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猖獗

    18世纪科学的进展使得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和理性确实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最棘手的问题。真的，有些人开始以更挑剔和现实的眼光看待科学，更有少数人公开反对科学的世界观。不过，仍然有许多人继续相信，科学最终不仅能够揭示自然的秘密，而且也可以回答有关人类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这样一些哲学问题。

    萦绕于19世纪许多人心目中的梦想就是，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自然和人性——都以某种方式彼此相连。一旦发现了关键性纽结，答案就会随之浮现，于是，它不仅导致人类社会的完善，而且使人性、自然和上帝都处于更和谐的关系之中。19世纪最流行的两种伪科学——“招魂术”和“颅相学”，就试图把科学用于改善人类的精神和社会条件。

    头骨隆起的证据

    颅相学是维也纳医生和解剖学家盖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的首创。他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是父母十个儿女中的第六个，父亲是中产阶级商人，他的儿童时代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还受到叔叔的指点，他的叔叔是一名神职人员。1777年，他19岁，正当他父母考虑让他当神父时，他来到斯特拉斯堡开始了医学训练。

    有这样的传说，盖尔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把个人能力与头盖骨特征相联系考虑。据说盖尔注意到有些同学比他功课好，他认为他们的成功也许是他们的记忆力比他好。他还注意到，这些学生的眼睛似乎比正常人更突出。他推测，大脑的记忆功能也许就处于大脑某一特殊位置，具体就在眼球后面的前叶处。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盖尔也许确是在进入医学院时，就形成了他称之为头颅检查术——后来叫做颅相学——的思想。不久盖尔从斯特拉斯堡转到维也纳继续学习医学，并于1785年毕业。

    盖尔是一个爱好交往、颇受欢迎的绅士，毕业后开业行医，很快就博得显贵人物和富有顾主的青睐。同时他开始收集整理不同类型的头颅，有的是真品，有的是石膏和石蜡模型，他一生中收集了不下数百件。尽管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的感觉和感情起源于心脏，但到了盖尔的时代，已经普遍认识到，大脑才是与人类这些体验有关的器官。大脑方面的先驱性工作也揭示，某些特定的区域似乎掌管特殊功能。通过结合自己与别人的研究，再加上那么几次非科学的直觉，他得到这样的结论，不仅人类的所有品质都集中于大脑，而且一个人的某些品质要比其他人更优秀，因而与那些品质相关的大脑部位相应也就会更大。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缺乏某一特性或功能有所弱化，那么，大脑相应的部分就会更小或者更不突出。沿着这一思路，他得出结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大脑将按照个人的气质成形。再有，既然性格形成于颅骨更具可塑性的早年岁月，伴随着大脑在颅骨下面成形，颅骨会反映大脑的形状。这是一个大胆的推理，不可避免地导致盖尔的下一个结论。通过仔细研究许多性状，同时考察头颅的相应部分，应该有可能确定大脑的哪些部位与特定的性状相对应，然后绘制出一张特定的性格与颅骨轮廓关系的“分布图”。

    相面术，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它主张，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反映在鼻子的长度或者眼睛的位置上，但盖尔所谓的新“头颅检查术”，据他自己宣称，是提供了一种认识和确定人类性格的全新“科学”系统。1796年，他开始发表演讲，解释他的新发现。179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详细说明他的发现。

    在这一进程中，颅相学［盖尔的年轻助手斯普贞姆（Johann Caspar Spurzheim，1776—1832）给头颅检查术起的新名字］没能在公众中流行，直到名叫康比（George Combe，1788—1858）的英国律师对这一思想有所改进之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康比曾经在爱丁堡听过一次颅相学的演讲，很快被此吸引。他有律师的语言才能，不久写了一系列相当受欢迎的有关科学新奇迹的文章，同时创建了爱丁堡颅相学会。康比精力充沛，深谙推销之道，他到处旅行，亲自做演讲，吸引了数百名皈依者。1838—1840年，他旅行到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其主题颇为雄心勃勃，大意是，通过颅相学，科学地了解每个人，将不可避免地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X先生能否成为一名实干可敬的美国参议员？只要运用颅相学这一神奇的工具科学地分析他的性格就会知晓。Y小姐能不能成为出色的教师？用颅相学分析她的性格就会找到答案。颅相学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最佳配偶，更好地了解子女，雇用合适的工人。

    由于康比，颅相学走近大众并带来希望。终于有了一门科学，它可以帮助人们真正认识人类，他们自己和其他人。

    针对康比出版于1828年的《与外在客体相关的人体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 inRelation to External Objects）一书，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副刊里发表了一篇评论，写道：“……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一本书，无论是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对社会舆论引起如此之大的革命。……这一朴素直白的作品已经深入到无数人的内心，不知何时，他们的心灵被一道闪光照亮，听说了以前所知甚少的康比先生，而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位颅相学家而已。”这本书出版了数十版，成为19世纪中叶最畅销的英文书籍之一。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传统的家庭里，它和《圣经》一样容易找到，甚至在1974年，这本书还再版过一次。

