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已经无可挽回。市区那边，东城全面内涝，城乡接合部的村庄房屋基本淹平，一些未及撤离的农村灾民攀附在电线杆上呼叫，或者卸下自家的门板在水上划行，其状凄惨。城区街道无不进水，高低楼宇无不矗立于水面，如海市蜃楼影像里的水上都市。美丽宽敞的迎宾大道行驶着武警部队救助灾民的冲锋舟，路两侧崭新的高楼之下，所有地下室全部被洪水灌满，泊停在地下车库里的各式车辆全部淹没于水平，密闭性能特别优良的一些高档轿车如汽艇般漂浮于水面，在水流的推动冲击下互相碰撞，有如公园游乐场里的碰碰车。大量安放在地下配电室里的变压器进水短路，彻底报废，造成供电中断，所有人家全部断电，电梯停止运行，人们被困在黑暗狭小的电梯里发抖，叫天不应，入地无门。
李龙章率大批干部奔走于东城，出没水中，抢人救命。
东城内涝，下水道施工未及时完成，影响排水是一大原因，罪魁祸首却无疑非梅溪洪水莫属。梅溪洪水得以长驱直入强击东城，与梅三水库直接相关。这一座水库本该发挥水利设施应有的防灾效益，拦洪蓄水，减小梅溪洪水，减轻东城内涝，但是没有。相反，它对上级指挥部门的命令置若罔闻，置东城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大放其水，彻底泄洪，以一个所谓的“多来米骨牌”恐怖神话为依据，一味自保，蓄意陷东城于泽国。这有如犯罪。
张子清站在梅三水库的综合楼走廊，看着天上的雨水渐渐稀薄。水库还在轰轰泄洪，大水飞迸而下。大雨已告平息，难关已经过去，本水塘健在，未曾崩溃，如其所愿。但是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老宋的电话再次自天而降。
老友很关心：“情况怎么样？过坎了？”
张子清说过了。惊心动鬼。
“什么？”
“标准说法是惊心动魄。”
“站完最后一班岗了，”老宋问，“打算什么时候到省里来？”
张子清说恐怕去不了了。他得马上回家写一份材料，及早准备，肯定很快就会有人要来找他，他得认真对待，配合调查。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也可能有事，那就该去住一家免费旅馆了。
老宋发笑，说胡扯，现在搞什么不要钱？哪一家旅馆可以不交钱想住？
张子清说是有一家。到时候欢迎参观。
他没跟老宋多讲，眼下多说无益。他心里很明白，知道自己可能没救了。从被祝英台“逼上梁山伯”那时起，他就陷入了多重两难的困境。如此灾害天气，东城必然受灾，只要他到东城，未能有效防灾之责必定难免。东城水灾的最大隐患是梅溪的三座水库，他置之不理就是失职，他一上梅岭就把这三颗炸弹挂上自己的脖子。他守在梅三水库，关闸拦水可能导致库垮，开闸泄洪则必定水漫东城，两边都是责任。水库要是蓄洪垮坝，他执行了错误决定是责任难逃。他坚持泄洪，保水库无损，人们又会说事实证明水库结实得很，把闸门关好可能也一样没事，既保了水库，又保了下游，为什么不这样做？他竭力避免水库垮坝，但是只有水库垮了才能证明他是对的，保下来反而不能说明问题，让他变成古时候喊叫“狼来了”的那个坏小孩，这小孩不光骗人，他还害人，应当让他自食其果，把他丢给狼吃掉算了。
张子清要小赵通知驾驶员备车，打道回府。
“一会儿你给市防指打电话，”他交代小齐，“告诉他们我离开了，请求他们给你进一步指示。跟他们说，这里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决定的。”
小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张子清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就这样，没事。
他让小赵先找陈聪，问一下道路情况，现在哪一条路可以进入市区。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陈聪说现在到处大水，不知道怎么好走。李市长亲自到东城指挥救灾，眼下他们都在水上。他在后头，市长坐的是第一辆冲锋舟。
“我们也去，坐冲锋舟。”张子清把手一摆，吩咐小赵，“问他受灾情况。问伤亡，有没有死人。”
