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点颏儿》不只结构、文字讲究，立意亦高。写养鸟儿、会鸟儿，令人不觉其卖弄有关知识，而全力以赴地写养鸟者的风骨节操。借这北京最闲逸的场所反倒写出了一派严肃。小说写养鸟者的天真赤诚，以鸟会友的仗义。在主人公五哥，友情比家传宝物贵重，人品比鸟贵重。老北京人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下棋论棋品，唱戏讲戏德，养鸟亦然。这人格尊严与鸟儿价值的轻重衡量中，见出了老北京人的恬淡风神。养鸟不过一种人生乐趣，既非收藏家的奇货堪居，更不为在鸟市上获利。因而五哥可为节操掷爱鸟，可为朋友卖鸟笼，可将鸟儿奉赠陌生侨胞。写到这儿，也算写到了极境，反而像了市井神话，有关品德操守的训喻性寓言。人物则飘然出尘。于是这坛墙根儿小世界，更像城中之城，现代城市中的一方净土。
当代京味小说较之老舍作品，更求助于情节性、戏剧性。这也不独《红点颏儿》为然。韩少华的此作，所写无不是京味，却又没有京味小说通常的平易亲切，写市井中人，笔墨间偏又少了市井气味。因而在京味诸作中可备一格，却也难以衍生。韩少华本人对京味小说续有所作，也不成“系列”。以京味小说的发展论，《红点颏儿》一类作品的精致，在当代京味小说问世之际，是有十足魅力的，尤其文字魅力。却也以其精致，无意间限制了此后有关创作的选择。
与《红点颏儿》同年（1983）发表的《少管家前传》亦属力作，置阵布势到文字运用都极讲究；起承转合之际，则有有意的旧小说笔法。旧文学中的俗套滥调，到了此时也成异味别趣，反被用以求“雅”，又是文学史上照例可见的喜剧性循环。韩少华的京味小说显然写得并不轻松。《红点颏儿》与《少管家前传》更像是一种风格试验，精工细作，处处用力。用力有妨于情态的悠然。这种风格给人的最佳印象或应如白云出岫，呈现出的创作状态在有心与无心、有意与无意之间。但并无功力支撑的“随意”又会使任何一种风格因熟、滑而流于浅俗。艺术集成功于杰出作家的才华喷涌，更依赖大批作者的苦心经营。没有一批人为了艺术的牺牲，没有他们在形式各环节上的精心锻造，即不会有“集大成者”出世。
据说清代北京东西两城是八旗贵族达官显宦的居住之地，旗人文化、宫廷文化对于造成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京味小说却少有写大宅门儿的作品，即有，如《正红旗下》、《烟壶》的有关部分，也不免喜剧化、漫画化。《少管家前传》于是难得。这篇小说取材远，固易于保留纯粹京味；写大宅门生活，也利于风格的优雅——韩少华可谓善用所长。更别致的或许是，取材于清末民初历史，又影影绰绰让人看到大事件，却并不专在“事件”与历史上找戏、找意义，而把笔力注在看似无关宏旨的主人公的仪容行止上；大约也可以算作一种当代趣味，与追求意义、思想的老舍那一代人异趣。
如同其他当代京味小说作者，韩少华注重生活情趣的传达。有意思的是，较之韩作，却又是追求“意义”的老舍作品更饶情趣，亦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情趣最终系于人生体验，体验得亲切深切，所写即无不有情趣。刻意追求，反倒会显着“隔”。
主人公的形象极其光润，行为举止，中规中矩，直是那时代的美的型范。这种理想化的描绘中，含有对于人的赞美、欣赏。当代京味小说作者的这种情感态度是与老舍一致的。因时间距离与经验限制，金玉字面不免多用了一点，对小细节小道具描写的工细，隐隐看得出《红楼梦》笔法的影响。京味小说的生机也系在小说艺术的进一步追求，风格的彼此立异上。我总觉得韩少华的写京味小说不像是偶一为之，而《红点颏儿》、《少管家前传》不妨看做营造大建筑的准备，语言以及知识的准备。这极郑重的努力，也使人敢于指望大作品的推出。在这种追求中，已有的长处与短处，都会成为极好的滋养。
汪曾祺
汪曾祺的京味小说不多，也并非篇篇精彩，因而迄今未以“京味”引起普遍注意。人们更感兴味的，是他写高邮家乡风物的《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皮凤三楦房子》之属，却不曾想到，汪曾祺以写故里的同一只笔写北京，本是顺理成章的。