    如果说，颅相学的书在传统的维多利亚家庭里深受喜爱，那么，在城市街道不起眼的角落也可以发现颅相学的踪迹。像大多数伪科学一样，颅相学很快就被欺诈者、鬼鬼祟祟的“算命先生”和拙劣的骗子所采用。颅相学的营业场所散落在大多数主要的城市里，其中配备有廉价印刷的小册子和花里胡哨的图表，据说用它可以揭示人的最深秘密。在这些阴暗的私人工作室里，最突出的位置上总摆着一座塑像，这是一个人头的复制品，上面所有“器官”及其意义都有明显的标注。

    然而，相信颅相学的不只是普通人。许多知识分子也对其寄予希望。在美国，支持者中有著名人物，例如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心理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爱迪生在自己的头上发现了崎岖不平的位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为其唱赞美歌，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1831—1881）总统宣布他的认可。在英国，“新科学”找到了这样一些显赫的支持者，其中有维多利亚女王、科学家华莱士和作家夏洛特（Charlotte Bront6，1816—1855）、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与埃利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还有一些著名人物，例如，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然而，如果认为19世纪大量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能接受颅相学的原理，那就是一种误解了。19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颅相学是一派胡言，如果他们谈及此事，都会公然反对。到1858年，也就是《伦敦新闻画报》发表文章的那一年，随着康比去世，这场狂热几乎已消失殆尽。尽管在美国还继续热闹了几年，但在英国这种热闹已经偃旗息鼓。19世纪50年代，即使是美国，公众的注意也已经转向新的奇迹。

    噼啪声响和幽灵显示

    这件事源于1848年，两个十几岁的女孩玛格丽特·富克斯（Margaret Fox）和卡蒂·富克斯（Katie Fox）在纽约州海德斯维勒的一个小村庄玩的一场恶作剧。

    女孩们学会了一个窍门，她们在隐秘处敲击趾关节，结果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这就不难使她们那迷信的母亲相信，是不久前去世的小贩的灵魂发出这些声音，他在利用声音中的密码宣布，他是被人谋杀的。当这些话在小村庄传开时，女孩们成了当地的名人，不久富克斯小小的家里聚满了人群，他们满怀希望地恳请年轻的女孩们与死去的亲属或者来自阴间的其他精灵联系。

    如果不是女孩姐姐莉亚的插手，整个事情也就是一个局部现象而已。莉亚就住在附近的镇上，她马上想到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于是令妹妹在私下告之真相以及她们恶作剧的骗术，接下来她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演讲和展览，让两个女孩演示她们和死者联系与对话的“能力”。演示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久就有其他所谓的“灵媒”也出来演示类似的能力。（灵媒这个称呼用来表示宣称有能力与精灵联系的人。）

    活人与死者之间长期关闭的大门仿佛突然间被打开。随着门的开启，终于得到了经验证据，人死后居然还有生存迹象。今天的我们对此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只不过是一场儿童玩笑，竟然掀起了一场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实，许多美国人在这一过程中心甘情愿地完全压抑自己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早就准备接受这样的事情。

    尽管美国招魂运动的历史开始于富克斯姐妹，但其实得益于“催眠术师”和颅相学者的努力，这条路早已铺设好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到处设立店铺。然而此时“催眠术’，在英国和欧洲大势已去，催眠术师宣称，借一种叫做“动物磁性”的特殊力量可以医治和控制人类，这种特殊力量从控制者传递给被控者，从而影响被控者的健康和行为。催眠术师提出这样的哲学假设：在每一个体中，平衡的动物磁性都有一个自然“态”。平衡受到干扰就引起疾病，“科学地”控制它可以使人恢复“健康”。这些许愿使乐观的美国人相信，科学可以用来医治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所有疾病。

    美国人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和自然的新思想比起传统或专制是更好的真理试金石，而催眠术和颅相学之类的伪科学，由于他们宣称提供确切的经验证据，似乎验证了他们的这一信念。

    如果催眠术这样的新“科学”可以用于治疗，颅相学这一新“科学”可以揭示灵魂的内在秘密，那么，招魂术这样的新“科学”难道就不可能提供经验证据，证明死后灵魂仍然存在以及死人可以直接与活人交流吗？几乎每天都有这么多新发现和新发明，有这么多演讲者、哲学家、作家和教师在公开宣称，人类自身蕴藏着无限的能力，过去无法逾越的壁垒难道不可能最终跨过吗？

