南人斩获了十余架从3月31日以来每天都要飞过好几次的无人侦察机；如今在北纬19°以南，空袭比“限制轰炸短期停战”之前的任何时候都猛烈，所以他们也打落了更多飞机。）他们会把击落的每架飞机有条不紊地拆卸。切开轮胎做成大多数人穿的凉鞋。飞机引擎上若是还有任何完好的部分，就改装成卡车发动机的零件重新使用。拆解机身，将金属熔化后制成工具、机械的小零部件、手术器具、缆线、自行车轮辐、梳子、烟灰缸，当然还有当作礼物送给来宾的刻有数字的指环。飞机上每一个最后的螺帽、螺栓和螺丝都被加以利用。美国人空投下来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在我们造访的几个小村子里，树上挂着召集村民开会或者发出空袭警报的铃铛，那其实是颗没有引爆的炸弹的壳子。我们还跟着他们去参观了一个泰族[70]村落的医疗室，发现为躲避轰炸，手术室搬进了一个岩洞里，而防护篷是个打开的降落伞。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战争”的概念不仅是宣传口号，而是同现代的社会方针制定者最大的愿望——人口分散一样，得以具体实现。人民战争意味着尊重自愿、全面充分动员国内每一个体格健全的人，让每个人准备好承担任何工作；还意味着把国家分成数量不定的自给自足式小型社会，它们可以在孤立无援中存活，做出决定，继续为生产添砖加瓦。按越南人的设想，举个例子说，地方上的人们应该可以解决各种敌军轰炸造成的困境。
对于来自一个建立在极度浪费之上的国家的人来说，身处一个奉行“物尽其用”的国度，看到它每日运转的某些方面，会格外印象深刻。一条乖戾的辩证法在这里生效了：那个庞大而挥霍的社会把垃圾、不太能觅到工作机会的无产者组成的士兵、毒药和炸弹纷纷倾倒，投向一个弱小、事实上没有自卫能力、节俭的社会——那里的公民如果有幸能活下来，便会四处去捡起这些残骸，用它们制作日常使用和自我防卫的工具。
“物尽其用”的原则不光适用于事物，也适用于思想，领会了这一点，我不再因为越南人谈起话来缺少智慧的灵光而习惯性地着恼了。既然他们制作的每件物品都要经久耐用，所以每个想法也必然如此。越南领导人精通的是一种经济而简练的智慧。拿我们反复听到的一句胡志明格言为例：“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宝贵。”直到我听了很多遍这句话，才开始认真考虑它的含义。这下我懂了：是的，这句话着实道出了很多东西。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这句话当作精神食粮，生存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越南人已然做到的那样。在越南人眼里，胡志明并不是思想家，而是善于行动的人；他的话经世致用。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描绘越南人民奋勇抗争的图像，那些作品在视觉与思想的微妙处都难言出色。（当然，实用的原则并不是在所有语境中都能同样顺利地奏效，越南除了海报外的所有视觉艺术水平都不高即是明证。不仅是绘画，当前越南的电影、散文体小说和舞蹈水平也颇为落后，相比之下，似乎只有诗歌和戏剧这两种艺术形式发展得很好。）这一“最大化开发每件东西用途”的原则也许能部分解释在北越为什么还是能看到不少斯大林照片；他的照片大概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挂在了某些政府办公室、工厂和学校里。在用铁板照相法制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伟人像中，斯大林照例是排在最右的，越南人既没有时间也缺少动机去引发关于象征的争议。当前的政府在1954年掌权时，“社会主义阵营”便公推苏联为名义上的首领，“四人组”的布局正代表了对这个领袖国家形式上的礼貌。北越人民非常清楚，这幅照片在1968年已经过时了，在我看来，许多人对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甚至国民性都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在公共建筑里很少看到胡志明的照片；几年前，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列宁奖。）但不管越南人，尤其是在河内的越南人怎么看待，甚至私下里怎么谈论苏联人——说他们勾结美国人，说他们并非真心支持越南抗争，说他们已经背弃了共产主义的正道和革新世界的使命，说他们往往是酒鬼和莽汉——旧日的偶像不会倒塌。至少目前来说，这组伟人像还是要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一致理念的致礼保留下去。
