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的路有多长？

    1986年，北京。

    2月，北京已悄悄地从料峭的寒冬中走了出来。当一阵暖似一阵的轻风在城市的上空鼓荡的时候，淡淡的春意便开始在大街小巷中悄然流淌起来。流淌着的春随心所欲地信手涂抹着新绿，在树稍草尖的嫩叶上，在来去匆匆的脚步声中，在人们流盼回顾的笑容里。

    王大珩走出会场，脚步匆匆地走向等候他的一辆老式伏尔加轿车，一声不吭地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

    司机师傅有些发愣，他从来没见过王大珩这个样子。在司机师傅的印象中，王大珩总是温文尔雅极讲究礼貌礼节的。往常，不管有什么急事，他总是微笑着先与司机打过招呼再上车。但今天王大珩的神态却似乎有些异样。

    司机师傅保持着平缓的速度，不急不躁地开着车。他知道只有车里才是王大珩最好的休息之处，因此，他并不急着把他送回家。他希望王大珩能在他的车里多睡一会儿。车队的司机都知道王大珩能睡，而且是闭眼就着。只是，谁也说不准这一手是老先生天生的本事呢，还是累出的毛病？反正大家都知道，只要王大珩一上车，过不了三两分钟准会响起酣声。司机师傅当然一口咬定是累的。他给王大珩出车最多，出入王大珩家的次数也最多，他心里有数。他早已习惯了在王大珩那均匀的酣声中不急不燥地开车。

    突然，司机师傅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走了好半天了，怎么一直没听见酣声？他诧异地看了一眼，发现王大珩端坐在座位上，毫无睡意地微蹙着眉头，正默默地注视着窗外。老先生的神情显得很专注，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司机师傅不由自主地顺着王大珩的目光向外面望去，却只看到了潮水般蜂拥而过的自行车流。

    王大珩其实什么也没看，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结束的对美国“高边疆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上。

    一切都是由三年前里根总统那个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引起的。

    1983年3月23日。

    美国，白宫。

    里根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对着摄像机沉默的镜头，露出了他那特有的既和蔼可亲富于幽默，又充满自信的微笑。

    这位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是凭借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低落的政治背景，高喊着“重振国威”和“重整军备”的口号上台的。上台以后，他一直在寻求一种能扭转军事力量对比中对美不利趋势，重获对苏军事优势的有效方法。眼下，总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走出迷宫的道路。他正准备以一种造成轰动效应的方式，把自己的计划公诸于世。

    里根总统喜欢这种方式。

    环顾身居其中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根总统心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很久不曾出现过的冲动。

    四十年代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罗斯福总统制定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针对在原子裂变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德国，历时四年，耗资20亿美元，终于以美国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而宣告成功。“曼哈顿”计划最终导致人类战争历史进入了核武器时代。

    五十年代末，也是在这间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制定了著名的“阿波罗”计划。这是一项为赶超苏联先进的航天技术而制定的人类登月行动计划。“阿波罗”计划投资300亿美元，动用了40多万人。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从此揭开了人类进入空间时代的序幕。

    今天，还是在这间椭圆形办公室里，里根作为美国的第四十任总统，将向全世界宣布一项远比“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庞大得多的新的计划----“战略防御”计划。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项集一切尖端技术之大成的“战略防御”计划是否会如他所希冀的那样，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无论结果如何，总统已经预感到，这项出自他手的迄今为止最为恢宏的大战略计划，必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飓风。

    他期待着。

    时间到了。总统的微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曾经是美国中西部最著名的体育节目播音员的总统，声音依然动听：

    “……由于核武器令人生畏的破坏力，我们必须谋求另外一种遏止战争发生的手段。我宣布，我已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下令制定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计划----战略防御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最终消除由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所造成的威胁。

    “让我同大家一起来设想一个带来希望的未来，那就是制订一项计划，用防御性的手段来对抗令人生畏的苏联导弹的威胁。让我们求助于技术的这样一种力量：它曾萌生了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了我们今天享有的生活质量。

