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命运的抗争，我在哈尔滨一中第一个报名，发起了文革中的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还官方还没有公开号召和全民动员。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是几个月后发表的。我们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离哈尔滨最远的农场――地处爱辉县的“哈青农场”。下乡不到一个月，这里划规为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们换上了没有领章的黄棉袄。六月十八日那一天，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狂欢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湾式”的镢头，在本不该种地的林地里开荒，只为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开始在农工排当副排长，领着大家刀耕火种，望着一片片柔弱的麦苗生长在美丽的白桦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竟有一种神圣感。可是“政治”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地处边塞的兵团也毫不例外也开始进行“清查”运动，我因为是党员（1966年1月入党，成为这个城市建国后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被调着营部搞专案。有着红卫兵斗争经验的知青们，也把冷清的山林搞得如火如荼，我们把原来农场的老走资派揪了回来，把一位副营长打成新走资派，还把农场惟一的一位老职工打成苏修特务（因为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又把几个老知青打成“八哥们反革命小集团”。我们的一些作品中总是把知青写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其实我们也害过别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正当我斗志昂扬地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牛棚”里给我写来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句是说自己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第三句是希望我们“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后来听说，父亲写这封信时曾泪流满面。我心情沉重地马上向营教导员做了汇报，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把我从专案组的要害岗位清出，考虑我还有一定文字能力，留在营报道组工作，并希望我成为一个让组织放心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真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我离开了专案组，才躲过了逼得“二毛子老太太陪腹自杀”和“八哥们的老二上吊身亡”的悲剧。解放军派来了工作组，本来是想“纠左”，结果“以左反左”，又把一些知青关起来，险些把我的同学、后来当过哈尔滨副市长的朱盛文逼得跳井。但他悲剧的命运从此铸说。这是后话。
当报道员，写稿子是我的常项。下乡以后，我写过许多诗，记在桦树皮封面的小本子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印在营里油印小报上，自己曾沾沾自喜。如果能在报纸上发稿，那对我将是无尚荣光。我在《兵团战士报》发的第一篇稿的题目是《心中唯有红太阳大风雪里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记述的是17岁的哈尔滨小知青孙殿云，赶着马车到山里拉草，突遇大风雪，马脱疆而逃，他找马失踪；全营战士和当地群众进山寻找，最终小孙走出森林，与大家重逢。我们驻地离兵团总部最远，离爱辉县还有２80里的路程，营部只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车，到县里去取信件和报纸，我们写好的稿子，只能在公路边拦截运材车，请司机捎到县城，扔进邮筒。半个月后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稿子，竟热泪盈眶。作者的署名为“红青兵”，那是我们营报道组的笔名，其实报道组只有我和吕永岩两人。小吕也是哈尔滨知青，聪慧好文，字写得漂亮。开始我写他抄，后来他写，我改，他再抄。几个月后，我们的稿子在《黑河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纷纷亮相。我们在师里和兵团也小有名气。
也是在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组名震兵团，我和小吕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２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把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六连，因和林场的土地纠纷，被迫搬迁，组织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元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箱板的时刻，元木向下滚落，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元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金学和在营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连队的，干过许多好事，显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政治部又专门组成报道组，到他的家乡和母校采访，以重大典型在兵团和全省媒体上推出。我执笔的那篇题为《为革命甘洒热血献青春》通讯，我还保存着，那文中虚狂的热情，流行一时的套话，让我自己都脸红。《兵团战士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
