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忠    李荣明

    编导    万昆

    （一）

    武汉市一位叫宋先伟的76岁老人，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拾荒所得，7年时间内先后收留了30多名流浪儿，又先后帮助29个流浪孩子找到了父母。如今年事已高而且疾病缠身的宋老伯在有生之年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让最后一个流浪儿蒋川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为此，去年下半年宋老伯带着蒋川两度入川，总共见了近百名认亲者，有的甚至还作了亲子鉴定。但结果最终还是令宋老伯感到失望，因为这些认亲者当中没有一个是蒋川的亲人。

    带着遗憾和惆怅，宋老伯和蒋川回到了武汉，寻亲之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武汉市江岸区下正街的一处简陋住所，宋先伟老人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屋里的两张床上一共挤着4个被他收留的孩子，蒋川也在其中。

    蒋川，骨龄测试今年19岁。七年前在武汉街头流浪的时候遇见了宋老伯，之后宋老伯把这名流浪儿收留在家。

    洗漱完毕后，宋老伯第一个任务是给孩子们买早点。为了满足每个孩子不同的口味，宋老伯每天要跑好几个地方。

    自从两个月前带蒋川从四川寻亲回来后，宋老伯的身体看起来非常虚弱，走起路来步伐沉重，而且显得心事重重。宋先伟说：“我自己就感觉好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我就想别的孩子都能安排，因为有家，有亲人，他们家里可以把他们接回去，但是就是蒋川没有，所以我想了了这个心愿，在我未死以前，给蒋川找到一个家，使他和他的亲人在一起，我自己也放心了。蒋川说自己是四川省的人，但他不晓得是哪一个县，也不晓得哪一个村、哪一个庄，不晓得是什么地方。”

    七年来，宋老伯一边带给他家的温暖，一边四处寻找他的家人，但由于蒋川能回忆的线索太少，这件事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当初我还有很大的信心，我感觉到至少有80％的把握，现在我感觉这个信心越来越少了。”宋先伟沮丧地告诉记者。

    对于给蒋川找家这件事，宋老伯有点心灰意冷了，但他还是希望记者和蒋川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帮他再找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于是，记者抽空和蒋川攀谈了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是姓蒋，叫蒋川呢？”

    “我学校的人都这样叫我。从来没改过口。”蒋川肯定地说。

    蒋川唯一能肯定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至于父母名字，蒋川就含糊不清了。另外，由于蒋川不识字，记者建议他多去描述一些场景，争取把抽象概念形象化。在交谈中，蒋川提起了他家乡的一所学校。

    他说，那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学，有个三层教学楼，外边是一条街，距离学校不远处有一条河，他去学校会经过一座桥。

    按照蒋川的描述，记者在纸上画了一幅图并得到了蒋川的认可。接下来，蒋川又告诉记者他曾经去一个水库玩过。

    “那个水库有多大？你能想一想吗？”

    “反正有点大吧。”

    “一望无际，还是你能看到对岸？”

    “反正有点大，我也说不上来。”

    “有大坝吗？”

    “有大坝。”

    对于在哪里，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与家人失散这个问题，蒋川说现在也想不起来了，而且一想起来这个问题脑瓜子就很疼。

    在这之后，宋老伯也补充了几条信息：一是专家认为蒋川具有川东口音，二是蒋川在2002年曾被当时的武汉收容遣送站遣送到四川省达州市：三是蒋川说在武汉流浪期间，曾在火车站看见有人拿着印有他相片的寻人启示找过他，由于蒋川不认识那个人，所以当时躲开了。

    记者采访期间距离春节很近了，宋老伯收留的几名流浪儿的心情变得烦躁起来，有时候甚至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时不时会出现争吵和打闹的情景。有经验的宋老伯告诉记者，每逢重大节日来临，在外流浪的孩子们心理显得格外脆弱，这是他们思乡心切的一种表达方式，蒋川也不例外。

    看见蒋川和其他流浪儿躁动不安的样子，宋老伯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告诉记者，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宁愿客死在他乡，也要把蒋川送回到他的父母面前。

    为了照顾宋老伯的身体，大家建议还是先在武汉开始第一步的调查。如果像蒋川说的那样，家人曾经在武汉火车站寻找过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站报过案，要是能查到当时的报案纪录，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06年1月10日上午，宋老伯带着蒋川来到武汉市铁路公安部门。民警们从档案库里调出了当年的资料，一本本地翻阅查找。几个小时后，在所翻阅的档案资料中并没有发现与之相吻合的历史记录。

    铁路民警告诉宋先伟说：“我们刚刚查阅了94年初期大量的档案资料，也联系了一下其他的兄弟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时间跨度比较大，再一个人员的变动，我们公安部门人员的变动也比较频繁，我们推测可能当时报案的这个孩子家长到各个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到基层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可能公安机关已经给予了答复，当时没找着，现在找有一定的难度。”