对越南人来说，避免“沉重”似乎简直是原则问题，这影响了他们的行事风格，其一大表现就是他们从不惹不必要的麻烦。没人能否认越南人精于谋划大规模的行动，武元甲将军那非凡卓绝的战略眼光已然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当他们要表达某件事或者做出姿态的时候，通常还是很直截了当的，并非精心设计而成。在我的印象里，作为一个文化群落的越南人真心相信生活是简单的。他们还相信——考虑到他们眼下的处境，这似乎不可思议——生活充满快乐。这种快乐不难为人所察觉，就藏在他们明明白白的表现里：人们要么得承受长时间的繁重工作，要么每天都要面临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性命之虞，可依然很放松，并不自怨自艾。在越南人身上看不到“存在主义的痛苦”、“异化”这些现象——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缺少我们那种“自我”和与生俱来的莫名负罪感。当然，一个游客很难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刚到越南时，我想了很久，在越南人表面的心平气和“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那种一本正经——以儒家的方式认同无私奉献——深深根植于越南文化之中，对于惯使心理剖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来说，几乎是无从辨认的，更不用说完全信任了。面对越南人的纤瘦体态和完美的得体举止，一个笨手笨脚、人高马大的美国佬立刻就会感到坐立难安。越南人举手投足间透着股不可动摇的庄重，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可疑，认为他们不是幼稚就是虚伪。他们对崇尚勇气的美德，追求高尚、无畏的生活理想，看起来是那么异乎寻常，那么直截了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大特点就是不相信英勇献身的意义；于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命意识——不管他们有没有为此感到害怕——变得没了生气与新意。但在越南，同你打交道的这个民族人人都笃信劳伦斯所说的“像英雄般献身的冲动那微妙、恒久的合法性”[71]。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深感英雄精神日渐式微，他们一定觉得格外难以理解是什么激励着越南人，又该怎样将他们长期、坚忍的国家解放斗争历史档案与关于越南人真正“可信”的部分联系起来。
最终，访问越南遭到的困难反映了西方后工业时代社会特有的信任危机。越南人不仅具有我们这边心思复杂的人根本不再相信的美德，他们更是能把我们眼里互不相容的美德调和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认为战争在本质上是“毁灭人性的”。但北越既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军事化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推重温柔敦厚，规训人心。关于越南人格外重视心灵，潘向我举过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说的是1954年他们从法国人手里解放河内后，如何对待集中管制的妓女。她们被交给妇女联盟管理，住进妇联设在乡下的康复中心，在那里的最初几个月，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人员读童话故事给她们听；教她们儿童游戏，让她们参加户外活动。“那样做，”潘解释道，“是为了恢复她们的天真，再次赋予她们对人的信心。你也知道，她们看过人性多么丑陋的一面。消除那种记忆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变成小孩子。”只有经过这一段悉心照料，她们才能学习读书写字和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还会得到一些嫁妆，这样就更容易寻到夫家。能想出这种治疗方法的人实在是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道德想象力，似乎毫无疑问。既然越南人的爱跟我们的爱具有迥异的特质，他们的恨势必也属于不同种类。在某种意义上，越南人当然恨美国人——但换作美国人落入一方强大势力之手，遭到同等程度的惩罚，绝不会是他们那种恨法。北越人是真心实意地关怀那成百名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安康，配给他们比普通越南人更多的口粮。“因为他们个头比我们大，”一个越南军官对我说，“而且他们平时吃的肉类比我们多。”北越人真的相信人性本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好的，”胡在1945年说道，“坏的只是政府。”），道德堕落之人始终有可能改过自新，即便是他们的死敌美国人也不例外。我们固然认为他们使用的种种字眼生硬僵化，却很难不相信这些关切都发自肺腑。
