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

    人类自从步人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

    故宫，这座宫殿巍峨、形制严整、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着五千多年文明的辉煌，又象征着五千多年文明的衰败。

    古往今来，生生灭灭，中华民族曾撞响多少命运的晨钟！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李自成挥戈挺进北京；

    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饮恨金陵；

    严复译《天演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图戊戌变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邓小平畅游北戴河；

    一个苍劲的画外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第一集 历史的选择

    这位被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在那个狂躁迷乱的年代，当他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在江西省新建县这座小城的土坪上时，也许就开始了对未来岁月的深沉思索。

    历史注定要他担当起这场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角色。

    1980年，当华夏民族还拖着沉重的尾巴，蹒跚地迈动脚步时，他就明白无误地指出：“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是场彻底革命。”

    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在与来访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会晤时，他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

    然而，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

    时间上溯26年，那场席卷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震撼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早已成为历史烟尘了。

    时至今日，40岁以上的人们在回首往事时，仍痛感人生曾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梦魇；而现今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兄辈们当年的举动不可理喻，以为那是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天方夜谭》。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国人确确实实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苦挨了漫长的十个年头。

    整整十年，全球正刮起一股“科技革命”的飓风，第三产业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中国的这场“革命”，据经济学家测算，使国家损失了5000亿元。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它把一切推到极端，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经历了狂热、痴迷、磨难、痛苦、困惑、希望、疲惫、抗争后，灵魂睁开眼睛的人们会聚在天安门广场，泪水、怒火与热血一齐喷涌；

    噩梦醒来后，提蟹沽酒、敲锣打鼓庆贺又一次解放的游行大军穿越北京长安大街；

    数万观众、运动员如醉如狂地起立欢呼，向首次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看台上的久违了的邓小平致意；

    此时，中国人才蓦然惊悟：原来准备走进一个房间，却最终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自己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砸碎了。

    一片饥饿、焦渴、困惑的土地。

    出路在哪里？

    曙光在哪里？

    希望又在哪里？

    历史长河，正是在一个旧秩序覆灭与新秩序诞生的空白地带，悄悄地、异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选择突破口。

    中国人做过多少次选择？

    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更向往强盛的了！

    中国，曾经是一个雄视千古、令四海称臣的东方大帝国，她的衰败只是近代的事。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工业产品数量占到全世界总量的19.7%，仅仅稍逊于英伦三岛上那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19.9%，在全球位居第二。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

    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驾着20艘炮舰轰开清王朝闭锁的国门；随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掠去的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高达1000亿两白银，其中仅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财政收人。

    北京菜市口。

    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淹没了中国近代变革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这座金碧辉煌、栉风沐雨数百年的老中药店西鹤年堂，就是当年清代监斩官的休息处所。104年前（光绪二十四年）的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在这家店前慷慨赴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肝脑涂地前所发出的撼天动地的呼喊声仍犹在耳。

    距此百步之遥的北半截胡同41号，是当年的浏阳会馆，也是谭嗣同的居室“莽苍苍斋”；往东，米市胡同43号，则是当年的南海会馆，一代名儒康有为的书斋“汗漫舫”即坐落于此。菜市口北达智桥胡同12号内的“谏草堂”，是明代杨继盛写弹劾严嵩“十大罪”奏章的地方，康有为借这块宝地召集千余名来京应考的举人，笔走龙蛇写就名垂青史的万言《上皇帝书》，这些活动史称“公车上书”。

    震撼朝野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殿西室刻有一副楹联：“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恰成深刻的历史嘲讽。

    于是，虽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由黄河文明孕育的华夏民族，却如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所形容的“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小学教书先生，对于中国国情犹如农民对土地般的了解一他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是在历史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内涵上，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人了勃勃生机。

    一位西方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在1952年搞计划生育，在1954年搞生态保护，在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在1960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9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袭的长河。

    毛泽东跳下战马接管战争重创后的江山时，蒋介石已先期将国库中的黄金475.5万两和1640万银元、1537万美元劫运去台湾或美国。

    一片废墟，百业待举。

    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新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其成就有目共睹。

    有时，一组枯燥的数字更具有诗的韵味。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钢产量增长64倍，煤产量増长16倍，原油产量增长4M倍，水泥产量增长92倍，发电量增长91倍，粮食产量增长2.6倍，棉花产量增长4.9倍，水产品产量增长7.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1倍。

