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卿

    引言

    本次国际论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我其实也是鲁迅的一个粉丝，在2009年，我读了他全集里面几乎所有的杂文。我想先回应一下张钊贻先生提到的语言问题，就是鲁迅先生是否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从逻辑上可以推断，鲁迅先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而且确实有这样的思想。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语言观念上是迥异的。章太炎认为中国文字可以纯粹地去指物表意，在他的《国故论衡》里面有扎实的论证，章太炎肯定了文字对事物具有忠实表达的属性。返回到文字，就是要通过文字来呈现质实的世界，寻找文字形式与对象世界的统一性，或者说，就是在寻求文字与世界在本源上的触受关系，也即在文字的发端处探求人的情性。那么，章太炎在谈如何避免文章“情灵无拥”时，主张要从用字造句的本根处入手。另一方面他也论证了从文字才可以进入到他所谓的情性。他说：“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1]。声律变迁与体制更替是历史的必然但情性之理将永恒，这是章太炎的态度。假如有情，诗歌即长存，“本情性，限辞语”就是从根本上守护诗歌元声，应时正变。章太炎注重辨体、雅俗之辨及文字为准均是从修辞形式来建构其文学观念。“本情性，限辞语”的修辞策略则侧重于从主体方面来寻找文学的正途。

    他的情性跟古代几个情性不太一样，他想去佛教那里面找情性，他反对中国的五种人性论，寄希望于一种纯粹的表达。鲁迅先生在精神上是继承章太炎先生的，但他更进一步，他要破除文化上的孽缘，必然要把气撒在文字上，因为汉字确实记录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鲁迅先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现实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国民性批判；其二是对知识者的批判。

    一、国民性批判

    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杂文中的思想内容之一，国民性的批判更主要地是对政治现实和文化现实的针砭，鲁迅并没有抽象地去讨论这一问题。国民性问题对于鲁迅来说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即以为是在西方文明视野下观照中国民众与文化的结果。鲁迅国民性批判固然有刺激其产生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在鲁迅对新精神的呼唤中，这新精神是针对中国没落现实的，也是指向资本主义的重物欲、轻精神的腐败趋势的，而由于有这新的精神，也就有了新的眼光，国民性问题就成为中国历史、现实、文化的整体曝光。要了解鲁迅提出的国民性问题，需要上溯到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中。

    文章认为，文明的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有其异变性：“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即认为新的文化潮流的出现有其历史根源，也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任何先进的文化都不可能是普适的真理。所以，在鲁迅看来，外国所谓文明是难以适应中国的，“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在此，他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同时也洞察到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或以辁才小慧而竞言武事，或留学于外国而得彼尘芥，或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凡此种种，他们无非是博得“志士”之誉，推行虚假的民权政治。鲁迅沉痛地指出：“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显然，青年时期的鲁迅已经看穿了维新派的阶级本质——他们的举动只是或为个人，或为统治者的缺乏灵魂的近乎无赖的行为。

    关于十九世纪末兴起的“非物质”“重个人”思潮，鲁迅认为这是出于救正十九世纪重物质之弊的——即在文化上反抗“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的思想平弱。于是，新的思潮就“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而抗俗而生了。基于上述欧洲文化史观念，鲁迅提出颇为中正公允的文化策略，主张中国明哲之士“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即吸收欧洲文明之精华，延续中国文化之内蕴，创立新的文化，这样可以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可以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尊个性，张精神”便是鲁迅倡导的精神良药。所以，这样的新精神既是针对中国现实，也是针对西方现代弊病，同时，鲁迅这新精神又有其本土血脉。正如《摩罗诗力说》中所论述到的，古之精神和争天抗俗之斗志是存在于古代民众中的。