    一位名叫戴维斯（Andrew Jackson Davis，1826—1910）的年轻人，为美国的招魂术运动进一步铺平了道路。戴维斯的成功在于，他把某种灵魂和社会维度加入到富克斯姐妹之流那种只是发出噼啪声响的作法上。戴维斯以波基普西预言家而著称，在14岁时开始用他的所谓透视能力给人看病。早在富克斯姐妹开始在其纽约州北部的家里与死人通话以前好几年，戴维斯就已经在纽约市跟死去的名人保持通话，其中有斯维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和其他“避暑胜地”的幽灵，他把灵魂离开地球后居住的地方叫做“避暑胜地”。

    戴维斯和许多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一样，深信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实验案例，国家正处于许多重大变化的边缘，这些变化涉及社会、政治和精神层面。他深入涉猎各种改革运动，同时又靠表演和演讲谋生，在这样做时，他至少表现出这一坚定信念，相信他的“能力”指往并通向一个更好的新世界，而富克斯姐妹（玛格丽特和卡蒂）在姐姐莉亚的控制下，只按一个更简单的原则行事——拿到钱就走人。戴维斯深受斯韦登伯格哲学的影响，他的言行表达的是普通平等的博爱、人类“天生就有的”超自然治疗功力和死后灵魂长存等内容，因而得到许多美国人的共鸣。他们在放弃了教会严格的教义和“道德权威”之后，正渴望有某种新的经验性的“真理”来填补空缺。在他漫长的生涯中，戴维斯把他的宗教和哲学教义与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结合，以便填补这个空缺。在1858年一次改革大会上，戴维斯谈到当时已经开始叫做“招魂术”的内容，他宣称：

    “我对招魂术的信念只不过是通往接受这次大会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的大门。……我相信，对于你们各位，招魂术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凯旋门，它通向自由和世界人们普遍向往的天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戴维斯通过种种方式向美国人民提供支撑招魂术运动的哲学和宗教框架，但正是富克斯姐妹的公开活动，才吸引如此众多的信徒，他们出于真诚或不那么高尚的动机，纷纷卷进招魂术的生活方式之中。

    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混乱也在同步增长。情况如同是美国的平等主义已走向极端，试图涵盖这一新“科学”的各个方面。除了“密室”灵媒之外，他们利用招魂术以快速谈话的方式吸引易受骗者，“招魂术”教堂也在不断增多，它们吸引了众多正统但却被新颖招魂术和“科学”智慧所误导的追随者。其中有些招魂术师本性诚实但却不幸被误导，但也有些则是十足的骗子，然而要区分这两类人却是谈何容易。当那些正直却“自以为是”的“灵媒”故意采取欺骗手段，自以为有必要偶尔使用一下这一策略，以便使追随者相信他们的能力，从而心安理得地聚集于招魂术者的世界之中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当这一运动转移到英国时，它已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了。尽管“灵魂通话”开始于富克斯姐妹那噼啪作响的敲击声，但很快就发展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稀奇古怪的杂耍。桌、椅、灯和床铺都可以被鬼魂移动，并且在“鬼魂控制下”上下跳动。鬼魂们在昏暗的屋子里和紧闭的幕帘后弹奏五弦琴和吉他、吹喇叭和口琴。灵媒操纵着会口技的傀儡，让他装扮言语滔滔不绝却思想浅薄的死去的名人，诸如富兰克林、牛顿、莎士比亚以及许多美国印第安武士和首领。已死去的亲属和朋友幽灵般地现身。有些鬼魂还能编撰诗歌、演奏和写书，而其他鬼魂则忙碌于更世俗的事务中，在匆忙搭建的暗室中，他们解开被绑灵媒的手脚。

    1850年，少数英国灵媒在伦敦开设店铺，还有一些美国人与之合作。但是，到1853年，招魂术活动已足够引起英国公众的兴趣，其中还有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法拉第是第一批研究这一现象的英国科学家，他对早期伦敦灵媒的最常见的一种活动进行了仔细观察，这种活动叫做“桌子倾斜”现象。灵媒们在暗室里围桌而坐，顾客们的手放在桌子上，随后灵媒召唤鬼魂出席，鬼魂用推或摇桌子来应答，顾客们的手能感觉到桌子的振动，于是可以认定在暗室中“鬼魂显灵”。法拉第在做了一系列实验之后，得出结论：桌子的运动是由于顾客的手对桌面施加无意识压力而造成的。法拉第在报告结尾严厉指责那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竟然接受诸如“桌子倾斜”这类胡言乱语，以至抛弃了基本判断力和普通常识。

