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形式愈成熟，即愈有选择中的限定，不但是有所不写，而且是有所不能写——形式的排异性。
〔30〕京味小说作者不避粗野、愚昧，如苏叔阳的《画框》，汪曾祺的《安乐居》，更如非严格京味的陈建功的《鬈毛》；却不免会规避市侩气这一种鄙俗气。《画框》中的青年固然粗野，其对于师傅的关切，又透出心地的纯良。《鬈毛》的叙述语言粗俗之至，人物——无论鬈毛还是盖儿爷——仍有超出鄙俗功利的人生理解和不失淳朴的道德感情。
〔31〕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第2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32〕萧乾近年来写《北京城杂忆》，用了味儿十足的京白，亦出于风气的影响。
〔33〕具体分析见本书第三章“方言文化”部分。
〔34〕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35〕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43页、第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6〕即使《微神》也仍然是清醒的“记梦”，而非神思迷离状态的直接呈现。那种记述的清晰性正说明着老舍经常性的创作状态。他是清醒的意识清明的梦者。
〔37〕狄德罗：《哲学思想录》（《狄德罗哲学选集》第1页，商务印书馆，1979）。同篇中狄德罗还说：“情感淡泊使人平庸。”“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失色。”
〔38〕即使老舍的情感态度也是复杂的。他写及自然物，写及儿童、小动物时的亲昵，他写到北京风物时的陶醉；由人而爱及万物，爱及整个属人的世界。这不消说也是情感的投入，即使算不上“巨大的激情”。
〔39〕参看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文艺杂著·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1923年10月）等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瞿秋白文集》。
〔40〕老舍：《习惯》，载《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1日）。上流社会不但不是老舍的，也几乎不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范围，这一点与19世纪俄国文学不同。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经济地位有关。老舍的爱交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等，姿态又见出特别。
〔41〕契诃夫曾说过，除了告密信之外他什么都写，老舍也可以说类似的话。这对于中国的文人雅士，也许比别的什么都更能表明非贵族倾向，一种朴素平易的平民态度。
〔42〕这也是一种区别于俗文学的“俗文学趣味”，介于雅俗之间。上文中已谈到、下文中还要谈到诸种“之间”。中间状态、间色，或许也是成熟性的标记。真正成熟的文学风格总难简单地归类，难以一种标准界定，通常也正在“之间”。这里则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分界的相对性。
〔43〕在《骆驼祥子》中，祥子感受最强烈的，是精神践踏，对于他的作为人，作为一个体面的自食其力的车夫的自尊感的践踏。践踏他的是整个社会。在这普遍的不公正中，原有可能分明的阶级关系多少变得模糊起来。老舍也写贫穷，如小福子的一贫如洗。但原因的归结也不是具体的，比如具体的具名姓的剥削者——“冤有头、债有主”之类。
〔44〕更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关注并力图理解青年的刘心武，用以评价胡同青年的尺度，有时也是胡同中旧有的。《钟鼓楼》里的正派市民后代，无不“沉着”、“敦实”、“实在”，沉静朴实得如同那胡同本身，并且一致地表现出道德上的义务感，对传统的伦理秩序的尊重，无不是那些个家庭中本本分分的儿子、孙子、兄长、大伯子。小说实际描写中也仍然在写父亲们时更无须用力也更见精彩。这一点也近于老舍。老舍写得最好的儿子辈人物，比如大姐、韵梅，精神上是属于上一代的。作者在父与子的和谐中发现了儿子的美。
〔45〕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6页。
〔46〕《四世同堂》里，有关婚姻的思考终于归结为即使不幸的婚姻也有它重要的补偿，韵梅以其女性美德，完成着艰难时世的家庭义务。这种女性评价中，有对家庭伦理秩序的尊重。这尊重与对秩序合理性的怀疑，是同属于老舍的，从一个方面呈现出他的文化意识的自身矛盾。