    国民性问题是在新精神指引下，对文化弊端进行的系统批判。当他以剖析的眼光、先进的理念、现实的关怀来看待中国历史与文化时，便更觉其弊病累累。究其根源，便是在专制体制下独立精神的丧失，甚至做人资格的失去。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不在国民，而在于社会专制机制及其帮凶和文化。“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忽然想到（1—4）》），鲁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独夫的家谱”和“相斫书”，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历史的本质性看法，这种历史性重复作为知识者的伶俐人是难辞其咎的。他进一步指出，当下的“伶俐人”往往用“古已有之”的态度来逃避历史，模糊现实，将历史在现实中的重演看作司空见惯的老例，于是，“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华盖集·忽然想到（1—4）》）。鲁迅先生呼唤激进的猛士，《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读经与读史》写道：“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孤独的精神的战士”反倒是遭受着灭亡的命运：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国民劣根性的发端与封建势力对“孤独的精神的战士”的打压存在着直接关联。如果打压不下，那就是“捧”，“伶俐的人们”为了谋利和免害而“捧”，他们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捧火神，捧财神，“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捧与挖》）鲁迅精当地概括了中国人在特定机制下精神的丧失和思想沉渣的泛起，其中离不了的“伶俐人”推波助澜。

    猛士精神消隐之后，即是“卑怯”心态。鲁迅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旧习惯和旧道德的打压使人们心有余悸，但又不敌人性贪欲的驱使，虽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于是，“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略微见到危机就“纷纷作鸟兽散”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最先与最后》）原来“卑怯”的表象之后不仅是恐惧、怕事、不敢担当，而且还潜伏着奔腾的欲望和见不得人的阴谋和手段。卑怯之所以为卑怯，是害怕直接受害而卑怯，更是因为担心着阴谋的败露而卑怯，也是正直人格偏邪后心无所主的卑怯，于是乎人几乎成了慌张的鸟兽，就这样做人的资格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没有了。

    “流氓”心态的产生也与侠的精神的消亡有关，也与巧于计算的势利之心有关，从侠到流氓的变迁可以看到人格的逐渐失去和低劣化，在赫赫威严的权势面前，他们机巧地释放着他们那虚张的声势。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上流氓横行了。《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原原本本地呈现了流氓文化的悠久历史：首先是墨子之徒为侠，到后来是“真老实的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这时候的侠的精神已经消失，贪生怕死之心无异于常人了。侠消失后强盗起，强盗去了就是奴才，后来这些奴才，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给好处、给官或给钦差大臣作保镖，替他捕盗，但后来为安全起见，便有了流氓。这些以气势凌人，或为渔利，或为逞威以自娱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管和尚喝酒，管男女通奸；他们凌辱私娼，欺负乡下人不懂租界规矩；他们嘲骂剪发女人，这些流氓以维持风化、宝爱秩序的名义肆意着自己的私欲。流氓的出现是世风日下的表现，另一方面流氓的普及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解体和败坏，从行侠仗义沦为官僚帮凶，乃至欺凌弱小，流氓的变迁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

    中国式的“面子”其实也是精神败落、趋于势利的一种表现形式，表面看来讲求“面子”关乎人的自尊，不过，当面子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时，那面子就来得随心所欲，有时来得奴性十足，有时来得虚情假意。《且介亭杂文·面子》说，中国人的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鲁迅的见解实在是精辟，此种国民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恶劣的社会机制和风气中委蛇应和的结果，也是失去人格后又强自充大的表现之一，它与虚伪或不真诚是孪生的姐妹，它也是一些欧化分子失去民族自信时的狐假虎威。“反虚伪的精神”是瞿秋白对鲁迅杂文价值的判断之一，瞿秋白说：“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2]，鲁迅也正是找到了虚伪病症的社会性根源，中国式的“面子”，其病根也与此相同。鲁迅在辛辣的揭示和讽刺中，总是并存着冷静而深入的思考的。专横、一盘散沙、作戏、自私、自欺等一系列国民劣根性表现，鲁迅都在批判中给予剖析，但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化分析”或唯心地探求所谓“民族特性”，而是无一例外地在具体的黑暗现实中给予诊断。国民劣根性有多种，其核心特征是精神的萎靡和人格的贫弱病态，这是专制社会的产物。《南腔北调集·谚语》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人正是在专制的体系中找不到人的落脚处，不是成为权势的附庸就是牺牲品，社会的险恶不平的运行方式投射于人性，人性即崎岖曲折了。只要社会中不平等或阶级的存在，国民的劣根性就一定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华盖集续编·学界三魂》中提到，国魂中有官魂、匪魂，还有民魂，这三魂的划分可谓精当，有官则有民，也有被官所称作的“匪”，而在学术界也存在同一的结构，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而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结构中，士者仕也，士就是预备的官，学而优则仕，学者与官员的界限本来就模糊，于是到现代社会的学界又再现着旧社会的权力体系。鲁迅说：“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反抗者是压迫者造就的，他们一出现即刻冠以“匪”的称号，压迫者站在自己的权位上用一个“匪”字，就将自己的宝座变成了道德的高地，自认为道高权重，事实上人格并不健全，精神实在是苍白。别人做了他的奴隶，他却做了旧道德的奴隶，长远地看，这些封建的僵尸、专制的刽子手、官僚的帮凶何尝不是病态的国民。