    1855年，正是美国年轻的灵媒霍姆（Daniel Dunglas Home，1833—1886）的抵达，掀起了一场英国的招魂术运动。霍姆在美国已经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就其本人的经历而言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他抵达英国海岸的5年前，曾经是一个17岁的邋遢青年。一群美国招魂术师把他送到伦敦，抵达时携带着一个金盒，戴着一颗硕大的金刚石戒指，穿着华贵的衣服。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仰慕者赠送的。他体形既高又瘦，具有一种虔诚的气质和女性的幽雅，他声称拥有多种招魂能力。由于不满足于只当与鬼魂联系的被动媒介，他还掌握许多戏法。在他声称的许多特技中，有拉长身体的能力、还能徒手紧握灼热的煤块，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身体提升到几英尺高的空中。这些把戏霍姆并不随便表演，只留给显贵们和富人观看。在霍姆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免费的降神会。他的才能严格地只献给把他当做客人请到家里的富裕赞助人。

    和在美国一样，招魂术在英国很快开始蔓延，并引起广泛关注。有人把它当做一种另类宗教经验，导致了“招魂术教堂”的诞生；也有人把它当做减轻个人悲哀和痛苦的途径，因为它承诺可以与死去的至亲交流；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提供消遣和新奇。但是，对于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学者和科学研究者来说，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用经验来证明灵魂是否存在和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

    几乎就从招魂术诞生那日起，对灵媒的曝光和揭露随即接踵而至。一位本地医生在富克斯姐妹离开海德斯维里之前就仔细观看了她们的活动，不仅对她们说法的合理性，而且对神秘鬼魂的发声方式也有所质疑。

    几年后，富克斯姐妹承认整个事件是一场骗局，那神秘的声音是她们扳动趾关节发出的。但其实早在这之前，有位细心的医生就正确地揭露这是一场欺诈。然而，尽管曝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但确有某些人，他们愿意相信能与死者交流的说法，因而依然执迷不悟；至于那些怀疑者，对于轻信者的行为也是无可奈何。对于每次的曝光，灵媒们顶多是作些抗议或者作些解释，毫无收敛之迹象。

    然而，即使真正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灵媒们的操作中有很多诈骗。他们暴露的次数太多了，不知有多少次，坐在灵媒桌子周围的怀疑者眼敏手快地捕捉到灵媒的欺骗动作，看到隐匿的助手们正在暗室里操纵鬼魂显灵，发现各种机关，用于使得桌子、椅子和帽架动起来，或者在空中发光和产生浮动的人手和人脸。职业魔术师在此类曝光事件中提供不少帮助，他们承认许多灵媒现象只不过是他们在舞台上用过的一些简单戏法。然而，无论“不正直的”灵媒做了多少欺骗手段，甚至有时正直的灵媒无法按照要求招来所谓的鬼魂，但依然有许多信徒坚持认为，招魂术运动本身是合理的。因为有太多的现象怀疑者无法解释，太多的经验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灵魂不会死，还可以与活人交流。

    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鬼魂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引人关注，少数严肃的学者和科学家决定参与调查。

    在美国，最早有组织地用科学方法来认真调查整个招魂术现象的尝试开始于1857年，当时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小组宣布，他们打算调查招魂术师的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亦即活人可与死人交流。为了鼓励灵媒们主动响应以便验证他们的主张，《波士顿信使》（Boston Courier）悬赏500美元，奖励能够满足哈佛教授们的要求，展示真正招魂现象的灵媒。有5个灵媒应征接受委员会的挑战，他们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不过这些人后来宣称，教授们设置的条件不适于与敏感的鬼魂接头。

    一般来说，哈佛的调查为未来的研究铺垫了基础。招魂术的辩护者坚持说，他们已经科学地演示了死后灵魂不仅存在，而且还能和活人交流。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说，由调查者所设置的科学条件和测试，恰恰妨碍了他们所要现象的出现。当过程和控制是由信徒命令、操作和监视时，报告结果总是正面的；而当过程和控制是由怀疑者命令、操作和监视时，结果却总是负面的。折中则往往产生混合的结果。这一说法实在可疑，在大多数严肃的科学家看来，它实在荒谬可笑。在赫胥黎这样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看来，一群据说是理智健全的成年人，围坐在昏暗屋子里的一个桌子边，以为自己正在与死人交流，这情形要多荒谬有多荒谬。和当时绝大多数严肃科学家一样，赫胥黎把招魂术这件事整个看成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值得加以科学上的严肃对待。当伦敦辩证法学会的少数会员于1869年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招魂术时，该学会最著名的会员之一的赫胥黎拒绝参加这一委员会，他把整个事情看成是“瞎扯淡”。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整个事件就像赫胥黎所说，是明目张胆的胡闹，但有一些同样著名的19世纪科学家，诸如进化论的发现者之一华莱士，却是极为严肃地对待此事。作为委员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其实早在调查以前就倾向于招魂术，他与其他人一起拟定了委员会有争议的最终报告。

    尽管委员会承认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与死人通话确有其事，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却宣称，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必要继续对这一现象继续进行严肃的调查。

    今天读起来，这份报告只是由零碎轶事组成的拼凑之作，一篇极为主观的报告文学，散漫随意。当它在1869年向辩证法学会的非委员会会员宣读时，依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辩证法学会拒绝出版最后报告，委员会成员竟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表。

