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刘玉莲几乎不着家，究竟出去干什么，没跟贺玉兰说起过。甚至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贺玉兰只好留在家里看门和做饭。即使是刘玉莲在家，也不太爱跟贺玉兰说话。两个人各睡各的屋，那感觉像合租这套房子似的。
灯泡厂的所有职工都住在这个大院内。贺玉兰从这里住小半年了，出来进去的也认识几个人。这些人都知道她是刘子壮的对象。在一次出去买菜时，她遇上财务科长的老婆，从她嘴里得知，这些天刘玉莲正在办理上班手续。刘子壮毕竟是死在厂子里，因此，灯泡厂答应安排他的家里人接班，成为正式职工，还能得到一笔赔偿金。
贺玉兰听后颇为失落，但并没感觉到刘玉莲接班有啥不对的。人家毕竟是刘子壮的亲妹妹，又没有工作，接班也是正常的。但让她不舒服的是刘玉莲的行为，不应该瞒着她进行。她想跟刘玉莲要个说法，她当时提出的条件并不高，只需要刘玉莲把事情跟她说明白，再能把刘子壮得的那笔赔偿金分给她一半就行了。可她把意思表达给刘玉莲之后，刘玉莲竟然没答应，说这是他们刘家的事，跟你姓贺的没关系。甚至还说贺玉兰是扫帚星，她哥哥的死就跟她有关。她哥哥在这个厂子干十多年了，年年都是先进标兵，从来没在当班的时候睡着过。是她天天晚上缠着她哥哥，半宿半夜地不睡觉才导致这种结果的。听那口气，现在让贺玉兰在家里住着，没有把她扫地出门，已经算是她网开一面了。
贺玉兰被刘玉莲的这种说法激怒了。她躲在刘子壮的房间大哭一场后，决定与刘玉莲争个高低。第二天，刘玉莲头脚刚走，她就带上与刘子壮领的结婚证和结婚照去灯泡厂了。找到厂长的办公室，她进屋就把这两样东西递过去。那个老厂长看过后，盘问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人事科，让他们把刘玉莲要办的手续停下来，并且打发人从车间里把刘玉莲也叫过来。原来刘玉莲已经在这个单位上五天班了，只是还没分配她具体的工作，每天只是来单位打个照面就行。
贺玉兰出现在厂长办公室里，是刘玉莲没想到的。她见到贺玉兰后，便冷冷地问，你来这干啥来了？贺玉兰并没回答她，她把手里的茶杯抱在怀里，低着头，呆呆地看着鞋尖。老厂长又重申一次厂部对于刘子壮问题的处理决定，只解决一个人就业问题，让刘玉莲与贺玉兰自己协商。两个人沉默半天，刘玉莲突然奔过来，抓起贺玉兰的手说，嫂子，就让我上班吧，赔偿金我分给你一半还不行吗？这次贺玉兰没有退缩，她从刘玉莲的手中挣脱出来，冲着厂长冷冷地说，我只要求你们能公正处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否则，我就起诉，咱们到法院判决。
经过几次协商，贺玉兰始终就是这句话。厂方不想让事态扩大，最后决定，为贺玉兰办理接班手续。所赔偿的金额，也二一添做五，每人一半，单独做表，各领各的。贺玉兰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刘玉莲虽然不满意，但人家手里有结婚证，又有人证明她住在刘子壮家挺长时间了，她也拿不出推翻的理由来，只好默认了。
两个人再次回到家里，几乎就是陌生人了。不但是各睡各的屋，而且是各吃各的饭。贺玉兰做饭时，虽然做着刘玉莲的那份，但刘玉莲坚决不吃。等贺玉兰吃完后，她自己再做。而刘玉莲做饭，只做自己的那份。她对贺玉兰的称呼也变了，直呼其名。
这样别别扭扭生活二十多天后，刘玉莲提出让贺玉兰从家里搬出去。她说这个房子是她父亲分的，房产证上是她父亲的名字，跟贺玉兰没任何的关系，她没理由赖在这里。这次贺玉兰没多想就答应了，她也确实不乐意住在这里。她跟单位把情况说明后，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中。跟那些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吃食堂，过起单身生活。
可是，半个月后的某天晚上，贺玉兰又回来了。刘玉莲打开门，手扶着门框，呆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贺玉兰手里的行李。贺玉兰只是冲刘玉莲勉强地笑了笑，没等她说什么，就从她身边挤到屋里去了。她把行李扔到客厅的地上，来到饭桌边，拉把椅子坐下，端起桌上的暖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两手捧着杯子，并把脸也凑过去，很贪婪地吸取着杯子里放出的热量。