    “我号召我国科学界，那些给我们造就了核武器的人们，现在把他们的伟大才智转向人类和平事业，向我们提供使这些核武器失去作用和陈旧废弃的手段！”

    这就是里根总统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

    世界上所有敏感的政治家们在这一刻都睁大了眼睛，他们从里根总统的演说中迅速捕捉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世界将产生变化！

    人类社会将发生动荡！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将面临新的抉择！

    前苏联

    里根总统“星球大战演说”的第三天，莫斯科立刻作出反应。

    3月26日，安德罗波夫出现在记者面前，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指出：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使苏联在美国的核威胁面前解除武装。

    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用前所未有的强硬的口气说：“谋求对苏联军事优势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苏联从来不允许这样作，从来不会对任何威胁毫无防备。但愿华盛顿会好好领会这一点。”

    此后，苏联开始积极活动，一面在国际上广造舆论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予以谴责，一面利用各种机会在西欧国家中进行游说，争取他们站到反对的立场上来。同时，苏联还在联合国不断提出新的议案，为“星球大战”计划设置各种障碍。

    在此期间，苏联的领导人虽然两度更换，但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却始终一致地保持了安德罗波夫式的强硬口气。

    法国

    这是一个在西欧诸国中最具独立意识的国家。

    法国总统密特朗素有欧洲最有文化修养、最博学多才的国家元首之称。他不仅酷爱文学、喜欢史地、迷恋音乐，还有着超凡的坚韧性格。这位二战时期曾进过德国集中营的老兵，对太空军事化倾向始终持反对态度。“星球大战”演说之后，密特朗总统就针锋相对地告诉里根，法国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不支持、不参加。

    密特朗总统很清醒。他知道西欧国家需要的是东西方的低均势，而不是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西欧地处对抗的最前沿，是全世界核武器、常规武器、军事人员与装备最集中的地区，也是美苏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的地区。这里不仅是双方规模最大、武器装备最现代化的军事演习场，更可能成为美苏随时向对方显示武力的战场。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势必激化美苏矛盾，从而使西欧国家卷入一个新的更加动荡的旋涡之中。如此下去，西欧国家的低均势战略将不复存在，灵活反应战略也将名存实亡，英、法有限核力量的作用将削弱，军备控制谈判将更加渺茫！

    西欧面临挑战！

    法国面临挑战！

    密特朗总统意识到历史又一次把法国推向了西欧政治舞台的中心，把自己推到了领衔主演的重要位置。

    这是一个机会，是所有政治家都希望能出现在自己政治生涯中，以充分展示自己政治才华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没有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会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985年4月17日，密特朗总统在经过认真的酝酿之后，向西欧喊出了一声响亮的“尤里卡”！

    “尤里卡”是古希腊语，意思是：“好啊！有办法了！”“尤里卡”是因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而著名的。据传，有一次阿基米德在浴盆中洗澡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发现了他久未解决的计算浮力问题的办法。他惊喜地大叫了一声“尤里卡！”立刻冲出浴盆，不顾一切地跑到大街上，赤身裸体地向每一个遇到的人讲述自己的发现。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便从此产生了。

    整个西欧都听见了密特朗总统的喊声：好啊！我有办法了！

    可是，整个西欧都会赞成密特朗总统的办法吗？

    英国

    唐宁街10号的态度多少显得有些暧昧。

    3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以明显不赞成的语气指出：“星球大战”计划不会导致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而将使核力量对比更不稳定，使武器竞赛升级。

    随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疑虑重重地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星球大战”计划只不过是一个“21世纪的马奇诺防线”。

    撒切尔夫人的心情有些矛盾，但她显然很在乎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也认为美国应该在太空武器的研究上赶上苏联。经过长时间的权衡之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向美国发出信号：否认她同里根总统在这一问题上有分歧的说法，表示她认为美国在太空武器方面所进行的新的研究不但自然而且明智。此后，撒切尔夫人的态度突然变得异常积极。她多次利用访美机会向里根总统传递信息，表达伦敦愿意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愿望。在《华尔街报》记者采访她时，撒切尔夫人甚至有些过分地显示出对此的热情，她说：“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参与美国人的这一计划，我将感到很高兴！”