    民警们还说，寻人启示属于一种救助行为，公安部门是通过发传单、广播、现场找人等手段进行查找，如果找不着会给求助者一个答复，之后就不留底了。

    从武汉市铁路公安局出来后，宋老伯表示想去湖北省公安厅去看看，他说从来没有在湖北省人口信息系统中查过“蒋川”这个名字，说不定蒋川有可能是湖北人呢，但结果又是不理想。

    公安厅的民警遗憾地告诉宋先伟：“从湖北的网来看我们分了几个城市查找，对这个蒋川这个人我们分为蒋川，或者是蒋什么川这一个名字来查询，在17岁到22岁这个数段里面没有这个人的信息，从百城联网的四川信息系统上面来看，目前这个系统联网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查到他的基本信息。”

    去年6月，宋老伯给四川省公安厅写了一封求助信，在信中宋老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蒋川已经大了，因为没有户口，无法上学读书，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挣钱，自食其力。四川省公安厅非常重视，经过讨论决定，把蒋川的户口上在四川省宜宾市。蒋川的身份解决了，但他的亲人到底在哪儿，想要揭开蒋川的身世谜底，前面的路还要走多远？宋老伯心里是怎样盘算的呢？

    1月10日这天晚上宋老伯从外面办完事，刚一进家门，屋子里的孩子们就嚷嚷开了：“刚才来两个人他说找他儿子，小孩是83年的，他说他姑妈没时间来，然后他就走了，给你打电话，打了一次电话叫你回来，他说你说的7点钟过来，但他说他赶车子去了，他就走了，他说他姑妈说会去成都去找你们。”

    原来，宋老伯前两次入川给蒋川寻亲时，四川省公安厅为此在许多媒体上为蒋川刊登了寻人启示。现在，宋老伯每天都能接到询问电话，甚至还有人登门来辨认。

    “他没有带着他小孩的照片？”宋先伟着急地问在家的一个孩子。

    “就看着这个照片看着像嘛，他看了好久，他就说就是的，像，像，像，我说我觉得不像，他总是说像像像。”

    “他没有拿他孩子小时候的照片过来吗？”

    “拿了那个小孩4岁的照片。”

    “感觉像蒋川吗？”

    “不像。”

    和宋先伟说话的这位名叫杨波，四川省达州市人，和蒋川年龄一样也是19岁，前年因和家人赌气离家出走，之后流浪到武汉，去年12月份被宋老伯收留。当宋老伯了解到杨波家里电话时，马上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并答应今年春节前亲自将杨波送回家乡。

    1月11日，宋老伯决定这天上路。出发前，他给杨波买了一套新衣服。记者看到杨波换上了新衣服，于是上前问他即将回家的感受。

    “真到了离开宋老伯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有点舍不得吧，还想在这里。”杨波流露出一丝恋恋不舍。

    “跟宋老伯在这呆多长时间了？”

    “没呆多久，半个多月吧，我也是小川介绍我来的，开始不认识他们。”

    杨波是四川省达州人，立刻让人想起蒋川曾在2002年遣送到达州的那个细节，蒋川在接受采访时，记者提起四川省内的任何地名，他都感到十分陌生，而且对“达州”这两个字也没印象。但问题是，四年前的蒋川为什么会提到“达州”这个地方？

    大家感觉这个细节不能忽略，于是综合蒋川之前曾提起的其他线索，宋老伯迅速与四川省公安厅进行了联系。没过多久，对方就提供过来宋老伯所需要的信息：达州市有两处水库与蒋川描述的非常相似。这个信息让宋老伯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蒋川找到了那座水库，也就差不多找到他的家了。想到这，宋老伯当即决定让蒋川和他再次入川。

    宋老伯出发前向武汉市民政部门进行了汇报，得知宋先伟老人准备再次入川为蒋川寻亲，武汉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马上赶过来为他送行。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王献良在送行仪式上拉着宋先伟的手说：“你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学习啊，政府它是赋予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的职责就是救助流浪儿童，你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们。”

    民政部门给宋老伯带去了春节慰问金，之后又看望了被宋老伯收留的孩子们。当记者问到怎样才能规范来自民间的救助行为时，民政部门同志说：“我想这个社会爱心人士做这个事情。我们不一定希望把这个救助整个过程的事情都做完，他可能做好一个环节的事情，比如他把这些儿童，他发现这个儿童在什么地方，把他接来以后，他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尽快把他接到我们救助部门去，或者是我们帮他送回原来的家庭，就是不一定要求他做好全过程的事情，做好某一个环节的事情，政府部门就配合起来，这样就会更好的落到实处。”

    临行前。宋老伯提议大家照一张全家福留作纪念。

    1月11日下午5点，宋老伯带着蒋川以及将要被送回家的杨波，坐上了开往达州市的列车。这一次入川，宋老伯的心愿是否能够实现，蒋川的命运是否会出现转机，大家只能暗自祈祷。