然而，一个西方游客来到越南这样的社会，除了“轻信”这一普遍问题，还应加倍警惕对越南人做出任何过于积极的回应。当一个人开始为越南人的道德魅力——更不用说他们仪态的端庄优雅——所打动，便会听到内心声音的嘲笑，说这是自作多情。生怕自己的判断被对越南这种地方的廉价同情所左右，着实可以理解；缺少任何历史和心理的理解，这同情就成了尚古主义理念的又一实例。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的革命政治主张其实是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伪装，新瓶旧酒罢了：身处过度餍足过分复杂、伪善、死气沉沉的城市化社会却逆势而为，提出一个简单朴素的民族只需适量的物质财富，便能在分散、非强制、情绪激昂的社会中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正如十八世纪的哲人借太平洋诸岛和美洲印第安人来描绘田园牧歌的生活，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想象这种美好存在于古希腊，二十世纪纽约和巴黎的知识分子之前就去异国他乡的第三世界革命社会寻找寄托。我绝不是在刻意理想化农民革命，但如果上面的话让人联想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犯这种弊病时的陈词滥调，我得说，陈词滥调是陈词滥调，事实是事实，而拒绝相信直观感受——好吧——后果自负。到头来，带着一肚子的自我怀疑，我只能坦率承认，直观感受告诉我，北越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值得被理想化的地方。
虽然我尽可能直接和坦诚地表明了我对越南（人，社会）的赞赏，却也要强调，我没有一句话是在说北越是正义国家的一个典范。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当今政府犯下的更多臭名昭著的罪行，比如说，迫害托派分子并在1946年处决了托派领袖，还有1956年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最近北越的高官们也承认了其中存在着种种粗暴和不公。即便如此，一个外国人还是应该避免听了三言两语就带着惯性思维夸大悲惨的事实。听到在今天的北越，每个人都至少属于一个“组织”（经常是好几个），非共产党身份的游客很可能会认为，越南人一定被严格管控和剥夺了自由。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人和美国人学会了把参加公共组织和变得“丧失个性”联系在一起，而将实现最有价值的人类目标等同于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但在越南，使人丧失个性的威胁显然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那里的人如果无法以常规的集体形式互相紧密结合，才会感到难以为人或者说丧失个性。另外，每次越南人提到“党”，一个独立的左派游客不禁会眉头一皱。（1946年的宪法允许多个政治团体存在；越南有社会党和民主党[72]，两党都出版周报，在政府中各有一些代表。不过在中央委员会中占近一百个席位的Lao Dong——劳动党[73]才是“党”；劳动党是执政党，它提名的候选人在选举制度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对于从来没听说过多党制民主的国家倾向于选择一党领导的政府，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区别看待，而非不假思索地否定。我遇到的好几个越南人都主动提到了一党执政的风险，但也说虽然存在这些风险，劳动党因为响应了本土人民的具体需求，已经证明自己有资格掌权。在越南人看来，“党”纯粹意味着对国家的有效领导——上至独立国家和党（1930年成立）的缔造者胡志明，下到刚从党校毕业，来到遭受轰炸的村庄指导居民建防空洞或者自愿进山区同芒、苗等少数民族一同生活，教他们读写的青年干部。当然，虽说在北越人的观念里，组成“党”这一大规模团队的是一群掌握技术、道德上无可指摘、多半不拿报酬的公仆，他们在各类活动中教导人民，与人民并肩奋斗、患难与共，但这并不能抵消越南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端。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北越的现行制度可能在许多时候运转得颇为人性化，本质上确实不乏民主的意味。