    对任何经济现象的考察，都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考察：

    由于世界东西方长期处于冷战的对峙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无可选择地采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一旦植根于中国这块浸染着小农生产思想的土壤，便很快消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极为短暂的勃勃生机；

    由于成就的取得，领导人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发动“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期望“跑步进人共产主义”，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导致生产力的大滑坡；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建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61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刻的毛泽东颇为冷静地答道：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身处领导层中枢的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中国的改革伟业，是以气势雄浑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率先向“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发起攻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毋庸置疑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与一个旧时代的退隐。

    为“四五”天安门运动正名，为张志新、遇罗克烈士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孕育着整个民族的大飞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这场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

    邓小平曾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步人小康社会；而后呢，再用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人的口中，有几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改革”的含义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大型传记故事片《周恩来》中，有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总理，强撑病体走出北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人民的心声，共和国的心声，中华民族的心声！

    经先驱、英烈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苦斗及新中国建设者们近30年的曲折反复，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舍此，无任何书本上的规定或外国的模式，能使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广袤领土、底子薄弱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踏上现代化之坦途！

    毛泽东、周恩来对宏伟前景的预言，正由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魄来付诸实践。

    纵观中华民族的兴衰史可知，邓小平是作为民族英雄站在时代潮头的！

    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多层次推进的。

    最低层次的变革，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农民从使用镢头到使用拖拉机，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人类发展史上的由旧石器时代进人到新石器时代，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变革。

    中层次的变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是现代化经济运作的枢纽。

    最高层次的变革，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即人的现代化，它所包容的内核将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社会变革运动的艰辛，表现在旧意识形态的法庭对新经济秩序的审判上！

    社会变革运动的恢弘，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如果说，20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在改革的潮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并践行的现代化进程，更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多次来华考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独具慧眼，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将对世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奔驰，穿过万重关山。

    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道路……

    第二集 农村新崛起

    土地是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能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虔诚崇拜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胳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而是土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纵然有一天工业文明占据了这块黄土地，也依然替代不了农业维系国家命脉的地位。

    农业的发达，无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第一要素。

    后世史学家们也许会这样评述：饥饿引发了当时中国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伟大社会变革这个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民召集到一块儿。他神色凝重地说：“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21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义无反顾地含着眼泪按下了鲜红鲜红的手指印。日后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没有土地的耕耘，哪来丰收的喜悦；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枯树要发芽、古莲要开花，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解开了民族昌隆发达的大奥秘。

    更值得历史学家们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关口，是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政治局势犬牙交错的时期，安徽省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一个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日，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时，便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账：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在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1/3，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凤阳县独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1+1=2”式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1979年，这却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又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农村大包干的成就时，会显得轻松且惬意。然而在当年，中国农民要迈过这道高高的历史门槛是多么不容易啊！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喜不自f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省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会和最果敢的勇气，在丰腴的土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这一举动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寿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20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500多万个队，短短6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8亿农民郑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便产出了顺应生产规律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6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庄稼，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向大规模商品生产模式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产业经营权的一次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演起了主角。

    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10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30年所走过的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为中国分娩出了一个第二工业。

    300年前，英国为完成它的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走出，汇人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民是幸运的——他们第一次成为商品经济大海中的弄潮儿……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农民企业家们更不容易。

    让我们来观赏一组已成为笑谈的历史镜头。

    卢志民，吉林省四平市红嘴子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农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轿车被交通警察拦住。

    “谁的车？”

    “我的。”

    “你啥级别？”

    “没级别，我是农民。”

    “农民？农民坐啥车！”警察毫不客气地摘走了他的车牌。

    卢志民确实没有级别。然而，他游刃有余地指挥着一个固定资产为3500万元、年产值达4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有如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缺少资金，缺少设备，缺少原材料，缺少高科技……却在广大农村奇迹般地成长起来了。

    它顽强的生命力，来源于自身所拥有的优势。

    东莞模式一“三来一补”加工型的乡镇企业发展道路。凭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是一条必由之路。

    东莞市1990年与1978年相比，经济综合指标年均增长21%，农村人均收人从19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于全国和广东全省人均收人水平，全市80%的农户盖起了款式新颖的楼房。

    温州模式——靠商业活动起家并逐步发展为依托外地市场如工业市场的乡镇企业道路。它摆脱了当地资源的限制，突破了地域性商业周转的范围，与全国性的市场形成网状结构，对于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