    可以预料，公众对这份报告的反应是复杂的。原来的信徒，怀疑者也仍然一如既往。《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评论说：“许多目击者信誓旦旦所说的事实肯定非同寻常，如果我们被问及如何才能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回答说不能，而且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面前并没有斯芬克斯狮身女面怪物，即使我们解不开这些谜，也不怕它吞食我们。某些智力出色且熟悉科学的人们确实相信这类现象的真实性，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值得以更敏锐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毕竟信仰者不全是感情用事和非科学的追随者。”与此同时，《帕尔马尔日报》（Pall Mall Gazette）报道说：“但由于这些证言的一本正经以及冗长乏味，这些故事读来就像是关于自然法术手册中的一个章节。对于报告中所描述的种种活动，除了鄙视之外，实在难以言说或想象。”《晨报》（The Morning Post）如此质疑：“发表的报告毫无价值。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种鬼魂崇拜的时刻？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终止这类行为至少可以把大量的自欺欺人一扫而光。”

    诸如像华莱士这样严肃的科学家怎么可能参与这份报告呢？有没有可能正像《晨报》所说的那样，如华莱士和他的委员会同事们这样一些优秀思想家也可能陷于如此明显的自欺欺人之中？几年后，1873年，另外一位深受敬重的科学家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元素铊的发现者和克鲁克斯管的发明者（一种供人们研究阴极射线的仪器），竟然认可灵媒库克（Florence Cook）的鬼魂显灵。克鲁克斯宣称，他曾经和一个名叫“卡蒂王”的鬼魂一起跳舞，这个鬼魂是借库克小姐之躯还魂的。

    难道只是由于灵媒及其同谋者略施巧计，这些科学家竟然就甘于自我欺骗？

    这一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困扰着学者们。当然，按理说，科学是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确信不会愚弄自己。毕竟正是科学方法给19世纪的研究者带来了这样的希望：科学有可能澄清人的“灵魂”和死后灵魂存在的奥秘。

    当灵魂研究学会在1882年由剑桥的一小群学者创立，目标是研究招魂现象时，它的意见书表明，学会的宗旨是“不带任何偏见或先入观念，以精确和冷静的追寻方式来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这种方式使科学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学会的创建者之一西德维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后来如此说道：“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现代科学方法，如果专家们一致认可，我们就准备顺从地接受理由充分的结论；但是我们并不准备同样顺从于仅仅是科学家的偏见。在我们看来，有大量证据——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支持灵魂或鬼魂的独立存在——正是出于现代科学的无知，这些事实才遭轻视甚至忽略；正因如此，科学一直没有忠实贯彻她所声称的方法，并且过早地得出了否定结论。请注意，我们并没有认可说这些否定结论在科学上就是错误。我们只是说，这种作法也许恰恰陷入了我们力图避免的那种错误。我们只是说，他们过早地得出了结论……”。

    灵魂研究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迈尔斯（Frederic Myers，1843—1901），如此评价科学的力量：“这个方法……还从未用于人类灵魂的存在、力量和命运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尽管他们的意图肯定是纯洁的，或许带有那么一点不切实际的狂热，但事实是：灵魂研究学会的大多数原始会员，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希望找到灵魂存在和不灭的证据，无论他们是多么客观地提出质询。

    在给迈尔斯的一封信中，西德维克写道：“我有时……多少带有一点诚挚的希望和热情，感到英国式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求实精神，将会以坚韧不拔的决心回答有关宇宙的最后问题，答案终究会水落石出。”

    尽管灵魂研究学会的原始会员自愿中断与传统宗教及宗教活动的联系，但是仍然深深向往能够发现生命的某种更深的含义，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无法真正地做到完全客观。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在加入灵魂研究学会之前，就已对诸如鬼魂和所谓“幽灵出没的地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评论家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1937—）引述学者霍尔（Trevor Hall）的话，指出灵魂研究学会成员“以轻率和着迷的愿望……去相信”，这就表明灵魂研究学会成员放任自己参加这类“明显是儿戏的实验”和研究，只是因为他们“需要不计后果地去证明死后的永生——这也许与后达尔文时代宗教基础的动摇有关。”霍尔是研究招魂术和灵魂研究学会活动历史的专家，他在批评早期会员时尚留有余地，比如他们“对欺诈方法一无所知”，作为不可侵犯的英国绅士，他们还自以为“高贵”人士不可能上当受骗。

    不必说，灵魂研究学会的第一代研究者，从未找到或者提供有关灵魂或死后灵魂不灭的确切和可接受的科学证明。然而，甚至早在原始会员开始退出之前，学会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因为某些极有影响力的会员开始逐渐相信，他们研究的许多情况也许并不是与死人通话的证据，而是所谓超感知觉的例证。