    对国民性的批评并不意味着鲁迅否定国民，他看到了国民中的主体是工农大众，从他早期对中国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同情到后来鲜明地将中国未来寄托于无产阶级都可以看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清理着那个社会沉淀着的所有腐朽的人物和思想，抵抗着在帝国主义大棒指挥下的沉渣泛起的旧文化。他的国民性批判更像是对罪恶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源流的分析和审判。他在祛除陈腐中发现了涌动着的历史动力，其文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当鲁迅认定无产阶级可以带来光明的未来时，他已经找到了国民性问题的最终根源，那就是阶级社会本身；当鲁迅发现“中国的脊梁”时，他的猛士的精神就会像星火燎原一样将国民性的劣根烧成灰烬，催发出春草一般的新的精神。

    二、对知识阶级的批判

    国民性问题的出现与知识分子在专制社会中独立精神的丧失是密切相关的，鲁迅对于知识阶级的批判中既有着政治上的针砭，更有着深入的文化反思。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水火不容，鲁迅用投枪和匕首射下了反动的知识阶级，同时，也刻画出他们各式的表象之后陈旧而腐朽的灵魂。更引人入胜的是，鲁迅往往能一语中的，使其原形毕露，戴着徽章的“山羊”、资本家“走狗”、会做戏的“二丑”等，都是恰如其分的称谓，这些称谓近取诸物，而又见义深远，触及了这一阶层前世今生的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种种分化，有的保守国故，有的尊崇欧化，思想界的混乱正是乱世的意识形态之表现。这个时代需要革命，但革命以后一切都依然，表面的新色褪去后又旧痕斑驳，一切照旧。鲁迅对于世相的观察真有点天才的先知先觉，早年就看穿了维新者所谓立宪国会、民权政治中隐藏的欺骗性。辛亥革命后，他蛰居绍兴会馆，抄碑校勘，沉寂在死一般的气氛中，似乎要远离世事，此种杜绝当时文化空气、将自己孤立出来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他对当时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的态度。那时期的思想在后来的小说中是有所表现的，在那时他已经意识到旧文化势力的根深蒂固和国民性的积重难返，任何一般的反抗或许只能是归于荒谬，而只有独立不改的猛士精神才能划破深重的黑暗。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呐喊又彷徨，笔下的小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几千年的积弊。他们身上可怜的文化新质不是被扼杀即是被同化，但那些小知识者无疑有着鲁迅的影子，但绝不是鲁迅，因为鲁迅正逐渐从一个小知识者成长为精神的猛士。作为荷戈战斗的猛士，他投入到政治斗争与文化论战中，时刻刺痛着依然不觉醒的伶俐者的麻木的灵魂。