    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的温州永嘉县桥头镇，1979年由一位弹棉匠从外地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第一个纽扣摊，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点发展到100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800多个纽扣店、纽扣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700多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均有销售。每天，除市面上有5000多人从事经营外，还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购和销售，形成了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仅镇邮局每天收到的汇款单就多达10万元。商品的流通又极大地刺激了产品的开发，纽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野蘑菇般从这片土地上冒出来。

    苏南模式——吸收沪宁一线大城市技术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道路。由于历史渊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下放在这些乡镇，他们适逢改革盛世，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一条城乡工业协作发展的新路子。

    声震全国的“丝绸之乡”苏州市吴江县盛泽乡，凭借雄厚的纺织技术力量，丝绸产品远销至东南亚、欧美各国；全国最大的丝织品交易市场也设于此，年产值逾10亿元。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赞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进步走人“全国十佳乡镇”行列的福州市洪山乡，1990年的社会总产值达到4.2亿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46倍。

    1987年，属于农民的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

    1990年，乡镇企业出国创汇达13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量的23.8%。

    时至今日，乡镇企业发展到2000多万家，亦工亦农的工人超出1亿人。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全国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何消化十多亿人口的沉重包揪。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常常为经济起飞带来的城市人口膨胀和种种城市病而头痛不已。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乡村城市化的大趋势，则表明从列宁到毛泽东，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消灭城乡差别的美好愿望，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开始成为现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对10938家农户逐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87.4%的农户对农村改革感到满意。0.8%的农户持“不满意”的态度。在满意的农户中，90.4%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感到比较自由了”；51.5%的农户回答，满意的是“集市贸易活跃，买卖方便”……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邓小平深刻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全部含义，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一位市长的话则形象地预示了一种壮阔的前景：“农村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是党中央做出的。但是，当亿万农民参与其中并得到了实惠，从而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时，就汇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的飓风，已越来越猛烈地摇撼共和国大厦的窗棂，必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华民族迈上现代化的征程。

    第三集 艰难的起飞

    在人类发展史上，国家的出现是以城堡为标志的。

    城市的诞生，象征着人类步人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城市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于一身，是生产关系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总体形象的窗口。

    这些气势恢弘、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运作的中枢神经。

    这里集结着共和国80%以上的财富。

    每一道门槛，每一枚图章，乃至每一纸指令、计划、报表、分析，都如同大山一般威严，毋庸置疑地操纵和指挥着华夏民族这部庞大经济机组的运行。

    然而，这部机组出现了局部锈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他睿智的目光又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有一句名言：“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旧体制的弊端在哪里呢？

    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以及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是我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两大支柱。这种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限制市场机制，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和生机。

    让我们来讲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国家1000万元巨额亏损补贴的大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报告，要求将1000万元补贴款先期下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保证当年扭亏，次年盈利。但得到的答复是：要把在年底拨给的补贴款提前到年初拨给，整套周密的计划就被打乱了，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每年年底照领1000万元亏损补贴算了。

    这似乎是一则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中，这种嗷嗷待哺、患亏损贫血症的企业俯拾皆是。

    显然，一种惰性的病毒已侵入肌体，渗透骨髓。

    历史不容等待。

    北京，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个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深刻影响和改变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了。

    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口吻告诫全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企业和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坚冰的艰辛，也许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979年，以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为发端，实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改革。

    同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次年，又发展到6600多家。

    旗开得胜，无疑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片乱草丛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让利放权，给企业松绑，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轨变型时期，最初的突破所焕发出来的冲击力和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庆、潍坊先后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它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生产、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劳动组合、劳动工资，以及政府机构职能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尝试。

    敞开大门，横向经济联合打破了部门（即“条条”）与地区（即“块块”）长期隔断，企业开始按照经济利益来选择合作伙伴。

    过去鲜为人知的厂长、经理，成为在社会大舞台上频频曝光的风云人物——改革者被人们赞誉为时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兴起于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态势，又呈现19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将农村的“包”字请进城。

    首都钢铁联合总公司率先进行了“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有大型企业。承包六年，上缴利税累计达70多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0%。