    也许灵媒们并没有收到来自死者的信息，而只是通过某种奇怪的力量感受到来自顾客的想法？难道这不同样证明人类具有某种特殊和独特的品质，说明人类与自然及上帝之间，存在比以前所设想的更为亲密与和谐的关系？这样，灵魂研究学会的重心逐渐从寻找死后灵魂不灭的证据转向超感知觉及超出正常范围（例如超人视力等）方面的研究。

    尽管招魂术延续到20世纪初，并且今天还以不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但它的高潮已在19世纪末终结。灵魂研究学会的态度转变在某种意义上预示招魂术作为一个运动的终结。越来越多灵媒的欺骗行为被公开曝光，大多数公众开始失去兴趣，尽管调查者在灵魂研究学会的领导下，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少数调查者继续关注灵媒的“招魂”——他们真的是在跟死者谈话？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超感知觉——“自然的精神力量”确被有意或无意间使用？当世纪交替，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时，科学对“硬数据”、实验的重复性和怀疑验证的坚持，使得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科学尽管在自然界的物质领域取得成功，但它不必非得用于社会和超自然这一更为模糊的领域之中。

    伟大的综合时代

    黎明已经来临，我们期待光明的一天。

    ——戴维（HDavy，1778—1829）

    充满着对科学及其应用步步推进的向往，科学家以极其乐观的心情迎接19世纪的到来。1800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进展确实开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积极实干精神。到19世纪末，电灯照亮了伦敦街头，电报通讯改变了新闻界和商业等领域，工厂轰鸣，城市街道忙碌于交易。

    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不总是那么正面。19世纪是一个和平和革命交替转换的时代，在欧洲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土耳其帝国和美洲诸国，是从欧洲政府手中争取独立的时代；是工业化和代价同步增长的时代，也是欧洲国家广泛推行帝国主义的时代。

    19世纪的头几年深受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波拿巴）扩张和战争的折磨。1815年，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欧洲政府在维也纳议会聚会，在欧洲重建和平与力量的平衡。1848年带来了广泛的革命——部分是1846—1848年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结果，而这场经济危机又与爱尔兰马铃薯大面积歉收、整个欧洲由于干旱造成谷物减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低潮有关。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和失业为反叛准备了条件。

    再有，人民愤怒、饥饿、因失去权力而涣散，社会主义理想在法国工人中获得广泛认可。1848年6月，在一场法国工人起义中，至少有1500人被杀，8500人受伤，成千上万人被关进监狱。但还是为每个男人争取到了选举权（尽管还远远谈不上妇女的选举权），选举权不再限于土地所有者，这是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也爆发了其他起义。

    与此同时，工业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廉价原材料的贪婪需求，导致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

    然后，就和现在一样，科学有时在战争中为政府服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科学依然独立于国际政治，并处于社会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核心地位。正如我们所见，19世纪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盟——一个真理追求者的国际知识阶层联盟，它跨越了国家边界，克服了国家间对立的狭隘观念。

    科学的不断职业化——因为越来越多的男女科学家靠他们的科学工作谋生——和科学成果（以及危害）在公众的心目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地质学家改变了采矿业；物理学家对利用能量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见解，与此同时，生物学的进展有可能在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产生重要突破。

    工业革命作为科学发现最广泛的运用，完全改变了19世纪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源于纺织业的机械化，随着瓦特的蒸汽机（完成于1781年）在工业和运输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工业革命于19世纪达到了高潮。1804年，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在英国建造了一台机车，拉着五辆满载的车厢沿着轨道行驶了95英里。1814年，伟大的铁路先驱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引进第一台蒸汽机车。不久，当工厂由于蒸汽动力的使用而产量大增，从而带动运输需求的日益高涨时，铁路开始逐渐遍布于欧洲和北美等地。曾经的乡村如今成为城镇，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之，经过19世纪，科学成了所有进步的中心，成了工业和知识增长的催化剂。

    但是，工业化也使得工人的处境倍加艰难，因为雇主要求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更长时间，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工业革命带来的并不都是辉煌，那些因为新发明而失去工作，或者还要忍受恶劣条件的人们，很快就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充满憎恨。

    但是总的来说，工业化还是大大增进了货物的供给，使大多数人都能从中得利。运输的改善带来了流动的便利，原先难以沟通的地区就此连成一片，从农场、工厂到市场的渠道大大畅通。特别是在英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结果是，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明显突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演讲大受欢迎。在1859年11月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第一天就销售一空。业余及专业的科学团体或学会不断涌现。有一个组织，叫做英国科学促进会，创建于1831年，有一位名叫惠维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人在1833年造了一个新名词“科学家”来表示它的会员，从而代替了以前的自然哲学家。