    （二）

    为蒋川寻亲的事有了眉目，同时老人和蒋川之间一段持续7年、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断断续续的浮出水面。

    宋先伟1930年出生在汉口，19岁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左腿还负过枪伤。之后转业到地方。由于亲生儿子早年去世，1982年宋老伯老伴去世后，老人多少有些孤独。1999年3月的一天，退休多年的宋先伟像往常一样出门溜达。不知不觉，他已走到了繁华的江汉路，就是在那天，宋老伯遇见了蒋川。

    宋先伟回忆说：“我当时看他的时候，他搭了一个小窝棚，就捡的一些破三合板搭的小窝棚，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睡觉。”当时的一幕，触动了老人最敏感的神经：“我看到他们在外头流浪，可怜，所以出于一种同情心，找一个小孩在我身边，我一方面可以照顾了，另一方面可以跟我说说话，做个伴。”

    当时，流浪惯了的蒋川并不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蒋川回忆说：“那是的，那时候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最后，宋老伯的真诚打动了蒋川。他和宋老伯回家了，到家后老人烧上热水，为孩子洗了澡，又换上了新衣服。当天买回了影碟机，还租回了动画片。那个晚上，从未看过动画片的老人，陪着孩子看完了所有的节目。

    蒋川的到来，让宋先伟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老人的小屋有了些喧嚣。收留蒋川以后的7年里，老人又先后收留了30多个流浪儿，他的家也成了流浪儿的家。

    他收留的流浪儿遍及全国各地，有东北的，有甘肃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有江苏的，有四川的……

    在这几年里，陆续有流浪儿与家人联系上了，就立即送回去，没找到家人的，就住在宋老伯家里，有的一住就是几年。最多的时候，住在宋老伯家里的孩子，多达15个。孩子多了，老人家租住的小屋就更拥挤了，操心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到现在为止，宋老伯还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宋先伟说：“单位说要房子的时候，我感觉到有蛮多年轻人要结婚，我说，到最后总是有的，结果到最后，退休了以后，房管政策一改，改革开放一开始，要买房子，我一个孤老头子，每个月拿一点工资自己吃饭都不够，哪里还谈买房子呢，所以一直租房子住。”

    开始收留流浪儿之后，宋老伯的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了。不少房东都嫌弃他和孩子们，所以老人家经常搬家，一年搬个四五次都是经常的事情。

    邻居们对宋先伟的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了解。他们向记者说：“这一条街几乎他都租过，真是一个好老头子，他好像就是说到处打游击。”

    邻里街坊们也知道，宋老伯仅靠每月7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不够养活这些捡回来的孩子们，一个中年妇女告诉记者：“他退休之后有几百块钱。都用在孩子身上。当初在这个屋的时候，这个刚刚租，那时候还是平房，那有六七个七八个那个小孩，比他还小都带回来，他就把他们带回来，帮他们洗澡，洗衣服，做饭他们吃，后来因为他一个人工资养活不了，他就带着小孩拣垃圾，就维持一下生活，他从来也不跟单位讲，也不给政府添麻烦，就是这么一点小孩带回来，你们街道民政局或者帮助我一下，但是他从来不找，都是他自己。”

    采访期间，宋老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房租，水电，加在一起400多块钱，煤要100多块钱，还剩一二百块钱根本不够，米，油，都有一二百块钱，还有菜，再有小孩子还要穿啊，吃啊，零食啊，这些东西，小孩们都在生长的时候，生活不能太差了，使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所以在这些方面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我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等于说自己艰苦一点，能够保证他们生长发育的好。”

    “钱不够怎么办？”记者感到不解。

    “拣垃圾，完全靠拣垃圾。”

    “一直坚持拣吗？”

    “一直坚持拣，天天拣。”

    “拣垃圾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拣垃圾一个月，因为我不是我一个，把他们都带着去拣，每个月可以拣到六七百块钱，拣得好的话，拣得不好也拣三四百块钱，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为了让孩子吃饱、吃好，老人家自己的一日三餐，一般都是就着孩子们吃剩的残汤剩水吃一碗米饭。自从宋老伯的家变成“流浪儿中转站”后，他的生活开始过得异常艰辛，而孩子却感到很快乐。

    “你从小就一直缺少家里的温暖，你觉得爷爷能给你吗？”记者问蒋川。

    “能。”

    “宋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亲爷爷一样的。”

    宋先伟老人收留过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每个孩子流浪在外有着各种各样辛酸的经历。有的是因为父母离异，孩子成了累赘；有的是被拐卖，中途逃出来，有的是因为走失找不到家的；甚至还有在家受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的。但是，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流浪背景，宋先伟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所有的孩子送回家。现在，宋老伯的家里一共住着4个流浪儿，除蒋川外其他三人都已经被宋老伯找到家了，但他们为什么有家而不回呢？