陈聪说死人了，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正在紧张了解。据汇报，坂头镇沙洲乡倒了一片房子，其中一座是三层楼，主人和旁边几户亲友觉得房子结实，不会有事，一起躲在里边，不听劝告，没有撤离。这房子旁边有一条沟，水从沟里涌出来，地基掏空，房子倒塌，所有人都压在里边。现在李市长正带着他们赶往沙洲。
张子清默不作声。
小赵说：“张副，陈书记问您有什么交代？”
张子清说还交代什么？人死了，命没了，一笔勾销。现在还怎么办？把尸体挖出来，先冲洗干净。找个平整点的地方，一具具摆放好，用水龙头冲。以前干过。
“会不会真是我的错？”
他没再说下去，忽然弯下腰，扶着墙，放声痛哭。
那时楼上楼下都有人，所有人都把脑袋伸出来，万分惊讶，看着他哭。没人敢说一句话。小赵赶紧招呼，驾驶员把车倒过来停在楼前。小赵把张子清扶上了车。
越野车发动，转弯，驶出楼前空地。突然小齐从后边飞跑而来，手中高举一根棍子不停地挥舞。原来是张子清忘了他的拐棒。
他们停了车。小赵从窗口接过拐棒，越野车迅速驶离。
他们顺梅岭盘山公路往下，昨天被他们搬开的断树还倒在路中，那处塌方又往里塌了一截，剩下的路基仅容车轮过去。然后又是一根断树，又是一处塌方。
车到山腰，一个电话飞驰而至。
是孙庆明，他的声音全变了。
“张副市长，您走到哪里了？”
张子清说还在山里。到处塌方，路很难走。
孙庆明说情况紧急，市长让他赶紧挂电话。
“什么事？”张子清问，“听上去吓坏了？”
孙庆明说，刚刚得到报告，几分钟前梅一水库突然垮坝。
“胡说！”
“真真真的。”
这种事孙庆明哪敢胡说。真的垮了。雨渐停，但是满山是水，雨水顺着山涧沟壑不间歇地往下流，还没蓄够，梅一突然就溃堤了。
张子清下令停车，立刻倒回梅三。半道上电话再至：梅二水库随之崩垮。
多来米骨牌终于逐一倾倒。
梅三已经乱成一团。张子清下令按照应急预案处置，将所有人员全部撤到安全地带，继续密切监控水情，采取一应相关措施。
“小齐还有什么办法？”张子清问。
小齐一脸苍白。他说不知道。
“那么听天由命。”
水面迅速上涨。上游水流汹涌而至，猛烈冲入水库库区。
张子清起身走出小楼。小齐小赵两人跟在后边，站在楼外空地上看着大堤，大水冲击大堤，在堤岸下盘旋上升，大堤像在水中摇晃。
“咱们还有多少时间？”张子清问。
小齐说他计算过流量，有很大变数。也许撑一个小时，也许二三十分钟。三个水库里，梅三库容最大，泄洪最坚决，堤坝也最结实，应当可以多撑一些时间。
张子清说：“现在山下正在紧急疏散。能撑一点是一点。”
小赵说：“又下雨了，张副进屋吧。”
张子清不想进屋。他想去走一走，既然干不了什么，就散散步吧。
他从小赵手里接过拐棒，把小齐手里的雨伞也接过来，让两位年轻人不要跟随，他要独自散步。两位年轻人留在小楼下，看着他一手撑伞，一手拄拐，慢步离去。这时候他丝毫不瘸，嘌呤忽然失去作用。
他走到了水库边沿，沿着库坡一条小路绕向大堤。水库里的水流顺着库坡，在他脚下一层一层往上涨。他从库沿小路走到水库大堤，大堤在急剧高涨的水流冲刷下吃力地坚持着。他回头看了一眼，两位年轻人冒着细雨，在身后紧随不去。
他举起拐棒向他们晃晃，示意不许再跟。而后他快步前进，跨上了大堤。
他一直走到大堤中段。前方山边，泄洪道轰隆作响，洪水正倾泻而下。
他把拐棒插进堤上一个石缝，拿出手机，给妻子挂了个电话。
妻子说领导怎么搞的？一直忙到现在才想起汇报？
她的声音很小，被浩大水声冲得支离破碎，听起来分外吃力。张子清把手机贴紧耳朵说话，这时已经没法对话，像是自言自语了。
他说现在无事可忙，他在散步，对脚下这口水塘做实地考察。这里水流滚滚。起初他有点悲伤，实在没有办法就当中流砥柱吧，准备发布遗言，当个好汉。水塘崩裂肯定死人，负责领导第一个死，也算是个交代，以谢天下。眼下他的想法忽然改变。这座水库这条大坝看起来相当结实，比较稳固，这是前辈的作品。当年主持修建这座水库的那些人看来很知道要害，比较实在，修的水库打的基础都相当牢靠，危难关头依然管用。回头要查一下这是谁，建议予以表彰，号召深入学习。此刻他感觉到希望了，虽然天灾巨大，人力难比，有前人修筑的这条大坝，有他到来后的坚决泄洪，估计还有余地，最坏的灾难还可能避免，更多的人命有望保住，大家竭尽全力，最终还是有成效的。他已经在考虑日后接受调查时怎么说，材料怎么写。反思剖析，对的错的，应该的不该的，经验教训，各罗列几条。有一条肯定要提：李龙章推他上山，无论如何确属知人善任。看起来不需要在这里以身殉职，他信心倍增。