    “承包为本”四个大字，不仅为首钢，为钢铁行业，而且为其他各个行业的企业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下述多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数分成；缴利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行业投人产出包干等。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十分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改变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人们也许还记得《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幅妙趣横生的漫画：西方资本家亏损了50万元，急得要跳楼；中国的一位厂长亏损了100万元，却可以说句极轻松极时鬈的话：“交了学费嘛！”

    时隔不久，中国人却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几度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简称《企业破产法》）时争辩异常激烈的镜头：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们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自主经营，抗拒“婆婆们”无所不在的行政干预；工人们同样赞同《企业破产法》，但强烈要求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有权自己选择厂长，当然厂长也有权选择工人。

    显然，厂长们和工人们全都不再感到轻松——长期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的中国人，终于吃惊地发现：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真的纷纷破产，倒闭，被兼并了！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采访了东北某个城市之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的报道。这座被美国人称作“出租了整个城市”的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号称“煤电之城”。然而，在1986年，当辽宁省的工业企业人均留利已经达到600~700元时，阜新还不到200元；省里每年给予阜新的财政补贴多达8000万元，全市98%的企业是小企业，阜新人自己戏称之为“一小二穷三不活”。1987年春，市长王亚忱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业租赁了911户，整个城市顿然活了起来。

    北京市百货商店试行新的尝试，将柜台出租给乡镇企业或个体户经营，仅西单商场就出租了30%的柜台。

    在全国，租赁很快就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将近5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赁制。

    一方面，租赁经营比承包经营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一方面，租赁经营更直接体现了全体职工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出一则四川宁江机床厂承接国内外订货的广告。这是中国的第一张生产资料广告。它印在报纸上虽悄然无声，却具有一种爆炸力——它发出庄严的宣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千重浪，为此，《人民日报》和《机械周报》专门组织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七年之后，奔驰在古蜀道上的一列列车的车厢里，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生，正与共和国的总理侃侃而谈。年轻的硕士提出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新构想：关键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国家怎么管理，怎么运作。

    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个改革新思维，就这样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诞生了！

    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之内，209名投标者前往竞争。继而，几千名投标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国100多家企业。中标的厂长、经理们必须拿出自己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和全部存款，作为风险抵押。

    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种不同的切人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

    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企业占56.0%，集体企业占35.4%，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占8.6%。

    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多次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远没有农村改革之初那么简捷，那么便当，那么一帆风顺。

    1983年开始的价格体系改革一直使我们进退维谷。价格不反映价值，使企业无法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活力，随着原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间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来越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病：流通体系的混乱，“官倒”的层层盘剥，致使承包企业叫苦不迭。

    物价飞涨与分配领域中的“脑体倒挂”现象，一度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大社会热点。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早有共识：物价改革“闯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着棋，不“闯关”不行，“闯关”则风险大矣！

    好比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旧城拆迁工程，若干年后市民们即可望搬人宽敞、漂亮的新宅；然而，在拆迁期间，市民们则不得不暂时去住简陋的工棚——这就是改革的“阵痛”，也即改革设计者们所担忧的“群众承受能力”。

    1988年，龙年。老百姓说：“龙年主凶。”

    中国的改革大船驶人这段航道时，果然遇上了狂风大浪，船体骤然摇荡，船上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怎么回事？”

    银行及各储蓄所柜台前突击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长龙。

    从改革中刚刚得到一些实惠，收人刚刚增多了一点的中国消费者，敏感地意识到货币在贬值，匆忙丢下手中的工作，离开生产岗位，盲目地冲向以短缺商品为背景的市场，抢购家具、家用电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单、被面、衣物、食盐、肥皂、火柴、铁锅……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阳……从城市到乡村相继发生全民“抢购风”。

    终于拉响了经济紧缩的警报！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紧急召开第二十次总理办公会议，做出一系列做好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决定。40多项条例、办法、法规、决定、通知从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个企业……

    中国的市场从癫狂状态中渐渐地平稳了下来；从迷乱中冷静下来的中国人开始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战略决策！

    风云变幻的1989年。

    由于长期累积的基本建设战线投资过大、消费基金持续上升、社会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很快让中国人吃到了苦头。

    一个集体无意识现象是市场疲软，并非生产过剩。

    人们积聚货币而不购物，全国个人储蓄存款余额高达8000亿元，手持现金近2000亿元；商场资金周转困难，忍痛大减价、大甩卖；厂家生产的产成品大量积压，截至1990年6月底，工业品积滞总值达2500亿元，每天仍有2亿元的滞销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入仓库；一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半停产或停产；上千亿元的“三角债”链条越勒越紧，生产效益持续下跌，发展速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同时感到了震惊！