    张雨，今年13岁，贵州省人，三年前在武汉流浪时被宋老伯收留，除蒋川外，就是他在宋老伯家里生活时间最长了。

    记者问宋先伟：“他的家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他有一个哥哥。”

    “他不想回家？”

    “有一个哥哥，哥哥18岁，在外面打工，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还可以养活他呢？”“那他父母呢？”“他父亲死了。”“母亲呢？”“母亲嫁到重庆去了，根本就不要他了。”记者在武汉采访时，正巧碰上一位从江苏徐州赶来的男子。他是在看到宋老伯为孩子找家的报道后，马上从老家赶了过来的。他找上门的目的就是想助养张雨。

    采访期间，我们很感兴趣这位来自江苏省徐州热心市民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对记者说：“这个事情我早就打电话给宋大爷了，我说我帮你收养一个小孩，因为我们按照这个杠杠我是不合格的收养小孩，因为我有孩子，你这么大岁数都能做到这么多，何况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我也是挺可怜的，一般在街上流浪的小孩或者捡垃圾的小孩看到以后我也挺同情的，所以我给宋大爷打电话，宋大爷就把他的情况跟我说了，连他的照片和宋大爷写的信都给我寄过去了。我这两天正好赶到天气不好，我在家不能做生意，我就赶过来了。”

    宋老伯说，张雨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他也渴望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但由于自己状况已经无力承担这笔费用，于是，他四处联系，希望能有好心人来帮助张雨，为他提供读书的地方和费用。但是，张雨却不接受宋老伯和他人的好意。

    “因为我不想离开我爷爷。”张雨辩解着。

    “还有第二个原因吗？”记者接着问他。

    “第二我不知道去那里是好还是不好，去那里怕住不惯。”

    “感觉到不知道到那里住得好不好？”这位徐州热心人奇怪地问张雨。

    “嗯。”

    “我已经跟你说了，到我那个地方是来去自由。”热心人解释着。

    “我管你来去是不是自由，管我什么事，反正我是不会去的，我告诉你实话，实话实说，有什么。”张雨口无遮拦地说到。

    “张雨，你能理解他为什么让你去吗？”记者问张雨。

    “不理解。”

    “你觉得他是好心还是不是好心？”

    “害心。”

    “害心，你怎么能体会到我是害心？”这位热心人有些急了。

    “我看到你的心是黑的，不是红的。”

    宋老伯说，常年流浪在外的孩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会轻易信任别人，13岁的张雨也不例外。流浪儿许多都和张雨一样，只信赖宋老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宋老伯只好想别的办法了。

    宋先伟告诉记者，湖北省沙市有一个汽车零部件公司老总，他看到宋先伟的壮举后表示，他们有一个零部件加工厂，大概有100多个工人，他说宋先伟的孩子不管有几个，不管他的文化程度高不高，将尽一切的力量来培养他们，让他们学一门技术，再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资，他们的住处，一切都由他来包管，同时他还要宋先伟同他们一起来，公司给老人家你养老送终。

    但是，宋老伯考虑到这些孩子长期在外流浪，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没有文化，缺少教养，他担心这样的救助会给企业和社会增添负担，于是宋老伯现在平日里一有空闲时间，就教这些孩子识字，教他们懂法，不学坏。

    “一般到我这儿我不允许他们犯罪的，对这些方面我都教很严的，我都不要他们拿别人的东西，有时候垃圾桶里，拣到别人的一些东西，我都打电话叫别个拿去。”宋先伟强调着自己的原则。

    宋先伟老人今年已有76岁高龄了。几年前被诊断出许多老年病，医生告诉他如不注意保养，病情会加速恶化，甚至会危及生命。但宋先伟要把所有孩子送回家的念头却让他停不下来。这些年，为了和孩子们的家长联系，老人家不知道写过多少信，跑了多少路，他的身体吃得消吗？孩子们都清楚吗？

    “他都有什么病？”记者问蒋川。

    “脑梗塞，还有一个叫什么病，我也说不上。”

    “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就像抽筋一样的。”

    “你害怕吗？”

    “都习惯了。”

    2004年4月，宋老伯脑梗塞突发，被孩子们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今年，老人又因摔倒骨折入院了。

    一月中旬的武汉，气温变化无常，宋老伯收留的4个流浪儿中，两个患上了感冒。这使身体本来就虚弱的宋老伯，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你觉得现在这日子过得苦不苦啊？”记者问宋先伟。

    “不苦，比起我过去那些战友和我们在战场上那强千倍万倍了。”

    “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很好，很好，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工资高低我都没感觉到，要比战场，比现在一些农村贫苦的老百姓我们已经是在天上了。”