汪曾祺的京味数篇中，我最喜爱的是《安乐居》，本书也多处提到这小说，因其由内容到形式处处的散淡闲逸，最得老北京人的精神。在汪曾祺，这也是极本色的文字。
此作所写人物生活，琐细平淡之至。这种题材设若由年轻作家如上海的陈村写来，也许是作《一天》那类小说的材料。汪曾祺却由这淡极了的淡中咂摸出淡的味，令人由字行间触到一个极富情趣的心灵。也如写家乡，绝对不寓什么教训，因而清澈澄明而乏大气魄。若是在十几年前，会被视为小摆设而备受冷落的吧。即使真的文玩清供，当下人们也确实有了把玩的需求与心境。倒不是因了生活更闲逸，而是因文化心态更宽缓舒展。在现代社会，固然有人忙迫地生活，卷在时代大潮里；也有人更有余裕细细地悠然地品味生活，咂出从未被咂出过的那层味儿。在汪曾祺本人，决非为了消闲和供人消闲。一篇《云致秋行状》，于平淡幽默中，寓着怎样的沉痛，和不露锋芒的人生批评！《安乐居》提示一种易被忽略的生活形态及其美感，也同样出于严肃的立意。那种世相，在悄然的流逝中，或许非赖有汪曾祺的笔，才能被摄取和存留其原味儿的吧。
较之比他年轻的作者，汪曾祺无论材料的运用、文字的调动，都更有节制。他也将有关北京人的生活知识随处点染，如《晚饭后的故事》写及缝穷、炒疙瘩，却又像不经意。妙即在这不经意间。情感的节制也出自天然。即使所写为性之所近，也仍保持着一点局外态度，静观默察，在其中又在其外。妙也在这出入之间。无论写故里人物还是写北京人，他都不作体贴状，那份神情的恬淡安闲却最与人物近——“体贴”又自在其中。有时局外人比个中人更明白，所见更深。汪曾祺爱写小人物，艺人，工匠，其他手艺人，或手艺也没有的底层人，他本人却是知识分子。对那生活的鉴赏态度即划出了人我的界限。身在其中的只在生活，从旁欣赏的不免凭借了学养。在当代中国文坛，汪曾祺无疑比之热衷于说道谈玄的青年作者，对老庄禅宗更有会心的。因这会心才不需特别说出，只让作品浅浅地弥散着一层哲学气氛。这又是其知识者的徽记，他并无意于抹掉的。
青年作者更不易摹得的，是汪作的文字美感。当然也无须模仿，因为那决不是惟一的美。节制也在方言的运用。你会说那是因为汪曾祺不是北京人，但他写故里也有同样的节制（创作中不乏因“外乡人”而加倍炫耀方言知识的例子）。他追求的是方言的白话之美。若说因了他是外乡人，那他也就得益于这外乡人。把文言当佐料、调味品，味太浓反而会夺了所写生活的味。以外乡人慎取慎用，不卖弄，专心致志于生活情调、人生趣味的捕捉，省俭的运用倒是更能入味。你又因此想到，以文字传达那种文化固然非凭借北京方言，把握其精神则更应有对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领悟。北京文化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一种象征。〔59〕
节制方言，其效用也在于化淡。汪曾祺笔致的萧疏淡远，在当代作家中独标一格。淡得有味。淡而有情趣，即不致寡淡、枯瘦。情趣是滋润文字的一股细水。当然，汪作也非篇篇清醇，各篇间文字的味也有厚薄。淡近于枯的情形是有的，在他的集子里。
人所公认的，汪曾祺的作品有古典笔记小说韵味，却又决非因了文字的苟简。他用的是最平易畅达的白话而神情近之。他长于写人，不是工笔人物，而是写意，疏疏淡淡地点染。他自己也说过那不是“典型人物”。不同于传统笔记小说的，是汪曾祺并不搜奇志异，所写常是几无“特征”的人物的几无色彩的人生，或也以此扩大了小说形式的包容？云致秋（《云致秋行状》）是有特征的，有特征的庸常人。作者也仍然由其庸常处着笔，所写仍琐屑，用笔仍清淡，却使人想到平凡人物也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人生思考。汪曾祺说过自己写人物常常“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云致秋行状》像是例外，并不“草草”。其实，当代京味小说写人物多类“行状”——琐闻轶事，仿佛得之于街谈巷议；而不大追求笔致细密，过程连续，以及“典型形象”。那五典型，写法也仍类“行状”。《云致秋行状》对人物有含蓄的批评，在汪曾祺近于破戒。但极含蓄，点到即止，又是春秋笔法。这篇小说是有主题的——一个普通人在历史大戏台上的尴尬地位渺小处境。这层意思只在淡淡的笔触间，由你自己体味。