    但是，在最后的阶段，英国却戏剧性的突然转向了法国提出来的旨在对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尤里卡”计划。

    1985年6月2日，距17国联合签署“尤里卡计划”的巴黎会议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突然宣布，英国已通知法国，打算支持欧洲的技术倡议，以对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可能会造成的人才枯竭。

    联邦德国

    科尔总理一直犹豫不决。

    在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和法国的“尤里卡”计划之间，联邦德国的态度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处境不同，联邦德国似乎更多地需要美国的核保护。因此，科尔一度对“星球大战”计划期望较大，把它看成是欧洲的一个“历史性机会”。科尔总理曾在波恩首脑会议上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这曾导致德、法关系一度蒙上了阴影。

    但联邦德国内部意见极不统一，朝野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星球大战”计划持反对态度。科学家中反应尤其强烈，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抵制行动。第一次是350名科学家联名致函科尔，表示拒绝参加美国太空计划。第二次是由13000名科学家签名，表示将拒绝参加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有关工作。

    在犹豫不决之中，科尔派出国家安全顾问特尔契克率专家组访问美国，以求进一步了解“星球大战”计划。特尔契克的报告令科尔很失望。科尔发现，美国所谓邀请盟国参加其“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要以承包商的形式同欧洲公司直接建立纯商业关系，而不是与之共享高级技术，更谈不上政府间的全面合作。科尔终于清醒了，几乎是在最后的一刻，联邦德国毅然转向了法国。

    1985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内阁宣布支持法国的“尤里卡”计划，同时宣布不以政府名义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日本

    最为振奋的是以野心、顽强和心计著称于世的日本人。

    日本人对来自美国的“星球大战”邀请，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中曾根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对“星球大战”提供合作问题，将依据1983年两国就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进行，必要时也可以考虑派遣技术专家。

    但是，日本对其参加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情况始终秘而不宣。就日本技术力量的发展和其一直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意向来看，日本人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近年来，日本的宇宙开发越来越朝大型化发展，谁能肯定这其间真的没有“隐藏着军事战略的远大设想”呢？

    日本跃跃欲试。

    里根总统的一个喷嚏，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大感冒。

    正值下班的高峰时间，大大小小的车辆首尾相衔，吃力地在快车道上爬行。几乎每个主要路口都在塞车，北京的交通是越来越显得拥挤了。

    王大珩收回目光，随手翻开了手里的会议材料。

    自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演说以后，国内各方面反响十分强烈。从1983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讨、论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美国试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是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

    目前，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各方面早已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却仍存在着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我们的国力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搞高科技，我们可以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他们搞出来以后，我们也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了。

    这一类研讨会王大珩参加得多了。每参加一次会，王大珩的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增加几分沉重。世界上关于“星球大战”的话题已经沸沸扬扬地炒了整整两年了。两年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985年中，整个世界几乎都行动起来了。各种各样符合或针对“星球大战”的对策、计划纷纷出台：日本首先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署了“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南朝鲜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国家争先恐后地相继出台科技发展战略大举措，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也因此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星球大战年”。现在，当时间已经走到了1986年的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仍旧是：怎么办？

    这能不叫人着急吗？

    在刚刚开过的研讨会上，人们仍旧是各执己见，王大珩真有些耐不住了。王大珩发言时显得有些激动。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持积极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认为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延误时机了，有关方面应该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情绪激动时的王大珩与平时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平时，王大珩是个典型的儒雅温和的好老头。眼镜常常滑落在鼻尖上，眼睛总是在镜片后面和善地微微眯缝着。但一旦情绪激动时，王大珩那眯缝着的眼睛就会突然睁开，炯炯地射出睿智的光。这时，你就会看到另一个王大珩：一个容易激动的、极有个性的王大珩。