    宋老伯说，他感觉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孩子们怎么办，蒋川怎么办？让蒋川回家，成了老人现在最大的心愿。

    列车已经慢慢驶出了武汉，宋先伟老人的心愿能否最终变成现实，前方的寻亲道路会是一帆风顺吗？

    （三）

    四川省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与重庆市和陕西省接壤，共有六百多万人口，素有“川东明珠”之美誉。

    2006年1月12日凌晨4点，宋老伯一行抵达达州市。上午9时，他们准时来到达州市公安局。

    座谈开始前，宋先伟首先站起来给在场的人鞠了一躬：“我首先感谢达州市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的各个领导和各个有关负责同志对我的蒋川寻亲的过程中，大力的支持、关怀、帮助表示感谢。”

    宋老伯这次来达州市给蒋川寻亲，当地政府非常重视，除了公安部门外，教育部门、民政部门、水利部门、新闻媒体都参与了进来，他们表示将为蒋川尽快找到亲人提供必要的支援。这天上午，在达州市公安局会议室，有关人员和宋老伯召开第一次信息分析会。

    首先，宋老伯解释了选择达州来寻亲的原因：“根据蒋川他自己幼时的回忆，和跟我这么多年，他所谈的一些事情，回忆的情况，我综合向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他说的有一些事情，好像和达州相关，尤其我前几天收留了一个达州的孩子，他们两个交谈起来，有些情况和他们所说的达州的生活习惯，一些相关的情况，家庭的一些习俗，他都一致的，所以这样子，我就第三次，再一次为他寻亲来到达州。”

    之后，宋老伯将蒋川所提供的线索逐一向在场的有关人员作了介绍。在听取介绍中，达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让文对一个细节发生了兴趣，他马上给有关部门打去了电话：“他说了一个特征，我想可能与达州稍微相关一点，所以我想打一个电话问一下，他那个中心小学我再问一下，杨局，中心小学他附近有没有河啊？有没有河和桥？”

    正当会议进行过程中，民警同志说杨波的父母从乡下赶到公安局接自己孩子了。杨波听说父母要到这里接他，一下子就急了。

    “不要叫他们来。”杨波转身要走。

    “怎么了？”宋先伟莫名其妙。

    “我过去就行了，我跟他们一起回家就行了。”

    “为什么？”在场的人一致不解。

    “他怕上电视。”宋先伟在旁边打着圆场。

    达州市公安局的民警马上安慰杨波，并说想让他协助警方介绍蒋川的情况。

    “你们平时也没说四川话，你怎么能听出他是这儿的口音呢？”警方好奇地问杨波。

    “他经常骂人，就说四川话骂出来了，一骂出来，我就好像听出来是我们那里的人。”杨波十分肯定地回答。

    正在交流中，杨波的父母走进了会议室。记者问他们“他出走多长时间了”？

    “出走有两年了。”

    “两年一直没有回家？”

    “没有。”

    宋老伯把杨波近来情况给他们进行了介绍，听后他们握住了宋老伯的手，激动地说：“我们只是对老爷爷表示感激，非常的感激，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不在了，当时也很心急，有这个老爷爷对孩子去引导，不会去干坏事，所以我们对老爷爷是比较感谢。”

    杨波和他的父母走了，蒋川坐在一旁，情绪有些低落。看到这种情况，民警同志安慰蒋川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你照一张照片，在我们本地的报纸说登一下。就是哪些家走失了小孩，可以来联系一下，因为长相像父亲母亲的话，那种感觉，可不可以？”蒋川点头同意了。

    宋先伟带着蒋川第三次来到四川，之所以选择达州市，是因为蒋川在他的记忆当中只对“达州”这两个字隐约有点印象，而且说他在家乡的时候，自己曾经步行到一座有堤坝的水库游玩过。经过向当地水利部门咨询，宋老伯得知达州确实有两座水库与蒋川形容的比较相似。这其中是否会有蒋川所要找的呢？

    到达达州的当天下午，在当地同志的引导下，宋老伯和蒋川开始了第一次实地考证，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大竹县的乌木水库。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到达大竹县。在去水库的途中上，民警同志几次将车停下来。让蒋川辨别一下他所提到的学校和周围环境。这几个学校蒋川都表示没有印象，不是学校外观不符合就是没看到他曾经提到了那条河。

    当地民警同志就这样带着蒋川走走停停看看，蒋川说这里的自然环境与记忆中的家乡差不多，这让所有人更增加了信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寻亲一行终于到了乌木水库。蒋川的表情让大家非常沮丧，他表示这里不是他提到的那个水库。

    “不是这个样子，比这个高一些，比这个还高一半。”蒋川比比划划，一个劲地摇头。

    “那就是最大的水库了，最高的水库了。”当地水利部门同志挠了挠头。

    “比这个高一些，只看到下面是平的，不像这个样子，坝上面还有走的车子。”蒋川边走边嚷嚷。

    蒋川的辨认结果虽然令大家失望，但乌木水库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物，记者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让蒋川更清晰地描述一下他记忆中的那座水库。