    辛亥革命后，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化为国故派和欧化派。国故派宣扬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提倡所谓国粹，但其实质是知识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幻想着复归正在瓦解的统治秩序。《“论他妈的！”》一文指出，“国骂”与仰仗门第，依赖祖宗的文化有关，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坟·“论他妈的！”》）国骂固然卑劣，但“下等人”的卑劣却是来对付高门大族的森严等级和规矩秩序的。“上等人”的文化孕育了无奈的“国骂”，所有这些追认祖宗，恢复古礼、近乎荒唐的维护士大夫颜面的文化复辟其实在剥夺着“下等人”的生存权利。国粹主义的虚伪就在这里，鲁迅直揭其秘，针对国粹主义论调，《热风·随感录35》中写道：“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清政府的衙门挂上了民国的招牌之后，变化的仅是表面，实质性的变革、新时代的开启尚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国粹主义在民国的泛起可以说是旧势力及旧文化的抬头，与其说是国粹，不如叫作沉渣。国粹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但我们要看是谁来提倡国粹，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弘扬来鼓吹。毫无疑问，鲁迅当时的反国粹主义是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鲁迅对知识阶级的批评并不是反智主义的，也并非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在《热风·智识即罪恶》一文中对视知识为脏物、以知识即罪恶的虚无哲学者给以绝妙的讽刺，但鲁迅对在统治秩序中扮演着帮凶或清客的知识者又是鄙视的。《准风月谈·二丑艺术》中说二丑属于智识阶级，他们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者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有着上等人模样，懂些琴棋书画，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当受着豢养的时候，也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鲁迅对附属于封建势力或帝国主义势力羽翼下的知识者的肖像描摹可谓形神兼备、堪称绝妙的文化发现。“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这是他明智的论断。据此推论，只要是服务于军阀政府、资本豪门、列强势力的知识阶级一定具有上述劣根性，无论伪装得多么高雅，无论秉持的“公理”和“正义”多么冠冕堂皇，他们总是站在了大众的反面，做着高超的表演。《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中，鲁迅所提到的山羊，它们“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领着胡羊走向屠场，这是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为军阀辩护，希望学生成为温顺羔羊，以便当权者任意宰割的行径的准确描写。鲁迅将新月派这些知识分子还比作刽子手和皂隶。《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中认为，新月派憎恶嘲骂，反对不满于现状，其实如同刽子手、皂隶一样是做了维持治安的任务，同时鲁迅也讽刺了他们所谓“思想自由”的最终落空。新月人士不是才子便是名流，他们学贯中西名满华夏，欧风美雨沐浴其学，自由思想标榜其魂，但他们在鲁迅眼里却是皂隶一般的人物。当然，这绝非文人相轻，鲁迅从来不屑于作文人；也绝不是鲁迅的睚眦必报，鲁迅从来是主动出击的猛士，但可以肯定，鲁迅绝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他看透了这些知识者的致命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当时知识阶级的批判不单单缘于政见不同，而是其理想精神容不得那些所谓知识阶级的腐朽意识。这腐朽意识不仅表现于他们在专制政治结构中充当帮凶角色，而且还表现为他们为了私利，时常借力于统治者的权势。《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鲁迅揭露了梁实秋等人借助国民党主子的一臂之力，以通共通苏的罪名，打压论敌的下作行为。《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中则讽刺了梁实秋、林语堂等“雅人”的虚伪和恶毒本质，他们表面上的雅，实质上为了挣钱固位、借刀杀人。

    国难当头之时，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文艺家也遭到了鲁迅的揭露，他们尽管伪装以国粹精神、民族主义等等动听的辞令，但这些人在实质上不过一些尽职分的“宠犬”。《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说：“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民族主义文学者是流氓政治之下的流尸文学，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压迫无产阶级文学。他们“以亚细亚勇士”的名义对准了苏联，这正好迎合了日本大唱的“日支亲善”，同时也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鲁迅的眼光是犀利和深远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何去何从是当时知识者必须面临的选择。鲁迅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将独立的猛士精神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他从旧的阵营里叛逆出来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奉献了新的精神。他同时也看到革命者在新旧时代交替中文化上存在的缺陷。《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指出了革命文学的空想性，以及在意识上的陈旧和不彻底：“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认为这样的宣扬就类似于奉旨申斥，脱离大众了；他还批评郭沫若道：“《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他主张真正的革命文学需要有对将来的理想。《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一文则指出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黑暗的现实。当左翼联盟成立后，深谙知识分子文化属性和阶级属性的鲁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以防止左翼作家变成右翼作家。他认为，不和实际社会斗争接触，或者是不明白革命的情形，左翼作家是容易变成右翼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这是一个身经多次文化革命，看到过多次文化阵营内部走向分裂的文化战士的诚挚忠告，他期望“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并认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同时，告诫左翼知识分子：“劳动大众”，“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中认为，左翼作家都是读书人，是“智识阶级”，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是不容易的，“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鲁迅反对国故，反对资产阶级文人，寄希望于左翼知识分子，但也景仰中国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呼唤真正的新的知识阶级的产生。无论是国民性问题，还是对知识阶级的局限，其最终的根源是专制和阶级不平等的存在，所以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与对知识阶级的批判均与其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结合在一起，鲁迅笔触所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反思，而是新文化领域的开天辟地。