按着部队的传统，推出典型的报道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连表扬都没得到，师报道组要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搁浅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要我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树都放绿了，紫色的达子香开得正茂盛。小吕和我的女朋友都来送我，他们竟掉了泪。我说，一个月我就回来！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这次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更多了。许多人在哭，小吕和她却在笑。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报社的编辑李惠东推荐的我。这位黑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满面严肃，说话严谨，对人冷漠。他在黑河办通讯员学习班时，吕永岩听课认真，稿子写得不错，他很欣赏。别人说，他的老师是老高三的，还是党员，就是写金学和的那姓贾的。于是他向报社的领导介绍了我，让我参加学习班。我正式调到报社后，又推荐了小吕，不久他也调到了兵团报社当文书。当我们在佳木斯火车站前的那栋灰色的大楼会师时，我看到李惠东那张经常阴沉着的脸上挂着一丝笑容。我们知道他是爱喝酒的，可是竟忘了给他带两瓶“北大荒”，以感谢知遇之恩！可是那时还不时兴送礼。但是后来，我和小吕常到他家喝酒，那是他以酒代酬，我们年年为他家挖菜窖，那是很累的活。后来为他家的菜窖，我们还犯了错误，他家没有合适的材料，我们拿来兵团车队的一扇车箱板堂在了菜窖上了。这个“历史问题”现在可以坦白了。
在哈青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后来营里从红色草原农场买了一匹叫“草上飞”枣红马，成了我的座骑。那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个鼻青脸肿，但最终被我训服了。每当我骑着马，风驰电策般地飞奔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会让每一个女知青动心。我最愿意跑营部到一连的那条路，因为路上有可能和她邂逅。这其中的故事，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写到。
我们的稿子最早发表在《黑河日报》，那个四开的小报是我文学和新闻的发祥地。我总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送稿的情景。天刚亮，我就从大山深处的营部出发，坐在敞蓬的嘎斯车上，一路饱览兴安岭山川的优美和壮丽。我们的车先到黑龙江边，然后顺着江边公路东进，对岸树丛中闪动着军人的身景和隐壁的炮车，珍宝岛打响后，江两面都在准备打仗。傍晚时分，我们的汽车开进了炊烟袅袅的小城爱辉。闻着淡淡的硫磺味的煤烟，看着一片片低矮的房舍，我竟像第一次进北京那样激动。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进江畔《黑河日报》那座不大的院落。院里有座灰楼，楼梯是木制的，悬在楼外，扶着颤动的楼梯，我走进那座灰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中年人，把一摞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面前，那是我趴在连队的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问了我们报道组的一些事。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这些稿子能发吗？”他说：“再研究一下，争取发一篇两篇。”记得我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基础不错，以后多写。”后来我知道，他叫杜广洲。（再后来他当了《黑河日报》总编辑，那时我已当上了《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我们曾在一起开过会。很多年后，我当上了《黑龙江日报》的社长，去黑河看望过已退休又在黑龙江边过的山林里过着隐居生活的杜广洲先生。）
当晚，我十分奢侈十分激动地走进一家小酒馆，也许是为了某种纪念，也许为了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争取发两篇”，庆祝“基础还不错”？我也说不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贪婪地吃着面前的两盘菜，还喝了一杯小酒，当温暖和困倦一起袭来时，我幻想着我的稿子发表了，营领导如何对我另眼相看，战友们如何欢呼跳跃，女朋友如何对我崇爱有加……总之，我想了很多，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一个报人，也会拍着业余作者的肩膀，说些鼓励的话。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被人称为作家的人，还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城市的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向洋去》）。
我不敢在这个城市久留，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山里。十多天后，我看到了1969年7月２4日《黑河日报》第三版“工农兵论坛”上署名“兵团战士贾宏图”的文章《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松》。当年经常在这张小报上发文章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梁晓声、蒋巍、朱伟等，经常读这张小报的还有后来当了国家环保局长的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他们当时都在黑河地区当知青。