    近几年来，王大珩一直在积极主动地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这项工作是从1980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被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后开始的。

    到技术科学部后，王大珩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具有最高科学咨询功能的科学院各学部，很少在为政府提供科学咨询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大珩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科学思维在决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还缺乏一定的认识，想不起来向科学机构咨询；二是各学部本身缺乏咨询意识与参与意识。科学院应该是政府决策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但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对这一功能的使用，造成了咨询功能的退化，各学部基本上是处于消极等待咨询的状态。结果，一方面不主动寻求咨询，一方面不主动提供咨询，所谓最高科学咨询机构就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决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和苏联的科学院都扮演着同一重要的角色。二战时期，王大珩在英国就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英国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船只运进英伦半岛，但是，运输船经常被德军潜艇击沉，这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向科学家征询意见。一位数学家依据数学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队，重点保护的方案。按这个方案实施后，果然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好转，大大降低了损失率。这个科学家因此而为英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据说，后来还由此而发展起了一门新兴学科，这就是现在的运筹学。

    这种科学成功地影响战争、影响政治的事例在二战时期简直数不胜数。另一个也发生在英国的更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国在战时设立的“蒂泽德委员会”。蒂泽德委员会是一个空军防卫科学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以加强目前的防御措施，防止敌人的空袭。”委员会成员除空军部长H·E·维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学家。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是化学家、大学校长。两个最著名的委员A·V·希尔和布莱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希尔是世界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之一，1922年曾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是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学生，当时只有37岁，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秘书A·P·罗维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后来以英国战时研究机构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无线电通讯研究机构的总指挥而闻名于世。蒂泽德委员会被称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员会之一。它在雷达的研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研制雷达的决定，并为推进雷达的研制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达研制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使得英国在后来的大不列颠战争中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疯狂空袭。

    王大珩深知在当前世界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科学思维必将在政府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是个做一天和尚就必须要撞一天钟的人。到技术科学部后，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涉及到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对科学咨询问题的思考又促使他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僵局。王大珩想，如果我们改变被动等待咨询的态度，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就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一来能及时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二来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研咨询的重视，使他们看到科研咨询的作用，进而唤醒他们主动向科研机构进行咨询的意识。于是，王大珩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很快，科学咨询便在科学院内部形成了风气。科学院把科学咨询纳入了议事日程，在各学部中都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要求各学部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

    几年来，王大珩主动为政府提供过许多科学咨询，他提出的建议大都被决策部门所采纳。此刻，王大珩心中有一种感觉，自己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课题。

    一个急刹车，王大珩猛地抬起头。

    红灯。

    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被迫喘息着匍匐在路上。

    “这是什么车？”王大珩指着一辆车问道。

    司机师傅扭过头，眼睛霍然一亮，“呵！这是超长型卡迪拉克，美国车。”

    “买一辆这种车得多少钱？”

    “100多万吧？”

    “那么多？”

    “得！现在啊，这北京街面上的好车海了！您看前边那辆灰色的，那是奔驰600，最新款。这边这辆黑色的是大林肯，那辆是凌志，那边那辆是沃尔沃。这些车，哪辆没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也买不下来呀！”

    绿灯亮了，车流又开始缓缓地向前蠕动。

    沉默了半天，王大珩突然冒出来一句：“少买几辆车行不行？我们就不能少买几辆车吗？”

    “什么？”司机师傅莫名其妙地问。

    没有回答，只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一条消息固执地停留在王大珩面前：

    据报道，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进展表示满意。据基沃思透露，目前美国已有可能解决助推段反导弹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沃斯讲话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260公里高空，2.8万公里时速条件下首次接受了陆基激光的反射镜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王大珩多少有些烦躁地把这份材料推到了一边。但另一条消息却又立刻突兀地跃入他的眼帘：

    据英国报刊最近报道，英国以史密斯教授为首的20多名科学家在研究光计算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英国政府迟迟未向其提供研究经费。美国防部获此信息后，立即从“星球大战”计划经费中拨出15万美元，提供给史密斯。若美国获得此项成果，将对“星球大战”计划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王大珩突然耐不住站起身，在房间里打起转来。