“你又回来干啥？这个家跟你还有关系吗？”刘玉莲关上门，来到贺玉兰跟前，语气淡淡地问道。
“有。”贺玉兰十分肯定地回答。
“啥关系？我哥留下的那点好处全给你了，你还想咋着？”刘玉莲的嗓门立即提高起来，几乎接近喊叫了。
贺玉兰抬头看刘玉莲一眼，只见她脸涨得通红，眼睛中含着愤怒，手指还在指着她，但指尖微微地颤动着。她轻轻地把杯子放下，从上衣的兜里掏出一张纸来，用中指和食指夹着递过去，微笑着说，就这个关系，你自己看吧。
刘玉莲把那张纸接到手里，急三火四地展开。她自上到下又自下至上地看了两遍，大叫起来，你怀孕了？
贺玉兰又把水杯捧在手里，她冲着刘玉莲微微地点点头，便低下头去喝水。
刘玉莲把那张诊断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她也拉了把椅子坐在贺玉兰的对面，两只手抱着膀子，目光在桌子上的那张诊断和贺玉兰肚子之间游弋着。
两个人沉默差不多有五分钟的时间，刘玉莲才轻声地问，你想咋着？
“我也不知道该咋着，这才来找你的。反正这孩子是你们老刘家的，你拿主意吧。要是留着，我一个人是带不了，你得帮我带。你要是不管，我只好打掉了。”贺玉兰把杯子里的水喝光，又给自己倒上一杯，还是在手里捧着。
“嫂子，我求你了，不能打掉。这是我们家最后的根苗！我帮你带，我帮你带还不成吗？”刘玉莲站起来，往前跨两步，拉起贺玉兰的手，紧紧地握着，语气中带着哀求，眼泪也随之流下来。
贺玉兰也站起来，把刘玉莲轻轻地揽在怀里，两个人同时呜呜地哭起来。自从刘子壮去世后，这是她们第一次如此亲密地接触，似乎都在向对方诉说着心里的委屈，但她们的感觉又各不相同。对于贺玉兰来说，她只身来到城里，就是想找个吃国家粮有正式工作的丈夫，并通过这种途径把自己变为城里人。她的委屈在于，她虽然得到向往的那个苹果，但这苹果被人咬去一口，留下一个遗憾的结局。而刘玉莲感觉似乎与此相反，她在失去一切之后，本来是很绝望的，但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现，突然看到希望，得到补偿，像捡到一个苹果。尽管苹果有些残缺不全，但毕竟是一份收获。
两个人哭一会儿，刘玉莲率先止住眼泪。她拍着贺玉兰的后背说，嫂子，别哭了，当心肚子里的宝宝。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在走到厨房门口时，她又回头说，嫂子，我给你煮碗面条，再卧两个鸡蛋，你上屋里歇着吧。
贺玉兰又住回到刘子壮的那个房间里，回到那张双人床上。刘玉莲怕她孤单，也搬过来。她几乎成了贺玉兰的保姆，就连晚上贺玉兰起来上厕所，她都在后边跟着。
临近春节前，贺玉兰给家里写去一封信。她告诉父亲，他们不举办婚礼，改旅行结婚了。因此，也不用家里人来参加了。那时候，旅行结婚是刚刚兴起的时尚，老贺听人说起过，他也接受，便没往心里去。他在家里请了几桌子客人，收了两千多块钱的份礼。又从家里拿出三千块钱，把这五千块钱汇给女儿，算是他给女儿的嫁妆。
小壮出生后，贺玉兰抱着儿子回来一次。家里人问起刘子壮咋没回来？贺玉兰说他单位忙，请不出假来。她在家里住了半个月，走的时候，老贺又给外甥孙子带了两千块钱，是用来买奶粉的。贺玉兰没有奶水，孩子从下生就喂奶粉。
贺玉兰休完产假就上班了。刘玉莲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家里专心致志地带着侄子。这之后贺玉兰又回过两次娘家，每次都给刘子壮找一个不能回来的理由。家里人对此虽然颇有微词，也并没多想。直到三年后老贺成为县里的致富模范，到省城去开表彰会，他想去女儿家认认门，便去灯泡厂找刘子壮，保卫科的人告诉他，刘子壮早就没了，但他妻子在这个单位里。
老贺见到女儿，得知事情的经过。她劝女儿跟他回去，贺玉兰笑着说，我在这里有户口，有工作，有房子，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了，还跟你回去干啥？
贺玉兰笑得很淡然，也很满足。
责任编辑 王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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