从爱辉回来第二天，我们营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我和小吕抓紧写准备打仗的稿子，但总不相信真能打到我们这儿。一天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孙协理员传达上级命令：苏修部队正在过江，营部全体马上向山里转移！这下子营部乱套了，那些“黄棉袄”还有些经验，几分钟就打好了行李；“黑棉袄”都有家有业，孩子老婆哭天喊地，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我和小吕，烧毁了所有的手稿和报刊资料，然后又消灭了昨天家里寄来的红肠。（红肠吃了无所谓，手稿烧毁可能使未来的文学馆少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天亮之前，我们背着打印机，与拖家带口的营部将士一起撤出驻地。中午时分，我们进入一片白桦林，棉衣棉裤全被汗水湿透了，一个个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正拿出脸盆准备化雪做饭，孙协理员高声宣布：此次军事演习胜利结束，我代表营首长向大家表示慰问！操！我和小吕真想把这盆雪水倒到他的脸上。
后来知道，这次行动是老孙策划的，只有教导员和营长知道。连我们最好的哥们都没告诉。老孙解释说，这是军事秘密！我们罚他请我们喝了一次酒才算了事。别看老孙是个“黄棉袄”，和知青都是老铁。白天，他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晚上到了知青大宿舍，他就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有一天，他看到我在《黑龙江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文章，他就问凯洛夫是干啥的？我说，是苏联伟大的教育家。他说，我有了儿子就叫他妈的孙洛夫。后来，他真有了儿子，还真叫孙洛夫。前两年那孩子在东北林大毕业了，为了工作的事还来找过我。后来，同在哈青战斗过的哈尔滨知青蒙宏帮他找到了工作。
其实我们当报道员的故事还有许多，还让吕永岩给你讲吧！他现在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讲故事是他的常项。
1970年7月的一天，２4岁的我自己扛着行李走进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在三楼《兵团战士报》的办公室安下一张办公桌。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原东北农垦报老编辑赵安昌、夏雪云。老赵淳厚，但谨小怕事，说起话来慢条思理。老夏明快，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激动的。他们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经验使我受益非浅。后来我们的办公室又从16团调来了杨楠，他很有内秀，字写得漂亮，他的父亲是哈尔滨有名的书法家。他先笑后说话，说话时又满脸严峻。可能因为话少，又很严肃，以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当上局长。我们几个人组成经济编辑室。和我们隔墙的是政治编辑室，首位是来自沈阳军区《前进报》的军人编辑张洪林，他细仔周到，研究什么问题都是常有理。二把手是特哲学的李惠东，表面严肃，其实好玩好闹，后来成了我们知青嘲弄的象，他家是我们的“斐多菲俱乐部”。和他同屋的还有勤快的上海知青李善宇、精明的佳木斯知青王咏江。和他们对门的是文艺编辑室，为首的是老编辑周书年，他最早发现培养了梁晓声、肖复兴等一代知青作家，但对我的诗并不欣赏，因此灭了我的诗人梦。中国知青文学的发源地是北大荒，兵团战士报功不可没。他曾借调２0团的郭小林（郭小川的儿子）给他当助手，后来这小子又跑回去了，说在报社没啥意思！我们当时经常唱他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后来又调来了当过军旅作家的文采斐然的熊道衡。（说到他，我很内疚，那时我们总爱和他开玩笑，如冒充女知青约她幽会，把报上刚发的稿子当约稿，半夜再转给他。后来他因肝病去世了。）和我们对门的是通联室，当头儿的是1963年下乡的北京老知青张宝贤，戴着一付透明框的眼镜，能说善侃，一付热心肠。他的一双儿女――“亦工”和“亦农”，我们叫他们“一公”和“一母”。小吕是他的助手，是报社的小管家，杂事烂事他全包。他到沈阳军区当兵后，又调来了16团上海小知青曹焕荣，他像小吕一样勤劳，更善交际，文字也练得不错。那年政治部有一个上北京广播学院的名额，我亲自组织了报社知青和宣传处知青的“对决”，他们推荐尚绍华，我们推荐杨楠，杨楠体检不全格（让我们弄巧成绌，给乎悠成了高血压），最后把正在19团蹲点的曹焕荣找回来顶数——他成了得利的“渔翁”。（后来他们三人都调到了北京，杨楠在中组部，小尚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当副总编，小曹先在中央广播电台后又到人民日报，现在华东版当社长兼总编。我本想为他们的戏剧人生写一部《三人行》。）还有一个美术编辑室，在上海美术学校当过老师的四川人颜鸿蜀当家，他是为情而来，跟着他热恋的女学生王珠珍，跑到了北大荒，小王后来从5团调到了兵团子弟校当都老师，常给报纸画插图。颜老师的助手是后来都成了名画家的北京知青扬学成和杨家滨。
坐在我们经济编辑室隔墙的是我们报社的最高领导，来自《前进报》的“何贺”首长。何伦元为总编辑，瘦高个子，满头银发，善于沉思，改稿子很精细，字很小，很难认，但逻辑严谨。贺晋原为副总编辑，健壮敦实，秃顶，说话明快，湖南腔很好听，改稿子总是大杀大砍，但我稿子中的错字他都给改过来。两个人经常吵架，老何慢声细语，老贺高声喊叫。我们听到动静，赶快去找他们的老战友张洪林，他是合稀泥的高手。他嘻哈哈一说，那屋里就静下来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都是因为稿子的事。那时办报很难，很怕有什么差错。我们的前任老总因为把胡志明的遗嘱发在一版受到批评（善良的胡老先生劝中苏不要再吵架了），还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我们发了一篇文章“政治工作要和风细雨”，兵团政治部段主任把我们好顿骂：“林彪都要武装政变了，你们他妈的，还要和风细雨！”据说那篇稿子的编辑就是特哲学的李老师。何贺转业后接他们班的是老农垦的宣传部长吕正衡，在他的精心运作下，兵团战士报转轨为农垦报，进入和谐发展的新时期，成为全省最好全国一流的企业报。“何贺吕”都有恩于我，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许多作文和作人的“ＡＢＣ”。他们对知青特别关爱，逢年过节总是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那时我们很不懂事，从没给他们送一份礼，也没为他们家干一点活。