这些，都足以使汪曾祺即令有关作品不多、仍在京味诸家中占有一个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陈建功
陈建功似乎是由北京外围写起，逐渐深入到了城区的胡同。胡同世界对于他未必比之京西矿区陌生。但并非生活其间的那方天地都是便于小说化的，何况京味小说有其传统、有其形式要求呢。因而写《辘轳把胡同9号》时，如我在前面刚刚说到的，那种“努劲”令看的人都有点吃力。追求表达上的京味，过分用力适足以失却那味。在写得圆熟的京味小说，语言使用中的冗余处反使人更能味得其味，因而由风格要求看并不“冗余”。过于用力的京味小说偏会有冗余——足以破坏语言美感的冗余成分。
此时的陈建功或许还在模仿口吻阶段，模仿即难得从容。要到脱出对语言的原始形态的模仿（求似），才能弃其粗得其精粹，达到运用与创造中的自由。由《辘轳把胡同9号》到《找乐》，你分明感觉到了作者语言努力的成效；却在读了他的《鬈毛》之后你才会发觉，《找乐》中那个老人世界并非他最为熟悉的世界。他毕竟不同于邓友梅或韩少华。在写那老人世界时，他的文字仍显得火爆。他是以青年而努力接近这世界的。《找乐》全篇用北京方言且一“说”到底，却并不令人感到其中有中年作家那种与对象世界的认同。《辘》与《找乐》，是费了经营的，你看得出那精心布置的痕迹，裸露在笔触间的“目的性”。较之汪曾祺、邓友梅，他更注重意义。写北京人的找乐，别人只写那点情趣的，他却更要评说那情趣中的意味。凡此，都是努力，不但努力于语言把握，而且努力于理解、解释。努力于理解，又因不能认同。别小看了这一点差别。这么一点洇开去，就洇出了作品不同的调子。
1985年推出的《鬈毛》，令人不觉一惊。对于这作品，读书界决不像对《寻访“画儿韩”》、《红点颏儿》接受得那样轻松。较之迄今所有的京味小说，它或许是最难以下咽的。写到这里，我为难了：这《鬈毛》可否算作京味小说呢？
接受的困难首先来自粗鄙，作品语言的粗鄙。老舍小说写过种种粗鄙的人物，从市井无赖到无耻的小职员，但那风格尤其语言风格决不同其粗鄙。你禁不住想，《鬈毛》的作者许是在跟传统京味较劲儿？
甚至粗鄙也是时尚，比如涉笔性器官时的粗鄙。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小主人公自述的粗鲁直率引人注目。《鬈毛》式的第一人称自述或许当面对礼义之邦普遍的审美趣味时，更有一种挑战意味？倘若京味只适用于老人世界，只能由陶然亭、圆明园、国子监柏树林子、街道文化站等等保障艺术纯洁性，实在也过于脆弱。宜于调制可口饭菜的，不免会把自己存在的理由限定在这上头。“京味”毕竟不是佐料，只为把现实烹制得鲜美可口。然而《鬈毛》一类作品似未加工的赤裸裸的粗野的真实，仍然使得京味小说的传统风格显着娇弱，像一件太易破损的瓷器。《鬈毛》或许是一种“反京味小说”——偏要敲碎了试试！
主人公也并非京味小说里有过的胡同串子，或小痞子，而是个尚在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自身存在价值的青年，有他对于人生的认真，和不乏严肃的思考。对于如鬈毛这样的人物，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地理解过。顺便说一句，陈建功是始终注重写性格的。我敢说，鬈毛是个尚未经人写过的性格。理解就是理解，没有另外掺什么甜腻腻的调料。这又是青年作家本色。
苏叔阳、李龙云作为京味文学作者，是值得以相当篇幅评说的。但他们的成就更在剧作方面。戏剧文学不属于本书所论范围。苏叔阳的京味小说亦有特色，虽并不一定是他个人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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