    几天来，王大珩始终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的心，使他的心中不断地涌动着一种冲动。虽然，他还来不及理清思路，不清楚自己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但他已明确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

    王大珩正在屋里一边打着转，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刻不容缓！刻不容缓！”的时候，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见到来者，王大珩的眼睛立刻亮了。

    来人是陈芳允，我国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那天的会议陈芳允也参加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陈芳允和王大珩相继发了言。他们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今天，陈芳允就是专为此事来找王大珩商量的。

    一上来，他们就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曾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对“一点没有”和“有一点”大不一样的经验都有着切身的体会。

    他们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但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

    他们说，现在我们虽然还很落后，但比当年毕竟好得多了。如果这一步不跟上，我们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彻底抛弃。

    他们说，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必须要花！

    他们说，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

    他们说，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矫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激动。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说。

    “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

    王大珩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中关村，中国的“硅谷”。

    这座解放后崛起的科学城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表面上看，这里与他处别无二致。一样的市俗街景，一样的碌碌人群。站在科学家群居的中关村街头，你绝对看不出那些从你身边匆匆走过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但在这里，一位穿戴陈旧斜背挎包在公共汽车站牌子下等车的老爷子，也许就是你从小一直仰慕的著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一位提着菜篮子在自由市场与小商贩讨价还价的老太太，也许就是位声名显赫成就卓著的化学家或生物学家；一座简陋的屋檐下可能正在完成一项国际性的尖端课题；一所普通公寓的灯光可能正在照亮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重大项目……

    这就是中关村。极普通而又极不普通的中关村。

    中关村流传着许多街头故事。比如：在中关村友谊商店，一个外表疲塌极不起眼的老头要买东西，售货员忙于热情接待几位老外，对老头不予理睬。但几位老外国籍不同，售货员难于应付。正瞠目结舌之际，老头从容上前，操几国外语流利对话。老外和售货员自然都遇到救星般喜出望外。最后，待得知老头身份后，老外们个个肃然起敬，售货员则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又如：一位不讲究衣着的简朴老妇在商场购物，与营业员发生争执。营业员出口不逊，老妇气得面红耳赤，喘息不止。这时，从侧面冲出一人，指着营业员大喝一声：“住口！你怎么敢这样对她说话？你知道她是谁吗？”营业员毫不示弱：“怎么着？我就这么说话，爱谁是谁！”“告诉你，真要把她气坏了你可担待不起！”营业员嗤道：“您别来这套，我还真就不吃这个！就冲她那副模样，好赖我担着了！”“好吧，我告诉你，她是×××！”营业员果然愕然，立刻就此打住，再不敢多出一言--她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位不起眼的老太太竟会是久闻大名的大科学家。

    于是，中关村街头就出现了一句听着不恭却又透着几分形象的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似要饭的，走到跟前一问是中科院的。

    这就是中关村。不可貌相，不可斗量的中关村。

    有一位老板同长春光机所的人一起来中科院谈合作项目。光机所的人说我领你到中关村住吧。老板问条件好吗？回答说那是专门接待科学家的，中科院院士来北京都住在那里。老板自然也想享受享受院士级待遇，立刻表示赞许。于是，老板被领进一个陈旧的招待所，安排到一个半地下室的房间。看着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窗户，老板不相信地问，你们是懵我吧，院士能住这？回答说一点没错，院士都住这。并指着身边走过的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头说，你看，那位就是中科院院士，不信你可以问问。老板没问，呆呆地看着老头手里端着的饭盒，看着饭盒里的馒头大白菜，看着那满头漂动的白发，梗在那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成果鉴定会邀请一位著名科学家参加。这位科学家一大早给别人打电话，说我搭你车去行不行？问你没有专车吗？说，笑话，我凭什么有专车？问那你怎么不要车，你不是有资格要车的吗？说我不习惯要车，凑合着搭你的车去算了。你几点走？我提前到你家楼下等着。就来等了，在瑟瑟的寒风里站着等。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这位科学家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

