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这终期多少不免凄恻的尾声,不幸又轮着我来演唱。《剧刊》同人本来就少,但人少不碍,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着落;剧刊初起的成功是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他是我们朋友中间永远潜动着的“螺轮”,要不是他,笔懒入骨的太侔,比方说,就不会写下这许多篇的论文。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掩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单独扛着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离京;这次上沅与叔存又为长安的生活难,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寻饭陬去。所以又是一个“星散”;留着的虽还有嘉铸与新来的佛西,但我们想来与其勉强,不如暂行休息。我自己也忝算《剧刊》同人的一个,但是说来惶恐,我的无状是不望宽恕的;在《剧刊》期内有一个多月我淹留在南方,一半也为是自顾阙然,不敢信口胡诌;一半当然是躲懒,他们在预定的计划上派给我做的文章,除了最初闹场与此次收场而外,我简直一字也不曾交卷!还有我们初起妄想要到几位真学问家真在行家的文章(例如丁西林先生王静庵先生以及红豆馆主先生),来光彩我们的篇幅,但我们只是太妄想了!
这篇中秋结帐的文章本应上沅写的,因为始终其事的掌柜,是他不是我,但他一定要推给我写,一半是罚的意思,决不容我躲,既然如此,我只得来勉为其难。
我已经说了《剧刊》不能不告终止的理由是为朋友们四散;但这十五期多少也算是一点工作,我们在关门的时候,也应得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什么事,超过或是不及我们开门时的期望,留下了什么影响,如其有,在一般读者的感想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感想又怎么样。
先说我们做了点什么事。在《剧刊》上发表的论文共有十篇:赵太侔论《国剧》,夕夕(即一多)论《戏剧的歧途》,西滢论《新剧与观众》,邓以蛰论《戏剧与道德的进化》,杨振声论《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辨正》,邓以蛰论《戏剧与雕刻》,熊佛西的《论剧》,余上沅论《戏剧批评》,以及冯友兰译的狄更生的论《希腊的悲剧》。批评文字有八篇:张嘉铸评艺专习演,叶崇智评辛额(J.M.Synge),余上沅评中国旧戏,张嘉铸评英国三个写剧家,萧伯纳,高斯倭绥,与贝莱勋爵,以及杨声初君的《兵变之后》与俞宗杰君的《旧戏之图画的鉴赏》。论旧戏二篇:顾颉刚君的《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与恒诗峰君的《明清以来戏剧的变迁说略》。论剧场技术的有七篇:余上沅的《演戏的困难》,戈登克雷的《戏院艺术》,该岱士的《剧场的将来》,太侔的《光影》与《布景》,舲客(即上沅)的《论表演艺术》,马楷的《小戏院之勃兴》。此外另有十几篇不易归类的杂著及附录。
载北京《晨报副刊·剧刊》第15期(192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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