更对不起的是吕总，在他执政的时候，我们这帮知青一个个“胜利大逃亡”，后来连“伪知青”李惠东也跑到省报了。每个走的人，他都真诚相送，在喝酒的时候，我看出他很伤感。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兵团战士报》泛善可陈。但对经济工作，对农业生产的突出报道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李先念批评兵团的生产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兵团首长很着急，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推进发展。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我们报纸连续发表学习大寨的“社论”，由“第一支笔”李惠东操刀，在写到“六论”时，李老先生积劳成疾（主要是抽烟太多），突然昏到在办公室，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只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的李老师的笔。我又写了几篇“社论”。后来怕写社论累死人，我以“梁丰”署名写过许多鼓吹以农以主多种经营的小评论，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扬。他还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好一番鼓励，还亲自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后来我也自以为是“专家型记者”了，全兵团的许多生产数字、农业政策，我也可随口说出，在以政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记者中也是“凤毛麟角”了。
在《兵团战士报》工作的六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转悠，或采访或为通讯员办学习班。我充分领略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风景。三江平原的坦荡无垠，完达山的斑斓绚丽。春种时节，无数台拖拉机破冰种麦，在广阔的雪原上翻起滚滚的黑浪；秋收时分，望不到边际的金色的海洋里，飞奔着红色的康拜因的舰队。那是我永挂心间的无以伦比的壮丽图景。但是更难忘的是我结识的同行的知青朋友，他们的人生风景我一辈子也看不够。兵团报社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从连营团到师和兵团总部的通讯报道员系统，为自己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文学人才和领导干部。那种经常的半专业的培训，不断的实践再实践，使本来就有丰厚的城市文化积累这些青年人如虎添翼，显示出非凡的才干。现在担任省地市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知青，很多就是从当报道员开始走向仕途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黑龙江的重要新闻单位中那家没有从兵团起步的领导骨干。
我认识黄海时，他在三师当报道干事，说话有点结巴，但不影响他见了我们就神聊穷侃。他思想很丰富，信息量很大，但没有想到他以后能编辑邓小平选集和成为中国流通领域的专家。三师报道组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高惠珠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当宣传部长，丛丽杭在黑龙江日报当过部主任，已去世多年了。我发现张持坚时，他还在50团的一个营当报道员，他的新闻敏感和精细的采写作风，让我很吃惊。本来团里师里都要调他，但因为他的家庭问题被耽误了。所谓家庭问题，是他的一位香港亲属文革中在他上海的父母家住过一夜，后来被人举报了。我把这个“绝密材料”向他透露，他让家里很快搞清了问题，就被调到了兵团报社，后来调到新华社，还当了分社的领导。我以为张持坚是中国一流的优秀记者。他的几十本采访笔记可以做为新闻系最好的教材。在50团我还认识了说话和思维都很快捷的上海知青方存忠，这小子从小就是当官的料，不过他后来当上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是因为他富有远见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哈尔滨姑娘。那年正是“五一节”，我走到“红五月”农场时认识了相识恨晚的同是六六届的上海知青刘允洲，我们在场部的那片小树林里走了很远，没想到后来成为中国新闻改革前卫人物的他，命运会如此坎坷。我还想到了，在54团采访高崇辉时认识的胡玉森，在18团采访麦收大战时认识的张佑臣，这俩位土着青年的质朴真诚，勤奋好学，使他们显示了城市知青一样的才华，因此成为北大荒新一代报人的领军人物。
那是1971年的一个春夜，我在报社见到来自独立二团的三位才情和风貌都很动人的青年，两位男青年都是戴着眼镜，都是一表人才的陈可雄、何志云，还有温婉清秀的陆星儿，他们谈吐儒雅，文字激扬。如今一个报道组的这三个人都成了中国颇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
我时常梦见这些朋友，他们还像年轻时那样青春勃发。后来听说，可雄和陆星儿结婚又离婚了。去年听说星儿已经殒落了，是因为癌症，我心里很难过。在香港工委当组织部长的杨楠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后，也久无音讯了。前几天在街上碰到了他年迈的老父亲，他说也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的信了，过春节时，他爱人和女儿回来过。
亲爱兵团的战友们，我真的好想你们！
在这个温暖和明媚的春天里，我又想起了那些个遥远的春天。这时窗下的草地一片葱绿，迎春花落了一地黄金甲，桃红开得灼然耀眼，紫丁香刚绽出成串的花蕾。我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如果说在新闻界、文学界我还是个“名角”，演出过几出精采的大戏，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炼就的。在行将退出舞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那却是我最亮丽的人生风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