    这就是中关村。吃着草，挤着奶和血的中关村！

    看懂了中关村，也许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科学家的确切含义。所谓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样子很普通，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穷酸。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却从无怨言。他们一代一代超负荷地用自己的身躯构筑着中国的科学筋骨，只为了一个不灭的希望：

    用科学的筋骨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弯的脊梁！

    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中国科学家王大珩怀着这个不灭的希望，匍匐案头，向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郑重地写下了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

    没有人要求他这样作，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这样作是否会有结果。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这样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科学家，他的身后站着中关村的良心，站着整个中华民族，站着曾使一个民族受尽屈辱的中国现代史，站着让一个民族如醉如痴地作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他别无选择。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通过非正式渠道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紫阳同志：

    首先向您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邓小平的目光停在了王大珩三个字上……

    此刻，中国和世界都在等候着这位饱经风霜的中国政治家的历史抉择。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科学家常处于一种很悲哀的地位，他们的真知灼见往往要依赖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决策水平才能得以实现。为这句话作注脚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和罗斯福的故事。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曾以他的胆识和魄力征服了整个欧洲。公平地说，拿破仑对科学、对科学家是很尊重的。他曾在一次率部队经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下令让学者和驴子走在队伍的中间，以便得到保护。这个著名的“学者和驴子”的佚闻，充分地表现出拿破仑的远见卓识，为拿破仑赢来了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极好声誉。

    但拿破仑也有缺乏眼光的时候。拿破仑战争时代，一个叫富尔顿的年轻的美国发明家，在法国用瓦特蒸汽机作为动力，造出了一艘汽船。富尔顿找到拿破仑，向这位法国皇帝申请资助，建议建立一支由蒸汽机舰艇组成的舰队。他满怀信心地告诉拿破仑说，您若是拥有了这样的舰队，无论在什么天气下都能在英国顺利登陆了！拿破仑根本不相信富尔顿的神话，军舰没有帆怎么可能行走呢？在这个小个子科西嘉人的想象中，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认为富尔顿是个骗子，干脆将他赶了出去。

    于是，拿破仑与一个拱手送到眼前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富尔顿回到美国，于1814年为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军舰。从此开创了海上作战的新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曾经评价说，这是一个由于敌人缺乏见识而使英国得以幸免的例子。如果当时拿破仑稍稍动一动脑筋，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19世纪的历史进程也许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罗斯福则比拿破仑聪明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流亡到美国。他听说德国正在加紧研究链式反应，并禁止被其占领的捷克铀矿石出口时，立刻意识到德国可能正在研制原子弹。若让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拥有了原子弹，人类的未来将不堪设想。西拉德立刻草拟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和其他两位物理学家一同找到了爱因斯坦，希望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威望给美国总统写信，说服美国政府率先研制原子弹。爱因斯坦很赞同他们的想法，立刻在西拉德写好的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爱因斯坦把这封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顾问萨克斯，委托他一定要面呈总统。

    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亲手将爱因斯坦的信交到了罗斯福的手中。开始，罗斯福总统没太在意。看过信后，总统只随便地说了一句：“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不过现在政府没有精力考虑这件事情。”就随手放到一边去了。萨克斯一看总统无意支持此事，心里非常着急。第二天，趁罗斯福总统请他共进早餐的机会，萨克斯为总统讲述了拿破仑当年拒绝富尔顿建造汽船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果然打动了罗斯福总统，总统当即叫来随从，命令立刻组成一个铀咨询委员会。这件事最终促成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并因此把人类战争带入了核武器时代。

    罗斯福的聪明在于他敏锐的科学意识，在于他懂得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迅速地调整思维偏差，及时抓住科学赐予他的机会。

    那么，邓小平呢？

    邓小平甚至不需要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说服，作为中国最高决策者的邓小平，当然不会错过历史赋予他的机会。