不管怎么说，我发现在越南，“民主”这个词常常被人提起，次数比我去过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包括古巴——都多。越南人宣称民主在他们的文化里有深厚的根基，尤其是独立性极强的农民阶级，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透着民主精神。（有句老话叫“村法为上，王法从之”。）范玉石博士说，即便在过去，封建政权的形式——国王与大臣——是专制的，但其实质——乡村生活的传统——是民主的。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客观的细致观察，有趣之处在于越南人认为他们国家一直以来都确实是民主的。除了越南，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会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还经常称赞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正如我之前说的，越南人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和批评分析方法。）当我们评价北越公共机构的本质和它们在提升抑或阻碍人的个性中扮演的角色时，必须把这一切神话与现实都考虑进来。一个机构的生命力不是靠检视其组织体系的模板就能估量的；相同的体系在不同的情感支持下运行，性质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爱若是进入了社会关系的实质之中，人们同一个党派间的紧密联系就不一定会让人“丧失个性”。虽然我的第二天性会促使我疑心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暴虐而死板，大部分我对北越滥用国家权力的成见都是缺乏根据的空想罢了。与这种空洞猜测相对照的，是我一定要记录下来的在当地的亲身见闻（已然主宰了我的看法）——北越人是真心爱戴、敬重他们的领袖；而且，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政府也爱着人民。尤记得在描述越南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承受的苦痛与他们的英勇、正派和毫无污点时，范文同总理那辛酸而亲切的语调。我此生第一次看到一位总理在赞美本国人民的品德时眼里噙满泪水，这改变了我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能够想见的关系的理解，也让我懂得了不应该不假思索就把某些东西草率地归为“宣传”。
虽说北越发布了不少宣传品，让人绝望的是，在这类宣传中，读者很难看清1954年后建立的新社会的特质，只感到隔膜、不可信。任何一个翻阅过河内外文出版社出品的关于北越（谈教育、公共卫生、女性的全新角色、文学、战争罪行等）的英语和法语读物的人，不仅无法对北越社会的细微肌理有丝毫真切的了解，还准会被这些夸夸其谈、言辞热烈而过分笼统的文本所误导。临离开越南前，我向好几位政府人士提到，外国人读了这些书和新闻稿没法形成对北越现状的概念，也表达了我的总体印象：他们的革命正遭到其语言的背叛。尽管与我谈话的越南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我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外国游客——我觉得他们暂时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听说三年前范文同总理做过一次讲话，批评党政干部之中普遍存在“修辞之病”，呼吁着力“提高”越南语言。可他给出的唯一一条具体建议是人们应当少谈政治，多读越南文学典籍。）
北越真的会是这样一个例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我无从解答。但我知道，北越虽肯定不是世外桃源，却着实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造就北越人民非凡品格的并不是这一世人皆知的事实：激烈的斗争和危急的绝境往往会激发人们最好的（而非最坏的）品质，缔结起高涨的同志情谊。越南人身上的可钦佩之处要更进一步。越南人是“整体的”人，不像我们那样是“分裂的”。不可避免，这样的一群人会在外人的印象里显得非常“简单”。可即便遭到了肆意分割，在任何意义上他们也算不得“简单”，并不需要寻求我们的保护。