    风风雨雨，备尝艰辛。

    经过近三年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启动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指数大幅度回落（基本控制在6.0%左右）；农业连年丰收；维持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经济、政治、社会日趋稳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宏观环境。

    然而，现实面临的困难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业实现利润下降，产成品库存量继续增大，“三角债”前清后欠，经济效益下降趋势尚未扭转。

    部分地区财政减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巨额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800亿元），导致赤字扩大，国家财政困难增大。

    一些主要经济关系尚没有理顺，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个人倾斜，国家财政收人在国民收人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人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问题的症结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直接相关联。

    邓小平胸怀坦荡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举行座谈，广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共同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献计献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路向：转换经营机制，将企业推向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13个年头。

    改革之艰难自不待言。

    旧经济体制的败叶虽被纷纷摇落，但仍有枯枝拖曳不倒；新经济体制的芽苞已绽开枝头，但花蕾并未全面绽放——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宛如在两座山峰的峡谷间奔湍飞泻。

    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我们面对东方文明古国可以喊一声：这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第四集 走向新世纪

    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诊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古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2世纪，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长达7000公里、历千余年而不衰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和中世纪连接人类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无与伦比的纽带。

    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200余年的闭关锁国，结果导致愚昧落后。

    当今世界，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开放型世界。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邓小平科学地阐述：“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告诫国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一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八面来风……

    深圳文锦渡——多么忙碌的海关。

    中国改革的试验场通过这一关口，顿然变得五彩缤纷，气象万千。

    打开国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呈现跳跃式发展的态势——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要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强调说：“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次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的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就撰文评论道：“这一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果敢的战略性决策。

    与香港一河相隔的边陲小镇深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在荒滩野岭上耸立起一座繁华并不亚于港岛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深圳拓荒牛们创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连颇挑剔_的日本商人也心悦诚服地赞叹：“这种近乎‘天方夜谭’似的速度是领风骚于青史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带——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一个高潮。

    1985年2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沿海经济开发区，旨在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制定“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其后，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对东欧等国家的经贸关系——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由点及面，从沿海到内陆，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辐射的周边开放格局。

    邓小平多次强调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世界也许不会关注这样一个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这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早已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中的头等商品。

    而一度为中外新闻传媒频频曝光的北京“吉普风波”，则几乎浓缩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部艰辛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车制造厂同美国汽车公司开始洽谈合资办厂，一谈就整整5年——无数次的嗟商、公文旅行的扯皮、来自旧体制和旧传统思想的禁锢，给这个刚刚起步的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这不仅仅涉及一个合资企业的命运问题，而且关乎整个中国对合资企业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的信誉问题——直至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布什、贝克等共同出面干预，难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长李·亚科卡万里迢迢来华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后，颇为感慨地说：“我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同样风格的“讽刺小品”，在秦皇岛市也上演过一次：为创办一个合资企业，为盖公章，专门配备两辆小轿车上下左右奔波，总计盖了201个图章，花费达7万元之巨，手续却还没有办理齐全……

    国务院迅即颁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21条规定。虽有人戏称为“二十二条军规”，却一再为绝大多数来华投资的外商所称道和赞许。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

    广告，不仅是信息时代商品消费导向的媒介，还是西方社会政治运作中政治家们登上政坛的阶梯。

    在中国，广告也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尺度。

    没有硬性规定，但似乎人人都明白：几年前，在北京长安大街——这条世界著名的长街上，是不允许悬挂广告牌的，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街”。而今时过境迁，又有谁能遏阻它对商品经济的依依恋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长安街边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广告大会。大会联合主席、美国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话颇含深意，他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样的大会，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性及其通过贸易与合资来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1991年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2%，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方经济界人士发出惊叹：中国的广东省将很快成为继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之后的“亚洲第五小龙”。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市，创办经济特区10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全市批准外商投资合同1075份，协议投资金额达30.55亿美元，正式开业的“三资”企业已达648家。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毛泽东的著名诗句让人们熟知了闽西片浸染过鲜血的崇山峻岭。如今，在交通尚不发达的闽西山区，一个小小的龙岩罐头食品厂，利用山地综合开发的优势，凭借对外开放之雄风，使其罐头、饮料产品居然远销至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年创汇额达150多万美元。