    3月5日，看过四位老科学家联名签署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后，邓小平当即作出批示：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批示后，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这个计划根据王大珩等人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影响大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名字“863”一下就叫响了。

    举世瞩目的“863计划”就这样诞生了。

    十年后，1996年3月21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在头板醒目位置这样向人们介绍着硕果累累的“863”

    “863”使美国麦道公司与我们合作生产飞机机头；

    “863”使15000多种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增加产值上百亿元；

    “863”使卫星覆盖率达国土的80%以上，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863”使每位国民多得口粮25公斤；

    “863”使中国人拥有“工业领先”的企业；

    “863”使每个新生儿对乙型肝炎免疫；

    “863”使共和国拥有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击的队伍；

    “863”在“九五”期间的实施将强有力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1994年的8.3%增长到25%……

    这就是“863”！

    显然，这家报纸是想用直观的例子和更接近老百姓生活的描述来说明“863”。其实，“863”何止如此！

    至1995年底，“863计划”囊括的7个高技术领域中所选定的2800多个课题，已有1398项（占49.9%）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55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占39.3%）；475项已进入应用领域（占33.9%）；133项已转化为产品（占9.5%）。在参加“863计划”的3万人次科研人员中：有数百人被培养成为决策层次的专家，其中数十人已被接受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同时还培养出博士后207人；博士1490人；硕士3868人。

    这些，也许还不是“863”的全部。

    “863”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她再一次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她必将照亮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在“863计划”十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谈到自己所起的作用时，曾形象地说：“我们只不过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

    催化剂是一种为改变化学反应速度而加入的一种物质。又称“触媒”。

    严格的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甚至包括一个国家，他们在社会历史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都只能是催化剂的作用。只不过其作用有大有小有正有副罢了。催化剂的特性决定了它既可产生正催化作用又可产生副催化作用。也就是说它既可加速反应速度，又可减缓反应速度。于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常常会出现种情况，原本希望加快反应速度，但却事与愿违，反而减缓了反应速度。而能否正确地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催化作用，关键就取决于作用者是否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胆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双王大珩那样的国家的眼睛；不是每个人都能象王大珩那样用国家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是每一双眼睛都能看清国家的命运。不是每一个看清国家命运的人都能及时地发出震耳聩聋的呐喊。这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敏锐和智慧，还需要民族的良心和勇气。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人，才有可能超出个人力量的囿制，把个人的影响渗透到一个国家或整个民族的行动中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仅仅如此似乎还不够，催化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这就是它一般具有选择性，它只能使某一反应或某一类型的反应加速进行。这自然就涉及到政治家的素质问题了。如富尔顿和拿破仑的故事那样，再有效的催化剂在短见的政治家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应该说，王大珩是幸运的，他有幸找到了邓小平，找到了这个必将大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政治家。于是，科学思维与政治思维在一个契合点上碰撞出火花，一个必将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重要影响的计划便由此产生了。

    能遇到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是科学家王大珩们的幸运。

    能遇到王大珩们这样的科学家，是政治家邓小平的幸运。

    那么，能同时拥有邓小平和王大珩们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运了！

    “863”之后，王大珩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咨询活动中去了。他充分利用参加人大和政协这样一些国家最高政治活动的机会，积极参与提案工作。几年来，出自王大珩之手的重要提案不断：1988年，王大珩做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应恢复政协中科协专组的意见》，后在会上得到通过，在政协中恢复了文革前的科协组；1989年，鉴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王大珩与王淦昌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此项建议后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并已开始实施；1989年，在王大珩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我国颜色标准委员会，最终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定了法定颜色标准；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国工程院遂于1994年正式成立。

    随着科学咨询范围的扩大和深入，王大珩的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犀利了。他开始越来越自如地用国家战略的眼光去观察问题，越来越自觉地站在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各个领域中去了。

    1986年3月5日这一天，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历史性抉择。而王大珩则迈出了从一个学科科学家走向战略科学家的最关键的一步，完成了从普通的学科科学家到国家级的战略科学家的质的飞跃。

    这一步，王大珩走过了整整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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