能够平和地去爱，果断地托付，全心地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无尽的精力完成繁重的任务——这些都不简单。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些人会隐隐约约觉得这些是可以达成的目标——虽然只限于他们的私人生活。“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在越南，这种观念却还不发达。两者间的界限不清也在越南人发动革命的风格上体现了出来：讲究实效，文辞和理念中都透着粗率。相比之下，西方人对“私人”和“公共”之间的断痕非常敏感，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些谈话，常常是极为精彩的谈话，伴随着每一个革命姿态而生。[74]在我们的社会，谈话或许是最为发达的表达个人独立性的方式。正因为在这样高度发展的畛域里进行，谈话这一活动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是一项充满侵略性的举动，又好似努力张开双臂，给他人一个拥抱。所以谈话所表明的，常常是我们情感的贫瘠和压抑；它是人与人之间更为有机的联系的替代品，故而兴盛不衰。（相互间真正怀抱爱意，真诚心系对方的人，往往缄默不语。）但在越南文明里，关于“谈话”，人们还没有走到那毁灭性的最后一步，也还没有估测出语言所包含的微妙、含混的力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那种孤立的“私我”状态。对他们而言，谈话依旧是一种简单普通的方法，比起直接的情感，“爱”，是一种不那么重要的联结人与环境的手段。
越南人的公共和私人领域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区别，这让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在我们眼里显得颇为奇异。越南人可以毫不掩饰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炽烈爱恋。怎么形容他们狂热的爱国情怀和与特定地方的紧密纽带都不过分。我注意到，多数人会很快主动说自己来自哪里，而那些出生在南方，已经多年无法回家的人，则会流露出一种特别的哀伤。记得鹰对我说起了他在下龙湾——法国殖民时期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叔叔的渔船上度过的童年时光。（他记得1920年代末宝莲·高黛[75]在那里度假时，还是个小男孩的他有多么兴奋。）可当鹰接着谈了一会儿如今已被炸得不成样子的岩石群那时的壮丽景象，他突然停住了，简直像带着歉意似的，随后说了差不多这样的话：当然你们的落基山脉也一定非常漂亮。
但对于今日的美国，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感情吗？这是我跟越南人时常辩论的一个问题。他们力劝我应该像他们爱越南一样爱美国。其实恰是爱国心使然，我才反对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我珍爱美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所以想维护其荣耀。他们的话不无道理：所有美国人——唉——都相信美国是特别的，或者说应当如此。不过我知道我并没有感受到越南人强加给我的那种正面情绪。愤怒和失望，有。爱，没有。我把想法转化成与他们交流时共同使用的“婴儿语”（我已经相当熟练了），解释道：眼下很难去热爱美国，因为美国给全世界带来暴力；鉴于全人类的福祉要比某一特定民族的福利重要，事到如今，一个正派的美国人必须首先是国际主义者，其次才是爱国分子。有次在作家协会，听到我提出这一观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的声音可能略显忧伤），一位青年诗人用英语安慰我道：“我们当爱国分子当得很快乐。爱国主义却让你们吃了更多苦。”有些时候他们好像能明白，可更多时候他们不能。也许困难之处在于，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他们本身十分喜爱美国。越南人似乎想当然地认定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最富有，技术最先进，文化最活跃，最强大，甚至最自由。对于美国，他们不仅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鹰好几次说，他多么想等战争一结束就去美国看看——而且是真心钦慕。前面我也写过北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研读美国文学的热烈劲头。范文同总理满怀敬意地提到了“你们的《独立宣言》”，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不再受法国统治时就引用了其中的内容。北越最重要的日报《人民报》[76]的编辑黄东说起了他对美国的“爱”，还向我们赞美道，正是在“你们的自由传统”影响下，才会诞生静坐示威和宣讲会那样富有创意的政治行为。美国，他说道，最擅利用美好事物的潜在价值，世上哪个国家也无法相比。
