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但现代的夷人，却比中国人肯说sorry。
说Sorry和认错是两回事，但一个人连抱歉的意思都没有，指望他承认错误，就更谈不到了。认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虽然谁都有犯错的可能，但是认识到错了，向那个由于你的错误决策、错误判断，以及莫名其妙的原因，而吃了苦头，受到冤枉，挨到惩罚，乃至一劫不复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却往往不容易做到。
中国人之很少抱歉，很少认错，因为比较缺乏悔过意识。所以，现在很多文人在写回忆录，没有一个人写忏悔录，都在想法美化自己，或者膨化自己，或者努力一笔勾掉自己所做过的狗屁倒灶的事情，给自己那只没少整人的爪子戴上白手套，以为大家都得了健忘症。
另外，不肯抱歉和不肯认错的重要原因，往好里说，关乎面子问题。中国人，面子很要紧，面子上挂不住，比失眠，比消化不良，比走路不小心跌一跤，还要严重。身份越高、权势越大、资格越老、年纪越长的人，越在意面子。因为他们已经正确惯了，而一贯正确的有身份、有权势、有资格、有年纪的人物，也越不习惯认错。他们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有风让草低头，哪有草让风认错的道理。尤其要这些大人物、老人家，向那些身份比自己低、权势比自己小、资格比自己浅、年纪比自己轻的人认错，谈何容易，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所以，他们通常不肯认错。即使迫不得已，承认错了，也要留一条尾巴，无论如何，要给对方派些不是，或二一添作五，或三一三十一，我错，你也有错；正因为你错，才害我犯了错；想方设法，找寻理由给自己台阶下。
能够认错，能够向由于决策上的错、判断上的错、听信了谗言的错、一时感情冲动的错，而遭致误解、受到冤枉、忍受屈辱、饱尝痛苦的对方，说一声你没有错，错的是我。这种光明磊落的胸襟、真诚坦率的态度、有错必纠的精神、知耻近乎勇的表现，其实，是更令人尊敬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向在整风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摘下帽子，鞠过一躬，表示道歉。一位领袖，都能有这种“过则勿惮改”的精神，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肯认错呢？！
最近读到一部《寄园所寄》笔记小说，其中有一则主考官向考生认错的故事，实在是值得后人好好学习的。
旧时的读书人都得由乡试、省试、殿试，一级一级考上去，才能获得一个官职，这就叫作科举取士。在考的过程中，一篇八股文最为重要，必须做得起承转合、严丝合缝，引经据典，滴水不漏，才具备了考中的可能。但能不能取中，很大程度上决定在主考大人。如果这位大人心情好，就有门了。如果还比较赏识中意，说不定三甲就有望了。如果他那天不高兴，挑出来疵病，考生就可能有麻烦了。
《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所以一直名落孙山，被那杀猪的老丈人耻笑，就是主考大人嫌他文字悖谬的缘故。范进从二十多岁，考到五十多岁，总是铩羽而归。后来终于考中了，就是主考官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的考卷，最后看出了他八股文的好处，才榜上有名的。《寄园所寄》里所说的这个徐存斋，不知为明翰林还是清翰林，一介书生，不到三十岁，就进了翰林院当编修。朝廷派他到浙江来主持通考，可想而知，该是何等的年少气盛了。
阅卷中间，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若孔之卓”这个典，他眉头一皱，拿起笔来，画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然后，“置四等”，等于是不及格，等着“发落”后，卷铺盖回家。凡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受训斥。这位士子捧着卷子上去，一看这位年轻的主考大人满面愠色，吓得不知该如何应对，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杨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
在人们心目中，领导是不会出错的，而主考官尤其不会出错。皇帝把他派来主考，他出错，岂不说明皇帝也有了错吗？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即使为了皇上的英明正确，也不能认错。但这位年纪轻轻的徐存斋先生，却颇有一点肯于道歉、敢于认错的作风，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
如果换了我坐在那张主考官的位置上，我保证做不到他那样虚怀若谷。我也许和这位考生打个官腔，好吧，我再研究研究。也许找他个别谈话一次，私下了结，也无不可。面子总是要保全的。其实，“文革”期间被押上台批斗，唾骂自己为人类所不齿的狗屎堆，前面提到的四类大人物，谁没低头认过罪？但不是在那种被喷气式的状态下，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不行。用上海话形容，那就很“坍台”的了。对这位年轻翰林，我服了。他的行径，可算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次特例。
读了这则主考认错的故事，真是感到惭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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