    鲁迅向着吃人的社会结构发出呐喊，他向着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资产阶级势力，及其各色的帮凶们彼此交结而成的统治堡垒发出了挑战。他看得非常的清晰，揭开了各色的伪装，直接指向那冠冕堂皇的真相之后被掩盖着的残酷事实；他也清醒地看到积重难返的腐朽的社会意识深刻地纠缠着中国人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鲁迅更深刻地注意到这些意识魔障的社会根源，一一地去剖析，让中国人慢慢地从那几乎万劫不复的意识地狱中逐渐清醒着。鲁迅如同精卫填海似的将一篇篇文章投放在波涛汹涌而复杂诡异的思想界，他以勇猛精进的姿态向着那接近于虚无的对象去讨回做人的资格和灵魂。他同那些以文化为标榜而行吃人之实的思想意识彻底地开战，他看透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阶级的虚伪本质，也提前宣告了某些知识阶级的帮凶式的行事方法、惟利的思维方式、貌似高雅的“文明”腔调是在未来的中国行不通的。

    鲁迅是个思想的天才，实际的行动家，他深刻的思想和猛士的精神是那个时代结出的文化硕果，也是中国文化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真正做到了复古取今。

    结语

    鲁迅哀痛国民之病，探讨国民性的历史文化根源，抨击专制势力及其帮凶，解剖社会弊病，解剖自己，这种决绝的、彻底的、猛士的精神从何而来？说他深受唯意志论者影响，但他的自我谱系又要复杂得多，他的自我如何建立，涉及中西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国近代的文化资源，比如龚自珍、魏源，甚至晚明心学，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彻底崩溃的社会。我们也不得不去看章太炎的人性论，章太炎先生否定五种人性论，以真如世界为皈依，鲁迅虽然秉持了这种批判精神，却宁愿留在现实之中。这一思想的含量是非常巨大的。鲁迅是个天才，更是个出色的文化继承者与创造者。说他是虚无主义者，他讲虚无，但并不逃避向远方或彼岸世界，也绝对不去沉默，相反，他在时刻打破这种虚无，他宁愿停留在这因缘轮回之中，但很快，这纷杂的现实在他那里或许又成了虚无。

    鲁迅及其精神无法停留在现实之中，也无法存在于虚幻之中，他是那个时代的无处可逃者。他或许只能逃向自己。鲁迅遇到了真实的自己，这个自己即是宇宙，但他的宇宙已经破碎了，正如那个破碎的、急剧变革的时代。某种意义上，鲁迅是他那个时代的成道者，尽管他不愿意成道。正因为是成道者，所以具有无穷的解读性。但解读他的道路又是无比漫长的，我们和鲁迅的精神将一直在路上，而且也是充满风险的。

    不过，鲁迅那里也存在着一种不可解读性，有的被称为“谜”。鲁迅可以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当我们遇到诸多的学术之谜时，只能说那是鲁迅的自由，他毕竟还曾经是一个人。这也是对鲁迅的尊重。

    当今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创作中，鲁迅思想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他充分地与那个混乱的时代激烈交汇，成为一道思想的闪电。可我们真正接近他时，却总面临着巨大的充实与虚无。虚无，可能依然是人类需要长期面对的命运，如对于祥林嫂之问依然无法回答。今天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只是鲁迅思想及其生命过程对我个人的启示，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收获。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注释

    [1]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3页。

    [2]鲁迅著、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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