如果说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予人的第一感觉似乎荒谬可笑，之后显出了率真和感人的面貌，那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情感对我们而言则彻头彻尾是陌生的，甚至很危险。不过在行程的末段，我渐渐感到没那么疏远了。我发现“纯洁”在他们的爱国心中必不可少，于是明白了这种情绪不一定等于沙文主义。（越南人对这一差别有多敏感，只消如下事实就能清楚说明——谈及中国近来的事态发展，诸如领袖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我在河内遇到的越南人几乎毫不掩饰他们的反感。）如果越南人能做出这些区分，我也能。当然，我完全知道为什么事实上我很难抱有符合越南人期待的那种态度。二战以降，在美国，爱国主义的言辞就落入了反动分子和野蛮人之手；他们垄断了这一套语言，成功地把“热爱美国”的概念等同于盲从、偏狭和自私。但也许一个人不应该轻易放弃。当作家协会主席邓泰梅[77]在欢迎鲍勃、安迪和我的致辞里说“你们是真正的美国人的典型”时，我为何会有点畏缩？如果我觉得那些摇旗呐喊的军团成员、爱尔兰裔警察和小镇汽车推销员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我不在其列——只怕我心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觉得的——这是不是一种怯懦、浅薄、完全错误的看法？我（我们）为什么偏要不把我自己（我们自己）看作真正的美国人呢？眼里多一点纯净——但得阻止个人的绝望之情渗入大众的冤屈——或许一个关心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人口和未来地球生物生态环境的美国知识分子也能够热爱祖国。也许要等到美国让声名扫地的“爱国主义”概念恢复生机，严肃的激进行动才有未来可言。在此行的最后几天里，我的一个念头便是：我愿意一试。
很不幸，对我的愿心的第一次考验来得比预计的要早得多，几乎是转眼便来临，就在我5月17日晚离开河内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而我一下子就败了。希望以后能安排点什么，好确保游客在刚离开北越的最初几天里可以循序渐进地平静下来。既然毫无准备，一个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做了客的人注定要遭受一系列野蛮攻击。才飞离河内三十分钟，我就看到国际监督委员会一帮醉酒的波兰成员围坐在机舱前部的桌子边发着一副色情扑克牌。我们在万象的小机场第一次落地，便看到着陆区里停满了标着“美国航空”（中央情报局的专用航线）的飞机，它们每天从这儿起飞，往老挝北部巴特寮[78]控制的村庄投掷凝固汽油弹。随后我们坐着出租车一路驶进万象，美国的“江城”（用安迪的话说），美帝国污浊的前哨基地。奴颜婢膝又暴躁放肆的老挝三轮车夫正拼命讹人车费，上了年纪的女游客、奇装异服的嬉皮士、美国大兵在美国商人和老挝政府人员的凯迪拉克车上穿进穿出。我们经过放色情片给美国兵看的电影院，“美国派”酒吧，脱衣舞夜总会，简直像是直接从时代广场搬来、卖平装书和杂志的商店，美国大使馆，法国航空，“扶轮国际”分社每周集会的告示牌。在金边唯一一家“现代化”宾馆“澜沧大酒店”的大堂里，我们买了几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离开了两个星期，我们想赶上这个世界的形势。几分钟后，鲍勃、安迪和我便坐在开着冷气的鸡尾酒酒吧里铺了红色塑料的长椅上，醉眼迷离，沉浸于米尤扎克[79]之中，无助而急切地浏览着杂志，不敢相信眼前的消息。我们说起疯疯癫癫的笑话来，安迪更是搬出说了又说的那一套“独行侠和唐托”的噱头——自打旅行一开始，鲍勃和我就很爱听，只是现在不觉得有意思了。我们合计着出去买点大麻（到了这里，一个人还能干点啥？）可又决定不去了，主要是因为不愿上街把心情弄得更加沮丧。挨到午夜，我们都觉得自己准是病了。失眠了几个小时后，天亮了，我透过房间那边的窗户，看到了几乎干涸的湄公河。河床是一条无人防卫的边境线，泰国——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美国殖民地——在界限里面，每天去轰炸我们刚刚离开的国家的那些战斗机大部分都是从设在泰国的基地里起飞的……就这样，向外，再向外，离北越益发遥远。
由于国际监督委员会航班出了典型的事故，我们在去河内前已经在万象待了四天，住的就是这家酒店，早把我们刚才驱车经过的市镇逛了个遍。虽然它的贫穷破败当时就令我们很震惊，但现在看来，我们了解到的绝不可能是全貌。当然，一切景象都出现过，我们也都看在眼里。美国与西欧打起交道来比较细致，相比之下，它向东南亚输出的全是美国文化中最低劣的方面。在世界的那个部分，各种迹象都明明白白宣示着美国的强大，既没有修饰也不加遮掩。虽然不管怎么说，经历北越之行后至少在十天内不看《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总是有所助益的，一个美国人还是得准备好面对巨大的文化冲击——我想会是一种反向的文化错位——既然他离开河内后来到的是万象这样的地方。