    “还有什么不同吗？这个坝长不长？”记者带着蒋川在坝上慢慢地走着，好让他一点点地拾起封存的记忆。

    “稍微比这个长一点点。”蒋川十分肯定地强调。

    “宽度呢？”

    “有人行道。”

    “宝石水库就可以走车。”在场的人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这位同志说的宝石水库是位于达州市开江县的一座大型水库。在场的人说。蒋川所描述的样子与那里非常接近，可民警同志却认为蒋川口音不像是开江县的口音。

    宋老伯带蒋川到达州寻亲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有点失望，但大家在失望中还是看到了希望，也许宝石水库就是蒋川要找的那一个，但愿吧。

    宋老伯在达州的另一个任务，是安排蒋川和事先约好的寻亲者进行见面。这些人有的来自本地，有的则来自四川省其他地区，他们大都是在媒体上看到了宋老伯为蒋川找家的文章或节目。并认为蒋川十有八九就是自己失散的孩子。这次在达州的认亲会会出现宋老伯期盼已久的场面吗？

    1月13日上午，与蒋川面对面相认的寻亲者陆续出现在达州市公安局里。寻亲者一一上前，脱衣服、看头发旋涡、对比照片，但多数人都失望了。

    为了解开蒋川2002年被遣送到达州之谜，记者当日来到达州市城市救助管理站了解情况，并查到了当时的档案纪录，但上面只有简短的一行说明。

    达州市民政局同志告诉记者：“当时2002年蒋川15岁，就是由武汉市送到我们达州市收容遣送站，他当时报的那个地址是达县的，过后我们送到达县去以后，达县查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以后，达县就送到我们达州市收容遣送站，到收容遣送站之后，我们又退回了武汉市收容遣送站。”

    达州市救助管理站能够提供的情况就是这些，看来要想在这次寻亲之行中有所收获，只能依赖蒋川自己的记忆力了。

    于是，宋老伯决定带蒋川赶往位于开江县的宝石水库。大家都知道，这是留给蒋川在达州市最后一个实地辨认机会了，但这次同样令所有人失望。蒋川依旧不认可这个水库就是他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坝宽应该有20米，坝上面还有桥。”蒋川红着脸说。

    “桥上通车吗？”记者很疑惑。

    “好像有车子，好像车是相反方向开的。”蒋川在解释。

    此刻，大家的心情糟糕得很，每个人都知道这次蒋川的达州寻亲之行也许凶多吉少了。记者在宝石水库与四川省水利厅的专家进行了咨询，专家说。像蒋川所形容的水库大坝在国内非常罕见，四川省境内恐怕没有。

    宋先伟在一旁沮丧地看着天空，脸上露出了疲惫神态，记者上前向他询问到：“你觉得像我们寻亲的这种路途前面是怎么样的？”

    “前途渺茫。”宋老伯连说话都没了底气。

    “你发现没有，他每次到一个新地方其实都在激发他的一些回忆？”记者安慰宋老伯。

    “但他这个回忆有时候也是不完全的。”

    “会有一些关键性的错误吗？”

    “对。”

    “你在哪方面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原来跟我讲的，他刚到的时候好像没有讲这些东西，他那时候就说，他在家里说了一点，就是他的母亲好像有点神经病，是脑子不大好，经常在吃药。吃药的时候他经常到屋里把他妈妈的药，就是丸子他经常偷吃，所以他的脑子，他说他的母亲脑子成天在家里不是太好，我估计他可能也有点遗传，脑子是不是有点不大明白。”

    宋老伯的话让大家多了一层沮丧，难道真像他所说的，蒋川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看到老人家极度疲惫和虚弱的身躯，大家建议宋老伯暂停这次寻亲行动。

    （四）

    就在寻亲一行离开达州的第二天，记者接到一个从广东省东莞市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名中年男子说自己就是蒋川要找的父亲，而且准确描述了蒋川身上的所有特征。就是因为这个电话，再一次启动了宋老伯带蒋川四次入川的寻亲之旅。

    2006年1月15日23点40分，记者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见到了从广州乘飞机赶来的这名男子，并在机场与他进行了简短交流。

    “你现在能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他是你儿子？”

    “从他这个胳膊被烫伤来看就可以肯定啊。”这名中年男子毫不犹豫地说。

    “这种巧合有很多啊。”

    “那种巧合是没有的。”

    这位男子名叫蒋吉松，今年46岁，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人，现在广东打工。据他说，自己大儿子十年前在家乡失踪，至今没有任何音讯。

    “你儿子从小是叫蒋川吗？”记者继续问到。

    “是。他这个名字从出生后一直到现在就叫蒋川嘛。”

