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庐兄：

    徐志摩主张废弃新圈点！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大跳。承副刊投稿诸君批评与责问，我又不得不来说几句话了。

    我年初路过上海时，柯一岑君问我要稿子，我说新作没有，在国外时的烂笔头倒不少，我就打开一包稿子，请他选择，看到《康桥西野暮景》（见《学灯》七月七日）我就说这诗很糟，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那时我正在看James Joyce哄动一时的Ulysses所以乘兴写了下来，）不要登吧，后来他还是一起拿了去，陆续在《学灯》上发表。除了《康桥再会罢》那首长诗，颠前倒后的错的实在太凶，曾经有信去更正过，此外我就很少看见，因为我没有定报。就是这次的诗，我见了《晨报》才知道登在《学灯》。我找来看时，只见无数的错字，（《晨报副刊》的校对实在应受恭维；上次《学灯》登我那首康桥，错讹至于不可读，最可笑把母亲的代名词，印做“它”！）所有的外国字，不用说，全让印得不认识了，偏偏碰了巧那几个外国名字却是很紧要，因为我“一部分的诗文可废（不是可废，而是不必要）圈点”的意见，是完全根据于那几位作者的作品的，我现在再来说一遍。一部是George Moore的Brook Kerith，圈点符号还是有的；一部是James Joyce的Ulysses，（前六百数十页也还分章节有符号的，最后的百余页，才是绝对的不分章节，无句头大写，无一切的符号。）

    这是文字里见所未见的新意境，我当时随意用什么牛酪呀，大理石呀，瀑布呀，白罗呀，等等的意象去形容他散文的美，只是瞎扯，绝对不曾说出他原文真妙处之所在，犹之用“此曲只应天上有……”等等去形容喀拉士拉的梵和琳，只是等于不曾形容！

    我是根据于这两位大文学家的试验，觉得任何文字内蕴的宽紧性（Elasticity）实在是纯粹文学进化的秘密所在（比如The English Bible与Walt Whitman的诗）。中国文字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宽紧性最不发达，所以离纯粹散文的理想也是最远；新近赵元任改良汉字的主张，很可注意，因为我个人觉得“罗马字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规复我所谓文字内蕴的宽紧性，一是启露各个字音乐的价值——这两层我以为是我们未来的文学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问题，但我的能力只能提出，不能解决。这是应得讨论的，因为是文学改良的建设方向，不是奖励说废话的空题目。

    现在回到圈点的问题。我相信我并不曾主张无条件的废弃圈点，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随兴写下的，竟变成了什么“主张”，不，我并不主张废弃圈点。圈点问题虽小，我如其果然有主张时，也应得正式写一篇文字，题目什么都可以，但决不会是《康桥西野暮景》，这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所谓一部分的诗文可以不用圈点，也决不是主张回到从前浑混的旧办法去，决不是Anachronism；我只说“可以不凭借符号的帮助的纯粹散文，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现在有好几位文学家要想法来实现，比如Joyce已经试验出可惊的成绩。这种创造的精神，我们不应得不注意的，虽则我们文学的现况还很幼稚，够不上跑得这么快”。

    这是我的主张，如其你们硬要派我主张这样或那样。至于一般的新圈点之应用，我又不发疯，我来反对干什么；我连女子参政，自由恋爱，社会主义……都不反对哪！

    伏庐，乘便我要声明一个可笑的误会。“西滢”写了一篇剧评，我后面附了几句，听说一般人都疑心全篇是我做的，因此认定我徐志摩是反对现有的艺术的新剧的，因此认定徐志摩是崇拜梅兰芳的，还有这样那样种种的见解都一张张像捕苍蝇纸似的粘到我身上来。伏庐你至少应该明白，徐志摩不配那么的上流也不会那么的下流。想象是公有的一种能力：诗人就运用来做诗，画家就运用来作画，马克斯就运用来写Das Kapital，列宁就运用来制造苏维埃，黎元洪就运用来发五路讨贼总司令的命令，嫉妒的妻子就运用来揣摩丈夫在外面荒唐的情形，——一般人就运用来无中生有的揣详附会，要没有这群人的帮助，我们就看不成新闻纸。我们当然不怪嫌他们，也许我们还应得感谢他们。但《晨报》的副刊，比较的有文艺的色彩；所以我劝你，伏庐，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我想，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

    我还要声明一句，我发表的文字到现在为止总是签名的，不是志摩就是徐志摩，此后也许用一个“摩”字，此外的名字我都不负责任：我听说近来有用假名骂人的“新文化”，但我自己相信我情愿永远留在“化”外，我爱惜我自己，也爱惜代表我的名字，更爱惜表现我的文字。

    七月十八日

    载北京《晨报副刊》192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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