    时光流逝，花谢花开。

    截至1991年年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在我国注册登记的已达37215家，注册资金达460亿美元。“三资”企业如繁星般洒落在中国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忆是尴尬的，而敢于回忆是自信心的体现。

    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的大致相等；1980年，只有日本的1/4；1985年，退到只有日本的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联邦德国抓住契机，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成为经济强国；而中国正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调整期。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的海洋中游泳，成就卓然；中国却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从1986年起，国际经济开始了第三次大调整，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大规模转移。中国紧紧抓住了这次调整机会，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果敢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

    美国亚洲经济问题专家罗斯托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的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自己又加上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1983年，罗斯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姗姗来迟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经飞得很高很远了；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以极强的加速度飞上了蓝天；而中国，将作为亚洲的第三航班，很快就会起飞。

    无疑，中国的十年改革开放踏进了一个轰响的历史，将中国经济推至起飞的临界点！

    苏联经济界人士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奇迹，中国的国民生产增长率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

    英国《每日电讯报》一篇题为《中国：一个新的旭日东升之国》的报道，则以感慨的笔触写道：“一想到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活跃起来并实现工业化，西方产业界人士的心中就感到一阵恐惧。这个巨大而仍然相当神秘的国家不仅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其实，19世纪曾经纵横驰骋、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中国，是一只酣睡的雄狮。让它睡吧。因为，它一且醒来，会撼动世界的！”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再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出的人类灿烂文明已无须细说。据统计，在世界首富之国的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12万至13万人，其中华人占了3万多；在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各分会担任主席的，一半以上是华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中，三分之一是华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了三分之一；在美国80多所大学中，华人教授就达1500多人；在美国“高技术心脏”硅谷，华人当经理的就有上百家公司……

    毫不夸张地说：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中华炎黄后裔所锻造出的一双双如青铜般坚硬的手臂，共同擎起了美利坚合众国现代文明大厦的巍峨屋脊！

    经济生活国际化是人类现代文明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勃兴，生产力的社会化，势必曰益超越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狭隘界限，从而将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推向国际大舞台。

    当今，太平洋地区的科技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新技术革命，天赐良机，为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带来大好机缘。

    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深信不疑：当时序演进到2000年，亚洲将超越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最为瞩目的经济实体。

    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环太平洋地区将日益上升，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

    环太平洋地区蒸蒸日上的经济态势，无疑是人类未来史上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

    中国，地处太平洋地区中轴线上，已成为亚太经济战略圈的主要成员国，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长的海岸线，倘若能够紧紧地抓住时机，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近海石油盆地，孕育战略产业，中国之前景将蔚为大观！

    历史并不等待停滞者。

    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了20年。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达也只是20年的事。

    中国，曾经丧失过太多的历史发展机会，今后的10年、20年、5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啊！

    199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告诫国人，在今后的10年、20年，对经济建设这一条要紧紧抓住不放，所有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进一步坚定地说：“改革会有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承受，而停止甚至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才干了10多年，如果再这样干上20年、30年、50年，一直干下去，中国的面貌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

    我们听到了激荡的浪涛在不远的彼岸拍响，那是新时代的吶喊。

    未来存在挑战。

    科学巨子钱学森指出：“中国要在下一个世纪发展高度知识密集型的农业型产业，同时补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迎头赶上第五次，准备第六次，第四、五、六次产业革命一气呵成，其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这是推到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带有世纪性的历史选择。

    中国人必须奋起于忧患。

    后来者更须百倍努力。

    历史注定了我们这一代只能是奋争的一代，艰辛的一代，奉献的一代和开拓进取的一代。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了十余年，应该说石头已经摸到，过河的方向也已经明确。

    邓小平高韬伟略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警醒，走向富强、昌盛、民主、文明的必由之路……

    附：《十年潮》主题歌

    托起一个太阳

    我们耕耘土地，

    收获一个理想；

    我们扬起风帆，

    去追赶明天的希望。

    啊，五千年寻梦十亿人奋发，

    一路兼程几度风霜。

    纵有长歌浩叹，

    何惧挫败悲伦。

    用黄河的血液长城的脊梁，

    托起一个新鲜的太阳！

    （原载1992年5月25~28日《光明日报》，同名电视政论片由中央电视台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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