    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都已进入成熟的年代，实验方法和实验步骤益趋复杂（这一趋势持续到了20世纪），以至到19世纪末，业余科学家的时代宣告结束。出于需要，有史以来科学家基本上成为全职专业人员，通常都是专家，而不是兼职的业余爱好者或者多面手。他们开始需要外界的财政支持，即使只是为了获得实验所需的设备。他们还需要正规的训练，以便与本专业保持同步，因为研究领域已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并分成各个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以及它们的分支，如有机化学和遗传学。

    法国哲学家卢梭在19世纪开始前充当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锋。科学家也开始分化成理论家和实验家，特别是在物理科学领域。这并不完全是新的趋势。伟大的天文学家、17世纪大理论家开普勒曾经站在第谷的肩上。第谷是伟大的天文观测家，曾经收集了众多的数据，开普勒正是根据这些数据作出自己的结论。伟大的综合家牛顿也是站在实验家伽利略的肩上。但是到了19世纪，实验家和理论家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突出。实验家和理论家的角色很难由同一个人胜任，因为头绪太多或涉猎面太广而难以一网打尽。研究方法如此之多样，以至同一个人常常难以胜任。有多少人能够兼具两种能力——一方面是优秀实验家所需要的细致和耐心；另一方面是理论家所需要的广博和抽象，以便从似乎毫不相干的概念中看出联系，并通过解释和综合引出结果？

    这也是一个科学不断走向复杂化的时代，不仅在诸如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有机化学之类的特殊学科中。特别是，经历了18世纪惊人的进步之后，化学和地质学领域达到了新的成熟。各门学科之间的边界或多或少已被确定，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或诸如18世纪的通才人物，如普里斯特利、笛卡儿和富兰克林都已让位给专家的出现。19世纪30年代，赫歇尔仍然可以选择成为多面手，不仅在天文学，而且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均作出贡献。但是，他已经是例外。科学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深入钻研某一领域或学科，则很难作出重大的贡献。

    但是19世纪也是科学走向综合的伟大时代。从希腊时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少数几个简单的基本原理，以解释物理宇宙和居住其间的生物体中似乎互不相关的复杂细节。到19世纪，万川归一的势头势不可挡，似乎已有一种强烈的暗示表明，每件事情都可以归之于少数几个解释性理论——如果不是只用一个的话。

    物理学家对此体会尤为深刻。牛顿在17世纪就已证明，苹果的下落和月亮的周期性运动，原来受制于同一个力，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多少世纪都未看出其间的联系）。富兰克林在18世纪证明，从铁栏杆受到的静电电击与头顶上的闪电原来也是同一回事。

    牛顿写道：“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力学原理中用同样的推理说明其余的自然现象，因为我认为有许多理由可以推测它们也许服从同样的力。”

    19世纪科学家渴望找到比牛顿设想更为深层的内容，发现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他们做到了。

    原子论于19世纪初在道尔顿的指导下重现，它就是还原论者的信念——希望把自然界中所有复杂的物质形式都还原为少数几个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又服从少数的基本定律。

    到了1800年，伏打组建“伏打电池”——第一个可以使用的电池。在他的发明之前，科学家既不能真正地研究电，也不能利用电，因为他们充其量只能于瞬间捕捉到少量静电或瞬时放电现象。现在他们有电流了。于是，奥斯特恰好就发现了电与磁的相互联系，1820年公布于众。重大突破从法拉第和安培等人的实验室及计算中频频传来。19世纪的许多科学发现源于电磁理论，而电磁理论又是化学中应用电解方法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一个科学新工具是如何打开瓶颈的。

    电、磁和光都是物理世界中同一能量不同的表现形式。实际上，研究者发现，能量可以转变成许多不同的形式：热、机械运动、电和光。许多科学家相信，能量是这个世纪大统一的主题，每一件事情的答案最后都归结于能量的统一理论。19世纪已有如此之多进展，以至于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只剩少数几个了。他们宣称，物理学的研究即将到头，因为有待发现的东西已所剩无几。（当然，他们错了。）

    意欲包容一切的伟大追求并不只限于物理科学。生物学也有这样非同寻常的原理，由达尔文和华莱士所提出，用以解释如此多样的物种何以形成。随着每一次新航路的开辟，人们得以来到人迹罕至的地区，生命世界那丰富的多样性日益令人眼花缭乱。但进化论却有望解释这一切。再有，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对性状的逐代传递机理也提供了新的见解。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科学的统一可以通过理论的汇聚而得到。有些学者，像麦克斯韦，就认为科学的统一有赖于研究方法，而不是任何一种理论（不可思议的是，他本人正是电磁理论的创建者，而电磁理论正是有史以来伟大的统一概念之一）。特别是在英国，最常用的方法是类比或者模型，由此引出一个概念。（法国人则认为这种方法有些幼稚，过于简单。但是在英国，不同背景的科学家都发现，通过建构一个机械模型，一系列的概念就会源源不断出现。道尔顿、法拉第、汤姆生和麦克斯韦都发现模型非常有用。）

