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有人提到我出版于1990年代初的《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认为后者似乎较前者厚重；但由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前者受欢迎的程度远在后者之上，不知何故。我回答说，两本书的写作，投入确有不同。写《北京：城与人》，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说”。在我的学术作品中，这本书写得最轻松，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它的“受欢迎”，多少由于机缘——出版时恰逢“北京文化热”。后来“北京”、“城市”热度不减；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还说《城与人》之后，我至今保持了对“城市”的兴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态度，对近几十年的“城市改造”怀了忧虑。收入本书所在“系列”中的《世事苍茫》一辑，其中的《城市随想》与纪游诸作，就可以读作“城市忧思录”的吧。

    在我的学术作品中，《城与人》是被认为好读的一本。我曾经说起过，学术写作中，我会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对象趋近。这本书即偶用口语，沾染了一点“京味”。此书的读者，不难由征引文字，了解著者当年的阅读状况，以至1980年代的某种风气，即如引西书、用西典，食洋不化；无论“古希腊”、“法国”、“拉丁民族”，还是“酒神”、“日神”，以至“欧洲中世纪”、日本的“物之哀”云云，无不一知半解。薄弱的知识基础却无妨于写得兴会淋漓，以至我自己回头去读，会觉得饶舌，尤其想到那时1980年代已到了尽头。这以后写作愈趋敛抑，习于删繁就简，才对当年的书写方式感到了陌生，对那一种工作状态，有了淡淡的怀念：看来写《城与人》时的我还不甚老。

    北京师范大学版的《城与人》，选用了沈继光先生的近二十幅摄影作品。结识沈先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作为媒介的，正是这本书。沈先生那时在拍摄京城的胡同，后来又拍摄“老物件”，拍摄乡野，成绩无不可观。

    “城市改造”早已将京城的胡同大片抹平。再过一些日子，本书所描述的现象，不知还能否搜寻到相应的“实物”作为见证？

    赵园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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