“我感觉这个骨牌不会倒，它能撑住。”
一小时后水位停止上涨。
梅三健在，完好如初。
原载《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
原刊责编杨泥
本刊责编黑丰
作者简介
杨少衡，籍贯河南林州，1953年12月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69年下乡当知青，后分别于乡、县、市机关部门工作，现就职于福建省文联。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创作谈：昨日的哭泣
杨少衡
《多来米骨牌》里有一场天灾，有两位要员，有他们彼此的关联和冲撞，在利害纠缠、沉浮起落和风险抉择间表现他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和他们各自的理念。这小说让我很投入，但是写作时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直到耳畔突然响起了一个哭声。
这要述及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家乡的地区行署里当小干事，当时很年轻。此前我在下边一个县里工作，干过知青、磨坊杂工、小学老师、县机关干部，然后被派到乡下。当时乡村还是人民公社体制，我在当地一个公社任职，管一些事，挂一个村，只呆一年，没干出什么名堂，出了件事很轰动：有一天感冒了，找村里合作医疗土医生开几片药吃，居然吃得胃大出血，急送县医院开膛，切胃四分之三，这以后在下边再干困难挺大，只好寻求撤退。当年从基层往地区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类似于今日外省人士进京求职，有户口指标之类限制。有一位当时握有权力的领导闻知这年轻人在乡下把胃切掉了，肚皮上留下刀痕一道，很同情，特批同意接收，于是得以进城回家，到了该领导所在的行署机关工作，成为他的下属。后来我对这位上司一直心存感激。机关里小干事日常工作不外抄抄写写，上传下达，有时得去敲领导办公室的门，送送文件，请示相关事项。有一天我去给这位领导送一份急件时过于莽撞，匆匆推门进去，才意外发觉不对：这人在哭，独自坐在其办公桌后边，掩面而泣，竟然还呜呜有声。领导如此动情，让小干事突然撞见，那场面挺尴尬，彼此都很难堪，特别是我这种当部下的。当场不敢多说，把要送的文件往桌上一放，赶紧抽身退出。毕竟年纪尚轻，好奇心切，事后不免偷偷打听究竟，一听更意外，并不是上司家里死了谁谁，竟是看文件看哭了。那一年北方某省某县出了数起涉农案件，当地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欺压打骂群众，导致无辜百姓非正常死亡，群情激奋，上级予以严查、痛加处置，相关文件和调查报告转发各地，文件中披露了一些百姓蒙难的细节。就这件事。
那时候我阅历尚浅，还很懵懂。知道该上司独自哭泣，为的居然是这个，私下里很惊讶，也很不以为然。我也看了那些材料，不多久那些事还上了报纸。我觉得那是个很严重的事件，但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跟我相距很遥远，并无切肤之感。
二十多年过去了，写作《多来米骨牌》时，我突然想起上述事项，想起旧日上司对我的同情与帮助，更回忆起他哭泣的声响。这时候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隔了这么漫长的一段岁月，见过听过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猛一回头，忽然觉得自己触摸到了当年的那个心灵，感受到其中的真切与柔软。我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我感觉这篇小说被激活了，因为那是一道足以穿透岁月和心灵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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