    为了稳妥起见，记者让蒋吉松看了之前采访蒋川的一段录像，看后蒋吉松十分肯定这就是他的大儿子蒋川。

    “十年了，难得一遇，我想起来蒋川当时走的时候我脑海里面一片空白，很多的话我说不出来。”蒋吉松激动地连说话都说不完整了，老泪纵横。

    记者与蒋吉松连夜赶到了达州市渠县。与此同时，宋老伯和蒋川也从武汉乘当日火车正在赶往达州。

    1月16日一早，记者与蒋吉松回到他家的所在地……达州市渠县宝城镇拱市乡。车刚驶进乡里，乡亲们就围拢了过来，看来他们都知道蒋吉松的儿子找到了，一片祝贺声从车窗外飘来。

    途经蒋吉松家的路上有一处河流，河上横跨一座桥，桥面的形状及特点与蒋川所描述的水库大坝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那里，记者向蒋吉松询问了一些情况：“你家周围有水库没有？”

    “只有我们那个地方有水库。到那里去很远了。”

    “大不大？”

    “不大，灌溉三四百亩地差不多，就这么个小水库。”

    “坝上走不走车？”

    “不能走车，哪能走车啊。”

    “坝有这么宽吗？这个桥面大约有五米宽。”

    “没有没有。有这个三分之一吧。”

    蒋吉松的介绍让记者心里一阵阵发冷。

    从宝城镇拱市乡到蒋吉松的家龙湾村还要走一段约5公里的山路，那里不通汽车，只能靠摩托车载人前行。在一通颠簸之后，蒋吉松把记者带到了龙湾村村口，蒋吉松的二儿子蒋利波已经在路旁等候多时了，他的长相与蒋川很相似。

    “对你哥哥有印象吗？”记者与这个小伙子聊了起来。

    “有。”

    “你哥哥离开时几岁啊？”

    “好象九岁。”

    蒋利波的话让记者倒吸了一口凉气，难道蒋川之前所说的四五岁从家乡走失这个信息有误？

    蒋吉松把记者带到了一处破旧的民宅，并告诉记者这就是蒋川的家。此时，从屋子里走出一名妇女。蒋吉松说，大儿子蒋川失踪后，妻子的精神几乎崩溃，原本就有精神疾病的她变得更加严重。

    “蒋川回来时。你见到他能认得出来吗？”记者带着担心问这位憔悴的女子。

    “认识他，我想他回来看看我，想他挣点钱回来，修修房子。”这位女子虚弱地呢喃着。

    蒋吉松家里没有他儿子蒋川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不能最终认定宋老伯收留的蒋川是否就是蒋吉松的儿子蒋川。于是记者向蒋吉松及家人进一步核实情况：“当时他走的时候是多大岁数？上的是几年级？”

    “上学是上三年级了，他年龄的话刚刚满这个10周岁，那个时候是1996年，9月11号下午失踪的。”蒋吉松十分肯定。

    蒋吉松的二儿子蒋利波接着说：“那天是我们一起上学，他班主任陈老师说我们哥俩的学费没交齐，上午把我们从教室叫了出来，叫我们在操场上站了一上午。”

    中午回家饭吃完了去上学。上学路上他们班上一个学生说：你（蒋川）去了，老师还要修理你。我哥哥听到了就有点怕。到最后他晚上没有回来，那天就说失踪了，离家出走了，所以就不知道了。

    那一天，蒋吉松的大儿子蒋川没有再走进学校，一直到晚上，全家人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蒋吉松大儿子蒋川失踪时候的年龄为10岁，当年10岁的蒋川在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吗？蒋吉松说：“当时按照他10岁那个时候，智力的话不怎么好，要是他不是那么好的吧，你要是叫他做差不多的事儿，办什么事的话，他非常机灵的，他是很聪明的。”

    这些年来，蒋吉松对蒋川当年为什么失踪有着自己的分析：“我给他分析了，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比较穷，第二就是，是不是有这个人啊，拐卖他，就是拐骗他。”

    “你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能被别人拐卖走吗？”记者感到不解。

    “当时我这个小孩呢会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小孩当时小的时候，他这个嘴很好吃，喜欢吃这个香的，辣的，就是这些，我就是想这一点可能会骗走的可能性大。”蒋吉松反驳着。

    还记得记者之前采访蒋川的时候，在关于何时、何地以及为何与家人失散这关键问题上，蒋川明确表示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按蒋吉松的说法，当年已经十岁的蒋川应该能记得住自己父母名字和家庭地址。此蒋川是彼蒋川吗？看来这个谜底只有在他们相见的那一刻才能揭晓了。

    1月16日上午11点左右，离村子不远的山上终于出现了摩托车身影，宋老伯和蒋川到了。记者上前问蒋川：“你觉得这个地方熟悉吗？”