    19世纪还见证了炼金术及其神秘主义的消亡，它曾阴魂不散，历经许多代，阻碍科学前进的步伐，尤其体现在化学领域。到了19世纪末，不会再有化学家提起某类神秘兮兮的物质，他们的前辈称之为“不可称量的”物质。就在18世纪，炼金术的残余几乎还在唱主角，并指导人们去探索化学反应（包括燃烧现象）的本质。热、光、磁和电都被看成是无重量的流体，可以从一种物质流向另一种物质。它们的存在不能根据重量检测，因为它们没有重量。拉瓦锡已经在怀疑“燃素”说，认为这是用以解释燃烧的另一种不可称量物质但除此之外，其他不可称量物质仍然是科学理论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接二连三的新发现才导致更为合理的解释方式。神秘主义的残余终于被科学彻底抛弃。

    当科学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其力量和内在一致性时，争论也就随之而生。有些人不满意于科学抛弃了长期以来拥有的信念，这些信念包括炼金术、神秘主义和占星术。许多人不愿正视新理论，特别是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似乎与圣经的解释唱对台戏，并且抛弃了长期公认的等级体系，于是人就成了动物世界的一部分。

    欧洲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思潮也反对科学，认为科学完全扼杀创造力，刻板僵化令人压抑。在德国，歌德和黑格尔成为主要反对者，他们把科学等同于机械论和唯物主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唯心论和浪漫主义的德国自然哲学风行一时。在法国，随着波旁家族在1814年东山再起，反科学的浪漫主义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思维方式，正是雄辩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在18世纪撒下的种子从而催生了这种流行风尚。卢梭曾为理性主义的《百科全书》写过很多文章，后来却信奉浪漫主义，宁可捍卫主观经验而不是理性思想。

    有些知名的19世纪作家，诸如德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ёl，1766—1817）和卡特布朗德（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嘲笑“整个一帮数学家”，而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96）则陶醉于人类情感的力量，傲慢地写道：“数学是人类思想的锁链。我自由自在地思考，从而挣脱了这些锁链。”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类情感和个人主义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他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器。他们看重具有主观性的“心灵”和想象能力，拒绝更具客观性的科学思维。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如此表达浪漫主义的心声：他“只确信内心的感受和想象的真实。想象中认为美的就一定是真实的……”。

    有关进化论的激烈争论表明，科学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间已在开始发生一场较量。许多人对达尔文的解释感到心神不安，因为这一解释暗示，自然界众多物种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从共同祖先演变而来。英国几乎每份保守的报刊都登载过漫画，讽刺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赫胥黎，把他们画成猿、猴或大猩猩。但媒体对此的高度关注恰恰表明它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16世纪哥自尼的时代已经远去，那时只有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学者有望跟踪科学提出的辩论，大众不会有此兴趣。当科学，或者至少科学的一个公开角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时，这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随着岁月——和发现——不断向前推进，焦点的强度也将随之增加。

    结论

    还有多少是未知的

    幸运的是，科学，就像它所属于的自然界，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它属于世界，没有国家也没有年代。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越感到还有更多仍然是无知的……

    ——戴维（Humphry Davy，1778—1829）

    19世纪在科学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诸多重大发现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其中有：原子理论和几十种新元素，热力学、电和电磁学，多样化的、演变的物种和恐龙骨骼，动植物细胞和传染疾病的微生物。新工具和新方法不断涌现，例如电解和光谱仪，提供了通向元素、恒星和宇宙之门的钥匙。科学家相互启发（如法拉第与戴维，麦克斯韦与法拉第），互相竞争优先权（如戴维和周围几乎每个人），互相尊重（如达尔文和华莱士）以及诚恳地辩论（如赫胥黎和莱伊尔、阿加西等人的辩论），使科学思想百花齐放。这是一个科学终于使自己成为一门职业的时代。

    但是到19世纪末，科学的核心已濒于变革的边缘。道尔顿、法拉第、威耶、麦克斯韦和亥姆霍兹所认定的绝对的终极真理，一种高贵的追求，看来将经受重大冲击。19世纪90年代正当新生一代就要脱颖之际——普朗克、卢瑟福、玛丽·居里、伦琴（Wilhelm KonradROntgen，1845—1923）、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和爱因斯坦，有某些绝对的东西似乎稳定不变：牛顿力学和它的三维空间及线性时间、热力学定律、被以太所包围的麦克斯韦电磁波。但是，20世纪的到来却带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也许所接触到的只是科学冰山之一角。

    当普朗克在19世纪70年代末学习物理学时，他的一位老师曾劝他不要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只有少数几个遗漏的问题没有解决，总的说来，主要的发现都已经做出了。但是，后来证明，科学确实与它所考察的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无限的，而上文戴维的话，在19世纪末仍与19世纪初一样有效，直到今天这句话也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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