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妙的一段文学因缘。郑先生看英文,不看彭加利文。姚先生连英文都不看。那年泰戈尔先生和姚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泰戈尔先生把姚先生的画带回到山梯尼克登去,陈列在他们的美术馆里,姚先生在他的“莲花寺”里,闲暇的演我们印度诗人的“飞鸟”。
姚先生不幸已经作古,不及见到这集子的印成,这是可致憾的,因为他去年曾经一再写信给我问到这件事。我最后一次见姚先生是一九二六年的夏天,在他得了半身不遂症以后。我不能忘记那一面。他在他的书斋里危然的坐着,桌上放着各种的颜色,他才作了画。我说:“茫父先生,你身体复原了吗?”“病是好了,”他说,“只是只有半边身子是活的了。”“既然如此,”我说,“你还要劳着画画吗?”他忽然瞪了大眼提高了声音,使着他的贵州腔喊说:“没法子呀,要吃饭没法子呀!”我只能点着头,心里感着难受。
虽则他的成就也许不易说到一个大字,茫父先生在他的诗里,如同在他的画里,都有他独辟的意境。贵阳一带山水的奇特与瑰丽,本不是我们只见到平常培塿的江南人所能想像;茫父先生下笔的胆量正如他的运思的巧妙,他可以不断的给你惊奇与讶喜。山抱着山,他还到山外去插山,红的、蓝的、青的、黄的,像是看山老人,“醉归扶路”时的满头花。水绕着水,他还到水外去写水,帆影高接着天,芦苇在风前吹弄着音调。一枝花,一根藤,几件平常的静物,一块题字,他可以安排出种种绝妙的姿态。茫父先生的心是玲珑的。
至于他的译诗,我们当然不能责望他对于原作的正确。他的方法是把郑译的散体改造成五言的韵文,有时剪裁,有时引申,在他以为大致不错就是。在他比较成功的时候,也有颇流丽、清新的句子。例如:
萤火煽秋夜,零乱不成行
众星未相忌,一样是幽光
曜时天上星,缀时花头露
星沉露亦稀,向晓花如诉
缠绵岸语水,一逝吾何寻
愿留将去迹,深深印予心
幽沉黑夜里,密密锁如囊
其中有黎明,豁然见金光
心趁微风生,便挂片帆去
不管何处行,但逢碧岛住
花睡正未醒,朦胧软红里
一一寻蝶路,尔梦应可喜
独觉黑夜美,其美无人知
恰如所欢来,正当灯灭时
人情鸥与波,相遇既相狎
鸥飞波更落,离合成一霎
无住海潮音,日夜作疑语
问天何言答,默默与终古
像这类的愉快是不胜举的。同时他当然也不免有拙与晦的时候,尤其是晦,因为在了解不能完全时,一个译者往往容易有模棱的文字来勉强对付过去。但姚先生这样译泰戈尔先生诗是完全可以原恕的,如其我们可以原恕大部分佛经的译法。
顺便我想关于泰戈尔先生的诗说一句话。我曾经有幸运和这当代的大诗人共同过晨夕,我知道他的日常的生活,我也知道他的工作的常态。每天天正放亮时他就起身,在晨星的青光里他静静的坐着。他不祷告;他只把他的身心交付给大自然的神秘,他的心灵,正如他的苍皓的须发和他校园里的shafal的满树的花,在晓风里幽微的欣快的颤动着。他听见海的嘶鸣,他就轻轻的问它在问些什么;他又望见天的高深与沉默,他就说这就是你的答话吗?曾经有多少次我在他身旁,见他睁开他的半拢着眼,微笑着谈话似的指点着跟前的事物,多甜多软的声音——啊,他随手拈来的都是妙谛,都是我们凡夫们枉然想象的不朽的名句!“这天,”他一天在汤山时对我说:“这天的蓝想望着地的绿,风在他们中间叹息着啊!”如其这不是诗,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他的诗的人格是和谐而完美的。像是一颗古树,他的顶颠是高耸在云中,他的根脚深入在地里。他是不可比拟的。
就是从那一点灵机,判出诗的真伪。风吹着树,树叶子摇;风吹着水,水面上发生涟漪;早阳在东陲升起,鸟雀们感到忻快,萤火在荒野里自己照着路;明月无声将它的绿的光辉寄放在睡孩的咽喉间。这些都是自然的会合,自然的感应,没有假借,也无从勉强的。泰戈尔大部分的诗作就是那样来的,他是一张琴弦调正了的琴,有轻微的吹息,他那里就有微妙的音声。
文字只有在诗人的手里是活的。这意思是只有诗人才能用文字来解脱文字。文字本是一种多少的障碍,一种不完全的工具。诗人就能使那一重障碍微薄得像一层轻纱,他使你不但在一瞥间望得见实在世界(那就是理想的世界)的本真,他还渲上一些他的人格的颜色,像晚霞在雪地里渲出使人心醉的彩色。因此关于他的翻译是分外的难。难不在文字,而在你译的人能否完全的体会到他那时的一点极微妙但极真实的灵机。你能完全得到时,你自会“解化的”来运用你的文字;否则你如果仅仅在字面上寻求,那就等于在暗中摸索,那一点子你是捉不到的了。他在他的最近的《萤火集》里说:
如同树上的叶子,
我脱落我的字句在地上,
让我的不出口的思想在你的沉默中开花。
他又说:
在沉默的声音接触我的字句时,
我认识他,因此我认识我自己。
我可以继续举引他的诗句,但我得等另一个机会再来更亲切的讨论关于泰戈尔的诗以及因他的诗所引起的有趣味的问题了。
民国十九年八月
选自姚华著,《五言飞鸟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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