    此时的蒋川神情凝重，无论记者怎么提问就是不出声。之后，乡亲们把他和宋老伯引到了蒋吉松的家门口。

    “你可以走进屋子看一看。里面有一张照片，认识他吗？”记者指着房屋正中央摆着蒋川爷爷的遗照向蒋川说。

    蒋川看到照片后说：“不用了。”

    “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你家吗？”

    蒋川低头不语。

    为了让蒋川慢慢地找回往日的记忆，大家事先安排好蒋吉松和他家人暂时在旁边房子里回避。也许是一下子认出了儿子的缘故，蒋吉松忍不住地走了出来，拉住蒋川的胳膊就哭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你爸爸啊？10年了，这个10年当中就不是一般啊，我给你讲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这10年我是走了很多地方，就为了找你啊，走了很多，吃了很多的苦啊，我给你说啊，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痛就是在你身上所发生的，知道不，就是为了你，我告诉你，在你身上花的钱也是不少的”。

    “你的家是什么样的？你看，你走时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一点没有变，当时是说你跟我一块儿到广东去，那挣的钱现在花在什么地方了？孩子想起来吧，慢慢地记吧，你要是记不清的话，再慢慢回忆，今天晚上记不清，明天再记吧，好好地记一下。”

    蒋吉松看到蒋川还是低头不语，一把将蒋川拉进了家门。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拉灯的位置？是不是？慢慢地记啊。”蒋吉松拉着蒋川在屋子里不停地走动，边走边启发着蒋川，之后蒋吉松拿来蒋川爷爷照片。

    “蒋川你来看。这是谁啊？”

    “爷爷。”蒋川轻声说。

    “这的环境和基本状况你感觉是不是你的家？”记者等待蒋川的回答。

    “是。”蒋川脸红了。

    在蒋川和他家人相互辨认和回忆往事的时候，宋老伯默默地站在旁边，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当看到蒋川终于和家人相认了，他独自一人走出了人群。这时候，记者走了过来。

    “我非常激动。这个为了蒋川，我不止一次的付出了我的一切，为了给他找家，哪怕我身体再不好，就说是，为了这个事到最后一刻，我也要坚持到底，帮他找到家。”宋先伟已经泣不成声了。

    “你要是还遇到蒋川这样的孩子你还会收养吗？”

    “我今后继续地在我有生之年，只要能够动，这一刻我都会关怀下一代的生长，关怀这些流浪孩子的生活问题，帮他们找家，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哪怕是真的不能动了，那我是没有办法，只要我能够动一天，我也要为这些孩子找家。”

    这时候，蒋川和全家人来到宋老伯的身边，蒋吉松当场跪了下来说：“感谢，衷心地感谢，要是不是你的话，他不知是流落在什么街头。生死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感谢感谢，我代表我全家真心地感谢。”

    采访札记

    李忠

    寻亲的节目是最具悬念的，它要冒极大的风险，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宋先伟老人为蒋川寻亲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说实话，蒋川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小青年，他在整个寻亲过程中利用了所有人的善意，也为给他找家设置了种种障碍，我们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克服种种阻力，拨开层层迷雾，终于把他送到了家门口。

    蒋川不愿意回家，这是他冷落记者，消极配合最真实的心理写照，但在寻亲初期我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看过节目或者看完之前的文字稿。大家或多或少地能感觉得到。

    蒋川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在武汉被宋先伟老人收留时，他说自己是五六岁时被人拐卖的，而且对当时的情节记忆非常清晰和完整，这说明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较好的记忆力，但令人费解的是，拥有这样记忆力的小孩怎么就会把自己的故乡甚至父母姓名遗忘的一干二净。这个疑问让我们多了一层警觉，而且也在寻亲过程中有过不少次与他的智斗。

    蒋川父亲的证词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原来蒋川是10岁左右自己离家出走的，而且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少年。在蒋川家，他母亲看到十年未见的儿子，亲热地拉住他的手，却被蒋川鄙视地挣脱开了；他父亲让他给恩人宋先伟下跪，不管怎么劝蒋川就是不同意；回家的第二天蒋川又从家里跑出去回到了武汉，尤其忘不了把蒋川领到家时他对记者投来的怨恨眼光，等等。

    宋先伟老人非常伟大，为了蒋川找家，四次拖着病体入川。前两次配合四川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台入川寻亲后，已经虚弱得抬不起腿了，但我们恳求他配合采访再次入川时，他没有任何怨言，毅然决定马上出发。后两次入川之行，艰苦和疲劳程度都大大强于前两次，所受的刺激也多于以往，就是这样，在寻亲中蒋川多次当着我们的面对老人家发脾气，气得老人直发抖。每每这种情况，我们恨不得上去凑一顿这臭小子。

    结束采访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重生、逃脱，甚至感觉从噩梦中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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