〔47〕市民文化也有层级。旧时代相声、曲艺有所谓“荤口”，传统京剧中也有有关“性”的暗示、挑逗性内容。京味小说也不能一概而论。《骆驼祥子》、《月牙儿》等作即有关于性心理的有力描写。其中有关妓院、暗娼的描写，不无民间性文化的趣味。
〔48〕对于人物行为的伦理意义的明确判断，也造成着京味小说的单纯与清晰；习于评价和评价的明确性也约略近于市民通俗文艺。这种文艺及其接受者都不能忍受善恶评价的非明确性、人物行为意义的不确定性。这种认识特点也有效地“结构化”了。
〔49〕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50〕即如《月牙儿》的叙述，出诸第一人称的当事者之口，却把叙述内容客观化了。老舍的叙述本质上是现时态的，他追求表现的直接性，那种“历历如在目前”的现场性，情境的逼真性。因而在倒叙中，往往不顾及这一叙事方法的艺术要求，在叙述的时态上表现出随意性，不严守作品的形式假定，以至破坏了本可造成的幻觉。这也许可以归因于大作家通常会有的粗心。他们往往只注意那些对于他们的意图而言最关紧要的东西。倒是一些较小的作家，更有耐心在细节处琢磨。“五四”新文学作者在技巧运用中有较为普遍的粗率。当代文学的技巧发展，使得人们可以用更挑剔的眼光看待前代作家的创作，重新审视被研究界忽略的那些环节。
〔51〕《〈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8月初版。
〔52〕本书前面也已写到，老舍结构小说较之时间更注重空间。《四世同堂》松散之至，在共时空间中铺排世相，强调的不是时间因素；《骆驼祥子》的情节也不过是简单的时空连续体。
〔53〕他的工作方式也使他集注力量于过程中的“点”、每个具体环节，在一个个局部中使其艺术发挥到极致，以至那些个“点”、细节、情景独立自足，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意义。情节的重要性，就这样被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分割了去。具体场面、情景、细节构成作者的基本兴趣单元。到写《正红旗下》，上述倾向更变本加厉，对细节的兴趣成为创作的主要动力。
〔54〕老舍谈到评书艺人，说他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无不“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离开正题，说些闲文”。而这是因为“人民热爱生话”。“因此，评书演员的生活知识必须极为丰富，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知，说得头头是道。据说：前些年去世的北京评书名家双厚坪说《挑帘杀嫂》这一段，就能说半月之久！通俗史诗的另一特点：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毫不苟，丝丝入扣。”（《谈〈武松〉》，收入《小花朵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初版）
〔55〕邓友梅：《略谈小说的功能与创新》。
〔56〕邓友梅在《烟壶·后记》中说：“《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三篇，是《那五》之后我一口气写的三篇所谓‘京味小说’，是我表现北京市民生活系列小说的组成部分。”又说这些是“民俗小说”。
〔57〕邓友梅长于写旧北京文物行中人。文物行本是文化城中的风雅生意，生意中即有文化。邓由他选取的人物、角隅写北京，即自然具有老旧古雅的文化气息。人物介于“大市民”与底层人物之间，既识文墨，不乏风雅，出入的又是制作、买卖文玩的所在，影响到邓作的风格，即多了一种内里的书卷气。因文物行中的诸多内情，也增强了作品的掌故、知识性。邓的京味诸作略具系列性质，人物互见，又令人看到北京这一角的文化变迁。
〔58〕在《如意》（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的《后记》中，刘心武说：“我尊崇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有巨大的认识作用和改造社会的功能。在现实主义的诸多功能之中，我对心灵建设这一条特别倾心。”
〔59〕汪曾祺以高邮人、林斤澜以温州人、邓友梅以山东人对北京人人生形态、生活情趣的理解，亦说明北京人生活中的中国哲学文化含蕴。他们是以其知识者的修养、哲学意识、人生体验而领略北京人生活情趣的。对于呈现中国文化，北京不过提供了最合于理想的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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