想起越南人提醒过，我也可以热爱祖国，我便尽量避免做出草率、说教式的反应，也不想再次陷入疏远的心境。过了一会儿，我心里烧得最旺的那一把怒火平息了。因为一个美国人可能会将愤怒指向象征自己国家帝国主义霸权的各类标志，但造成这种愤怒的，不光是那些标志本身面目可憎，让人看过之后除了厌恶不会有其他反应，还因为我们满怀绝望地相信，当前形态的美国强权在其当前目的指导下，是战无不胜的。但事实情况也不一定是这样。比方说，越南人就不这么认为。就目前看来，他们异想天开的判断有权得到世人的正视。毕竟，除了越南人自己，谁会预料到1965年2月7日，这个弱小、贫穷的国家能顶住美军残忍可怕的地毯式火力？可他们顶住了。三年前，开明的世界舆论普遍同情越南，因为知道他们不可能抵挡美国；那时候，反战人士的口号是“越南的和平”。三年后，“越南的胜利”才是唯一可信的口号。正如河内人告诉我的那样，越南人不需要谁的同情；他们要的是真心的支持。继续战争，最终落得“悲剧”下场的会是约翰逊[80]和美国政府，黄东说道。“战争结束前，会有许许多多困难，”他补充道，“但我们一直很乐观。”在越南人看来，他们的胜利是“必然事实”。
越南最终打败美国后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这些影响多半会体现在对目前越南社会现状的全面改善上：一切轰炸停止，美军从南越撤离，“绍—祺”政权垮台，“民族解放阵线”当权的政府上位，有朝一日，但并非在不远的将来（根据目前“阵线”的领导地位），同河内政府联合起来，最终让长期分裂的国家重归统一。但输掉这场战争会给美国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只能猜测。这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论是好是坏。但也可能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只不过清偿了一次糟糕的投资，让军工企业可以腾出手来转向其他胜算更大的投机生意。并不是我过分乐观才会相信美国的局面会有这两种发展趋势。不过，美国若是还有至少一线希望，对那些翘首期盼根本性变革的人来说，1968年绝不是丧失信心的时候。
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问题其实是观念问题。前些日子逗留河内期间我所经历的精神之旅让我对这句宏大的箴言有了清晰、具体的认识。回首当时，我觉得，这趟北越之旅某种程度上貌似是一场历史教育的被动经历，可最后必然会变成对我固有思维界限的主动挑战。
那个我还没去过河内时在想象中心之所系的越南，等我真的到了那里，终于发现并不真实。过去这些年，在我的意识里，越南是“弱者”受苦受难、英勇不屈的完美典型。但一直困扰着我的其实是代表“强者”的美国——美国的恃强凌弱，美国的残忍暴虐，美国的自以为公正。为了能最终一睹越南的真实面貌，我必须忘掉美国；更有雄心的话，甚至推开整个西方感受力的藩篱，因为那是我美国式感受力的源头。但我始终知道，我不过是对越南现实做了一番短暂、外行的访问。此行任何真正重要的收获会把我送回起点：身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独立的激进派美国人，一个美国作家的两难处境。
因为说到底，一个美国人没有办法把越南吸收进自己的意识里。它可以像一颗领航的星体那样远远地发出光亮，也可以成为地震的中心，让我们脚下的政治土地颤动不已。但越南人的美德，美国人肯定是无法生搬硬套去效仿的；我们连煞有介事地描述都办不到。这个国家有待开展的革命必须用美国的语言表达，而不是那些属于亚洲农业社会的措辞。激进派美国人从越南战争中获益匪浅，如今他们有了一个轮廓分明的道德议题，借此既可以鼓动民众的不满，又可以揭露体制中的那些虚假的不同意见。除了让个人对美国背叛革命理想的行为产生幻灭和绝望，越南还提供了系统批评美国的重要方法。在这套有用的体系里，越南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他者”。越南和美国原本就在文化上互不相容，这样一种身份令两者的距离益发遥远了。所以，每一个同情越南的人到那儿之后都要面临这样的任务：弄明白理解起来仍然有障碍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当一个激进派的美国人来到越南，一切都被立刻打上了问号——他们看待共产主义、看待革命、看待爱国主义、看待暴力、看待语言、看待礼节、看待性爱的不可避免的美国式态度，更不用说他们身份中那更为笼统的西方特征了。起码有一点我可以作证，自打我从越南回来，我眼里的世界比从前更大了。
在河内的那段日子我得到了很大的磨炼，回来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既更加丑陋也更有希望了。援引概念含混的革命理想来描述究竟是哪些东西“有希望”，也许会失之轻率。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错误地低估在整个美国社会中蠢蠢欲动的对根本性变革的普遍向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必须建立起更慷慨、更仁爱的人际交往方式；而需要巨大的，或许是猛烈的社会变革，才能造就这些心灵变革。要在知识上做好准备迎接根本性的变革，不仅有赖于清晰、真实的社会分析：比如说，得更好地理解确保美国当今霸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世界上的实际分布状况。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武器是对地缘心理和历史的分析：举个例子，在西方有种人类类型，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再到现代后工业化社会，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这种人类类型做出更全面的观察。几乎谁都会同意，这不是人类进化的唯一方式，但在欧洲和美国，很少有人真的从生物的角度相信一个人还有其他安身立命的办法，或者能够想象不走这条路的人会是什么样子。毕竟某种程度说来，他们本身就是那种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呢？要跨越自己是很难的。
但我相信，道路并没有完全阻塞。当然，大部分人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代表的人类类型是多么狭隘，更不可能领会到这一类型多么反复无常，多么了无生气，多么亟须被取代。但他们知道其他的东西：他们不快乐，人生处处受限、寡淡无味、充满苦涩。如果这不满的情绪缺少疏导，没有被那种足以剥夺它社会、政治和历史维度的精神治疗意识所修复，漫无目标的不快乐便会广泛流行于现代西方文化之中，真正的知识即由此开端——所谓“真正的知识”，是指能同时引发行动和自我超越的认知，是指将在世界的这个部分让人性改头换面的认知。
通常情况下，人类类型（换句话说，人类关系的特性）的改变进行得非常缓慢，几乎难以察觉。很不幸，现代历史的需求迫在眉睫，我们不甘心等待那进程自然演化。想想这社会如此热衷自我毁灭，时间也许确实不够了。就算西方人忍住没有毁掉自己，他们抱持现状也会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就是说，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超过20亿人口，既不是白人，也不富裕，更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扩张主义者——过得极其艰难，也许很快就会难以容忍。如果更多的人能重拾被我们的文化遮蔽和诋毁的情感和行为，欧洲人和美国人中最常见人性的特定历史形态或许也能更快地得到重铸。
一个能让人领悟到全新情感的事件往往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重要的体验。现在，那对我而言也是迫切的道德责任。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无知，我的移情天赋，还有我不知满足的习惯共同起了作用，让我在五月的北越之行即将结束时有了这样一番体验。（虽然从历史意义上看，展现在我眼前的所谓新情感无疑是十分陈旧的，但就我个人而言，那些感受我从未体验过，也无法说出它们的名称，甚至在此之前无法相信它们真的存在。）如今我已远离越南，想让这些情感在这里以恰当而可信的形式重获新生。这听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也许需要的就是努力“坚持”。本质上，这种经历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是不可磨灭的。
七月上旬在巴黎的时候，我同几个上街参加了斗争的朋友聊了聊，发现他们并不真的承认革命已经失败[81]——我一想，这跟我目前的状态倒颇有几分相似。他们之所以不太“实事求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没有从那几个星期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全新情感中走出来——那是多难得的几个星期，大批大批平日里多疑、愤世嫉俗的城里人以及工人和学生，以前所未有的慷慨、热情和自觉互帮互助。在一定程度上，那些参加了斗争的年轻“老战士”不完全承认失败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相信一切已经回到了五月前的正常状态，如果没有变得更糟的话。其实他们才是“现实”的一群人。享受过那种全新情感的人——暂时，不管多么短暂，逃离这个社会强加在爱和信任之上的枷锁——再也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人了。在他心里，“革命”刚刚开始，并会进行下去。所以我知道，北越之行对我的改变不会因为我回到美国就停下脚步，而是会继续向前。
[1968年6月—7月]
（顾真 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